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

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精选4篇）

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 第1篇

关键词：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变动趋势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并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地域分布上逐步向西部和边远地区集中;在地形分布上逐步向高山区集中;从民族分布上渐向少数民族聚居区集中。[1]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人口、农业大省, 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 是我国也是世界三大喀斯特集中分布区之一, 境内民族众多, 自然环境恶劣,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进入新世纪以后, 该省的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对2000年-2008年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贵州省扶贫办统计资料等相关数据分析, 旨在揭示2000年以来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变动趋势, 为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一、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从地势上来看, 贵州省地貌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 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 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武陵山等“六山”地区为代表的边远山区。[2]按照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贫困人口的分布等实际情况, 整个贵州省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些地区地势高、地形复杂、石灰岩广布、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化和信息化滞后, 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征。

从行政区域分布来看, 贫困人口分布大致是以贵阳市的中心城区向外呈层级扩散。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 36个为民族自治贫困县, 其中27个集中分布在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三州) , 另外9个则分布在铜仁、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区。

从扶贫工作重点县及乡村分布来看。全省88个县 (市、区) 有扶贫开发任务的83个, 占总县数的94.3%。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总县数的56.8%, 重点贫困乡镇934个, 占乡镇总数的60.9%, 其中最贫困的一类乡镇有100个;重点贫困村13973个, 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54.3%, 最贫困的一类村5486个。[3]

二、贫困人口分布趋势分析

(一) 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

贵州省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8个世居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居全国第3位, 设有黔南州、黔西南州、黔东南州三个民族自治州。如图一所示, 2001年, 三州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6万, 到2008年底下降到204.6万, 贫困发生率从29.53%下降到19.88%, 但是其所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如图二所示, 2000、2001、2003、2005、2008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比重依次为32.87%、32.94%、34.59%、34.42%、34.95%。与2000年相比, 2009年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4.97%, 比2000年高出2.1个百分点。

与全国、民族八省 (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相比, 其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首位。2001年, 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分别为 9064.37和2710.84万 , 三州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2%和10.7%。而到2008年底, 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为4011.76和1586.04万, 三州地区所占比例为5.1%和12.9%, 比2001提高了1.9个和2.2个百分比。可见, 随着贫困线的提高, 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民族八省、本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2005年除外) , 且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贫困人口较多, 贫困发生率较高, 少数民族人口与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数据来源: 2000年—200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2000年—200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二) 贫困人口逐年减少, 但相对贫困日益严重

通过大规模的持续扶贫开发, 贵州省反贫困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 贫困人口不断减少。2000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数为871万, 到了2005年则下降到732万。2008年低收入线和贫困线合二为一后,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为554万, 但2009年上升到585.38万, 贫困发生率从28.9%下降到17.6%。

虽然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 但是因收入不平等和分配差距所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突出。从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 2001年贵州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54.67元, 而到了2008年, 这个差距扩大到1963.69元。与民族八省相比, 这个差距从275.31元增加到589.2元, 与全国和民族8省 (区) 的差额都是原来的2倍多。从人均GDP看, 2001年贵州省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3766.2元, 到了2008年这个数据增加到10145.7元。同样, 与民族八省相比, 差额则从2001年的2102.1元扩大到2008年的7199.5元, 相差扩大3倍多。

三州地区的情况则更为突出。截止2008年底, 三州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826元、2452元、2445元, 分别相当于全省2797元的101.04%、87.67%、87.42%,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46.16元扩大到2008年的216.73元, 人均GDP的差额也由497元增加到2365.3元, 与全省平均指标差距扩大到4倍多。

(三)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重大变革,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 劳动者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 与收入也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低, 意味着扩大就业和向非农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也就越小, 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统计发现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2008年,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的百分比分别为之20.68、39.45、34.34、3.71、1.53、0.29。 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小学和初中以下农户, 该类型农户总量在总体中占有较大比重, 而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的所占比重较小。

与非贫困人口相比, 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较少。以黔东南州为例, 2008年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为5.8年、6.1年, 比全省平均水平少0.8年和0.5年,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占63%、60.7%。

(四) 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相对集中连片分布趋势

笔者将贫困分解为集中连片型分布和零星插花型来反应贫困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如果将贫困人口高发区与贵州省人口密度分布结合来看, 该省属于大分散、小集中的连片型分布, 并且此种趋势明显。“大分散”是从全省范围来看, 农村贫困人口总数逐步减少;“小集中”则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在偏远地区, 且分布相对集中。[4]

2000年全省有48个贫困县,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武陵山、乌蒙山、九万山等边远山区。至2009年, 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 且这些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在偏远地区。这从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国定贫困县多、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多中可以看出。另外, 插花型贫困人口也存在, 且贫困程度严重, 贫困发生率高, 返贫率居高不下。

