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影评
电影红高粱影评（精选8篇）
电影红高粱影评 第1篇
《红高粱》电影赏析
张艺谋的《红高粱》这部电影是最近看的，对这部电影感觉尤为深刻。这部电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它曾经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5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首届摩洛哥马拉卡什电影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第16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青年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等众多奖项，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山之作。
电影讲述的是奶奶十九岁那年，曾外祖父为了换一头骡子，把她嫁给十八里坡的麻子李大头。轿子走到青杀口，突然窜出一个劫匪，劫了轿夫的工钱，又要抢我奶奶。轿夫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带头结果了那人，并且对我奶奶产生了好感。三天后，我奶奶回门路过高梁地，蒙面的爷爷将她拉进高梁地里，并发生了关系。不久，李大头死了，并且死因也成了迷，我奶奶成了酒坊的掌柜并得到店伙计罗汉的帮助。我爷爷找到了我奶奶并恶作剧在一坛刚酿好的酒里撒了一泡尿，后来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同时我爷爷和奶奶在一起了，喜欢我奶奶的伙计罗汉爷爷走了，后来成了抗日的共产党。
我爹九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为了修路，用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梁，日军又将我罗汉爷爷吊在树上，逼着肉店的伙计剥他的皮。我奶奶让伙计们喝下了十八里红，大家唱着《酒神曲》去埋雷炸日本鬼子。我奶奶在家做了一桌子饭菜，等着得胜回来的我爷爷他们。我爸回去说是爷爷他们饿了，叫我奶奶送饭，我奶奶挑着担子去送饭，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打死。高梁地里发出怒吼声,我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日本军车炸飞了，伙计们也死了。就只有我爷爷和我爸留了下来。
红高粱对于中国电影艺术甚至对于改革开放十年来真正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爱情启蒙
有人这样说中西方对待爱情的差异。谈到爱情，西方人说：“给我一张床。”而中国人却说：“距离产生美。”中国人向来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羞于说爱，跟别提性了。建国后的17年里，我国对文艺创作中的情爱意识是持排斥态度的，所有的文艺内容都要歌颂党的领导，展现社会主义的崭新风貌。因此我们看不到《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战火中的青春》原本应该有爱情，却被活生生挤掉；而《早春二月》却因为有小资情调受到严厉批判。现在看那时的电影人物，无论是林道静、王成，还是李向阳、李侠，尽管都是铁骨铮铮的英雄，但是由于缺乏感情描写，使得他们过于脱离现实，形象干枯，因而只能是浪漫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在那17年里，虽然也有《柳堡的故事》、《五朵金花》、《李双双》这样略微“触及”爱情的电影，可都难以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影子。中国的爱情片几乎为空白。
“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展开，中国人的情爱意识终于开始觉醒，但是依旧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爱情片逐渐开始盛行，比如《庐山恋》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中就有了十分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不沾染性的成分，所以看上去依旧是80年代特有的“新时代爱情”。到了1988年，《红高粱》中的一个镜头让中国人完成了划时代的性启蒙。
张艺谋可谓有胆有谋，“我爷爷”在高粱地里的一跪仿佛一个炸雷，在当时的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不算很直白的镜头，伴随着“我奶奶”缓缓的倒下、血红色的夕阳、随风而舞的高粱以及神圣嘹亮的唢呐声镌刻在了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见，对于性事，影片表现的犹如一个隆重的仪式一般，这是生命的传承，而那幅画面成为了民族延续的图腾。“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这段故事随着这个跪地而真正开始了。
片中基本的性爱意识就已经很开放了，很多对白中出现了隐晦的性暗示。这是一种原始的野性，一种当时的人们难以理解的豪爽。“我爷爷”算是把“我奶奶”从患麻风病的李大头那里抢夺来的，还索性杀了李大头，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丈夫。而“我奶奶”敢于向传统的包办婚姻说不，还爱上了这个有些痞气、有些无赖的娇把式。这在当时是要犯禁忌的，这种冲破封建观念的做法很有勇气，而要表现他们更需要勇气。
“我爷爷”性格中有陕北人所特有的大气豪爽。为了老婆不受欺辱，一人单挑当地的土匪秃三炮。可是他的无赖性格也着实让人无奈。喝多了酒指着“我奶奶”大嚷着：“这是我媳妇..”把“我奶奶”气得把他的东西统统扔出了屋子。而“我奶奶”九儿温柔贤惠，勤劳肯干，一手把酒作坊扶植起来，让“十八里红”远近闻名。而她又是坚强刚毅的，轿夫们颠着轿子折腾她，她尽管害怕却始终没有吱一声。罗汉大叔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她果断决定要为罗汉大叔报仇，眼中看不到一丝恐惧。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的典型气质，是一位理想化的农村妇女。张艺谋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这样的女性形象，如《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和《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就都是绝不屈服的刚毅女子。
这样看似不搭的组合却维持了一段长久的感情。最后日本人进犯，杀死了“我奶奶”。那一刻，“我爷爷”目光呆滞，一动也不动的伫立在她身边，如同一位守望者，忠诚而又坚定的坚守着那份失去的爱情......民族精神
