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视角范文
城市文化视角范文(精选11篇)
城市文化视角 第1篇
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是城市的灵魂,是展示城市精神品质和内涵的主要手段,是体现城市个性特色的主要形式。探讨和研究城市历史文化、地域本土文化如何发挥其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这是新型城市化的要求之一。首先,与地域文化交融的城市开发建设可以增强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可以强化城市个性,展现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品质;再者,可以丰富城市的文化消费内容,提高市民的精神文化素养。
二、慈溪城市地域文化特色
慈溪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慈孝文化、围垦文化、青瓷文化、移民文化等都与慈溪这片土地密不可分。今之慈溪,源之于海,长之于涂,世世代代的慈溪人靠山面海,不断开拓土地,变沧海为桑田,地域文化具有显著的海洋息壤文化特征。
1. 慈孝文化
东汉董黯,句章人,以孝闻。母病思饮大隐溪水,黯不避寒暑,日跋涉以致。后迁家溪畔,侍母更勤,母病竟愈。人仰其德,咸称该溪为慈溪。唐开元邑始建县时,遂名曰慈溪。“慈溪”二字源自一则感人肺腑的孝子传说,也成就了今日广为传颂的慈孝文化。
2. 青瓷文化
慈溪是青瓷的重要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上林湖越窑的青瓷烧制工艺,风格清雅脱俗、薄润飘逸,工艺精美绝伦,代表了当时制瓷的最高水准,上林湖亦成为贡窑和置官监窑的重要场地。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青瓷文化”代表了慈溪人民能商善贾、精工细作的精神。如今上林湖越窑遗址已被国内专家誉为中国青瓷的“母亲窑”,成为慈溪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名片。
3. 围垦文化
慈溪历来有唐涂宋地之称,“海堤蜿蜒如峭壁,横断狂澜三万尺,堤内耕桑堤外渔,民物欣欣始生息”生动地描写了慈溪筑塘围涂的历史,在广袤、平坦的海涂上形成一道道人类文明的印记,悠久的海涂围垦历史,塑造了慈溪人开拓进取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4. 移民文化
唐末五代时期和宋高宗南迁时期,“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新成陆的三北大地,成为移民集聚之地。正因为移民文化的基因,造就了慈溪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在这样的前置条件下,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入慈溪,在这里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目前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比例已接近1比1,这些来慈溪创业和工作的移民群体,带来了他们原生地的文化,与慈溪本土文化交汇产生了新移民文化和新慈溪精神。
5. 慈商文化
慈溪自古商业文化发达,有“商品、商业、商帮”,就商品来说,既有古时的青瓷和盐,又有现代的家电产品,如慈溪是家电之都,打火机制造之都、轴承王国、轻纺之都等。就商业来说,慈溪是工商名城,平均不到4户有1户经商办企。就商帮来说,慈溪在近现代就是孕育“宁波帮”商人的热土,涌现了以吴锦堂、虞洽卿为代表的近代儒商群体,他们亦是历史上“宁波帮”的代表人物。而今产业日新月异,慈溪又涌现了一大批“敢为天下先”的民营企业家,其“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商帮文化已经成为产业的灵魂,亦是新时代慈溪精神的最好诠释。
三、慈溪城市特色要素挖掘
1. 四山定城
城市西南部的峙山和翠屏山为绿色背景,峙山、乌山、教场山、翠屏山四点限定了城市老城空间的形态框架,形成以329国道和新城大道为轴的东、南、北三向发展形态。
2. 山海格局
慈溪背山面海,山中湖泊、山塘较多,平原水网密布、沿海鱼塘众多,滩涂丰富。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山、水、海、涂”的山海格局。
3. 江南水乡
慈溪城区水网密布,历来有“横塘成河、直江成浦、筑堤成湖”的做法,形成“湖、浦、塘、闸”一整套的水利利用系统。水系形成的灵动空间,以及水的不同利用方式使得水成为构筑新生活的最佳资源,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
4. 城垣春秋
三山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围三里一百一十步,高一丈六尺。自清代始,三山所城的军事功能渐失,后演变成邑人生活场所和商贸集散地。1954年后,为县城所在地,成为慈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5. 大塘印迹
大塘河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当时余姚县令谢景初筑莲花塘时的遗迹,是慈溪围垦之始,慈溪母亲河。旧时大塘河曲堤石板铺面,堤边水蓼丛生,两岸杨柳错列成行。今之大塘河萦绕慈溪浒山老城北,南岸小桥流水,房舍错落;北门桥南,老城门耸立,桥东古樟如巨伞撑天,为塘河增添了无限绿意。
四、慈溪城市形象定位
结合慈溪地域文化和城市特色要素,按照“真实性、专属性、导向性、美誉性、认同性”原则,确定慈溪城市形象定位原则为“慈孝名邑溪海桥城”。
1.“慈孝名邑”定位的内涵及理由
(1)体现“慈孝文化”
“慈”和“孝”都以“仁”为本。因此,慈孝文化的“仁”可以说是涵盖了以“能工善贾”为特征的青瓷文化、以“吃苦耐劳”的围垦文化和以“开拓进取”的移民文化等。从专属性角度而言,中国还没有这么一座城市在人文情怀上直接体现慈母与慈爱,孝子与孝心。如安吉孝丰(孝子故里,风情小镇)、湖北孝感(孝感动天,孝文化名城)、浙江上虞(“孝德之乡”)均主打“孝”,而“慈孝”则“慈”与“孝”兼备。
(2)体现“城市文脉”
“因孝溯慈,其名在溪”汉句章董黯,母尝婴疾,喜大隐溪水,不以时得,于是筑室溪旁,以便日汲故名慈溪。慈孝名邑形象定位体现了是慈溪城市名称的由来。
(3)弘扬传统美德,与慈溪新价值观一脉相承
慈溪市民新价值观为慈孝、包容、勤奋、诚信。“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从城市形象导向性而言,弘扬中华孝道,对广大市民具有激励性,对城市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2.“溪海桥城”定位的内涵及理由
(1)体现“慈商精神”
“溪海”精神___“溪的性格,海的气魄”为新时期慈溪企业家精神。慈溪企业家以溪一样灵动、勇毅、诚朴和海一样的开阔、雄健、进取,造就了敢想敢干、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慈溪商人。并以全国1/1800的土地养活了全国1/800的人口,创造了1/600的财政收入,1/500的GDP,1/400的进出口额,书写了县域经济的一大传奇。
(2)体现城市特质
慈溪河网密布,“七溪流水皆通海”,“溪海”体现慈溪“水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慈溪海桥、溪桥、古桥兼备,数量邻先、技术领先,有杭州湾跨海大桥和拟建跨海铁路大桥等,桥梁数量在5000座以上。另一方面,“桥城”的定位能够得到广大市民认同,如慈溪日报又称《桥城日报》、慈溪论坛又称桥城论坛、2008年奥运火炬经杭州湾跨海大桥传递、上海世博会的浙江馆内把跨海大桥“装”进青瓷碗里等。同时,“桥”文化也蕴含慈溪“围垦文化”、“移民文化”,体现慈溪人民“交流”、“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兼容并蓄、善于开拓精神。
四、慈溪城市文化特质塑造
结合城市功能结构布局,打造以“区廊路点”为载体,将慈溪文化如青瓷文化、移民文化、围垦文化、慈孝文化、慈商文化等以文化功能区、文化产业群、文化景观廊、文化景观节点(文化雕塑、小品等)串联成为整体,形成“双核统领、井字架构、U型轴线串联、多节点烘托”的文化景观体系。
1.文化展示区___“双核统领”
(1)文化商务区
打造融文化展示、商业办公、总部基地和休闲游憩为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新中心,成为慈溪城市客厅和门户地标。集中建设一批博物馆、大剧院、科技馆、城市展览馆等大型文化设施。并以海洋息壤文化为统领,多主题、多形式地展示与海洋息壤文化息息相关的各类慈溪地域历史文化现象,将蓝色海洋、淡雅青瓷、儒雅商风等文化元素用符号嵌入、情景再现、意象重塑等手法结合到广场、商业景观、小品与服务设施中去。
(2)乌山古韵展示区
依托慈溪民间收藏文化和慈溪南部山水资源,建设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产业孵化、文化贮藏交易、文化创造集体等功能,构建完善的民间收藏文化交流、交易、展示的服务体系。;打造以民间收藏、展示、交易及相关文化创意产业于一体的中国民间博物馆第一聚落,体现慈溪收藏文化内涵和古韵特征。
2.文化景观廊___“井字架构”
慈溪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众多,充分利用城市山体、水体景观生态资源“显山突水”,增强城与水的互动,将灵动的水引入市民生活。重点打造以潮塘江、大塘河、新城河、浒山江“井”字型文化生态景观廊道,打造水网绕城,江南水乡格局。
(1)潮塘江文化景观廊道
潮塘江是明成化七年(1471年)海口筑塘御潮所遗存的河道,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应充分利用其生态环境较好优势,营造开敞的滨水空间,串接森林公园和生态绿地,让森林走向城市,生活融入森林。同时,结合“慈孝名邑”形象定位,挖掘以慈孝文化、慈商文化、围垦文化等文化资源,沿线布局慈孝文化园、溪海慈商园、徐福文化园等文化主题公园。
(2)新城河文化景观廊道
新城河作为纵贯城区南北的主河道,结合沿岸开发建设,营造水边商业街、游憩等功能混合场所和城市文化活力的岸线。在文化特质塑造上结合沿线功能注入相应的文化元素,如行政办公区以围垦文化为主,体现艰苦奋斗、廉正亲民廉政文化;中央商务区以青瓷文化为主,体现能工善贾、儒商相融的慈商文化。同时,结合“溪海桥城”形象定位,沿河布局桥文化主题长廊、名桥园等文化景观。
(3)大塘河文化景观廊道
大塘河为宋元时期围垦筑大古塘时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慈溪建城之始。挖掘以大塘河为代表的围垦、移民等历史文化和三山所城、沉船遗迹等历史遗迹,布局上林坊、休闲坊、集市坊、记忆坊、文化坊等休闲商业文化娱乐设施,打造古韵风貌街坊。
(4)浒山江文化景观廊道
按照骨干排水河道均衡布局的原则,打造浒山江文化景观廊道。文化特质塑造方面,开挖水景营造活力之岛,并在岛中建造产业文化博物馆,作为慈溪的产品展示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通过雕塑、小品重点突出特色产业文化、杨梅文化等。
3. 文化景观轴___“U型轴线串联”
(1)新城大道现代风貌景观轴
新城大道是慈溪城区南北向重要景观轴线,通过建立大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开放空间组合,营造层次丰富的特色建筑空间,体现整体现代风貌特征。轴线两侧分别建设虞波市民文化广场、人民公园、新世纪婚育文化广场、文化创意公园和图书馆、体育中心、广电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并布局雕塑小品,展示城市现代文明。
(2)景观大道水乡风貌景观轴
通过延续并发展城市的传统风貌景观轴线,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一方面结合轴线对景建设教场山主题公园,建设戚继光抗倭雕塑,再现“沙场秋点兵”的宏伟场景,体现慈溪抗倭文化;结合老水泥厂三棵古樟树,建设古樟公园,为市民提供一个优美的休闲健身场所,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同时,结合景观大道南延工程打造商业、休闲娱乐和区域文化中心,打造慈溪南北向重要艺术景观长廊。
五、文化景观节点___“多节点烘托”
(1)自然景观节点
划定能够展现慈溪自然风貌的峙山、乌山、教场山、虎屿山作为轴线对景的自然景观节点。并种植慈溪乡土树种,体现慈溪地域文化特征。如慈溪“杨梅文化”影响深远,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有“西凉葡萄,闽广荔枝,未若吴越杨梅”的赞语,结合峙山公园、乌山公园打造“杨梅”文化体验区,把丰富的“果资源”转换为“山水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体现慈溪人民不断超越的精神;结合万亩畈现代示范园区,建设森林(自然)博物馆、标本馆、科普长廊以及宣传科普的标识、标牌等生态文化设施建设,展示慈溪森林文化。
(2)历史景观节点
慈溪历史文物古迹众多,有展现慈溪历史文化内涵的老城北门、陈之佛故居、马宗汉故居、路甬祥旧居、海月禅寺、宝林禅寺、大塘河等历史景观节点。一方面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如实施上林湖越窑遗址、横河童家岙文化遗址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建筑功能延续和保护性再利用,依托名人故居,丰富教育旅游资源。如结合对马宗汉故居修缮改造,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利用虞氏旧宅筹建商帮博物馆、结合陈之佛故居建设书画展示馆和文化中心,以此提升慈溪城市文化品位。
(3)现代景观节点
对慈溪城市形象有重大影响的城门户地带、客运枢纽、行政中心、广电中心、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教中心等现代景观节点规划建设城市地标,反映城市特色、精神和形象。如结合慈溪门户节点打造,布局相应雕塑景观,体现城市文化特征。
六、结语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地域文化赋予城市生命与活力。应通过挖掘城市地域文化来认知、解读城市,通过系统规划来有效保护、体现城市文化特色,以保证城市特色课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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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开发建设中文化元素注入研究.慈溪市城乡规划研究院,2010.
