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逻辑范文

大学逻辑范文（精选12篇）

大学逻辑 第1篇

从“教士的村庄”到“知识人的城镇”，再到今天“多元化巨型知识都市”的大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人们一直探索的对大学内在逻辑与外在使命的认识问题。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虽然还未达成明确的共识，但无论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中国式大学理念，还是“一流教师成就一流大学”的西方式大学理念，无不强调“大学之本在于大师”。梅贻琦曾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授与大学的使命具有同理性。大学及其教授的使命就是大学与教授在社会文明进步中所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

近年来，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市场的诱逼使大学越来越功利化，大学教育的“技艺层面”得到最大化的表达，而“价值层面”则越来越被遮蔽。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原校长R.M.哈钦斯的话来说，大学如果日益成为职业培训所，就将丧失“大学的理念”或大学之道，成为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与此同时，教授的学术活动名利化了，它可以换来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名声学术的价值可以转化为市场价格。这种功利化的陷阱如同一剂强烈的腐蚀剂，正在腐蚀着大学及其教授的学术生命。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3年04月19日，有删节)

南京大学2010逻辑学试题 第2篇

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

答案请一律写在答题纸上并注明大小题号；在每一张答题纸上均写明姓名、学号、所属院系；留学生请注明所属国家或地区。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10分）

1、从概念的外延关系上看，“阿根廷足球队”与“阿根廷足球队员”是（1）关系。

2、二难推理破坏式的主要逻辑机理，是运用假言推理的（2）式。

3、一个直接推理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命题间真假关系中的（3）关系或等价关系。

4、像“东施效颦”那样违反类比推理合理性准则的逻辑错误称为（4）；在面对概率归纳论证时要注意识别伪（5）性。

5、一个论证形式是无效的，当且仅当它存在前提都真而（6）的代入例。

6、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间的反变关系只适用于具有（7）关系的概念，下定义时可以利用这种反变关系。

7、求同求异并用法作为一种探求因果联系的独立方法，弱化了严格求同与严格求异的要求，求同时不要求被研究现象之外的其他相关情况都（8），求异时不要求其他相关情况都（9）。

8、健全的逻辑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一求四讲”，即求真、讲理、讲规则、讲（10）、讲系统。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22分）

1、从“并非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是有良知的”，可以必然地推出： A.有的新闻工作是有良知的。B.没有新闻工作者是有良知的。C.没有良知的不是新闻工作者。D.有的新闻工作者是没有良知的。

2、关于甲班某项测试，三位老师有如下预测：

张老师说：“不会所有人都及格”。

李老师说：“不会所有人都不及格”。

王老师说：“班长和学习委员都能及格”。

如果三位老师中只有一人的预测正确，则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A.班长和学习委员都没及格。

B.班长和学习委员都及格了。

C.班长和学习委员至少一人没及格。

D.班长没及格，但学习委员及格了。

3、某公司的员工都具有理财观念。有些购买基金的员工买了股票，凡是购买 地方债券的员工都购买了国债，但所有购买股票的员工都不买国债。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则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A.有些购买基金的员工没有购买地方债券。

B.有些购买地方债券的的员工没有买基金。C.有些购买地方债券的的员工买了基金。D.有些购买了基金的员工买了国债。

4、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做了这样的宣告：“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去反对恐怖主义，那你是我们的朋友；要么不与我们站在一起，那你是我们的敌人。”

下面各项多数具有与该宣告同样的谬误，除了： A.有一则汽车广告：“或者你开凯迪拉克，那么你是富人；或者你根本不开车，那么你是穷人！”

B.以足球为职业的人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赢，那你是英雄，面对鲜花、欢呼、金钱、美女；要么输，那你是孬种、笨蛋，面对责难、愤怒、谩骂，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C.如果一位教授有足够的能耐，他甚至能够把笨学生培养合格；因此，如果他不能把笨学生培养合格，就说明他的能耐不够大。D.要么你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你就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要么你做一个卑鄙的人，那你就不择手段地谋私利。

5、爱国者都骂卖国贼，我们都骂卖国贼，所以，我们都是爱国者。以下哪个选项最明确地显示了上述推理的荒谬? A.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约翰是克里特岛人，所以，约翰说谎。B.马是动物，牛也是动物，所以，牛是马。

C.西村爱翠花，翠花爱吃酸菜，所以，西村爱吃酸菜。D.所有金子都闪光，所以，所有闪光的东西是金子。

6、有人说：“科学不是宗教，宗教都主张信仰，所以主张信仰都不科学。” 以下哪项最能说明上述推理不成立？

A． 商品都有使用价值，空气当然有使用价值，所以空气当然是商品。B． 不刻苦学习的人都成不了技术骨干，小张是刻苦学习的人，所以小张能成为技术骨干。

C． 台湾人不是北京人，北京人都会说汉语，所以，会说汉语的人都不是台湾人。

D． 犯罪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都应受到社会的谴责，所以应受到社会谴责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

7、有以下几个条件成立：

（1）如果甲是作家，那么乙不是律师。（2）或者丙是作家，或者甲是作家。

（3）如果乙不是律师，那么丁不是演员。（4）或者丁是演员，或者戊不是医生。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可得出“丙是作家”的结论？ A.甲是作家。

B.乙不是律师。C.丁不是演员。

D.戊是医生。

8、一项调查表明，某些文艺类期刊每份杂志平均拥有4~5位读者，由此可 以合理推断，在《书生茶座》36 000订户的背后，有144 000~180 000位读者。

上述推断直接是以下述哪项假设为前提的？

A.大多数《书生茶座》的读者都是该刊物的订户

B.《书生茶座》的读者与订户的比例与上述文艺类期刊的读者与订户的比例相同。

C.文艺类期刊的读者大多也喜欢阅读《书生茶座》这类刊物。D.大多数期刊订户都喜欢与同事、亲友共享自己的杂志。

9、世界杯决赛前，S 国的教练在排兵布阵，他的想法是：如果4 号队员的竞技状态好，并且伤势已经痊愈，那么让4 号队员出场；只有4 号队员不能出场，才派6 号队员出场。

如果决赛时6 号队员出场，则以下哪项肯定为真？ A．4 号队员伤势比较重。B．4 号队员的竞技状态不好。C．6 号队员没有受伤。

D．如果4 号队员伤已痊愈，那么他的竞技状态不好。

10、一位社会学家对两组青少年作了研究。第一组成员每周看暴力内容的影视的时平均不少于10小时；第二组则不多于2小时。结果发现第一组成员中举止粗鲁者所占比例要远高于第二组。因此，此项研究认为，多看暴力内容的影视容易导致青少年举止粗鲁。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将对上述研究的结论提出质疑? A．第一组中有的成员的行为并不粗鲁。

B．第二组中有的成员的行为比第一组有的成员粗鲁。

C．第一组中有的成员文明行为是父母从小教育的结果，这使得他们能抵制暴力影视的不良影响。

D．第一组成员中很多成员的粗鲁举止是从小养成的，这使他们特别爱看暴力影视。

11．对当代学生来说，德育比智育更重要。学校的课程设计如果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完美人格，那么，即使用高薪聘请著名的专家教授，也不能是学生在面临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挑战的21世纪脱颖而出。

以下各项关于当代学生的断定都符合上述断定的原意，除了：

A.如果当代学生在21世纪脱颖而出，那一定是对他们注重了完美的人格的教育。

B.不能设想学生在面临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挑战的21世纪脱颖而出，而他的人格却不完善。

C.除非注重完美的人格培养，否则21世纪的学生难以脱颖而出。

D.即使不能用高薪聘请著名的专家教授，学校的课程设计只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完美人格，当代的学生就能在21世纪脱颖而出。

三、双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

1、以下论断具有等价关系的是：

A．“并非这件物品既价廉又物美”与“这件物品既不价廉也不物美”。B．“所有乌鸦都是黑的”与“没有乌鸦不是黑的”。

C．“如果真能发明出永动机，那么能量守恒定律就不起作用了”与“或者能量守恒定律不起作用，或者不能发明出永动机”。

D．“并非如果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就害怕战争”与“我们不害怕战争，但是我们热爱和平”。

E．“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入虎穴未必能得虎子”。

2、有人提出蛋黄的黄色跟鸡所吃的植物性饲料有因果联系。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最可靠的实验方法有（从密尔方法的要求考虑）：

A.选择一优良品种的蛋鸡进行实验。

B.化验比较植物性饲料与非植物性饲料的营养成分。

C.选择品种等级完全相同的蛋鸡，一半喂植物性饲料，一半喂非植物性饲料。

D.对同一批蛋鸡逐步增加或减少植物性饲料。

E.选择不同品种的蛋鸡，喂食同样的植物性饲料。

3、命题间的下列形式关系中，属于“不能同假”关系的是： A．矛盾关系 B.反对关系 C.下反对关系

D.差等关系 E.等价关系

4、在没有词项存在预设的条件下，以MAP为大前提，再增补（）或（）为小前提，可有效推出结论SIP.A.SEM B.SAM C.SIM D.MES E.MIS

5、由直言推理规则“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不能推出的是：

A.在前提中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也要周延。B.在结论中周延的项，在前提中必须周延。

C.有效直言推理中一个词项，或者在前提中周延，或者在结论中不周延。D.有效直言推理中一个词项，或者在前提中不周延，或者在结论中周延。E.只有在前提中周延的项，才允许在结论中周延。

7、下列论证形式中无效的是:

A．～（pq），～ p ∴ q

B．（～p  q），（r  ～s），（～q  s）∴p ～r C．（～p  q），（q  ～s），（～s  r）∴～p  r D．SIP ∴～PES E．SOP ∴POS

8、“综合性大学分布在世界各地”和“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中的“综合性大学”一词：

A.都是分布式用法 B.都是汇集式用法

C.前者是分布式用法，后者是汇集式用法 D.前者是汇集式用法，后者是分布式用法 E.要么是分布式用法，要么是汇集式用法

9、下列言论中多数表现出“反理性”思维方式，除了：

A.凡是霸权主义者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B.我同意MAP,也同意MAS，但我不同意SAP。C.我同意PAM,也同意SEM,但我不能同意SEP。

D.我既不赞同上帝从不掷骰子，也不赞同上帝总是掷骰子，尽管它们都由伟大的科学家所主张。

E.“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这是大贪官慕绥新的口头禅，因此我们再也不要使用这种荒谬言论了。

10、一个假说p与原来人们相信为真的q一起可以演绎推出r，经实验知r是假的，这说明：

A.假说p肯定是假的。

B.人们原来相信的q是假的。C． p和q都是假的。

D．如果p是真的，那么q是假的。

E.或者q是假的，或者p是假的。

四、图解题（共4分）

请用文恩图说明，直言三段论第三格EAO式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式？在什么情况下是无效式？

五、表解题（每题2分，共4分）

请用真值表方法或简化的真值表方法判定：

1、((p q)(r p))(q r)是否重言式（永真式）

2、判定下列一组陈述是否相容：如果A那么B,如果B则C, A且非C。

六、证明题（4分）

请用直言三段论基本规则证明：一个标准式直言三段论的EIO式必定是有效式。

七、分析题（每题4分，共24分）

1、“所有人工色素都是煤焦油提取物，没有人工色素是有营养的食物，所以，没有煤焦油提取物是有营养的食物。”写出这个三段论的逻辑形式，说明其格与式，判定其是否有效，如果无效，请说明其逻辑错误。

2、“逻辑谬误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自觉地违反逻辑法则或合理性准则而发生的各种错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两个论断作为定义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犯了什么逻辑错误？

3、给出“所有正确思维都合乎逻辑”的换质位命题与矛盾命题，并分别写出推理形式。

4、请分析如下论证：“如果我堕入腐败深渊，则我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现在事实证明我两袖清风，怎能说我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请写出其逻辑形式，判定其是否有效；如果无效，请说明其逻辑错误，并用逻辑类推方法加以反驳。

5、“红楼梦是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作为三段论的省略式是否有可能是可靠推理，为什么？

6、在讨论企业管理者的素质时，某领导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企业能获得高利润，其管理者就是好样的。”同时，他又对有的管理 5 者采取不正当竞争的办法，损害其他企业而获得本企业的利益，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该领导的论断是否有逻辑问题？请加以分析。

八、综合题（第1题5分，第2题7分，共12分）

1、依据教材给出的规则为下列论证构造形式证明（符号自设）：

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或者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可以被提前预测，或者宇宙本质上是确定性的。并非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可以被提前预测。因此，如果宇宙本质上不是确定性的，那么人不是完全理性的。

2、下述意见均成立：

（1）A、B、C中至少有一人是杀害汤姆的凶手。（2）如果汤姆生前没饮过麻醉剂，那么不是C。（3）如果汤姆遇害前曾饮过麻醉剂，那么不是A。（4）如果A是谋害者，那么B也是。

（5）如果作案在下雨前，则是A谋害的。

（6）如果作案不在下雨前，则汤姆临死前搏斗过。（7）若汤姆临死前搏斗过，就不是B谋害的。

（8）经过法医解剖化验，汤姆遇害前曾饮过麻醉剂。

大学教学管理回归文化的逻辑 第3篇

[关键词]大学教学管理；回归文化；措施

本文将对高等教育和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利用文化力量提升大学教学管理的措施，以其通过为高校强化教学管理提供有效理论指导，推动大学教学管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实现我国大学教育水平的提升。

