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精选7篇）

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第1篇

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一个知名企业如果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是不可能聚集社会上优秀人才与其共同奋斗的。

企业文化看得见吗？

凡企业都有文化，有文化必表露无遗。或先进，或落后；或活跃，或僵滞；或新意盎然，或陈词滥调。犹如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规律，文化也不例外。要办好企业，必须研究文化，而认识文化的定则，正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品位，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将企业比作人，那么所谓“表露无遗”，说的是一个人的内涵，他的角膜、骨髓、血液、内分泌、神经之类的状况，以及他的气质、追求、习惯、情操、意志、能力等，必定会在这个人的谈吐、处事、活动、反应中如实地体现出来，无法做作，无法掩饰。这种内在的物质和精神的外化，就表现为文化。企业也如此。一个企业的文化层次，照样可以从它的外部表现看得清清楚楚。企业文化如何由表及里？

一般说，人们对一个企业内在的文化涵养，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确定的：首先是它的目标定位。那个企业究竟是在从事一番事业，还是只为了捞钱？是在不断提高服务素质中合理地持续赚钱，还是一锤子买卖？在整体上，企业家只有为了事业，才能脚踏实地、眼光远大、摒弃幻想、崇尚诚信，从而也才可能把企业真正办好。反之也是很明显的。

其次是它的跟进措施。定什么制度？用什么人？产权清晰吗？管理科学吗？提倡学习吗？信息畅通吗？变革及时吗？与时俱进吗？

再次是它的员工状况。看叶知树，树干和树根的生命力完全可以从树叶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员工的工作效率怎么样？精神振作吗？抢着做事吗？多快好省吗？乐于服务吗？居安思危吗？说到做到吗？在差错面前敢于承担责任、检讨自己吗？互相配合和谐吗？勇于创新吗？勤于学习吗？能不断自我超越吗？习惯于只按指示做事吗？热衷于拉关系、吃回扣吗？等等。

企业文化有哪三个定则？

“内决定外，由外可知内”，这就是企业文化的第一定则。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不可以对企业适当打扮包装一下？当然可以。一定的打扮包装会促使内在因素的活化，但打扮包装是需要基础的。很自信的成功企业，它的广告只有标识和非常凝练的语言，决不会成天高喊什么“天下第一”。而有的企业，内部斗争激烈，谈不上有什么活力，但在其宣传画册上却是大量喻意团结拼搏之类的文字和图片。有的企业虚弱得连发工资都困难，却仍在鼓吹如何富有。有的企业专门雇人写文章，经常用很美的词句去掩盖其内部的难堪和糟糕。所有这些常见的事实，说明打扮包装有很大的市场。当然企业的难堪要做两种区别：究竟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能克服的暂时困难，还是由于内在的脆弱所带来的难以解决的本质缺陷？究竟是为了暂时遮人耳目，还是为了自欺欺人？如果是后者，只能说那个企业是在下决心为世人制造笑料。办企业的人若不在内部条理上下功夫，而企图通过涂脂抹粉使自己变得神采奕奕，即使能换来一时的廉价喝彩，早晚也要露马脚的。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那些贴在门上、写在墙上、印在纸上、说在嘴上的豪言壮语都是真的。“企业文化不是贴上去的，也是贴不上去的”，这是第二定则。

人皆尽知，企业文化往往表现为企业员工的素质。但员工的状况，整体上取决于第一把手。什么人喜欢什么人，完全不符合第一把手要求的员工在企业中一般是呆不下去的。实际上，所谓企业文化，指的就是这企业的第一把手按其目标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用人标准、办事路径、环境设计等要素。第一把手的志趣爱好、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对这个企业文化特色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企业中能对企业生活、企业行为、企业形象、企业目标起导向作用的，归根到底，是企业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想得明白或不阻挠的事，往往能得以贯彻；反之，只要第一把手有所抵触，别人再努力也白搭。很多研究企业文化的人，总是从研究第一把手的为人开始，是很有道理的。这样，问题就可以主要归结为第一把手本身的修炼。

而所谓修炼，首先是指在企业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同行严峻的竞争中，对形势、对环境、对员工和对自我的正确认识与总结。第一把手的进步主要依靠自己的学习，在交换中学、在比较中学、反复地学，以求做到知理、知人、知时、知法、知运。要相信，只要耻于落后，不甘心失败，他们总会接受新事物并因此提高文化素质的。因为他们毕竟希望自己的企业向前进。当然，如果他们固步自封、不思进步、刚愎自用、玩世不恭，企业的衰落乃至消亡也就很难避免。企业界大量沉浮之事，最终都可归结为第一把手的文化定位。所以，“企业的文化总是深深打着第一把手的个性烙印”，是为企业文化的第三定则。

企业之间的角逐，当然表现为经济实力之争。但从长远看，是什么力量造成企业的兴衰并促使彼此经济实力发生转化？回答只有一个：文化。在中国做事，无疑要懂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之所在。问题是我们正走向世界范围的角逐，一个中国文化，够吗？有人甚至抱着糟粕当经典，什么“照顾哲学”、“面子政策”、“打点”开路、瞒骗之道„„很是可悲。应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还需要津津乐道企业文化，实在是因为人类先进文化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中，依然相当稀缺。我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很多企业都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从不规范的环境中去捞取好处，以“钱化”去取代文化。据媒体报道：九成上市公司老板都不诚实。不少企业家的内心，甚至说不清楚什么叫规范。而在西方企业界，“企业文化”这个词几乎鲜为人知。他们那里当然也常有不规范行为，仍有一个文化定位问题，但普遍意义上的先进文化，在全社会也包括企业界已经渗透得很深很深了。由此，不妨说，今天我们研究“企业文化”正是为了明日淡化乃至消失“企业文化”的提法。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事。

