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项目支出范文

财政项目支出范文（精选9篇）

财政项目支出 第1篇

项目就是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内利用有限资源 (人力、物力、财力等)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项目有三个特征:一是目标性。二是有限性。三是临时性。即项目是临时性的工作, 与日常连续性的重复工作有根本的区别。项目的临时性是项目最显著的特征, 是划分单位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范畴的标尺。为实现项目目标而发生财政支出统称为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相比, 项目支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项目支出的多样性;二是项目支出的灵活性;三是项目支出的独特性。

近年来, 各省财政都十分重视项目支出的管理, 为加强管理, 绝大部分省市都出台制定了《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对于项目支出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和规范。但随着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于项目资金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特别是由于项目资金的管理缺乏必要的绩效评价, 使得一些资金的使用不符合业绩考评、公共预算的要求, 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资金配置不完全符合实际需要;二是预算执行中随意性大;三是挤占挪用部分项目资金;四是项目资金使用时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严重。

以国家审计署2008年审计报告为例分析。审计发现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如在对发展改革委的审计中, 延伸审计调查了煤矿安全改造、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物资储备综合仓库安全改造和成品油储备库改扩建等3类投资专项的403个项目, 发现“部分项目难以按期完工”、“一些项目建成后未达到预期效果”、“少数项目单位资质不符合规定”;在对中央部门的审计中, 发现“商务部、财政部等20个部门因预算编制不合理、项目执行进度缓慢等, 2007年底共结余资金73.41亿元, 致使这些资金当年不能发挥作用”;同时, 还组织了一些专项的绩效审计项目, 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精神, 对18个省 (市) 税务部门征税成本进行了审计调查, 揭示出税务部门“人员支出水平较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无编制和超编制购置小汽车”、“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控制不够严格”;对50个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的绩效审计调查, 发现“有10个项目未实现其总体目标”、“33个项目存在资产长期闲置、利用率不高和损失浪费问题”;对世界银行贷款西南扶贫项目和秦巴山区扶贫项目的绩效审计, 发现“有2.87亿元扶贫资金效益不佳, 个别贫困县因项目失败还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以项目建成后未达效果为例, 抽查30个基层物资储备处发现, 2007年底实际存储国家物资占用的面积仅占存储总面积的12%, 闲置面积占17%, 其余用于对外出租, 如已竣工10年的内蒙古八三六处一期仓库从未存储过国家物资等等。

分析以上问题, 我们认为,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没有绩效方面的制度约束, “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效果”的理财思路一直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在财政项目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财政支出的效果却不能充分实现, 财政资金损失浪费现象严重, 也为腐败的滋生打开了方便之门。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已经成为当前强化财政管理的治本之策和当务之急。

二、地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国内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起步较晚, 总体上都是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为起始点, 进行绩效评价试点和推广。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缺陷也是明显的, 特别是在绩效评价法制建设、评价指标和标准设计、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还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 实际上是绩效评价的环境问题, 也是开展这项工作必须考虑的制约因素。

(一)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建设不完善

虽然我国财政法制化建设进程逐步加快,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全国性的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法规。财政部虽然制定了一些具体财政支出领域的绩效评价办法, 但在法律约束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而且各个绩效评价办法的要求不尽相同, 造成了一些地方财政部门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中无法可依, 工作开展不普遍、不规范。

(二)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机构不规范

从国外的经验看, 由于项目支出千差万别, 绩效评价一般由部门自己开展, 以更有利于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财政部门负责从宏观上组织管理以及监督检查。而目前我国大部分试点省市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由财政部门实施, 存在“越位”之嫌。

(三) 绩效评价的指标和标准设计不规范, 评价方法单一

地方财政部门在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采用的评价指标, 一部分来源于中央、省级财政部门制定的绩效评价办法, 另一部分是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书籍中研究制定的。由于财政支出的类别多, 使用绩效的表现形式多样, 现有的绩效评价指标不能有效地评价财政支出的使用绩效。

(四)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需要加强

一些地方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做得不够, 往往是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束之高阁, 或者即使交给被评价对象, 部门和单位对绩效评价结果并不重视, 主要是因为绩效评价结果的约束力不强, 责任追究机制不到位。财政部门在分配财政资金中很少参考绩效评价结果调整各部门的预算, 绩效高与低的政府部门或单位在获得财政资源配置上没有大的差别, 使用绩效低的单位与责任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 客观上削弱了绩效评价的约束力。

三、推进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措施

国内外绩效评价经验和不足给我们的启示是, 构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必须从完善法制、构建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入手, 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逐步开展。从各地来看, 完善法制有待于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来进行, 而构建指标体系和标准以及结果应用等, 地方政府可以积极实践探索, 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

(一) 合理设计项目支出绩效指标体系

按照绩效评价的一般原则, 我们要评价一个项目的绩效, 实质是对其效益、效率和有效性进行评价。但是, 由于政府行为的特殊性, 即政府活动的范围往往是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 政府的投资也往往是那些社会需要, 但短期内很难见到经济效益的项目, 其效益、效率和有效性三个方面往往无法直接衡量, 因此, 在指标内容上,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多重的价值标准、多向的维度以及多元的评估主体的绩效指标体系, 既包括经济绩效, 也包括社会绩效;既要看到眼前绩效, 也要顾及长远绩效;要考虑定量指标, 也要考虑定性指标。在指标设计上, 由于无法直接取得需要的指标, 我们要通过间接的办法, 来取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需要的指标。

从项目支出的特点出发, 我们可以将项目支出分为投入、使用、产出和结果四个过程, 相应的, 其绩效指标也可以设计为四类。一是投入指标, 考察资助项目所投入的资源, 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二是过程指标, 考察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项目质量控制及实施者对项目规划的遵从度。三是产出指标, 考察项目支出的直接成果, 即项目产出了什么, 产出了多少, 是可以以数量或质量表示的为资助项目或活动所进行的努力。四是结果指标, 在项目产出的基础上, 考察项目最终目的的实现程度, 即考察项目支出的“有效性”。

(二) 努力探索适当的绩效评价标准

在确定了指标体系后, 必须有相应的评价标准才能确定指标是高是低, 是好是坏。所以, 评价标准也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 是评价工作的基本准绳和标尺, 它决定了评价目标能否实现以及评价结果是否公平。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 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根据标准的取值基础不同, 又可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

从项目运行特性看, 项目投资评价标准的取值基础包括项目的工程技术、施工效率、质量等标准, 主要来源于项目的技术、质量统计资料;项目的效益标准值, 包括成本净现值、资金到位率、财务收益率、投资利税率等标准, 主要来自项目的财务统计指标;项目的社会效益标准, 如公众满意度、环境改善状况、脱贫情况等。由于这种评价基本属于定性标准范围, 因此, 在标准取值时应该更多地依靠专家的经验判断, 以及开展问卷调查等形式。