一、高等教育和文化的关系

通过对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进行了解不难发现，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和高等教育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且错综复杂。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对于高等教育很少单独产生影响，其发挥作用方式也不是整齐划一、并列、平行的，对高等教育产生的整体效应往往是通过彼此间错综复杂的非线性交互作用产生的。其中教育和文化产生的是最基本的关系，而教育与其他方面关系主要通过教育与文化不同背景中的投射产生，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受到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直接，而这也是高等教育具有更强超约定和包容性的重要原因。高等教育系统最重要主体是大学，从文化角度来说引领社会文化、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是大学的社会功能，从历史角度来说相对于科技、政治、经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加悠久传统，并且更加综合全面。文化具有教育内部构成要求和教育外部制约要素的双重身份，所以它能够实现高等教育内外的有效连接，而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则是通过应用、创造、传播文化知识实现的。

二、利用文化力量提升大学教学管理水平的措施

1.强化管理组织文化建设，落实“以师生为本”管理理念

高校应当改变自上而下、僵化的行政模式，在教学活动中利用自身的规执性和主导性作用为广大师生的理念信念和价值追求提供有效示范，让教学教风在管理作风的引领下健康发展，进而推动良好育人文化氛围的形成。高校管理者应当对学术权力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效用方式、各自适用范围进行明确，给予师生这一文化个体的个性化需求充分尊重，在高校教学管理中融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文化理念，实现教学一线和管理活动的统一。在设计职能和设置形成机构时，高校应当给予怎样在学习、教学中更好的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个性化需要充分的考量。

服务支撑和资源保证是行政权力的主要作用，在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行政管理制度守住教学质量底线即可。同时制度是高校教学系统文化进一步发展而来，只有学生和教师在自身的行动准则和自觉意识中纳入管理方针和政策时，才能够产生“潜心育人，静心读书”的制度文化，才能够有效彰显高校教学行程管理效率和效果。所以高校要想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开展内涵建设的要求，就应当将师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活力和热情释放和激发出来，并对专家组织运行机制进行完善，赋予学科专业专家教师管理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等学术性事务。

2.保持管理文化与技术之间的适度张力

高校教学管理人员要想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效率，就应当深刻反思哲学层面问题和技术产生文化。在网络教学当中师生主体需要面对由电子媒介自指性语言构成的符号和语言世界，并且通过远程管理系统摆脱传统交流渠道。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学生、教师之间的互动模式方法必然会发生变革，他们拥有的双重自我包括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高校教学活动实现了生命之流和文化之流的多向交互，将文化知识作为媒介的文化传承充斥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高校管理者应当反思研判信息技术发展文化功能和价值取向，看其对教师、学生等系统文化主体的个性化发展是否有利，并了解它们怎样理解各色高校文化、课程文化、专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高校只有保持好技术和文化之间的适度张力，才能够实现动态的平衡，才能够进一步实现高校教学系统结构功能的良性发展和不断优化。

3.建立于社会之间有弹性的交互机制

与针对特定岗位的快速技能培养不同，大学教学并以将学生培养成为某类工作的能手作为目标。高校大学生通常需要掌握扎实的基本知识、专业基础理论，同时具有本领域广阔的适应面和较强的发展潜力。教师和学生需要共同经历大学教学活动，并实现文化在这段生命历程中的传承。高校教学系统本身复杂运动逻辑正式建立在文化传承和生命过程的独特性、创造性、体验性、复杂性之上，它和外部社会间形成的同步联动关系不可能是丝丝密和的，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均衡、非线性、多维度的。基于此，管理人员在设计关于高校教学文化生态发展因素时（包括毕业规格、教学模式、培养目标、育人理念），不应当过分迎合用人单位关于特定技术岗位的要求，而是应通过适度超前性保持高效教学的灵活度和高效社会间的弹性，防止大学教学受到社会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直接作用。通过文化价值的调适和缓冲，高效教学系统、外部社会间形成的活动关系应当更加和谐平衡，最终实现高效教学事业的活力与发展动能的提升。

三、结语

通过以上内容可知大学教学管理中回归文化逻辑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切合高校教学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势、运动轨迹、演化规律，大学教学管理必须回归文化逻辑。高校应当在管理体系中有意识的融入更多文化元素，通过文化行为方式和观念意识强化管理组织内涵，使得行政性、社会性、技术性因素得到文化张力的调适，最终实现大学教学管理向文化管理的升级。

参考文献：

[1]王平祥，钟勇为，高宇等. 现代大学科教融合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7）：50-53.

[2]田汉族，孟繁华，魏明增等. 从行政化到去行政化：大学管理本质的回归[J]. 高校教育管理（社会科学版），2011，（03）：11-16.

[3]王保星，季伟明，张晓波等. 从“结合”走向“疏离”：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历史解读[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01）：128-136.

[4]梁燕玲，李静蓉，梁家明等. 知识、市场与文化：论我国大学外语授课[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77-80.

作者简介：讲师 王魁 助理研究员 闫娟

大学组织属性与合作治理逻辑研究 第4篇

一、大学组织属性的主体、生产运作和社会属性分析

与其它社会组织相比较, 大学既有社会一般组织的共性特征, 又有其固有的组织属性。大学组织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生产系统的结构、投入要素和运作过程与其它组织不同。大学的产出“产品”与其它生产性组织的产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将大学组织与其它组织进行比较, 那么大学组织在主体、生产运作和社会三个方面与其它组织的差异性就决定了其基本属性。

( 一) 大学组织的主体属性

一是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多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是“非单一主体化的组织”, 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了大学组织活动的行为主体。利益相关者既存在于大学组织内又存在于大学组织外, 是既能“影响”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 又受制于目标的实现, 被大学目标和实现程度“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1]。由此可见, 从组织内外的角度去分析大学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就包括了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两个亚类, 总体上包括了出资人、教师、校长、院长、学生、校友、社区居民、纳税人等, 是多元化的[2]。二是虽然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利益, 但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目标实现的影响以及被大学运行结果的影响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 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不仅表现在利益内容、作用方式上, 而且还包括了利益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上的不同。按照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组织的影响程度, 我们可以把利益相关者分为战略利益相关者和一般利益相关者, 他们处于大学组织系统内外的不同位置, 拥有不同的责权利, 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不仅包括了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而且还包括精神、意识、文化层面上的冲突。由此可见大学是一种在利益层面上利益一致、矛盾和冲突并存的复合体。

( 二) 大学组织的生产运作属性

知识的发现、发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始终是大学的基础工作, 都具有一般组织的生产技术属性。一是大学组织活动的技术差异性。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均是以一定要素投入为基本前提的, 要素类别和要素比例结构不仅决定大学组织之间的技术差异性, 也决定了大学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 赋予了大学自身的生产属性。从大学生产过程的技术分析, 不仅大学之间的技术属性有差异, 而且大学内部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也存在技术属性上的差异, 具体表现就是各个学科、专业在投入要素要求、生产组织过程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 各自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相对封闭的专业知识。二是大学组织活动过程的隐蔽性。大学组织的各项活动, 由个人、团队, 通过单独或合作劳动形式来完成组织目标。一方面, 个人层面的知识、经验、行为动机、努力程度和团队层面的合作动机、合作模式是大学功能实现的关键。这些关键变量是难以进行量化和考核的, 个人层面具有更多的私人信信息息。。另另一一方方面面, , 不不同同的的学学科科、、专专业业之之间间, , 同同一一学学科科、、专业的个人之间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区别, 劳动生产过程远离管理者的管理监督范畴, 具有隐秘性和不可观察性。三是大学组织活动产出的不确定性。虽然知识的发明和人才培养受制于多个因素, 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 与大学制度设计、条件和个人行为动机等因素有关, 但大学生产组织系统的产出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 相同的投入可能带来的产出却完全不一样。

( 三) 大学组织的社会属性

一是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其大学组织系统外部去获取发展和教育资源, 并在一种特殊的结构系统中, 将外部获取的资源与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转化形成大学组织的产出, 通过产出来获得大学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大学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能量交换模式不仅建构了大学的组织形态, 也建构了大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结构, 使大学成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组织。总体上, 大学与国家、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大学所在社区的居民之间存在着社会关联, 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关系重大。二是大学活动产出的外部性。虽然不同类型的大学受制于其发展定位, 其产出存在着差异, 但大学活动的任何产出的受益范围不仅局限于直接受益者, 而且具有通过直接受益者的社会活动将其受益传递给其它社会个体, 从而产生溢出效应, 具有了社会的外部性。

二、大学组织属性与合作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

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 是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大学治理源于公司治理理论, 但有别于公司治理, 是对大学呈现的主体、生产技术和社会属性的管理回应。在大学治理中, 结构是一个基础性条件, 所有的决策活动都是在一个基本的治理结构中展开的 ( 顾建民, 刘爱生, 2011) 。也就是说大学办学理念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大学治理结构是一套践行大学理念、实现大学目标的制度安排、组织架构和权力规则体系的总称, 是在整个社会分工系统内所形成的对“冲突和多元利益”的决策权和协调机制的配置形态。总体上, 从世界现有的大学治理模式分析, 受办学历史和各种外部事件的影响,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治理趋势, 既有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主导下的大学治理, 也有市场权力主导下的大学治理, 不同类型的大学治理的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3]。选择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国家、政府进行大学建设思考的主要问题, 任何大学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 是建立在对大学组织属性认识基础上的, 必须符合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本质性特征,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形成合理而均衡的权力体系。在保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 一方面使大学组织的行为按照社会公共利益, 满足社会对大学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大学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能够得到尊重, 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由此可见, 一个合理而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合作治理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 由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两部分组成, 两者之间明确分工。外部治理主要是规范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规范大学组织行为, 而内部治理主要是规范大学组织系统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大学治理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 共同分享责任和资源, 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 许慧清, 2013) 。如果将大学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 那么大学治理结构的建构就必须回答清楚谁是大学组织的行为主体、其内在运行规律是什么等问题, 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对“大学是什么”的追问, 既是对大学组织属性的认识过程, 也是对大学组织属性认识的结果, 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大学治理与大学组织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大学治理结构必须契合大学的组织属性, 也只有两者之间的逻辑自洽, 大学治理结构才能保障大学组织的良性发展。

( 一) 大学组织主体的多元性和利益的冲突性与合作治理关系

合作治理的要义是将大学视为多个利益主体的共同体, 且在大学共同体中成员各有特长, 大学的成员属性决定了大学权、责、利的配置模式, 即应将特定的权力和责任分配给大学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并在大学组织内外形成相应的信息分享模式和运作模式, 旨在打破大学组织内外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非合作性行为的信息障碍, 减少不同利益主体的策略性行为。合作治理要求大学应该建立相应的沟通渠道和方式, 以保证在大学决策时能听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大学组织主体的多元性客观上要求大学治理在治理主体的选择和构成上必须是多元的, 也就是应该将大学组织的全部主体纳入到其治理主体的成员体系中, 并赋予不同的利益主体相应的职责、权力和义务, 这种要求的实现过程就是大学合作治理模式的建立过程, 其结果就是大学合作治理结构的形成, 在横向层面上存在着专业的治理, 如学术治理结构、行政治理结构, 在纵向层面上不同专业治理结构的权力界限的清晰和相互关系的规范。大学组织主体利益冲突性说明了大学采用任何单一主体决策模式的危险性。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其需要、期望、价值观、情感、意识等方面的不一致, 这既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所在, 也是大学合作治理的基础和内在要求。在大学组织利益相关者中, 不仅政府 ( 国家) 与大学组织之间存在冲突, 而且在大学内部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冲突是中性的, 而非完全负面, 不一致是产生冲突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形成群体组织的理由。与冲突相关的不一致、内部分歧和外部争论总是将群体联结成统一体[4]。大学组织主体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大学治理结构中主体的广泛性, 应该涵盖大学外部利益主体和内部利益主体, 是多主体的治理。

( 二) 大学组织生产技术属性与合作治理关系

大学生产活动过程的隐秘性和产出的不确定性客观上要求一方面大学治理的理念应该是建立在对大学的学术和教学活动具有内闭性, 学术和教学工作者拥有信息优势, 存在策略性行为选择动机的基础上, 以尊重学术自由, 顺应大学组织科研、教学的基本活动规律为核心; 另一方面大学的管理模式必须给予处于大学组织底层的科研、教学工作者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力, 在大学内部实施以学术自治和自主管理为主的管理方式。在大学组织内部, 不同学科、专业之间, 同一学科专业的科研、教学之间存在着多个层面上的活动差异和工作方式的不同, 大学组织的基本生产技术属性客观上要求大学的治理是多中心的, 是以专业化治理为基础的治理, 多个中心之间应该有着严格的治理界限和相互制约的一种治理结构。合作治理权责利对等的治理, 是一种权力分散化的治理, 是通过民主、协商方式来进行权力的配置而形成的网络治理。在大学治理结构的底部是多个不同类型的学术组织。各个学术组织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进行目标定位和自我管理, 具有学术自由权, 是内聚性的组织, 是一个治理中心。不容置疑, 各个治理中心之间的差异性不仅形成了大学的多学科, 也使大学成为了多个利益主体的复合组织, 如何协调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以什么方式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也是大学治理的内容。显然, 在主体利益分化条件下, 有效地治理是建立在协商、民主基础上的合作治理。

( 三) 大学组织的社会属性与大学合作治理的关系

合作治理是完全的利益相关者治理。大学活动的产出具有外部性, 其外部性决定了大学治理既有内部治理, 也有外部治理, 是内外相结合的治理。外部治理有别于内部治理, 其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声誉机制, 是大学通过其在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个不同的活动场域中的行为表现, 即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社会认可度来为大学组织获取社会声誉, 并通过社会声誉来为大学赢得发展资源。这既是与其外部组织发生关系的方式, 也是大学社会利益相关者进入大学治理体系的理由所在。大学组织任何一项职能的实现都会产生社会外部性, 不仅会给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 而且还会通过直接利益相关者带来其他社会成员间接的影响, 通过受教育者、家庭、社区、企业和整个社会公民文明程度的提高来实现大学的社会功能, 具有社会的溢出效应。大学产出结果的外部性决定是涵盖了投资人和受益者的联合性组织, 因此, 大学治理除内部治理外, 还应该包括外部治理, 是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结合体, 是一个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目标诉求、不同治理范畴、不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合作治理。

三、结论

大学的本质是社会化分工系统中的一个职能性组织, 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知识、人才和技术服务是大学存在的社会逻辑和理由。作为一个社会组织, 大学具有不同于一般组织的基本属性, 需要特定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去规范、约束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与此同时, 在大学组织内部也需要一套制度安排来激励、约束各活动主体的行为, 以满足于社会需要, 实现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目标。就大学治理制度建设而言, 首先, 应该认识清楚大学的组织属性, 不断完善大学的办学理念。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仅应包括大学本身, 而且还应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其它组织等。其次, 在大学的治理制度设计中应坚持合作治理的原则, 形成纵横结合的大学治理结构。再次, 应建立与大学合作治理组织框架相对应的运行机制, 以保持大学治理制度对大学组织行为主体的激励、约束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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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于杨.大学治理结构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关系探析[J].江苏高教, 2012, (1) .