由海尔文化看企业文化国际化。海尔集团作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企业集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统一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使集团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尔文化。海尔自创业初期，就高扬企业文化的大旗，不断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最大限度地给每一位员工提供一个创新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通过树立员工的敬业报国价值观，并将之体现到企业制度中，反映到员工的工作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应付事变的方式等企业作风中。海尔的经营理念是企业现代化、市场全球化和经营规模化，反映了时代要求和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

海尔文化的成功为我国企业文化走向国际化树立了典范，加入WTO后的中国企业将如何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缔造自己的企业文化，使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的国家一起加入 W TO呢？第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绝不能动摇。第二，因地制宜地促进企业文化多元发展。第三，企业家的自我升级。第四，提升“以人为

本”的企业文化竞争力。第五，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文化创新。

从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看企业文化深层变革的必要。在当今知名企业中，员工死亡事件非富士康公司独有，只不过富士康集中了“13连跳”，并曝光于世。对于近年来知名企业经常出现类似问题，不可不唤醒人们对企业文化的思考，因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在其文化思维引导下的行为，文化思维出现问题，便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的困惑。

中国工业化经济崛起的速度是世间罕见的，文化的转型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然而经济与文化的共进并非可以用齿轮来组合，机械的动力代替不了人的动力，强调快速工业化，企业中的人便失去了平衡，企业发展的环境便会在繁荣的金字塔里，从内部坍塌，成为繁荣的悲剧。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不是孤立的，必然与其企业文化出了问题有关。富士康的事件不仅是其自身的问题，也包含着社会性问题，许多企业也面对着与富士康同样的危机，因此企业家们务必要头脑清醒起来，认同文化上的危机存在，并且尽早地将文化危机排解，并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文化，在企业文化变革中寻求灵魂的净化，寻求企业更加纯真的凝聚力。

对于员工来说，要学会在现实与梦想发生巨大差距时调整心理状态，摆正态度，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以踏踏实实的工作来实现心中所愿，不断努力，不断超越，碰到挫折和失败绝不以轻生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失意。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意志坚强、百折不饶的人才可能成为胜者，逃避的行为只能显示个人的胆怯和懦弱。

对于企业来说，文化管理和制度管理是同等重要的，良好的企业文化不是口号和美丽的辞藻，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员工是企业的财富，关爱员工就是关心企业本身，追逐利润固然重要，但没有忠诚于企业的员工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也将在竞争中化为泡影。企业文化的落地与否，关系到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强弱。

对于政府来说，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指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主体的调控职能不是一句空话。企业的和谐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政府应当关注的重要方面，对企业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员工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等的监督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因此，对于一个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来讲，要想使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国际上找到市场，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包括技术、人才、品牌知名度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困难，而要让异国他乡的顾客也认可你的品牌，首先你就必须让他们先认可你的企业和品牌文化，所以把以企业和品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企业文化推向国际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我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企业会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并屹立于世界百强企业一中。我还坚信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将会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

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第2篇

鸦鸿桥镇河西小学 臧艳丽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吃过腊八粥，家家开始忙年，做新衣、办年货。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买东西；二十八，把猪杀；二十九，打黄酒；三十，吃扁食……人们有意无意的，都在盼着新年的到来。

现代，我国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年和春节的起源是不同的，古代庆祝年和春节的习俗方式也是不同的。“年”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历法。我国在四千多年以前，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开始使用“农历”。夏代历法把一年称为“一岁”或“一载”，商代则称“一祀”（因商代重视每年一次的祭祀天地活动），年的称谓是周代开始的。《尔雅》中有“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的注解。“年”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禾，下面是扛负的人，意思是收割禾谷的时候。由于中原地区谷禾都是一年一熟，周代的人们便把谷物成熟的一个周期称为“一年”，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了。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统历法多把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把正月的第一天称为“正日”、“元旦”，在这一天开展庆祝活动，并被国家确定为节日。但最早把正月初一叫做“年”的，是西周。秦朝历法一年的开始被确定在十月，汉高祖刘邦十月攻破秦都后，没有更改历法。汉武帝时，司马迁创造的《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新年。中国人自古便重视“开始”，作为一年之始，正月初一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人们不免要采取各种方式庆祝、纪念一番，此后，庆祝农历年的习俗就不断累加、一直流传了下来。

“春节”又另有一番来历。虽然民间对春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但实际上，从夏商时代到南北朝，民间虽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的“新年”并不叫“春节”。当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对于一个具有深厚农耕传统的国家来说，春天的风调雨顺自然是极为重要和喜庆的事情，因此，每逢开春时节，国家和百姓都要进行一系列祭祀和庆祝活动，以祈好年景、好收成，立春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节日。真正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革命政府。为“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总统府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使用公历（格利高里历），这样就把格里历（公历）新年称为“元旦”，而把传统的元旦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了。从那以后，国人把古代过年的各种习俗和过春节的各种习俗揉合在了一起，祭祀天地先祖、除夕守岁、吃饺子、穿新衣、贴春联、闹花灯、赛龙舟、扭秧歌……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整整一个月，形成了现代丰富多彩的春节“过年”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中国人的一些传统文化在过春节的各种节日习俗中也有体 现。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根本的文明古国，几乎所有的民间习俗和传统节日都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显著特点。从远古时的过年祭拜神灵以祈丰收，到后来的庆年、祭祖、祈福、拜年等几百上千种传统习俗，都深刻蕴含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就拿新年习俗来讲，春节到，家家扫房舍，装点居室（如：贴窗花、贴对联、贴福字等）、张灯结彩（如：挂红灯笼等），鸣放鞭炮，盼的是协调阴阳、去旧布新、驱邪祛病；户户焚香供奉，祈天祀地，拜神祭祖，求的是大吉大利、天神佑护、风调雨顺、家族兴旺；人人穿红披彩，互相拜访，赠物达礼，口口相贺，祝亲友健康富贵、吉祥如意、开心快乐。虽然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千年的世代承袭，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沉淀到我们中国各民族的血液中去了，每到节日来临，我们还会感应祖先的文化基因，不自觉地为那些传统习俗而奔忙、而团聚、而快乐。春节是亲人团聚的节日，离家远游的儿女不远千里也要回到父母家里。过年的前夜叫团圆夜，家人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就是“合”，饺与“交”谐音，取的是相聚之意，象征合家团聚。我们中国人是最重家庭观念的，把家人团圆欢聚看成是最重要、最欢乐的事情。