对于定量标准, 其标准值通常是财政部门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和建设单位决算数据资料及有关统计信息, 剔除不符合参与测算的数据, 综合运用统计学方法测算出相关数值。定性标准的取值, 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一是专家经验。专家凭借自己的经验, 综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 以及以往年份同类项目、单位或部门使用同类资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并结合一定的国际经验, 对项目资金的支出绩效做出经验判断。二是问卷测试。对于一些涉及公众满意度, 应达到的支出目标等指标, 可通过公众评判的方式建立定性标准。三是横向比较。综合比较国内外已实施的某类项目支出绩效所达到的结果, 对评价项目的绩效给出评语。四是一票否决。当某个项目或单位使用资金的行为违法违规时, 或认为某个项目不必要进行时, 财政部门可以采用“一票否决”, 直接确定该项目的绩效为差。

(三) 合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是项目支出效益的总结, 是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将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应用, 才能体现绩效评价的意义, 增加绩效评价的权威, 达到绩效评价的目的。在目前条件下, 我们认为, 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探索结果应用的方式:一是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确定立项的依据;二是通过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加强资金监控;三是利用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四)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约束力

一是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应该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二是评价结果要作为财政信息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财政预算编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提高支出效率提供信息支持。三是建议每年召开的人代会在审议年度预算报告时, 要将项目资金使用绩效作为一项重要审议内容, 不仅要关注资金分配去向, 更要关注资金使用效果,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四是建议组织部门在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绩效考核时, 要将项目资金使用绩效作为一项考核内容, 纳入评价部门年度工作成绩的范围。

总之,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除了以上重点措施外, 科学合理的组织实施也是保证绩效评价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此外, 绩效观念的树立和绩效意识的培养、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国库现金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等各项基础制度的不完善, 也都制约着绩效评价的深入进行, 需要我们做出艰苦努力, 不断把这项改革推向前进。

摘要：如何全面系统地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是当前财政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依据新的预算收支科目分类, 一般认为, 预算支出中基本支出由于有比较成熟的定员定额标准, 支出管理也相对规范, 目前对其进行绩效评价意义不大;而项目支出由于其灵活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资金使用绩效常常存在很大差异, 是当前绩效评价应该关注的重点, 所以我们选取项目支出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财政,项目支出,绩效

参考文献

〔1〕马蔡琛, 童晓晴.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广东社会科学, 2006 (2) .

〔2〕桂馨.推进绩效评价强化支出管理〔J〕.中国财政, 2008 (8) .

〔3〕干胜道.要建立科学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N〕.光明日报, 2007-2-19.

2018年舟山财政支出项目 第2篇

绩效自评总结

主管部门

(盖章)

评价类型

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事后评价□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财政部门组织评价□

评价机构：中介机构□

部门评价组□

财政评价组□

****年**月**日

舟山市财政局（制）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主要反映下属项目单位数量、项目数量、涉及的自评资金金额等内容。

二、绩效情况及自评结论

根据项目单位上报给主管部门的自评项目汇总表以及主管部门自己掌握的项目情况，反映项目绩效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项目总投入，财政拨款、自筹资金落实、实际支出情况；主要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可持续影响等；财务管理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等。

三、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

对项目组织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梳理、归纳并分析问题原因。

四、对策和改进措施

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与说明，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与建议。

五、附件

认为需要作为评价总结附件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以及进一步解释和证明项目绩效评价总结所反映的相关内容。

财政项目支出 第3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投资项目支出,问题与对策

0 引言

公共财政投资是指以政府为主体, 将其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中筹集起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一种集中性、政策性投资支出, 它是财政支出中的重要部分, 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 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和科学发展, 满足公共需要。在当前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 加大公共财政投资支出将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扩大政府公共投资, 可以大力促进消费, 增加民众的信心。因此, 很有必要总结公共财政投资支出结构的现状与不足, 分解和合理设定公共财政投资支出控制流程, 健全完善公共财政投资项目支出控制手段, 以推动国家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的公共财政投资支出项目的发展, 增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后劲。

1 我国公共财政投资项目支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 在经济趋于市场化的同时, 政府财政也趋向公共性。我国用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也在逐年增加, 其中, 公共财政投资项目支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1.1 整体规模不足, 结构不合理

就2009年而言, 通过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方式筹措资金, 我国中央政府公共财政投资支出达到9 243亿元, 占GDP的2.71%, 其中: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投资2 567亿元, 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投资965亿元, 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551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777亿元, 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及服务业投资681亿元,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 151亿元,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1 305亿元。而2010年, 通过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方式筹措资金, 中央政府公共财政投资支出达到10 710亿元, 占GDP的2.67%, 其中: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投资3 153亿元, 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投资1 065亿元,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765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995亿元, 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及服务业投资736亿元,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 604亿元,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投资1 092亿元。从2009到2010年, 公共财政投资新增1 467亿元, 尽管如此, 公共投资的整体规模依然不足, 仍然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基础设施及民生工程投资总额接近总投资的20%。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内需不足, 公共基础设施普遍处于落后状态, 增加公共财政投资是一个极为正确的选择。但是, 我国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投资总额为公共投资总额的10%左右, 却满足不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 尤其是农村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建设更是需要一批强有力资金的注入。只有合理的公共财政投资结构, 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1.2 缺乏科学的公共投资制度

目前, 公共投资几乎都是以政府出资为主, 因而它与民间投资不同, 它不在乎投资的风险性以及盈利性, 各级政府和部门似乎都不必对投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因此, 各级政府都热衷于做这些不负责任的投资。外加我国目前对公共投资的范围的确定还有待商榷, 有关部门领导缺乏科学决策的思想和观念, 导致一些部门忽略公共投资项目的科学论证, 对公共投资管理不合理, 没有严格执行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和产业政策, 从而导致大量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不断涌现, 大量劳民伤财的“半拉子”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屡禁不止。

1.3 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够

民间投资代替政府投资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标志, 然而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却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政府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行业, 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 几乎是处在一种垄断地位, 民间资本很难参与。如果中国的民间投资调动不出来, 内生经济动力不增强, 就达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4 对公共投资项目缺乏周密安排以及长远目标

一些政府部门在投资中标后, 缺乏必要的工作安排, 对一些投资实行“走一步, 做一步”的策略, 许多项目甚至出现了边设计、边施工, 边施工、边修改设计方案的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的现象。其次, 还缺少长远的目标, 那些涉及到教育、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改善民生工程都是一项长期、持续不断的工作, 收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后续的投资可能还不少。

2 公共财政投资支出的控制手段

2.1 明确界定公共财政投资范围, 合理确定其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 公共财政投资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已把公共投资作为政府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并已开始利用公共投资的扩张手段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 我们应该明确界定公共财政投资的范围, 公共财政投资应该囊括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等公共事业领域, 而不是集中于一些竞争性、盈利性领域。只有明确界定了公共财政投资的范围, 才能为公共财政投资提供科学依据, 才能达到我国进行公共财政投资的初衷。

其次, 其规模也应该受到一定的控制, 不能过小或过大, 否则, 难以带来预期效果。规模过小, 投资不足, 不能进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 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更不能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规模过大, 易导致出现大量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大量劳民伤财的“半拉子”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因此, 只有控制了其规模, 才能让我国公共财政投资健康向前发展。

2.2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投资的相关法律

因为没有一项健全有效的公共财政投资的相关法律, 一些政府部门为了政绩或者为了盈利, 催生了很多的“拆又建”工程, 甚至有些大型的公共设施, 至少还能用几十年的, 也被无情地剥夺了“剩余的生命”, 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 大量的拆旧建新、拆新建新工程不断涌现。因此, 应该建立一项公共财政投资的基本法律, 来遏制当下这种政绩竞争的不良风气, 对公共财政投资的范围从法律上给予界定, 对公共财政投资程序从法律上给予确定, 从而有效规范公共财政投资行为。

2.3 增加公共财政投资支出的透明性

公共财政投资广泛运用于农业、教育、住房等领域, 比如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等很多个领域, 每一个领域都想从政府的这一大笔投资中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因此, 只有将公共财政投资透明化, 让人民大众都知道这些钱投向了哪个领域, 投向了哪个地方, 投入了多少钱, 才能让其受到广泛的监督, 才能减轻公共财政投资中的贪污腐败。

2.4 利用公共财政投资带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与公共财政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等的作用。虽然公共财政投资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作用, 但是也有其局限性。而民间投资具有灵活性、可持续性等特点, 并蕴含着巨大潜力, 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 公共财政投资应该要带动民间投资, 让民间投资接力公共投资构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的重要途径, 这才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崔显凯, 慕永玲.前我国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财经界, 2010 (12) .

