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精选10篇）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1篇

一、地方财政支农规模区域差异

财政支农支出也即财政农业支出, 从统计口径上讲, 财政农业支出通常有大、中、小口径之分。小口径仅仅限于财政用于纯农业方面的支出, 具体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 这也是各级财政落实《农业法》的口径。在小口径的基础上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农村救济费, 就构成了中口径计算的农业财政支出。大口径的财政农业支出即当前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支出范围, 包括了农村教育卫生支出、农村基层政权的转移支付等。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 故选择小口径范围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净额及其增长速度来对比分析区域财政支农规模。

(一) 各地农业支出总额与增长速度比较

分税制改革以来,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无论是财政支农总额, 还是按乡村人口平均的人均财政支农总额都呈现增长态势, 财政支农总额从1995年到2006年分别增长了4.9倍、5.24倍与5.30倍。从区域差异来看, 财政支农总额呈东、西、中递减。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也呈类似分布, 东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稳步增长, 只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于2002年开始超过东部地区, 但表现出不稳定性。中部地区无论从总额还是人均总额来看, 都要低于东部与西部地区, 中部农业经济塌陷的财政原因由此可见一斑。从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长速度来看, 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为稳定, 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2003-2005年间, 2003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负增长, 2004年财政支出巨幅增长, 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66.76%和95.05%, 但2005年又大幅回落, 西部地区甚至负增长。这说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缺乏计划性和长期规划, 随意性强, 没有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

(二) 各地农业支出净额与增长速度的比较

支出净额是指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与财政从农业得到的收入 (主要指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之间的差额, 由于它考虑了政府对农业的收入和支出两方面, 可以更准确地反映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支持程度。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以后, 财政支农净额与人均净额都高速增长, 二者皆于2000年超过并大幅拉大了与东中部尤其是东部的差距。中部地区财政支农净额与人均净额也于2002年超过并拉开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究其原因, 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净额的增长除了因受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影响增加了财政支农总量外, 更主要是受国家农业税政策调整的影响, 与东部地区农业各税依然较稳定增长相反, 中西部地区农业各税从1998年就开始出现负增长。其中2003年比较特殊, 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额下降的同时农业各税反而大幅增加, 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分别下降了4.56%、9.06%, 但农业各税收入却在2002年飙升的基础上,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分别增长了10.67%、14.84%, 这必然导致2003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净额较大幅度的减少。这表明区域财政支农支出净额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要远远大于总额的波动幅度。这是由于它不但受支出总额的影响, 也受农业税收的影响。这种对农业支出的大幅起落, 肯定是不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

(三) 财政支农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比较

我国《农业法》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里将我国区域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环比增长速度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环比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以反映区域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倾斜程度和法律保障程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的数据进行计算, 从1996年至2006年11年间, 东中西部地区仅分别有3年、5年和4年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长速度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稳定增长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农业法》中有关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条款实施并不到位, 而且这种情况在东部经济发展地区更为严重。从年均增长速度来看, 中西部地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政策导向下财政支农状况有很大改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讲, 中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总额低下的原因之一在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

二、地方财政支农力度区域差异

尽管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财政支农总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却呈下降走势。区域对比分析表明, 中西部地区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和净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东部地区要高。但评价地方财政支农力度是否合适还应该综合考虑农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本文采用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 以及财政农业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的比值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力度。

(一) 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农业GDP的比重

由图1可见, 与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的下降走势相反, 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占农业GDP的比重都呈上升趋势。但这一时期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比重的上升并不全是由于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加的结果,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农业GDP增长缓慢导致的。其中在1997年至2003年间, 除西部地区2003年农业GDP环比增长速度达到10.55%外, 东中西部地区基本上都低于5.5%,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1999年农业GDP分别比上年下降了4.38%和2.01%, 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从区域比较来看, 西部地区为一比重最高, 而中部地区这一比重最低, 这说明中部地区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二) 财政农业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的比值

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与全部GDP中农业份额的比值高低, 反映了财政支农份额变化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性变化之间的关系。由图2可知, 尽管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 但由于GDP中农业份额也呈波动性下降走势, 两者的比值并没有下降, 反而呈波动性上升。由此说明, 我国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支持程度并没有出现实质性下降。从区域比较来看, 东部地区这一指标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比值最高且呈稳步提高的趋势, 这也反映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所以较低, 原因之一在于农业GDP所占份额较低。

三、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区域差异

财政农业支出的项目结构直接决定了支出资金对农业领域中不同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如前所述, 本文采用小统计口径分析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后对各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项目进行了调整, 之前分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 2003年后调整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 统计项目不一样了, 但加总的总额是一致的。东中西部地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比重都偏高, 2002年以前东中西部地区这一比例最高曾分别达到47%、68%与72%, 其中中西部地区要高于东部地区。在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中, 绝大多数属于非生产性支出, 其中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 用于农业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 且增长速度很快, 而农业发展以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农业专项经费支出比重较小, 且增长速度缓慢。因此, 事业费支出比重偏高必然削弱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 2003年以后因为《中国统计年鉴》对各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统计项目进行了调整、以及县乡精减机构和人员, 这一比例在三大区域都大幅下降, 西部、中部地区的下降幅度要超过东部地区, 这表明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有所优化。

四、地方财政支农资金效率区域差异

在我国现阶段鉴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地提高,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就更为重要。下面用地方财政农业支出与其所获得的经济成果之比来比较分析我国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区域使用效率。

(一) 地方财政支农资金的区域产出效率分析

从理论上讲, 农业产出增长是各种投入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无法分清不同渠道资金投入作用的大小。因此, 分析时只考虑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作用。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效率是指每一元财政农业支出所对应的农业增加值的数额。东中西部地区农业增加值与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总额的比值不断下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 大幅度增加了水利方面等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而这方面的支出金额较大、周期较长, 主要具有长期的生态环境效益, 对产出的影响时滞较长, 短期内经济效益难以显现, 导致对农业增加值的贡献较小。从区域对比来看, 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效率最低, 中部地区最高, 因此, 在加大西部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要重视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二) 地方财政支农资金的区域产出弹性分析