从《归来》看中国的文艺电影 第3篇

关键词：文艺电影,冷色调,精神,精品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不能在商业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次座谈会无疑给了电影的制片人、导演一个未来的电影创作方向,也让我们陷入中国的电影乃至全球的电影有多少是让人哈哈一笑没有留下一丝深刻而又有内涵的静悟中。

在影片宣传策略上,与以往的商业电影大肆炒作相比,张艺谋为这次电影举办的“对话李安”“对话莫言”“对话斯皮尔伯格”活动显得更符合其“高大上”的身份,这种和大牌导演、作者精神文化的交流使得观众对电影增添了一份好奇与期待。这部影片无疑也激发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随着播放节奏的或缓或急,我们了解了在“文革”背景下的人性百态。另外,《归来》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噱头,这也是继《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作品后,张艺谋与巩俐的再次携手合作。优秀的导演和演员的强强联合本身就为电影赚足了亮点,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是能轻易联想到巩俐早期所拍摄电影的人物形象,这就是大牌明星在演出时,电影角色与平时生活的完美划分。

文艺片可以说是让人们了解张艺谋的开端,与他以往比较成功的影片相比,《归来》整体呈现出一种偏冷偏淡的色调。正是这种色调让观众感觉这就像是在自己面前发生的事情,大脑中也保留了几分理智和客观,这是真正的看电影而不是被电影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去思考、去判断电影中人性的异化,可以感受“文革”时期特殊环境下男女主角的痛苦与无力。③影评人周黎明说:“电影《归来》醇而不烈。它不是那种一口把你灌醉的烈酒,需要慢慢品。”这部影片截取了原著的后5/1的篇幅进行改编而成的。电影是一个新的形态,张艺谋对剧本视角进行了创新,他将历史的背景摘除,遗留下一个感动人心的爱情故事。他说:“我不想拍得太全,希望能够以点带面,以小博大,用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去折射历史。”拍摄一部回顾历史的电影,我们看到的是用一种极简主义手法,内敛的、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些苦难。在中国的电影史中,很少有人选择以“文革”时期为背景拍摄电影。之前有关“文革”时期的作品,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政策对人造成的伤害,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但却想要了解“文革”。然而在这部影片中,似乎人们已不再有那份想要探寻的心,历史已经过去,那些经历过的人的心也在沉淀。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一个苦等20多年之后终于自由的陆焉识,一个每月的5日风雨无阻前往火车站等待爱人的冯婉瑜,一段充满波折但又圆满的亲情与爱情,这些都在冲击着我们,使我们为这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环境打磨的真情而沉醉。

一部记忆电影,是一种思潮,折射了时代,是情感与思想最中国式的表达。在冷色调中完成了深刻与深情的表达,这让我们对这部电影,对这个特殊环境下的人文温暖进行了思考。文艺片非常重视氛围和感觉,在表演时仅靠动作的无声表达也可以精确地演绎出理想的效果,比如陆焉识弹钢琴的那场戏,伴随着美妙伤感的音乐,一个人背对着镜头弹钢琴,另外一个人从楼下往上走,这种静谧的空间转换让人感到温暖。电影中另外堪为经典的一幕:在男主角逃亡过程中约见女主角的火车站,女主冯婉瑜得知有人要抓男主的时候,心理急迫地喊着“焉识,快跑,焉识,快跑啊……”一遍又一遍的声音回旋在耳畔,让人感到身上的毛孔都在跟着紧张,希望能尽快找到陆焉识让他逃脱悲惨的改造命运,陆焉识被抓后还在呼唤婉瑜,试图摆脱奉命抓他的人,另一边冯婉瑜努力想要挣脱女儿的束缚去见自己深深想念的丈夫。巩俐和陈道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湛完美的演出,人物内敛、克制而丰富,饱满的情绪贯穿整部电影。

影片以一种隐晦、缓和的手法来描述“文革”,整部作品的重点在于个体性的人生变故,有激烈、有叛逆,但一切终究归于平静。电影中有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有人认为这部电影要搞颠覆,实际上,这是在影射性地告诉人们,失忆是一种铭记方式,可以让后人感受到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力量。从影像结构上来看,《归来》去繁就简、隐喻平缓,不再有宏大和重彩,基本以室景为主。“文革”的元素符号和印记也只是作为背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而重点的“失忆”章节则使用自行想象与心理暗示来弥合人物彼此间的情感期盼与守望失落。这样,看起来风轻云淡的故事陈述,实则比诉苦与撕裂更揪心,更震撼人心,更有力量。

《归来》能有近3亿的票房,这让我们对文艺片的回归又燃起了希望。当然,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也给了我们一个侧面的参考,社会的反响不佳归根究底不是因为文艺片没有市场,而是要拍好一部影片需要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内涵。商业片的娱乐化已无法满足人们对电影艺术的渴望,大量无营养的商业电影甚至让人们产生了反感。电影需要从娱乐走向文化,这是电影文化对历史和人性思考的目标与深度。有人说文艺片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很小,如果按票房来算可以忽略不计,中国虽然是电影业的“大”国,但如果没有文艺片,中国电影就会畸形发展,不注重内涵和艺术性,电影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因此国家要完善相关政策,同时也需要一代一代电影人的努力。正如一句话所说,有能力的人就有责任,有责任就要懂得奉献。电影是一种教育,是思想精神的传输。文艺片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历史与人文情怀的交流方式。未来我们需要精品有质感的电影,而《归来》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

