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精选12篇）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1篇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发展的最新阶段, 是指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主体的支持下进行资源整合与创新的协作性创新活动。

产学研协同创新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 俨然已经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新趋势。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 体现了科学技术、产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的协同创新, 是提高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思考, 也是提高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国内外学者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 经历了从早期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形式单一零散、追求短期效益、注重自身利益逐渐向合作形式多元系统、追求长远目标、注重整体利益的演进历程, 并且方兴未艾。

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基础方面, Christopher Freeman (1987) 等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由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基础设施等组成。Chesbrough (2003) 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理论, 认为企业应该实施开放式创新模式, 积极与高校等外部知识源开展合作关系。Etzkowita (2008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螺旋”理论, 认为高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多重互动式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的重要条件。何郁冰 (2012) 在相关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战略、知识和组织三要素之间多维度协同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指出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的的战略协同, 以此巩固各个创新主体的合作关系;开展知识协同, 以此增强创新主体的知识转移与共享;实施组织协同, 以此提高创新主体之间协同创新的效率。段晶晶 (2014) 认为耗散系统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的理论基础。曾萍等 (2014) 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产业政策等都是创新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和环节。

二、区域间互动的层次和互动主体系统

(一) 互动的层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 区域间的互动研究也逐渐从宏观角度转向了微观层面, 目前, 我国关于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目前我国关于产学研与区域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级战略层面的区域互动, 如我国东西部互动、沿海与内地区域的互动;第二层次是省级区域之间的互动, 如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各省市的协调发展;第三个层次是地、市、县等小区域之间的互动发展研究。

(二) 互动主体

互动主体是产学研与区域互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是互动体系中资源流动的中心点。这些互动主体在互动体系中的地位各不相同, 可以以企业、部门、区域、社团协会和政府组织等多种形式存在。多个参与主体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法则进行分工与合作, 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从而形成产学研与区域互动发展的主体结构。

三、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平台构想

京津冀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八个次中心城市, 是我国重要的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中心, 也是我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经济区, 同时也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区域。

我国“京津冀产学研”中协同创新中心的构建模式与EIT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内在机制非常类似。我国区域协同创新中心模式是以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 根据EIT平台的整体运行机制, 对我国“京津冀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模式的实施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提出战略框架:

第一, 构建产学研与区域良好互动的组织构架。

组织结构的完善配置是产学研与区域良性互动的组织保障, 能保持产学研与区域互动关系的优良成长性、灵活适应性和组织创新性。

第二, 构建促进产学研与区域良性互动的机制体制

合理的组织机构在发挥工作效能过程中, 必须依靠高效的运行机制, 才能按照预定的规划推进互动行为, 实现预期绩效。在上述设计的区城互动组织模式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科学地创设相应的组织运行机制体系, 包括决策、执行主体及详实的工作目标、规范的决策程序、严明的行为规则、具体的监管手段。

第三, 建立和完善产学研与区域互动的驱导、监管和约束规则。为了促进产学研与区域间产生积极、自觉的互动关系和行为, 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保障产学研与区域互动发展行为的规范而高效, 需要建立健全产学研与区域互动行为的干预体系和驱导、监管、约束规则。

参考文献

[1]Freeman C.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M].London:Pinter Publishers, 1987.

[2]Chesbrough H.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or technology[J].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ambridge, MA, 2003.

[3]Etzkowita H.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action[J].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8.

[4]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 2012, 2 (30) :165-164.

[5]段晶晶.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4, 35 (2) :119-123.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2篇

1.产学研协同创新概述

1.1“协同创新”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国家要求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综观新中国科技事业60多年的巨大成就，以上三类创新都有长足进步，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如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科技宏观管理各自为政，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阻滞了三类创新水平的全面提升。为此，《科技规划纲要》希望将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打造成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其中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是现阶段的发展重点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的重要讲话强调，我国的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展开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这是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协同创新提出了要求。

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当前知识时代背景下对跨组织合作创新的一种创新突破，将势必推动我省技术创新的整体发展与深刻变革。

1.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特征与类型

1.2.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硅谷模式”的诞生和成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在我国兴起，并不断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属于宏观层面协同创新，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深化，其实质是跨组织协同创新。“协同创新”不同于“合作创新”与“创新协同”。所谓“合作创新（Cooperative Innovation）”，是一个比协同创新涵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协同必然合作，合作未必协同”。具体而言，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之间的联合创新行为。一般地，合作成员单位只要参与了创新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就是“合作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但产学研主体在合作中由于利益不同，难免产生冲突，若不能有效解决冲突问题，则难以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协同创新。“创新协同（Innovation Synergy）”主要着眼于单一组织（或某一创新系统）中各创新要素之间的协同（区别于主体之间的协同），目的是为了提升该组织或创新系统的价值。而“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是跨组织、跨部门的协同创新问题，其最早是由MIT斯隆中心研究员Peter Gloor给出的定义，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目前，国内外的协同

