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

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精选8篇）

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 第1篇

提高师德修养，从敬业开始

任何职业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大家在职业道德规范下，依章行事，依法做事，才能保障社会安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作为教师这个职业，就更应该严要求，这到不是作为教师的你有什么特殊，而是这个职业太特殊了，特殊在于这个职业主要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如果你自己的职业道德都存在问题，可以想像你教育出来的学生会是怎样的，你的学生又会影响到其他人，这就不光是你教师一个人的事了，你的职业道德的好坏，影响的是几代人。因此，作为教师，必须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

提高师德修养，我个人认为应从敬业开始。作为老师，假如你对自己的职业都不敬业、不热心、不热情，那你的工作积极性还有吗，那你还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师德吗，那你还会主动加强学习吗。所以提高师德修养，从敬业开始，那么怎样做到敬业呢？

首先，要正解认识自己的职业。我们生活在社会上，都要劳动，都要从事工作。教师也是一个职业，也就是工作。我们从事了这个工作，就应该想方设法的做好这个工作，使自己精于这个工作和这个行业。猴子扳包谷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事了教师这个职业，就不要好高骛远，就不要一山望另一山高，不然，你很多时候会一无所成。从事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脚踏实地，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其次，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时间总是在不停地流逝，社会总是在不停的进步，我们从事一个职业，也要不断学习，紧跟时代步伐，让自己随着社会不停的进步。电视中常看到我们七八十年代的工人，在厂里实施技改后，无奈的下岗了，看着工作了几十年的厂，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只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学习，我相信这样的情景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敬业。我们的职业是“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是培育下一代的教师。教师这个职业生产的不是产品，是培育的人的灵魂。我们敬业与否，事关许许多多人的素质，事关中国国民的素质，事关社会的发展„„。

敬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心态正，则思想正；心态好，则工作激情高。因此要敬业，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 第2篇

——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中国古代是非常注重个人修养的，先哲们也纷纷针对个人修养的境界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在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后，我对中国古人的修养标准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明确应如何提高自身修养。

儒家

孔子所提倡的个人修养以“仁”为核心。而“仁”是人的性情的真的并且合礼的流露。一方面，人不应该矫揉造作，应探索并追随自己的内心。只有在直视自己欲望的前提下，才能推己及人，反之则无法“通天下之志”（《论语补疏》）。但另一方面，人又应该自觉地接受礼法的约束，不能任意妄为。在不断平衡自身欲望与礼法约束的过程中，人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境界。孔子并不十分看重个人行为的社会意义，虽然如果人们都能合礼地流露自己的欲望，对社会有利无害，但孔子看重的确是个人自身的“心安”。这一点可以从孔子一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卫灵公》、“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的人生追求中看出。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圣人，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他同样认为为人处事的出发点应该是个人的性情而非对结果等多方因素的理性判断；另一方面，他发展了孔子的学说。首先，他将个人修养扩张到了政治层面，主张统治阶级推行仁政。其次，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同时又指出人们提高自身修养，最后达到圣人的方法是“将此‘四端’扩而充之”。最后，孟子还提出了“浩然之气”的说法，把它作为“个人在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状态”，而要达到此种状态，则要“集气”，并做到“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公孙丑上》）。

荀子与孔孟同样把性情当做君子为人处事的依据，他认为祭祀“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礼论》篇）。但与孔孟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若要提高自身修养，则应该“伏木为学，专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悬久，积善而不息”（《性恶》篇）。荀子还提出，在人积善的过程中，礼法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一方面，礼法可以约束个人的行为，抑制人性中的恶念；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化人民，动之以情，最后让人达到“仁而且智”的境界。

墨家

与孔子孟子不注重结果，只注重个人性情的修养不同，墨子把“功”、“利”当成个人修养的重要指标。墨子强调功利并非为己，而是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救世。墨子所强调的行为准则也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为求人民之富庶，墨子提倡“节用、节葬、短丧、非乐”；为防止战争对社会的危害，墨子倡导“兼爱、非攻”；为使人们兼爱，墨子注重制裁，并提出了“非命”之说。可以说，墨子心目中个人修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即是个人对社会人民的有益影响。然而，墨子的某些看法过于理智而匮于人情，是以被荀子批判为“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天论篇》）。

道家

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由此可知，老子所提倡的个人修养是应该是顺其自然，而不要诸多束缚限制。同时，老子以为万物变化，自有其“通则”，凡通则皆可谓之“常”，而人则是“知常曰明”，如能依常而行，则叫做“袭明”。这说明老子认为个人的修养也是有一定规律的，这规律可从自然中得来。老子更进一步指出，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事物一旦发展到顶点，就会变为其反面，是以，老子认为，为人应该遵从天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着。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第七十七章），达到一种“包含有屈之直，有拙之巧，是谓大直大巧，即‘正’与‘反’之‘合’”。唯有如此，才是修养的最高境界。

庄子在许多方面承袭了老子的学说，但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先，庄子认为世间万物，无有不好，人应该“在知识方面取消一切分别，而至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界”。其次，庄子认为，既然万物皆好，人便应“休于天钧”，平和地或着说是乐观地看待一切，包括月盈月缺等自然现象和生离死别的必然事件。庄子还认为，圣人应该是“无己、无功、无名”，唯有如此，方能无所待，而“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获得无限制的、绝对的逍遥。

后世圣人对个人修养的看法

程颢

程明道认为人本与天地一体，只是因为“多执个体以为我”，故与世界割裂开来。而人修养的目的，就是破除界限重新回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所以人修养的方法便是不断朝“义礼智信”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仁”的境界。达此境界后，心如明镜，能照物而不为所动，即能“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物来而顺应”，“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明道文集》卷三）。