参考文献

从韩剧看中国的孝文化 第4篇

近几年来，韩剧势如破竹，走入中国千家万户，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很多本土作品。与此同时，韩剧的热播也带动了一系列韩国产品，如服饰、餐饮、音乐、音像产品等在国内的热销。如今，韩国文化正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流行时尚。韩剧何以如此魅力独具，风光无限呢？笔者认为，除了成功的商业包装、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优美的背景音乐外，韩剧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现，尤其是对孝文化的继承和宣扬，是其能迅速为我国民众接受并喜爱的重要原因。

纵观在中国热播的韩剧，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传统的文化道德标准作为立戏根本的，尤其是剧中对孝文化的宣扬和表现更是随处可见。《黄手帕》中，一对相爱的情侣，尹紫英和郑英俊，本来可以依靠法律和家族经济的支持，搬出家去自立门户；但仅仅是因为奶奶的极力反对，他们便耐心等待了好几年，直到奶奶回心转意。《看了又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情节比《黄手帕》更加曲折：生活于富裕之家的两兄弟分别爱上了成长于贫困家庭的两姐妹，于是两姐妹的家境、性情，两兄弟的职业以及婚后可能会造成的称谓混乱，都成为奶奶和妈妈反对他们结合的理由。剧中晚辈对于爱情的执著和对于长辈的孝敬，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现代文明下的传统文化。《加油！金顺》中，我们看到，婆婆给媳妇一点关爱，媳妇便感激涕零，“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地不停呼唤，传递着那种离我们远去的东方的婆媳关系。此外，《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反复提到：“在爷爷面前你怎能这样？”“在长辈面前你应该用这种语气吗？”他如《情定大饭店》中女儿洁霓见到20年前抛弃自己的父亲，非但没有怨恨，反而恭敬地行跪拜礼等，无一不是对东方孝文化的表达。

二

何谓“孝”？这个名词，中国人是不会陌生的。《礼记》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最初人们把对于祖先的崇拜和敬祀称之为孝，并以此祈求获得庇佑。西周以后，孝的对象由远及近，“善事父母为孝”，从祀奉传说中的先祖变成了侍奉生养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类宗亲制度的一次巨大胜利。

中国是孝文化的故乡，华夏文明泱泱五千年，孝的历史渊远流长。《史记》载，早在我国社会还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阶段，在中华沃土上就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以孝道闻名天下的典范，他就是功勋卓著的部落联盟首领——舜。传说舜“父瞽叟顽母弟象傲，皆欲杀舜”，但他仍能固守仁义，坚持孝道，以诚感人，“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后来终于赢得天下归心，成为后世帝王和万民学习的榜样。

公元前428—前408年之际，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之“至德要道”的《孝经》的问世（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孝经译注》汪受宽言），标志着我国完备的孝文化理论的形成。虽然《孝经》的作者众说纷纭，但书中记载的有关我国最伟大的文化巨匠孔子向其弟子曾参讲述孝道的言论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历久弥深。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人的生命源自父母，因此对于父母赋予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要特别地爱护，不敢损坏伤残，这是孝的开始，是基本的孝行。“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育的出发点。“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同上）如此，在夫子的倡导下，孝敬父母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无形的社会契约，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村野匹夫，都必须躬守亲行。汉代以后，《孝经》成了少年儿童的启蒙教材，为世人代代传颂。它所宣扬的孝道理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炎黄子孙的骨血，成为华夏民族代际间美好的道德文明。

“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是为世人不齿，遭人唾弃之大事。为了宣扬孝道，防患未然，孟子还详细总结了五种不孝的表现：“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以此警戒后人，谨思慎行，防微杜渐，以免做出有违孝道，危害家庭和睦和父子伦常之恶事。至今，仍能为我们所记起的关于孝道的至理良言仍比比皆是，像《礼记》、《孝经》等典籍所载：“是故孝子事亲有三事，生则养，没则葬，葬毕则祭”，是古人对于孝子的基本要求；“冬温而夏，昏定和晨省”，是孝子必不可少的功课；“父母唯其疾是忧”，要时刻考虑怎样使父母健康长寿，以免遭受病疾的痛苦；“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是对孝顺子女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父母上了年纪，一方面要为他们的高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又要为父母的年迈体弱而担心。此外，更要从人格上尊重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总而言之，子女应该做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事父母，能竭其力”，所有会使父母身心愉悦的事情，都要尽心去做。这些言论陶冶了人们的思想和情操，促进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有序，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著名学者谢幼伟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观念所支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既然“孝”对我国社会影响如此之深刻，在我国社会延续时间又是如此之长久，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却很少能够看到这种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反而在韩剧中，我们却能够找回那种对于伦理道德的久违了的、如沐春风的感觉？反省自身，我们在迎着未来大踏步向前的途中，是在哪里将孝文化“遗失”了呢？

众所周知，中国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宗法制度是“孝”产生的土壤，可以说孝文化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孝的确对家族和谐和社会稳定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阶级统治的武器，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汉代提出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为了削弱阶级对立，缓和阶级矛盾。朝廷对孝的大力推广和表彰，在促进了孝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使得有关“孝”的评判标准完全被控制在统治者的手中；尤其是那些过于极端的尽孝方式的宣传，极大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像《后汉书》中所赞扬的姜诗“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姜诗的母亲喜欢饮江水，他妻子需要远赴六七里外的江中汲水，本已相当危险，还会因为遇风汲不到水而遭丈夫的休弃——这种孝也太不近人情了。更有晋人郭巨，因家境贫困，而妻又生一子，担心抚养儿子会影响供养母亲，就决定“埋而奉母”——如此残忍的行为，竟然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至孝，列于二十四孝中大肆宣扬。还有曹娥，其“父盱于江中溺死，不得其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于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如此不珍视个人存在价值，此种孝也实不足以效仿。然而在历代列女孝子传中，类似这样“愚孝”的事迹却蔚为大观，不绝于书。