[2]万道琴, 杨飞虎.严格界定我国公共投资范围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11 (7) .

[3]于长革.对我国政府公共投资改革的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 2006 (31) .

[4]聂正标, 何立军.加强公共投资监管提高公共投资效率[J].改革与开放, 2011 (3) .

PPP项目财政支出测算陷阱解析 第4篇

来源: 徐州财政局 发布时间：2016-08-04

谢娜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学术界和业界对PPP有两个层面的忧虑：一是政府在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特许经营期内能否履约付费；二是社会资本方是否会赚一票后扔下烂摊子给政府。

近期财政部出台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出“从财政中期预算管理角度，将PPP项目跨财政支出纳入中期财政规划，切实保障政府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履约能力”。这是对“政府能否履约付费”忧虑的有力回复。PPP项目是公共项目，涉及公众利益，政府一般不应也不会轻易尝试率先违约的风险和后果。加之后续将全面推行PPP项目财政支出预算管理，政府履约付费能力将大大提高。

事实上，笔者更担心第二个问题，即社会资本的违约问题。从笔者评审数百个PPP项目的经历，发现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这两类PPP项目，在进行财政支出测算时存在诸多陷阱，社会资本方通过看似合理的PPP实施方案，以政府补贴方式获取了超额利润。

一、PPP项目财政支出测算陷阱

（1）陷阱一：混淆不同现金流量表，采用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调高财政支出，社会资本方谋取高额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

目前，不少业界人士、特别是社会资本方坚称PPP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不能低于行业基准收益率8%，以此作为政府财政支出测算和调整依据。事实上，这会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加剧、社会资本方收益水平远高于8%。

常见的现金流量表有四种类型，一是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二是项目资本金（即自有资金）现金流量表，三是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四是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在测算PPP项目盈利能力和政府补贴额时，当前咨询机构常用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而不是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表或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这为社会资本方超额收益埋下了伏笔。

PPP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测算得到的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IRR1）指标，仅反映该项目整体收益情况（不论其资金来源及财务成本），而不能如实体现社会资本方的财务收益状况。真正能反映社会资本方收益水平的是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IRR2）、以及社会资本方资本金净利润率（ROE）等指标。其中，IRR2指标是基于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资本金现金流量表测算得到。

以1亿投资规模、政府付费类型PPP项目为例，假设社会资本方出资2000万自有资金成立项目公司，其余建设资金贷款，特许经营期为12年（含2年建设期），年运营成本为1000万元，贷款利率4.9%，折现率5%，预期合理利润率8%，全额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1）采用财金[2015]21号文政府付费计算公式，测算可得：本项目税前IRR1=6.93%，税后IRR1=5.55%；运营期平均每年政府付费2506万。对此，社会资本方会提出抗议，认为项目税后IRR1仅为5.55%，远低于8%，要求提高政府补贴。2）地方政府不懂财务专业知识、咨询机构为尽快实现项目落地，会调整PPP项目财政补贴。当平均每年政府付费提高到2720万元（多增加8.5%财政支出），项目税后IRR1=8%，能被社会资本方接受。然而，此时社会资本方的税前IRR2=22.18%，税后IRR2=17.11%，获取了不为政府所知的高额财务收益。这就是不同现金流量表中不同财务内部收益率的游戏陷阱。

上述案例投资额较小，在PPP项目投资额更大的情况下，若有选择性地忽视社会资本方的自有资金财务内部收益率，而以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及其财务内部收益率指标来调整政府付费或补贴，将导致财政支出增加过快，社会资本方也将从中获取更为丰盛的暴利饕餮。

（2）陷阱二：要求政府以出资入股形式投入大量建设资金，社会资本方坐享财务杠杆红利。

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共同成立PPP项目公司，有助于提高项目公司信用，降低融资成本。但从政府财政支出最优化角度，并非政府出资占股比例越高越好。若陷阱一未能有效识别和破除，同一PPP项目分别采用有/无政府股权支出两个方案，在两方案项目总投资回报率、绩效考核一样的前提下，与无政府股权支出方案相比，有政府股权支出方案中：社会资本方的资本金净利润更高，特许经营期内政府财政支出更多。因此，强势的社会资本方会要求政府高额出资入股，项目公司中政府股本金占比越高，对社会资本方越有利。

同样以上文陷阱一的1亿投资规模、政府付费类型PPP项目为例，设定其他财务测算参数不变、项目税后IRR1=8%。1）无政府股权支出方案：社会资本方以自有资金2000万独资成立项目公司；政府平均每年财政补贴为2720万元，总财政支出为2.72亿；社会资本方的税前IRR2=22.18%、税后IRR2=17.11%、ROE=16.42%。2）有政府股权支出方案：假设为政府股权支出极限状况（占股49%），即政府出资980万和社会资本方出资1020万成立项目公司；项目运营期间政府平均每年财政补贴与方案一同，总财政支出为0.098+2.72=2.818亿；社会资本方的税前IRR2=43.99%、税后IRR2=37.30%、ROE=32.20%，社会资本方暴利程度可见一斑。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在陷阱一和陷阱二交互作用下，政府在建设期间以出资入股方式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不但无法降低后期政府运营补贴，反而会增加总财政支出，让社会资本方在无形中坐收财务杠杆超额红利。

在大规模投资PPP项目中，设计较短特许经营期，社会资本方变相骗取由折旧摊销带来的高额隐性收益，政府为此支付超额财政补贴。

PPP项目投资建设形成固定资产，当政府拥有资产所有权、项目公司拥有资产使用权和收益权（例如BOT模式）时，项目公司以无形资产摊销形式计提资产损耗成本；当资产所有权归属项目公司(例如BOOT模式)时，项目财务测算以固定资产折旧形式计提有形损耗成本。PPP项目无论是折旧还是摊销，本质上都以投资建设形成的资产原值（包括建设期利息）为基数进行逐年分摊，都会计入项目总成本费用。

国家相关部门对固定资产折旧的最短年限做出规定，例如，房屋、建筑物为20年。然而，笔者见过大量12-15年特许经营期的PPP项目实施方案。以5亿投资规模、12年特许经营期（包括2年建设期）PPP项目为例，项目年均折旧/摊销额高达5000万（不考虑建设期利息）。项目投资额越大、特许经营期越短，项目年均折旧/摊销额越高。