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是指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长1%, 所引起的农业GDP增长的百分比。一般用产出弹性系数来表示产出弹性大小, 产出弹性系数是农业GDP增长速度与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长速度之比。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产出弹性系数越大, 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增长带来的农业GDP增长速度越快, 财政支农支出效益就越好;相反就越差。尽管现实生活中资金投入是农业GDP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财政农业支出也仅仅是农业发展资本来源的一部分, 换言之, 农业GDP增长不完全是财政农业支出增长引起的, 不可以用短期内产出弹性系数的变化直接说明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GDP的影响。但是通过观察产出弹性系数连续多年的变化, 可以排除其他因素干扰, 较为客观地反映财政农业支出的效益状况。

计算结果表明, 1996年以来,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GDP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 二者的比值除个别年份外均小于1, 表明财政对农业投入增加一元钱, 却不能获得高于一元的增加值回报, 财政农业支出的经济效率不高。区域对比表明东部地区这一状况要略好于中西部地区。从波动幅度而言, 中西部地区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的波动幅度较东部地区要大, 尤其是中部地区, 波动幅度最大。中部地区1999年因农业GDP负增长而使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达到最低比值-5.48, 2005年则因财政支农总额增幅减缓, 以及农业GDP因国家对粮食实施补贴刺激了粮食生产导致农业GDP增幅较大而使这一比值达到最大值1.84。这种不稳定也说明了农业GDP的增幅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策的影响。

五、结论性评价

本文在大量查阅相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区域财政支农支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

其一, 从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来说, 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额与人均总额都是最高的, 但因农业各税收入也高, 所以财政支农支出净额相较中西部地区反而要低, 而且在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后比较差距更大;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总额与财政收入总额增长速度的比较来看, 东中西部地区执行《农业法》的效果均不理想, 其中尤以东部地区为甚。

其二, 就财政农业支出力度而言, 尽管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额与净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东部地区要高, 但因为农业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考虑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中西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财政支农的力度反而较东部地区要低。

其三, 财政农业支出项目结构不尽合理。这主要表现在各项事业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偏高。根据李焕彰, 钱忠好 (2004) 两位学者对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的计量分析结果,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事业费的边际产出效应最差。事业费过高必然削弱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为此, 要控制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增长速度, 尤其是严格控制人员机构经费的增长速度。

其四, 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产出效率呈中东西递减分布, 三大地区均不断下降, 产出弹性系数普遍不高且波动幅度较大, 相较而言, 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最低。为此, 在增加财政支农投入的同时应加强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尤其是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 建立并严格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价与考核制度,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魏朗.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经科学, 2006 (4) :111-117.

[2]何振国.财政支农规模与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2篇

关键词：财政农业支出；农民收入；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English Topic An Analysis of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Promotes Our Country farmer income Growing

ABSTRACTthe thesis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ur country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ing from the reform and the open, in terms of the size of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has surely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and promoting our country farmer income growth.

Key word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farmer income;optimizing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8倍，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9年的5153元[1]，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5919元。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来源于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效果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运行状况，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只不过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为研究背景。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两种不同的关系。有时是互补关系，即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拉动的作用；但是，有时二者又可能是替代关系，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一般来说，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可能同时具有替代和互补关系。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能够带动民众收入增长，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贝利首次提出，财政向农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单位 的农民生产性投入[2]。根据这种假说，某农户的生产函数 ， ， ， 。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下降，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是替代关系。相反，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增加，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增加；这时，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呈互补关系。Barro[3]将有效生产概念 引入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Komendi[4]和Aschauer[5]各自用美国的经验资料，Ahmed[6]用英国的经验资料分别检验 的符号；他们研究证明，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替代关系；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互补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农支出变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整体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指出扩大以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起到拉动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加快我国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短期内能够直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长期有助于夯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0》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指农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在城市二、三产业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非农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以及采集、捕猎等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农业收入。今后，财政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会逐年增加。根据农民收入来源的性质，我们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取得的非农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合并为非农业收入，将家庭经营农业取得收入称为农业收入。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为2473元、2356元、448元和642元。

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1980年的21%增加到了2010年的60%，上升了31个百分点；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80年的79%下降到了2010年的40%。特别是从1990年以来，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强劲，非农业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2%，也就是说，在农民来自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来自非农业收入迅速增长，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近年来，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海啸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步伐放慢甚至停止，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农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合法利益，拓宽农民非农收入渠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2）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前面的统计资料分析中得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农作物耕种面积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等。我们应从农业和非农业这两种取得收入的渠道去寻找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因素。

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多少决定了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大小，而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又取决于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接受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和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等。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长、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好，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多，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短、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差，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少，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少，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快，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多，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慢，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少，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农民信贷资金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的权利就越多，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金融越落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7]。农民耕种的农作物面积越多，农民取得的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财政支农支出越多，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8]。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依据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种因素设定模型变量，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 ，解释变量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 、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 、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数量 、农村产业结构状况 。基于以上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设定，我们构建如下面板数据（panel date）回归方程：

其中， 为常数项； 、 、 、 、 分别为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最后一项 是残差项。

（2）数据说明

下面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说明。

本文用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衡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且用1980年等于100的CPI进行了换算[9]。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与其选择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数量正比例；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越多，其获得非农业收入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据此，本文用农民人均接受教育的年份来衡量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用每年全国总的农作物耕种面积除以总的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本文用金融机构投向农村地区的信贷总量除以农民总人数所得的商，代表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规模包括支农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用每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总数量除以农村居民总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农村产业结构变量；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上升，是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可以反映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状况。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高、城市化水平高，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高；反之，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低，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低；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0]。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涉及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格兰杰（1998）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11]，该方法对模型中所有独立的协整关系做总体分析，不事先假定模型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本文将采用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对各种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

（1）检验结果。

根据eviews5.1输出，检验结果如下：

下面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的显著性：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91-4-1=86的双侧分位数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2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91-4-1=86的双侧分位数 。显然， ， ， ， ， ，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又因为 ，这意味着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没有表现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 ，即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表明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从上面的检验过程可以看出，加入地区虚变量后，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虚变量系数显著。说明不同的农村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制度等因素所形成的地区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就业、发展经济的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差异性。

（2）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分析。

从加入地区虚变量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可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差异性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更显著，而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