朱熹

朱子提出了“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语类》卷九十四）：太极。同时，他认为每人心中皆有一太极，之所以世间有恶，是因为“当其（理）实现于气，则为气所累而不能完全”。为了去除“气禀之弊”，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语类》卷十三）。同时，为寻求天理，即所谓太极，人应该格物致知，以穷其理。

陆九渊

陆象山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谱》），是以如果人能顺其自然，心自然能“应物而不穷”。故人应该“任心直往”，方能与天地呼应，而不能给自己留下“自私”、“用智”的余地。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王守仁

王阳明与陆象山同为“心学”的大成者，他同样认为破除宇宙与人之间的界限是人修养之根本。但他提出了不同的途径。王阳明认为孟子所谓“四端”即是“良知”，扩充实行良知即是“致良知”。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即可“致其良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从而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除此之外，王阳明还强调“本体虚明”，即对外物可有情感，但却不能执着于物，为物所累，而应努力达到“终日有为，而心常如无为，所谓动静合一者也”。

从四方面加强师德修养 第3篇

一、热爱祖国, 献身教育

1. 热爱祖国, 献身教育事业是教师政治觉悟的根本体现, 也是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

中国人都讲落叶归根, 所以, 人们赞美、歌颂祖国, 把祖国比作自己的母亲, 像热爱母亲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后, 许多海外学子为了振兴中华, 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克服重重困难, 奔向祖国, 为祖国的建设出力。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留美期间以在复变函数论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名震数坛。美国有的大学以重金聘他为终身教授, 被他拒绝, 他毅然于1950年2月回国,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像华罗庚这般为祖国奉献的人何止千万。献身教育事业, 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将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兴旺发达和繁荣富强, 以至前途命运。因此, 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人民教师, 应当自觉地服从人民教育事业的需要, 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自己培养下一代新人的光荣职责。

2. 遵循规律, 教书育人是教师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具体表现, 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

教书育人是人们对教师最通俗普遍的注解, 既是教师的基本职责, 又是教师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无论是什么类型学校的教师, 不管你教什么学科, 都是既要传授知识技能, 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教师要把教书育人的规范自觉地贯穿到教学和教育过程的各个方面。首先必须学会掌握“育人”的本领, 有的教师虽在“教书”中尽力“育人”, 但不知道如何去“育人”。学会“育人”的本领, 主要是遵循教育规律, 按教育规律办事。因此, 要当好教师, 必须懂得教育规律, 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教育科学的理论。

二、热爱学生, 严谨治学

1. 热爱学生, 严谨治学, 诲人不倦是献身教育事业的具体体现, 是教师履行教育义务的传统美德, 也是衡量教师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

诲人不倦是孔子对于教育的理解, 五千年来的传承也证明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关系, 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如何, 教师如何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 是教师道德的重要内容。热爱学生是教师在履行教师职责中所产生的最崇高的道德情感, 也是教育好学生的前提。没有对学生的爱, 就谈不上对学生进行真正的教育。我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的弟子之所以对他心悦诚服, 视之如日月, 敬之如父母, 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孔子对弟子十分热爱, 感情极为深厚。

2. 刻苦钻研, 严谨治学是教师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

翻开中外教育史, 人们历来都把教师自身对待治学的态度作为对教师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夸美纽斯认为, 教师应孜孜不倦地提高自己, 随时补充自己的储备量。中国古代有“道之未闻, 业之未精, 有惑不能解, 则非师也”的说法。教师要想学生好学, 自己必须好学, 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 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人民教师应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以严谨治学、学而不厌的进取精神,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三、热爱学校, 关心集体

学校是教师的舞台, 是学生成长的伊甸园。在集体生活中, 教师道德作为处理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 不仅要调节师生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要调节教师与学校、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家长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热爱学校, 关心集体, 就是处理这些关系的行为准则。每一个教师必须牢固树立集体主义观念, 热爱学校, 关心集体, 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以主人翁的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待学校的各项工作, 为办好学校、维护集体献智献策。这是教师的社会主义事业心和为集体利益而献身的进取心的重要表现, 是作为人民教师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

四、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孔子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 这个道德规范是偏重于调节教师自身的行为, 从而间接调节其他关系的规范, 它要求教师品德高尚, 才能卓越, 既要“言传”又重“身教”, 言行一致, 时时处处努力做学生的表率。正如陶行知指出的:“要学生做的事, 教职员要躬身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 教职员要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守则, 教职员要躬亲共守;我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的方法, 是真正的教育。”

从仁义修养看孔子的幸福观 第4篇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由“仁”伸发出“忠”、“信”、“礼”“智”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和安身立命体系。孔子推崇对自己的道德修炼。从另一个角度看，道德修炼也是对心性的修炼。孔子基于这套道德修炼体系的内心澄澈舒适，实质就是一种最真实的幸福感。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其政治、社会理想，还是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生之道，根本立足点都在于一个人自己的内心，首先求诸于自己的内在世界，形成一种内在的定力，孔子的幸福在于仁义德性而拥有丰满的内心世界，追求至高至善的境界。

内心的坚定在于对价值尺度的把持，而后由己及人。孔子以天道为终极标准，“知天命”是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和摆放自己位置的前提。知天命是一个人正确看待得失，走向恬淡的幸福的转折。皇侃《十三经注疏》中说，“天命，谓穷通之分也。谓天为命者，言人禀天气而生，得此穷通，皆由天所命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君子知命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中庸》说，“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圣人之所不敢辞也。”天命冥冥间操控着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律，心只有通晓顺应天意，才不会为外物束缚，为自己积攒气度，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支点。孔子认为通晓天命的人，品德志节不因世乱而变异，不迷恋功成名就，；逃避乱世不觉烦闷，正确主张不被认可也不烦闷，喜欢的事就去做，担忧的事避开，意志坚定不可动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知天命才能获得一种正确对待成败得失的心态，胸怀坦荡、澄澈。