(五) 纯农户易陷入贫困

在30 年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 农户之间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农户, 由于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 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后果有所差异。相对于非农户与兼业户, 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与其它农户相比, 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结构相对单一, 收入来源主要是经营第一产业, 尤其是种植业。[5]2008年贵州省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的16.4%, 而从业人员占70%以上, 农民群众就业和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养殖业。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占58%, 分别比全国高出12.2和15.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纯农户 (家庭收入的95%以上来源于农业) 家庭贫困率为3.5%, 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贫困发生率为2.1%, 非农户家庭贫困发生率为0.3%。同样, 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在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家庭中的比重也是依次降低。

(六) 人口多的贫困户比重增大, 老人儿童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 贫困发生率则越高。当家庭人口为1-4人时, 贫困发生率明显较低;家庭人口为5人以上时, 其贫困发生率明显偏高。2008年贵州省平均每户贫困户人口为5.1人, 低收入农户平均为5人,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人和0.6人。其中, 夫妇与三个及以上小孩和三代同堂户分别占58.7%和61.5%。

与此同时, 200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0.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2个百分点, 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到6.0%,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

(七) 贫困人口出现代际转移趋势

贫困代际传递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不利因素, 在家庭内部由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 尤其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 使子女在童年或成年后重复其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各种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一种状态[6]。2008年贵州省新增的农村贫困人口中30%为贫困人口的下一代。这主要是农村贫困人口努力脱困时, 由于受自身的经济、知识的局限性使其很难摆脱贫困, 即使摆脱贫困其再次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 只能在贫困中不断的挣扎。而他们的子女由于过早的辍学, 缺乏知识、技能, 受社会资本、权利资本、文化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影响, 致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他们与父辈一样, 持续地生活在贫困与弱势当中, 加之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很难摆脱贫困的命运, 从而出现所谓的“代际转移”的恶性循环现象。[7]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等统计资料, 结合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 综合分析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 与汉族相比, 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较高且相对集中,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 贫困人口内部群体分布趋势明显, 受教育年限低、纯农户、家庭人口负担重、老人、儿童等易陷入贫困, 贫困发生率较高。同时相对贫困、代际贫困问题也日见突出。这种变化是诸多因素导致的, 如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观念、劳动能力的弱化、社会保障的滞后性、贫困人口主体发展能力的缺失等。

为了提高贵州农村扶贫开发绩效,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 对于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突出的情况, 政府应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 在扶贫资金、物资上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其次,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 加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防范贫困代际转移;第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老人、儿童制定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第四, 整合社会资源, 形成特色的产业集群, 建立产业结构扶贫模式, 为农民增收开拓渠道。

参考文献

[1]李小云.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1-4.

[2]杨军昌.略论贵州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J].农村经济, 2002 (10) :27-31.

[3]冯育毅.贵州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4]冉茂文.贵州扶贫攻坚成效、贫困特征及对策措施[J].贵州民族研究, 2000 (3) :44-48.

[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8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6]熊兰瑛.四川农村地区贫困的代际转移程度及原因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08.

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 第2篇

一、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从地势上来看，贵州省地貌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麻山、瑶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武陵山等“六山”地区为代表的边远山区。按照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贫困人口的分布等实际情况，整个贵州省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些地区地势高、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化和信息化滞后、地形复杂、石灰岩广布，具有突出的区域性特征。

从行政区域分布来看,贫困人口分布大致是以贵阳市的中心城区向外呈层级扩散。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36个为民族自治贫困县，其中27个集中分布在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三州)，另外9个则分布在铜仁、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区。

从扶贫工作重点县及乡村分布来看。全省88个县(市、区)有扶贫开发任务的83个，占总县数的94.3%。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总县数的56.8%，重点贫困乡镇934个，占乡镇总数的60.9%，其中最贫困的一类乡镇有100个；重点贫困村13973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54.3%，最贫困的一类村5486个。

二、贫困人口分布趋势分析

1、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

贵州省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8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居全国第3位，设有黔南州、黔西南州、黔东南州三个民族自治州。如图一所示，，三州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6万，到20底下降到204.6万，贫困发生率从29.53%下降到19.88%。但是其所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如图二所示，、、、、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比重依次为32.87%、32.94%、34.59%、34.42%、34.95%。与2000年相比，三州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4.97%，比2000年高出2.1个百分点。

与全国、民族八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比，其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首位。20，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分别为9064.37和2710.84万，三州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2%和10.7%。而到2008年底，全国和民族八省贫困人口为4011.76和1586.04万，三州地区所占比例为5.1%和12.9%，比2001提高了1.9个和2.2个百分比。可见，随着贫困线的提高，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民族八省、本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除外)，且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贫困人口较多，贫困发生率较高，少数民族人口与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图一2000年-20贵州省及其三州地区贫困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2000年—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图二2000年—2009年贵州省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占全省比重