虽然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但并不证明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非常小已到极限，它只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单靠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不足以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如果能够加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那么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空间还会很大。首先，我国目前不稳定的农地制度使农户对自己承包的耕地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不定期调整的负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集体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承包耕地拿走，同时拿走农户投入耕地上的中长期投资，耕地的原承包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开始承包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久而久之，我国土地产出率就会很低，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会越来越少，这是我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能带来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其次，我国目前的农地也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被几亩耕地捆绑住的农户是很难增加其收入的；再次，我国目前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纷纷放弃从事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荒芜。由于农业生产无法带来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民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导致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在引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时所提到的一样，由于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的就业获利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途径和速度不同[12]。例如，广东省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比湖南省少，但是，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湖南省；这是因为广东省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远高于湖南省。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这一点，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589元；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或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877元。

从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增加0.47元；虽然财政支农支出直接带来农户收入增长的效果不高，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大部分被用于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等管理人员发工资或投入没有发挥作用的农业基本设施建设。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在增加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区域差异性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帮助农民提高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等于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的能力就会增强。

五、扩大财政农业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1.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中央与地方相互分工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实现由“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地区政府机构大幅度“消肿”和政府职能转换[13]。财政农业支出资金要重点用于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失业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上，要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今后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应支持农村地方政府尽快建立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帮助困难地区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拖欠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组织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支持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医疗保障、救助制度。

2.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目前，我国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过高，各农业事业部门人员和机构臃肿，许多部门出现人员编制严重超标，机构重复或有的机构名存实亡。精简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行政机构，降低农业事业费支出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前提。通过降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和不断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增加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研究推广的支出，提高其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14]。

3.开辟各种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

长远来说，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办法是。（1）社会各界支持农民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其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出口。（2）支持农民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问题，支持农户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必须将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减少农民的数量。要使农村土地得以集中和规模经营，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使用权得以流动和转让，进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得以流动和转让，也就是使土地这一资源也得以经由市场来配置，以提高其利用效益。（3）支持农村推进城镇化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支持农民在中小城市就业、安家落户。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9月.

[2]Martin J.Bailey.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M].McCraw-Hill, 1977, pp.26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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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vid Alan Aschauer.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5(Mar.1985),pp.1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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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虎,范从来.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J].经济科学,2006(6),11-21.

[8]杜云等.我国财政政策的路径演化与效率检验[J].财经研究,2009(1),86-96.

[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M].国家统计出版社,2005年8月,25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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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玉亮等.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J].经济科学, 2009(1), 17-29.

[13] 刘振彪.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3):93-96.

[14]韩林.财政农业支出促进我国农村消费增长分析[J].消费经济,2009,(6):56-59.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应评价 第3篇

1 本文研究理论方法

本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 验证中口径支农视角下的各项支农支出对支农绩效提升的不同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1.1 计量方法

面板数据 (panel data) 又称平行数据, 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 在这些截面上取多个样本观测值构成的数据[2]。面板数据模型的优点总结如下: (1) 它包含大量数据和更多变量, 这意味着自由度的增加以及自变量间共线性的减少; (2) 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结合能够有效减少缺省变量所带来的问题; (3) 面板数据兼有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 可以显著反应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两个层面的变化规律, 构造和检验更具使用价值的回归模型。

1.2 计量模型的建立

依据社会福利函数, 借鉴黄小舟 (2010) 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构造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假设农村社会福利W取决于财政支农投入中各组成要素, 因此就有:

x1, x2, , xn, 分别表示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函数的含义表明, 农村社会福利的改善, 取决于财政支农支出各组成部分的改进。政府部门总是试图通过制定财政政策, 来调整支农支出各项投入的规模, 从而达到改善农村社会福利的目的, 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鉴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3], 本文以财政支农中口径支出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支出中的小口径支农支出 (nkz)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njz) 、科技支农支出 (ntz) 、农村社会救济费 (nsz) 为自变量, 分别以农业增加值 (igdp)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income) 作为因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揭示财政支农对农村社会福利改进, 即支农绩效提升的效应, 从而奠定绩效评估的逻辑基础。由于影响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很多[4], 因此,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两个主要控制变量, 分别是:农业劳动力投入 (nld) , 用各省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表示;农业信贷投入 (nxd) , 用各省区农业贷款表示。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 建立如下两个计量模型[5]:

其中:为待估参数, C为常数项;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表示随机误差项。

2 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涉及海南省相关数据的统计资料不全, 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 故将其剔除。因此, 本文数据样本为除海南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 (市) 。相关财政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 (市) 《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6]、农村劳动力投入以及农业信贷投入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为了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7], 对以上名义变量以1999年为基期按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进行了平减处理。

首先, 运用软件STATA11.0对所选取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可以看出各变量均具有良好的变异性。

从估计结果可知, 方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且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具体而言, 对回归方程 (1) 的估计结果表明, 财政在小口径支农、科技支农、基建支农以及农村社会救济方面的投入对农业发展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 农村社会救济费对农业发展的促进效果最为明显,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每1%的增长会带动农业增加值增长0.1%。对方程 (2) 的估计结果表明, 小口径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社会救济费三个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具有显著正效应, 每1%的增长能分别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0.12、0.02、0.07个百分点, 体现了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巨大推动作用;科技支农的回归结果为正,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我国科技支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尤为低下, 导致支农效应大打折扣;注意到方程 (2) 的估计结果中农业劳动力投入的系数符号为负, 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符合我国现实情况, 由于我国农业发展仍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 农产品依旧处于价值链低端, 农业现代化水平不足以及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导致农民增收受阻。以上分析也揭示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 可以构建以小口径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科技支农支出、农村社会救济费为输入变量, 以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输出变量的支农绩效评估体系。

3 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基于中口径支农视角我们可以选择小口径支农、基建支农、科技支农以及农村社会救济四项支农投入作为解释变量, 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估体系构建提供了依据。从本文分析可得以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是合理的, 并且揭示了财政支农支出对支农绩效提高的显著效应以及拟选取绩效评估指标间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1]李祥云, 陈建伟.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结构与绩效评估[J].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 2010, (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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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4篇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出；地方经济；聚类分析；区域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80-07

经典的财政理论根据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将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相应地决定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支出责任。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更能了解居民的偏好，对地方的情况更熟悉，因此，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该种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相同成本或成本相差不大时，地方性公共服务更适合于地方政府提供，这也就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该具有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达70％以上，如果试图优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就必须重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