如果说本片是爱情片，没错，但是不是纯粹的爱情片。张艺谋是想通过这个不一般的爱情故事来展现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在莫言的原著小说中，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罗汉大叔一直都在烧酒铺里当家，十八里红酿造出来之后，罗汉大叔就离开了烧酒铺。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浪潮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他还是被日本鬼子捉到了，他临死依然毫无畏惧，体现出中国人不屈的民族骨气。这个很不起眼的角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淳朴善良，有多年的酿酒手艺，可以说九儿的烧酒铺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后来的兴盛。而且他还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在国难当前之时放弃了安定的生活，远离家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罗汉大叔的死，以及日本鬼子的霸道行径激起了十八里坡人民的反抗情绪。“我爷爷”他们自制了一门大炮，设好埋伏，要炸日本人的军车。可是，在战斗时，大炮很不争气的没有响，但是几个老爷们手里握着火罐，还是将日本人的军车炸毁了。然而“我奶奶”却中弹身亡了。一辆军车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他们这么做就是向他们伸出拳头，让他们知道“士可杀，不可辱”，这样的屈辱绝不能再让中国人背负。恶战后，“我奶奶”躺在血泊中，天空发生了日食，整个世界变成了红色，这意味着红光普照的世界终将会到来，生命的代价不会白白付出，正义战胜邪恶后就会是光明。一个悲剧投射出了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让每个观众的心里都会为之颤动。
可见，说老谋子的这部电影是“红色电影”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片中布满的红色。
红色的华彩
张艺谋对电影中的色彩的发挥格外有自己的见解。相比于《英雄》中分块式的色彩划分，本片就显得不那么繁复。整部电影似乎只由黄色和红色组成。在黄土高坡上，黄沙漫天，特别是颠轿这个段落，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这些黄沙就是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实地所在，是它们孕育了我们。身为西安人的张艺谋用泼墨式的表象风格向它们表达着热爱之情，那些黄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对象。而红色则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红”高粱，还有“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鞋子，窗上的红窗花、碗里的血红的高粱酒、红彤彤的炉火，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中国人似乎对红色更加的崇拜，因为那是血液的颜色，是流淌在数十亿人口身体中共同的血脉。这份鲜艳的色彩的出现，更能表达出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呈现了中国农民向上的精神状态。张艺谋在运用色彩上的技巧和灵感尤其值得研读。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张艺谋：《(红高粱)导演阐述》)正因为这种对生命的礼赞以及影片那精湛的电影语言的运用，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这也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
影视作品欣赏
《红高粱》赏析
院系：创业学院 语言与传媒系 姓名：张夏薇 双学位年级：10级 学号：00904141
电影红高粱影评 第2篇
EST—10装潢
我从来的都不喜欢看抗战时期的电影电视。我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所承受的屈辱与惨痛深深刻印在了我的心里。每每接触到这类事物，我总觉得很沉重、很沉重．．．．．．《红高粱》同样给了我这样的感觉，但它给我的又不只是沉重，还有些其它。
“人性”，是我对这部影片产生的最深刻的感觉。
内地的抗战电影有很多，有《地道战》、《南京》、《铁道游击队》等等。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能看到当我们民族受侵略时，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外敌。这里有英勇就义，有舍身成仁，有忍辱负重，有临危不惧。这里有民族英雄，有爱国青年，有敢于反抗的人民群众。他们表现出来的英勇，智慧以及他们崇高的品德总是能感染我们。而《红高粱》这部影片，它没有这些大仁大义，它只有在一个艰难时代中本分生活的人们的人性。它无关于国家，无关于民族，只关于人。这是很难得的，作者放弃讴歌历史与英雄，发掘人的本性。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获奖的原因，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家，直接上升到了人类的层面。
不管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的文明社会，人类都是为着生活而奔走着。影片中烧酒作坊的人们，也是为生活而劳作，即使有不公，有压迫，只要能生活下去，一切都默默忍受着。女主“九儿”不幸地嫁给患有麻风病的李大头时，没有人站出来，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把她抬到十八里坡。土匪秃三炮来作坊抢劫，掳走了“九儿”，他们也只是老老实实地交钱赎人。没有反抗，只有承受。只要还能生活下去，他们就可以承受，可以忍耐。
然而，当日本人来到时，他们平静的生活就开始破碎了。平静的生活是他们的坚持，但是，当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日本人驱使他们做事，杀了剥皮匠，杀了土三炮。作品在描述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并没有夸大或是突出日本人有多么残忍，也没有表现人们是多么地仇恨日本人，更没有什么打倒日本人，保卫祖国的想法。在影片中，他们只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这不是无情冷血，不是自私自利，只是自救尚不能，根本没能力去管别人的死活。但他们还是有血性的，当日本人杀了他们酒坊的兄弟时，就触犯了他们的底限。他们没有多么高的智慧，也不懂什么谋略，更没有得到外来的帮助。但是，他们要为兄弟报仇！最后一幕深深触动着我，机枪的扫射下，一个个悲愤的东北汉子为了炸汽车，抱着点燃的酒坛奔向了死亡。这不是无谓，不是品德高尚，这，只是人性！最后，那些人中只剩下了九儿的丈夫和孩子。这时，发生了日食，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就如当时两人的感觉。我想，如果是我站在那里，我一定是感觉一无所有，不如死去。但是阳光马上又驱逐了黑暗，光明回到了世界。我想，这正是影片要告诉我们的：生命还在，希望还在！活着的人就要继续活下去。那一幕，血色的残阳照遍天地，眼前的一切都是红的。我想这是不是象征着这用鲜血换回的光明……