知天命首先表现为怀有一颗仁慈之心。“仁者安仁，智者利人”，有仁德的人，实行仁德便会安心，不实行仁德心便会不安。所以当有仁德的人将顺应天命将仁义施展出来，服从内心的要求，就会觉得快乐。仁慈的人关心他人的疾苦，乐善好施，尊敬父母，用礼法规范人际关系。仁者爱人，不会因为自己的要求而强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人的感受。由己及人，通过审视自己的言行和道德修养，来调节人际关系。看见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贤者，就要向他学习以达到他的境界，看到不贤的人，要以人为镜，检省自己的德性。同时有一种宽恕之心。有了这种对他人他物的宽容和对自己的严格，一个人就“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有内心向往“仁”，我们是可以做到仁的。“里仁”就是要把仁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品质，让心灵成为“仁”的居所，“依于仁”，内心的想发和外在的言行不违背仁道，使“仁”自然而然的表现在言行之中，“克己复礼”，约束自己内心的欲望，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破坏了伦理。

其次，仁义并重。如果说仁是修炼一颗宽厚温和的心，那么“义”就为这颗心灵注入了正气，让这颗心灵更加坚定强大，不会轻易动摇。“义”根据杨伯峻的解释，是指合理的，有道理的。《释名》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和规则，任何事物和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不可强求，也不能违背，人的内心要能够洞察天道，而言行依从天道。“义”是一种行事的标准，也是内心的尺度，作出选择之前，要根据“义”，从道德上进行取舍，不能唯利是图，这样获得的利益才是取之有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因为贪生怕死而违背仁德，也不会盲目的勇猛，而轻易的放弃生命，在仁义与利益之间，仁义是其秉持的信念，会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必要的时候，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义”也是一种权变的为人处世之法则。在心态的摆放和行为的取舍上，不过也无不及，这正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庸之义，孔子认为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世界万物的运行是“中”的体现，只有相互调和，互不侵犯，才能为彼此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对自己的内心把持有度，适当的变通，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领悟中庸之道的人，会随着天意而调整心态和言行，在世事变换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识时务而不失内心的仁义，恬然处世。君子和而不同，态度谦逊，不排斥异己，同时内心把持自己的原则，既促进了人际间的和谐，也保持了内心的平和，这就是中庸。

君子的内心按照天命来实行仁义，言行也就听从正道的安排，所以君子的行为作风是端正的，对于事态发展也就无愧于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中庸”让人拥有开阔的胸襟和坦荡荡的情怀。心灵舒坦，上通天意下晓人事，是幸福的人。

仁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依靠学习知识和有礼有节的实践行为获得。这是修身的过程，能够培养正直，勇敢，谦虚，诚信，理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风端正，光明磊落的品质，填充内心世界。精神财富足以让人幸福，所以能够舍弃一切浮华形式，关注内心世界，修炼德性，实现安身立命的根本——为自己的心灵找到舒适的栖息之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谋道不谋食”的原则,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在理性的升华中,达到精神的满足和愉悦。

孔子为幸福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即顺应天意，行天道，落实在个人，是寻找内心的淡定平和，落实在国家社会，则是推行天道，即后世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孔子的幸福观落脚于个人内心的德行修养，放眼于社会道义，二者是相得益彰，构成了一种圆融的幸福观。

[1]姜厚粤.论语浅悟[M].齐鲁书社,200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南怀瑾.论语别裁[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 第5篇

刘少奇说,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 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就是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优良特性来改造自己, 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一切优良品质和美德。共产主义事业是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 也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党员身上却也严重存在着“信仰淡化”的倾向。有的人共产主义信仰淡薄, 更有极少数人在极度自私的追求利益中迷失了方向, 只讲金钱不讲信仰。

为此, 我们要重视党员的政治修养, 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就是表现党性与非党性。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矛盾的, 但个人利益必须以服从党的利益为前提。所谓原则性, 就是要看他个人利益是否服从党的利益。陈云在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明确指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在他看来, 一方面要重视党组织的发展, 重视党员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 更应强调党员的质量, 强调吸收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入党, 强调党员素质的提高。这是因为在敌占区中环境残酷、复杂, 如果党员质量不高, 就不能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在大后方, 大多数党员是在抗战初期入党的, 遇到局势逆转, 有些人容易动摇, 叛变和投敌。所以强调“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方针。使我们更能认识到党员的质量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 关系到能否完成肩负的历史任务。

二、提高理论修养加强党员党性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 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 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 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 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 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不是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者, 不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解放全人类, 他不想革命, 或者不想坚持革命到底, 而想半途而废, 那么,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学科, 对他是没有用处的, 或者是用处不大的。

陈云在加强党员党性中, 阐述了党员的党性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意义, 而且强调通过党内教育等不同方式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他进一步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党内教育的重要内容, 强调这是提高党员质量的重要方面。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 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 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 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对共产党员来说, 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只有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持党性的共产党员”。

三、党员的道德修养关系到党员党性

共产党员进行道德修养还要树立道德修养的信心和决心。刘少奇认为每个共产党员, 都应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努力锻炼, 认真培养, 尽可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要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刘少奇说, 作为唯物主义者, 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 是自己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进行道德修养还要做到知行统一, 言行一致, 做到自省和慎独。慎独是一种修养方法, 又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极高境界。它是指人们在独处活动, 没人监督的情况下, 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要求自己。

四、提高作风建设加强党员党性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 在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条件下, 我们党也正是依靠这个法宝, 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在实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由于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等原因, 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作风, 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间被淡忘了, 有的甚至已经丢的差不多了。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在不少地方、部分单位盛行起来。一些人沉溺于纸醉金迷, 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必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新形势下, 共产党员加强作风修养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抵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侵蚀, 要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要不畏艰险, 不怕困难, 勇于开拓, 勇于创新;要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