一、文献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Wagner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开始了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后，许多学者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Arrow和Kurz^[1]在构造公共支出模型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面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各国政府纷纷开始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而在进行财政调整时，面临削减部分财政支出的选择。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到财政约束的限制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削减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基础建设支出，还是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Devarajan，Swaroop and Zou）^[2]。

长期以来，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三类不同的结论：第一类学者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支出正相关，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甚至有负作用。Grier和Tullock （1989）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15个国家的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GDP的实际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比率是显著负相关，相反，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Aschauer 强调要区分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他的经验分析表明，政府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小得多^[3]。Barro 明确区分了财政支出中的非生产性政府消费和生产性公共投资^[4]，并对98个国家1960—1985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若干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消费对人均GDP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公共投资对人均GDP有正的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第二类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正相关，与生产性支出负相关，Devarajan，Swaroop and Zou （1996）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近20年的统计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中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基本建设上投资比例太大，而忽视了经常性的公共支出，如行政管理费用、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第三类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支出的关系不确定，如Hulten和Schwab ^[5]的研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对生产率的替代有正的效应；Munnell ^[6]和Gramlich（1994）的研究认为公共投资中基础设施的生产性效应不确定。

国内学者郭庆旺等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7]，其结论为：财政总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马拴友对我国财政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8]，部分生产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增拨流动资金等）和部分非生产性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行政管理费用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部分生产性支出（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和部分非生产性支出（工商部门事业费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曾娟红、赵福军的实证分析指出，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社会文教支出和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9]。

纵观学界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在模型设置、计量方法和测算口径上多有不同，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在模型变量中都仅采用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变量，而且很少涉及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更匮乏。针对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就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关联性展开研究，并用聚类方法和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二、以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为主要指标聚类划分区域类型

为了克服传统区域划分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地区经济类型做进一步的分析。为了更加简捷地说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并且为了消除各地经济存量的影响，我们在分析中采用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即以基本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占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类型结构分类的指标。我们对200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 11.0，按照不同的类距离定义，整理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各种谱系聚类图由于篇幅所限而省略，备索。

这3种分类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到分类分得越细越好，这里倾向于采用第二种，即按最远距离的分类结果。如果某一个地区至少两次出现在某个类中，则将此地区归入这个类，重新整理数据，得到2005年截面数据的最终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如果某一地区至少3次出现在某个类中，则将此地区归入这个类，对这6组分类结果重新整理，得到最后的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从2000年的数据开始，除了个别省份外，各省的类属基本稳定，大体分为4类，这可以分别代表4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

通过观察发现，前两类所包含的地区大部分属于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并且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较合理，但可能由于影响发展的因素不同，又被分为两种类型；后两类所包含的地区大部分属于我国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两类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也亟需优化，同样可能由于影响发展的因素不同，也被分为两种类型。

西藏由于在大多数聚类过程中，都是自成一类，然后才与某一个大类聚为一类，同时也考虑到现实中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故分类中排除了西藏。海南省由于数据不全，故分析中也不包括海南省。

此外，传统的地区分类与本文分类对比如表5所示，两者有显著差异，其中，东部（除海南）和中部地区分别包含有3种发展类型的省份，西部地区包含有两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省份影响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因此，传统的分类中每类都包含不同类型的省份，以此分类为基础的进一步分析难免会产生片面性。

三、基于地区类型划分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实证检验

考虑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据上文划分的四大区域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的回归方程为：

上式中，下标i为省份，t为时间，yit为实际的增长率；git表示t年i省财政支出结构，即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这里选取g1t、g2t、g3t和g4t分别表示基本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费和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Kit为t年i省投资增长率，由于受到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代替投资增长率；Lit为t年i省劳动力增长率，本文采用的数据为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u为随机误差项。在此处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8.0，实证检验的结果如表6—表9所示。

注：各列中与自变量相对应的数字上面的数字是回归系数，下面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分别表示10％和5％的水平上显著，W为Hausman检验的W值，模型所用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6年），以下同。

表6中5个回归方程的Hausman检验W值都显著。因而这5个回归方程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在回归方程（2）中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在回归方程（5）中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其中在回归（5）中有很强的显著性。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仅仅考虑某一类支出的比重与综合考虑多类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不同的回归结果，这主要是因为本文考察的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单独考虑某一类财政支出时，因其有正的边际产出，增加这类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若将几类财政支出同时考虑时，在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某一类财政支出会减少其他类财政支出，若增加的这类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低于其他类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就会出现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问题。从表6中还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表7中除了回归（3）没有通过Hausman检验外，采用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其他的回归方程都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反而与地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用的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并不能反映所有的就业情况有关。

表8中每个回归方程的Hausman检验W值都显著，因而这5个回归方程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其中在回归（5）中有很强的显著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与地方经济增长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

表9中除了回归（1）和（2）没有通过Hausman检验外，采用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其他的回归方程都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其中在回归（5）中有很强的显著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与地方经济增长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

四、简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特点，本文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的区域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4种类型。前两种类型的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比较合理，但是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后两种类型的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亟需优化。同时，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差异性较大，因而，在优化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一定要注意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及各项地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相适应。在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要适当降低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比重，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要保持一定量的基本建设支出比例。在经济落后地区，行政管理费的增长是必要的，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已经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在发达地区和较发达地区对地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需要加大支出力度。

总之，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一方面，各地区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地方财政实力，另一方面，各地区要在现有财力的约束下，整合地方财政资源，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增强地方财政的公共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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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5篇

关键词：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1 前言

农业是衣食之源、生存之基、国民经济之命脉, 因而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近年来,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支农的政策和措施, 以从政策和资金上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如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多予, 少取, 放活”、2005年一号文件的“三个高于”和2008年一号文件的“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新疆位于我国的西部边陲, 既是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 又是典型的“少、边、穷”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不仅关系着新疆“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而且影响着新疆的城乡统筹发展, 因此研究新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还可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支农支出也称公共支农支出或政府支农支出, 是指政府为了扶持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将一部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而形成的支出。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等方面。