“红”，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第一感觉。
红太阳、红高粱、红花轿、红嫁衣和红高粱酒都令我见之不忘。影片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离不开红，特别是最后一幕，红遍布天地，红得最绚烂，最壮烈。这便是我们民族的红，这也是高粱的红。导演大概是想告诉观众,我们民族的人
民都有着红高粱般的品质吧！
“粗犷”，是我对这部影片的第二感觉。
在很多影片都在追求唯美、细腻的时候，这部影片却很好的诠释了“粗犷之美”。影片中酒坊中的男子有着小麦色的肌肤，强有力的臂膀，这展示了力量的美。还有酿出酒后唱的《酒神歌》：
．．．．．．
喝了咱的酒
一人敢走青刹口
喝了咱的酒
见了皇帝不磕头
一四七三六九
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好酒
不像诗人咏诗表达情感，不像画家作画表达情感，他们高兴和悲伤的时候会用熟悉的民谣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影片中，还有另一首歌是在高兴和悲伤时唱过的，这首歌我也曾听村里的大叔唱过，可完全不如这次听来情绪多。歌词道：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
往前走
莫回呀头
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哇
．．．．．．
电影红高粱影评 第3篇
叙述视角是叙事者与人物之间认知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呈现故事时采用的方式和观察故事时所用的角度。叙述视角作为叙事学中的一个概念,以前主要在文学叙事中分析,当电影和电视逐渐成为新的叙事载体,并有不同于文字的叙事技巧时,对影视作品中如何运用叙述视角来更好地讲故事显得迫切而重要。比如:画外音可以跳脱出当前的叙事时空,丰富叙事的层次,出现的独白是叙述人称的转换,蒙太奇手法可以使多时空并列交错进行。因此,电影与小说对同一个故事的表达不同,电视又与电影的表达不同,因为“谁在讲故事”“以谁的眼光看故事”和“讲谁的故事”在不同的叙事载体中有各自适用的表达方式。叙述视角按照所知视角来分析,可分为三种情况,即“全知叙述视角”“限知叙述视角”和“纯客观叙述视角”,热奈特称之为“零度聚焦”“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全知视角即上帝视角,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知道事情的外部冲突,又知道人物的内心活动;限知视角是指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知道的一样多,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前因后果是随着剧中人自己的行动而发生的,叙述者并没有拥有事先知情权;纯客观叙述是指叙述者比任何一个人知道的都少,它仅仅叙述某些特定的人听到的、看到的。申丹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视角:1.零视角(即全知叙述);2.内视角(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主人公经验叙述视角和处于“故事”中心第一见证人叙述);3.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一人称回顾式叙述自我眼光和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4.第三人称外视角。《红高粱》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各自运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
小说《红高粱》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传奇人生故事,作者运用了三种叙述视角,在不同的场景叙述中选取不同的叙述视角。小说一开始就以“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开头,串联起“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和抗日故事。“我”是叙述者,是拥有当代身份的人,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我”回到故乡高密县后,通过自己查资料以及旁人的叙说,知道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当时的“我父亲”也只是十四岁的孩子,我更是不可能知道“我爷爷”颠轿时或“我奶奶”临死前的内心活动,显然,“我”并不是参与故事建构的当事人,而只是一个故事的转述者,因此“我”的叙述拥有全知视角也是可以理解的,并在故事叙事中充当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将以前文学作品中隐含作者无法发声而需要读者去想象和揣摩的格局打破。小说中除了“我”的视角外,还有“我父亲”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比如从“我父亲”的角度去讲述最后抗战的画面和罗汉大爷被剥皮示众的场景。这种视角随时切换的讲故事方式并没有让观众误解,反而增加了文章表达的丰富性,因为不同视角的叙述并不是重复,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当时的场景进行描述,比如罗汉大爷被剥皮示众的时候,“我父亲”看到的不是反抗日军侵略暴行的行为,而是民族气节的展示,是不带有政治因素的纯粹感官上的认识,而“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以全知视角去想象那段画面时,对罗汉大爷的牺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父亲”作为目击者是充当了历史代述者,而“我”的叙述属于子孙后辈的想象,带有当代社会语境,同样的事情切换不同的叙述视角,打破了时空阻碍,将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文化意蕴,同时将作者的观点通过“我”这个隐含作者之口表达出来。