数据来源:2000年—200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2.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相对贫困日益严重

通过大规模的持续扶贫开发，贵州省反贫困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2000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数为871万，到了20则下降到732万。2008年低收入线和贫困线合二为一后，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为554万，但2009年上升到585.38万，贫困发生率从28.9%下降到17.6%

虽然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是因收入不平等和分配差距所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突出。从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1年贵州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54.67元，而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963.69元。与民族八省相比，这个差距从275.31元增加到589.2元，与全国和民族8省（区）的差额都是原来的2倍多。从人均GDP看，2001年贵州省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3766.2元，到了2008年这个数据增加到10145.7元。同样，与民族八省相比，差额则从2001年的2102.1元扩大到2008年的7199.5元，相差扩大3倍多。3、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重人口口呢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重大变革，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劳动者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与收入也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低，意味着扩大就业和向非农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也就越小，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统计发现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200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文盲与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的百分比分别为之20.68、39.45、34.34、3.71、1.53、0.29.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小学和初中以下农户,该类型农户总量在总体中占有较大比重，而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的所占比重较小。

与非贫困人口相比，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较少。以黔东南州为例，2008年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为5.8年、6.1年，比全省平均水平少0.8年和0.5年，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占63%、60.7%。

4、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相对集中连片分布趋势

笔者将贫困分解为集中连片型分布和零星插花型来反应贫困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如果将贫困人口高发区与贵州省人口密度分布结合来看，该省属于大分散、小集中的连片型分布，并且此种趋势明显。“大分散”是从全省范围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总数逐步减少;“小集中”则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在偏远地区，且分布相对集中。

2000年全省有48个贫困县，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武陵山区、乌蒙山区、九万山等边远山区。至2009年，贵州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50个，且这些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在偏远地区。这从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国定贫困县多、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多中可以看出。另外，插花型贫困人口也存在，且贫困程度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返贫率居高不下。

5、纯农户易陷入贫困

在30年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农户之间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农户,由于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后果有所差异。相对于非农户与兼业户，纯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与其它农户相比，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结构相对单一，收入来源主要是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2008年贵州省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的16.4%，而从业人员占70%以上，农民群众就业和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养殖业。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占58%，分别比全国高出12.2和15.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纯农户(家庭收入的95%以上来源于农业)家庭贫困率为3.5%，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贫困发生率为2.1%，非农户家庭贫困发生率为0.3%。同样，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在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家庭中的比重也是依次降低。

6、人口多的贫困户比重增大，老人儿童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贫困发生率则越高。当家庭人口为1-4人时，贫困发生率明显较低；家庭人口为5人以上时，其贫困发生率明显偏高。2008年贵州省平均每户贫困户人口为5.1人，低收入农户平均为5人，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人和0.6人。其中，夫妇与三个及以上小孩和三代同堂户分别占58.7%和61.5%。

与此同时，200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0.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2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到6.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

7、贫困人口出现代际转移趋势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不利因素,在家庭内部由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尤其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童年或成年后重复其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各种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一种状态。2008年贵州省新增的农村贫困人口中30%为贫困人口的下一代。这主要是因为农村贫困人口努力摆脱贫困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知识的局限性使其很难摆脱贫困，即使摆脱贫困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只能在贫困的道路上不断的挣扎。而他们的子女由于过早的辍学缺乏知识、技能，受社会资本、权利资本、文化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影响,致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他们与父辈一样，持续地生活在贫困与弱势当中，加之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很难摆脱贫困的命运，从而出现所谓的“代际转移”的恶性循环现象。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等统计资料，结合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综合分析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较高且相对集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人口内部群体分布趋势明显，受教育年限低、纯农户、家庭人口负担重、老人、儿童等易陷入贫困，贫困发生率较高。同时相对贫困、代际贫困问题也日见突出。这种变化是诸多因素导致的，如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观念、劳动能力的弱化、社会保障的滞后性、贫困人口主体发展能力的缺失等。

为了提高贵州农村扶贫开发绩效，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对于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突出的情况，政府应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在扶贫资金、物资上向少数民族贫困县倾斜；其次，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防范贫困代际转移；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老人、儿童制定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第四，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特色的产业集群，建立产业结构扶贫模式，为农民增收开拓渠道。

参考文献

1 杨军昌.略论贵州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J].农村经济,(10),27-31

2 沈茂英.四川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变化及其扶贫政策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35),3992-3994

3 王荣来.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特点与扶贫对策[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0(10),92-93

4 徐光.贵州省农村贫困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0879-10881

5 冯育毅.贵州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贵州人民出版社: .11

6 张艳萍.我国城市贫困演变趋势分析[J].经济问题,2007(5),27-28.