2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和增长率分析

2.1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分析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从1980年到2007年28年间, 除了1980、1981、1982、1986年是支出总量下降外, 其余的年份都在逐年增加, 由1980年的4.9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98.43亿元, 年均增加19.845亿元, 支出总额增加了近19倍;新疆农业总产值28年来持续增长, 1980年为22.01亿元, 2007年为1063.46亿元, 增加了近47倍。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93年逐年增长, 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第二阶段从1994~2000年呈增长趋势, 1994~1998年增长幅度较快, 而从1999~2000年表现为平缓的增长;第三阶段从2001~2007年, 与以前年份相比这一阶段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第二阶段之所以出现先快速增长后平缓增长的变化趋势, 前者是因为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 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加, 政府财政总支出也相应大幅度增加, 相应的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后者是因为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党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规模空前加大,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也相应加大。第三阶段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开始关注到“三农”问题积累起来的诸多矛盾, 认识到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因而开始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

2.2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分析

由新疆1978~2007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总产值的数据, 可以得出图1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与农业GDP增长率和图2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两个趋势图。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2002年增长率最大达到0.66%, 而1981年增长率最小且为负值其值为-0.27%;农业GDP的增长率除1982年、1994年、2003年三年有较大的波动外, 其余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平缓且为正值, 只有唯一的一个负值即1999年的增长率为-0.0763%, 具体如表1。

新疆农业GDP的增长率总体要高于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 28年中只有7年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高于农业GDP增长率, 其余年份新疆的农业GDP增长率都要高于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不大, 1978和1979年两年的比重高于0.15%, 其余年份的比重都保持在0.05%左右。

虽然新疆财政支农支出逐年增加, 但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率要小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这在理论上不符合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 说明自治区政府在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远远不够, 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 应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 使财政支农支出保持一定的规模和增长幅度, 以满足农业经济增长的需要。

3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因为财政支农支出增加了资本存量、加快了农业技术进步、增加了农业劳动投入, 同时稳定了农业经济的波动, 因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的促进作用的假说。

本文以农业总产值来反映农业经济的增长, 将财政支农支出引入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农业生产函数: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模型估计的真实性原则, 以农业总产值 (Y) 为被解释变量,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 (K) 、财政支农支出 (G) 、农业劳动力 (L) 作为解释变量,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α、β、γ分别表示K、L和G三个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 A为随时间变化的技术水平。为了防止异方差的存在, 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得如下方程:

3.2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 采用1980年至2007年的数据。同时, 由于目前的统计资料无法得到准确的投入到农业的劳动时间的数据, 因此利用新疆的农业就业人员数来表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财政支农支出由新疆历年财政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这五项支出的合计数表示, 其中Y、K、G都以万元计量, L以万人计量。

3.3 估计结果分析

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可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还原后的模型为:Y=E-21.47K0.41L3.66G0.05

回归结果表明, 截距项和各个参数都是显著的, 检验、F检验和t检验的值都是显著的, 都通过了检验。该模型较高的可决系数也说明了模型的拟合度相当高, 在19802007年28年间, 农业总产值变化的96.7%可由其它三个变量来解释。当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劳动力和财政支农支出为零时, 农业总产值为负, 即在不生产时也要消耗农产品, 符合经济意义的检验。LNK、LNL和LN (G) 前的符号都是合理的, 它们都与农业总产值存在正的比例关系, 对农业总产值有正的促进作用。从参数看, 0.41、3.66和0.05依次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劳动力和财政支农支出的贡献系数。在所有的三个变量中, 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

财政支农支出前面的系数为正值0.05, 说明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总产值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 这也验证了前面的假说。

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可知, 当新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农支出不变时, 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 相应的农业总产值就会随之增加3.66个单位;当农业劳动力和财政支农支出投入不变时, 新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 相应的农业总产值就会随之增加0.41个单位, 当新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不变时, 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 相应的农业总产值就会随之增加0.05个单位。在这三个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因素中, 新疆农村劳动力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 要大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

4 研究结论

通过对新疆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

4.1 农业劳动力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最大

这一结论说明目前新疆农业还处于传统农业阶段, 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加大劳动力的投入能取得比投入资本更好的效果。虽然新疆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大量的劳动力, 但这并不能说明新疆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程度不高。事实上, 就全国而言, 新疆的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程度很高, 如采棉机正在大规模地推广和使用, 其效率要远远高于人工采摘的效率。本文会有上面的分析结果, 主要是因为在新疆棉花、番茄和葡萄的种植面积比较大, 而这三种主要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对新疆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最大。

4.2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比财政支农支出的贡献率大

多年以来, 新疆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要远远大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规模, 如1997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7.77亿元, 而财政支农支出为17.16亿元,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是财政支农支出的2.78倍;2007年新疆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91.65亿元, 而财政支农支出为98.43亿元, 前者是后者的1.95倍。

4.3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的贡献率相对而言较小

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比较小,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影响了其绩效的发挥。因为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因而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体制框架。但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实施积极的财政支农政策以提纲农业增长所必需的公共产品是新疆政府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力, 郑延智, 廖作鸿.赣州市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 2009, (03) .

[2]郭玉清.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05) .

[3]周剑涛.农业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J].江苏农村经济, 2004, (12) .

[4]朱晶.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于粮食安全[J].经济研究, 2003, (01) .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6篇

关键词：支农支出,城乡差距,对策建议

1 引言及相关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与此同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日渐扩大。浙江省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城市, 近几年来, 经济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 城乡收入差距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相比差距稍低, 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保持在2.35~2.50倍左右。纵观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类因素, 财政支出无疑是必须足够重视的因素, 而支农支出是财政支出结构的一部分, 事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 对其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国内外学者在财政支农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学家Rober J.Barro (1996) 研究分析了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没有直接分析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只是通过论证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反映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程度;魏建、杨志明和张广辉 (2011) 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李海江、马金书 (2008) 研究发现云南省农业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鉴于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较缺乏, 本文将对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切入点, 分析浙江省30个县市2002年~2011年十年的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 样本与数据选择

2.1 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采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值 (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比值这个指标计算简单且直观, 数据获取的准确度高, 可行性较强, 社会认可度较好。在本部分的具体研究中, 本文选择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价格进行消胀处理后的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越大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对于支农支出, 一般来说支农支出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以及农村救济费等等, 但是由于数据搜集的局限性, 本文所指代的支农支出是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事业费支出之和。

2.2 模型的设定

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URID为因变量, 以人均支农支出RJZN为自变量, 建立一个面板数据模型, 同时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化水平urban、工业化程度output和开放程度open这三个控制变量, 通过分析, 设定模型如下:

2.3 数据描述分析

为了使数据达到充分的一致性, 本文统计了浙江省2002~2011年这十年30个县市的数据, 所有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浙江财政年鉴》以及相关县市的统计年鉴。本文的主要变量及统计描述如下表1。