电影《红高粱》沿用了“我”的叙述视点,影片开头黑场的时候即以叙述人“我”的画外音形式解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紧接着画面就是“我奶奶”身穿红色嫁衣出场的特写镜头,开始讲述“我奶奶”被嫁去单家,路上遇到土匪,回门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故事,这时叙述者“我”处于第三人称外视角的位置,是外聚焦叙事。“我”在影片中虽然不是直接讲述者,但是是连贯整个影片必不可少的部分,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比如在时间处理上,罗汉大爷走后,我家的现状用“一晃九年过去了,我父亲也九岁了”进行交代,作为故事的引出者,“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可以添加进“我”的想象与理解中,拓宽了单纯从“我父亲”的视角观察到的故事。貌似是在追叙先辈的故事,其实在这种单线叙事的背后由于叙述者“我”的存在,使影片呈现一种“复调式二声部”的结构。与小说相比,电影把许多原来“我”的评论和理解具象化为画面语言,这样既避免了“我”的时常出现打乱了影片的正常叙事,又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形成心理幻觉时保持一份清醒。画面内叙事是隐含的“我”,这个视角的“我”是感性的,带着我对“爷爷”“奶奶”既有的心理认知去讲述,是看似客观的主观;画外音中出现的“我”是发声者,是理性的讲叙者,与画面叙事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但比画面叙事简洁、理性,是以娓娓道来的口吻述说的,是用主观形式对过去事实纯客观的追述。电影对原著中“我”的视角的处理方式符合电影叙事的法则,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又展现了电影独特的魅力。
相比原著和电影,电视剧《红高粱》在叙述视角上最大的不同是舍弃了“我”这个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从电视剧的叙事特色来看,摄像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视点,使故事好像并没有讲叙者,呈现超话语的叙述模式。电视剧将原著中的抗战这条主线穿插了“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辅线交叉叙述的模式变成了单一直线型叙事,前因后果、情节矛盾都是随着剧情发展而展开的,从逻辑上来看,对叙述者“我”作评论与解释的需要不像小说和电影那么强烈。从时间长度来看,电影有两个小时的叙事容量,需要“我”的画外音来压缩时空,而电视剧六十多集的叙事时间给了充分的荧幕时间去填充画面信息,如果此时“我”的叙述与画面叙述不能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或者体现出一种悖反的张力时,则会显得叙述拖沓,节奏缓慢。因此我认为电视剧舍弃“我”的叙述是一种讨巧的做法,也是符合电视剧叙事规律的。电视剧版《红高粱》虽然在叙述声音上舍弃了“我”这个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故事层次显得不够丰富、深厚,但在同一个场景中,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交叉使用。比如在九儿被张俊杰的爹设计陷害,落到土匪花脖子手上这场戏中,观众不知道九儿的命运将会如何,能否逃脱匪窝,以摄像机的视点作为作为隐含的叙述人,画面给出的是九儿此刻面临的环境,属于故事内的内聚焦,后来九儿想办法自救,用指甲把自己身上抓伤然后去见花脖子,观众已经知道了九儿的计谋,因此在看她与花脖子的谈判时,就很容易产生趣。观众通过摄像机的视点获得了上帝视角,营造了一种希区柯克式的悬念。
综上分析电视剧《红高粱》在叙述视角上与小说和电影的不同之处,原因是他们各自的叙事载体不一样,媒介不同,其接受群体、传播方式、叙事容量和表达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小说依靠文字叙事,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文本空白比较多,读者需要联想、想象去建构故事。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用镜头叙事,且视听语言是针对感官的直接刺激。电影的荧幕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小说则不受时间的限制,电视剧又比电影有更充分的叙事空间。从受众的文化水平来看,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其文化层次是递减的,因而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倾向选取小说的主要片段和场景作为叙事线索,电视剧《红高粱》则把电影中舍去的高密县的历史补全、“我爷爷”“我奶奶”各自的“成长史”和家庭状况也全部呈现出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平铺直叙,并且为了剧情的需要,添加了很多新的人物,形成几组相互牵扯的人物关系,更加写实,故事性也更强。
针对电视剧《红高粱》褒贬不一的评价,我认为这是由于现在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商业主导下的市场规律,使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山东卫视拿到版权后,为了赶在十月份高粱季拍,出剧本大纲到正式开拍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精雕细琢每一个人物形象;为了商业利润而将剧情拖到六十多集,使得叙事策略不得不从九儿与余占鳌的单一线索,裂变为多个线索。电视剧的叙事容量本是电视叙事的优势,但过多的叙事线索冲淡了原本的人物特色,把抗日战争加进去却又没有历史真实感和厚重感,抗战成了烘托叙事的一个背景。高收视率反映了商业上的成功,这是电视剧版《红高粱》的“得”,而“失”则在于“红高粱精神”的缺失。原著通过“红高粱”这个鲜明夸张的意象,表达了对原始生命力的赞扬和对“种的退化”的隐忧。电影改编成功的原因在于选择了写意式的改编方式,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自立自强、勇于反抗的性格来传递“红高粱精神”。电视剧中的人物更像类型人物,流于世俗化,缺少对原始生命力的渴望和野生野长的土气,多了些现代人的烟火气。总而言之,电视剧《红高粱》讲了一个通俗可看的大众性故事,但已不是莫言的“红高粱”,缺了一口高粱酒,红高粱精神便不存在了。
摘要：2014年电视剧版《红高粱》在四大卫视齐亮相后,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原著和电影珠玉在前,人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心理图势,“红高粱”这个文本留下的空白已经很少,因此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是戴着镣铐去跳舞的勇气之作,无论成败得失,它反映的是当今影视创作的现状和趋向,带有时代和社会的烙印。
关键词：《红高粱》,叙述视角
参考文献
[1][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0.