同时，“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的孝道纲领的提出，也暴露了统治者的阶级本性。事亲与事君相浑同，孝由此得以全面政治化，并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社会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可以简单解释为，人君能够对人臣提出作为人父对人子的同样要求。这在助长统治者专制气焰的同时，也使得君权得以无限制地膨胀，后来又经过历代统治者对“孝”的不断强化，终于使孝在宋代以后走向了极端化、专制化。为了论证“天下没有不是的君”，就说出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最后竟提出了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政治观点。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传统儒家的孝道原则。孝本身的血亲关系，已经扩大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成为统治阶级“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这种被统治者硬说成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孝道的本意，是对孝的概念的偷梁换柱。

随着近代社会人文观念的兴起，忽视个人存在、扭曲人性的被统治者所利用的孝道观，必然会受到新思潮的鞭笞。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统治阶级费尽心思所维护的孝道观随之动摇。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宗法家族社会的解体和公民社会的生成。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从封建的家长制开始，与之如影随形的孝文化自然不可祸免。正如马尽举在《关于孝文化的再思考》中所说“五四运动中，社会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批判的锋芒直指家长制，也就必然直接面对家长制的文化系统——孝文化”。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的缘故，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家们没有细致地对传统孝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择取，而是积极致力于对儒家的“孝”观念的全方位地否定和批判。1949年10月，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宣告了家长制时代的结束，中国传统孝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家长制的殉葬品。

四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虽然孝曾经被当做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但它在历史上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够被抹杀的——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捍卫和平、抵御外辱等。在今天看来，过去人们对孝文化的批判似乎过于简单，再加诸多原因的促成，使得孝道的合理内容在人们的社会的生活中也被抛弃了，以至如今我们在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总是显得无章可循。

纵观周边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历史上均受过中华文化的泽被，他们至今恪守的孝文化就是源自中国。这种传统美德伴随着他们走过了现代化的进程，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依然在延续，其作用不可低估。尤其像韩国，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度，至今在社会生活方面还保留着属于儒家文化的许多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曾经为我们祖先所倡导和遵循了数千年，却为我们遗忘了。

韩剧在中国的热播，勾起人们对以往传统伦理道德的追忆及反思。为什么当我们看到韩剧中小辈对长辈彬彬有礼，早出和晚归都要向长辈致意，尊重老人的意见和观点时会感到特别的亲切——而这种感觉，在目前我们的国产影视剧中却较少展现？劳累了一天，泡一壶茶，内心平和地去欣赏一部反映家庭伦理的韩剧，吮吸着剧中那种纯朴的传统文化的气息，比起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应付那些没有文化底蕴的闹剧，自然惬意多了！老年人在剧中看到了尊重，青年人在剧中受到了启迪，儿童学到了孝敬长辈的美德；而我们的文化人，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看完韩剧后又该作何感想呢？

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第5篇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各阶级、民族、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在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形成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趋向的总和。”[1] “和平崛起”是“特指从1978年底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他所坚持的发展道路。”[2]

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护依靠其数百年的殖民征战和掠夺，德日的崛起曾引发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被视为高度文明的美国的崛起，同样挥舞着“大棒”，离不开“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作风，在海外频繁采取政治和军事干涉，更为世人指责。正是依据历史经验，国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甚嚣尘上的客观原因。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和平发展”新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崛起的本质之处，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

从政治文化视角来探讨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这样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或者更深入的层次上来理解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然而，当今国际语境下某些言论如“中国威胁论”却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深受一国决策者及其国民观念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观念因素中，源于该国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并以这些价值体系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和平崛起这一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反对霸道、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尚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既是传统中国外交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传统中国外交实践行动的指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4]“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传统思想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发展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直接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它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怎样看待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仁、义”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深深影响着中国对自己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在理解国与国关系时更强调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责任，大国保天下，小国保家园，两者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将大国利益与小国利益视为一体的天下整体观。譬如，历史上的中国曾处于东亚朝贡体制的中心，一度是万国朝拜的对象。然而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更多地是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大小国家平等的道义原则。对来中国的朝贡者，中国往往回馈以更多的赠礼，从未因其比自己弱小而心生鄙视之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最近它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中国提出了 “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的国际反响。“为了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有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全面、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改善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5]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国际语境下提出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文明冲突论》中，讲了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将要到来的摩擦与冲突，甚至有意设计了让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相互发生碰撞的形态，以此作为对西方决策者控制全球文明冲突的主要决策之一。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对立和冲突的深层文化根源。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从文化的视角上，对我国外交上倡导的多极化需要详细的阐释，与此相关的我国实行多边外交，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渗透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人倡导的多极化，并不是一味以反对现存秩序为目标，而是要在认清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以渐进的改革。”[6]这在实现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诸如“中国威胁论”。如果我们想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倡导多极化，就不应该简单将“多极”解释为一种力量的对峙状态，而应当将它视为“一种崭新的追求，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时代的追求，一种谋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非世界列强之间权力的再分配。”[7]“多极化”战略的提出，体现了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所具备的政治智慧，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前瞻远嘱。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反而会增强世界的和平力量，令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与稳定。这在我国外交成果中，屡次得到证明，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出台几个对华长期战略，表现出了新崛起的东方巨人的看重„„东盟近些年来一直渴望与中国就南海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甚至协议，因为这个以东南亚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非常明白，没有中国的人可及参与，任何涉及南海的安全措施和集体协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变革与壮大，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这也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国家书写人类历史、贡献国际发展的基础。

