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批判性表达
传统文化批判性表达(精选3篇)
传统文化批判性表达 第1篇
关键词:韩少功,钢性表达,反讽风格
韩少功的小说有着难以隐藏的批判的利刃。相对于赞美、附和甚至推崇等平和友好的态度, 这是一种具有粗糙感和伤害性的立场。他的小说注重发现生活的复杂性, 并深入挖掘这种复杂性的根源。在极具迷惑性的具象背后, 韩少功敏锐地抓住了游走在人们视线之外的生活的真相。他用自己的语言生硬地划破了语言的外囊, 暴露出言语之下, 甚至逃逸在语言之外的其他的信息。
一、划出思想深度的钢性窥视
首先, 由政治表象的涂绘到人物性格的剖析再到灵魂与人性的叩问, 韩少功看问题的眼光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由浅入深的转变。《七月洪峰》显然还停留在抒写以市委书记邹玉峰和市委副书记张明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冲突, 直露而单纯地表达较左的政治信仰和情感。《吴四老倌》和《战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左”的思想的沉重包袱, 进而批判“左”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西望茅草地》里对主人公张种田的刻画体现了韩少功对于历史发展深入到民族精神层面的思考。这篇小说在探索民族气质对于历史的既推动又反动的矛盾作用方面也有较为深刻的探讨。《风吹唢呐声》进一步将读者的思考平台托到了伦理高度。韩少功在德琪的性格塑造中同时表达了对社会深度和伦理深度的探讨。[1]哑巴德琪是新时代下人的伦理定位坐标, 他启示我们 :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挤压下, 我们依然应该, 并且可以保持一种坚挺的人性状态。
其二, 在深度挖掘的同时将视野开拓, 韩少功把民族和人类纳入自己小说的关照范围。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韩少功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巫楚文化的展览和挖掘。韩少功试图把深度模式中的人性探索与民族种性的退化相结合, 试图通过个体性格的变与不变和命运流转的同与不同, 来模拟民族发展延续的头绪, 进而上升到人类生存问题的高度。
在为文化寻找“根”的路途上, 韩少功为广大读者发掘了一批值得研读的文化“化石”。丙崽、幺姑和珍媭都是这样的极具象征意蕴的象征体。他们是古老的民族种性的代表?还是我们民族在当下的变异?甚或是民族文化腐败的象征?象征手段既能让读者透过现象看到实质, 又能导致语义的模糊性。[2]所以, 上述象征体所肩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作者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评判, 留下空阔的阐释空间给读者发挥思考的余地。
就《爸爸爸》而言, 韩少功发现民族之根所深入的土壤已经腐败, 充满阴暗、暴力、血腥、懦弱和无知, 历史古旧却无营养。畸形的丙崽更是凝结民族病态的活化石。批评者基亮就曾说道 :“这 (丙崽) 像是一块历史的活化石。”[3]在这个竟然死不掉的蠢崽周围, 是贪婪的黑灶口、鸡粪、尿壶、牛屎和死亡等肮脏的自然环境, 是充满嘲笑、殴打和蔑视的社会环境, 是与祖先的传说形成巨大反差的民族环境。肮脏的自然环境和后生们对丙崽母子俩的欺辱, 最后都指向这个族群的衰微。寨子里代代相传的“简”是这个族群的史诗, 记录着先民的伟大, 表达着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拜。历史发展到丙崽这一代, 人们预感到“世道怕是要败了”, 一边缅怀着“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 力敌千钧。”一边慨叹着如今“日子不顺心”。[4]这个民族血性和生命力日渐衰退的寨子, 再也无法在鸡头峰下栖息, 只能模仿祖先的壮举向更远的深山中迁徙。然而, 我们不难想象, 这一次的迁徙也许只是形式的模仿, 而非精神实质上的学习, 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民族苦难的厄运。正如文章的结尾, 这个双目无神、行动呆滞、形体畸形的丙崽又出现了, 他并没有死亡。也就是说, 困扰民族发展的问题还与这个流转的族群如影随形, 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二、幽默而深切的反讽书写
为了实现对事物和人性的批判, 韩少功的小说作品在内容上运用了反讽的手法。象与实、言与行的悖逆, 逻辑的混乱, 有意的夸张和比拟给韩少功的小说作品增添了明显的反讽风格。孟悦认为“孙悟空斗二郎神时 , 使尽了浑身解数 , 却不知自己真身已被照定 , 这就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反讽。”[5]这种内容的反讽是批判序列中较为温和也较为深切的手段。它总是以温和乃至风趣的面巾掩住严肃逼人的目光。
《领袖之死》以“左”倾思想泛滥的年代, 领袖逝世为预设背景。将“悲痛的资格有点可疑”的长科作为主人公, 通过他的内心活动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失衡, 启示人们象与实之间巨大的可阐释空间。“他注意很多乡亲已经悲痛了, 自己怎么挤眉弄眼耸鼻头, 干干的眼睛眨巴眨巴, 还是没排出水。倒是急出一身汗, 被风一吹, 外感风寒”[6]他的这一心理本身就带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扭捏姿态, 成为韩少功批判的指向之一。这种被扭曲的心理发展到更高的程度, 于是“长科发现自己确实反动”。把“不悲痛”这一事件上升到政治反动和阶级对立的高度, 更让读者看到一个被错乱的社会挤压变形的可怜的农民形象。由“反动”, 长科联想到逮捕、捆绑、批斗和枪毙。在那样扭曲的历史中, 这样夸张的联想已经不是杞人忧天式的胡思乱想, 而是源自亲身经验的合理推测。这是韩少功在小说中达到的社会批判的层面。由以上这种令人绝望的联想, 他触感到生离死别的悲哀, 终于哭出声来, 成为“追悼会上第一个哭出来的成人”, 并因此出了名。被死亡威吓出的懦弱的泪水, 在特定的场合被误解为对领袖的无限热爱。这个层面上说, 韩少功将批判的标尺测量到了社会心理和人性的深度。这个误解伴随着明希等人的深深的怀疑搁置在追悼会场, 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真实”, 示喻着表象和隐情的错位和合谋。韩少功在《夜行者梦语》一文中曾说 :“观念总是大大简化了的, 表达时有大量信息渗漏, 理解时有大量信息潜入, 一出一入, 观念在运用过程中总是悄悄质变。”[6]由表达者表现出的观念和被接受者重新解码出来的观念都只是表象, 而观念发出者最初想要表达的那一套信息编码才是真实和准确的观念。然而, 很多情况下, 人们只能在相互的信息误解中生存。