[5]慈溪文化商务区城市设计.慈溪市规划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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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提升我市城市品质的对策研究.慈溪市城乡规划研究院,2012.
城市文化视角 第2篇
1、“小城市病” : 概念与内涵
2、“庸俗化” : 小城市生活方式的“向下” 趋势
3、“反向同化” : 小城市人口结构中乡村人口主导趋势
4、“僵化与弱化”: 小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和经济活力不足
5、“人才荒漠化” : 小城市的知识与创新资源持续衰竭 主要内容笔记
1、文章开篇探讨研究小城市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新的城市规模设定标准,中国有超过1800 多个城市属于小城市,小城市数量占中国县城以上规模城市总量比例超过 85%。中国整体上还处于一个小城市占绝对多数的城镇化分布形态,占比多数的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质量高低是决定中国城镇化发展顺利与否的根本所在。重视和改善小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 “介于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小城市,即数量庞大的城区人口少于 50 万的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类型化‘对象’却乏人问津。诚然,小城市不同于小城镇具有的‘城市末端化’属性,它们更像是处于中国大城市化与小城镇化谱系中的中间过渡形态。而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全球化、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小城市已经具备了一种学术层面研究的类型特征。”
2、“小城市病”的主要特征。“在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中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小城市问题。一是‘滞后型城镇化’ 带来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超前型城镇化’ 带来的供给过剩的问题。大量的小城市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人才集聚不多,内生性发展能力欠缺,在大城市持续‘抽血’小城市的极化发展格局之下,各种发展性矛盾不断积累,弊端不断放大,从而导致‘小城市病’出现。”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各地区“小城市病” 还将持续爆发,诸如产业结构单一与就业机会不足、人才持续流失、住房供给过剩与资产价格走低、文化氛围淡薄、创新资源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庸俗化、社会交往强关系化、经济增长模式僵化、创新资源衰竭化。概况而言,可以理解为‘小城市病’的‘庸堕化’ 现象。”
3、文化缺失对于“小城市病”形成的重要作用。“文化场所和文化机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和现代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包含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缺失文化发展的城市化,一定不是完整的城市化。” “城市发展如果缺乏文化品格,那是不可持续的,这已被当今发达国家的无数事实所证明。现代化要求政府的执政作为和城市建设要有现代文化含量,要有健全的城市文化设施。然而,现实是中国较高层次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为主的中心城市,甚至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其城市公共文化场所与高层次文化场所资源也都普遍缺乏。由于缺乏现代文化资源,小城市一直陷入了现代文化品位缺失性的庸俗化。”
4、小城市人口结构中乡村人口主导趋势的出现。“小城市城市生活方式的同化能力不足导致了城市乡村化的反向同化趋势。由于小城市的原生人口与周边乡村的紧密联系,导致小城市语言与文化、生活习惯难以完全‘现代化’,导致其现代化的同化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小城市新增人口的‘乡村化’ 越来越使得人口结构呈现一种农村人口主流化趋势。” “这种乡村人口主流化现象,不仅在风俗惯习上,而且在语言和社会关系上出现一种反向同化趋势,即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胜过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农村文化惯习超越城市文化惯习,乡村人口仍然易于接受农村生活理念而非现代城市生活理念。” “由于农民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而需要较长时间的自我调适和城市适应的过程。这样的现象也被称为‘半城市化’ 或‘都市里的村庄’,最终导致小城市越来越像农村的聚合体,而非城市性的生成地。”
5、小城市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小城市的经济活力不足,缺乏产业支撑。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静态失业率较高,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特别是全国有 130 多个资源枯竭性小城市,因为产业资源的衰退,不少陷入了‘枯城’化命运。结构型的就业门类少、静态失业率较高,从而导致小城市的年轻劳动力不得不选择以外流务工为主。” “城市发展模式的僵化,越来越暴露出小城市的产业困境。近年‘鬼城” 在小城市频频上演。小城市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早已开始呈现扩大化趋势。” “空间城镇化的盲目冒进,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的工地化,更使得城市的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处于泡沫化状态,使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浮躁式的建设’状态。小城市因产业结构单一,任何发财的资源都显得稀缺,导致城市资源争夺呈现暴力化倾向。近年来,媒体报道出来的各种刑事案件,与中国城乡结合处出现的一些黑社会化暴力现象不无关系。这种暴力手段获取项目的现象长期存在,使得一些老实本分守法公民根本无法获得正常发展机遇,创新创业很难在小城市有序展开,这已然严重损害了小城市的市场化发展能力和城市经济活力。”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世界城市”建设 第3篇
2010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构想,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紧密结合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实际,紧随后奥运时代城市发展的前进步伐,紧扣“三个北京”建设的精神要义,紧追国际城市发展潮流而作出的前瞻性决策。所谓的世界城市,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彼特·泰勒(Peter Taylor)认为是那些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各种专门人才及规模巨大的人口集聚中心。因此,世界城市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庞大的人口四个基本特点。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动力,政治决策控制力是获取世界城市发展资源的保障,文化软实力是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灵魂,庞大的人口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主体。如果将这四个指标具体到目前的北京来看,北京离世界城市的标准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在建设上面临许多挑战与矛盾,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城市扩张与限制、模仿与创新、文化包容与冲突等等。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是一时之功,不是一城之事,不是一府之力。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北京市民生存与发展的质量,是“为了人民群众”。可以说,人民群众不是世界城市建设的旁观者,而是最终受益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主体。因此,在手段或对策的选择上,北京首先要取得城市居民对世界城市定位与发展的强烈认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通过“民为”,激发其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创造力,通过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才能保障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大计的最终实现。
一、世界城市建设:找准自己的坐标
判断世界城市标准要以经济发展速度、政治文明程度、文化积淀厚度以及人口数量与质量四个指标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城市建设不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城市坐标与特色,否则,所有的世界城市就“千城一面”了。在特色建设方面,如华盛顿是一个典型的中央办公区,纽约是金融中心。因此,建设世界城市,在发展共性的基础上,更要因地制宜,突出城市自身的优势是实现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捷径。北京作为首都,本身在政治资源的凝聚上已具有天然优势,所以,在强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要站在深厚的城市历史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化上的优势,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做强做大。
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古都,城市本身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现代的角度看,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正迸发与激荡着新的文化元素与潮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赋予了北京与众不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形成了北京丰富多彩人文内容结构;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彰显出了北京市民对人文精神的强大的兼容、吸收与创造能力。在后奥运时代,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面临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考验,面临着国家产业转型、转变增长方式严峻挑战,在实现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进程中,要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不能忽略城市历史的深厚积淀。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讲,北京应该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以文化继承为根,以文化创新为本,将北京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之都、文明之都、礼仪之都,以文聚友,以文引资,以文强市,从而以点带面,促进整个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世界城市:人的主体性与城市文化理念的统一
在“三个北京”建设理念中,“科技”是手段,倡导科学发展;“绿色”是目的,倡导社会、自然和人的和谐;“人文”强调主体与理念的合二为一,倡导以人为本,而世界城市的建设是主体与理念(人文)、手段(科技)、目的(绿色)的统一,缺一不可,其中起统领作用的是人文或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
人文是人的主体与先进理念的有机统一。世界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人,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强调主体性的发挥需要先进文化的理念引导。首先,世界城市的内涵包含“为民”的理念,改善民生,维护民利,维护社会稳定,彰显民众的主体性。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在城市环境、城市发展、空气质量、交通状况、市民生活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飞跃,“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价值理念得到充分体现,奥运会后这些理念进一步得到贯彻和发扬,转化成“三个北京”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这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传承与发扬。其次,世界城市的内涵包含“民为”的理念,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要有为北京发展敢于奉献的精神。北京是北京人自己的北京,是老百姓的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是北京的主人。“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生活在北京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城市的人文环境所赋予的主体性价值,那么反过来,每个人作为一个城市的主体,必须清楚地了解和履行自身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城市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城市为体,互相本体,人城交融,才是世界城市理念的至善。城市主体是人,人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根本指向,人要在城市的发展中找到主体感以及对城市的认同感,城市的发展要与人的发展互为交融,整个城市的人文形态才能表现出承前启后的稳定性、生机勃勃的向上性、天人合一的和谐性。
三、城市认同感建构的三个层次
从世界城市的本质来看,每一个世界城市都是在国际上有着非常强大影响力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共同体内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交往、相互帮助,具有强烈的城市认同,这种认同也正是城市或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强烈的城市认同是加快世界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与实力的前提。所谓“城市认同感”是居民对城市的一种特殊情感,属于人文、行为心理范畴的概念,它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从北京市的人口来看,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人源流、物质流、经济流流动性强。特别是人源流,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1]。到2010年底,更是超过1800万。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人群层次,他们在生存状态、职业层次、文化背景、规范习惯、道德水平等各个方面千差万别。要使层次复杂而多元的北京市民形成一个稳定繁荣的城市共同体,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关键要取得他们对整个城市历史与未来定位基本认同,在身份上找到主体感、归属感、认同感。城市认同属于人文范畴,那么北京悠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认同感得以形成的根基所在,每一个北京市民都需要一种文化主体感的建构,在意识和行为上与世界城市的理念达到和谐与统一。对于北京这样一个有着厚重的历史与迸发着现代化活力的城市来讲,应该从三个层次来加强市民对世界城市建设的文化认同:一是文化价值观认同,二是制度规范认同,三是组织管理认同。
(一)价值观认同
文化核心层次中就包括价值观,世界城市的建设要取得质的飞跃与突破,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最主要还是要取得文化价值观上的和谐与统一。
nlc202309020833
一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渊源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而言,乃是北京的丰厚历史文化,如儒家文化、礼仪文化、宫庭文化皆在北京历史文化的丰富遗存中有所表现,那么在这些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德、善、仁、和等价值观念仍为人们所遵从,调节着人与人之间关系。北京又是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各国、中国各地的人口流动频繁,国外与国内、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等多元价值观念在这里交汇、碰撞与融合,形成一些不同于北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效率观、权威观、法治观、权利观等。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既有矛盾也有统一。从历时性角度看,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生活环境的北京市民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谱系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其生存、生活与发展的个人目标与城市目标也不尽相同,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这种情况客观存在,那么,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能够相互包容,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共时性角度看,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价值失范状况,如隔阂冷漠、尔虞我诈、缺乏信任、个人利益当头等。国内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罗荣渠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2]。这时,传统价值观念往往会焕发生机,成为扭转社会伦理价值失范的理念基础,并成为现代社会价值的有益补充。世界城市建设要着重发挥出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激发现代主流或先进价值观的活力,对传统优秀价值观和现代先进价值观兼收并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基本道德体系加以完善和强化,缩小市民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认同差距。如果核心价值体系的弱化或不确定,传统与现代不能兼收并蓄,将导致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无序性和多变性,也使社会缺乏黏合剂和失去向心力[3]。
二是城市文化价值观与农业文化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北京每年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或是农民工,或是打工者,或是城市扩张纳入的城郊人口,这些人口往往受农业文化的影响较大。农业文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其价值观有淳朴、耐劳等特征,但也有与城市文化不相兼容的地方,面临着向以新型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新型交往方式为纽带的现代文化价值观认同的转换。这些“新人”能否与所有的城市人群平等交往、和谐相处,无疑会经历一个磨合、心理调适过程。两种文化背景人群能否互相吸收对方美德,克服自身不足,在共同生产、生活交往中建构新的城市精神,形成新的城市文化认同,对城市秩序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