3 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

3.1 模型检验

本文使用了固定效用模型 (FE) 、随机效用模型 (RE) 两种模型进行检验。

3.2 实证结果

根据设定的计量模型方程, 为了避开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我们对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运用Stata10分别对人均经济性支出、人均社会性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相关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 我们得到了如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面的是系数的t统计量。F统计量的p值均为0。数据来源:通过Stata10软件统计而得。

通过利用Stata10软件, 对浙江省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系数均通过了联合显著性检验, P值都比较显著, 通过两个模型的检验发现浙江省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的效应, 即支农支出的增加使城乡收入差距变小。同时经过Hausman检验, 得出实证结果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此最终得出的模型方程为:

观察上式, 根据固定效应 (FE) 模型中人均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为2.0248, 虽然数据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显著, 由此认为人均支出每增加1元, 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缩小0.0248倍。出现这种原因可能是近几年浙江省政府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了农村, 最终这种支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从而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此外, 从选取的控制变量来说, 城市化水平和开放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成正相关的关系, 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开放程度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市化水平来说, 出现这种原因主要与城市化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 虽然从长期来看, 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应该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的, 但是在短期内由于我国原有的二元化制度、政策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如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城乡都是存在差距的, 这样城市化只能使农村中的富裕者能在城市化中获利, 而大多数普通农村居民并没有在城市化中获利。而对于开放程度来说, 出现这种原因与贸易相关的产业大都集中在城镇地带有关, 所以贸易的发展将主要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 而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 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然拉大了。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回归分析中, 可以看出浙江省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成负相关的关系, 换言之, 浙江省支农支出的增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利的。基于此,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使城乡收入差距尽量的缩小化, 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从财政支农支出的角度考虑, 浙江省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1)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

(2) 合理安排支农支出的结构。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农支出时应将重点放在能够给农民带来切身利益的项目上来, 比如提高农村生产支出比重, 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

(3) 基层政府要充分响应国家的号召, 切实高效地利用好财政支农支出, 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财政支农支出要真正做到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

参考文献

[1]Robert J.Barro and Jong Wha lee.InternationalMeasures of Schooling Years and Schooling Qua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2) .

[2]魏建, 杨志明, 张广辉.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1 (11) .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7篇

陕西地处西部, 是一个农业大省, 全省土地面积20.56平方公里, 农村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从图1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1978-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3%, 尤其是近年, 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贯彻, 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2.8%。按照绝对数计算, 2009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 438元, 是197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134元的26倍, 按照相对数计算, 是1978年的4倍。应该说, 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农村家庭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10》。

2004年起, 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出现重大转折, 其主要标志是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比如, 开始实施三种直接补贴, 包括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 对粮食实行最低价格保护制度, 并从2006年起在全国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这意味着我国农业的发展由过去的农业支持工业的维持性发展, 进入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政府政策的核心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变成了“少取多予”, 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农业资源的配置与农村的发展之中, 政策的着眼点已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1988-2010》。

从图2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省财政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尤其是2005年以后, 支农支出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相比, 农业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 农业不仅在自然再生产过程中面临各种自然灾害风险, 而且在市场机制条件下面临市场风险。其次, 农业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资产利用率低, 对其投资难以取得社会平均利润, 投资期间又要面对双重风险, 这使得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意投资农业, 造成市场条件下农业投入不足。为弥补农业的弱质性和市场机制的缺陷, 政府必须实施支农政策来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 政府通过财政投资等政策手段支持农业生产, 间接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手段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本文尝试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总体影响。

二、模型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说明

财政支农支出是政府为了支持农业、农民、农村而发生的财政支出, 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所实施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经济行为的总和。它基本上属于经济建设支出中的一个子项目。财政支农支出包括三种口径的分类:小口径、中口径、大口径。小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 是指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与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农村救济费支出;大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 除包括中口径的所有项目以外, 还包括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扶贫支出等11个具体项目。本文采用《陕西统计年鉴》 (1996-2010) 所公布的财政支农支出, 也就是中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

(二) 模型设定

选取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农支出作为自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 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在模型中, i表示第i年 (i=1980, , 2009) (所用数据均来自1996至2010各年《陕西统计年鉴》) , βO表示常数项, Y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X表示财政支农支出, μi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 变量的单整检验

现实生活中, 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着特殊的数字特征, 如:均值和方差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对于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和预测都是很困难的, 而且是不科学的, 在对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之前, 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整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变量的时间序列平稳性。

通过对lnY和lnX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可知在5%的水平下lnY和lnX均是一阶单整的, 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回归建模是有意义的。检验结果如下:

(四) 实证研究

根据表3中的数据, 利用EVIEWS3.1软件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输出结果如下:

1、拟合优度检验:

R2=0.9261, -R2=0.9234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

2、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t检验) :

假设取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为α=0.05, Xi-1的t统计量18.40>tα/2 (n-2) =t0.025 (2 7) =2.052, 表明选取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3、异方差检验:

做异方差的White检验, 如表3所示。检验知Obs*R-squared

4、自相关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0.05, 查DW分布表, 当n=29, k=1时, 得下限临界值d L=1.341, 上限临界值d U=1.483, 因为DW统计量为0.6634

从以上结果和检验可以看出,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有一定的拉动作用。模型说明了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5545个百分点。

三、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模型, 实证检验了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得出结论:政府在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上还应不断增加, 以达到农民增收,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省农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 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和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如图3所示。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因为它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问题, 而且已经形成社会问题, 主要表现在:城乡两级分化严重;社会管理困难, 不安定因素增多;市场疲软, 消费出现断层, 等等。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10》。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市场将进一步开放, 我国原本就发展不健全的农业市场会遭到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如果整个国内市场充斥着国外的低价农产品, 不仅是对本国农民的沉重打击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为了在这种形势面前和WTO规则下能有效保护我国农业发展, 财政必须扩大支出来支持农业。

(二) 建议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1988-2010》。

从图4可以看出, 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在波动中有逐渐减小的趋势, 财政支农支出的地位有所下降, 这与农业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是不相符合的。陕西省应结合本区域农业发展实际, 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契机, 加大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 努力提高农民收入。