有些咨询机构与社会资本方勾结，在政府财政支出测算时，将高额折旧/摊销额计入项目运营成本，骗取政府超额财政补贴。尽管这是拙劣的财务测算伎俩，但当项目投资额大、运营成本较高、政府无专业财务人员审核PPP项目实施方案时，很容易蒙混过关。

（3）陷阱三：在大规模投资PPP项目中，设计较短特许经营期，社会资本方变相骗取由折旧摊销带来的高额隐性收益，政府为此支付超额财政补贴。

PPP项目投资建设形成固定资产，当政府拥有资产所有权、项目公司拥有资产使用权和收益权（例如BOT模式）时，项目公司以无形资产摊销形式计提资产损耗成本；当资产所有权归属项目公司(例如BOOT模式)时，项目财务测算以固定资产折旧形式计提有形损耗成本。PPP项目无论是折旧还是摊销，本质上都以投资建设形成的资产原值（包括建设期利息）为基数进行逐年分摊，都会计入项目总成本费用。

国家相关部门对固定资产折旧的最短年限做出规定，例如，房屋、建筑物为20年。然而，笔者见过大量12-15年特许经营期的PPP项目实施方案。以5亿投资规模、12年特许经营期（包括2年建设期）PPP项目为例，项目年均折旧/摊销额高达5000万（不考虑建设期利息）。项目投资额越大、特许经营期越短，项目年均折旧/摊销额越高。

有些咨询机构与社会资本方“暗箱操作”，在政府财政支出测算时，将高额折旧/摊销额计入项目运营成本，骗取政府超额财政补贴。尽管这是拙劣的财务测算伎俩，但当项目投资额大、运营成本较高、政府无专业财务人员审核PPP项目实施方案时，很容易蒙混过关。

（4）陷阱四：现行可用性付费+运营绩效付费测算方式，并未真正体现PPP绩效考核付费，无法有效规避社会资本方运营不力风险。

当前，业界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政府财政支出测算方式，将支付给社会资本方的政府付费分为可用性付费（又称可用性服务费）和运营绩效付费（又称运营绩效服务费）。可用性付费，一般指政府向项目公司购买PPP项目可用性而支付的费用；运营绩效付费，是政府根据项目运营绩效考核，支付给社会资本方的运营费用及基本利润。

现行可用性付费+运营绩效付费模式，乍一看，体现了PPP项目绩效付费理念，实则并不尽然。可用性付费中，包括了全部建设成本、合理利润和运营期财务费用，这是PPP项目的主要投入（即社会资本方的主要收益来源），而运营期间的运营绩效付费仅是小部分收益。对于以施工见长的中标社会资本方，只要在特许经营期间如期收到可用性付费，便已赚取足够利润；至于是否认真运营项目，并不严重影响其收益。由于PPP项目建设投资额相对大、运营成本相对小的特点，导致社会资本方重可用性付费而轻运营绩效付费，进而催生加大项目建设投资规模、不认真进行项目运营的动机。

综上，现行的可用性付费+运营绩效付费方式，存在将项目建设质量与运营质量分开考核的缺陷，并未真正实现项目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关联性绩效考核。在以赚取可用性付费为主要收益来源的利益导向下，很难激励社会资本方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建设质量。

（5）陷阱五：社会资本方发起PPP项目，并由其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存在可研数据失真，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一般而言，由社会资本方发起的PPP项目，政府出于减少前期可研咨询费用、或不懂专业知识甩包袱的考虑，会要求社会资本方自行聘请咨询机构编写项目可研报告。这给社会资本方提供了谋取PPP项目暴利的契机。

PPP项目实施方案涉及投资建设额、运营成本等数据，主要来源于项目可研报告和尽职调查。由社会资本方牵头编制的项目可研报告，难免存在扩大项目投资建设规模、增加运营成本等问题。

笔者在评审某环保类PPP项目时，发现PPP实施方案投资建设额包括了运营期间的设备重置大修费9000余万，追根溯源，是社会资本方提供的可研报告中，用春秋笔法将设备重置大修费包装到了项目总投资估算中。这意味着，在可用性付费和运营绩效付费中重复计算了设备重置大修费，在短短12年特许经营期，政府将多支出9000余万财政补贴。

（6）陷阱六：打包类型的复杂PPP项目中，存在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子项目众多、边界不清等问题，容易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化。

政府鼓励将经营性子项目与非经营性子项目“肥瘦搭配”形成PPP项目，以此减少政府财政补贴。然而，在打包类型的复杂PPP中，容易存在项目边界不清、财务测算不统一等问题，进而导致财政补贴扩大化。

笔者曾评审某复杂PPP项目，该项目包括了旅游购物设施、文化娱乐设施、游客接待中心、餐饮设施、住宿设施、道路交通配套、给排水配套、电力电信配套、燃气热力配套、环卫设施配套、标识配套等十余个子项目；在财务测算时，未将经营性、准经营性、非经营性子项目全部纳入一个现金流量表，而是分别对不同类型子项目进行财务可行性和政府补贴测算。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营性项目收益未能弥补到可行性缺口补贴中，政府未能从经营性子项目中获益，却为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子项目支付了大量财政补贴。

以上是针对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类型的PPP项目中六类典型财政支出测算陷阱进行解析。事实上，PPP财务测算陷阱众多，例如未将政府出资股本金从可用性付费中剔除、导致政府重复付费等现象不一而足，需要用专业眼光一一识别。

二、谁为PPP项目财政支出陷阱负责

如何解决PPP项目财政支出陷阱问题，需要群策群力。有些需要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努力解决，例如，设计一套更为科学的PPP绩效付费模式；有些需要咨询机构转变观念，例如，厘清传统项目财务可行性与PPP项目社会资本方财务效益之间的差异，认识到传统政府投资方式的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已不太适用于PPP项目财务测算；而更多的陷阱问题，则需要咨询机构抛除私心杂念加以克服。

公开透明，是解决PPP咨询怪现状的最佳途径。笔者建议：

1）适时对公众公布PPP项目实施方案（可删除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相关内容）、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与物有所值评价报告。咨询机构受政府委托编制PPP方案及两论，政府花了纳税人的钱，且PPP项目涉及公众利益，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公众有知情权。这一其他发达国家能做到的标准化行为，国内咨询机构没理由找托词。只有放在阳光下接受公众检阅，才能真正识别优质PPP项目和优质咨询机构，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怪诞现象。

财政项目支出 第5篇

自2007年以来, 我国财政制度正在经历一场重要变革, 中央部门率先试水, 大力推行各部委“三公消费”公开制度, 使财政支出走向公开、透明。它体现了政府民本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升华, 进一步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无疑是政府管理的一大进步。

在公开的数据中人们发现, 除了具体的支出分类, 常常被人忽视的最后一项“其他支出”占据了不少的比重, 而其中的具体内容与详细数额却不得而知。例如, 2006年北京市地方财政支出中“其他支出”项为2 611 391万元, 占地方财政总支出 (12 968389万元) 的20.1%, 上海2004年“其他支出”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达18.42%。因为透明度不高, 内外监督力度不足, 这个高比重的“其他支出”成为一些腐败分子藏污纳垢的所在。本文基于1996-2006年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省级面板数据, 重点考察腐败行为对“其他支出”项目的影响, 以期进一步促进地方财政支出的透明化。