世界城市一个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宽容性。北京要从体制、文化、心理上接受这些新增人口,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受这些城市“新人”,在价值观上要对这些人口对世界城市建设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认真地评估与认识,对他们的价值给以充分的肯定,与他们平等交流,总结、归纳和吸收农业文化中优秀价值观,宣传普及城市先进价值观。如果出现不接纳与反接纳的现象,出现体制、文化上的兼容困难,新增农村进城人口没有主体参与性,这些新增的人口在北京的主体身份会迷失,而又不愿意返回乡野,就会形成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城市秩序混乱,离建设世界城市的初衷会更行更远。
(二)制度规范认同
所谓城市制度,是发展主体在观念特别是行为实践中,对城市本质、结构、功能、意义、价值等的规则性确认。城市制度是城市交往规则,是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城市文明的高级形态,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本质参数,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推动城市发展是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制度的复杂性、多样性,城市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对应着一种城市制度。世界城市是一个高楼大厦与千万人口的集合体,要保证整个都市群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生产和谐有序,必然有其独特的制度框架支撑。北京借助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东风,对北京市的城市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更新与调整,从宏观到微观,在经济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初步具有了一个整体、系统的面貌,提升了城市的组织化、秩序化程度,这将有利于将无数的独立个人,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整合为一个有序的城市,一个真正具有人文气息的城市。但是制度的完备性与有效性并不是同等的概念。由于一些传统观念、心理作祟以及一些市民文化层次低、自律观念缺乏、行为无意识,导致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如北京奥运后,一些违章建筑又偷偷冒出来,一些占道经营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强化居民对城市制度的认同也是世界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民的文明程度高,会自觉遵守各项制度规范,行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具有较强的自律性,这也是主体性的外在体现。世界城市的内涵中自然包含着市民自我教育、不断提升精神文明的深刻内容。
(三)组织管理认同
如果把整个世界城市的建设分为三个层次,文化价值观的建设是核心层面,制度建设是中层,那么在微观层面就是组织建设。文化理念的传承与融合、制度建设与执行都需要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市民的组织化程度高,对城市的归属感就越强,主体性自然就会体现出来。城市的组织管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的管理,二是社会组织的管理,三是市民的自我管理。构建良好的城市秩序,形成文明的人文环境,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要出台政策、制定制度、优化城市综合环境等等,但大都市的政府管理触角不可能是无限制的,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这就是需要发挥“蜂巢式”的社会组织的作用,来促进市民的自我管理。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社区、行会、NGO、研究机构、志愿者组织、学会等等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些组织能将兴趣、利益、目标、文化层次等不尽相同的市民进行自组织和管理,进行利益协调、心理沟通、文化交流、政策宣传、制度监督等各种活动,也就是说世界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加强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同时,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将会很有效地提高市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助于加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加自身对北京文化、制度、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了解。市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流民、城市边缘人群的减少,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构良好城市秩序的社会组织基础。市民对城市价值、规则的自觉认同,则将为城市秩序提供根本社会心理基础,促进世界城市的建设。因此,政府管理与社会组织管理是一体两翼,双管齐下,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说经济基础是城市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制度是城市认同建设的规则保障,那么,单位、社区、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则是城市认同的机构载体。以城市制度、组织建设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组织化,是将城市文化认同落到实处的可操作实践路径。
四、文化认同视角下加快世界城市建设的建议
文化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凝聚。北京进行世界城市的建设的着力点也必然是要对市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进行引导和塑造,发挥群众的能动性作用,群策群力,共同建设和谐社会,使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背景和经历的人们在北京在身份上找到主体感,认同北京的文化、认同北京的环境、认同北京的发展目标。
(一)要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符合北京实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
世界城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升华城市内在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的首都社会的历史性抉择[4]。在体系的制定过程中,一是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政府或社区搭建的各种文化交流平台、文化宣传平台、文化培训平台,新旧市民在城市建设中交流互动,加深老市民对新入城人员的了解,提高新入城人员的文化素质,增强城市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二是要吸收北京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先进价值观精华,将历史与现实更好地融合在这套价值观体系里面;提升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吸纳农业文化先进理念与价值观,体现出北京人文博大精深的一面。三是要充分发挥市民的主体性作用、参与作用,吸纳他们的智慧,在深入宣传普及的基础上,使这套体系在一开始就能够得到各层次的北京市民认同,在精神上成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引导力;在行为上,成为一种家庭、社会生活的强大规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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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展社会中下层的文化资源
世界城市的建设目的在于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为北京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或精神的驱动力,在操作层面上就必须注意增加社会中下层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占有的文化资源的情况是不同的,越往上层,文化的层次、知识的水平、信息的获取能力就越强,就越容易融入北京,对北京的认同度高,主体意识强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划分出 “十大阶层”,并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中低层过大、中上层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北京蓝皮书》显示,半数北京人干“脑力活”,北京的阶层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的“橄榄型”转变,也就是北京还没有完全进入稳定和谐的“橄榄型”社会,中下层仍然占据着主要数量。对于中下层来讲,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价值观念、快速的知识信息更新与中下层文化层次低、获取信息能力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占有的文化资源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中上层与中下层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生活方式选择、日常行为表现、制度规范的认同、社会参与的能力等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活圈子将不同阶层的人员互相隔绝,导致社会心理问题增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安全风险加大,这对于世界城市所倡导的宽容价值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文化资源直接影响到达成共识的难易程度、气氛和凝聚力,而这些又成为影响城市的战略制定与实施、组织结构正常运行及其有效性得以发挥的重要潜在因素。所以,在世界城市的建设中,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城市文化和教育资源,把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公园文化整合为一体,把城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各类高等学府融入到市民生活方式中来,加强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市民中通过各种培训、教育和有关文化活动来传播人文知识,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
(三)建构和宏扬现代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制度是城市文化制度化、规范化以后的一种结果,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实体化的表现形式。城市的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都体现在制度文化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制度文化的建设,形成与现代化城市相适应的制度文化。要加强城市制度方面的普及宣传和教育,要促进北京市民共同学习制度、宣传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社会风气,这对北京的自然、人文环境的提升无疑大有裨益。特别是要加强城市日常管理制度的制定、宣传和执行的力度,像交通、环境卫生、街道空间管理等方面的规则和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四)要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参与作用
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在发动人民群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奥运会各项幕前幕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大大丰富了“人文奥运”的精神。世界城市的建设同样需要最大可能地发挥基层群众的力量,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使世界城市所主张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及“和谐”的理念从社会的基层开始成长与升华,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的深厚的土壤之中,北京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王蔷.公安部拟针对流动人口推行老乡警察管老乡做法[N/OL].北京晚报,(2007-08-20). http://news.sina.com.cn/c/2007-08-20/143013703159.shtml.
[2] 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22.
[3] 陆益龙,邢朝国.文化多元化与社会认同[M]// 郑杭生,刘少杰,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冯惠玲.“人文北京”:城市的品格与灵魂[EB/OL].( 2009-05-04). http://www.bjpopss.gov.cn/bjpssweb/n31006c27.aspx.
(责任编辑:文雪峰)
城市文化视角 第4篇
1 景观文脉对城市精神定位的影响
城市精神的定位基本上应该遵循两点, 一点是要具有差别化, 能够凸显出一个城市的特色, 尤其是要具有文化脉络以及地方性的特点。二是应该指引人们的心理走向, 能够带给人们一种归属感。所以在对西安的城市精神进行定位的过程中,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是对文化景观进行分析, 我国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中, 西安就是其中之一, 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还缔造了丝绸之路, 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西安始终保持着十分繁荣昌盛的状态。无论是在地域上, 还是在年代上, 西安所具有的城市精神都自始至终贯穿其中, 因此可以说, 西安的城市精神中, 历史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在这之中, 又不得不提盛世京都文化以及黄河文化。在西周王朝时期, 西安的主要文化核心在于热爱生命, 在汇秦朝, 其城市文化核心是重视严刑峻法以及创造精神, 并且随着历史的变迁, 在西汉这一时期的文化核心则变成了开拓进取, 可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都拥有一股核心的凝聚力贯穿着一个城市的文明与进步。
除了文化景观以外, 城市经济特征对于城市精神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城市想要得到发展, 经济因素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西安地处西北地区的中心位置, 经济发展自然不甘落后, 是贯穿东西南北的重要经济枢纽, 也正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所以在经济建设方面始终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很多高新科技区以及科研院所都聚集在西安这片人杰地灵之地, 因此其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对于这个外向型的发展城市而言, 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更有助于凸显其发展性的地位, 帮助弥补内陆型城市的不足, 由此构建起外向型的城市氛围, 为城市精神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2 对城市精神的塑造与培育
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 也对城市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不断完善这个城市的发展以及重塑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 才能促进这个城市的文明与进步, 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建设。所以在西安这个城市中, 要想塑造与培育好城市精神, 毕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目标, 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加以激励与熔炼的过程。并且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实现。
首先是要充分发挥一个城市的历史资源作用, 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积累一定的底蕴以及资源, 所以充分的运用这些资源可以作为城市精神构建的重要优势, 每个城市所具有的自然环境都不尽相同, 因此要充分的发挥这一独特性, 找出与现实相互结合的契合点, 这样才能够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例如西安就可以在丝绸之路以及张骞出使西域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上多下功夫, 以展现出这个城市所特有的汉唐风格。
其次, 城市精神在塑造的过程中, 需要从城市文化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的考虑, 因为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地理风貌等因素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形成的, 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逐步发展起来的, 所以将这些有形的物质因素运用在城市精神的形成中, 可以更好的为城市精神赋予崭新的内涵。同时, 一个城市所具有的精神, 应该更多的为这个城市的人们所熟悉, 所以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宣传城市精神的过程中, 应该充分展现出一个城市的风俗习惯以及发展目标等, 这样才能让人们更加了解一个城市, 为这个城市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各个阶层应该都积极的参与其中, 在城市精神的塑造过程中发挥其主力作用, 使城市精神的塑造真正的成为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当前世界上呈现出一个融合的发展趋势, 因此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体现出发展优势, 就要注重对城市精神的塑造。具有历史文化的城市应该充分应用在文化地理上的特点, 构建其城市精神, 这样才能让一个城市更加具有特色, 成为一张能够代表这个城市的名片。
摘要: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 是一个城市的核心凝聚力, 尤其是对于我国而言, 我国是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 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可比拟的, 以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为例, 其所蕴含的城市精神就更加丰富了, 因此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的认识一个城市, 并且对城市在未来的走向也是十分有帮助的。文章主要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对具有历史性的文化名城的城市精神进行研究, 希望能够对其他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地理,历史,名城,城市精神
参考文献
[1]杨俊.南京明清文化景观的类型与价值构成[J].城市发展研究, 2013 (09) .