五、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关系到党员党性

刘少奇指出, 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反映着党员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党员的关系。党员干部加强组织纪律修养, 一是要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 时刻想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二是要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严格做到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纪律是所有共产党员应当共同遵守的言论和行为的准则, 也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

陈云在《共产党员的标准》中就要求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秘密。他认为“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提到, 在过去, 由于正确的开展了党内斗争, 执行了党的纪律, 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 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 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

【总结】

综上论述, 大致可以认为刘少奇、陈云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刘少奇把党员划分为两类, 即具备基本素质的党员和较高素质的党员。为此, 他提出有两个层次的标准:一是, 按“起码够格的党员”的条件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 达到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二是, 优秀党员的标准, 即高层次的党员的标准, 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陈云则把所有党员综合到一起, 提出适合党员集合体的标准。他从这一角度提出了要求, 就是“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党员, 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目标而奋斗, 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人生观”。他指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并把党员党性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因此, 两个人在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问题中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 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摘要：陈云、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在革命和建设的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最杰出的领域之一就是加强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做出了独创性贡献并且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陈云在前者基础上有了吸收和发展, 他阐明了党员的具体内涵, 并把党员的党性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双方在具体的方面既有相互的借鉴, 又有新的发展。

关键词：陈云,刘少奇,党员修养,借鉴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曾长秋, 冯燕.重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J]。[党史博彩].2000, (9) :45-47。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陈云, 陈云文选 (1929-1946)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廖一萍, 陈云论党员先进性教育[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 (3) :3-5.20。

[5]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 陈云[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 第6篇

但是，当我们面对他的草书（包括大字行楷）作品时，其线质中鲜明而强烈的篆意却扑面而来，显然，没有相当的篆书实践修养，是很难写出这样高水准的线条质量的。康有为甚至因此将黄庭坚书法成就排在宋四家第一位，总结其书风特色为“行篆”，认为黄氏书法因为篆意浓郁而高出同时代所有书家①。

那么，黄庭坚是怎样认识篆籀古法的意义，他著名的“字中有笔”说的内涵究竟意指什么，他的书法成就跟他的篆书修养之间有着怎样深层的关系？本文拟就《山谷题跋》中所收录黄氏论篆书题跋语，别其类次，以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讨论。

一、黄庭坚对篆籀古法的重视

篆书修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篆书理论认识的深度和篆书实践创作的高度。黄庭坚对于篆书的理性认识散见于题跋类文字，收集整理是颇为方便的；但其实践创作因无传世作品，就只能从其自述以及当时论家评语出发，来作一些比较和推断。

黄庭坚对篆书非常重视。北宋书家多以真、行书为主攻书体，在此时代氛围中，每每强调真、行、草书中的篆书笔意并终生兼顾其篆书实践的，似以黄庭坚为最杰出代表。从他所发的一番感慨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士林的大致情形：“今士大夫不知（篆籀）十室而九夫，不学篆籀书，真行草都难工，今世书家，都不究其理。”②

“都不究其理”一语显示出，他对时代通病有着深刻认识并为当时书家普遍感到遗憾。而如此强调生活与仕途中均不实用的篆籀书，宗旨只有一个，为了点画的质量与艺术的完美。曹宝麟先生从书写内容是否抄录别人作品的角度来分析宋四家的艺术态度，指出黄庭坚与书法的实用性离得最远，因此认为，黄氏是宋代书家中“艺术自觉意识最强的一个”③。而上述鲜明的篆籀意识从另一个角度也映证出他艺术探求的深度。

在黄庭坚看来，篆籀书可谓是其他书体精工的基础，自然也是草书艺术的灵感与技法之源，源的水准决定着流的高下。在《跋法帖》中他评论道：“观史孝岑出师颂数字颇得章法，盖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来。”④在书画题跋中他至少两度提到王羲之的学书取法问题，并通观前贤，从书法史的角度再次强调篆隶古体的用笔对书家笔法达到精妙入微之境的重要性：“王右军初学卫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后见李斯、曹喜篆，蔡邕隶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⑤“右军自言见秦篆及汉《石经》正书，书乃大进，故知局促辕下者，不知轮扁斫轮有不传之妙。王氏以来，惟颜鲁公、杨少师得《兰亭》用笔意⑥。“斫轮不传之妙”典出《庄子·天道篇》，意在强调所谓高手，都是因为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掌握了一些微妙而难以言传的方法，那些没有经历过类似实践训练的人是无法领会和学到的。此处跋语以王羲之见秦篆汉隶而书法大进为例，明确地提出书家不能仅仅局限于右军新体（楷行草书），否则容易成为“局促辕下者”。以上跋语中涉及的篆隶古体较多，有“古钟鼎铭”、“科斗篆”、“秦篆”、“汉石经”等，显见黄氏书学眼界之宽和涉猎之广。正如孙过庭《书谱》中说的“博究始终之理，熔铸虫篆，陶均草隶”，真正大书家无不具此广闻博究的底色。

对于王献之书法成就的认识，黄庭坚也是别具情怀的，与唐初以来重羲轻献的定评之风绝不相类。除开“人物高明风流弘畅”之不俗的人品外，黄庭坚认为，“有秦汉篆笔”的底蕴已经奠定了王献之与其父书艺抗行的基础：“《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汉篆笔，中令自言故应不同，真不虚尔。”⑦“故应不同”本是王献之回答谢安诘问时的一个观点，属于正常的艺术批评，却被伦理学家（也包括封建统治者）作为子不敬父的把柄所一再诟病和贬低，因此，黄庭坚为有“秦汉篆笔”的王献之大声叫屈：“王中令人物高明风流弘畅不减谢安石，笔札佳处，浓纤刚柔皆与人意会。贞观书评大似不公，去逸少不应如许远也。”⑧