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 第3篇

关键词：熵权灰色关联法；岩溶山区；农村贫困脆弱性；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3-0376-06

岩溶山区环境是一种具有特殊的物质、能量、结构和功能的人地生态系统[1]。在碳酸盐岩基岩集中连片分布、二元空间水文结构、破碎地表、陡峭地形、水土贫瘠、生物多样性受限制的环境胁迫下，在高密度人口、贫困与低生产效率的压力下，构成脆弱的人地耦合系统。杨明德等对岩溶山区农业脆弱性及岩溶生态系统脆弱进行了研究[2-3]，何才华等对岩溶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类型进行了划分[4]，李军等对岩溶山区的脆弱生态区综合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5]。贵州省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岩溶山区，在脆弱生态环境的制约与胁迫下，贫困问题非常突出，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问题之一，并引起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如任晓等对岩溶山区生态环境治理与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6-8]。随着对脆弱生态环境的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农村贫困脆弱性进行了研究。韩峥等对环境脆弱性与农村贫困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9]，黄承伟等对农村贫困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及测量方法进行了总结与研究[10]，张国培等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度量、评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11-12]。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贫困脆弱性概念、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及其与脆弱性生态环境的关系、贫困脆弱性的评价及影响测量因素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研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对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定量分析方法等亟待深入研究。同时，在对贵州岩溶山区脆弱生态环境的石漠化生态治理过程中，也非常迫切要求对贫困脆弱性机理等展开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熵权灰色关联法，以贵州省各地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岩溶山区贫困脆弱度的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对其贫困脆弱度进行定量研究，并分析贫困脆弱性的特征。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完善岩溶山区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还有助于对岩溶山区贫困问题及成因机制的深入研究，也为岩溶山区石漠化生态治理措施与模式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位于103°36′～109°35′E、24°37′～29°13′N之间，总面积为17.61 万km2，人口 4 189万，共辖9个地州市。属中亚热带温润气候，年降雨量约 1 100 mm，水热充足。地处云贵高原的东斜坡上，地形崎岖，山体陡峭，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3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碳酸盐岩广布，是我国西南岩溶强烈发育典型地区。目前，贵州省岩溶面积 10.91万km2，约全省土地总面积的61.92%，其中发生轻度及以上石漠化面积达37 597.36 km2，占全省国土面积2134%。至2011年底，少数民族1 254.8万人，占总人口3611%。生产总值5 701.8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726.22亿元，占2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145.4元，贫困人口共1 14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达33.4%。

1.2 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水资源、生态环境与区域竞争力评价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但部分学者也认为灰色评价法的评价权精度较低[13]，而熵值法能很好弥补其弱点。目前，熵权灰色关联法在许多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1.2.1 熵值法确定权重系数 在信息论中，熵值反映了信息的无序化程度，可以用来度量信息量的大小，某项指标携带的信息越多，表示该指标对决策的作用越大[14]。自从数学家Shanon将熵引入信息论后，信息熵成为一种可靠的权重确定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方案优选、权重确定等方面，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15]：

（1）构建m个方案n个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R=（xij）m×n （i=1，2…m；j=1，2…n）。

（2）数据的无量纲处理，对原始数据需要消除量纲，转换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正向型”和“负向型”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公式：

2 贫困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2.1 贫困与贫困脆弱性概念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17]。郭熙保等把贫困概括为2种形式的剥夺，一种是生理形式的剥夺，包括营养、健康、教育、住所等物质或生理上的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另一种是社会形式的剥夺，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无势、无尊严和无自主权利等[18]。罗伯特·坎勃等人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也是人的发展能力低下，包括教育、健康和营养等，而且贫困还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和无权无势等[19]。

世界银行在《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里提出，贫困脆弱性即贫困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Mansuri则将它定义为一个家庭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至少有一年会陷入贫困的概率[20]。韩铮等认为贫困脆弱性包含即将遭受冲击的可能和抵御冲击的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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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贫困脆弱性的指标体系

脆弱性评价目的是预测和评估面对某种或者多种暴露和胁迫时系统的变化响应以及其自身维持稳定所需的抵抗力和恢复能力，并探求能动的干预策略，防止其进一步退化或脆弱化[21]。多数学者认为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原因包括自然条件、人文素质、社会经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贫困脆弱性是农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显著问题之一，综合考虑贫困脆弱性内涵及其与自然、社会的相关性，认为贫困脆弱性系统应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能力和生态承载力等3个系统结构要素。其中，经济发展可增加区域农村社会的财富，提高村民的收入与福利水平；社会保障能力是农村社会发展结果，可满足村民的生存、医疗、通信和公平发展等基本要求的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低是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三方面的系统结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农村的贫困脆弱性问题。

依据黄承伟等人对贫困脆弱性的内涵及评价指标的分析[10-12，18]，遵循科学性、主导因素、可操作性、应用性等原则，结合贵州岩溶山区独特的区域生态环境特征、严重石漠化生态环境问题及贫困落后现实，对其农村贫困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选择与构建（表1），并通过查阅《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等资料获得贵州省各地市评价指标数据（表2）。