低碳经济视角下城市环境研究论文 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城市环境;节能减排
1低碳经济发展的概述
城市文化视角 第6篇
当代艺术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从无到有,从禁锢统一到奔放自由,从少有成就到如今的正面形象和负面评价共存,其自身的价值和延伸意义逐渐从创作个体转移至受众本身,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寻找一条能够使中国当代艺术更好发展的道路,而客观的审视自身就成为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公共艺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城市学研究者芒福德说过:“城市孕育了艺术,也成就了艺术;城市创造了剧场,也成为了剧场。”[1]联合国人居组织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学科和领域多元交叉,科技文明和信息传播让地区的地域性和全球性无法避免的联系起来。城市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寻求新鲜以致加速更新换代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但与此同时人们所处城市的生活质量也在面临着各种挑战,诸如摩擦、冲突、限制、缺失、污染等等,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以致无序扩张而导致的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失衡。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物质化的体现,借此媒介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发生、发展。公共艺术在本质上是指由艺术家为某个既定的特殊公共空间所创作的作品或者设计,[2]通过对某一地方原本景观的改变或是元素的增减,突出某些特质从而引发共鸣,唤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展示某一地域的历史与价值。公共艺术在无形中堆砌了城市的精神财富,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名片,承载了这片区域独特的文化价值观,潜在地展现了大众对自己生活着的这片热土的归属感,是一种强力的文化符号。公共艺术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改善或重塑城市的形象,并且对城市公民的精神状态和认知方式有着积极的影响,它也会成为城市身份的标识,在塑造城市的独特性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艺术在交融中发展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和西方艺术的“交织”,公共艺术也是如此。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契机将我们置身在一个充满矛盾却又充满机遇的拐点,一面是西方化的艺术理论与观点、实践,一面却是从未因时代替换而退却热潮的本土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信仰,如何让创新从本质上撷取传统文化精神的灵光,突破一味的表面主义的桎梏,如何让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与国际交融,既彰显非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民族个性,又可以突出艺术家被世界认可的独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从而在大交流、大创造中为广大市民或是城市自身提供一方诗意的栖居净土,由此来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这一突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从固守与全盘西化的两极到本土重构与融合尝试
可以说公共艺术从发展伊始就从未停止过与传统的斗争,当代艺术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冲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艺术表达方式和艺术欣赏方式[3],而当代艺术强调的挑战性、先锋性都使得传统意境、古典韵味被排挤到现代艺术的圈外。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增加,中国当代艺术再中国化已然又成为了潮流,可一味地依附传统,实则没有把握住传统的精神内核,致使中国当代艺术未能获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和艺术意识。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是与西方观念的冲击分不开的,资本模式使得中国元素肤浅化和碎片化,文化模式使得中国元素贬值化和停滞化,而美学模式则使得中国元素个人化和狂躁化,丧失了对精神文化传统和心灵的内在透视。[4]国际艺术体系西方化实质给中国的难题就在于,如何既进入这一国际体系之中,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中国性。中国的艺术尤其是公共艺术的呈现一直走在尝试与发展的道路上。
(二)在公共艺术与城市之间对话
阿多诺曾提出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交换与流通的思想,大众消费和公共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共性,即公共艺术也属于大众消费的一种,也有消费主义的一面。在消费意识形态下,人们不再拘泥于商品现有的功能而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刺激吸引下被唤起了消费的欲望,商品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的实际意义,因而商品成了一个意义不定的能指,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意味着不同的所指。在倡导文化强国的今天,公共艺术的繁荣发展已然具有了符号的象征意义。纵观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艺术发展状况与当地的文化包容度、政治民主程度、经济发展程度都是息息相关的。诸如北京既有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庄重的皇家文化,也由于首都的位置优越性成就了诸如798艺术文化聚集区;上海则由于经济的冲击和作家群的集聚形成了海派文化情调的传统;苏州传承了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底蕴,而周庄后来的闻名遐迩则离不开画家吴冠中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城市经济一同崛起的还有城市的公共艺术,在随处可见的建筑、文化广场、雕塑等艺术中无不闪烁着某一区域或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传承与西方思潮之间,所有的元素共同镌刻着每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印记。随着公共艺术权力话语的转移,公共艺术从讲求气派的大建筑与充满政治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由节日转移到日常生活本身真正实现了市民话语权的尊重,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转向对市民大众的关注。比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题材就取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广州的《五羊群雕》和深圳的《开荒牛》都激发了当地群众深深的归属感与荣耀感,这一切的发展都昭示着中国的公共艺术中在发展中一步步将“公众参与”与“艺术性”结合起来,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政治文明上的深入探索,中国公众开始从艺术的角度考虑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角色,开始重新思考作为普通公民以艺术的方式参与公共空间事务的可能性问题。[5]
(三)有意味的形式
中国的艺术自古以来都是提倡意蕴、意境、骨气、气韵生动,往往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不经意间让观者于有限中看到无限,在平淡之中引发共鸣。艺术史学家马克斯·J·弗里德兰德也指出:“说到文明,一只绣花鞋所能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和一座大教堂蕴含的内容一样丰富。”[6]文化背景和环境因素是一个城市公共艺术创作时所需要顾全到的地方,中国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古国,各个城市的公共艺术设计除了紧扣时代主题之外也都离不开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以汉文化氛围浓厚的徐州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今交错间,在创新与传统融汇之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的政治文化的标志作用,中国特色的城市艺术氛围。把两汉文化艺术中的民族传统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结合,形成有传统风格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使之成为具有徐州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7]比如坐落在云龙湖北岸的徐州音乐厅,其外形酷似徐州的市花紫薇,远远观望整个建筑宛若是盛开于水中的花朵。作为徐州公共艺术建筑类的代表作之一,其创作理念一部分源于市花的地域代表性,另一部分则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互利,让建筑由此展现出同大众审美更为贴近的形态。[8]而led与扫描灯等现代科技的融入突出了音乐厅夜晚的景观效果,使音乐厅外形如同一个投影屏幕一样,增添了夜晚的可观赏性。而同音乐厅相得益彰的建筑还有充满现代感与古韵汉风的徐州艺术馆。众所周知,艺术馆存在的本身就是公共艺术的展现,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各类艺展活动,吸引公众视线,赢得市民的广泛参与,从而形成整个社会崇尚文化艺术的风气和氛围,艺术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功能。诸如此类的城市公共艺术建筑集中体现了徐州作为汉文化发源地的深厚底蕴,这一文化运作模式较多地展现于各个城市之间,已然成为了宣传地域文化所必需的模板。
三、思维上的距离
就受众与功用而言,公共艺术的展现方式是实用的,是有益于公众生活的接地气的作品,而就审美层面来看,公共艺术又应该是超功利的,是所谓的“高大上”的作品。不仅如此,全球化语境下的公共艺术也面临着迷茫、混乱的局面,加之与本土文化的构建的冲突与矛盾,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在出发点上就和西方产生了思维上的距离,包含文化传承的“民族性”在文化差异下被西方艺术家无法深刻理解,在传统泛滥的情形与审美疲劳的作用下被归为“无个性的个性”,而一味的讲求“艺术当随时代”,以西方的艺术思潮和价值体系为参考坐标而抛却民族传统,为达到西方认可的“去中国化”道路也是不得人心的,以致有人说“一夜间巨富的艺术家们,不惜出卖民族的光荣和尊严,画出自己族群的奇形怪状的形象——满嘴呲牙的、同一模子刻出的痴呆者侧着脸排着队向群众傻笑,甚至无耻的攻击自己民族的历史伟人 ”。[9]所谓存在即合理,从1993年中国的艺术作品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开始,中国的艺术家便开始在西方占据发言权的现代艺术世界里挥洒青春与热情,在西方体系里努力展现自己独有的东方韵味。除却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由于当代艺术在中国起步较晚,其发生发展刚好处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于是一大批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雕塑、广场、地标性建筑在各个城市铺展开来,尽管很多“面子工程”有其功用性的方面,但从长远的发展以及同世界的交融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设计过于重视装饰性或是政治性,都将影响到公共艺术以后的健康发展。例如地铁站、火车站恢弘的大型壁画,众所周知,绘画艺术讲求意境、韵味,需要让受众慢慢感受,在安静的空间中引发人们的共鸣,一旦将这类艺术生硬地置身于周围满是步履匆匆的行者的车站、地铁站,只在表面彰显自己的城市文化而忘记了与环境的相互和谐、相互映照,使公共与艺术分开,使公共艺术的意义发生变质,迎接我们的终将是变味的、功利的公共艺术,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也始终无法让世界完全接纳、理解。
总之,当下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艺术家的责任,还需要每一个公众的热情参与,只有公众话语权在社会中得到完全运用,才可以为城市公共艺术带来更加宽松、自由的氛围,从而让城市公共艺术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对本土文化的理解融入作品中,从而逐步建设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公共艺术形态。
[1](德)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M].邓文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61.
[2]宋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J].文艺评论,2006(6):93.
[3][4]时胜勋.从“西方化”到“再中国化”——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J].贵州社会科学,2006(1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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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黎冰影.唐代绘画作品中女性服饰的“开放性”及其渊源[J].艺术论坛,2010(9):53.
[7]兰芳.两汉文化与徐州公共艺术研究[J].艺术研究,2011(1):13.
[8]祁斌.融入城市的美丽——徐州音乐厅建筑设计[J].建筑学报,2012(11):70.