黄庭坚对篆书重视和钟爱的再一个表现，是有意无意间用世俗并不常用的篆书各体来比拟说理。比如，在阐述关于结字的美学规律时，就引申小篆与蝌蚪文字来作风格上的类比，以这种类比将结字规律推向通达和深入：“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峄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⑨

总体上说，黄氏作品线条还表现出秦篆圆健绵劲的特质，从现存较早的《发愿文》，一直到较晚的《李白忆旧游诗》，不论楷书行书还是草书，不论风格如何阶段性演进，其线条中篆意的内美品质是一以贯之的。显然，没有充分的篆书实践训练，是不可能写出篆籀气息浓郁的行草书的。真正的书家都会清楚这样的学书规律，即没有篆书功底而学写行草书，要么侧锋或方笔较为明显，要么中锋容易轻滑，要随手做到笔笔圆润劲健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上说，近年来相继出现的《砥柱铭》与《烧香颂》的疑点就在于，其线质基本谈不上篆意与内美，书写者似乎只有楷书（如柳字或馆阁）的基础，再加上直接学习黄庭坚结字特点，缺少黄氏广泛师法的丰厚营养，因此用笔上相比就显得简单生硬，更像是“局促辕下者”心摩手追的临习之作，远未得黄氏用笔习惯中的“斫轮不传之妙”。其用笔过程，也全无跌宕悠远之旨趣，笔法格调一者寒俭仓促、一者松散甜俗，与一代文豪黄庭坚本人的心性与底蕴也差距甚大。因为字里行间“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既是黄庭坚对苏轼书风的评价，也是他自身已经具备、且不断自我观照反思的素质与特点，也是他一贯强调的书法之“韵”的不二源泉。

二、黄庭坚对篆籀古体的鉴赏

由于当时复制与传播技术的局限，加上出土古物数量有限，黄庭坚所见篆籀书迹主要来源于公私藏家的实物或拓本，不过，其宏富的学识却使他得以见微知著、贯古通今。对于篆书笔法与章法的深刻认识，也成为他书法创新的灵感之源。

“三代之鼎彝，其字书皆妙。盖勒之金石，垂传后世，自必托于能者。”⑩“周秦古器铭皆科斗文字，其文章尔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剥华伪自见至情，虽戏弄翰墨不为无补。”“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圭璋特达”意谓德才卓绝，与众不同，如论一代名臣司马光作品时，黄庭坚兼论其人：“温公人物，所谓圭璋特达者也”，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在中唐和北宋，石鼓现身皆为重大的文化事件，杜甫、韩愈及苏轼等大文豪均有歌咏，主题集中在其历史和书法史意义上。就其笔法而言，未有深究。黄庭坚此则题跋表明，他是“熟观此书”之后，结合自己多年来的艺术实践体会，总结出石鼓文笔法对正书与行草法度的启示作用的，这在当时书家中可谓罕见。为表明自己所言不妄，他还特地提到“王右军亦云”，来佐证自己的见解非为臆说。我们由此跋亦可看到他熟谙书史，眼力过人，对篆书各体之书学意义识见超群。“龙眠道人于市人处得全铜戟，汉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读。虫书妙绝于今，诸家未见此一种，乃知唐元度僧梦英皆妄作也。”

宋初僧人梦英擅长篆书，有十八体篆书千字文传世，当时多称其能书。而黄庭坚对其篆书则评价很低，因其字法错谬，结体乖舛，品味不高。这个判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今天我们在通览两三千年篆书艺术成就后，评价与黄氏近似。而黄庭坚当时鉴赏的标准或者说参照体系，则是古体的篆籀各型文字，其中甚至包含了当时极难释读的“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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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庭坚的篆书实践

两宋三百余年的篆书总体艺术水准是不高的，所以几乎没有留下可以传世的杰作。当时专以篆书名家者如徐铉、徐楷、郭忠恕、僧梦英、苏长卿等人，他们的篆书风格对于后世书家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其余如黄伯思、郭安道、王寿卿、李康年、杨南仲、魏了翁、王洙、陈晞、张察、虞似良等人的篆书虽当时也小有名气，后来都被书法艺术史的风格长河所淹没而至于无闻了。

查阅书史，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北宋篆书实践的零星记载，兹罗列部分，以见篆书作为一种重要书体，总体艺术水准虽随时代而低落，但其潜在的流脉却延绵不断：乾德三年，释梦英篆书、袁正己正书《千字文》（陕西西安）；乾德五年，梦英书十八体篆书（陕西西安）；咸平二年，梦英篆书《说文偏旁字源》，又篆书《千字文》（陕西西安）；天禧三年，马应撰、唐英篆书《勃兴颂》（陕西西安）；天圣三年，陶糓撰、上官佖篆书《回山王母宫颂》（甘肃泾州）；庆历三年，祖无择撰、苏唐卿篆书《东海郁林观三言诗》(江苏连云港)；庆历四年，劭必撰、黄载篆书《谒首阳山二贤祠文》（山西永济）；绍圣二年，辽释恒呴撰、耶律劭篆书《碑阴记》（河北滦平）。值得一提的还有章友直篆书阎立本步辇图跋墨迹。直到崇宁五年，即黄庭坚去世次年，米芾还曾为书学生示范篆隶笔法。不过，今天我们从《绍兴米贴卷九》的篆隶刻帖中可以看到，米芾于篆隶二体尤其篆书完全说不上擅长，这大概也是米芾行书线条中篆意不浓的一个根本原因。

相应地，以黄氏“兄事苏而弟蓄米”的自我书史定位，及其对自身书艺以反省为基调的全面清醒认识，其篆书应有把握胜过米芾。同时代学者、好友李之仪对黄庭坚各种书体艺术造诣做过如下品评：“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其篆书能够作为一项擅长之体单列出来，实践书写肯定是少不了的，其水准也应当不低。