二、腐败对“其他支出”项目的影响

(一) “其他支出”项目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其他支出”项目主要用于反映不能划分到其他功能科目的政府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主要包括预备费 (反映财政预算中安排的预备费) 、年初预留 (反映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年初预留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其他支出等。

在“其他支出”科目中明细繁多, 甚至在“其他支出”中还有一个“其他支出”细项, 这无形中为一些没有支出名目的或不愿公开、不便公开的项目, 提供了“避风港”。例如, 2009年被查处的湖南省浏阳市广电局长的奢侈消费清单中, 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等消费都通过“其他支出”列支。“其他支出”中还常见招待费、疗养费、补助费等名目繁多的支出, 正常开支和违规开支鱼龙混杂, 使其成为一笔让人看不懂的糊涂账。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 1996-2006年“其他支出”项数量呈上升趋势 (注:1998年数据缺失) , 由1996年的471.66亿元上升至2006年的2871.81亿元, 绝对值提升了近7倍 (见表1) 。各地区“其他支出”项总额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由8.15%提升至9.43% (见图1) 。2007年后财政支出的统计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 但2011年“其他支出”项的支出额为2836.25亿元, 与2006年的2871.81亿元基本持平。

过去, 在“其他支出”科目后, 会要求贴上一页杂项表, 对其他支出的具体用途作说明, 如买车、开会等。但随着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实施, 一些过去在其他项中的支出已分流到新建科目, 其他杂项表也随之取消, 这也给地方财政支出审计带来困难。

“其他支出”项目特有的不透明性可能为为腐败分子随心所欲地支出大开“方便之门”, 使得腐败行为与高比重的“其他支出”紧密相关。在中央要求公开“三公经费”时, 不少部委列出的“其他支出”缺少数据细节, 如只公开因公出国费用多少钱, 却不列出哪些人以哪些事由出国具体花费如何, 这为贪污腐败、公款消费等行为提供了寻租空间。如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审计局在审计中发现, “其他支出”项目中有扶贫慰问、捐款赞助, 但更多是支付奖金补助, 吃喝招待、参观学习, 不好处理、超标的费用都罗列其中。

(二) 腐败与“其他支出”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为私人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行为 (Tanzi, 1998) 。作为公共资源配置的工具、收入再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财政支出自然受到腐败的侵蚀 (吴俊培, 1996)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就是追求财政预算最大化, 这使财政支出成为腐败与寻租的源头。

从财政支出结构角度来说, 腐败使官员更倾向于扩大难以衡量实际货币价值的项目支出 (Krueger, 1974) , 这些特定的支出项目, 尤其是市场价值很难衡量、立法程序不规范、监察有漏洞的支出就常常在财政支出中以“其他支出”的形式出现, 如出国考察费用等, 从而给腐败双方提供了相互有利的寻租机会 (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 而对于教育、医疗等经费支出使用由于有严格的立法程序约束, 寻租空间较小, 其支出规模就会受到压制 (Tanzi, 1997) 。

在现实中, 腐败官员会充分利用“其他支出”难以透明化的特点, 产生寻租空间。近几年, 一些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高, “其他支出”往往占财政支出比高达30%甚至40%, 这些地方和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之所以爱用“其他支出”, 一是因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 人大审议或审计时看不懂的概率就越大, 也就越容易通过;二是预算法规定, 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如果人大的审议关没有把好, 后续的“流转”自由度又大, “其他支出”自然就会被滥用。这也导致许多地方预算草案拿到两会审查最终只是走走过场, 公车消费、公款吃喝、过境旅游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 (杨灿明等, 2004) 。

根据Niskanen (1971) 的公共组织预算理论, 政府官员在确定财政支出规模时, 倾向于预算最大化, 尽可能地扩大财政支出规模。Mauro (1998) 的研究也发现, 在存在腐败的情况下, 政府更倾向于提高财政支出规模, 扩大支出数量, 同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减少对医疗和教育的开支, 使更容易收受贿赂的财政支出项目得以扩张。当政府绩效评估程序难以对“其他支出”项目进行彻底审查时, 个别工作人员就会倾向于扩大“其他支出”规模, 以获取更多的腐败机会。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腐败程度与“其他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正相关。当其他情况不变时, 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 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数量越高。

三、指标选取与指标设计

本文主要选取1996-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分析腐败行为对地方财政支出中“其他支出”的影响, 之所以选取这一时间段, 是由于自2007年起, 财政部进行财政数据统计时对财政支出结构分类作出重大调整和改变, 因此, 为保持“其他支出”内具体项目统计口径的连贯性, 本文选取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一) 自变量:腐败指数 (cor_pop)

在对单个国家腐败的研究中, 研究者一般采用以下三种方法对腐败程度进行测量:

1、直接使用检察机关起诉的腐败案件数, 包括经济犯罪案件数和法纪案件数两类, 其中经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三种形式。如周黎安、陶婧 (2009)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立案数测量各地区的腐败水平。还有些学者同时统计了受贿金额, 采用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测量腐败水平。如杨灿明、赵福军 (2004) 分别运用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及腐败处置县处以上的官员数代表行政腐败水平;陈思霞 (2011) 同时采用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立案数和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地区腐败水平。

2、每万人国家工作人员腐败案件数, 即将腐败案件数除以各地区国家工作人员数量。采用这种方法对腐败程度进行测量的有张军 (2007) 、陈刚 (2009) 。这种测量方法将腐败案件主体严格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可能忽视了数据中可能有以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等为主体的腐败行为。张军 (2007) 在通过中国分省数据研究基础设施时, 曾采用每万公职人员中的腐败案件数来表示打击腐败的力度, 而非腐败程度, 但这种处理方法较为少见, 吴一平等 (2012) 使用审计人员数量、审计项目数、通过审查查收的违纪金额来衡量反腐败力度。

3、每百万人口腐败案件数, 即将腐败案件数除以各地区百万人员数 (Del Monte and Papagni, 2001, 2007) 。这种测量方法将检察机关公布的腐败案件数视为全社会范围的腐败水平。由于中国各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 由中央发布反腐败行动的法律法规, 各省之间在反腐败政策安排上存在一致性, 因此, 可以认为各省在反腐败力度方面没有差异。那么在此前提下, 人均腐败案件数量多的省份自然表示其腐败程度较高。吴一平 (2008) 与魏锋 (2010) 等在研究中, 也认为腐败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腐败程度。

在借鉴以上腐败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每百万人口腐败案件数来度量各地区的腐败程度, 即以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立案数占地区百万人口的比重衡量地区腐败水平, 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立案数主要来源于1996-2007年《中国检察年鉴》中各省的“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

(二) 因变量:“其他支出” (other_exp)

对“其他支出”的测量数据主要来自199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科目。统计年鉴中只列出各地区财政支出中“其他支出”一栏的数额, 并未详细列支其支出明细和内容。因此, 在回归模型中, 使用各地区“其他支出”占当年度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 来测量“其他支出”的高低。