《爸爸爸》中的仁宝可谓是韩少功派出的反讽代表。在祠堂, 他用自己的方式豪迈地解说了一遍打冤的正义性, 赢得了众人的好感, 然后 :“他勇猛地扎了扎腰带, 勇猛地在祠堂冲进冲出, 又勇猛地上了一趟茅房, 弄得众人都肃然。最后, 发现今天没有吹牛角, 并没有什么事可干, 就回家熬包谷粥去了。”[4]言与行之间极大的不协调是重要的反讽手段。韩少功在这里撕扯开豪迈的表皮, 裸露出一个贪慕虚荣、游手好闲和虚伪懦弱的仁宝形象。豪情万丈的语言反衬出实际行动的怯懦 ;行为的懦弱映照出灵魂的卑琐 ;灵魂的卑琐使他的行为在全知的读者眼中越发的无聊和可笑。
逻辑关系的颠倒、悖逆和牵强附会也是韩少功小说作品中反讽的重要武器, 为我们思考和解释生活提供了多向度的路径。在如何写告官的帖子的争论中, 仁宝大发议论 :“伯爷们, 大哥们, 听吾的, 决不会差。昨天落了场大雨, 难道老规矩还能用?我们这里也太保守了, 真的。你们去千家坪视一视, 既然人家都吃酱油, 所以都兴作‘报告’。你们晓不晓得?松紧带子是什么东西做的?是橡筋, 这是个好东西。你们想想, 还能写什么禀帖么?正因为如此, 我们就要赶紧决定下来, 再不能犹犹豫豫了, 所以你们视视吧。”[4]下雨和老规矩能不能用的问题原本没有任何逻辑联系, 但仁宝却将“昨天落了一场雨”当作了老规矩不能用的铁证。作报告和吃酱油并无多少联系, 松紧带是橡皮筋这一事实也无法否定禀帖的合法性。但仁宝用“既然”、“所以”、“正因为如此”等连词硬生生将其拼接起来, 形成了不同于常规逻辑意义上的“仁宝式逻辑”。他的这一串逻辑辩说, 一本正经地将自己推向了反讽的舞台, 同时还将鸡头寨的这群人推向了这一舞台。《暂行条例》、《鞋癖》、《女女女》、《马桥词典》和《暗示》等作品, 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反讽手段。
在内容的反讽之上, 韩少功的作品向形式的反讽方向挖掘, 达到了与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批判性展示相辅相成的效果。一方面, 人物试图冲破或已经冲破固有的文化语境与文化形态, 而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类。这一类人在韩少功的作品中较为常见, 如仁宝、马鸣、张种田和老木等。他们是行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本土和异域之间、保守和开放之间的尴尬人群, 成为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怪物”。相较于开放的异域, 他们保守无知 ;相较于保守的本土, 他们又新奇另类。作为旧与新、本土与外乡的链接, 他们要么成为引领变革或道德坚守的旗帜, 要么成为旧与新、本土与外乡共同的弃儿。
另一方面, 韩少功的部分作品注重时空的跨越性, 演示个人或民族在时间轴上的发展轨迹。其中《暗示》是演示个人命运流转的代表作品。小说人物的命运总会在哲学随笔式的书写中断断续续被扯出水面。其中对老木、大川、小雁和鲁少爷的描绘较多, 而老木是典型形象。从青年到中年, 从一贫如洗到腰缠万贯, 从结婚生子到妻子病逝, 较长的时间跨度能够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时间在老木身上雕刻的痕迹。从读书的学校到知青下乡插队的太平墟, 再到繁华都市香港, 空间的跳跃为展现老木的复杂经历和性格搭建了合适的舞台。在知青回城的二十多年后, 老木已不再是那个如丧家之犬的反动子弟, 而是一个时常混迹高档场所的房地产大老板。但是金钱并没有带来等量的幸福。夫妻生活的失和, 与孩子关系的疏远, 与大川的决裂, 妻子的离世严重消解了金钱给他带来的安慰。于是, 他偏执地热爱着过时的军装和革命歌曲, 试图在缅怀青春的仪式中找到精神的慰藉。
有批评者认为 :韩少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像一位怀疑论哲学家一样, 一再操持着‘否定’的法轮。像“洋葱头”一层一层剥去后, 只能是空。[7]生命最合心意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人类的命运最终流转向何方?这是值得我们和作家继续探讨的问题。
三、最佳角度插入批判的钢刀
既要阐明自己的批判立场, 又要避免陷入单纯说理的枯燥境地, 韩少功不断在叙述视角方面进行新的尝试。叙述视角的恰当选取, 为读者观察人物提供了较好的观察点。
全知视角即写作者在作品中占有至高的权力, 无所不知, 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对象的视角。这种视角虽然被批评者指斥为不近情理和缺乏真实性的视角, 但至今仍较为常用。其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作家表达的需要是这种视角仍然广泛沿用的主要依据。结合韩少功的作品来看, 《爸爸爸》、《飞过蓝天》、《暂行条例》、《风吹唢呐声》等都运用到了这一视角。从人物外貌到内心活动, 从外在行为到内在精神, 从公众视野到私密空间, 韩少功都能带领读者到达现场。这种上帝式的俯瞰视角, 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 肯定了读者在把握情节和人物方面的主动权和裁判权, 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 ;另一方面, 让观察者一目了然, 而人物对自己的意识与行为不自知, 人物之间也缺乏交流, 造成事实上的反讽效果。
除开全知视角, 韩少功的很多作品也采用旁知视角。旁知视角是把观察点下放到某一旁观者身上。他无法介绍自身的外貌, 也无法探知他人的思想, 更不能全程跟踪其他人物的踪迹。次知角度使人物而不是作者成了叙述什么不叙述什么的限定因素 , 但作者在出入人物内心时实际上又毕竟会显示出他“知”的范围大于人物的“自知”。而一旦人物“知”的局限暴露在读者眼前 , 读者就无形中站在了一个反讽高度上。[5]同时, 这一视角拉开了与主要人物的距离, 更够给人以真实感, 从而达到客观批评的作用。韩少功在这样一部分作品中, 将“我”放置在与别的人物较为平等的位置, 带读者亲历一种言与行、象与实的错位和信息传达的误读。