对于当时专攻篆书的书家，黄庭坚也多有评论，因其眼界高远，视野阔大，下语亦气度不凡，如“文章骫骳而得韩退之，诗道敝而得杜子美，篆籀如画而得李阳冰，皆千载人也。陈留王寿卿得阳冰笔意，非章友直、陈俙、毕仲、苟文勋所能管摄也。”又如“徐鼎臣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则气质高古，与阳冰并驱争先也”。在《山谷题跋》中，我们能看到关于黄庭坚篆书实践活动的唯一记载：“太平寺后万松亭，二十年前涪翁为篆其榜，今闻增葺，殊胜往时，远托清禅师易其榜，并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间石上。”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万松亭”的篆书题榜了，但明代学者陈继儒曾在《妮古录》（卷三）中提到过这件事：“山谷题‘万松亭’额，篆书。东坡手画一乐工，又作乐语题之汉篆书。二公却又能隶篆也。”

显然，黄庭坚对自己的篆书还是颇为看重的，二十年后主动寄书撤换旧作。如果在陈继儒时代，对山谷篆书作品还有如此确信的话，那么，“万松亭”的篆书题榜至少由世人精心保存或口耳相传到了明代中后期，差不多经历了近五百年风雨还被津津乐道。尽管《妮古录》考论并不精严，但通过陈继儒在当时的见闻与记载，我们同样也能想像与感受到黄氏篆书穿透时空的力量。

四、字中有笔—黄庭坚书法成就与其篆书修养之关系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从品味境界上说离不开禅悟的帮助，离不开学养与胸襟的支撑，但从技术层面看，则离不开重视篆籀古法的意识和实践。笔者认为，深厚的篆书修养是黄庭坚书法艺术最终超越时代诸家从而卓越不群的关键因素。他的“字中有笔”的观念虽与禅悟有关，但实践上还是主要筑基于篆书古法的修养。与此观点相比证的是，北宋以来无数高僧大德，禅悟境界都不一定逊色于黄氏，但是在书法艺术所达到的探索高度上，能与黄氏比肩的，则代代乏人。显然，书法的高度，首要支撑便是笔法的精湛锤炼，与高明的素养积累。

在《山谷题跋》中，他曾从书法史的宏观层面为自己的成就作了一次自信的定位，认为数百年来草书得法者，不过张旭、怀素与自己三人而已。今天看来，下面这段话已经成为书法艺术品评中的经典之语—他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在这里，他提到草法的本质就是古法，即古文、篆、隶等笔法的精髓，可惜数百年中领悟此理者太少。就草书而言，黄庭坚的探索及其达到的高度令同时代书家难以望其项背，而最根本的技术原因，便是源于对古法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在更多对其他书家的评论中，他也始终强调古法的重要性，而古法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篆籀笔法，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浑厚劲健、如直木曲铁的圆笔：“柳公权谢紫丝及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评价他尊崇的苏轼作品时说，“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他著名的“字中有笔”说出现了数次，亦可见于如下题跋语：“李乐道白首心醉《六经》古学……晚寤籀篆，下笔自可意，直木曲铁，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监阳冰不知去乐道远近也，当是传其家。观乐道字中有笔，故为乐道发前论。”

从跋文中可以看到，黄庭坚议论总结李乐道“字中有笔”，主要源于其三层互有关联的表现：一、晚寤籀篆；二、下笔可意，直木曲铁；三、得之自然。由此线索，我们可以寻绎出黄氏“字中有笔”的技术内涵：能化用篆籀笔法、线质“直木曲铁”、气韵生动自然。联系黄氏反复强调“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的说法，可以肯定，他对于笔法的核心技术要求，至少体现在两个大的层面，一是篆籀笔意、线条圆厚劲健；二是用笔活泼自然、跌宕多姿，以此达到变化丰富、气韵生动。

据笔者看来，由于长期关注并参用篆籀古法，黄庭坚才将张旭怀素二人看作草法高峰、值得比肩同列的草书圣手。同时，由于篆籀笔法雍容舒展的特质使然，他对线条与行布过程中跌宕曲折之古趣的把握和表现，也超越于苏轼米芾的率直痛快。更为重要的是，晚年流放途中看到“长年荡桨”，居然与自己一直以来朦胧不明的笔法追求相契合，倏然顿悟，“乃觉少进”，这一表述仿若新奇喜悦，但以跋语方式记载下来，实则带有印成正果、现身说法的味道。可以肯定，那些不关心用笔中的跌宕起伏之人，纵使成年累月观看“长年荡桨”，也看不出什么门道来。后来论家常常以此年作为黄氏书风的重大转折点，认为此后才出现长枪大戟和顿挫笔法，无疑将黄氏数十年一以贯之的实践探索与审美关怀横刀截断了。

重视篆书并自觉运用于实践修炼，让线条本身圆润古厚而又雍容不迫、延宕多姿，从而寄托更为丰富而悠远的情调和情感，这些努力使得黄庭坚书法艺术成就获得了后世历代名家高手的一致推崇，清代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得好：“黄山谷清癯雅脱，古淡绝伦，超卓之中，寄托深远，是名贵气象。”

而康有为在其名著《广艺舟双楫》中，更是将黄庭坚推到了书法史上风格创建的先锋位置，并自创“行篆”一词来概括其书风特色，以与颜真卿、杨凝式等成就卓异的大师级书家同列。他说：“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浓，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吾以山谷为行篆，鲁公为行隶，北海为行分也。山谷书至多，而《玉虹鉴真》所刻《阴长生诗》，有高谢风尘之意，当为第一”。在末卷绝句自注中，康氏还说：“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颜、杨焉。”