大学逻辑 第5篇

如何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这是长期困扰大学生社会实践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认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应当具备新视野、寻求新资源、拓展新类型、建构新体系，形成并遵循“新视野→新资源→新类型→新体系”的创新逻辑，进而落实创新要求，切实推进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发展。

一、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需要具备新视野

如何认识大学生社会实践？如何实施大学生社会实践？答案的不同反映视野的不同。我们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与创新的活动；是在成长成才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活动；是在走向社会过程中与生产劳动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适应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活动。因此，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必然具有客观物质性、自主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人类实践活动的共性。但大学生社会实践毕竟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展开的活动，因而又具有自身活动的特殊性，即阶段性、全面性、预演性等。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同构成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本质规定性。对这种本质规定性进一步综合归纳与具体概括，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社会实践其实就是一种大学生的学习性实践、成长性实践和社会化实践。学习性实践主要是指大学生以学习、应用和创新知识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实践活动；成长性实践是大学生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注重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提升综合素质，拓展各种能力、尽快成长为社会所需的优秀人才的活动；社会化实践是大学生职业定位与职业选择、学习扮演劳动者角色、学习社会化生存的准备活动。只有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视野，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涵和本质，并以普遍性要求和特殊性要求的满足作为根本标准来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也即只要是满足人类实践活动普遍性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特殊性的大学生活动都应当纳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视野，并依托一定的资源构建一定的类型，这就是我们把握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应有的新视野。

具体以新视野观照大学生社实践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所广泛参与的教学活动、校园活动、校外活动，虽然有自发或自觉、杂乱或有序、偶尔或经常、短暂或持续、冷清或热闹、肤浅或深刻等差别，但很多都具有人类实践活动的共性，而且服务于大学生的学习、成长、社会化，因而都应当纳入社会实践的视野，赋予它们社会实践的意义，并通过积极的设计和开发使它们成为社会实践的类型，成为满足大学生学习性、成长性、社会化特殊本质需要的方式。而不是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仅仅局限于校外社会实践，甚至将二者简单等同。

二、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需要寻求新资源

新视野开拓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的新思路，进而需要寻求新资源来支撑和保障新思路的实施。如何寻求新资源？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资源意识。长期以来，大学生社会实践往往局限校外实践活动即“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而把学校丰富的教学活动和校园活动排除在社会实践的视野之外，从而使大学生社会实践在当前面临种种困境：如社会实践成本高，让很多学校难以承受；社会实践流于形式，走过场；社会实践中师生脱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两张皮”；社会实践参与度不高、覆盖面有限、持续性较差等等。这些困境虽然是由复杂多样的原因造成的，但社会实践资源匮乏无疑是其中具有共性和根本性的原因，这充分反映了大学生社会实践长期以来的资源意识的缺乏。美国经济学家F·A哈耶克曾经说过：“社会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配置所‘赋予’资源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的问题。”[1]这段论述鲜明表达了对资源意识的一种看法即我们不能仅仅等待资源的被“赋予”，更重要的是利用好现存的、身边的资源。其次，必须积极开发和利用新资源。正确的资源意识告诉我们，大学生社会实践资源匮乏的重要解决之道在于“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教学资源、校园资源、校外资源。校外资源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利用，而教学资源和校园资源则常常被忽视甚至无视，是亟需我们充分认识、积极开发和利用的新资源。

教学资源、校园资源、校外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利用，必然将带来大学生社会实践资源的极大丰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诸多问题的克服和类型创新乃至整体发展破解资源难题，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而教学资源、校园资源

等作为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必然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新类型的确立与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和有力保障。

三、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需要拓展新类型

在新视野的观照下学校师生共同广泛参与的很多教学相关活动、校园相关活动，都可以纳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视野。在正确资源意识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教学资源、校园资源等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资源将倍受重视，并被逐步得到开发和利用。此时，大学生社会实践新类型的拓展要求呼之欲出。新类型的拓展针对大学生社会实践面临的参与度不高、覆盖面有限、持续性较差等诸多问题，在新视野的观照下和新资源的支撑下，着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具体来看，本文认为新类型的拓展归根结底是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多元主体”服务的，新类型必将带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空间和覆盖面的全面拓展，更有利于教职员工全员履行职责和大学生全员全时、就近就便、可持续参与社会实践，更有利于以适宜的方式争取社会各界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关心和支持。同时，新类型可能也更容易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大学生所理解、把握和操作、实施。

因此，大学生社会实践类型需要有新拓展，这种新拓展应当指向于拓展有利于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全员、持续参与的社会实践新类型。这既是新类型确立的根本目的，也是新类型追求的价值目标。具体而言，依据新视野、新资源，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类型将向教学活动拓展、向校园活动拓展，并围绕着大学生学习性实践、成长性实践、社会化实践特殊本质的要求，拓展大学生课程学习中社会实践活动、校园社会实践活动等新类型。

四、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需要建构新体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新类型的拓展，势必将带来校内外社会实践资源的大范围开发和利用，带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具体方式的极大丰富。然而如何将广泛的资源和丰富的活动有效地整合起来？这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建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体系。本文认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可以划分为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校园社会实践和校外社会实践三种基本类型，它们占有不同的资源、展现不同的特征、发挥不同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因而呈现各自的独立性。但同时它们都是以大学生为主体、以高校教育为依托、以大学生成长成才为主线，共同服务于大学生在社会实践的系列舞台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共同致力于不断满足大学生学习性、成长性、社会化的社会实践需要，因而它们又彼此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大学生社会实践三种基本类型的独立性和联系性，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新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同时，多年来一直困扰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诸多问题，又使得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体系建构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概而言之，新体系的建构是大学生学习、成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生社会实践不断克服问题，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根本诉求。

新体系的建构不仅以新视野、新资源、新类型为基础，而且必须突出自身的特点：

一是突出的创新意识和资源意识。新体系是基于大学生社会实践本质认识的新视野的积极开拓创新；是注重现存资源、身边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利用，把教学资源、校园资源、校外资源都纳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体系建构。因而，较之一般大学生社会实践体系，必然具备更为突出的创新意识和资源意识。

二是强大的整合效应。没有强大的整合效应，新体系就没有生命力。这种整合是不同的社会实践类型在共同目标下，有机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而实现的整合。具体来看：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为其它两种类型提供知识基础、技能基础、意见指导和精神支持等，是体系运行的起始性环节；校园社会实践既是课程学习中社会实践的直接延伸，又是校外社会实践的长期演练场，是社会实践的校园化、生活化、持续化的样态，是体系运行中间性环节；校外社会实践是前两种类型的检验和强化，它并不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终了，它通过检验和强化，加强和改进前两种类型针对性，进而返回前两种类型继续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深入，是体系运行的总结性环节。因此，三种基本类型构成了递进交融的紧密关系。如此结构严密、资源丰富、保障有力、空间广阔、便于多元主体全员、持续参与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体系，必然展现强大的整合效应，进而从根本上破解大学生社会实践面临的诸多难题，切实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发展。

三是合理的层次划分。整体是部分组成的整体，但不能无视部分，强大的整合效应是差异的整合，这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和把握差异。课程学习、校园活动和校外活动是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不同舞台，在不同的舞台中大学生进行着不同的舞蹈，体验着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和学习、成长、社会化的方式。这三大舞台特征分明，因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学生社会实践新体系的建构，要注重把握差异，根据各基本类型的特点，不断开发各类型的独立“潜力”，从而使各类型各司其职、各具特色、各显神通，进而满足大学生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强化各类型自身功能。同时，把握差异也意味着要梳理差异，将差异融入社会实践体系中进行梳理，进而依据差异形成合理的层次划分，形成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校园社会实践、校外社会实践层次分明、相互照应、有序推进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计算机网络在大学生学习、生活、成长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有人提出“大学生虚拟社会实践”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否成立？大学生虚拟活动能够纳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视野？虚拟、网络资源能否被开发成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资源？虚拟社会实践能否成为网络信息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兴类型并纳入体系？这有待于进行专门的具体深入的探究。

综上所述，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应该基于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本质认识的新视野；着眼于大学生社会实践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着力于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类型；落脚于建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体系。它们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以新视野观照大学生社会实践，可以开拓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的新思路和广阔空间；进而要求开发和利用新资源作为创新的资源支撑和有力保障；继而在新视野的观照下和新资源的支撑下积极拓展有利于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全员、持续参与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类型；最后从整体的、系统的要求整合各种类型，建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体系。这种由“新视野→新资源→新类型→新体系”的推理演进，构成了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逻辑。

遵循“新视野→新资源→新类型→新体系”的创新逻辑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展开创新思考和实践，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本质的新认识，可以更多地发现、开发和利用与大学生学习、成长、社会化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新资源，可以更好地打造学校师生广泛参与、持续坚持、喜闻乐见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平台，可以更合理有效地建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体系，从而开创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大学逻辑 第6篇

[摘 要] 生命教育在当代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针对高校生命教育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做得既不全面也不深入。生命教育这一命题被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逐渐地发展起来，但是我国对于生命教育的实践还不完善，尤其是针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教育。我们应该积极地研究其事理逻辑，判断其教育演变，并指导高校生命教育实践。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逻辑起点；演变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11-0028-02

在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推进人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人类社会中各要素的和谐相处，诸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生命价值的外在表现。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是在1968年，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刻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生命教育的思想经历了由被人们不熟悉到逐渐地被人所接受和认可的过程。生命教育这一命题被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逐渐地发展起来，但是我们对高校生命教育这一领域的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对于生命教育的实践还不完善，尤其是针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教育，我们应该积极地研究其事理逻辑，判断其教育演变，并指导高校生命教育实践。

一 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

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即是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最一般、最简单的本质规定。

（一）从当代大学生的特征以及发展需要出发

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成长环境主要是新一代的多媒体环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逐渐普及，尤其是在当代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智能手机、聊天软件、BBS、MSN、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媒体已经成为这一大学生群体展现自身个性、表达自身情感的载体。新媒体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学习习惯等日常生活里的各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特征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大学生这一群体，我们应该理性评估，合理分析，更新对他们的观念。当代大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他们自身具备一些其他大学生所不具备的特征。第一，主动接受知识，在新媒体普及的大环境下，他们由被动地接受各类信息知识转为主动地去搜索信息，获取资源，知识接纳方式主动化了，他们不仅接受知识，还传播知识。相反的，教育者则失去了单向施教、刻板传授的地位，也失去了优先获取资源的权利。第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互联网上个人私密空间得到了发展，这样就淡化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一个人空间的出现滋生了排他的心理，排他的心理又导致了这一群体与老师、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减少，不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和文化品格。

（二）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程度和接受程度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其传统文化视野中对人的生死问题有着独特的解读和阐释，这些解读和阐释是不同于其他文化样式的。这些传统文化中对生死的态度对人们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导向性的影响，这些传统文化范畴中对生死的阐释与界定遵循教育规律，尊重我国的国情。钱穆先生有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并且说，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态度“是一种反思自我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的生命意识，融感性、理性于一体，合万物生命于一体”。

二 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生命教育和新媒体高度融合，教育方式呈现全时空化

以交互性和数字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进行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工具，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他们进行咨询获取、进行学习研究、开展人际交流、表达情感思想的重要的方式。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两个基本因素，他们两两之间多种形式与类型的资源交流和信息沟通依赖于新媒体良好的交互性、有效的即时性、高度的集成性。针对新媒体在当代大学生这一群体中的作用和效能是不容忽视的，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以新媒体为手段，以培养大学生生命教育意识为目的，采取合理、有效、科学的手段进行生命教育。所以，在当前针对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和新媒体高度融合，让这一群体在教育者的指导下积极参与、主动探索并自我教育，避免单调地接受教育者传授知识的应试教育的倾向，开展专属于当代大学生的全时空的生命教育的新时代。

（二）精神生命教育、自然生命教育和社会生命教育共进互融，教育内容趋向拓展化

人的思想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人的意识具有社会性质。人的自然、社会、精神三种生命相互融合在一起。生命教育应该站在提高受教育者生命力价值的角度，做到关注人性完善，关怀人的生命历程，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引导他们对人本身的科学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逐渐养成自身真、善、美的完美人格，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一个人的生存信念受生命态度的影响，而生命态度又是生存信念所决定的，针对当代大学生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健康的生存观念，能够促进他们的精神生命教育、自然生命教育和社会生命教育的共进互融，使生命教育向拓展化方向发展。