《梦案》写“我”审视我自己, 再从小周的角度审视“我”, 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韩少功的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出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为我们找到了自信的资本 ;但是在旁人的逻辑链条中, 我们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暗示》以“我”为旁观者, 审视了独眼老木、多多、小雁、大川、鲁少爷等人。其独特这处在于, 一方面, “我”亲历了人物的部分生活, 但是又处在人物活动的外围, 无形中站到了高于人物的审视点 ;另一方面, 作品的主题和突入点具有多维性。第二卷的“精英”篇以小雁为例讽刺了所谓的精英、上流社会和精英文化。而在同一卷, “母亲”篇又以老木的儿子多多为聚焦对象, 展示其尴尬境地。韩少功用多多的故事启示读者 :“母亲”这一空洞的概念与母亲的情感是无法等同的 ;母亲的情感需要具象的孕育和传递。
综上所述, 本文主要探讨韩少功批判性小说作品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刚硬色彩。其批判性主要表现在思想的深刻和尖锐性。而这种深刻性在多变的反讽手段和合理的视角选取中得到了很好地表达。总体来说其批判的深度决定了其表达方面的钢化风格, 成为韩少功批判书写的重要气质。
参考文献
[1]曾镇南.韩少功论[J].芙蓉.1986 (05)
[2]基亮.严峻深沉的文化反思——浅谈韩少功的中篇《爸爸爸》及当前的“文化热”流[J].当代文坛.1985 (10)
[3]陈达专.韩少功近作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J].文学自由谈.1987 (02)
[4]韩少功, 爸爸爸[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5]孟悦, 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J].文学评论, 1985 (10) :81
[6]韩少功, 鞋癖[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
浅析金庸小说的国民文化与批判性 第2篇
摘 要:金庸的一生创作了很多部武侠小说,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喜欢他的作品的人,不仅仅是喜欢他那细腻的文笔,更多的是喜欢他小说内在的文化与精神。作为一个金庸迷,我对金庸先生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的这几部作品均有涉猎,他小说中的国民文化及其批判性都让我们深思。
关键词:金庸
武侠小说
国民文化
批判
引言: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读者遍布世界,在中国金庸小说拥有数以十万计的读者,据传,中国大陆第一位读金庸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就是邓小平,台湾的高级将领蒋经国对金庸小说也非常偏爱,这些足可见金庸小说的影响力之大,同时,金庸小说的读者不仅仅有这些高级官员,更多的是平民百姓,70年代末80年代那时候,电影电视的普及面还很小,几乎所有识字的人家里都有一两本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足可见其影响力之广。但是金庸小说至今仍未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普遍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和一般的武侠小说一样,都是通俗、暴力,难登大雅之堂。内容上涉及的都是恩怨情仇,江湖仇杀,没有文化内涵、文学价值和文学性。更没有文化蕴含在里面。其实,有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因为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妄下评论,或是读过金庸小说,也只是粗略浏览,没有去挖掘到小说深刻的含义和小说所要要反映的本质问题。下面,我就从金庸小说的国民文化及批判性精神对金庸小说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进行浅析。
1、金庸
金庸,原名查良镛。华人最知名的小说作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是香港明报创办人。作品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脍炙人口。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誉为香江第一才子(才华)、香港第一健行(社评)、世界第一侠笔(武侠)。他的多篇小说被选入课本。金庸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显现金庸中庸平和的风格。可见佛学对金庸的影响很大。在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均有涉猎。金庸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其中包括:
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衔;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校荣誉院士;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名誉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名誉教授,其他称号更是数不胜数。
2、金庸武侠所体现的国民文化
2.1、金庸小说的本质
金庸小说和其它的文学小说虽然体质不同,所表达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和其它的文学作品一样都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而且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金庸的小说从文化角度上确定了中华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气势宏伟的“中国文化圈”,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金庸小说吸引如此多的华人的重要原因。金庸小说从描写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奇妙性和艺术性。同时,广泛的涉及到中国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层面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