[2]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电影红高粱影评 第4篇
[关键词]文学；电影；互文性；《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取材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当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并结合《高粱酒》的部分内容进行改编与融合而成，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又将其拍为电视剧，使更多人了解到《红高粱》这部作品，“九儿”和“占鳌”的形象也由此家喻户晓。《红高粱》可以说是莫言先生的成名作，拜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发现，小说写得十分精致，像是一件艺术品，值得人细细品味。电影版《红高粱》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增加了些许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以一个小孩的口吻为第一人称开展故事情节，电影一开始就在以童稚的角度向我们讲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会逐渐体会到，九儿和占鳌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了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巨制。
《红高粱》以九儿和余占鳌的感情故事为主线，余占鳌本是一个普通的杠子夫，在九儿婚礼时为其抬花轿，两人由此相识。九儿成为了酿酒厂的女主人，不料却被土匪截去，被余占鳌解救。后来，余占鳌因被陷害而做了土匪，两人的情感纠葛也逐渐明朗化。日军入侵，土匪部队对其进行伏击，故事的高潮由此开始，小说充分展现了高密百姓奋勇抗日的顽强精神与不战斗到最后不罢休的强大决心。“红高粱”是小说的题目，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重要意向，它不仅仅是东北大地上的一种代表性农作物，同时也是九儿所代表的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的象征，红高粱所蕴含的意义不仅仅有爱，还有恨，是高密百姓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强烈的仇恨。小说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明显对红高粱的形象进行了加工与渲染，使其具备了更加深刻的内涵，而在电影中，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黑土地上，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地这一壮阔无比的图景。红色在中国人眼中具有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当电影将大片的红色高粱地展示在观众的眼前时，能够对观众的视觉与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使人印象深刻。通过电影的画面展示，观众更能够直接体会红高粱所象征的九儿强烈的热情以及高密百姓强大的生命力、斗争决心及勇气。
传统小说一般以第三人称为叙事主体，对故事情节进行全视角的叙述，而莫言的《红高粱》则对这种叙事手法进行了突破，从“我”的视角出发开展全文，为读者讲述“我奶奶”与“我爷爷”的故事，这是小说作者对叙述视角的一种创新。首先，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不再被叙述者所统一，而是通过故事外的“我”的叙述眼光出发，对故事进行回忆，故事中的角色之一“我父亲”从故事见证人的角度出发回忆历史，对先辈的传奇人生给予了不同的认识处理，使得爱情故事与抗日故事同为故事发展的脉络，交错进行，更能够凸显先辈们旺盛的生命力。此外，小说的叙述焦点，即“爷爷”和“奶奶”所经历的历史与“我”所面对的现实相互交织，拼贴在一起，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交错在一起，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构建了一座桥梁。相比文学作品，电影这种表达方式则更加直白，其受众与影响力也比文学更大，电影《红高粱》由于拍摄的需要，对原著的增删改动较为明显，许多观众在观影后都尝试阅读原著，对比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高粱酒》中的一些故事情节被添加进了电影当中，如发生于酿酒作坊掌柜死后的一系列事件和男主人公余占鳌在高粱地中唱的几段歌曲都来源于《高粱酒》。这些内容的添加使得故事情节更加丰满，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东北大地上的風土人情。
在电影与原著之间的众多不同之处中，有几处改变很值得我们思考。小说中，罗汉是个普普通头的农民，并无任何特殊使命，他代表的是众多朴素的高密百姓的形象，而在电影当中，罗汉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有血有肉的抗日游击队员。一些观点认为，电影导演之所以要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加工与其政治取向关系密切，《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张艺谋强大的神话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政治性想象力，这体现在九儿嫁入单家，麻风病人被杀死，这从神话性想象力的观点来看，具有非常强烈的必要性。此外，与现实情况所不同的是，高密百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极小，而影片结尾强烈的意象场景正是作者神话性想象力的最佳体现。
《红高粱》的改编具有十分明显的图解式转化意味，同时，也有明显的变形式意味，从变形式转化的角度来看，电影中不仅存在“相似”的变形，也存在超越“相似”范畴的变形，而这种超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影片的故事内容更加丰满，但很容易对原著产生误解而背离了小说作者的写作初衷，造成对原著的扭曲而使其发生变质。电影《红高粱》与原著相比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叙述方式，小说在极力避免按照时间顺序开展故事情节的单纯叙述方式，而电影则积极地按照时间顺序对整个历史进行回顾与再现。这种差异受到不同媒介的影响，但并非无法避免。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即根据某部小说而改编的电影与原著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能否被观众接受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影片对于原著的改变程度，部分电影导演为了追求影片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对原著进行较大改编，使影片与原著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大相径庭，这往往会引起观众，尤其是原著忠实爱好者的批评。另一方面，观众对于影片及其原著的关注程度也会影响到影片的播出反响。我们当中不乏看完影片后对原著产生阅读兴趣的人，这种关注往往来源于我们的好奇心，不会对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进行深究。但生活中也不乏抱着忠于原著观看电影的观众，笔者根据自身多年来的观影经验来谈，这类观众在观看影片后往往会怨声载道，甚至会将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放大，并且将这种差别看作是不好的改变，这类观众就是忽略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过于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
nlc202309090515
電影是众多艺术表达方式中较为直白的一种，集商业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受众广泛且影响面较大，这使得其影响力较其他艺术表达方式更大。电影的制作相当繁琐，命名更是关键，电影作品的名称是其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会首先对观众的感知与评价产生影响，一部成功的影片往往会通过名称在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眼球，其影响力也会自然而然的被提高。《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题目上与原著保持一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著的影响力扩展到影片上，这也是《红高粱》这部影片在上映前就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关于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这个话题，许多学者都对其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电影的互文性指的是以整个宏观文化体系为背景，将文学与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在表达人性时所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方法上的不同。这两种艺术表达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就《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及其原著来看，其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小说是作者思想的载体，最能传达作者的主观思想，读者通过阅读能够与作者直接对话，更容易产生共鸣。此外，小说对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描述相比电影则更加细致，深入到人物的一举一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获得一种阅读的满足感与愉悦感，这是电影无法超越的。另一方面，电影对于小说的互补作用则体现在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直接的演绎，使故事中的人物可观可感，有血有肉，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通过画面与声音的方式给观众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
纵观当前影视行业，电影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提高电影的关注度是许多导演在选取题材时着重思考的问题，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电影的被关注度似乎更为持久。因此，导演在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需充分考虑到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在力求满足众多观众口味的同时，更应该尊重原著，尊重文学作品的作者，并将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电影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参考文献：
[1]李浩界.从文学改编角度谈影视版《红高粱》的不同[J].青年文学家，2015，（29）：105-105.