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教授：“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二战之后，多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逐渐变得重要，它不仅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多边会议和议题，也体现在多边性的国际组织之数量的扩展上。”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安全领域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它对于本身所处地区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有着日趋重要的意义。比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支持美国反导系统的合法化，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事件中，中国运用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各种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间接协调，或直接干预，与周边邻国和世界主要大国进行了沟通合作，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强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保持谦虚谨慎的外交风格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实施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中，中国的经济外交十分活跃，在亚洲多边合作中表现得抢眼。一方面，中国积极为东亚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切实步骤，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给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正是东亚合作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近几年的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20多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正是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加强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峰会上说，中国计划在2005年把中国和东盟的全年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就今后三国的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中国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的携手，预示着东北亚合作进程即将启动，将对促进该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8]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一种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表现。在王逸舟先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对大国风范有如下的定义：首先，“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并不简单等同于现实里的强权政治。” [9]观之美国的外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单边霸权行为充满了强权政治的气息，受到广泛的批评，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尤为严重。其次，“真正的大国风范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气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机制、综合而超群的国家实力与外部享有广泛声望等要素之间互动形成的风格。”[10] 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集体对话机制,减免了 31个非洲国家对华债务 105 亿元人民币，展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道义的外交风范。[11]对待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譬如中国免除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斯里兰卡全部到期的政府债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出一种大同文化，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产生，是一种真正求同存异的哲学。

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从政治文化视角分析中，可以发现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系着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所以从政治文化视角上对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1] 詹玲

《构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政治文化》

[2] 郑必坚

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3] 亢升

《政治文化与外交之相关性探析》 [4] 彭春艳

《政治文化差异与中日外交》 [5][8] 源于网上文摘

[6] [7] [9] [10] 王逸舟

《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 黄泽全

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成果显著

从高考事件看中国的教育制度 第6篇

2011高考已然落幕，那些曾经高考的记忆片段总是在每年的6月被忆起，那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青春岁月。大型灾难片《高考》得拍出，再次将中国的教育制度推上舆论的巅峰。而与此相关的，近日因高考迟到，老师不让进考场，引发该生跳楼自杀的悲剧，更让当代社会深思，中国的教育制度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回顾事件过程：

6月7日，高考第一天，上午语文科目开考前几分钟，湖南省隆回县一中高三学生从宿舍楼坠落，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有网友传该生因迟到被拒进考场轻生。当地官方以接警记录为据否定了此说法，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外宣办称警方考前接警

昨日，有网友披露，湖南省隆回县一高三考生因迟到15分钟，被监考老师阻止进入考场，在宿舍6楼跳楼自杀。

当晚，邵阳市政府外宣办相关负责人通报称，隆回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警时间为6月7日上午8时57分，“语文科目9点开考，离开考还差3分钟”。

2011年湖南高考《考生须知》规定，每科考前35分钟，考生凭证进入考室，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室。上述负责人表示，“根本不存在迟到一说。”

死者曾被抓住后挣扎跳楼

据记者了解，死者叫吕品，邵阳县人，18岁，隆回一中高三学生。该校学生介绍，吕品为寄宿生，所住公寓离教学楼有一定距离，平时6点20分起床，有提前进考场的习惯。临考前老师发现吕品未进考场，去宿舍寻找，吕跳楼。

一位自称是现场目击者的网友描述，坠楼时，吕品被包括政教处主任在内的3个男老师抓住，“他自己不想求生，拼命挣扎，用脚蹬护栏，并说“你们放开我，拉我没有用的，我不想活了”。”随后，吕品从隆回一中学生公寓4栋6楼坠下。有目击者称，他在空中翻了三个跟斗。

邵阳官方通报称从该校学生宿舍楼坠落，未涉及上述细节，也未回应目击网友说法，亦未披露学生身份及具体坠楼位置。通报称，接警后，隆回县公安、卫生、教育等部门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并将该生送往邵阳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死亡。

男生据称因心理问题请假

隆回一中学生介绍，坠楼男生曾因心理问题请假近一个月，考试前夜父母特地赶来做工作，要求他参加高考。另据了解，吕品还有一个姐姐，在湖南师范读书，吕父在邵阳县电力部门工作。

坠楼男生家属7日中午赶到学校，截至发稿记者未联系到死者家属。一名自称吕品父亲、微博名为“悲痛欲绝的吕清华”的网友，8日凌晨发布微博称，吕品莫名死在宿舍楼旁，“我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向社会各界求助，讨回一个公道”。

邵阳市政府外宣办通报，事件发生后，隆回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安排事件处置和善后工作。

个人观点:

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高考迟到十五分钟就不能考试了？这让我感到很诧异。由于我初中、高中时期是在澳门读的，所以对内地的高考并不是很了解。我以前也有听过很多的人说内地学生高考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感受不了那些学生的辛苦。以下是我在上网浏览以及询问同学之后，得出的本人对高考时间规定以及这则新闻的看法：

先说下这则新闻，如果真的像这则新闻所说的，那位死者是因为迟到十五分

钟就不能考试。那我为那位死者感到悲哀。十年多的寒窗苦读，只因为迟到不能参加考试的原因就选择轻生，没有考虑父母抚养的辛苦，没有考虑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坎坷挫折是避免不了的，何况人生的选择不止只有高考这一条路，或者如果他内心够强大，可以选择重新再来一次高考，结果就不至于如此了。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下，只重视文化知识的培养，却忽略了太多做人的基本道理，以及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才会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

同时，我认为这个高考的规定是很不人性化的。据我了解，很多的高考学生都因为这个原因而无缘考试。仅仅因为迟到原因而阻止考生就考，是不是太欠缺所谓的人情味呢？难道就让那些寒窗苦读十多年的学生就这样与大学檫肩而过？可能会让他们遗憾终生？据我了解，大陆高考生通常都要通宵看书，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心理素质较差的甚至会导致身体健康的下降。这种生活也让他们严重的睡眠不足和长期的精神紧绷。这样的一个学生，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反错。比如：由于心急，在考试路上发现证件忘记带、由于睡眠不足不小心睡过头？高考的规定无疑是没有为学生考虑的。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他们迟到，是因为他们不重视这个考试。”我想说，如果他们不重视考试，那那些被拒绝入场考试的考生怎么会失声痛哭呢？甚至会轻生？我不敢说澳门的教育比内地的好，但是在考试迟到的时间规定方面，我认为澳门是比较人性化的、为学生着想的。澳门考试迟到的规定都是半个小时以后不能入场考试，虽然只是多了十五分钟，但这无疑是给了考生更多的机会。