1、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陕西省总体经济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偏低, 农业人口多, 县域经济不发达, 大多数县乡财政拮据, 财政支持能力十分有限, 这必然限制了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 无法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由图4可以看到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波动较大, 虽然近几年比重有所提高, 但是从支出绝对量来看, 陕西省支农水平和发达省份有很大差距, 还有待提高。作为农业大省, 陕西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 就必须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力度,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为本地区农业的长远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2、加大支农科技投入。

农业要摆脱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益低的现状, 根本在于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使农业由资源粗放型增长向科技集约型增长转变,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陕西省每万农业劳动力拥有的农业科技人员数为5.13个, 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且农业科技队伍薄弱, 技术投入不足, 成果转化率低。因此, 要加大农业科学技术研发力度, 充分利用陕西独特农业条件, 大幅提高农产品品质, 让科技服务于水果、中药、茶叶等陕西特色产业的发展, 为陕西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以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较窄, 主要针对城镇居民, 广大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2009年虽然将农民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中, 但是其制度还不完善, 无论是保障水平还是保障方式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以养老保险为例, 目前陕西省农民缴纳养老金水平较低, 但养老金发放按照“以个人缴费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 导致大部分农民领取的保障金较少, 起不到保障的作用。因此, 完善农村社保是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4、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资料, 一名农民的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 其转到非农就业后, 平均可为家庭每年增加198元收入。根据2006年数据, 陕西省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小学、初中文化水平占84.1%, 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农业从业人员仅占6%。由于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造成他们在农村产业转换和升级过程中无所适从。社会公平的实现主要体现在社会中每个人机会的平等, 教育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 能有效打破贫穷循环。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转产转业培训、技术培训和职业就业教育,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农民收入。

摘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有相关关系。利用陕西省1980-2009年数据对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因此, 要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 财政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从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支持农村发展。

关键词：支农支出,农民增收,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范建刚.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优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冉光和, 唐文.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7 (4) .

[4]李海江, 马金书.云南省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院报, 2008 (4) .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8篇

关键词：财政支农政策,支农行为,制度创新

一、财政支农政策含义及主要内容

财政支农政策是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政支出政策主要包括两大类:购买性支出政策和转移性支出政策。财政支农政策既要通过财政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财政政策研究投资等购买性政策工具优化农业结构, 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更要通过安排社会保障支出, 补贴支出等转移性政策工具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5大项。

(1)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构成国有农业固定资产, 提供农业公共基础设施, 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 农业事业费。

用于农村各部门从上到下各事业单位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等业务的支出, 包括了现代农业科技在农业中运用的各个方面。

(3)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包括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农业开荒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农村生产补助费、农村发展和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扶持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集体农业 (户) 改善基本生产条件的资金等。

(4) 科技三项费用。

包括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

(5) 农村救济费、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

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和生产自救扶持, 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这些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财政支农面临的问题

(一) 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形成。

近几年, 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投入数量不断增加, 但年度间不均衡,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徘徊 (相对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尽管这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但实际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二) 资金使用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

集中体现在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 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都存在使用上的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的现象。分析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 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农业发展政策的多目标性。其二, 体制转轨的不完全性。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 支农资金的科目分类、管理体制都是以部门块块为主。

(三) 高效、规范的支农机制没有形成。

尽管这些年,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 也在管理中引入了诸如公式法、因素法和专家评审制度, 但由于资金分属各个部门管理, 各部门对管理的具体要求和规定不同, 加上运行环节多, 过程长, 管理成本高, 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 导致资金到位率低。

三、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机制创新效率的策略分析

省市两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的机制创新效果的实现, 依赖于各相关制度的具体安排, 它们是相互依存的。

(一) 构建规范化的公共财政制度

财政是政府进行的分配活动, 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仍然存在不小的实质性差距, 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政府预算制度尚未在我国真正建成, 集中体现在预算外和制度外范畴的继续存在上, 这与财政制度改革的公共化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为此,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应当以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为主线, 以纳税人制度的构建为基础, 改变财政工作的基本理念, 强化财政的法治性, 全方位地改革现行各项财政制度。

(二) 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科学决策制度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决策要统筹兼顾、全面客观、切合实际。做到在制定决策时, 应兼顾多方面的意见, 特别要注意倾听农民的心声, 然后列出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 再通过对各项措施进行优先序排列, 确定科学、合理、高效的财政支农措施。

(三) 健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科学管理制度

要坚决打破现行多部门分散管理的财政支农体制, 重新整合支农资金管理部门, 按资金使用类别适当集中, 做到事权和财权的统一, 尽可能减少乃至杜绝同一项目, 利用有限财力为农民增收进行高效率的支持和保护。一是财政支农资金在应由一个部门负责, 改变目前的农业基本建设资金、农口事业费、粮棉油价格补贴等财政支农资金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的状况。二是目前对农业投资应实施联席会议制度, 集中解决各部门协作问题。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机制, 促进包括项目立项、选择、实施、竣工、后续管理等在内的, 整个资金运行全过程管理的规范化。

(四) 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并完善财政内部监督、审计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相结合的财政支农资金监管体系, 进一步加大对支农资金的监督检查力度, 实现对财政支农资金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

参考文献

[1]、胡小鹏, 刘继广.转型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问题研究[J].改革与策略, 2003.06.

[2]、岳书铭, 农村公共品供求均衡机制研究[D].2007.06.

[3]、钟普宁.农业政策学[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0.

[4]、李华.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财政制度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2005.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第9篇

【关键词】地方财政  财政支出  财政结构  均等化转移支付

一、引言

在世界性财政分权改革的浪潮中，我国为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实施了财政分权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却导致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不断下降。为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均衡问题，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我国开始尝试实施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该制度的实施虽然切实有效改变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但由于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时间尚短，缺少时间考验，诸多方面有待完善，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很多时候不能取得预期效益。而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因此，积极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势在必行。

二、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

均等化转移支付是指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差异为依据，以客观、科学的评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为基础，以各地政府能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为目标，实施的一种地方财政平衡制度，用于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及个地方之间财政结构失衡问题，避免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中过程，由于保护性竞争对资源配置与流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消除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调节各地区间的财政分配关系[1]。从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来看，通过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能有效提升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缩小地区间政府收支差距对公共服务质量造成的影响程度，促进社会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另外，通过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还能避免财政资金滥用，解决公费消费等情况[2]。因此，非常值得大规模推广和实施。