[2]杨荣.从小说到电影：看《红高粱》的改编[J].电影文学，2015，（16）：89-91.
[3]李贺.浅谈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4，（2）：75-77.
[4]王超.论《红高粱家族》及其电影改编[J].青年文学家，2014，（27）：28-28.
《红高粱》影评 第5篇
张燕婷2010405904310文秘1班
它是悲剧，却透射出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它包含血腥，却体现了朴素真诚的铁骨人生；它的一抹红色，便是力与美的象征。《红高粱》是由“我”回忆的事情为开头，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相爱缘由以及日本鬼子来犯，我爷爷奶奶率伙记们浴血日本鬼子壮烈牺牲的故事。我认为最感动之处是片中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骨。以下是我个人对《红高粱》的见解：
影片的宏大布景。用逆光的手法拍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以及那夕阳下摇曳多姿的红高粱。画面与画面的组接把整个高粱地与黄土地的立体感完美的表现出来。九儿出嫁时路过黄土坡，风沙漫天，镜头由远及近，整个坡上那种粗犷与野性的美表现得栩栩如生。黄土地上的红色的轿子放佛就是一个泉眼，在荒凉土地上的一抹生机。十八里坡酿酒场上工人们的动作与酿酒工程的完美结合，散发出强大的气场，给观众一种独特视觉享受。日军的战车开进了高粱地以及全村老少被驱逐在高粱地上掰下一颗颗高粱时从高处抓拍，由远及近的引领观众的目光。宏大的场面感油然而生。
影片的声乐美，使力与美缱绻在红色的高粱地与刚劲的黄土坡上。九儿出嫁时迎亲乐队的唢呐声、锣鼓声，跟朴素的黄土儿女相互辉映，那轿夫舞姿便是对生命的不屈与热爱。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轿夫们路上挑逗新娘子不成于是便挑起“颠簸”的舞来。轿夫们赤裸的上身伴随着矫健的舞姿像是土坡上的一支支蓄势待发的弓箭，充满力与美的糅合。古铜色的肌肤在夕阳的余晖下，那一颗颗汗水就像是跳动的精灵，把黄土儿女的刚劲、豪迈的气质挥洒的淋漓尽致，也让观众感受到了黄土地区的朴素的民风与丰富民俗。每每看到轿夫们的舞蹈，我总是想起小学课本上《安塞腰鼓》的无限魅力。“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把轿夫对九儿的爱慕与鼓励毫不保留的裸露出来，那刚劲有力又洪亮的歌声响彻整片红高粱。“我爷爷”在高粱地上抱起“我奶奶”得瞬间便把黄土坡上男子的刚阳的力与美的最佳诠释。“酒神曲”：“喝了咱的就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啊；喝了咱的酒啊，一人走到青沙口啊”，歌词夸张的道出高粱酒的美好品质以及酿酒汉子的铮铮豪情。
影片中对色彩的微妙阐述。红高粱、黄土地、红色的花轿，红色的窗纸，红色的夕阳„„红色是张艺谋作品中的常见颜色，一方面红色代表热情，还有便是对中国社会如红太阳般，勃勃生机。“我”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爹从那一天起，眼睛看什么便都是红色的呢”。那场与日本鬼子的轰轰烈烈的斗争，那炸弹爆炸时的震耳欲聋，是十八里破汉子们的铁血铮铮。“我奶奶”即九儿这位女性的却倒在了红高粱的血泊中„„她的午饭还没有送到，她还没来得及追上儿子的脚步，没来得及看到战争的胜利，她便倒下去了。导演对九儿从中枪到倒地的2分钟里，使用了无声处理，地上一大片的红分不清是高粱酒还是九儿的血。九儿死时把镜头转到了天边，日食，世界变成了红色，意味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张艺谋电影中多有美学的踪影，往往是汪洋恣意，迷恋色彩。《红高粱》虽然有描写农村男女追求爱情的勇气但其中抗日战争的描写俨然有点“红色电影”的味道。
影片中情节设置的神秘感与人物语言的幽默感。“青沙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从一开始轿夫们说青沙口常闹鬼，到花轿在青沙口遇强盗，李老板死后一只鞋子在青沙口被找到，土三炮莫名其妙的死在青沙桥下„„这一系列关于青沙口的描写，使观众对青沙口的神秘也半信半疑，激发了观众的极大好奇心。片中“我爹的一泡尿，却使罗汉大叔酿出的高粱酒愈发的香醇可口了，从此十八里红红遍十八里坡”，有点滑稽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纵然滋生无限幽默感。人物性格刻画更是有血有肉，颇有立体感。
红高粱电影观后感 第6篇
得不说，张艺谋的电影总是那么质朴、纯粹，总是有着简单不拖沓的剧情，不浮华，亦不庄重，透着一股淡淡的岁月的味道，沉淀着岁月的香味，历久弥香……
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在这个压抑、昏暗的下午，我欣赏了那一段爱情的壮歌——《红高粱》。
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亦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有的，只是一个个细微的眼神，一串串平淡无奇的动作。也许，爱情就是这样。来了，挡也挡不住；而若注定没有，更是无法强求。
影片中，新娘看着轿夫稳健的步伐，久久深情的注视，哪怕只是一双被尘土飞扬覆盖的脚。就在那一刻，便绯红了少女的脸蛋，电流全身。爱情就这样来了，毫无先觉，亦不知是否有后文。
被歹徒劫走的那一瞬，又是那样充满希望、略带几分挑逗的眼神，便早已将两人的心紧紧牵在一起，那样真，那样深……从此，两人的命运开始一次又一次的交集、重叠，一直到最后的紧紧相连……