（三）生命教育资源建构要实现社会各界多方资源的互补，趋向协同化

生命教育是一项较大规模的，比较系统的工程，所以生命教育不能仅仅依靠一方资源，而是需要协同多方资源进行整合，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的生命教育体系。学校作为生命教育的主要渠道，要积极地研究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相关内容，因为学校是针对大学生实施生命教育的主要力量，关乎生命教育实施的成败，学校通过对当代这一大学生群体的生命教育进行的研究，为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生命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生命教育科研能力，通过开设生命教育相关课程为当代大学生创设健康向上的生命教育环境。保证生命教育能顺利开展的基础是家庭，家庭环境中的生命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对他们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对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教育的认知态度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家庭在实施大学生生命教育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进行大学生生命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在对当代大学生实施生命教育的过程中，家庭教育要和学校教育协同发挥作用，共同将生命教育这项工程完美完成。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当代大学生们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仅仅在象牙塔般的大学里接受教育，而规避社会的复杂环境，所以社会和政府是实施生命教育的后盾力量，是完成生命教育过程的重要保障，有了社会和政府的支持，针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的生命教育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让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合同协作，给当代大学生创建开拓一个良性循环的教育空间，使教育的形式和教育的内容保持均衡一致。

人的一次次的生命活动组成了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人的一次次的生命活动需要教育来对其进行生命的关怀，所以，要通过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让他们形成某种生命意识，即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意识。并使当代大学生的生命观念科学正确，目的是促使这一特殊群体形成正确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生命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整个生命过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效、持久地在当代大学生群体内开展生命教育，对于他们更深刻地认识生命内涵，更全面地掌握生命内容，更有效地珍爱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能够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使他们的生命观念朝着正确、完善、系统的方向发展，提升他们的生命品质，使他们真正地去认识、理解、热爱、感悟、敬畏、关怀并最终信仰生命，这对于整个的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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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教育

试论大学英语学科构建的内在逻辑 第7篇

一、关于大学英语学科构建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指研究对象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流派) 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 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1】科学研究范式指导的下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其内在逻辑必须充分依据事物本来的面目, 合理安排各个范畴、命题间排列组合方式及相互联系, 使其在向纵深推演的过程中, 每一个后继范畴都较先行范畴更深刻、更具体、更丰富, 最终形成错落有致而富有层次的体系结构。大学英语学科构建的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探讨大学英语的研究对象。明确和阐明研究对象构成了一个新学科的根本问题。“科学研究的区分, 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 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2】。大学英语的研究对象, 就是在大学英语发展改革和学科构建中的具体矛盾。当下对大学英语的研究主要体现教学和课程方面。

大学英语作为一个学科, 其矛盾的特殊性之一就在“大学”上。在基础教育阶段, 学生的英语基本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日常交流和阅读一般文字的要求。因此大学英语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阶段性学习特征, 并以此作为课程安排和教材开发的依据之一。应当指出的是, 大学英语的逻辑起点应该包含“人”的因素。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包括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如何体现大学英语的人文关怀、体现生态化的教育理念也是当下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大学英语学科构建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ESP与EGE的关系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和English for General Education (EGE) 是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关于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两种趋势。支持EGE的学者认为, 我们的人才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就必须创建若干所一流大学。英语教育既要满足教育国际化的需要, 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又要满足学生能够面向未来、终身学习的需要。【3】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将来英语学习的一个重大变化可能是不再单纯地英语学习。以后的英语教学是越来越多地与某一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相结合, 或者说与另一个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4】我们认为, 下一步大学英语教学和课程改革应该处理好ESP和EGE的关系, 原则之一就是统筹兼顾。换言之就是既要注重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价值, 同时也要兼顾工具性。这是由大学英语教育的双重属性决定的。

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其跨文化交际的内涵, 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体验中西文化的异同, 开拓世界眼光。任何一门学科, 其背后的隐喻都是“理性”。即使对其进行本质主义的探讨, 学科本身的启发性和教学的教育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人文性的缺失和工具主义的盛行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才的单一化。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目标, 归根结底, 就是要使学生具备在走出校园之后仍然具有开展继续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大学英语的人文性特征应该居于首位。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大学英语的工具性特征。所谓大学英语教育的工具性, 主要是指大学英语是交流的工具、学习的工具和思维的工具。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张尧学教授 (2002) 提出, 国家重点大学应该逐渐转向不设公共英语课, 学生入学后直接接受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教育, 其实就是英语课程和所学专业课程的整合。而对于具体的ESP教育, 师资状况和教材研发就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 下一步ESP教育的重点应围绕优化大学英语教师的学缘结构和学历结构、开发科学的专业课程展开。

三、质量提升与均衡发展的关系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 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近年来大学英语改革按照整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 在基于计算机的网络学习和基于听说的课堂教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对大学英语教育的评估研究 (形成性评估、终结性评估) 也有了较快发展。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特别是教育规划出台之后, 提高质量成为了当前高等教育和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构建“优化多元、多层次的大学课程体”系的任务。

大学英语教育改革, 不能不考虑中国大学外语教育的现实状况, 那就是发展不均衡。我国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在校生规模大于3500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开展大规模高职高专教育, 同时深化地方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课程改革。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实现均衡发展, 是关系我国大学英语改革成败得失的关键。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 而教育公平问题是当下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 下一阶段的大学英语教育和课程改革, 应在“宏观有序、微观搞活”的原则下, 兼顾质量提升与均衡发展, 实现大学英语学科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摘要：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学英语教学生态环境的建构, 大学英语信息化课程设置与开发, 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整合与兼容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准确把握大学英语学科构建的内在逻辑对于下一步深化改革, 实现大学英语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学英语,学科构建,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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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的理性逻辑及其结构化改革 第8篇

所谓理性,“一是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二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1]。“理性是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双重意义的统一”,“两者的对立统一赋予了世界秩序以人的意义,人类以理性统治并推动世界,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人的‘自由的理性王国’”[2]。笔者据此认为,这里所说的理性虽与感性、情感相对应,但就其本质而言,理性不仅包括“科学”的要义,还具有“情感”的因素;不仅是逻辑的思辨过程,还是灵性的智慧结果。“理性就是‘人类对宇宙、自然及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的思维与行为表现。简而言之,理性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简称秩范)的品性。”[3]

既然理性是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是思维与行为的表现,那么就大学组织而言,理性可谓正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因为大学是由学者、学生和管理者按照相似性文化而组成的以具体实施高等教育功能为主要目标的一种实体性学术机构,是学者们的精神家园。作为学者的精神家园,大学组织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自主构建与社会的桥梁,以及追求科学技术和发展先进文化,引导社会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不断提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品位。也就是说,作为由学者们组成的一种特定的学术机构,大学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就是理性。其基本属性表现在大学“思维行为”方面所独有的慈爱、至善和博大;其基本特征表现在大学“表现行为”方面所具有的独立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复杂性。由此可知,大学也只有作为具有“对宇宙、自然及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的思维与行为表现”的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理性场域;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大学场域中,既有“理”的要素,也有“性”的基因。就其内容而言,如果把大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复杂性的基本特征,视为大学之“理”;那么,大学所独有的慈爱、至善和博大等基本属性,即大学原本具有的灵魂教化基因则可以视为大学之“性”。“理”与“性”的和合程度,决定着大学的治理程度。由于我国的大学往往就是政府和社会“造化”的结果,大学的慈爱、至善和博大等大学之“性”的发挥程度往往取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程度,亦即说,取决于大学治理过程中具体的文化环境。因此,蕴涵于大学内部的慈爱、至善和博大等大学之“性”,实际上就是大学发展演进历史过程中养成的大学文化之根“气”。这里的“气”是大学的真气、元气之所在,与新儒学所讲的“气”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大学一旦失去了这些真气、元气,其一切育人教化的功能将不复存在。如此说来,“理性”关系就是新儒学所讲的“理气”关系。对大学理性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大学之“理”和大学之“气”内在关系的理解。那么“理”、“性”之间或者“理”、“气”之间具有怎样内在关系呢?笔者认为,大学理性或说大学理气,与大学理念一样,都是指人与大学组织之间构成的关系。大学理念侧重于人们对大学治理的哲学观念认识,一般被视为人们对大学组织的基本观念,也可以说是人们对大学组织的基本问题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大学理性不仅具有对大学治理的哲学层面的观念认识,而且还侧重于对大学治理行为层面的技术认识。

依据二程哲学思想中的某些观点[4],若对“理”、“气”的概念做进一步的内涵梳理和义理挖掘,则大学“理”、“气”所具有的意蕴对大学场域的治理更具有实践操作价值和行为技术的创新意义。从大学治理的认识视角出发,大学之“理”,可视为是大学固有的义理和秩序。所谓义理,即大学固有的运行道理;所谓秩序,即大学固有的运行规则。这里简单地称之为“理”;也可以名之曰:实相大学,即是大学本体方面的价值存在。而大学之“性”或大学之“气”,则可视为人作为治理主体对大学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识和觉悟、思维与行为,即作为大学主体的人对大学机构做出的实践操作和技术行为层面的治理价值判断,我们可以名之曰:虚相大学,即是认识主体方面的技术价值存在。在理气关系上,大学之“理”和大学之“气,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着,而是时常处于交织融合的混沌状态。虽然大学之理决定大学之气,即理本气末、理主气从,但气的聚散或者说气化的程度和方式决定着理的存在意义[5]。正是因为处于这种混沌变化的交织状态中,才让人们既说不清大学之“气”,又让人道不明大学之“理”。所以,不少人说不清“大学理性”究竟是何物,甚至有人还神秘地说,大学理性就是大学的灵魂。其实,大学理性是大学治理过程中“理”与“性”或说“理”与“气”的整合体,是大学治理过程中具有本体论认识意义的一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大学理性治理,实际上就是大学组织依据大学固有的义理和秩序,并基于满足组织内人的最大幸福、愿望和对人的深度关爱的治理。

那么,“理”、“气”二者的关系对大学治理而言又有怎样的影响?借用二程的理气哲学观,则大学之气是大学发展的基本材料,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即气的聚散决定大学发展的程度。而不同大学所构成的禀气并不相同,即构成大学的种类与条件存在差异,组织中人的思维与行为也不相同。大学之间之所以互有差异、各不相同,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由于“气”具有阴阳消长的属性,尤其是当“气”与“理”在交合的过程中,往往产生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即所谓的“气化”,亦即气的运动变化。还由于气化规律不可能永恒不变,这就决定了大学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不可能恒定如一,也决定了大学禀气不可能千校一面。而这正是不同的大学具有各自不同办学特色的根性所在,其特色的本质不仅体现于“理”,而且主要体现于“气”。大学的不同,关键不在“理”的不同,而在“气”的不同。而不同禀气的大学,无论是其外部的治理还是其内部的治理,也一定具有自身的独特逻辑。这一独特的治理逻辑的起点和目标,无不都是通过对大学治理的理性理解,达到大学理性治理的目的。由此可知,大学理性在大学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存在意义。就其具体功能而言,大学之理规定着大学运行的发展定位与运行规律,大学之气或者说大学之性规范着治理主体的思维定式与行为规范。大学之“理”与大学之“气”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大学发展的内部结构性动力要素。

大学理性不能单单被视为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是“理”与“气”有机交融整合一体的结果。在大学的治理过程中,当一定的“气”和合于一定的“理”时,治理者才能够很好地坚守大学理性,找准大学定位和路径选择,大学的发展才会健康顺利;反之,大学理性就会很容易地被人忽视,大学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也就是说,大学理性治理,一方面要求治理主体必须首先认识和尊重大学发展和运行规律,同时要求大学组织必须具有尊重自身客观存在的自我认识和科学定位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使治理的主体对大学机构的主观价值判断遵循和符合大学固有之理,营造符合大学组织自身存在的特定环境并具有寻找符合其内在规律的治理路径能力。由此可知,大学理性治理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也是一种实践能力。我国大学近三十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教训,无不充分说明了大学理性在大学治理实践和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无不充分说明了当下大学的治理困境与大学治理的理性缺失密切相关。

二、治理的理性缺失与意义重构

回顾我国大学发展历史,人们会惊喜地感叹既往的三十年取得的累累硕果令人鼓舞,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一片光明。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三十年,社会各界裹挟着爱恨交加情绪的人们也从不同的视角对大学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批评。在对大学批评的诸多响音中,莫过于基于政府与大学关系而对大学办学自主权不足、大学理念缺失、育人目标错位和质量滑坡等而发出的愤懑抨击之声。特别是对大学办学自主权不足给予的批评,贯穿了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始终,至今仍不绝于耳。纵观学界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批评,基本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大学的实际权利小于法定的权利;二是法定的权利小于大学发展实际需要的权利。事实上,目前大学办学的实际权利与《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权利的确有不小出入。

仅以大学办学自主权为例,三十年前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98年8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则对高校办学自主权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如《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该说,《决定》和《高等教育法》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正是大学理性的一种具体体现,亦即说,这样的条文规定是符合大学之“理”的。

但在实践中,大学理性却被远远抛在脑后,出现了大学理性治理的文本框架与实践操作技术严重割裂,致使大学具有人员配备自主权的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以校长任命为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当然是大学组织的内部人员,否则校长就不应该具有做大学“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既然属于内部人员,就应该由大学自主确定人员的配备。具体地说,就是让大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校长,这样的校长才能成为组织自身的代理人,才有可能实行“有效治理”、“民主管理”。但是,三十年过去了,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依然如故,各所大学校长全部都是上级组织任命的结果。所以,形成了校长是政府的校长、大学是校长的大学这样非理性的治理局面。大学不仅无权选举校长,也无权任用教师。尤其是地方院校,教师的编制和任职资格均不在大学手里,而是操纵在政府手里。这种以行政制度简单地替代学术制度的“一刀切”办法,表明了大学自主权在目前的有限性。虽然,这种有限性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学理性治理的实践和技术能力不足。欲提高理性治理的实践能力,需要对大学治理理性进行合乎逻辑的意义重构。仅以两例为证:

其一,就整个社会来看,普遍存在对“高等教育法”的忽视,对“依法治校”的漠视,这是大学治理理性缺失的一种典型表现。

大学理性治理,主要是依法治理、依法治校,“法”是理性的第一要素。解决大学固疾的根本,既要依靠法律,也要依靠具有法律意识和依法治校的执法者,更要对何谓法、如何依,何谓治、如何治等问题有一个结构性的理性认识。但是,既往的高等教育场域对依法治校的本质和要义并未进行深度的解析,对教育法律关系未能进行科学界定,以至于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在依法治校的表层和深层,缺乏“权利和权限的边界划分”。从教育法律关系上看,由于主体、对象、视角等等的不同,不同的组织和人群对依法治校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从国家立法机关以及政府以大学为对象进行的治理角度而言,所谓的依法治校,主要指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还包括其他行政机关对学校各项具体事务的依法管理。从大学内部管理者的角度,依法治校则主要是以学校各项内部事务为对象,由大学内部相关人员进行的依法治理。这种治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学组织、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职员等多边之间相互的法律关系。面对这种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何才能协调各方利益,以达到有效实施依法治校的目的,从大学发展的逻辑上看,显然唯有依靠大学理性。然而,过去几十年恰恰是大学理性从理论到实践的严重不足。政府视大学如同一个行政机构,大学之于内部又常常借用企业的管理之道。由此,使得大学的治理行为既不合乎大学之“理”,更谈不上具有大学之“气”。我们业已知道,依法治校的本质则是基于“理”、“气”和合环境下的“理性治理”,大学理性在大学治理中的内在依据也主要体现在“理”、“气”的和合关系中。也就是说,寻找“理”与“气”的和合规律,则是“理性治理”的根本之道。只有找到“理”与“气”的和合规律,才能成熟地认识和运用大学理性并指导大学治理的实践活动。这是大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大学发展变化的根据。然而对“理”与“气”和合规律的认识,亦即对大学理性的意义存在和意义建构的认识,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目前都显得还很不够。

其二,大学治理的理性缺失还体现于政府和大学普遍存在的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缺失,以及对“依法治校”理解的偏颇。

首先,针对权利本质的认识,克拉科·科尔说,通常认为权利等于责任[6]。任何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利,也就难以履行自身的责任。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无不如此。就大学而言,如果自主权太小,大学就会失去主人公的责任感。办大学,为谁办、怎么办,与大学的责任和权利紧密相关。应该说,自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高等教育法》颁布以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大学办学的自主权明显扩大了。但是,如果进行深入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下大学治理的主要难题仍然存在:一方面,大学既有的办学自主权遭遇着执行的困境和落实力的缺乏,甚至不少大学业已颁布的大学章程,其执行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特别是大学行政化现象,如大学官员的行政职级制和行政任命制,使得大学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大学办学自主权与大学发展所需要和要求的权利还相去甚远,即从发展的角度看,大学办学自主权需要继续扩大。所谓大学办学自主权,就是大学依据国家法律和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有效地完成国家所规定的“高等教育的任务”所需要的自我约束、自我反应、自我发展的权利。显然,大学办学自主权发挥功效的大小,取决于大学理性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对大学理性意义建构的认识程度。自主权,即拥有法律所规定且不受他人支配的全部活动权利。自我约束、自我反应、自我发展讲的都是大学本身不从属于别的权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不具备理性特质的组织也难以具有真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下不少大学自主性与独立性的缺失,根源恰恰在于大学治理的理性缺失,也在于对大学理性的意义存在与建构的认识模糊所致。因为,自我约束,强调的是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自我反应,强调的是大学如何自主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引领社会,以及大学自身如何改革;自我发展,强调的是大学质和量的上升变化。由此可知,大学办学自主权从本质上看是责、权、利的有机统一,前提是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根源在于大学理性的意义建构和坚守程度。也就是说,能否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依据大学理性精神,寻找大学之“理”和大学之“气”的和合规律,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应该发挥的职能,确保变“干涉”为“保证”:保证大学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经费来源;保证营造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活动环境;保证大学组织成员的平等和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能否依据两个原则充分认识和尊重两个规律,即依据“坚持发展、注重发展”的原则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原则以及认识和尊重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政府对大学应具有充分的信任感,但截至目前,由于大学理性的缺失,以及人们对大学理性意义建构的不足,政府对大学的放权还远远不够。

其次,针对“依法治校”的理解而言,早在2003年7月17日,教育部在发布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对其内涵、意义、措施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说明。应该说,随着《意见》出台,各地依法治校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形成了一些理论成果,也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依法治校工作思路。但是从总体上看,如前文所述,目前社会各界,尤其是在高校内部,对依法治校还普遍存在一定的模糊现象。何谓依法治校,依法治校与依法治教具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依法治校与依法治国又具有怎样的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如此等等,在依法治校的“法”的知识界面还存在理论的荒芜或者说模糊性。这种对依法治校的理论荒芜和认知模糊,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大学内部普遍存在对“法”的漠视,对“治”的忽视。以致在现实中,使得依法治校在实践层面上存在“法性”的丧失殆尽,也使得人们对“法”本身的功能和存在意义产生疑虑,并由此导致在现实层面上存在的“法性”的失语和“法”的功能的缺失。尤其是地方院校,由于受“科层制管理”的影响和“官本位”文化惯习的排斥,在学校治理实践中存在严重的“法治”精神的失位与错位,“权力”高于“法理”、“行政”高于“学术”等现象极度固化且比比皆是,以致令人痛心疾首却又挥之不去。有的学校,借助会议的决议为权力寻租,甚至借着制度的旗号出台一些权力者利益合法化的荒谬文件。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权力者借助文件形式或者法的话语,将权力者利益合法化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正经”。

当然,很难说这种现象是某些利益集团对“法理”和“学术”的蔑视,但是,最起码它说明了在当下的大学治理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法理意识偏颇、文化价值错位,亦即说存在严重的大学理性缺失。正是由于法治理性的缺失、治理文化的缺位,以及人们对治理理性意义存在的认识偏颇,才导致了大学组织法治设计能力的严重偏差和执法能力的严重不足。这种不足的负面影响绝对不是悚然听闻,某种程度上,依法治校的理性缺失和执行力的涣散及软弱,已经成为阻碍大学发展的最大精神惯习和行动障碍。而这才是大学治理中的固疾所在。而解决大学固疾的根本,不仅需要依靠法律,需要依靠具有法律意识和依法治校的执法者,更需要立足于对何谓法、如何依,何谓治、如何治等结构化问题的理性认识及其理性意义的重构。

我们知道,由于大学自身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大学之“理”和大学之“气”是处于流动状态之中的;同时,人们对大学的认识又受到不同的哲学观、价值观、方法论和不同环境的影响,人们对大学治理过程中,大学之“理”和大学之“气”的流动状态各有认识上的差异,因而会导致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大学理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大学理性在大学治理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功用,即它可以促使大学在治理过程中走向理性的治理,以及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促使理性治理的回归和意义重构,值得各界学人的孜孜探索。笔者认为,依法治校的本质是基于制度完善环境下的“理性治理”,坚持大学的理性治理,是理性在大学回归及其意义重构的基本保证。

三、大学的理性治理与结构化的改革

大学的理性治理,即大学依据理性原则,借助理性手段,运用理性思维,对大学场域的治理权利进行合乎逻辑的抑制和结构化调整,进而确保大学组织进行有激情的学术独创和人才培养活动。理性治理是大学依法治校的本质所在,它依赖于对大学治理结构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既有治理思维的理性认识,也有治理技术的理性认识。

治理思维的理性认识,在大学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例如,中国大学在治理过程中如何坚持自身特色问题就值得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解读。笔者认为,基于理性的视角,中国大学治理的核心特色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证。在大学治理实践中,如果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予认同,或者对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等有关法律内涵的理解存在偏颇,那么“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本来具有很大优势的制度,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告诉人们,为了有效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需要首先理性思考“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关系,进而理性思考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关系。因为书记与校长的关系,影响甚至决定着大学的理性发展。然而在既往的治理思维中,书记与校长的关系未能上升到大学理性层面的理性思维,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认同为是大学内部问题,也就是说,二者关系决定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但是,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特别是随着大学发展的需要,书记与校长的关系需要从内部关系拓展到外部关系。

治理技术的理性认识显得尤其重要。仍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例,有人或许认为,这一制度在大学治理中往往引发书记与校长之间的矛盾,并影响到大学的发展。事实上,党委书记与校长之间存在的治理矛盾,并不是体制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实践操作技术层面的理性不足所引发的。这一操作技术的不当主要体现在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任命权力和任命渠道缺乏理性的技术举措。只有理性地在大学人事层面进行技术性的权力结构调整,才能在深刻理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解决好方方面面的责权利问题;才能真正构建政府、高校双边的新型关系,打造并完善大学结构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结构性治理依赖于结构性的思维模式。“所谓‘结构’,即是大学场域的一种关系性的网络。它是大学场域中无处不在的各种权力要素构成的网络或构造,也是各种主体位置之间构成的网络或构型。”[7]所谓结构性的思维模式,就是把结构视为大学场域的根本特征,并从大学治理的网络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大学治理和依法治校的理性认知方式。在结构性思维模式的观照下,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大学组织,无论是大学行政机构还是学术团体,无论是学术生产的精英还是学术标准的执行者,在大学治理场域中,都应首先审视自身的场域位置,明白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含量,然后才能依据并审视自身与场域中的其他主体之间形成的网络状态,构建出符合特定高校自身特色和气质的结构式治理框架。结构性思维模式还要求大学治理应具有开放式的结构框架。这样大学组织就需要从科层的管理困境中走出来。

实现理性治理,仅仅停留在“思维表现”层面即对大学理性治理的意识层面还远远不够,重要的则是依赖于其“行为表现”,即大学理性治理的实践技术层面。具体而言,一是依法治校的结构性制度体系构建,一是大学的结构化改革。

构建依法治校的结构性制度体系,一方面需要在管理实践中重新反思“依法治理”具体内涵。如“依”的原则、依据和原理,“法”的内涵、要义和成份,“治”的主体、举措和步骤,“理”的路径、目标和效率。并由此出发设计出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等外部结构治理关系以及大学组织内部结构治理关系的实践运作路线图。其中,大学与政府等外部结构治理关系是决定能否真正落实依法治校的关键所在。目前,需要理清政府与大学的权力结构,创新大学治理的实践技术行为模式,促使政府切实简政放权,强化分类管理、平等发展的理念,通过民主互动、开放接纳、公平竞争,提升大学自我造血、自我治理的能力。所谓自我造血,这里是指大学精神的自我酝酿、自我形成、自我提升;自我治理,是指政府应该依据《高等教育法》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完成由行政权向学术权的转型。当然,大学权力转型的成效既取决于党和政府的决心,也取决于大学理性的成熟程度。在新常态下,这样的转型改革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其改革成败与否,不单影响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问题,最重要的是影响着大学办学水平的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选择怎样的技术路径和方法加快解决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厘清大学与政府之间应然的权力结构,进而切实让大学“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的权力,有实然的依法治校、依法监督、依法罢免的权力,这些才是高校办学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

理性治理依赖于大学的结构化改革。结构化改革与理性治理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推进大学理性治理意在促使并保证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有效使用和充分发挥,核心任务是对权力场域的有限抑制;其抑制场域主要指向于大学权力集中的地方和部门,抑制对象主要是滥用权力的人群,抑制的依托主体是党纪、国法以及大学章程。大学的结构化改革,也意在通过抑制行政权力以提升大学办学效益。这种结构既包括大学外部治理结构,也包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外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指需要由政府主导进行的大学治理改革。其改革既具有战略之道,也具有战术之道。从战略上看,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分类别、分层次、分向度的转型发展就是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方面。通过分类、分层、分向度设计治理方案,使得不同属类、层次和发展取向的大学、学科、专业都能在结构化场域中找到适宜于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从战术上看,大学的外部结构化改革,重在构建大学———政府———市场三边之间张力协调的结构关系。即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三边关系在高等教育场域中需要重新定位。具体举措有三: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引导、协调、中介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平台作用,以及大学的主体办学、民主治校作用。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变革大学治理主体”、“理顺大学治理关系”。就变革大学治理主体而言,重在重组政府权力结构,即由政府对大学的控制转变为由政府对大学的引导;就理顺治理关系而言,重在确立“大治至简”理念,简化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包括教师编制、职称评审、人才遴选、学科专业设置、研究机构设立等权力宜逐步下放给大学。同时,在让大学充分享有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强化对大学依法治理、创新强效的评估评价。二是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进行校级领导任用制度的适度调整。大学外部结构改革的前提是:坚持党委领导,确保校长负责。坚持党委领导,就是坚持党委书记和党委主要成员由上级党委和政府的任命制,并由党委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发展路线、发展方向、意识形态建设等,监督检查校长负责制的落实情况;确保校长负责,就是构建大学校长、副校长等校级行政干部在党委领导下,让全体教职工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大学内部选举产生并依法开展大学治理工作的一体化治理机制。三是逐步构建“大学自主生产、市场多元选用、政府依效购买”的特殊“产销”关系和投资融资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使得大学的投资融资办法逐步过渡到由政府直接投资到政府依据产品质量和办学效益予以集中购买的方式;逐步建立以政府出资购买大学产品为主,辅以市场自主付款选用,以及大学借助自身知识优势和学术资本进行的多元“融财之道”。