2.2、中国文化在金庸小说里的体现
《书剑恩仇录》中,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除奸的正义行为大加赞赏,宣扬。
很明显这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在《射雕英雄传》中对主人公郭靖的描写则把儒家的“大爱”思想推向顶峰。《神雕侠侣》中对杨过的描写,杨过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形象,与封建礼教,社会伦理相抗争,追求自由,个性解放,则体现了道家的仙游思想。而《天龙八部》中,三大主人公都与佛家有着数不清的渊源,同时书中还刻画了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情节,这样作者又把佛家宣扬的“因果,轮回”等思想发挥到另一个高度。
金庸小说每一部都描写了中国非常多的名胜之地。从《天龙八部》中的仓山洱海到《雪天飞狐》中的雪天极顶,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天山到《笑傲江湖》中的闽地风俗,从《神雕侠侣》中的三峡风光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大漠景象等等,我们经常可以从金庸小说中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旅游,令你身临其境,回味无穷,感受着中国独有的文化魅力,感受着祖国的江山多娇。同时金庸小说还根据地域生长环境决定了人物性格,例如,郭靖生长于蒙古大漠,他的心胸就像大漠那样宽广无垠。萧峰生长于中原武林,使他与身具备着一身洁然正义。而韦小宝生于扬州妓院,他性格则圆滑,他们的生长环境则决定了自身不同的人物性格。
3、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批判性
金庸武侠小说中与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相辅相成的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也就是那些是一些不好的现象。他的批判通过朴实的文字体现出来显得更加犀利,虽然不大肆渲染,却让人觉得深入骨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金庸就相当于武侠界的鲁迅。前无古人,也许也后无来者。
《书剑恩仇录》中的主人公陈家洛,表面上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年轻有为,才华哼溢。但他是一个典型的被封建思想文化侵蚀了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的性格缺陷。他表面大度,内心却斤斤计较,当他发现霍青桐和一少年亲密时,自己便有意疏远霍青桐,当他知道那少年是女扮男装,却不肯放下面子找霍青桐道歉,是霍青桐伤心成疾。该爱不能爱,该恨不能恨,他本可以和香香公主长相厮守,但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把香香公主献给了皇帝。这样的小人!典型的为了利益可以放弃任何东西,这种性格使他在事业上不仅一事无成,在爱情上也一无所获,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爱着谁。金庸通过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为代表表达了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独特而深刻的批判。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萧峰可以说是金庸小说作品男主人公中最顶天立地的形象,他年轻有为,有勇有谋,义薄云天。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结局却是为天下太平气壮山河的一死。金庸用他的笔,狠狠的刺进社会上那种英雄迟暮,小人得利的的现实之中。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学者都在为金庸对韦小宝的刻画有违伦理。我却认为:金庸通过韦小宝表达了对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和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抨击。韦小宝生于扬州妓院,没有必备的家庭教育,目不识丁,只会溜须拍马,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能飞黄腾达,一举还娶了七个老婆,甚至还跑到国外,这与文武双全却一事无成的陈近南形成鲜明对比,作者的批判讽刺意义深刻。他所批判的就是中国封建体制的落后。试想一下如果韦小宝放在当今社会他还会取得如此成就吗?答案是否定的,同时韦小宝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他身上的缺点正是受封建思想所侵蚀的市井人民的集中体现,韦小宝让人不得不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而书中的结尾,明末清初的几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要拥立韦小宝做皇帝。这样的结局,使韦小宝比阿Q更具讽刺意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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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金庸的作品中还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典型的是人物代表是《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和《连城诀》中的花铁干,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反面人物,一个是正面的代表,两人的结局却令人深思。