爱情，来得如此匆忙，却也来得如此浪漫，如此戏剧。新娘出嫁，但新郎不是他，他只是一个轿夫，注定将心爱的女人抬向遥远的与幸福无关的深渊。我不知道，新娘的那一位病秧年长的麻风新郎是否成为了爱情的祭品，但我只相信，爱情是美好的，当然，他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在那一片密密的高粱地，清风吹拂下的大片高粱，窸窣作响，像是在吹响一曲爱情的壮歌。一波又一波的高粱，凄凄抖动，似是在互诉衷肠，共同许下长相守的的诺言。此情、此景、当然少不了那赤膊的汉子和那位一袭红袄的美人。从此，升腾出一波又一波火红的激情与故事……
任何美好的爱情注定摆脱不了那残酷的历史现实。在血与火的战争里，注定爱情无法完美到底。在日本军队的侵袭下，大片大片的高粱倒了下去。当那一袭单薄的身躯倒在代表现代文明的机枪之下，当那火红的高粱酒洒落一地，当那熊熊的大火燃烧了日本军车，我读懂了生命的意义，我似乎看到了喷薄而出的对自由的向往和希望。
血红血红的高粱酒、满天红色的火焰、短暂日全食过后火红的太阳、还有那一朵朵鲜血染出的生命之花，将那一刻的世界染成了永恒的红色。就这样，那一片火红永远定格在了男主人
当然，片子的灵魂所在，还有那低沉转合、婉转悠畅的中华古曲和那一首热情奔放充满激情与男性魅力的敬酒歌。在那一曲曲摄人心魄的《颠轿曲》中，心灵不断与那跃动的音符共同起舞、跳跃、震颤，升华出一曲爱情的壮歌。那恢弘洒脱充满野性的敬酒歌更是直击心灵，引起对野性的呼唤、对力量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
电影《红高粱》观后感 第7篇
《红高粱》观后感《红高粱》是一个有些神话意味的传说，影片以我的叙述，拉开了一段“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传奇。“我奶奶”在19岁的时候，受父亲之命被迫嫁给了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李大头，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子将要在轿子里以颠轿的方式被折腾一番，于是一番狂热的颠轿开始了。在颠轿这场戏中，张艺谋第一次向我们展现出他那仪式感极强的影像风格，红色的轿子在烟尘和土地的映衬下，犹如一团炽出跳动的火焰，再配以轿夫们那低沉粗犷的嗓音，使得这场颠轿变现出了一种无比奔放的力量，张艺谋就是这样凭借这自己对色彩和造型的独到理解，用镜头将一些原本看似普通的场面，表现得极为盛大，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影像所表现的内在意义呈现给银幕前的观众。这场狂热的颠轿就是用一种原始的还买让我们领略到了那张扬而又酣畅淋漓的生命力。《红高粱》体现的就是这种人性生命最为原始的本能和张扬就如同十八里坡那风雨剥蚀圆形拱门在夕阳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古老而神秘的原始图腾，始终接受着人们仪式化的崇拜，是一切生命和激情的源头。影片中那广袤的高粱，可以说是电影里生命激情的具象代表，其实在莫言的原著小说中，红高粱并未承载着过多的精神内涵。而在电影中，张艺谋不仅特地种植了这广袤的高粱，更是用镜头将这批高粱地表现得无比舒展、盛大、坚强、热烈从而成为张艺谋那仪式化的影像风格。重要的载体，创造了几场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经典的段落，让观众领略到了那生命本能的激情与张扬。尤其是“我爷爷”高粱地中抢亲的这场戏，“我爷爷”用近乎狂野的方式在广袤的高粱地中踏平了一块区域，在高昂而又极具民族特色的唢呐声中，这块圆形的区域就好像一座爱情的圣坛，两个压抑已久的生命将在这爱情的圣坛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释放。耀眼的阳光下高粱叶躁动的狂舞为这场激情的释放赋予了极为强烈的生命感，并将整体的情绪烘托到了极致，广袤的高粱地通过仪式化的处理，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奇观，让观众已经无暇顾及，其中的某些叙述逻辑是否合理，完全被这应接不暇的视觉画面所传达的生命活力所震撼。极致的影像风格与张艺谋对色彩风格化使用密不可分，红色在影片中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尤其是影片的结尾，“我奶奶”为了给大伙送饭，倒在了日军的机枪下，烧酒坊的弟兄们则与日军同归于尽。“我爷爷”如同雕塑般矗立在高粱地中，神秘的日全食染红了整个世界。张艺谋用这种大胆的方式，以红色为基调，利用色彩本身，对人的视觉作用和色彩的象征意义阐释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志和民族气节。由此将观众带出了影片中的现实时空，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生命的精神外化。电影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势不可挡，对生命的赞颂响彻人心，在《红高粱》中，张艺谋通过刻画一群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活得痛快、舒展的人迫不及待地唱响了生命的赞歌。张艺谋认为：人首先得按人性最原始的要求那样热火朝天，有滋有味地活着，然后再谈活着的意义。此片中，反映了人性更多指的是生命的本能和欲望。在此片里有着一个超越善恶的惊人构思，那就是“我爷爷”余占鳌可能是杀死九儿丈夫的罪犯，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甚至带有野蛮意味的生存、占有本能，但为什么这不会影响我们感受那种生命的激情呢?原因在于张艺谋对故事以及历史进行“疏离”的处理。在这部电影中，无论是抢亲还是抗日历史已经被完全架空，从而演变成一段道听途说的传奇。红高粱、高粱酒可以说事影片精神的具象代表，张艺谋赋予了酿酒，仪式化的表演过程，也赋予了高粱酒血液一般的颜色，高粱酒代表的是生命的传承、人性的喷薄，代表的是狂欢、自由、抛却束缚、回归原始的精神。
电影红高粱影评 第8篇