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指依据大学章程由学校党委主导下进行的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是大学治理的奠基性和主体性工程。目前,大学内部结构改革亟待在以下几个场域开展:一是在学校与院(系、所)以及行政机关与学术机构的关系场域,需要加快构建“学校调控、部门指导、院系主体、人人负责”的责权利明晰的治理框架结构。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场域,亟待改变行政模式下的“人治”特征和“强权”、“强制”等结构性的治理惯习,逐步建立“以法为准绳、以人为目的、以秩序为中心”的合作式治理结构模型,形成以“做事”为文化凝聚和创新纽带的大学精神结构,最大限度地避免党政、党群之间、部门及师生之间的诸多精神内耗。三是在制度要素结构场域,需构建以大学理性为前提的依法治校制度结构框架,其结构框架既包括诸如办学水平评价、职称评审、项目评审、成果奖励、教学管理、经费使用、人员任用等等外在制度,也包括诸如教师发展以及内部人员的学术惯习、内化规则、文化习俗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内在制度。有效的治理结构,应是以理性为基础,以秩序为边界,以法律与文化为坐标的两轴,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相交融的立体式治理框架。四是在机制运行场域,须构建与大学发展相适应的高效、系统的结构化治理机制。大学作为结构复杂的组织机构,其学术生产属性和本质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运用结构化的混合机制。

总之,大学理性作为具有本体论认识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当代大学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理性治理是大学结构化改革的奠基性和主体性工程,决定着大学制度框架构建的现实逻辑和基本形态。由于大学具有相似性,因而各校基于大学章程的组织治理也便具有诸多共性特性。但是,不同的大学秉承的“理性”毕竟不会完全相同,各校的内在禀气也各具优势,这就决定了其“依法治校”的结构性框架必然也会各具特色。不同的高校只有通过运用结构性思维,不断探求自身固有的发展之“理”,充分挖掘自身独有的大学之“气”,才能找到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大学治理之道,形成自身独有的结构性治理特色,实现依法治校实践中从大学治理的理性启蒙到理性治理的办学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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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蔡方鹿.程颐程颢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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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的双重逻辑 第9篇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是对“高深知识”的追求, 而学科是高深知识的载体, 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院系与学科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 不理解学科就不能理解大学院系组织的本质。同时, 大学的院系又是大学内部管理的一个关键层级, 它受到一般组织特性的型构, 因此, 不理解组织的基本特性也就无法理解大学院系的运行模式。正是因为大学内部形成的学术权力与科层权力共同作用于大学的院系当中, 就形成了大学院系设置的双重逻辑, 即学科逻辑和管理逻辑。

一、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的学科逻辑

克拉克指出:“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 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1]“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以知识为中心, 正因为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深学科及其自体生殖和自治的倾向, 高等教育才变得独一无二——不从它本身的规律去探索就无法了解它”。[2]而克拉克的这种观点与布鲁贝克的观点不谋而合:“传递深奥的知识、批判现存的知识, 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3]两个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师非常肯定地指出了大学的知识特性:非一般的肤浅知识, 而是高深知识, 即高层次的、在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交界的边缘或者学科前沿的知识。大学就是要研究与传承这些高深知识并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 但是, 高深知识是不断向未知领域拓展与发展的, 而以知识的聚合为特征的学科也随之不断向前发展。大学的本质就是研究和传授高深知识的场所。所以, 大学的本性就与知识和学科有先天性的联系。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学术组织, 而学科是这个学术组织中最基本的单元。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的发挥无不依托大学学科这一平台, 可以说学科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元素, 是高校的细胞组织, 也是大学发展的核心。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学科的高校, 高校的各种功能活动都是在学科中展开的, 离开了学科, 不可能有人才培养, 不可能有科学研究, 也不可能有社会服务。甚至, 有学者把学科看成是大学的“专利”, 将学科的概念与大学的功能紧密联系起来, 认为大学学科是“根据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任务及知识自身特点对知识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分组, 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观念、方法和主要目标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4]可以说大学学科就是基于大学组织发展与演变而来的概念, 但是又通过自身的不断丰富来服务于大学这个“母体”。而“大学”这个词语的最初含义也近似于当代社会中的“行会”组织, 其主要功能也仅仅是给社会提供某些行业的特定知识技能的培训与资格检验。在12世纪之前, 一些所谓的高深知识以及高深知识的传播往往向知名教师所在地发生聚集, 但是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场所。但是12世纪以后, 由知名教师和学者聚集地的相对稳定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 并逐步形成了有了接近现代意义的“大学” (University) 。大学开始集成了“学科” (Faculty) 、“住宿学院” (College) 、“固定课程” (Curriculum) 、“考试” (Examination) 以及颁发“毕业证书” (Degree) 等多种要素的特殊的学术机构。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学科已经成为大学的一个“基因”, 且不断发展与进步。纽曼甚至认为:“大学要么指学生而言, 要么指学科而言。”[5]

尽管大学与学科并不是同时产生与发展的, 并且学科也不仅仅局限于大学而存在, 但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学科确实发端于大学之外, 却勃兴于大学之中。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 大学的功能不断拓展与增强, 大学之于学科发展的作用也不断强化与跃迁, 学科已经不再游离于大学的周围, 而是成为大学的“核心细胞”。现代大学是学科的集聚地, 也是学科产生的策源地, 是学科知识产生的主导场所、学科新人的培育所, 只有在大学里才实现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整合。在学科综合发展模式占主要地位的今天, 大学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 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阵地。

大学作为一个高深知识的专门研究机构, 必然以知识的聚集为特征, 也必然存在以知识分类为基础的学科。学科是大学进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载体, 通过学科大学才能真正达到高深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目的。作为知识生产特殊机构的大学, 学科与大学教育的结合是大学组织功能发挥的必然, 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存在。学科和大学的交汇点、矩阵结构的节点、各层级大学学术组织都是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组织, 以知识为直接操作材料, 承担着教学、科研、咨询服务等职能的知识组织。[6]因此, 大学基本职能的实现往往是通过以知识分类为依据, 以高深专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来承担, 可以说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之一, 是大学的基本框架, 大学其他制度都是围绕着学科而建立起来的。

知识性是学科的本质, 也是大学的本质。而大学的院系是大学组织的重要部分, 是大学职能的主要承担者。从教学与科研的维度来看, 无论是以前的讲座制还是当今的班级制, 亦或是人文或者理工科的研究莫不是以高深知识为对象的, 对高深知识的追求与探求是大学院系的基本存在方式与活动的基本内容, 对高深知识的运用与创造程度已经成为大学院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 学科更是其基本组织单元。公认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都毫不例外地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 大学三大职能无不是以学科为基本单元来进行的。大学的社会声誉以及学术声望无不依赖于学科水平, 大学焕发的生机也毫不例外地源自学科发展的活力, 可以说, 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 就不会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对于一个研究型大学而言, 学科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大学的学术水平。一流的科学研究首先是抓住并突破了学科的前沿, 以此获得生长点, 而这些生长点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学科之间的不断融合而被发现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大学的基本组织结构——院系中进行的。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 对高深学问的探究已然成为大学院系最主要的活动, 大学与院系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从“高深知识”这个领域获得了合法性, 因此, 高深知识就是大学和院系的核心, 一旦脱离了对高深知识的探究, 大学和院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依据。正是这种对高深知识的研究活动给大学提供了绵绵不断的发展动力, 大学与院系就是以自己对高深知识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才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迅速走向了社会的中心, 大学系统就是社会的轴心系统了, 大学与院系已经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知识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7]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合适的环境, 并且, 组织的绩效和组织的形式与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 大学院系设置问题就是基于大学发展环境与组织形式的一个探讨。而大学的高深知识特性决定了大学内部的所有变革, 无论是办学形式的嬗变, 还是制度和措施的建立与实施总是紧紧围绕着高深知识的发展这一核心而进行的, 而高深知识的发展在大学中的外显形式就是学科的不断分化与整合, 即现代学科呈悖论式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朝精细化方向发展, 学科有越分越细的趋势, 另一方面, 学科又在精细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 一些学科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 开始进一步的合并, 成为一个大学科。大学院系设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大学学科发展以及大学资源合理配置、院系自主管理的机制。通过院系设置的变革以及新机制的建立, 从组织形式与制度保障上更好地促进大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充分激发广大学者的创造热情, 形成高深知识不断深化与演变的良性发展态势, 使大学与院系通过知识的发展来更好地展现自身的创新能力, 更好地担当其引领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二、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的管理逻辑

院系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身的实体性机构, 它必然涉及到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与外部组织 (大学) 之间的权力与资源配置问题, 即人、财、物以及权力的配置方式与使用。但是, 大学的院系不同于一般性组织, 而是有独特目标的组织。大学院系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知识的创新, 是大学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功能。因此, 大学院系设置的管理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维度, 一是科层管理的维度, 二是知识管理的维度。

马克斯·韦伯认为, 科层制是一个有着特定结构、行为原则以及功能的组织结构形式, 已经预先按照工作类型和目的对每个成员进行了分工, 从制度上要求成员坚守自己的职责范围并专精于自己的工作, 在工作中每个成员或者岗位之间都有一个制度化的等级原则, 不同等级之间的职权是明确而不能随意跨越的, 高级别的成员或岗位控制或者监督下级。因此, 组织的运行以及成员的活动都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进行, 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界限或者权力分配都是由制度进行清晰的限定, 以保证组织决策的理性特征。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科层制特征, 现代大学也不例外。如大学中的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管理等无不体现了科层制体系的基本特征。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行会组织, 这些组织并没有今天这么庞大、复杂而紧密, 在大学内部实行的是以“教授治校”为主的管理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学术的独立性以及大学的学术品格, 但是,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这种管理模式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是比较高昂的。因为教学不是僵化的活动, 而是一个在具体情境中变动不居的, 作为教学活动的教师与学生本身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势差”, 而且大学与外界活动时, 大学与世俗政权与教会都存在较大的“能级差异”, 这种地位与信息的不对等就会导致教师、学生、社会以及教会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而且, 这种成本也会与大学规模的增加成正比关系。“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上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 [8]这种具有效率优势的科层制就会在大学组织中找到自己的新阵地。科层制的大学组织通过建立一种“保证体系”的方式, 用一种高效率和低成本的途径将办学者、出资人、学生等组织成员有机地联合起来, 从而彰显了成本和效率上的优势。

当现代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之后, 大学的很多行为不可能局限于大学组织内部, 而是和社会其他组织之间存在能量交换或者行为交集, 大学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与现实。教授治校的内部性与大学行为的市场化就会形成矛盾, 而科层制就是通过管理层级将市场交易活动限定在大学组织内部进行, 通过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为优势促使了大学活动主体的多元市场行为的“内部化”, 规避了市场行为的多重契约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 从而降低成本、赢得效率, 从而可以使组织的本身特性与外界环境达到一致。因此, 大学本身对效率的诉求就为大学实行科层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由。

大学的院系就是大学科层制中的一个层面, 也是大学权力承接与下传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大学的院系是以行政组织建制为设置方式, 它往往承接这上级分配下来的资源, 并掌控着这些资源在自己层级范围内的分配权。大学的院系并不是由学术同行自发组成的, 而是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构建原则, 按照行政机构的产生方式组建, 院系的权力结构和大学整体的权力体系一样, 实行的是一种机构化与正规化的权力架构, 实行的是科层制组织原则。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就是通过院系这种机构来行使, 因此, 院系既充当了一种学术机构又充当了行政机构的双重角色。

大学是以高深知识的传递、创新与运用为志业的知识型组织, 大学的院系就是大学进行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核心组织。知识是在充分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创新的, 而知识的共享与交流并不是单一和疏离的, 在这个交流中人和组织形成了节点, 而这些节点就借助于组织的交往形成一系列连贯的链条, 节点与链条组合成一个网状的结构, 这个网就是知识流动的主要范围, 当然并不是全部范围, 而是新知识不断流进这个网状结构中, 形成一个以人和组织为节点、以协作交流为链、以知识流为内容的知识生态系统, 其实质是知识共享、交流和创造系统。[9]这势必需要院系通过确认和有效利用已有知识, 并通过对各种知识的连续性管理, 提高院系创新能力, 以满足院系发展需要。大学院系组织设置就是为了实现知识创新, 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和实践, 不断获取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 并把这些知识运用到院系的各种活动中去, 促使大学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发展, 进而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显然, 我国的大学院系遵循双重组织运作方式:一种是学术组织的运作方式, 一种是行政组织的运作方式, 即一边要尊重学术组织的基本逻辑, 一边又要通过制度化、非个人性的手段使得院系被赋予一种不平等的强制性权威, 并以这种权威来协调各学者或者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就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一样:“中国大学的教师就此而论实行的是等级制——无论教研室, 还是学术 (位) 委员会, 都是等级制的表现”。[10]而且, 大学的院系在处理学术事务的时候并不完全按照学术的逻辑, 而是夹杂着很重的行政化色彩, 行政命令与官僚习惯被运用到学术事务的处理, 如院系内部的学术委员会、教师职称评议组、教研室等并不都是纯粹的学术性组织, 而是被赋予一定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的学术组织。因此, 院系已经超越了纯学术组织的特性, 院系事务中所包含的教师职称评议、学生学位的审批、各种教学与科研政策制定、成果的评定等无不涉及到行政权力。