2.2.1 经济发展指标 主要考虑岩溶山区农村在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反映的是岩溶山区农村社会贫困的程度。具体从农村农业资源、生活水平、消费能力等方面的构成要素选择村民人均常用耕地面积、村民人均年纯收入、村民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生产总值、农村贫困率、村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占现金收入比等6项指标。指标数据均可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2.2.2 社会保障指标 主要考虑岩溶山区社会对农村贫困的响应与应对能力，以及缓解贫困农村问题的能力。具体从教育、医疗条件、养老保障、通信、交通等方面选择当地高校人数占人口比重、文盲率、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千人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乡镇卫生院医疗人次比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合率、互联网上网比重、公路网密度等8项指标。所有指标数据均可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中得到。

2.2.3 生态承载能力指标 主要考虑岩溶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对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影响，体现对村民生产、生活遭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程度。主要从地貌、植被、土壤和水文、水资源质量等方面选择山地面积比重、坡度大于25°土地面积比重、森林覆盖率、石漠化面积比重、多年平均径流量、劣Ⅴ类水质的比重等6项指标。其中，石漠化面积经过遥感影

3.1 指标权重系数计算与分析

利用公式（1）或公式（2）对表2的指标原始数据经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指标的标准化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利用公式（3）、公式（4）、公式（5）计算得出各维度层及指标参数的权重Wi（表3）。对权重值分析可知，社会保障能力对岩溶山区农村贫困影响最大，其次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均为正向指标，其各评价指标值越大，正向效益越好，反之亦然。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值越大，其为岩溶山区农村增加的社会财富越多，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与福利水平，减弱农村贫困度；社会保障力指标的指数值越大，为满足村民的生存、医疗和公平发展等基本要求的能力越高，对农村贫困的响应与应对能力越强；生态承载力指数值越大，自然生态环境质量越高，环境维持生态稳定能力强，对岩溶山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胁迫越弱，越有利于区域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

3.3 关联系数和关联度结果分析

对表5分析可知，贵州省岩溶山区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各维度层指标评价结果：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等级仅有贵阳市与遵义市分别属于轻度、中度脆弱，黔南州属是次强度脆弱，其他地市均属强度脆弱。社会保障力的指标评价仅贵阳市属轻度脆弱等级，铜仁地区与黔东南州属于次强度脆弱，其他各地市属强度脆弱等级。生态承载力的指标评价中仅黔东南州属于中度脆弱等级，六盘水市属强度脆弱等级，其余地市属次强度脆弱等级。贵州岩溶山区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综合评价结果：贵阳市属轻度脆弱级，遵义市与黔东南州属次强度脆弱级，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铜仁地区、安顺市、黔西南州与黔南州等地属强度脆弱级。依据贵州省农村贫困脆弱度评价等级，在空间上按严重程度划分为3个区域：中部为贫困轻度脆弱区，与中部贵阳相连的东部及北部贫困次强度脆弱区，东北部、西北部、西部、中西部、南部等为贫困强度脆弱区。

对以上6个地区的岩溶山区农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保障能力等综合分析可知，在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强、生态环境承载力低的背景下，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能力起严重制约作用，加剧了农村贫困问题，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会导致村民陷入严重贫困，表现出贫困脆弱性强烈；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低，限制了村民收入和福利水平，也导致了村民的满足生存、医疗、通信和公平发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难以实现，表现出贫困脆弱度强。因此，生态环境脆弱性强、承载力低，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限制因素，而区域社会经济落后也进一步阻碍了教育、交通、医疗、通信等方面发展，导致村民难以满足生活需求与公平发展的要求，最终在岩溶山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形成区域农村社会贫困的强度脆弱性。

3.3.2 贫困次强度脆弱区 主要包括遵义市及黔东南州，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生态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能力的特点：（1）遵义市：碳酸盐岩分布并不十分广泛，地形起伏也较为和缓，大于25°的坡地面积比重仅14.71%，森林覆盖率高，为48.6%，石漠化面积比重低，为15.19%，石漠化程度较轻。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村贫困率较高，为218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较低，为5 216元；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力弱，村民受教育程度低，文盲率高，为762%，千人拥有医疗卫生人员少，仅有0.96人，区内乡村公路密度低，通信等基础设施也较落后。（2）黔东南州：碳酸盐岩分布较少，地形起伏较大，山地面积比重为全省最高，为7280%，大于25°的坡地面积比重高，为31.29%，山地森林面积大，森林覆盖率为全省最高，为63%，石漠化面积比重仅588%，石漠化程度较轻；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以农业种植和林业为主，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较低，为3 949元，农村贫困率为全省最高，为42.11%；区域内农村发展落后，社会保障能力弱，村民受教育程度低，文盲率高，为8.79%，千人拥有医疗卫生人员少，仅有1.07人，乡村公路密度低，通信等基础设施也较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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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两个地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能力、生态环境状况等综合分析可知，遵义市地形较为和缓，石漠化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突出，山地面积与大于25°的坡地面积比重也相对低，表明自然生态环境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但由于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差，村民人文素质较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缓慢，农村贫困问题仍然突出，农村贫困脆弱性为次强度级；黔东南州，地形崎岖、山地面积广大，岩溶石漠化程度轻，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较其他地区好，但林业加工业落后，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弱，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众多、文化素质低，村民贫困问题也很突出，最终形成贫困次强度脆弱。