接下来是我对中国影视教育下高考制度的看法：

在此，我想拿港澳地区的高考与内地的高考进行对比。（虽然澳门的教育体制并不完善，但是我认为仍然有其可取之处。）

一、高考志愿的选择

据了解，在内地，部分地区考生是在高考结束后，根据自己的估分填写志愿。还有一部分地区是出分数根据分数线报考，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有优势。但这样的方法就在于人们一直认可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由于这样的志愿填报方式，各省在高考录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相当规模的高分低就或高分落榜者。

港澳地区的的志愿填报方式则是没有限制的，每所大学都会自己出卷子，自己定录取的分数，而且每所大学的考试时间都是错开，每个考生都可以考取几所、甚至所有的大学。

就此对比可以看出，在高考制度上，港澳的考生较大陆的考生会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二、保送资格的难度

内地，保送生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再经所在中学推荐、招生学校审核、同意。才可以直接免考。(1)省级优秀学生。(2)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赛省赛区中获得一等奖以及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 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3)高中阶段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竞赛一、二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4)高中阶段在国际竞赛中获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港澳地区，保送的分数要求相对的比较宽松，每个大学都有规定最低的保送线，学生依照高三的成绩决定自己要保送的大学。而学生在保送之后，如果觉得不理想，也可以再去考取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由此对比可以看出，港澳学生较大陆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保送的机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部分同学的考试压力。

三、高考生的压力

内地，当学生上了高三之后，那他们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为的就是考上大学。成千上万的考生不分日夜的学习，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考生十年寒窗、家长含辛茹苦，为的就是能在高考过关斩将、金榜题名。这种情况下，考生的压力能不大吗？虽说有压力才有动力，但是压力过大就会照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结果。在这里不得不说，其实很多压力都是来自家庭的。大部分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人中龙凤，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光。这种来自家庭的期望，无疑是给了考生更多无形的压力。

港澳地区，在学校方面，上半个学期，是高三学生努力学习的时段，因为上半学期的成绩决定了保送的资格，而在确定自己有保送的资格之后，后半学期就是尽量的了解大学生活以及准备毕业考试以及各个大学的录取考试。在家庭方面，别人的我不了解，但是我自己以及我问了一些朋友、同学，他们在家庭方面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家长不会帮我们决定是否一定要读大学，而是让我们自己选择。按照我父母的话：“路是要自己选的，就算选错也不要埋怨别人。”在压力方面，我个人认为上半学期的压力是相对比较小的，而后半学期就是看自己的选择，这个时期通常压力会比较大的。

社会人才现状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则有关高考的新闻：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内地生，在面试后拒绝了11个高考状元的入学申请！这个消息让我太震惊了，每年的高考状元，是学生一族的骄傲，是名校争抢的对象。但是，他们都被一所按国际标准办学的大学拒绝了。如果连最优秀的“状元”都会拒绝录取，那我们不得不深思，高考这个选取人才的方法真的没问题吗？

至于香港大学为何拒绝“高考状元”，网上没有说，但是另外一些资料可以发现问题所在：一份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招收的14名全国高考状元的跟踪调查曾爆出惊人结果：入学一年后，这些状元们成绩平平，且大多表现出心理脆弱，唯学至上，缺乏创造性，缺乏责任感，不敢面对困难和挫折，漠视集体生活和社会活动等缺点！特别是一个中学国际奥林匹克冠军，居然是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

理的“演算机器”。这不能不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否忽略了学生的基本常识以及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当一个按国际标准办学的大学，拒绝了他们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更多的国际企业，也会拒绝其他毕业生。这正好是目前社会的现实：除了国营企业外，现在恐怕没有一家企业会仅仅根据你的文凭来决定是否给你工作，即使是名校！现在的社会上，名校的毕业生每年也有上千人被用人单位拒绝。

结束语

从《乌合之众》看中国的社会理性 第7篇

【摘要】近年来中国整个社会表现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件，反应中国在社会层面上的不理性状态，这种状态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按照《乌合之众》中的观点，这种不理性和群体本身的性质有着很大的联系，而群体本身的特性基本受民族特性的控制。中国社会的绝对平均思想是引起中国社会如今不理性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字】社会理性群体民族

这个学期的毛概课，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我的课堂展示做的裸官专题，使我对于中国的官员制度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我在课后阅读了《凯歌行进的时期》和《大**的年代》，加深了对于建国阶段中国历史的认识；最后在诸多同学的推荐下，为了寻找中国各种群体性时间的深层次原因，我翻阅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开始学着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社会将何去何从。

我的管理学老师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现在需要社会理性。日本核电站泄漏之后，中国大地，抢盐成风；中国和法国发生政治纠纷时民众纷纷抵制家乐福，**一过，一切照常；而更严重的是各种仇富心理，国人见到富人就认为其必然发家自不义之财。这种理性的缺乏不仅仅发生在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即使是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也可以看到这种不理性的心理。前段时间发生的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被杀事件，在第一时间的报道中，相比于两名同学不幸被杀，国内很多媒体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了这两名同学所驾驶的宝马车，造成人们极容易地误解这两名同学是富家子弟或者官宦子弟，网上的骂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发出了死不足惜的言论。虽然后来一些媒体i作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其对中国社会的不理性反映的淋漓尽致。即使这两名同学真的开的是最新系列的宝马车，难道他们就理应遭此横祸；即使这两名同学真的是富二代，难道他们就应该被枪杀？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只能为之感到惋惜。