南海鳄神是四大恶人中的老三,凶狠之极,可就是这样一个坏的那彻底的人物却一心一意的护着段誉,对段誉言听计从,只因为段誉是他“名义”上的师傅。他心中的等级观念非常强,他什么都敢做,却不敢乱了辈分,所以他最后也是因段誉而死,这样一个令所有人不齿的恶人,却保持着心灵上的一点纯洁,而花铁干则是一个英雄,在江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和几个人组成了英雄团体“落花流水”,为了替江湖除害,“落花流水”追杀书中第一恶人血刀老祖,但是,血刀老祖用计杀死了其他几个人,但也受了伤,他用气势骗过了花铁干竟然屈服了。他的英雄形象彻底发生了转折,他为了生存,吃了几十年兄弟的肉,为了维护自己数十年的名誉,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去陷害书中的男女主角。金庸对两个人刻画不多,但是这两个小人物引发了我们对人性的思考,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令人捉摸不透。
通过上文所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深度上,广度上,还是文学价值上,金庸的小说都是优秀的,不只是单纯的江湖仇杀,恩怨情仇的剧情。另一个方面,从金庸的生平来看,他著作的作品,也不可能是肤浅的、无意义的。总之金庸小说并不缺乏美,缺少的只是我们善于发现其价值的眼睛。
参考文献:
传统法学思维的批判 第3篇
摘要:《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享誉世界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将经济学运用于许多非市场的行为,如,犯罪、起诉、离婚、意外事故、反种族歧视法等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全新的、广阔的、全方位的视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本文试图勾勒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思想轮廓,并对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思,以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波斯纳 经济分析 效益
Abstract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the widely praised book ,focuses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crime, the legal process, marriage, accidents and anti-racialism .It supplys us with a new and unconventional method to think of laws. Posners doctrine about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sists that efficienc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value of law. Its theory of efficiency valu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ar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law theory domain. This Note is intended to outline Posners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soci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law of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onsner; Economic analysis; Efficiency
一、引言
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又称为法律经济学,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法律经济学使法学的研究手段拓宽到经济领域,使法学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公平正义的权衡、选择,从而为法学理念的重新定位开辟了一条法学与经济结合的新径。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首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他被誉为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学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派在学派林立的法学界已占据一席之地,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领地。
波斯纳在第一版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旨在“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在第一篇导论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写作是建立在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即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DD资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定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 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反思
(一)
传统文化批判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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