3.3.3 贫困轻度脆弱性区 主要分布贵阳市，其岩溶地貌典型，石漠化程度高、面积比重大，为23.36%，地形起伏相对和缓，森林覆盖率高；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工业等发展较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全省最高，为7 381元，农村贫困率全省最低，为16.80%；农村社会发展也较好，教育、交通、通信、医疗卫生等发展较好，高校人数比重全省最高，为631%，文盲率全省最低，为3.88%，农村千人拥有乡村医护人员为1.07人。贵阳市拥有全省交通枢纽、政治经济中心等优越条件，经济水平远高于省内其他地区，乡村各项基础设施也相对更完善，社会保障能力更加突出，能为村民提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更多村民的基本生存和公平发展要求，农村贫困脆弱度也更轻。

4 结论

本研究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法，考虑贵州岩溶山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落后现实，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能力、生态环境承载等三方面结构要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贫困脆弱性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贵州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状况。贵阳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社会保障力指数远大于全省其他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与其他地区相当，为全省经济、政治中心，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交通、通信及医疗发展水平高相吻合，贫困问题较其他地市弱。贵州省其他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力及生态承载力等指数值均较低，表明经济发展为区域农村增加的社会财富少，村民收入与福利水平低，农村贫困度高，交通、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弱，难以满足村民的生存、医疗、康乐和公平发展等基本要求；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小，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胁迫强，不利于区域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加剧了农村贫困问题的严重性。

贵州岩溶山区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综合评价结果：贵阳市属轻度脆弱级，遵义市与黔东南州属次强度脆弱级，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铜仁地区、安顺市、黔西南州与黔南州属于强度脆弱级。在空间上按严重程度划分为3个区域：贵州省中部为贫困轻度脆弱区，贵州省东部及北部为贫困次强度脆弱区，其余地区为贫困强度脆弱区。

对贵州省各地州市人地系统中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能力、生态环境状况与农村贫困脆弱度作对应综合分析：（1）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铜仁地区、安顺市、黔西南州与黔南州的岩溶地貌发育强烈，石漠化生态问题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性强，生态环境基质系统稳定性均较脆弱，严重制约和胁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阻碍了教育、交通、医疗、通信等方面发展，导致村民难以满足生活需求与公平发展的要求，表现出贫困强度脆弱性。（2）遵义市与黔东南州的岩溶石漠化生态问题较轻，生态环境相对较好，对区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制约度较轻，但由于资源相对匮乏，村民文化素质较低，工业及林产品加工业水平低下，农村经济发展仍然缓慢，农村贫困问题仍然突出，表现为贫困次强度脆弱。（3）贵阳市石漠化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环境较脆弱，但由于良好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区位地理条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水平较高，乡村基础设施较完善，社会保障能力突出，可满足更多村民的基本生存和公平发展要求，农村贫困为轻度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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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 第4篇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经营主体一般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类型。2013年起,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信贷保险、用地用电、项目支持等方面提出多项支持政策,为其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种植业、养殖业、农技服务等多项领域,数量也在不断扩张。截至2014年底,国内符合条件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达341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29万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离不开农村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支持。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产业链的延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于普通农户具有更高的资金的需求,尤其是对正规金融的信贷需求。〔1〕近年来,政府不断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对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股份制和公司治理改造;放宽农村金融市场资金准入,支持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然而,前者的商业化改革旨在改善经营效率,缺乏相对应的激励相容机制,最终导致农村资金的进一步外流。〔2〕后者又由于资金实力弱,没有明显的信贷技术优势,难以提供有效补充。〔3〕总体上,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并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此外,新型主体尽管相对于传统农户在经营规模、盈利能力、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4〕但仍然与普遍的农业生产一样,具有风险高、经济效益低、生产周期长等特点。同时,受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所限,新型农业主体还存在运行不规范,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等问题,〔5〕〔6〕这些均使其难以获得“嫌贫爱富”的正规金融机构的青睐,金融支持问题成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7〕