可以看出, 现代大学早已脱离了原初的纯粹行会组织特性, 而是在不断地世俗化, 规模的扩大以及与社会的不断“同构”使行政管理成为必然。不过, 尽管大学组织具有了行政组织的科层制特征, 但是, 追求高深学问依然是大学的终极使命, 科层制管理并没有改变大学学术活动的主体地位, 因此, 大学的行政化管理还是紧紧围绕着学校的学术活动而进行的。追求高深学问是大学的逻辑起点, 决定了大学组织的基本特性依然是学术性, 不过现代大学的管理跨度已经扩大了, 大学院系的设置也必然要考虑组织的现实特性, 遵循大学管理的基本逻辑。

三、双重逻辑下研究型大学的院系设置策略

大学院系的设置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其科学性需要用学科的逻辑来加以保障, 而实践性需要用管理的逻辑加以规范。

(一) 学科逻辑下的院系设置

在学科层面, 大学院系的设置首先要依据学科的成熟度。学科本身就是大学知识体系的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 目前, 绝大多数的大学院系就是依托一定的学科而设立的, 特别是以相对成熟的学科为核心形成学科群, 以此来构建院系。通常, 成熟的学科有三个主要的外部标志, 是形成了成熟的学科体系, 如令人信服或者公认的、独有的学科概念、学科目标、系统的理论体系、比较稳定的学科研究领域等;二是在这个学科周围形成了一定的学科群, 即以这个学科为主干产生了诸多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 构成“树状”的学科群;三是有固定的、专门的学者群体、体系化的教材等从事学科研究与发展的软硬性条件。我国当前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的12种学科门类都是比较成熟的学科。成熟的大学科群又通过共同的学科规范促使学科聚合, 不同学科之间经历相互交叉与磨合之后会产生新的交叉性、边缘性和横断性的学科, 拓展与深化了知识内涵。

学科的发展逻辑昭示我们, 学院应建立在学科群或者学科门类的基础之上, 并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以及科学研究任务。这样设置的院系适应性强, 质量稳定, 并能体现研究型大学的特征, 有利于大科学的发展, 同时这种标准也决定了学院教学科研活动的边界以及大学学院设置的数量。如可以组建工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等等。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中的文理学院都是按照学科大类设置的。但是, 不同大学又有自己的学科优势, 这样各自大学科群的发展程度不一样, 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优势发展或者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世界一流大学总是根据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有选择性地发展自己的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比如, 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就是以农、畜牧业为自己的核心研究领域, 农学和牛奶专业是美国一流学科与专业。同样, 美国的匹兹堡大学依靠自己位于“钢铁中心”的独特地理位置, 大力发展了自己的机械、冶金等工科学科, 其工科性的学院发展异常迅速。

在以学科群或者大学科门类为基础建立学院的基础上, 一般是在学院之下按照一级学科组建学系, 在学系之下按照三级学科或者研究方向来组建教研室。如工学院内设力学系、机械工程、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在管理学院内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另外, 在一些研究型大学中, 一些无法组成学科群的学科, 也可以设立院级系, 享有学院级别的待遇, 可以促进原学科的发展。如某大学设立了知识产权学院, 就是以二级学科为基础设立的院级系, 顺应了社会对知识产权领域人才的需要。另外, 可以将一些以交叉学科为主的跨学科系升为院级系, 成为跨学科或多学科合作的新型柔性组织, 即学术系, 专注于要解决的前沿性或交叉性学科发展。

但是, 院系设置不仅要看学科成熟度也要考虑学科的成长性, 要根据知识的发展趋势, 敏感地把握未来学科的生长点或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灵活设置学院, 这种学院往往是学校特色的重要体现。尽管特色学院不是大学的主流, 但是其学科优势与实力令人刮目相看。如哈佛大学的政府学院、加州理工大学的地球科学院、康奈尔大学的就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威斯康星大学的实用生活学院是根据社会需要、汇集了多种学科门类而设立的项目式综合学院, 从名称上很难看到学科的影子, 但是包含的学科却是一流的。同样, 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启明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就以培养宽口径的综合性创新人才为特色的学院。这些学院以重点学科为依托, 按学科群打基础, 以一级学科方向分流, 贯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模式, 培养立志献身基础学科及其交叉学科研究和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总之, 一个结构良好、设置合理的院系组织不仅能很好地推动已有学科的发展, 还能很好地把握好当前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的动态需求, 在一些新萌芽中发现促发新学科或者新领域的产生, 不但有利于知识的发展, 还有利于大学品牌与社会声誉的提升。

(二) 管理逻辑下的院系设置

按照学科逻辑建立的院系在大学教学中应该具有实体性的地位。无论是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的贯彻, 还是大学三大职能的实现都要通过院系来实现, 如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科建设、师资力量等无不以学院为依托。即使在学术权力大于行政权力的美国, 院系也是大学中的管理核心层面, 是大学内部的一个从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实体性机构。

既然是实体性机构就必然有权力的分配与运行问题。我国研究型大学校级层面由政治权力系统与行政权力系统构成:党委书记是政治权力系统的核心, 校长是行政权力系统的核心, 而作为大学本质的学术权力应该由学术带头人为首的学者群体来行使。因此, 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以及学术权力三类权力的主体就会按照各自独特的职能定位不均衡地分布在学校高层、中层以及基层三级组织机构中。

院系作为一个大学的中间型主体机构, 既要统筹协调下属基层组织的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 又要直接承担本院系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 因此, 院系内部是行政性力量与学术性力量并存, 但是以学术力量为重, 即院系组织应该是一个自我治理的组织。教学科研人员应该是院系组织内部的自我治理的主体, 而不是大学科层制管理体制中的“低级职员”。由于院系的组织是按照学科或者学科群来组建的, 对于院系内部的学术事务而言, 具备了专业知识的教学科研人员比一般的行政人员更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结构、发展现状以及学术前沿, 对于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来说也最有发言权;他们更有能力来评价一个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能力与业绩, 也可以在教师聘任和晋升中发表更客观的评价。同时, 由于大学不同于企业, 拥有高深知识的学者的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不仅具有独立性、个体性和专业性, 而且其效果特大多比较滞后, 很难完全运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对学者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 因此, 当科层制模式下的行政控制力失灵的时候, 就要依靠学术人员的自我管理能力来维持院系的稳定。还有, 过多的行政权力以及行政干预不仅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 而且往往会事与愿违,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所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教师的责任心和创新能力。如果一所大学基本的学术组织的院系机构是以上级行政权力来主导的话, 教师没有或者很少有参与学术决策的权力, 那么教师的责任心就会逐步消解。任何人都不愿意为别人的决策负责, 当教师仅仅成为别人决策的“代理人”的时候, 极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有多糟糕, 教师内心或许都不会感到愧疚。相反, 教师还会指责行政权力的“越位”, 让行政管理人员承担绩效差的责任是教师的当然选择。从教师科学研究的规律来看, 教师的创造力主要来自无约束的好奇心与自由组织团队进行攻关研究的能力, 尤其是一些需要合作研究的课题, 两者缺一不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 教师要服从各种行政命令, 自己的思想变得不重要, 教师的创造激情也会逐步消退。加上各种人事壁垒、学科壁垒阻碍了教师的自由组合, 使教师的创造性思想难以付诸研究实践和转化为具体的科研成果, 教师的创造力也被消解, 学科的发展也就因此僵化。

系统论的原理表明, 任何一个系统要能够有活力地运行, 就必须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大学的院系作为大学系统的一个独立的中观层次的系统, 也是如此。从大学系统来看, 院系组织的建立既要和整个系统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即以学术为组织内在联系的基本逻辑, 在大学组织内部形成联系的主线。同时, 大学院系本身在资源利用、学术思想以及用人机制等方面要保持开放性。在我国的大学中, 由于受到集权的管理体制的影响和本位主义思想的束缚, 所有的院系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级别, 并享有与该行政级别相应的政治待遇和行政权力。即使是按照学术逻辑建立起来的一些学系或者教研室也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级别, 成为与其他行政组织权力对等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大范围地开展院系设置的调整, 调整现有的院系组织, 理顺学科间的关系, 建立好良好的院系运行机制, 促进多学科立场、观点与方法交融。

从大学的特性来看, 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是由两个子系统构成的:管理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组成的。前者包括党政管理机构以及管理人员、规章制度、管理设施和管理经费等要素, 其功能是对学校组织进行领导、统筹和协调;后者则是包括校、院、系下属的学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程序、工作条件。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在要素组成上也有一定的重合。院系组织机构是组成大学这个复杂系统的中层机构, 下属的学科系或者教研室是最基本的单元。它们既和管理子系统有关, 更是技术子系统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对院系或者教研室而言, 教学科研人员、行政辅助人员、经费、仪器设施设备、书刊资料都是重要的输入要素, 但是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数量与质量, 还取决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因此, 建立科学规范、成熟稳定的院系运行机制, 包括用人机制、财务管理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等等是保障院系作为学术组织运行的有力保障。

基于此, 大学的院系不应该是在外部行政力量推动下被动运行的, 有效的院系机构应该是自我治理的组织。学校将院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组织, 只是从宏观上进行管理, 类似于美国等国家的邦联制国家体制。选拔和聘用教学科研人员、决定科研选题、组织科研力量进行课题研究、决定院系或者教研室的管理模式等权力应该分配给院系中的教学科研人员, 让他们自主决策, 甚至院系的负责人也可以由教学科研人员选举和轮流担任, 而不能由上级任命。学校更不能以上级管理部门自居, 而是应该将自己置于院系组织的“助手”或者“平等的首席”的位置, 帮助院系以及教学科研人员将自己的创新思想转化为现实, 共同促进学科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

摘要：学科聚集是大学的本质特征, 院系是大学本质与职能的主要载体, 因此, 院系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科的发展、交叉与融合, 这就决定了院系设置必然要遵循学科的发展逻辑。同时, 院系是大学科层制中权力承接与下传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在学科逻辑与管理逻辑的双重作用下, 大学院系设置应该以学科的成熟度为标准按照不同的学科门类建立学院, 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建立学系, 同时, 要把握未来学科的生长点或社会的现实需要灵活设置特色学院;突出院系在大学教学中的实体性地位, 用“邦联制”的宏观管理模式在院系中建立科学规范、成熟稳定用人机制、财务管理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等, 以保障院系作为学术组织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学科逻辑,管理逻辑,院系设置,构建策略

注释

1[1][2] (美) 伯顿·克拉克, 著, 王承绪, 等, 译.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12, 42.

2[3] (美) 约翰·布普贝克, 著, 王承绪, 等, 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3.

3[4]蒋洪池.大学学科文化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3.

4[5] (英) 约翰·享利·纽曼, 著, 徐辉, 等, 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20.

5[6]翟亚军.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23.

6[7]杨如安.知识管理视角下的大学学院制改革研究[D].西南大学, 2007:48.

7[8]钱德勒.看不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8.

8[9]翟亚军.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96.

论大学生学习逻辑学兴趣的培养 第10篇

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 也是支撑人类思维大厦的基础性学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七门基础学科之一, 是哲学、法学、中文、教育学等学科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逻辑学是大学教育中培养求真精神与创新水平的重要手段, 大学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和语言表达等能力, 而这些都是以逻辑思维素质为基础的。[1]“通过学习逻辑, 掌握一些专门的技术和方法, 不仅使我们能够应用这些技术和方法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而且能培养一种逻辑的眼界和意识, 使这种逻辑的眼界和意识成为我们知识结构中的构成要素,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2]

学习逻辑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训练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促进智力的发展, 提高逻辑修养, 为进一步学习和理解其他学科知识提供必要的思维技巧, 为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必要的实用的逻辑分析工具。现在社会上的各种选拔性考试, 如工商管理硕士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 等等。其中逻辑测试是必考内容, 且比重在不断加大, 考试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 测试考生运用给出的信息和已经掌握的综合知识进行推理、论证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要求考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摆脱烦琐细节和冗长文字的干扰, 理清思路, 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应的逻辑基础知识, 就大大增加了考生尽快摆脱干扰, 找出答案的难度。

二、学习逻辑学过程中的问题

逻辑学以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基本规律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以其所特有的具有特定含义的一整套逻辑术语来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科学领域。高校逻辑学教材内容多关注逻辑知识的抽象性, 教学内容偏重于逻辑知识的系统性, 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知识的完整性, 这些因素都导致学生学习时感到枯燥、难懂, 对逻辑学的学习兴趣度降低, 相当多的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 甚至有畏难情绪;学生运用逻辑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更是低下, 在老师的引导下, 他们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 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 让他们独立解决问题时, 他们就感觉无从下手。

面对这种状况, 教师在讲授逻辑学过程中, 要采用灵活多样、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 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三、培养大学生学习逻辑学兴趣的途径

1. 逻辑故事解读法

许多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科学发明、奇人逸事中都包含着趣味盎然的逻辑故事, 它们有生动的情节、丰富的情感, 在故事中讲知识, 能很快地吸引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例如, 据《世说新语》记载, 孔融到李膺家做客, 客人们都赞他聪明, 后来又来了一个叫陈韪的客人, 他则不以为然, 说:“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孔融反唇相讥:“想君小时, 必当了了。”弄得陈韪十分尴尬。他为什么尴尬呢?因为孔融巧妙地利用陈韪的话作为前提, 加上自己的话, 构成了一个推理:如果小时候聪明, 那么长大了就不怎么样;我猜想您小时候很聪明, 所以, 您现在不怎么样。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面对这个推理, 陈韪当然十分尴尬, 因为这个结论是从他自己的话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讲解, 学生了解了什么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基础理论知识与逻辑故事结合起来讲授, 能够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推理知识, 培养学习兴趣。

如果不注意用生动的实例教学, 而是单纯地从符号到符号、从公式到公式地进行推导, 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要将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 教师要在课前精心挑选适合的逻辑故事, 逻辑故事与讲授的内容具有相关性, 不能为追求趣味性而忽视知识性。另外, 还要对讲授内容和学生的心理倾向认真分析, 如内容如何切入, 如何激发学生兴趣, 需要补充哪些内容, 使用怎样的程序进行教学, 等等, 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丰富多彩。