三、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的基本情况

通过前文对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实施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仍在摸索中，实施时间尚短，实际操作仍中存在诸多问题。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的基本情况：

（一）缺乏合理性

就目前来看，该制度计算转移支付额公式缺乏合理性，具体的计算过程中缺乏对地方经济客观因素的考虑，没有考虑到各地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对地方财政能力的影响，更没有标准化的地方财政能力预测机制，并且对于部门支出和事务支出间的规定标准不清晰，混杂现象突出，显然制度涵盖程度不够，缺乏合理性与规范性。

（二）存在利益倾向现象

当前对于地方政府标准财政支出需求的预测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利益倾向现象，过于侧重政府部门利益，缺乏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考虑，没有公共服务均等化意识，而是考虑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显然这已违背了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初衷，偏离了公共财政理论本质要求。

（三）支出标准设置不科学

我国的单位支出标准计算是基于全国人均支出计算，计算过程中包括贫困地区支出与富裕地区支出。但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区间贫富差距非常大，这便导致最后计算出的均值低于实际标准，造成支出标准设置缺乏合理性和可靠性[3]。显然一个低标准的单位支出，不利于较快的增加贫富地区的转移支付，反而会扩大贫富差距，造成地区间财政支出结构不平等进一步增大，横向财力不均衡现象将更加严重。

四、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策略

从前文对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基本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当前该制度在实际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积极完善该制度势在必行。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策略：

（一）调整标准财政收入范围

合理计算各地方财政能力，确定财政收入，是确保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合理性的前提条件，更是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只有制定明确标准，才能确定实施方向。不合理的标准财政收入范围，缺乏对实际收支的考虑，是当前均等化转移支付实施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应适当调节标准设置计算的财政收入范围，尽快改革预算管理，把一些尚未纳入预算范围的收入纳入到法定预算管理当中来，提高地方政府收入计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使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趋于合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二）对支付标准进行清晰划分

仅仅提高财政收入计算合理性远远不够，还要对支出标准进行清晰划分，应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尽快建立明确标准体系，严格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进行标准划分、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类别为导向，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确保划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提升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针对性与明确性。

（三）合理设置单位支出标准

单位支出标准是关乎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可行性的关键要素，为确保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顺利实施，保障制度职能的发挥，必须要合理设置单位支出标准。在具体的设置中，应考虑各地区财政收入差异，科学设置权衡值，不能以较低的平均单位支出作为单位支出计算标准，应结合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对单位支出标准做出规定。

五、结束语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缩小各地区间的贫富。应积极针对当前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提高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及科学性，真正发挥制度职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支持。显然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弥补，分权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地方财政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杰.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西安理工大学，2013，11（14）：132-136.

[2]韩苏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研究[J].电信快报，2014，02：39-41+48.

[3]管永芳.山东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县级财政能力均等化效果的研究——基于三种指标比较的角度[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12（13）：121-123.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问题探究 第10篇

一、当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的不合理之处

(一)经济建设支出不合理

财政支出包括各个方面,如行政管理支出、一般性支出以及经济建设支出等。根据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情况来看,在所有的支出项目中,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在经济建设方面仍有不足。与一般性支出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支出相比,经济建设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明显要更小。且在对地方经济建设的内部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大部分的经济建设均属于行政管理中应该进行的财政建设性项目支出。而对于其他的经济建设,地方政府支出的却较少。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支出中,政府优先考虑的仍然是一般性支出以及行政管理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经常被忽略。

(二)一般性财政支出过大

从历年来的地方财政支出情况来看,我国一般性财政支出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规定地方性财政支出需要侧重于资本性支出。结果导致我国财政收支严重的不平衡,影响财政的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与此同时也要求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更多,甚至导致支出过度的现象。

(三)地方性财政支出差距大

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也具有较大的差距。2014年江西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82.2亿元,2014年辽宁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075.2亿元,2015年1-9月,北京市的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045.0 亿元。考虑到各地的人口不均等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财政支出的差距大等问题较为严重。

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

(一)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的补偿和职能结构

地方财政支出的职能结构包括其中的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以及文教类支出等,要优化这部分的职能结构必须要采用合适的方法:第一,在原地方财政支出的总体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等个别要素进行结构调整。这种优化方式的好处在于,政府只需要对个别要素进行适当的调整,不会影响其他要素和整体情况,能够有效稳定财政收支情况;第二,对职能要素进行整体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支出的职能结构。因此,政府究竟应该采用哪种方式进行职能结构的优化需要经过慎重的分析和调查。只有在符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满足人们的生活要求,政府才能够对优化方式做出决定。补偿结构由“转移”和“购买”支出两部分组成。要优化补偿结构需要政府首先建立合理的、标准的购买指标,控制购买支出的效率;其次,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要保持一定的投资性支出。最后,对于各部分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政府相关人员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优化行政管理和再生产结构

优化行政管理和再生产结构徐璈政府相关人员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优化:首先,消费性支出和积累性支出均是属于地方财政性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要重视这两部分的结构优化,尽量达到二者兼顾;其次,在支出分配的过程中,政府要恰当处理好维持性支出和发展性支出的关系。政府必须认识到,维持性支出是稳定社会发展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政府需要先满足当地的维持性财政支出,然后再追求该地的发展。在遵守以上优化原则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结构优化:第一,优化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消费支出。消费性支出在行政管理支出中的比重较大,造成了较多不必要的浪费,政府应该要尽量缩减行政管理支出,加强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力度;第二,要优化积累性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平衡才能够有利于加强国家管理,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不仅要控制消费性支出,还需要扩大积累性支出,提高政府对外的投资力度。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的不合理之处有:经济建设支出不合理、一般性财政支出过大以及地方性财政支出差距大。要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政府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的补偿和职能结构,并优化行政管理和再生产结构。

摘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关系到地方的财政问题,同时也关系着国家的管理问题。重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紧抓地方财政问题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对于我国国家管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当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就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问题,相应对策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高培勇,杨志勇,汪德华.推进财政支出领域的改革[J].经济研究参考,2014,22:8-42

[2]付洋,丁杉杉.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初探[J].现代商业,2014,17:101-102

[3]何艳玲,汪广龙,陈时国.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07:87-106+206

[4]陶爱萍,班涛,张淑安.地方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省际差异比较——基于中部五省经验数据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5,07: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