关键词：电影,小说,改编,《红高粱》
1987年,张艺谋以一部《红高粱》完成了他由摄影师到导演的转变,根据莫言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中的前两部《红高粱》和《高粱酒》改编的这部电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表现方式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着抽象性、间接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影视叙事则主要使用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
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对传统叙事结构的颠覆。莫言从余占鳌领着“我”父亲去袭击日本兵开始写起,第一部《红高粱》的第一、四、六、七部分完整的叙述同日本车队战斗的故事,第二部《高粱酒》的第三、七、十一部分时对第一部战斗的补充,这是一条主线。小说的其他部分则以不同人的视角对这一主线进行补充叙述,或设置悬念,或揭开谜底,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化中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而电影《红高粱》采用了普通的直线顺序式结构,从奶奶“被”嫁给李大头开始,再以奶奶被日本兵打死、负责袭击的兄弟们全部牺牲结束。同时影片有一个画外音——“我”对故事的发展作交代。这个画外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开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画外音的使用一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在这个叙述过程中超前出现的声音造成期待、悬念的心理效果”
在人物上,电影主要是改变了某些人物的名字、命运,如小说中余占鳌后来成了土匪头目,电影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否成了土匪,且小说写余占鳌率领武装土匪袭击日军,他们有枪有武器,而电影中写他率领的是酿酒坊的伙计,他们的武器只是高粱酒火焰瓶和少许炸药。在观影中笔者一直有疑问,为什么设置土匪头目三炮这样的结局?小说中的花脖子虽然是死在同样为土匪的余占鳌手里,但是他死时毫不畏惧,这样的精神正能体现出故乡人民的精神状态,连土匪都死得其所。也许导演与编剧是想把土匪放在民族主义这个大背景下,让他的死成为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部分。
在故事情节上,电影也做了较大改动,例如在对余占鳌带领武装袭击日本车队的描写上,小说着墨甚多。从第89页到92页,战斗的惨烈振聋发聩,撼人心弦。作者通过对方七、刘大号、痨痨四等人的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高密东北乡汉子们的铮铮傲骨。电影《红高粱》除了一个镜头,并没有给牺牲的英雄们特写。电影结尾镜头聚焦于幸存的余占鳌父子的轮廓像。从1小时24分40秒开始,直到1小时26分16秒结束,画面上全是触目惊心的大红色,导演用众多空镜头,来表现像被鲜血染红的太阳、高粱乃至整个东北乡大地。血红的高粱,不仅为牺牲的兄弟们致敬,也为死去的“我奶奶”哀悼。而增加的日食镜头,更是给影片增加了浓重的神话性色彩。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小说与影视的接受方不同,小说主要是阅读,在阅读中通过对文本的解析,通过想象来完成对于小说艺术形象的再造”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一直注重对“高粱”的描写,电影中也多次出现红高粱的特写镜头,尤以表现余占鳌与戴凤莲的野合这一段最为印象深刻。仓皇晃动的高粱在镜头下急剧闪过,狂风劲吹下的红高粱急剧摆动又隐喻了两人的野合过程。从20分56秒到21分38秒,画面中全是逆光下发着耀眼光芒、剧烈晃动的绿色高粱,导演通过逆光、摄像快速移动等手法,将两人对爱情的渴望、对自然本性的释放、对人性压抑的反抗全部表现出来,观众一下就抓住了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内核——人的野性与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可以突破一切阻碍,使最原始的生命力得以迸发。而小说在这一段中对高粱的描写仅用了一句话:“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带有朦胧美的语言,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张艺谋在谈到自己改编电影的原则时说道他并不以“电影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为基本改编原则。《红高粱》是他的成功实践,电影以合适的切入点和叙事模式,以及浓烈的色彩表现、粗犷的音乐,展现了原始生命意识的迸发,使电影《红高粱》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牛晓东.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分析[J].电影文学,2009,(5):47-48.
[2]王红霞.现代像传统的一次回归——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的叙事分析[J].小说评论,2006,(1):291-293.
电影红高粱影评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