城市文化视角下的零售业态演进研究 第7篇
关键词:城市文化,业态演进,文化心理,消费主义
一、城市文化与零售业态演进
城市文化又称都市文化, 是指“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 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而狭义上它则专指城市的精神文化, 即人们社会意识的总和, 包括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宗教情绪、民族性格以及审美情趣。城市文化影响着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以各种业态为标志的现代零售业, 更离不开近代以来城市文化的培育、熏陶和催熟。一种零售业态,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诞生, 如何成长发展, 这些都不是技术必然, 更不是历史巧合, 它更多是随着时代前进城市人生活价值观、消费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转变和发展, 才在特定条件下相应出现。由于文化本身的特异性, 城市文化的隐性作用很少在研究中被涉及, 因此, 分析城市文化对零售业态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二、城市文化对零售业态的具体推动作用
从不同历史阶段来看, 零售业态的演进经过了四次爆发式发展 (简称四次“零售革命”) , 而每一次的变化都跟当时城市的社会文化、大众文化心理的转变息息相关, 具体而言, 城市文化对零售业态的影响可分为以下历史阶段: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消费观念的萌芽与福特主义的兴起
19世界中后期到20世界初期, 西方英、法、美等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确立了大机器生产和工厂制, 一方面机械化的高效率和生产技术提供了大量可供消费的产品,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和工作伦理的动摇:原先劳动主要是为了保证生活需要, 现在却成为资本增殖的商品, 人在机器面前丧失了精神的独立性。不停工作带来的生产过剩让人们开始怀疑过度劳动的意义, 而在此之前, 西方文化对于消费一直存在着双重压制:“西方社会抑制消费和重视生产的观念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短缺经济的现实, 维护社会信念和传统宗教道德观的需要。”于是, 以宗教伦理和禁欲主义为核心、崇尚节俭的生活观念被松绑, 消费在人们心中地位开始上升。
与此同时, 大量工人涌入城市后开始接触和羡慕以前只能少量提供给社会上层贵族的商品, 工业化生产又大大增加了商品类型和数量, 于是, 一种世俗主义的、规模庞大的、基于日常需要的消费欲望开始在城市文化中出现, “因此, 在西方城市化、工业化中产生的大众, , 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崇尚世俗的消费主义的特点。”这种生活观念的转变、消费欲望的上升逐渐转为一种社会的潜在需求, 渐渐地, 在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城市, 零售店开始出现了专门的业态形式专业店、百货商店、连锁店, 它们用低廉的价格、较为齐全的商品门类以及更为开放平民化的风格来迎合这种大规模、基于各种日常生活品的消费浪潮。
而20世纪初期,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生活资料领域, 福特主义运用以“泰勒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原则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使得城市工人工资待遇提高, 但同时工作强度也大大提高, 这导致工人工作之后无力再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 工人的消费必须依赖商品, 因此, 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欲望愈演愈烈, 使原有的各种业态更有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些思潮宣告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 并为后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综合型业态的诞生提供了精神准备。
(二) 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时期:战争与经济萧条下的社会思潮
20世纪30年代, 西方城市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 而战争阴影和政治动荡一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城市里到处隐埋着对失业的恐慌和对未来的悲观, 人们的消费观念出现了暂时性的谨慎和务实, 特别是市民对食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得十分敏感, 甚至成为购买的首要考虑因素, 于是在物质条件早已成熟的情况下, 超级市场开始出现了:以日常副食为主, 价格低廉, 省去大批雇员自行选购, 既方便顾客, 也为店主节省大量成本, 由于再一次成功地满足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观念和消费心理, 超级市场获得了空前成功, 并一直持续至今。
(三)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时期:后现代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崛起
二战以后, 婴儿潮的来临、复员年轻人的归来使得社会需求迅速增加, 城市妇女和接受了更好教育的年轻一代也开始普遍就业, 家庭收入也在实际增长, 大量城市人口开始迁移到市郊地区。和平的环境、收入的增加以及城市经济的复苏, 使得一股后现代主义的风潮开始离经叛道地风行在各西方城市。后现代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 对城市民众的生活价值观和消费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众文化一方面通过提供更多的娱乐消遣让城市公众逐渐地失去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 通过享乐来逃避现实, 另一方面又推动传统文化娱乐化、商业化, 使流行音乐、卡通、电视剧之类的文化产业开始建立并走向普通大众;而消费主义则通过一种带有虚妄性的符号意识来引导大众的消费心理向非实用性扩张, “人们所消费的, 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 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通过各种物品, 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在寻找着他或她自己在一种秩序中的位置。”很多人的购买行为开始成为自我社会身份的归属和表达。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 聚集于市郊的大量城市人口在购物活动中开始带有以下几点特征:摒除实用、不作思考甚至无需理性的消费;带有终极价值实现的享乐消遣;通过符号象征意义带来的自我社会价值认同;时尚流行品牌的喜好和向往;不断激起的购物欲满足。于是在这种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下, 购物中心这种更符合大众新型消费需求的业态逐渐生成了, 相比以前它更像一个业态的集合体:从折扣商店到高档百货, 从普通商品到奢侈品牌, 以及包括了各种餐饮娱乐方面的服务设施, 电影院、音像店等文化产品也在这里开始得到广泛接触, 它给与了消费者一站式购物、商品极尽奢华的消费体验, 同时也满足了消费者对自我价值的社会定位, 对时尚流行的拜物教信仰, 以及除去基本需求外, 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娱乐而娱乐的购物心态。
(四) 20世纪末至今:网络文化的大爆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给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现实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改变, 特别是通过网络, 人们可以消除外界的隔阂干扰来展露心声、排遣郁闷, 在身心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受和独特体验, 人的精神得到了极大满足。网络文化开始蓬勃兴起, 它让人们感到轻松愉悦, 同时又充满无限想象和可能, 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后继影响下, 借助互联网技术, 零售业的电子商务化逐渐酝酿形成了, 网络购物开始悄然出现在大批网民的视野里, 并为消费群体提供了新的购物体验和选择。除此以外, 现代通讯和信息传媒技术也让电视购物、电话购物开始走入百姓生活。这些无店铺业态也都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在现代社会对快节奏、高效率、个性化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深层愿望。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城市文化的发展与零售业态的演进过程息息相关, 业态的产生不仅需要技术等物质条件提供实现基础, 更需要城市文化提供精神土壤和思想准备。只有这样, 大众才可能产生潜在的需求, 某种特定业态也才会有产生和持续存在发展的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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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视角 第8篇
从宏观意义考察, 资本的全球化输出, 区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铸造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大型城市, 使城市的巨大容器吸纳作用与文化传播功能不断膨胀, 伴随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推演作用, 大型城市逐渐演化为当今时代的文明观念与行为文化的示范、引领中心, 成为强大的城市文化传播与释放中心。由于城市功能的差异以及外来文明、文化的传播、浸润和交融, 也不断地勾勒出不同的城市多谱系论域和城市文化话语形态。
从话语分类角度看, 有以城市设计与规划为主题的城市主义话语生产机制;以人文社会学科价值追求为主旨的城市生态主义话语体系;以“反设计”与平抑城市设计冲动、反思城市文化建设趋同化趋势弊端的“批判学派”话语建构等三种不同的城市文化论域和话语形态。同时, 从城市文化发展依存的社会背景考察, 城市文化生态与传播, 还产生了政治核心型城市、经济发展型城市、文化多元型城市和人文生态型城市等四种城市文化发展理念。
在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发展中, 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建设理念一直比较单一。至明清以来, 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 使上述城市的文化生态论域与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 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源远流长, 尤以汉唐为甚。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并无任何优势可言。至元明以降, 西学东渐持续不断, 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近现代以来, 西学强势凸显, 迫使中学与西学直接对话, 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发生重大逆转, 也衍生了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和文化担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 使西方文化强势侵入, 为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注入了新的异域元素。
西方城市文化风俗先后传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主要有五种途径:带入西洋生活用品、开辟租界地传播西洋文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创办报纸进行精神灌输以及创办西式学堂兴办教育。
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内容看, 第一是器物, 包括西洋建筑 (洋楼) 、出行工具 (洋车、汽车) 和生活用品 (洋火、肥皂) ;第二是观念, 主要是西俗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报纸是重要的载体;第三是生活方式, 如西服领带、绅士拐杖、怀表服饰等, 以及舞会、酒吧等社交文化方式;第四是制度, 主要体现在租界里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从西俗文明传播的形式看, 主要有宗教灌输、报刊传播和西方教育传播等。
二
作为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 伴随着异域文明和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 中国原来固有的城市文化生态也在这种激烈碰撞与传播中演化出迥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
如果从城市起源来看, “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 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 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 (罗马、伦敦、北京) ;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 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 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 (纽约、鹿特丹、大阪) ”[1]。
北京和上海分别属于这两种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上海曾被称为“东南都会”“东方的巴黎”“亚洲的纽约”。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 (1267年) 设立城镇。至元朝二十八年 (1291年) 批准设立“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 建成卵形城墙, 以保护居民不受海上倭寇侵扰。雍正七年 (1729年) 解除海禁, 经贸开始大发展。西方人在上海从事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8年 (万历三十六年) , 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中国人徐光启邀请, 来上海建教堂, 发展教徒, 传播基督教。在开埠后的1843年到20世纪前期,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上海形象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城市, 是“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影像记录, 在对上海的怀旧叙述中, 一个令人怀念的城市传奇老上海似乎成了一个谜, 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西方媒体反映上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上海也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 “一方面是超过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群, 另一方面则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娱乐场所。女人们希望找到最时尚的商品, 男人们则希望找到垂涎已久的声色场所, 享受美艳诱人的东方女性。虽然当代上海已经摆脱了昔日不堪的名声东方妓院’, 但情色意味依然浓烈, 同时还带上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 浪漫而又奢华”[2]。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成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超大型国际城市、改革开放成果的示范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称为“东方帝都”“东方巴比伦”, 为中国“首善之都”。
北京城市建设源于汗八里 (即元大都) , 为今日北京城奠定了基础。1264年, 忽必烈迁都燕京, 称为汗八里, 汉人称大都。三年后在今北海公园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建设新城。1368年8月, 明太祖朱元璋军队攻克大都, 将元朝宫城全部拆毁, 改为北平府。第一位向欧洲介绍北京的西方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作为“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 他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 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丰姿多彩的中国”。“东方帝国”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文本中, 意译为“帝王之城”。马可波罗游历各国, 但北平强大富庶的帝国和雄伟壮观的都城强烈震撼了他, 称赞北平为世界奇观。尽管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 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因为北京是中华帝国的核心, 为“首善之都”, 必须限制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与传播。上海远离京都, 它不同于历史上具有抵抗外来势力传统的北京、广州和天津, 自开埠以来, “西方文化基本上没有遇到抵制”, 因而上海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因素。
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侵蚀下崛起的天津, 则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来看, 近代天津是上述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摩擦交融最为复杂的城市。
天津素有“天子渡口”“天国咽喉”之称, 为中国“尽善之地”。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 路通七省舟车”。自近代始设直沽寨, 元朝置海津镇, 明代永乐设卫, 清雍正二年 (1724年) 改“卫”为“州”, 旋又升“州”为“府”, 自此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咸丰十年 (1860年) 开埠以来, 商旅往来、物产集散, 内外贸易迅速增长, 码头经济更趋活跃, 遂成为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贾重镇。
随着九国租界的开辟, 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促使近现代民族工业崛起, 天津地区的城市文化形象, 开始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西方基督教会的渗入、传播等刺激下, 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同时吸纳来自本土皇家帝王贵族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的双重侵蚀、浸润, 形成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城市风格与市民性格, 以及天津独特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 可见京津沪城市文化生态在西洋文明传播下呈现的多样性特征, 北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 上海以西洋外来文化而驰名, 天津则以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而著称。
梳理天津近现代历史, 对比全国各大城市, 特别是北京和上海, 天津具有九大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一是清末民初, 天津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在国内动乱、政党纷争、各种政治势力走马灯般登台谢幕的闹剧下, 满清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军阀商贾、西洋政客等, 纷纷在津城租界地置房购地, 观望政局, 休养生息。在西洋建筑、西式生活、西式教育等领域, 都出现过前人未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使中国皇家帝王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相融合, 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皇家贵族文化”,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天津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 具有独一无二的教育文化历史渊源。如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由李鸿章倡导创办的北洋大学堂 (今天津大学) , 近代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由张伯苓等创办的南开学校及今天的南开大学, 它们是近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滥觞之地。
三是天津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天津近代化学工业声名远播, 有驰名中外的国际品牌“红三角”纯碱制品和著名化学工业家侯德榜等。有开国内锻造业、机器制造业先河而声名远播的“三条石”近代工业遗址、塘沽海洋化学工业遗址等。
四是天津是明清两代商埠文化的集散地。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交汇处, 四海宾朋汇聚, 八方商贾云集。旧时有“京有大栅栏, 津有估衣街”之称, 而百年“劝业场”更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华士奎醉写“劝业场”而名冠华夏的“中华百货第一大卖场”。
五是天津的“租界文化”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德、法、意、奥、英、日、比、俄、美等租界地保留完好的建筑群, 为海内外罕见。天津有全国唯一可以居住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即见证近代中国百年历史, 浓缩了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利顺德大酒店”, 它是孙中山、周恩来、屈武等革命前辈来津会见国际友人的下榻处。美国两任总统, 班禅大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梅兰芳以及末代皇帝溥仪, 黎元洪、冯国璋、达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数十位中外名流均来此下榻。有众多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物收藏。
六是历史上天津居北方园林之冠, 有与“苏杭”遥相呼应的园林文化。如令乾隆四次莅临、赞不绝口的“水西庄”, 传“水西庄”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有当代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杨柳青”、石家大院、安家大院、李鸿章的“李公祠”, 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旧居等。
七是以近代天津爱国人士霍元甲、韩金庸为代表的“精武”文化, 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深远。早在1910年, 民族英雄霍元甲创建精武会, 100多年来, 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霍元甲生前倡导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宗旨和精武精神, 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文化超越国界、种族, 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精武文化已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是素有“戏曲之乡”传统美誉之称的津味“市井文化”。如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 天津的文明戏如话剧、电影等也是当时最时尚的, 如曹禺、石挥、李德伦等艺术家均来自天津。
九是幽默诙谐的民间喜剧性格, 以及“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吉祥喜气”的杨柳青年画。杨柳青年画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 清雍、乾至光绪初期为鼎盛时期。这种木版印绘制品, 是中国著名的民间年画。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具有笔法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祥和、情节幽默、题词有趣等特色。2007年6月8日, 天津杨柳青画社获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2010年5月9日世博天津活动周开幕, 杨柳青年画作为参展项目, 向世人展示。
三
由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下形成的“京津沪”多元城市文化生态, 在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
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文脉续接, 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播面临的迫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也是一个城市化 (城镇化) 全面扩张的过程。行政区划的地市县一级城镇, 近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 农业耕地面积急剧缩小。原来的百万人口大城市, 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 超规模扩张, 已经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 甚至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已经进入著名城市学者芒福德所预言的“死亡城市”边缘。
城市化扩张带来负面效应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成为挑战社会管理极限的普遍性危机。从城市文化传播角度看, 大规模毁坏城市文化遗迹, 造成所谓“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异常严重。在一些地区, 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化破坏工作几乎是齐头并进。就毁坏程度而言, 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 基本上是大规模老城市拆迁运动;新世纪以来, 新的以文化开发利用和以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为引领的大规模政绩工程及其深度毁坏, 正在一些地方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