根据201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定,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29其他支出”项中具体包括:01预备费、02年初预留、04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06汶川地震捐赠支出、08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60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99其他支出等。各地区“其他支出”数据的支出明细只在各地政府统计上报时填写, 暂时并未向社会公开, 因此未纳入本文分析范围。

(三) 控制变量

综合之前学者的研究, 本文还考察了各地区人均GDP、开放程度、地区人口数量、抚养比等控制变量。各项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如下所示。

1、各地区人均GDP (gdp_per) 。各地区GDP和人口数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开放程度 (open) 。采用各地区进出口额除以地区GDP计算得出。其中各地区进出口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将其中以美元为单位的进出口额乘以年平均汇率得出以元为单位的进出口额, 再除以各地区GDP。

3、地区人口数量 (lnpop) 。各地区人口数量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回归计算时使用各地区人口的对数。

4、抚养比 (depen) 。抚养比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

综上所述, 本文使用的变量及在模型中的名称如表5-2所示:

为了考察腐败对地方财政支出中“其他支出”的影响, 本文应用如下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

其中, 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 分别是各变量的系数或系数矩阵, 是残差项。在回归检验时, 控制了“年份” (Year) 变量的影响。

回归中涉及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3。从中可以发现, 虽然百万人口中腐败案件数的平均值为36.25642, 但最小值仅为14.55438, 最大值为158.4764, 原因有两点:一是每年各省由于人口基数不同, 各地区被检察机关起诉的腐败案件数相差较大, 如2004年河南省检察院起诉腐败案件数为3684件, 西藏则为41件, 两者相差80倍。二是不同年度腐败案件发生率具有较大差异。例如, 河南省1996年被检察机关起诉腐败案件数为6864件, 2006年仅为3024件, 相差近一倍。因此, 腐败程度指标在统计值上呈现出较大波动, 方差较大。其他统计指标, 如各地区“其他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等则分布相对平均。

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 省级面板数据样本拒绝接受随机效应, 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了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10, **p<0.05, ***p<0.01

结果表明:

1.表4中模型 (1) - (5) 的结果显示, 腐败程度与“其他支出”呈显著正相关。模型 (1) 重点检验腐败程度与“其他支出”的关系, 结果显示, 它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其他支出”水平呈正向关系。之后在模型 (2) - (5) 中分别加入各地区人均GDP、开放程度、地区人口数、抚养比等控制变量, 腐败程度对“其他支出”的影响仍为显著正相关, 显著性始终维持在5%的水平上, 这说明该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即腐败程度会造成“其他支出”规模增加。

2.模型 (3) - (5) 显示开放程度与“其他支出”呈显著负相关, 并在5%的水平上始终显著, 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 “其他支出”额就越少,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也越公开、透明。

3.模型 (3) - (5) 的结果显示, 人均GDP与“其他支出”呈正相关, 但显著性较低 (10%) , 这说明人均GDP越高, “其他支出”也越高。地方人口数量、抚养比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综上所述, 腐败程度显著增加了“其他支出”在地方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这一结论在所有回归方程中都是一致的。此外, 地区开放程度也会显著影响“其他支出”比重, 开放程度越高, “其他支出”比重越小, 财政支出越透明。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要实现财政支出透明化、公开化, 改进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就必须加大对腐败的治理。因此, 将政府反腐败行动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变得日益紧迫。由于财政支出数据中只能看到“其他支出”总额, 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 数额巨大的“其他支出”会为腐败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成为权力寻租的平台。本文以地方财政支出中常常被人忽视的“其他支出”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1996-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现腐败程度与“其他支出”在地方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腐败程度越高, “其他支出”比重越大。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腐败行为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造成的扭曲效应, 并为地方反腐和财政监督指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财政项目支出 第6篇

国内地方财政支出评价工作起步较晚, 总体都是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作为起始点, 进行绩效评价试点及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项目资金管理存在资金配置不完全符合实际需要、预算执行中随意性大、挤占挪用部分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使用时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严重等缺陷;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指标设计过于笼统、指标设计依据多样、指标权重设计不合理、指标内容不够完整等缺陷。国内外绩效评价的经验和不足告诉我们, 构建完善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必须从完善法制、构建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入手, 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逐步开展。从各地方来看, 完善法制有待于通过立法来进行, 而构建指标体系以及结果应用等, 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探索, 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

二、财政性项目支出评价原则

平衡计分卡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超越财务指标局限的一种新方法, 强调的是一种全方位平衡理念。把平衡计分卡的设计引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意在克服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的不足, 防止片面追求效率性而忽视公平性、长远性, 在技术路线和方法设计上落实统筹兼顾。因此, 把平衡计分卡方法引入到对财政性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中是一种新的尝试,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采用平衡计分卡方式评价地方财政支出项目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 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

财政性项目涉及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单位, 也包括政府部门等行政单位。同时, 项目设立包含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目标, 内容复杂。因此, 有些目标能够明确地用定量指标来进行评价, 而有些指标不能简单地量化, 应用定性指标进行评价。

(二)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

财政性项目资金的投入使用, 既是一项实现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 也是一项满足社会效益的社会活动, 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满足经济效益的指标进行评价, 而应该同时考虑其社会效益, 进行全面评价。

(三) 统一性与差别性相结合。

构建财政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必须建立一整套统一的制度、指标、标准等运作体系, 使评价结果公正可比。同时, 由于项目支出的多样性, 要在规范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其差别性, 选择相应的方法、指标、标准进行评价。

(四) 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评价指标要科学合理, 评价方法正确, 评价指标全面, 这样才能使评价客观公正。但同时也要考虑其实用性, 涉及指标要能够考核, 具有可行性。

三、财政性项目支出评价指标设计

根据财政性项目支出的特点, 我们将平衡计分卡评价体系中的四个维度稍加改变, 一级指标分为业务指标、财务指标、公众指标和改进指标。其中, 业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为评价的重点, 从一级指标中又分出十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一) 业务指标。

(表1) 业务指标划分为对规划和立项情况、组织管理水平和目标完成程度的考核。规划和立项情况主要是对项目申请时项目论证的科学性、项目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价。组织管理主要是对项目在运行过程中管理进行监督, 保证项目能够按计划进行, 并且增强资金的利用效率。目标完成程度主要是对项目完成程度的考查, 分析项目完成的数量、质量及完成进度和及时性, 根据行业相关标准评价项目在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实现程度。

(二) 财务指标。

(表2) 财务指标分为对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会计信息质量的考核。预算执行情况主要对预算编制、执行、管理等进行评价;财务管理状况侧重于评价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只有在实施中依照规则严格控制, 才能保证立项目标的实现;会计信息质量主要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

(三) 公众指标。

(表3) 公众指标分为对产品覆盖面和项目产品社会公信度的评价。产品覆盖面主要对项目产品覆盖面进行的考查, 包括公共产品服务受益者覆盖面、媒体关注情况以及市民使用量三个指标;项目产品社会公信度也有三个指标:相关利益群体满意度、投诉举报的及时处理与反馈以及同业评价情况。

(四) 改进指标。

(表4) 改进指标是从项目结果及产生的效益角度设立的指标, 从目标实现质量和效益实现情况来评价项目需要改进的空间。目标实现质量主要考查项目完成质量情况, 效益实现情况主要是对项目直接效益、项目间接效益以及项目可持续性进行评价。

四、结语

综上, 平衡计分卡是适合于财政性项目支出评价的评价体系, 它可以在兼顾业务和财务绩效的同时, 对于项目对各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价, 从而为财政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制定一套完整统一的体系, 更好地进行评价, 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陈竹.财政性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财会月刊 (综合) , 2008.7.