康氏纵横时空，放眼整个书法史的漫漫长河，反复强调山谷书法的篆书渊源及其创新高度，并将其与同样具有开山之功的颜鲁公和杨少师并论相提，眼力可谓入木三分。为了表达自己的钦敬之情，他还特意赋七绝一首，收入《广艺舟双楫》之《论书绝句》中：“山谷行书与篆通，《兰亭》神理荡飞红。层台缓步悠悠远，高谢风尘属此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任军伟

注释：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85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②黄庭坚《山谷题跋》，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

③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第15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⑦《跋法帖》，见《山谷题跋》卷四，第682页。

⑤《跋为王圣予作字》，《山谷题跋》卷五，第689页上。

⑥崔尔平选编《山谷论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第6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⑧《题绛本法帖》，《山谷题跋》卷四，第683页。

⑨《书王周彦东坡帖》，《山谷题跋》卷九，第711页。

⑩《书〈筠州学记〉后》，《山谷题跋》卷二，第674页。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山谷题跋》卷四，第685-686页。

《题司马温公与元氏简尺》，《山谷题跋》补遗，第719页。

《跋李伯时所藏篆戟文》，《山谷题跋》卷四，第687页。

《跋山谷帖》，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丛书集成初编》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

《跋湘帖群公书》，《山谷题跋》卷五，第691页。

《题万松亭》，《山谷题跋》卷五，第690页。

陈继儒《妮古录》卷三，第59页，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版。

《跋此君轩诗》，《山谷题跋》卷八，第704页。

《题东坡字后》，《山谷题跋》卷五，第687页。

《跋李康年篆》，《山谷题跋》卷五，第692页。

《跋唐道人编余草稿》，《山谷题跋》卷九，第711页。

周星莲《临池管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28页。

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历代书法论文选》第859-860页。

崔尔平《广艺舟双辑注》第254-25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

从传统文化看师德修养 第7篇

一、学校教师职业道德的现状

1.世界观的缺失, 不适应先进文化的发展

教师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应该关心国家、地方的发展, 在思想上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保持高度一致, 才能实现师德师风与教育需求相一致。但在现实中, 有些教师不关心时事, 学校集中政治学习时间安排少, 即使有政治学习, 教师也无激情,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理论了解不多, 对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不熟悉, 世界观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得到发展。教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教育工作者没有先进的思想统领头脑, 世界观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需要, 师德师风建设与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是不相适应的。近几年教育部门开展了“党员先进性教育”“创先争优”, “作风建设年”,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由于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加上教师队伍构成来源途径复杂, 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 虽经过一些活动的教育, 但“山还是那座山”的现象仍然突出。就教育的育人质量而言, 当然不能静止地看某次考试, 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看学生的成长。但是, 令人失望的是, 有的教师有近10年甚至一辈子教育质量都不高, 学生家长不满意, 难道是所教学生不优秀吗?回答是否定的。就其原因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缺失, 教师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支配, 认识不到“育人”的重要性, 教学中“三维目标”不落实, 对德育工作的认识不深, 实施德育教育时, 系统性、层次性不强, 纵向不深, 横向不细, 面上不完整, 点上没有针对性, 实施途径单一, 唯教书而教书, 与教师世界观的改造是有直接关联的。在管理上, 有时会以种种借口作为理由, 降低对自己职业道德建设的要求, 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 也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道德理念。教师作为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每位教师应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办人民满意教育, 职业道德建设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2.价值观的缺失, 认识事物、问题的水平不高

社会的发展离不了各种矛盾相互作用,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难免会有消极因素的出现。教师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危房基本得到改造, 平安和谐的工作环境基本形成, 教师的政治待遇、工资待遇不断提高。“98抗洪抢险”“‘5·12’汶川大地震”, 钓鱼岛事件, 对泰国糯康的审判等, 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不断富强的综合国力、空前的民族团结和“多难兴邦”的民族精神,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流,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自豪。但是, 少数教师看不到社会发展的主流, 把自己置身于社会发展以外, 对主流的东西视而不见, 以自我为中心, 要利益不讲奉献, 要享受不讲工作, 要权利不讲管理, 要尊重不讲爱心。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某某学校、某某单位发了多少福利, 某某学校老师只有多少节课, 某某学校的教师好玩等等攀比心理。由于部分教师价值观的缺失, 缺乏对教育、对自身角色的深刻认识, 看不到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 只接受社会消极的东西, 时不时还发表一些自以为是的“高论”。少数教师有偿补课、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批改作业马虎等屡禁不止, 这部分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处于被动地位, 没有很好的作用和效果, 影响了职业道德建设工作的提高。

3.学习工作无激情, 敬业精神不强

在经济全球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新的历史时期, 教师面临新的挑战, 教师应该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增强工作激情, 不能“以已昏昏, 使人昭昭”。现实中, 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对素质教育的理论了解程度不如对“麻将”的了解, 对课堂教学改革的了解不如对生意经的了解, 更有甚者对“课堂变革”不认真践行, 三年来还是一头雾水, 俗话说, 师与生是“一桶水与一碗水”的关系, 21世纪, 教师还停留在20世纪80、90年代教育水平。历史赋予了每位教师新的历史使命, 每位有良心的教师都将面临时代的挑战。然而, 自愿学习、使用远程教育资源的人不多, 自觉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的人不多, 很多40岁以下的人就有点老态龙钟, 自我封闭, 不愿意学习提高了。教师综合素质提高应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指标, 这种不学无术的职业道德现状与时代的发展是相背离的。教师加强自身综合素质建设, 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具体体现。然而, 学校对职业道德建设只注重形式, 没有注重内容, 把职业道德建设从教师职业需要中剥离出来, 有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现象, 职业道德建设没有内化到教师的灵魂深处, 而是游离于外。