其实不仅仅是媒体，即使是有一些相当官方正式的场合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件，跃进文革暂且不说，2012年的两会，很多提案就得到了“雷人”之名。比如有代表提案让盗贼去沙漠治沙，发行千元面值人民币刺激消费，用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ii。难道发行千元面值的人民币就可以刺激消费，那为什么我们不印制一万元面值的人民币？显然这些提案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而这种十分不理性提案，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提案人个人一时的糊涂。这些代表都是从全国各地选举获得的，理应代表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思考最为充分的群体，但是每次两会，总会出现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提案”。追根究底还是中国整个社会层面缺乏足够的理性支撑，这样，当这些代表在提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把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不理性因素反应在提案之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最为世界上仅存的文明古国，已有泱泱5000年历史，为何依然会如此不理性？一直以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很多的答案，比如贫富差距使很多人的理想和现实严重脱节，比如中国社会有很多潜规则，发生任何事件大家就联想其中是否有潜规则在作用。但是在看完了《乌合之众》这本书之后，我有了新的想法，或许，问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藏动机的结果。iii这就是这本书最基本的理念。在我们个体的单独活动中，我们会因为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比较理性地处理和分析问题。但是，当许多人凑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些约束不存在了，群体就以一种原始人似的方式存在着，冲动、急躁、缺乏理性。还好，即使是原始人，也拥有自己的习惯，所以，一个群体的最终会做些什么，只有一个因素可以影响，那就是民族。除此之外，法律、道德、契约，一切都不复存在。

当我们站在影响群体的唯一因素只有民族这个前提之下，再去看中国社会不理性现状，或许就可以看到一丝端倪。中国社会的不理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往纠结着公平与平均的思想。简而言之，大多数中国人不管过程如何，希望获得比别人更好的结果，至少自己的结果不能比别人差。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公司中，如果甲看到乙的薪水比自己高一些，即使乙比甲要做的辛苦得多，甲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感到不公平。中国自古以来认为天下一统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从不饱暖”的朴实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构想曾吸引了无数农民为之奋不顾身。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不会去管过程如何，它只关心最终的结果怎样。就像我们的科研不会认为证明一条

路走不通是一个成果一样。因此，当大家知道有两位同学被枪杀在宝马车里面里之后，第一个反应不是惋惜和震惊，而是对于两名学生就能开得起宝马车的愤慨。很多人表示出这种愤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事实上真的是不公么？那些富起来的人，有很多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智慧和勤劳打拼出来的，那些整日坐在电脑前面的宅男宅女们有什么资格谴责这些富人。

但是群体不会管这些。勒庞认为，群体只有本能的功能，他们只能接受最形象而直观的印象，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思考。因此，无论那些富人们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还是偷盗抢骗得来的，对于群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富他们是富人是唯一的特征，而我比他们穷，这就是不公平。于是，在中国历来的平均主义思想和群体非理性的交织之下，仇富产生了。但这还只是开始，当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群体是只能接受最直观的印象的，还是以上面留学生被枪杀时间为例，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看到了宝马车。当只有一两个个体的时候，或许这并没有什么，这个个体会立刻转向理性的思考整个枪杀案件，但是群体不行，群体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的思维在看到宝马车三个字之后就已经截止了，于是，各种愤慨声音呼啸而出，即使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少数人能够保持理性，但是在群体的包围之下，他们立刻就是投向群体的怀抱。其实，上面两个环节是融合在一起的，仇富心理的形成是群体表现的间接因素，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存在社会之中，以至于我们对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人会从群体的角度去思考它，留学生被枪杀是直接因素，群体的非理性表现出来之后就体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理性。

上面是用勒庞的理论分析留学生被杀的这个事件，中国的其它的非理性群体事件都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比如文革，在群体的鼓动之下，整个社会已经无视规则的存在，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本能看到最表面的东西，这个时候，讲道理无疑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再比如日本核电站时中国的抢盐事件，现在，即使是一个普通市民看起来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在群体的大环境之下，中国人这么容易就被忽悠了。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有多差，丧失理性是所有人类组成的群体的共性，只是中国人因为对于绝对公平的向往和对自己落后于人的恐惧，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更容易发生而已。

可是，我们怎么走出因为群体的劣根造成的非理性的泥潭呢？很多人会说，教育。可是，教育应该是不可行的，优秀的教育只能在很有限度的范围之内改变这种非理性的状态。记得曾经看到CC98一个一日十大热帖批判浙大的大类招生制度，他的论据就是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些人并没有因为这一年的大类招生获得更好的发展，获得了下面很多回帖人的支持。浙大的同学最起码应该在智商和理性思考上是过得了关的，可是这位同学的论据充分么，难道仅仅从几个人的发展角度就可以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么，难道不应该有更加理性而长远地分析么？退一步而论，那些发展地很好的同学又怎么解释？那些在其它没有大类招生的学校发展地不好的人又怎么解释？教育在改变人的智商和专业知识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在一般性问题上，当面对群体的时候，教育显得十分地吃力。

其实，对于群体非理性的治疗，只要群体依然存在，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比较好的方法，仅有的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利用群体的非理性来攻击群体的非理性，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比最幼稚更幼稚的逻辑错误面前恍然醒悟，把自己从群体的非理性中解脱出来。进来在网上比较流行的钓鱼贴或许就是这个目的。但是，群体的智商是非常之低的，想把每个个体的理性唤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只有经历过几百年的民族进化之后，这种情况才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观。

勒庞的观点我并不全部赞成，但是用群体的性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却是一个新的角度，虽然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国的非理性是无可救药的。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不断完善社会的制度与公平，一方面让每个人心中的不公平的愤懑渐少一点，一方面让每一个人在讨论社会一般性问题的时候，多一些独立，那么群体的非理性一定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