北京、上海、天津在文化保护主义和“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 被全球化、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理念折磨了30余年, 一直无法摆脱“城市文化身份遗失”和原住民为追求现代生活而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的双重磨难。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最后一批保存完好、有城墙的古村落和城镇”, 如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丽江, 由于过度进行所谓文化开发而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伪古城。
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 不在于人口的众多和城市规模的大小, 而在于其文化的原创性和文化创意传播力、辐射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兰黛所说:一个真正的文化城市, 首先是一个创造意义的城市, 如同储存丰富、不断推新的“理念的银行 (Idea Bank) ”, 而它的文化规划, 是一个立足于文化资源的不断创造而付诸实践的战略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旅游、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文件中指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 体现在有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意与传播能力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文化遗产体现城市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传承, 文化多样性彰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包容力, 文化创意与传播则体现了文化创造性与辐射力, “三驾马车”, 缺一不可。
历经30多年的城市化无序扩张, 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从形式表征上看, 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美学缺失;从内涵定位上看, 城市文化定位同质化倾向严重;从文化因素上看, 原住民迁移造成了普遍的特色文化传承断层现象;从决策与管理模式上看, “文化政治学”和“传统的官员政绩观念”以及资本市场驱动现象, 严重干扰了包括城市建设与传播在内的公共文化领域决策过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 我国城市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中, 调整发展模式和新一轮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举措, 必须未雨绸缪, 力避30多年来城市文化变迁中的上述弊端。
对国际城市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而言, 学术界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认识过程。从早期对“商务活动等经济信息传播”作为世界重要城市评价标准, 发展到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全面地衡量标准, 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新世纪以来, 全球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超越了“单体城市”发展模式, 转而进入世界城市群的主流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定位表述, 是城市发展的文化理念、指导思想、战略实施过程的集中体现, 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 准确地为城市文化发展确定合乎自然的地域风貌、社会文化传承和原住民“族群”特有气质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 就显得十分重要。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式扩张现状却令人担忧。据我国学者的研究, “在1995年至2004年间, 先后有183个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号, 其中甚至包括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3]。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背景下, 国际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都市理念和发展模式, 由大都市的“单体城市”开始向世界城市群转化。城市群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研究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城市群是以世界城市为主体, 把其区域内的也看作是利益攸关的发展“共同体”, 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以降低发展成本”。
为消除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恋情结, 应该借鉴国际城市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由国家行政部门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定位思路, 在城市文化定位中, 充分发挥学术界、民俗学者、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的智慧, 克服不尊重民意的长官意志和未经过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擅自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的违法行为。将文化规划思维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整体构想, 防止再次出现城市文化设计中片面追求“文化产业GDP”那种“饮鸠止渴”式的发展思路与模式。
四
针对上述主要矛盾, 应当分别从转变城市文化传播理念、解决超大型城市变迁中面临的文化冲突、城市建设景观带的传播美学特征等方面, 统筹制定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国家城市文化与传播发展战略的构建, 应从保护城市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文化人类学看来, 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与毁灭, 同在其上产生的文化多样性繁荣与衰落, 存在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在寻找解决当代中国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过程中, 在建立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富有成效的保护措施时, 需要综合全面考量。因为城市文化发展与传播战略的构建, 是一个全方位要素统筹考虑的问题, 其设计的最初动因和利益方, 通常包括城市制度的设计者、城市管理者、城市景观开发商、银行投资者、媒体从业者和城市原住民利益诉求的代表者等。上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方式, 在中国通常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代表通过法律程序完成的, 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学特征。
参考文献
[1]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 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章克生, 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2]吕超.海上异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2]吕超.海上异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城市文化视角 第9篇
1、历史文化优势
洛阳古称豫州,因地处于古洛水之阳而得名,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四大古都之一。对于洛阳古都而言,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我国最为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交流中心,有着非常的丰富历史文化,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也是我国经历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主要城市,被人们称之为“十三朝古都”。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最早的历史文献“河图洛书”就出自洛阳。洛阳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著名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都曾云集于此。“洛阳牡丹甲天下”“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的牡丹文化历史悠久,是一座享有盛誉的牡丹花城,同时洛阳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有着悠久工业历史。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甸和悠久的工业传统是文化创意产业肥沃的土壤,也为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驱动力。
2、工业底蕴优势
洛阳是中国最早的老工业城市,有着悠久的工业文明。计划经济时洛阳就作为中原地区的工业化的龙头城市,带动着中原地区其他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洛阳还安排在了前苏联对中国援助的重点项目,这些不断造就了洛阳作为老牌重工业城市的基础。
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传统的工业城市经历着从工业化向后工业时期的转型,传统的工业见证了洛阳的发展,凝结了这座城市的记忆,对于老厂房等工业遗迹的保护性开发与利用不仅传承了洛阳工业文明的历史文脉,更是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市的更新,建设新型工业化城市的最佳选择。
二、洛阳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
文化创意产业是高附加值的新兴行业,它赋予产品高附加值,带来丰厚的利润,赋予产品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洛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创意产业较少,主要为政府主导、大力扶持和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公众的参与度较少。由于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洛阳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逐步的扩展:2010年,洛阳正式建立了“河南集邮文化创意园暨洛阳集邮文化创意基地”;而在洛阳西工区所建立的“幸星国际动漫学院洛阳艺新校区”,作为后期对洛阳原创动漫产业发展不断地输送人才;2012年洛阳的首个以牡丹画为主题的平乐农民牡丹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全市文化产业的首批示范园区;而各个成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公司,如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天旗工艺有限公司、洛阳粤钮青铜器有限公司,则是洛阳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5年在国内外一二线城市兴起的在工业遗迹中对旧工业建筑再利用,从而创造高附加值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带动下,洛阳出现了首个由旧厂房改造的文化创意产业园——里外。2016年“重走丝路洛阳启程”中国·洛阳(国际)创意产业博览会举办。
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洛阳城市文化空间构建的价值分析
1、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利于洛阳经济的发展。
洛阳作为当时重要的工业化城市,其工业的发展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加大,经济快速繁荣的同时也为洛阳地区能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洛阳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已不可避免。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依靠人的创意,并由其创意延伸出来的相关产业,并不需要利用过多的土地资源,而且还能够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对物资的消耗与浪费,并且能够在降低投入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回报,从而也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作为一种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的重要产业,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在与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以及环境资源保护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在于由人的创意延伸出来的高附加值,不仅能给产品或者服务带来了实用价值,还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化附加值,最终不断提高和增加产品所表现的经济价值。洛阳工业化发展在针对于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时候,应当对产品所具有的附加值以及服务体系进行相应的提高和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得到更好的回报价值,也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所必须选择的最佳途径。
2、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利于洛阳的城市更新
现如今,随着洛阳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相应的产业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升级,对于工业化投入的资本也随之越来越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前进都形成了极大的阻碍,这也使得许多大型企业将自己的发展区域转移到城市的周边,这种区域的迁移使得在城市中间遗留下很多陈旧的工厂以及破旧的厂房,从而使得洛阳城市的发展及再生问题变得格外的紧迫。在城市的发展进程当中,所有留下来的种种印记和古老的遗迹,发展到现在都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体系,凝结着一个城市的记忆和发展历程,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文脉。它是一个城市所独有的价值及魅力所在,也是与其他城市所不同的因素所在,如果遭到破坏,那么对于本地区文化的的系统性就会遭受破坏,从而影响当地文化的发展。因此,对于洛阳城市再生而言,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协调各方面的问题进而实施解决方案。拆掉这些结筑凝着一个城市记忆的旧建筑,不但感情上难以割舍,而且破坏了城市的发展脉络,中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将原本比较陈旧的建筑、厂房经过重新构建,打造出全新的文化创业产业园,进而对其进行发展和推广,这种发展方式不仅能够保存原有的在发展过程当中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旧工业厂房和建筑文化,还能够运用现代的加工产业来促进现如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对洛阳今后的经济、文化等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具有无污染、智慧型以及高附加值等特点,通过产权化的运用能够达到更为丰富的财富增值产业,也是对现代服务业进行重构的主要体现,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老城市中心所具有的一些原始加工制造业,从而为创意产业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以及经济收益以及更高的经济效益。
3、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利于保护洛阳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宣传洛阳文化
在发展创意产业聚集区的过程中,将旧城区的老厂房、老仓库作为发起点,或者是围绕着地域特色的历史自然遗迹来建造,一片废弃的工业区,由于大量的艺术家聚集于此,创意产业使这些闲置的仓库、厂房被重新利用。建筑在外观的立面上保留原样,根据具体使用的需要,艺术家运用现代艺术手段对其内部空间进行现代的处理,颇具有超现代主义的风格。创意产业主要是基于传统地域文化重新构建出来的,从而满足游客以及当地居住者的不同需求,而在这些区域,都长都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融含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区域的构建通过对这些古老的文化以及历史进行集成从而传达特有的地方文化特点。而对于洛阳来说,其历史悠久,同时也是著名的工业城市,因此,城市存在着大量的历史自然遗迹,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又会融入大量的现代工业遗址,随着当地的不断推广遗迹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不断修建,从而为当地文化的传承遗迹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有利于提高洛阳的城市凝聚力、竞争力
某一地域所形成的文化特点,都是依据当地的环境特点、人文气息、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经过长期的发展不断沉淀下来而形成的,这种漫长的沉淀过程能够极大的增强一个城市的凝聚力,使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与其他城市所不同,同时也会增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以及凝聚力。洛阳地区经过不断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构建,从而以洛阳文化为中心的创意产业园的建设不断扩大,这种构建方式不仅能够使得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发展得到提高,而且还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于城市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作为一个具有高辐射特点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能够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够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美化,同时还能够更好的吸引外来的游客进行观光,从而带动本地区更多行业的发展与提升。除此之外,产业园的发展,还可以对当地附加值进行提高,增加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从而增强区域竞争能力。
四、总结
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能够再次对洛阳老工业区进行重新规划和利用。设计者通过对创意文化产业的不断植入,可以运用当地所遗留下来的工业遗迹加上现代化的工业技术重新构建出更为全新的工业遗迹,从而对洛阳地区城市所表现出来的整体风貌遗迹经济发展进行有机的结合,这种发展模式的促进能够更好的对城市历史文化及独有的文化特点进行传承发展。以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核心、以知识产权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发展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与洛阳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相符合,并且能够与当前洛阳城市当中所提倡的营造全新型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将给洛阳带来丰厚的效益。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崛起,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高附加值、强大的植根性、高辐射性等特点使其在整个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同时它也是顺应城市更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其强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其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竞相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在二三线的中小城市发展还很缓慢。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和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雄厚的工业传统,为洛阳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构建文化城市带来巨大的潜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将为洛阳带来巨大的效益。
城市文化视角 第10篇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之间相互模仿、攀比,城市趋同现象越来越严重,千城一面屡见不鲜,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因此,探索将城市文化融入城市设计的具体方法,并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应用,重视和加强对城市个性与地方文化特征的研究和表现,引导城市在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保持一个城市应有的记忆和个性,就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一、城市文化与城市设计的关系
城市文化是宝贵的社会资本,支撑和决定着城市发展进程,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1]。城市规划作为人类干预城市发展的工具之一,无时无刻不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城市设计的精神支柱是城市文化,没有文化内涵的城市是空洞的,如同没有灵魂的躯体[2]。同时,城市设计反作用于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必须依托城市的各项建设,通过城市意象反映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空间是城市设计诠释当地城市历史文化的有效途径。城市设计可以通过城市环境要素诠释城市文化基调、城市定位诠释城市文化形象、城市肌理诠释城市文化历史。只有用城市文化之“神”来塑造城市之“形”,才能使城市的“形”处处折射出城市文化精神与内涵。
二、基于城市文化的城市设计方法的探索
1. 从城市历史中挖掘城市文化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历史文化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城市发展的灵魂和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同时,它也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形态。城市设计应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从而提升城市活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3]。
2. 因地制宜地利用城市文化
文化从一产生便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它使一个区域有别于其它区域,具有个性的城市文化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充分利用城市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以及周边环境,是提升城市设计品位、塑造鲜明的城市文化个性的捷径之一[4]。
3. 全方位地融入城市文化
城市设计不仅要重视整体空间格局,而且还要从细部入手,做到城市文化形象全方位地展示。城市设计中城市空间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宏观空间与微观空间这两个方面。宏观的空间是指城市空间格局、城市肌理等,微观的空间指人们日常生活所触及的、能够参与其中的小型空间,如公园、道路、广场等[5]。它们都能表达城市的文化素养,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彰显城市独有的文化魅力。所以,城市设计要从整体到局部全方位融入城市文化,塑造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三、案例分析鹿邑西城区城市设计
鹿邑西城区位于豫皖交界的河南省东部,是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人老子的诞生地,“中国老子文化之乡”,是鹿邑未来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节点和城市文化特色风貌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君台、太清宫、隐山遗址、武平城故址、陈抟公园等数十处名胜古迹,如串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老子故里的大地上,拥有巨大的人文景观优势。本次城市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挖掘鹿邑的文化内涵,以鹿邑西城区城市文化的发展为核心,探讨该地区未来发展愿景与策略,塑造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
1. 鹿邑县城市文化资源分析
鹿邑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原文化、道教文化、隐山文化和名士文化等为代表的极富魅力的文化名城.