在贫困地区,上述问题更是尤为突出。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8〕〔9〕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规模小、效率低等问题,农户等承贷主体更容易受到正规金融的信贷约束。〔10〕同时,贫困地区往往地处偏远,自然资源环境恶劣,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基础条件差,导致农业经营的效益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这些增加了新型主体获得贷款的阻力。鉴于此,我们将从金融支持这一落脚点,通过对甘肃、贵州及安徽等地贫困县域调查,着力揭示现阶段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的特征以及满足程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的可行性,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

二、调研基本情况

基于上述需求,我们课题组于2014年7月在甘肃、贵州、安徽三省中各随机选取两个共计六个国家级贫困县②进行走访调研。调研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访谈调查。对县级涉农及合作社管理部门、扶贫办、涉农金融部门及金融管理部门(县金融办、县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座谈。二是实地问卷。每个县选取2~3个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均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保持正常的经营活动。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则由于尚未出台统一的认定程序,划分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区域性特点,我们对这部分样本的问卷信息不作分析。通过最终整理,我们得到的有效问卷数量为27份(表1),其中农民合作社问卷14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3份。问卷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情况以及金融服务需求情况等两部分内容。

注:盈利水平由年毛利润率表示。

由表1得知,在经营范围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种植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为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和生产。在注册资金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初具规模,注册资金多数处于100~500万元之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明显更大,接近一半的企业注册资金超过500万。在盈利能力上,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水平相当,并表现良好,均有接近一半的合作社及企业毛利润率在20%以上。最后在经营年限上,龙头企业经营基本成熟,合作社由于起步较晚,经营年限相对较短。

三、新型经营主体金融需求特征

根据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在2013年初至2014年6月底这1年半的时间内,进行过资金借贷的新型主体共有22家,占调研主体总数27家的81.5%,共发生36笔贷款,平均每家1.6笔,相当于每家1笔/年。分别来看,9家合作社共26笔贷款,1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10笔贷款。结合座谈内容、调查资料及调研数据,我们从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融资金额及融资用途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融资渠道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导,合作社民间贷款仍占一定比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多种融资渠道,包括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民间资金、政策性贷款等(见表2),其中农村信用社贷款占主体。此外,合作社较常使用民间资金。

无论从贷款次数,还是金额来看,农信社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行为中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与农信社服务于农的战略定位直接相关,调研地区各信用社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信社每年的涉农贷款都占贷款总额的95%以上,其推出的农户信用贷款更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要的融资来源。此外,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自商业化改革后,大量撤并了农村网点,在我们走访的乡镇地区,基本只有农信社这一个金融机构。

另外,合作社在民间的有息贷款也占很大比例。根据调研结果,80%以上的主体表示选择民间有息贷款是因为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调研地区主要是贫困基层地区,农村地缘、亲缘关系相当浓厚,民间贷款主要是直接或通过亲戚朋友担保获得。大部分贷款数额较少、期限较短,利率较低。

2. 融资方式上抵押、担保类贷款需求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融资方式上主要有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既要抵押也要担保贷款、信用贷款以及项目基金③五类(见表3)。其中合作社主要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龙头企业为抵押或担保贷款方式。两个主体对抵押或担保贷款都仍有较大需求。

合作社主要采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家信用贷款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实现的,其余均是发起人或社员的个人信用贷款。无法以合作社作为信贷主体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合作社土地等为集体所有,抵押存在法律障碍。二是所谓的农民合作社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一个“壳”,其实际支配者是种养大户,合作社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承担贷款的能力,也就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由于最终是个人贷款,更易受到抵押品不足,找不到担保人等条件限制,所以多数合作社采用农户信用贷款的方式。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基本采用抵押或担保贷款,但与实际贷款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走访的14家合作社里有9家尝试申请抵押或担保贷款,但均因抵押担保品不足被拒。13家龙头企业里也有4家被拒,另外还有4家因为自知不符合所需贷款条件而主动放弃申请。目前这27家经营主体仍有20家表示需要申请贷款,且在条件满足情况下首选抵押或者担保贷款。抵押或担保贷款的需求如此大的决定因素是贷款额度。从表3可以看出,信用贷款平均每笔贷款额在40万元左右,而抵押及担保贷款平均每笔贷款额分别在400万和500万元左右,差距十分明显。

(次、万元)

3. 融资金额规模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集约化、规范化的经营,对农业信贷资金的需求显著上升,合作社贷款额度主要集中在5万~60万元之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需求规模更大,集中在100万~1000万元之间,显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信贷资金的需求远超过普通家庭经营的农户,金融需求走向规模化。

(次、万元)

4. 融资用途多元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用途多元化,大致分类可以分为发展工商业、建生产用房、购买生产资料和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流动资金四块。其中,流动资金贷款数额较小,但频数大,及时性要求高。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大,而且通常是初期投资,回收期慢。

(次、万元)