[2]张华娟.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现状的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8.4.

[3]霍素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初探[J].财政监督, 2007.10.

[4]陈孝, 柴益萍等.构建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想[J].西部财会, 2007.6.

财政项目支出 第7篇

一是遵循准则, 不走过场。房县财政局严格按照财政部的文件要求, 通过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库, 实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专业技术过硬、人力资源雄厚的优势, 使2015年全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在逻辑分析和数据精确等专业技术方面都达到较高标准, 评价过程严格遵循真查、详查、全查、严查要求, 对每评价一个项目都要收集资料1000余份, 对项目实施现场查看率达到70%以上, 对资料收集、现场核查、综合评价、评价报告严格履行注册会计师三级复核, 使评价中资料广泛、证据充实、数据明晰、结论有据, 保质保量完成了年初计划的评价目标。

二是真查查实, 正视问题。2015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 发现少数项目单位在项目落实、资金管理、质量监督、社会满意等不同方面存在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及时、产出不按期、质量不均衡、满意度打折扣等问题, 评价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绩评原则, 既找出项目实施中的好做法, 又不放过实施过程中疏纰漏, 发现问题一针见血的直面披露, 提出整改建议, 为今后在实施财政项目中改进方法、提高效益提供警戒线。

三是缜密研判, 客观评价。评价的目的在于真实的找优查错, 扬长揭短, 真实评价项目实施的得失, 必须从收集的资料、现场核查、抽样调查中找盲点、查疑点, 分析项目实施绩效, 最后才能确定评价等级这一落脚点。评价中, 从项目立项到批复、从资金分配财务管理、从质量监管到实施细节、从招标合同到验收审计等环节审核, 看是否合法合规, 对照资料一一查对, 不放过蛛丝马迹, 查找问题、逻辑分析、计算数据、评分定档等过程有理有据, 让项目单位心悦诚服, 被评项目单位自始至终协调参与并全程监督, 使2015年房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开展的顺畅有序。

财政项目支出 第8篇

从理论上说，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强化政府公共受托责任、降低政府的代理成本、减少腐败、建立高效政府；有助于改善商业环境、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减少财政风险；可以有效地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目前国外关于财政透明度作用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规模和州长支持率（Alt J.E,2002）、官员选举（Benito B.,2009）、抑制税收（Alt J.E,R.C.Lowry,2010）和降低风险溢价（K.Bernoth,G.B.Wolff,2008）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表明：乡镇财政透明度对乡镇债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黄伯勇，2008）；国企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抑制其过度投资（王少飞，2011）；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官员腐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寿峰、郑国梁，2015）。关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目前较少。刘佳（2015）利用2008～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类支出和公共服务开支的影响，发现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有负向影响，而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刘佳并未考虑到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根据评估年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数据并对数据做出一定的调整，利用200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年财政透明度对行政费用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和社会保障类支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大小，从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相关文献评述

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结果来看，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张钢、段澈，2006）、收入差距（王艺明、蔡翔，2010）、社会公平（孙文祥、张志超，2004）、居民消费（郑尚植，2012）、居民幸福感（阚祥伟、李帆，2012）和价格水平（储德银、宋根苗，2014）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研究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意义所在。

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性，大量文献对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影响财政支出结构地众多因素中，财政支出分权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使得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公共支出结构明显地被扭曲（傅勇、张晏，2007）。黄国平（2013）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偏重于基建，而忽视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社会支出。郑磊（2008）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孔卫拿（2015）以财政自主度衡量财政支出分权的大小，研究发现，财政自主度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增加投资额而降低再分配额。李丹和唐善永（2014）认为，财政支出分权度越大，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越多，而减少民生支出，从影响程度看，除GDP之外的其他变量，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程度最为严重。潘镇（2013）等基于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促进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投入。王明成和尤思梦（2013）研究了财政支出分权、政府竞争及其交互项对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王箐（2015）研究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的影响，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有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有促进作用。

然而，国内学者研究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大多是基于财政分权对某一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很少有学者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同时对几种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且不同学者在研究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时，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不同，部分学者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和“消费性支出比重”的影响，还有部分研究财政分权对“维持性支出比重”、“公共服务类支出比重”和“经济服务类支出比重”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比重”的影响。

三、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

与财政支出分权相关的部分文献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官员腐败行为（郭广珍等，2011）、对政府行为或政府规模（苏小红、王文剑，2008）、对教育发展或公共教育等服务供给（罗伟卿，2010）等都存在一定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笔者发现财政支出分权、财政透明度、官员腐败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存在如下关系（见下图）：

图中四者之间存在(1)、(2)、(3)、(4)、(5)五种关系，分别为：财政支出分权对官官腐败的影响（黄君杰，2006；郭广珍等，2011）、财政透明度对官员腐败的影响（黄寿峰、郑国梁，2015）、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黄国平，2013）、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刘佳，2015）、官员腐败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刘穷志、何其，2011）。从上图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既可以直接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又可以通过影响官员行为，间接地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不过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分权比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和抑制官员腐败行为更为显著。基于以上4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认为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财政支出分权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是：财政支出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出于职位晋升考虑，会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从而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压缩其他财政支出。财政透明度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是：财政透明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得无法通过简化财政信息掩盖其财政支出偏好，从而减少官员滥用权力的机会。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既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又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互效应，并且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同时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文献目前还没有涉及。本文研究有两个目的：第一，利用现有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有限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度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第二，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作用对财政支出结构有无影响。为此，我们利用2007～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比重的影响。本文的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交互效应，并且这种交互效应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影响。

四、变量描述与实证研究

（一）变量指标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少部分数据通过中经网络数据库获得。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指标为财政支出结构，包括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保障类支出比重，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度。其中，财政透明度数据使用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历年“省级财政透明度得分（均转化为百分制）”，时间跨度为2007～2012年（其中未评估年份采用取平均数的方法），用ft表示；财政分权有较多的测度方式，本文仅使用财政支出分权，其中财政支出分权=本级人均一般预算支出/（本级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中央本级人均预算支出）×100%，用fd表示。

本文的控制变量指标为：财政自给率、儿童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其中，财政自给率通过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比值计算得来，用self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儿童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分别通过各地区0～14岁、65岁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计算得来，分别用child和elder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计算得来，用urb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用pgdp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产业发展水平用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衡量，分别用sec和thi表示；外商投资水平使用外商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用invest表示，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络数据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已省略）表明，2007～2012年间各省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9.32%，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26.71%，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2.58%。总的看，我国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水平整体不高，近六年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仅为26.32分（满分为100分）；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较高，其平均值为69.03%。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使用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为了分别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模型（3）是为了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在以上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结构，分别为行政支出、教科文卫支出和保障类支出；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度。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为X5～X12，具体包括财政自给率、0～14岁人口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商投资额与GDP比值；μ为残差项；α为待估计参数；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时间。