(1)历史文化名胜古迹
鹿邑境内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太清宫是老子故里,又是道家文化发祥地,唐朝皇室家庙,中国道教祖庭,也是历代皇家对老子举行国祭大典的地方。现存有太极殿一座,唐柏三株及历代碑刻数十通。老君台是唐代明道宫院的一部分,老子年轻时曾在此讲学,又为传说中的老子得道成仙之地,故又名为升仙台,台高数丈,历千年而不毁,各处还留有不少历代名人提写的楹联、悬匾及铜柱、立像、石刻等。自汉代以来,历代圣贤、帝王、道家学者、诗人及平民等都在此祭祀老子。对于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存、保护、传承”为原则,形成“鹿邑文化”中原汁原味的一面,使传统文化得以完整、真实地再现。
(2)名人文化传承老子
鹿邑诞生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春秋时期我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的老子和宋初著名学者、道家修士陈抟。鹿邑市内有很多以名士为题材的景点,在城市东南隅的陈抟公园就是这一典范。以道家文化为文化依托,以大面积水面为载体,借古城城墙之势,将公园建成融文化、生态、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主题公园,为鹿邑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了一处文化底蕴深厚的综合休闲之地。
(3)山文化隐山
鹿邑隐山位于太清宫太极殿西北隅,是鹿邑八景之第一景。相传,很久以前,人们在躲避洪水侵害的过程中堆了两个土山包,因为是两个相对的土山包,像羊头上两只角,人们就把这两个山包称为“羊角山”。五代末,著名隐士陈抟在羊角山上筑炉炼丹,所以又称这里为“隐山”。
(4)水文化传承鹿辛运河
鹿邑城内的鹿辛运河是穿城而过的河流,也是排涝防洪的河。鹿辛运河两岸是本次城市设计生态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通过对其综合治理,恢复鹿辛运河“河水清清,沿岸绿树成荫”的原貌,让鹿辛运河的生态、旅游功能得以重新复位,使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 鹿邑城市文化在城市设计中的具体运用
(1)在设计主题中融入道教文化、隐山文化,文化营城
主题即城市的特征和特色,因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各异[6]。在对鹿邑进行充分的现状调查和相关条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鹿邑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我们确立了城市的发展目标:以行政办公、商务商贸、文教体育、生态宜居为主要功能,体现老子文化特色、注重文化休闲旅游的复合型新城。城市设计突出强化“山水文城”这一主题。充分发挥“老子故里、道家之源、道教祖庭、李姓之根”四大文化品牌和自然资源优势,多层次、多角度挖掘老子文化、道家文化、李氏文化、汉兴文化。
(2)整体形态中融入历史风貌
城市设计从总体上把握鹿邑城市空间形态特征,以强化“山水文城”的鹿邑特色为目标,形成鹿邑未来新区发展建设的基本空间框架。在对现状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鹿邑西城区的空间结构为“一轴、两环、众星、多组团”的规划结构。
一轴。南北中央轴线:形成贯穿商务中心___艺术中心行政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___休闲广场的南北城市主轴,是未来城区发展的中央轴线,展示鹿邑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延续性。老子文化中心位于隐山文化休闲广场,是鹿邑历史风貌带主轴线上标志性的景观节点。
两环。绿环:结合鹿辛运河打造本区最富特色的中央商务功能区滨水空间带,串联教育园区环抱行政中心。以现有环城绿带的建设为基础,体现道法自然的思想,采用生态驳岸的处理方法,种植当地的植物,设置亲水平台,进行水环境和空间环境的优化,逐步形成环绕城市中心区的绿色项链。步行环:利用自行车道和林荫步行道将滨水区联贯起来,保证自然环境与城市文脉的延续性,为挖掘和展现鹿邑特有的历史风貌,在鹿辛运河两岸修建步行通道及自行车道,组成城市滨水绿廊慢行系统,连接各个特色片区和公园广场,形成具有文化特色的开放性生态景观轴线。
众星:各个功能中心,以众星捧月般围绕在行政中心周围。
多组团:七个现代居住组团和生态居住组团。
(3)文化艺术中心建筑形态运用道教莲花符号
文化艺术中心由规划馆、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组成。本次城市设计将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成一朵绚丽绽放的莲花,象征道教的吉祥物荷花,展现了鹿邑市的道教文化和乐文化。
(4)在细节上多处融入鹿邑的历史文化
以鹿辛运河与鹿观干渠为景观蓝本,引水、驻水、蓄水,利用水体打造老子文化中上善若水的意象。规划建设历史文化长廊,串联隐山文化区___老子文化博物馆老子文化广场___上德公园广场等历史文化景点,形成有序的景观序列,组成历史文化体验区。同时结合公园、文化建筑的景观处理,以道家的吉祥物祥云和莲花为意象,塑造片区的核心景观。通过祥云湖的建设,构筑山水风貌,隐喻隐山文化,道家文化。
四、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提升城市魅力、彰显城市特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城市设计应该把先进的设计理念与地方文化结合起来,突出城市的特色和传承文化的内涵,创造符合地域文化的城市意象[7]。开拓城市文化融于城市设计的新道路,必将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城市设计视角,开创诗意般的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1]吴培达.解读以城市文化为内涵的特色小镇规划___以圈内镇规划为例[A].多元与包容___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2.城市文化)[C],2012(10).
[2]洪再生,丁灵鸽,孙易.城市新区设计中的文化植入[J].城市问题,2011(10).
[3]王治福,李平云.在城市设计中融入城市文化的方法与实践___以济南市北湖地区城市设计方案为例[J].华中建筑,2008(12).
[4]倪军.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城市设计探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03).
[5]倪军.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城市设计探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03).
[6]邓东,蔡震.中观城市设计的6S设计程序——嘉兴市城市中心区城市设计案例简析[J].城市规划,2002(03).