4.制度不健全, 机制不活

学校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实施主体, 除了教育的义务外, 没有其他的权利, 任何一位校长都希望有一支职业道德优良的教师队伍, 由于校长负责制、聘任制等不是很完善, 校长在职业道德建设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工作缺乏活力和创新。近年来, 多数学校, 特别是条件比较好的学校, 教师是“风吹不进, 雷打不出”。曾有一位资深的校长, 在一次安排教师的工作时, 该教师不同意, 并说硬要这样干, 就要你不好过……本来对于教师个人的发展都是负责任的, 后来校长只有叹气。有素质的教师认为校长是对的, 而没有素质的教师却背后说“你能干, 不怕校长”。中国有句话叫“流水不腐”, 近年来, 教师队伍只向好的学校“流”, 不向差的学校“流”, 出现摆老资格、小圈子、工作讲价钱、对家长不文明等现象, 这是制度的缺失和机制的死板, 学校管理缺乏活力, 扼杀了学校领导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工作中的思想解放和开拓创新。应建立学习培训, 教育、考核、评价、待岗、交流、停职等动态机制。

5.管理薄弱, 理念有待提升

学校管理是学校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是学校管理者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 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 带领和引导教职工, 有效实现学校工作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组织活动。管理理念决定学校的管理效果。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往往在学校工作中被弱化, 很少有主要领导亲自抓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工作。师德师风建设基本上是按照上面的文件要求, 制订一个方案、写一点会议记录、抄一篇心得体会、整几个像样的档案, 不能体现学校特点和学校教育发展的需要, 年年搞师德师风建设,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学校德育工作无亮点、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细节抓不实、课堂教学改革无力度、常规管理无章法、创建特色管理无思路, 仍旧年年“姐儿十七八”。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 提高领导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准, 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提升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治校理念, 体现学校领导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要解放思想, 扩大开放, 要有对教育事业负责、对教师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正视现实, 克服困难, 创新思维, 打破常规, 坚定信念, 建立健全切合实际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规划、制度、机制, 让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常规化, 机制要活, 要敢于逗硬, 敢于向存在的问题开刀。要解决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和现象, 实施全员教育、全员管理, 共同提高。要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 改变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实际工作两张皮的现象。要加强中层干部队伍建设, 突出中层干部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的表率作用, 增强中层干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二、解决教师师德问题的对策

教师师德建设是一个多层次、多途径的复杂和长期的工程, 它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仅仅依靠简单的行政规章和行政监督去推动, 想使师德状况迅速得到改善, 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要在不断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水准的基础上, 构建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1.提高师德素质重在治本———着眼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既包括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业务素质, 也包括教师队伍整体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这个综合素质上去了, 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也就上去了。如果只是抓住体罚学生、赶撵差生等一些表象不放, 说到底还只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 那种认为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上抓一阵就可以放松一阵, 甚至认为抓好了可以一劳永逸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立足现实, 着眼长远, 重在治本, 切实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搞好。

2.加强制度建设, 增强考评力度

学校的一些制度, 要不断完善、修改, 在民主的基础上, 制定出能够反映本校特色、具有可操作性而又全面合理的考评细则, 如师德考核制度, 出勤考核制度等。考评程序力求公平、公正、公开, 让教师心悦诚服;要尊重教师服务对象的权利, 充分发动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 通过适当的形式, 让他们评议教师。教育事业牵涉到千家万户,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们对教育子女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教育工作从社会和家长方面所得到的理解、支持和监督会越来越多。同时将教师师德考核真正纳入评优、评职、晋级中, 严重的一票否决。

3.深入开展各种师德实践活动

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仅仅靠单纯的说教, 无法激起一个人的道德认同, 不能引起情感共鸣, 平时积极开展教师道德教育的研究活动, 如“师德演讲”“以德治教”学习教育活动, 评选“师德标兵”活动等, 开展“如何构建良好的教师道德”“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等大讨论, 让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切身感受谈体会、谈认识, 以唤起教师的爱心, 让他们积极投入到为学生、为家长服务的活动中去。通过他们的沟通、帮扶、资助、家访等行为, 让他们看到个人的劳动给他人带来的喜悦、成功与幸福, 从而产生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 激发他们的教育热情和精神动力。

从教师的眼里看师德建设 第8篇

一、提高福利待遇，让教师有荣誉感

物质需求是人的第一需要。政府要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缩小教师与发达地区或其他行业的工资差别，兑现班主任教师超额工作量的补助（一个班主任工作量相当于1.5个教师的工作量），最起码要保证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教师的实际收入不降低。有条件的学校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要提高教师的福利。只有这样，教师职业才有吸引力，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才能提升。

二、善待教师，让教师有幸福感

众所周知，学校的核心是教师队伍，目的就是开发教师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两个教师能力相当，一个情绪高涨，工作效率就会大增；一个情绪低落，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即使是同一个教师，在两个不同的心境时段，效率也会产生差异。因此，要尊重、理解教师，为教师创设舒心的工作环境。

三、搭建发展平台，让教师有价值感

作为教师，当物质上已经有了改善的前提下，他投身于教育事业就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将工作作为展示自己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如，我校帮助教师制订并完成五年职业生涯规划、开展骨干教师论坛等平台；开展比成绩、比奉献等师德活动，让教师充分展示自我，取得实效。事实证明，广大教师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只要学校管理在人力资源的整合过程中，因材施用，给每位教师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并帮助教师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样教师对这个岗位就会更加热爱，责任心、事业心就会明显增强，自我价值感也油然而生。

四、鼓励教师，让教师有成就感

教师不仅有物质上的追求，也需要精神上的鼓励。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请注意无论如何不要使这种内在力量消失，缺乏这种力量，教育上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学生的进步，需要教师的表扬；同样，教师取得的成绩也需要鼓励和肯定，一旦教师渴望成功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自信心就会更强，就会树立更高的工作目标，从而进入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境界。

总之，要加强师德建设，运用管理制度、评价机制等手段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培育学校的精神文化，引领教师行为，使教师进入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境界，只有这样，师德建设才会大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