（三）实证结果分析

计量模型使用的是我国31个省份6个年份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计量模型（1）～模型（3），运用Stata软件分别估计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叉项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1），其中列（1）、列（4）和列（7）仅估计财政透明度对三类财政支出支出的影响，列（2）、列（5）和列（8）仅估计财政支出分权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列（3）、列（6）和列（9）为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共同作用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考虑到教科文卫类支出主要侧重于儿童，故在控制变量中未加入老年人口比重。类似的，在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控制变量中未加入儿童人口比重。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常数项、省份个数以及观察值个数未在列表中显示。

从列（1）和列（3）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列（2），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通过对比列（1）～列（3）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可知财政支出分权要比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影响强。列（3）显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符号相反，说明两者的交互项同时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和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

从列（4）和列（6）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类支出支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而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列（5）可以看出，政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比列（4）～列（6）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可知财政支出分权要比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影响强。列（6）显示加入交互项后，拟合优度得到提升，且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的系数均较显著。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说明交互效应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与财政透明度系数符号相同，但与财政支出分权系数符号相反，说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效应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的正向影响，而加强了财政支出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的负向影响。

从列（7）和列（9）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社会保障类支出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系数较小。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列（8）显示，财政支出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向的影响。由列（9）可知，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无显著影响。

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财政自给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影响均为正，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为负。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增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但会减少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对财政支出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但是不显著。城镇化水平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但是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地方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且为了满足不断增多人口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地方政府通常会增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比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人均GDP对财政支出结构的正向影响部分显著，而外商投资额与GDP比值对财政支出结构没有多大的影响。

（四）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相对贡献：夏普利值分解

为了进一步量化各个变量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贡献度，特别是财政透明度及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透明度交互项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分析各个解释变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相对贡献度较小。虽然如此，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财政透明信息制度建设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渐显示成效。具体来看，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相对影响贡献度从2007年的2.1%增加到2012年的9.2%，结合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透明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类似地可知，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正向影响也在逐渐得到加强。

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比财政透明度对两者的相对贡献度要大，并且其相对贡献的增长速度明显比财政透明度相对贡献增长速度快得多，这说明财政支出分权对于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偏重于地方经济建设，把过多地财政支出投入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挤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从相对贡献度上看，财政支出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的挤占更为显著。

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并呈缓慢的上升趋势，说明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此外，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的相对贡献度都不是太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保障支出方面逐渐地走向规范化。

在其他变量中，财政自给率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都较高，基本维持在20%及以上水平。结合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自给率对增加行政管理支出、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较强。这表明财政自给率对于影响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儿童比例和老人比例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儿童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大，并有逐年上升趋势。老人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贡献度稳中有升。城镇化对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基本保持不变，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贡献程度有逐年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保障支出更对地偏向于城市居民。二三产业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小，而经济增长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在逐渐下降，说明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大众所希望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存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教育支出增长速度不匹配的问题。外商投资占GDP比重对三类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2007～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正向影响，但仅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影响显著；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上述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比财政透明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两者的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均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相比而言，现阶段财政透明度要弱于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此外，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打造透明财政。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和清华大学编写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透明度普遍偏低。这也是造成财政透明度不能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原因之一。由于财政透明度暂时未纳入我国政府绩效体系，科研机构对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评估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因而地方政府没有太大的动力提高财政透明度。中央政府可考虑将财政透明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增强对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约束力。同时，应提高全社会的预算透明意识，培养公民的监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对预算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的预算“自愿参与度”。地方政府在实施预算过程中，应明确公开信息的范围、内容及频率，严格细化预算编制的内容，预算审批过程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改进预算报告的公开制度；中央政府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深入推进预算的科学民主决策。

其次，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强化事权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得财政资金更多地流向提高居民福利的公共服务部门。根据实证结果，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减小，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的加大，说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更多地偏好于经济建设类支出。因此，中央政府应将部分民生支出事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以改变地方政府“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支出”的财政支出现象。

参考文献

黄伯勇.乡镇财政透明度对乡镇债务的影响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10).

曾军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原因[J].财贸经济,2011(3).

王少飞,周国良,孙铮.政府公共治理、财政透明度与企业投资效率分析[J].审计研究,2011(4).

谈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第9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产业集聚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 是尽快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变的重要载体。近几年, 唐山市坚持“城乡统筹、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优化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 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使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建设全过程, 努力探索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一、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唐山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截至2013年, 全市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4.4%, 比2012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 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但是, 唐山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 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仍然过高。

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 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 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 以及支持地方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等。唐山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连年下降, 但比重仍然过高。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无论是城镇建设还是农民高质量的生活保障都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过多的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 影响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二) 财政对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支出明显不足。

财政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总额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支出比例也都稳中有升。但是, 面对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更多的农民市民化, 财政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仍然相对滞后, 资金配比明显不足, 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此外, 唐山还存在着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 能源供应系统、供水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环保环卫系统等建设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 未能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

(三) 财政支出资金管理较为分散。

在唐山的财政支出中, 涉及城镇化建设的资金规模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与进城农民息息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和教育等, 以及涉农的城乡社区事务和农林水事务等方面的支出总额连年增长, 部分支出项目的比重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可观的高度。然而, 用于新型城镇化的资金在财政支出项目中分布面广, 资金管理较为分散, 难以形成合力, 这对于集中资金发展大项目产生了不利影响, 财政支出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 无法达到最佳效果。

二、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唐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建议

为了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唐山政府必须着手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保证新型城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 节约财政支出, 严格控制一般公共服务投入。

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行政基础和组织基础。但是, 如果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长期居高不下, 就会造成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 加重财政负担, 不仅有损政府形象, 还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 政府要严格执行财政纪律, 逐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精简机构, 裁减行政冗员, 并继续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 强化预算约束, 制定完善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严格控制各种公务费用, 既要实事求是、保障供给, 又要厉行节约, 勤俭办事, 坚决反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 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进行合理的安排和使用。

(二) 统筹财政支出, 重点加大社会事业的资金比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进城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生活条件的低下、子女教育以及医疗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等, 都会导致各种“城市病”的衍生与漫延。因此, 唐山必须重点优化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首先, 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 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 建立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实现教育均等化。此外, 还要对从事职业培训的教育机构提供财政补贴, 提高对农民工素质和就业的能力;其次, 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比重, 要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投入力度, 重点关注农民变为市民后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 努力使进城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再次, 提高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比重,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唐山普遍存在着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 小医院没人去的现象, 特别是进城的农民更是缺乏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面对这一现实问题, 唐山应在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尽快建立健全适合唐山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 还要积极探索衔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基本医疗制度的有效途径, 保障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三) 集中财政支出, 逐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当前, 在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出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应关注于逐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使其成为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的有力手段。唐山应切实发挥财政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特别是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的投入, 并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促进产业优化配置, 不断强化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在新兴城镇中, 唐山可以集中财政资金建立综合的产业园区,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全力支持产业集聚区内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培育新兴产业, 通过贴息、补助等方式重点支持产业集聚区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并发挥辐射作用, 推动产业聚集区内商贸、餐饮、文化、物流、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 以此带动城镇化进程,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人的城镇化——40余位经济学家把脉新型城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2]纪明明.基于民生视角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分析[D].山东财经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