2. 案例分析法

通过对典型事例的精辟分析, 引导学生应用逻辑原理、规则来分析和解决具体的逻辑问题, 使学生对逻辑知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直接感受, 避免空洞说教和乏味推理, 提高其运用逻辑知识的能力。它是将案例应用于教学, 通过教师讲授、组织学生分析、教师归纳总结等过程来实现教学目的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课堂灌输而言,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仅能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巩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而且能够调动学生的听课兴趣,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教学过程中, 应联系社会实际, 搜集、整理逻辑思维典型案例或者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通过案例分析, 使学生举一反三, 深化对逻辑知识的领悟。案例分析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 能够有效增强逻辑学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述直接推理中的变形推理时, 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帮助理解变形推理的方法、规则和公式, 可以举人们熟知的事例加以分析:某主人非常好客。有一次他请四位朋友到府上小宴。快吃饭的时候, 只来了三位, 还有一位没到。这位主人非常着急, 便自言自语地说:“该来的还没有来。”不想其中一位客人听了此话, 扭头便走;这位主人看见走了一位客人, 便说:“不该走的走了。“另一位客人听了此话便起身告辞;该主人更加着急, 连忙说:”我不是说他们两位。”最后一位客人本想留下来陪陪主人, 听了此话, 也抽身就走。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结合变形推理的知识对之加以分析。

再如:一家珠宝店被盗, 经查可以肯定是甲、乙、丙、丁四人中的一人所为。审讯中, 他们四人各自说出一句话:甲说:我不是罪犯。乙说:丁是罪犯。丙说:乙是罪犯。丁说:我不是罪犯。经调查证实, 四人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3]

看完这个例子后, 让学生分析谁是罪犯?学生一般会经过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的思考后, 给出正确的答案, 但学习逻辑后能够在一分钟之内给出正确的答案。学生就会很惊讶, 同时, 也激起学习逻辑学的兴趣。

3. 现实热点透视法

与时俱进是大学生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关心国家、关注社会成为大学生良好的风尚。“逻辑与生活密切相关, 逻辑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书本上, 要顺应学生的兴趣点, 因势利导。一个人如果缺乏对于生活的热爱与了解, 缺乏必需的各种社会生活知识, 在现实提出的逻辑问题面前, 往往难于应对。”[4]所以, 教师必须注重对学生进行关注现实, 注重逻辑知识应用的引导。教师应及时借助热点问题, 引发一些逻辑话题, 开展由学生来完成课堂辩论、专题讲座、逻辑小论文写作及讲评, 使看似难懂、枯燥的逻辑学变得充满生机与活力。

比如在2008年的“周正龙假虎照案”和“许霆恶意取款案”两案中的定罪与量刑中, 周正龙是犯了诈骗罪还是仅有过错?许霆是应判无期还是判几年?种种问题的争议, 虽是现实法律问题, 但同样反映了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再如, 汶川地震中不同的人面对生与死、救他人与救家人、保全身躯完整与保全性命的一系列二难推理问题。这些热点问题, 运用得好, 就会成为现实热点的典型素材。

4. 对比教学法

“把两个或者两类事物进行比较, 确定它们之间的异同, 对事物进行界定和区分, 以便全面、准确地认识事物本质和特征”。[5]在逻辑教学中, 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对比教学。

首先是把逻辑学与汉语语言的有关知识联系起来进行对比。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密切, 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语言形式也是密切相连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存在与表达, 需借助于语词和语句来完成, 离开语词和语句, 概念、判断和推理就无法存在。所以在讲授过程中, 将逻辑知识同比较熟悉的汉语语言知识结合, 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新知识。例如推理是由语句或者句群表达的, 汉语中一般用“因为”、“所以”、“因此”等关联词来表达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对比, 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够迅速理解逻辑知识, 从而消除畏难情绪, 培养兴趣, 增强学习逻辑学的信心。

其次是就逻辑知识本身而言, 对于容易混淆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对比教学法。比如在学习逻辑规律时, 学生容易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混淆, 教师就可以运用对比教学法进行讲授。除此之外,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反对关系与矛盾关系、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反证法与归谬法等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讲授。

5. 辩论教学法

逻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学科, 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需要学生不断进行逻辑实践才能提高。为了避免学生对这门课只学不练, 需要在学习一段时间以后组织专门的讨论课, 给出一个实际案例, 让学生组织正反双方进行辩论, 给出各自的观点和理由。辩论中教师不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定理和正确的证明, 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只是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理解, 自己去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方法, 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的思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并且只有运用智慧, 积极展开思维活动, 才能最终解决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同时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团队之间的协作精神, 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很有帮助。

6. 教学空间扩展法

逻辑学教学不应该局限在课堂和教室, 还可以采用在课堂和教室外进行, 如可以在课堂和教室外进行问题的讨论、组织辩论会、演讲会、辅导、漫谈、出版逻辑学板报等形式。课堂和教室外是教室内教学的延伸, 通过多种形式的课堂外逻辑学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对逻辑知识的自觉应用, 锻炼学生语言表达中对逻辑知识的应用能力, 也能锻炼他们发现和改正逻辑错误的能力, 引起学习的兴趣, 激励学生热爱逻辑学, 在实践中学习, 在实践中应用, 这是让逻辑学这门工具性学科尽快发挥作用的最佳途径。

除此之外, 在逻辑学教学中, 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要积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由于在教学中经常会用到一些逻辑故事、教学案例和一些符号、公式等, 因此, 可以把它们制成课件, 实现教学过程的形象化、智能化。这样的教学既有趣味性和生动性, 又有启发性。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逻辑学的课堂教学, 既能提高备课、讲课的速度和效率, 使教师有更多时间讲解每堂课的重点、难点, 又便于学生能下载或复印讲义, 节省课堂上做笔记的时间, 从而更专心于听讲和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包庚.简论逻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J].大学教育科学, 2000, (4) :54-56.

[2]王路.逻辑基础.北京:人民出版社[M].2004.

[3]郑伟宏.逻辑与智慧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5.

[4]刘汉民.论逻辑教学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J].教育探索, 2007, (6) :41-42.

行业逻辑重于个股逻辑 第11篇

回顾中外股市的历史表现，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特定的阶段配置某些行业可以更容易获取超额收益。这就是行业逻辑在起作用。行业逻辑的重要性之所以要大于个股逻辑，主要因为：当一个行业趋势向好时，行业里面大多公司都是受益的，此时，在该行业中选出比较优秀的几个企业投资就可能获得不错的投资收益。而在趋势不好的行业中，即使最优秀的公司，其投资收益可能也不尽如人意。况且，我们能否选出最优秀的公司也有不确定性。

以白酒行业为例。在2012年以前的数年中，白酒行业都是跑赢整体市场的。当时，其行业逻辑很清晰：消费升级，高档酒提价，二、三线白酒跟随，整个行业价升量增，盈利快速增长。此外，白酒行业产业政策也友好，反腐、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还没出台。在以上行业逻辑下，整个白酒行业的个股都是不错的投资标的，取得了很好的投资收益。而进入2012年以后，限制三公消费、反腐等政策陆续出台，行业需求受到影响，高档酒开始降价，从而导致行业投资逻辑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即使茅台这样的优秀企业，也难逃股价从高点腰斩的命运。

另一个事例是2013年的传媒行业。在国内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持续上升后，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正在增加，以电影、互联网视频、游戏等为代表的娱乐消费爆发增长。同时，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在这样的行业大逻辑下，整个传媒行业都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当然，各细分子行业表现有所差异。

明白了行业逻辑的重要性，我们就不难理解2013年的A股为何结构分化如此严重。一边，以银行为代表的大盘股纷纷破净、估值便宜，但却不停下跌；另一边，以消费、TMT等为代表的成长类个股，但却纷纷创出新高。当然，即使行业逻辑强大，其中的投资标的也会受到估值的约束，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行业逻辑如此重要，它对我们的投资实践具体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同一行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其估值水平是不同的，一般处于成长期时估值溢价高，进入成熟期后估值溢价低；不同的行业估值溢价不同，主要取决于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行业政策友好程度、行业壁垒、盈利能力和业绩稳定性等，这些是进行跨行业比较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其次，对于成长股投资者来说，其投资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处于成长期（或初创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产业政策友好、行业空间大且具有一定进入壁垒的行业内个股。

最后，对于价值股投资者来说，其投资研究的重点，则主要集中于：处于成熟期、产业政策友好、行业竞争结构稳定，低估值的行业内龙头企业。

浅议逻辑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 第12篇

逻辑是一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问, 古代的中国、希腊和印度是逻辑学的三大发源地。逻辑这个词由英语“Logic”音译而来, 而英文的出处又源于古希腊文, 是指思想、理性、思维、言辞、规律性的意思。“广义的逻辑就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以及逻辑方法的科学。”[1]它与日常思维、语言表达、推理论证等有密切的关系, 是一门高度抽象却又实践性极强的科学, 在科学理论知识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曾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一切学问和科学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逻辑, 逻辑是一切学问的基础。[2]由于逻辑学具有基础性、严密性、创新性、规范性、实用性等特点, 所以20世纪80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列为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相并列的七大基础学科, 可见逻辑在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二、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几点理解

大学生“素质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操作教育, 而是一种具有开发性的心理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道德教育和人的整体发展水平教育, 归根结底, 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教育。[3]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的相关文件精神已经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做了深刻全面的阐述。高校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 必须学会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各方面有机地融入到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涉及学习生活中的智育培养, 日常生活中的德育培养 (即完善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 以及学生健壮体魄的培养和审美能力提高。只有做到这几方面的协调发展, 才能培养出身心双健康, 具有健全人格的优良大学生, 新时代的接班人。

我国中学阶段各科教材在讲述该科知识时虽大量采用到了逻辑推理方式, 却极少花时间为学生介绍系统的逻辑知识。错过了逻辑思维形成的这个最佳年龄阶段中学阶段, 思维方式一旦定型将很难补救, 这就直接影响到我国大学以上高层次人才逻辑思维水平的提高, 从新入学的大学生中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逻辑便可看出, 我国中学阶段的逻辑教育是匮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利益趋使许多高校放弃了逻辑课程的设置, 致使大学生在中学时代就缺乏的逻辑教育在进入高校后再次被剥夺, 那么系统逻辑教育的没落, 势必影响当代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三、逻辑学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从当前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看, 我们已经清楚认识到了我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那么作为培养个人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石逻辑学教育, 我们同样要认清它在现时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表述, 逻辑学是全部科学知识的基础, 那么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成为大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必须具备的能力, 因而逻辑学教育, 对于发展大学生素质教育, 对于培植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从而对于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高校学子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涉及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操作教育、心理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道德教育等, 而逻辑思维的培养在这几方面的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逻辑学教育利于大学生培养创新思维。逻辑学是一门与思维科学密切相关的理论, 因为它的理论起源与研究分析思维密切相关, 而它的理论成果为思维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因此它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 影响思维发展颇为深远的是如下两个方面: (1) 它加强了大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自学能力。“美国教育学家罗伯特赫钦斯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年轻人在今后一生中能自己教育自己。因此,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不再只是给学生传授知识, 而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智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通过系统逻辑学的教育, 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 尤其是可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提升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 能够类似于海绵似地不断吸取外界的各种基础知识, 并且不断强化, 不断完善。 (2) 它培养与训练了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 比如大学生在学习中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操作能力等, 使大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学会创新知识, 学会研究高层次的知识结构。

逻辑教育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语言能力。逻辑学与语言学同样是密切相关的。从人类认识的过程看, 人类知识的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的交流, 通过听、说、读、写获得知识, 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 通过学习、研究、继承与发展生产知识。知识交流仅靠文字没有语言作交流桥梁是不可能正常进行的, 语言表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能力, 而目前语言也需要逻辑进行规范和梳理。纵观当今大学生的语言能力, 确实不是十分乐观。许多大学生连最基本的文书等应用文写作都存在很大困难, 更别说是毕业设计时论文的撰写和学术报告的写作, 许多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 无法用严谨的文字结构和方式表达出来, 这就说明大学生在语言能力方面缺乏逻辑综合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 逻辑学教育可以规范学生的语言组合能力, 可以培养学生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的语言组织能力, 避免日常自然语言中潜藏的歧义和悖论问题, 避免在语句的表达中颠三倒四、答非所问, 便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自身学习、从事知识生产和思维交流的顺利进行。

逻辑教育利于大学生提高辨别是非和处理困难的能力。唐朝魏征曾经通过逻辑中的归纳推理得出“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的名言, 而且逻辑历来在侦查破案, 处理难题时作用也非常突出, 如《宋史》记载的包拯巧破“割牛舌案”, 就运用了逻辑中的“假说[1]”原理分析情况, 很快便诱出了真凶。大学生通过逻辑教育, 可以提高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推理能力, 成为一个思维敏捷的人, 在遇到巧言诡辩、是非难断时能够很快抓住重点及矛盾, 辨别问题中的是与非, 提高处理棘手问题的效率, 从而利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

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 逻辑的缺失意味着理性的缺失。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 需要大学生理论思维的培养, 但纵观当前形势, 逻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形对中国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大大不利的, 也不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竞争。今天, 不同学科的流通与交融已成为世界的大趋势, 努力实现逻辑学与中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 以推进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是我们高校教育工作者当前应该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何向东, 袁正校, 郭泽深.逻辑学教程 (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连丽霞, 刘巍.素质教育视野下的逻辑学精品课建设[J].当代教育论坛, 2006, 5: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