四、新型经营主体融资满足程度

通过对27家新型经营主体的采访及问卷信息,我们了解其融资成本、融资期限以及融资金额三个方面的满足程度,并试图分析满足程度背后的原因。

1. 融资成本偏高,满意度较低

在融资成本上,新型主体的贷款利率主要集中在10%~15%之间(见表7),合作社利率在5%以下的贷款主要是来自亲邻的无息贷款以及部分政府贴息贷款。这些利率均为名义利率,实际上有12%的贷款存在送礼、请客等额外花费,数额为总贷款的2%~5%左右,另外有15%的贷款有担保金费用,担保费率大概在2.5%左右。据调研结果,名义利率在10%以下的主体对贷款利率基本表示满意,但对利率在10%以上的主体,有接近70%表示过高,认为合理利率在6%~7%之间。

2. 融资期限较短,与生产经营周期不匹配

在融资期限上,绝大多数经营主体都只能借到2年以内的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更是都在1年以下。虽然从数据上看有10次贷款期限达到36个月,但基本都是来源于亲友的无息贷款,以及少数企业得到的政策性贷款。据调查,对于2年内的贷款期限,几乎每家都表示过短。普遍期望期限在36个月左右,部分表示需要60个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初期投资很大,尤其是大型农机具购置、农资及产品仓储等固定资产资金投入,短期还款压力大;另一方面是诸如果树种植、养殖业等农业生产经营生产周期较长,初期回收资金较少,无法与贷款期限协调。

3. 融资金额不足,需求难以满足

在融资额度上,合作社贷款额度主要集中在5万~60万元之间,龙头企业在100万~1000万元之间。根据调研结果,有一半的主体表示有过贷款申请被拒的经历,并且有60%的贷款最终未达到预计的全部资金。目前14家合作社中有10家,13家企业里也有10家仍存在迫切的贷款需求。从金额来看,合作社需要的贷款主要在200万到300万之间;企业需要则集中在500万~1500万之间,基本用于扩大规模及流动资金需求。

单位:万元

综上所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融资成本、融资期限以及融资金额满意度都偏低,金融支持仍然无法完全满足其发展所需。从采访和调查得知,主要原因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自身条件限制。除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情况较好以外,其余的新型主体发展尚不成熟,规模不大,效益不高,内部组织机制、财务设置也不规范,更重要的是缺少有效的固定资产作为抵质押品。新型主体的价值资产主要是土地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业机械、种养动植物等。前三者目前抵押资格等相关政策还尚未完全落实,地方也缺乏确权颁证和流转交易等配套的建设,而后者又存在管理和变现难度。二是农村金融和保险机制不到位。首先如上文所说,目前乡镇地区基本只有农信社唯一的金融机构,难以完成“小而散”的农村金融服务所需的工作量,同时市场缺乏有效竞争,也会出现服务能力不足,金融产品开发慢等问题。其次是担保机构不到位,商业担保机构大都门槛较高,较少接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涉农群体,而政策性担保又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以及资金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效补充。最后是农业保险防范能力不足,农业保险的的覆盖面较小,保额也低,新型主体的投保热情不高,难以有效发挥风险保障作用。三是政府扶持效果不佳。有关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较少,落实度也不高,各项政策之间还存在脱节现象,缺乏配套性、灵活性,难以与实际工作相匹配。此外,资金不足也严重影响了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效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文通过对甘肃、贵州、安徽三省六个县的调研,分析了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特征及满足程度。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融资渠道上以农信社为主,合作社的民间贷款也占一定比重;在融资方式上,合作社信用类贷款占绝对比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则以抵押担保类贷款为主,但两者对抵押和担保类的贷款需求都很大;在融资规模上和融资用途上分别呈现规模化和多元化的特征。此外,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农村金融保险机制不到位以及政策扶持效果不佳等三方面因素,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在融资成本、融资期限还是融资金额上,新型主体的满足程度都较低。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应充分考虑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特征,应在三个方面加快调整步伐。一是加强能力建设,提升金融获得资格。确定相对统一的认定标准及注册登记程序,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伍;在人才建设、用水用电、项目参与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提升整体核心竞争力。二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高效金融服务体系。注重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体系中主力作用,加强政策性、商业性及合作性金融的协调配合;加快农村担保体系、保险市场建设,充分发挥风险保障作用。三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保证金融扶持效果。适度提高基层政府财政能力,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开拓首创精神;强化政策间的配套整合,注重金融、农业、扶贫、税务、工商等多部门的协同合作。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四化同步”的重要力量,现阶段满足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是对其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作者通过在甘肃、贵州、安徽3省6县的调研得知: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以农信社为主要融资渠道,抵押担保类的贷款需求旺盛,融资金额规模化、用途多元化等特征。同时,无论在融资成本、融资期限,还是融资金额上,新型主体满足程度都较低,需要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上加快调整步伐。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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