城市文化视角 第11篇
一、聊城市文化旅游资源赋存状况
1、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水文化旅游资源。
聊城水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内涵深厚,包括河流、湖泊、温泉、湿地、水库、灌区等各种类型。其中最著名的是代表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反映农业文明的黄河文化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温泉文化。
运河文化是聊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明清时期,聊城是运河沿岸9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江北一都会”,外籍商人会馆傍河而建,崇楼高阁、殿宇名刹林立,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山陕会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鳌头矶、运河钞关、大码头等;与大运河相通的东昌湖为中国江北地区罕见的大型城内湖泊,湖水清澈,水面辽阔,风景秀丽,环绕古城,营造出“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一体”的独特城市风貌。黄河是聊城人民的母亲河,居住在黄河下游的聊城人民,世世代代在黄河平原上耕种劳作,并时常饱受黄河泛滥之苦,形成了独特的黄河文化,其主要载体包括台田耕作方式、基台民居、薄底布鞋、黄河大堤、泥塑等。温泉是聊城市的特色旅游资源,广泛分布在东昌府区、临清、冠县等地区,其中最知名的是聊城天沐温泉度假村,素有“江北水城生态园林温泉”之美誉,是集温泉养生、商务会议、休闲娱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旅游度假胜地。
2、历史悠久、品质高档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聊城市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有着6000余年的悠久历史,遗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如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聊城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宋代铁塔、与岳阳楼齐名的光岳楼、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运河四大名塔之一临清舍利塔、景阳冈、狮子楼、曹植墓、柴府花园等;涌现出了许多历史名人,如孙膑、曹植、傅以渐、武训、傅斯年、李苦禅、孔繁森、张海迪等;并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文学名著流传下来,如《水浒传》里的很多故事就发生在聊城及其所辖地区,《金瓶梅》反映了古代聊城人民的世俗文化,《封禅演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甚至《马可波罗游记》对聊城均有记载。
3、特色鲜明、内涵浓厚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独特的文脉与地脉,塑造了聊城特色鲜明、内涵浓厚的民俗文化,这突出表现在地方名吃与民间传统艺术两个方面。一方面,聊城市地方名吃种类多样、知名度较高,如距今已有2000年生产历史的滋补类食品阿胶;有800年历史用秘方熏制的五更炉系列熏鸡;有180余年历史被老舍先生誉为“聊城铁公鸡”的魏氏熏鸡;有200多年的历史,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的老王寨驴肉;因在《水浒传》、《金瓶梅》两部古典名著中均有描述而名扬四海的“武大郎烧饼”等。另一方面,聊城市民间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许多民间艺术形式广泛流传。如具有千年历史、被列入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录的东昌雕刻葫芦;与潍坊杨家埠并称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的艺术奇葩,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两大系统之一的东昌木版年画;有1500年历史、反映人民真实生活、寄托人们深厚感情的剪纸艺术(荏平县为全国剪纸之乡);聊城杂技(聊城是中国杂技的发源地之一)、高唐书画(高唐是全国书画之乡)、聊城泥塑、聊城面塑、鱼山呗佛教音乐等艺术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二、聊城市文化旅游开发的瓶颈因素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聊城市在文化旅游景点开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设施建设、节庆活动开展、旅游宣传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文化旅游业得到较快发展,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显著增长。2009年共接待游客73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和23%。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背后,许多瓶颈因素仍制约着文化旅游的持续发展。笔者以游客文化旅游体验满意度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游客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调查中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80份,回收率为93.33%,其中有效问卷258份,有效率为86%。
1、文化旅游开发不平衡。
文化旅游的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大旅游”这只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目前,聊城市过重地集中于文化景点的开发,如聊城古城的修复、狮子楼旅游区的扩建等,而对于购物、交通、餐饮等要素的开发重视不足,成为文化旅游开发的短板。调查显示,游客对景色最为满意(90.9%的游客对景色最满意),其次为餐饮(33.1%的游客对餐饮最满意,但仍有27.3%游客对餐饮最不满意),但是对购物和交通问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意情绪(55%的游客最不满意购物,35.5%的游客最不满意交通)。
2、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不足。
文化旅游的深入发展,必须以当地文化特色为基础,建设文化旅游品牌,充分发挥其龙头作用。聊城市的文化旅游特色集中体现在运河文化、水浒文化与温泉文化三个方面,这应成为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的核心。目前,山东省已将“运河文化游”与“水浒文化游”列为重点文化旅游建设项目,作为“运河古都”和水浒故事主要发生地的聊城市应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调查显示,有43.8%和41.4%的游客来聊城的旅游目的是体验运河文化或水浒文化,说明两种文化在游客心目中的地位已根深蒂固,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然而,当前两大文化的开发仍停留在表面,产品单一,结构失衡,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参与性、体验性和度假性旅游项目较少;文化内涵挖掘不充分,两大文化的载体如客栈、茶馆、服饰、饮食、戏曲、民谣、游戏、民间工艺等未能得到深入开发。聊城市的温泉开发仅局限于点上,而没有在面上铺开,辐射范围较小;温泉文化氛围淡薄,目标市场仅限于周边城市的中高档客人,没有面向普通市民;温泉产品体系建设不足,与之相关的配套产品开发滞后。
3、旅游餐饮体系建设薄弱。
聊城自古物华天宝,经济富庶,饮食文化的历史成就辉煌,内涵丰富。然而,旅游餐饮的重要性未能引起聊城市旅游界的高度重视,餐饮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没有建设一批在国内知名的旅游餐饮品牌,没有推出一系列吸引游客的特色餐饮产品(仅有2.0%的游客来聊旅游是为了品尝特色饮食),没有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餐饮体系。调查发现,饭菜特色的总体评分仅为3.24分,游客对餐饮的满意程度为一般;特色餐饮的游客认知度很低,多数游客(72.9%)仅对魏氏熏鸡较为熟悉,而对其他特色名吃如老王寨驴肉、高唐老豆腐、武大郎烧饼、羊汤、呱嗒以及燕店烧鸽等较为陌生。
4、旅游商品营销力度极弱。
聊城市多数旅游商品生产企业规模较小,多为作坊式企业,商品在质量、包装、销售特别是在宣传方面存在较大问题。旅游商品开发呈现“寡头”局面,尚未形成有特色的旅游商品体系,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网络等信息渠道进行宣传,市区内购物场所数量稀少,旅游商品的营销力度极弱。调查显示,游客对阿胶最为熟悉,而对葫芦、剪纸、年画等其他特色旅游商品则非常陌生;多数游客(55%)对购物最不满意,旅游商品的宣传以及旅游商品的特色均属于游客最不满意的十大旅游因素,这与游客的最初期望发生严重矛盾(68.8%的游客选择购物为最主要支出项目,为第二大预算项目)。
5、旅游娱乐项目匮乏。
受观念约束、社会娱乐氛围不浓、娱乐设施缺乏、交通限制、旅行社安排不当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聊城市旅游娱乐项目非常匮乏,文化旅游还处于“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低层次发展阶段。游客仅停留于文化旅游景点的观光游览,未能真正体验到聊城市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从而大大降低了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游客(79.5%)对聊城市民间艺术一概不知,仅有少数游客(20.5%)对聊城杂技较为熟悉,但对其他艺术形式非常陌生。在游客最不满意的十大旅游因素中,娱乐活动丰富度与夜间娱乐活动的丰富度分列倒数第4和第2位。而娱乐项目的缺乏又直接导致了游客逗留时间的减少。2009年,聊城市过夜游客仅占游客总数的10.91%。
三、基于旅游体验的聊城市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旅游体验是旅游者通过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是一种以超功利性为主的综合性体验,包括审美愉悦、世俗愉悦、补偿体验、遁世体验、认知体验和极端体验等各种形式。旅游体验是文化旅游开发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于文化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聊城市文化旅游的开发应以游客旅游体验为根本导向,坚持“大旅游”的开发理念,对旅游的六要素进行系统开发,向游客提供综合性的旅游体验。
1、建设文化旅游精品。
文化旅游精品的建设,要从聊城市历史文脉出发,以文化旅游资源自身的品位与价值为基础,以旅游市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运河文化、水浒文化、温泉文化为核心,重点建设运河文化、水浒文化与温泉文化旅游精品,进一步完善“江北水城运河古都”旅游形象,塑造崭新的“温泉聊城”文化度假旅游形象,为游客提供高档次的审美体验、文化认知体验与机体补偿体验。
首先,建设运河文化主题街,升级运河旅游功能。弱化运河两岸街道的交通和居住功能,建设或改造一批明清风格的餐馆、茶馆、会馆、客栈、店铺等建筑,将聊城市特有的文化因子注入其中,将此街道建设成为融运河文化、建筑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于一身,集观光、度假、休闲、购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内知名的特色商业街。
其次,深入挖掘水浒文化内涵,塑造水浒旅游品牌。《水浒传》中涉及到的服饰、兵器、饮食、武术、人物、故事等,都可以舞台表演、品尝美食、角色参与、仿真游戏等形式让游客亲身体验,获得难忘的旅游记忆。在水浒文化的开发中,应遵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集中反映当地的侠义文化、好客文化、美食文化与风土民情,避免宣扬低俗、色情、暴力、迷信等低级文化。另外,聊城要与省内的荷泽、泰安,省外的开封、九江、杭州等地在产品设计、线路组织、品牌营销、品牌维护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力争打造国际知名的水浒文化旅游品牌。
最后,提升温泉文化旅游地位,加大温泉城建设。聊城市应提升温泉文化在文化旅游开发和转型中的地位,充分利用丰富的温泉资源与良好的区位优势,将温泉文化作为文化旅游开发中的重头戏,对其进行多层次的系统开发,培育辐射周边地区的温泉品牌,建设一批温泉酒店、温泉步行街、温泉小镇,最终将聊城打造为温泉城。
2、大力开展节会旅游项目。
节会旅游项目具有开展时间集中、轰动效应强、经济效益高的特点,是解决游客娱乐项目缺失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选择。聊城市应以各类文化旅游设施为基地,以当地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大力开展节会旅游项目,为游客提供愉悦的娱乐体验、养生体验与文化认知体验。
首先,完善“江北水城运河古都文化旅游节”与“水城之秋观光周”旅游项目,不断丰富节会内容,利用丰富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策划一系列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其次,以阿胶、温泉等养生文化旅游资源为基础,完善“中国东阿文化节”,推出“温泉文化旅游节”,向游客宣传养生知识,传授养生方法,推销养生产品,塑造养生文化节庆品牌。最后,借鉴“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大红袍”等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的成功经验,以凤凰湖、凤凰城的传说为主题线索,将中华水上古城优美的传说以实景形式展示,打造“印象聊城”文化旅游品牌,重塑江北水城旅游形象。
3、打造特色餐饮品牌。
特色餐饮是文化旅游开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是吸引游客、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聊城市应针对游客的饮食文化诉求,充分利用丰富的餐饮文化资源,打造河湖文化与水浒文化特色餐饮品牌,为游客提供难以忘怀的饮食体验。
首先,以“绿色生活、健康生活”理念为指导思想,以黄河、徒骇河、东昌湖等水体的河鲜、湖鲜为原料,以江北水寨等中低档餐馆为主体,培育江北水城河湖餐饮品牌。其次,以“养生保健”理念为指导,以游客的饮食诉求为出发点,以鲁西本地羊为基础,以水浒文化为依托,整合全羊、武大郎烧饼、潘金莲咸菜、王婆汤等饮食文化资源,建设水浒文化餐饮品牌,并逐步实现国内连锁经营。
4、旅游商品品牌化营销。
聊城市旅游商品的开发,应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利用丰富的特产资源,在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品牌化营销,为游客提供独具特色的购物体验。
首先,进一步加强阿胶系列旅游商品的研制与开发,巩固养生文化旅游商品在聊城旅游商品中的主打品牌地位。其次,将聊城葫芦作为民俗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的重点,面向高、中、低档市场,注重地方文化的渗透和文化价值的提升。最后,借鉴东北地区(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与鹿茸)、桂林市(桂林三宝:三花酒、辣椒酱、豆腐乳)、贵州市(贵州三宝:漆器与茅台酒、玉屏萧笛)等地的旅游商品营销的成功经验,深入提炼水浒文化内涵,推出“新聊城三宝”:武大郎炊饼、潘金莲咸菜、景阳冈酒,注重商品质量、包装与宣传。
5、营造良好的好客文化氛围。
良好的好客文化氛围是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向游客提供舒适的环境体验的重要保证,也是塑造“好客聊城”城市旅游形象、实现旅游产业转型的必然要求。可从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两个方面来进行营造。
在硬件环境方面,要加强环境绿化工作,改变局部地区“脏、乱、差”的局面;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增添城市文化符号,融入水文化、地方文化元素,如在各广场建设喷泉,道路两侧建设小水池并种植水生花草,交通指示牌增加一些有地方特色的花纹、图案,广告牌不再大肆张贴医院广告,代之以旅游景点的宣传等;加大车站、景区、公共场所的公厕建设,做到干净、卫生,具有文化品位;逐步建设一批儒家文化主题的星级酒店,注重酒店建筑的设计与装饰,注重企业文化建设,注重服务质量,塑造良好的好客文化氛围。
在软件环境方面,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对旅行社、酒店、旅游商品等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监管,彻底清除行业不规范、不文明、不诚信的行为,引导其进行诚实经营、诚信服务;以聊城大学为依托,对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服务意识、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知识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引导社会居民规范个人行为,发扬“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热情好客,真诚待客,使其宾至如归,流连忘返。
在文化旅游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各地区应该高度重视文化旅游的开发,逐步强化其在旅游业发展和转型中的地位。在开发过程中,要以“大旅游”理念为指导,以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为物质基础,以游客旅游体验为依归,向游客提供集审美愉悦、世俗愉悦、文化认知、机体补偿、环境补偿等综合性的旅游体验。
摘要:文章首先对聊城市文化旅游资源赋存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然后以游客文化旅游体验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为基础对聊城市文化旅游开发的瓶颈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最后从旅游体验的视角提出聊城市文化旅游开发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聊城,文化旅游,体验,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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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视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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