创新实践，从微观来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企业）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1从宏观角度看，协同创新指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跨组织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要形成稳定的协同创新机制，其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各方均事先确认各自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1协同创新比合作创新更强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网络组织形式下相互学习促进知识流动，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提高产学研整体的知识存量，从而实现共赢。

因此，协同创新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的协同创新是指组织（企业）内部的各类协同创新活动，宏观层次的协同创新则指的是组织之间的协同创新，其目前的主要运作形式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其实质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体系与技术创新体系的结合与互动，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的结合与互动，是科技教育与经济的融合发展。由于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的协调合作，也有别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管理创新1。具体而言，产学研协同创新以政府为引导，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有效地结合起来，把产业、教育和科研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赢互利”的原则，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和谐发展，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教育、科技的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真正推动我国经济走上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1.2.2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征

1）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在产、学、研、政、介、金等相关主体协同下完成。区别于其它形式的跨组织协同创新，首先，协同创新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次，协同创新的主体构成与其它形式有所区别，一般必须至少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最后，这种创新活动是在产、学、研、政、介、金协同下完成的，其核心是产学研三方合作进行技术开发，政府通过法规、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提供相关信息服务，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共同完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

2）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流动，即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是一个知识流动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知识存量存在势差，比如大学与科研院所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专门性科研人才，随着协同创新工作的展开，知识可从研究机构流向企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属性的差别，比如企业拥有生产和经营管理知识，而大学与科研院所拥有科学技术知识，通过产学研合作，不同属性的知识可以形成互动，共同促进协调创新活动的展开。产学研主体各自在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决定了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可以实现知识流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目标或核心内容就是加速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转，从而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局面。

3）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新兴技术、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其特点是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因此更能应对大科学、技术会聚的挑战，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从而更能实现重大科技创新。

4）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战略、组织、资源、行为等全方位的协同与整合，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的结合与互动。协同创新涉及战略、组织、资源、行为的全面整合，系统协同度是衡量整合绩效的决策关键，产学研多方主体价值观差异及不同利益诉求与战略目标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组织的结构协同和过程协同之间的匹配度、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之间的匹配度，系统内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之间的交互行为都将影响协同创新系统整体的协同度。此外，系统协同度也与创新主体改变行为的程度和频率有关，这些包括战略信息的交换，组织结构与资源的升级，及各方同步行动的协调与控制，这些知识交流与技术创新行为需要良好的体制环境作为保障，体制创新是驱动所有创新行为协同的制度保证。

1.2.3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类型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3篇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能力模型

我国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以课堂教学为载体，教师以传递知识为目的，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而高职学生则将知识视为实现目的之手段，渴望获得具有应用性、社会适应性的知识。师生教学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教师教学目标忽视了学生的需求与特点，以知识掌握代替学生全面发展，而学生由于无法实现由表层记忆学习向深层理解应用学习的转变，也在逐渐销蚀内在本真的学习动力。

一、协同与创新的关系

协同一词，最初意思就是“一起工作（Working Together）”，协同效应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在一起运行时产生的其独立运行所不能产生的结果。1971年德国科学家哈肯（Haken）提出了系统协同学思想，他说在系统科学中协同是指系统中诸多子系统或要素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有序的统一整体的过程。

创新，从要素上讲是指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组合、渐近创新与重大创新组合、显性创新效益与隐性创新效益组合等不同层次组合，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

从协同与创新的本质，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共性，即协同是汇集资源，通过互动互补产生合力，而创新本身也是一个集体性活动，也要求通过对要素的汇集，实现最大协同效应。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提出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全面落实，教育部启动了“2011”协同创新工程。“2011”协同创新工程提出以人才、学科、科研（即“产学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不仅追求在科研创新上有突破，而且要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开展高校人才培养方面的协同创新，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任务，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体制的一种重大突破。

三、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及构建模型

创新能力被定义为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的有效吸收、掌握以及改善现有技术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

高职学生创新能力作为一个能力系统，受高职学生创新素质提升、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三者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协同与互动水平决定了大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高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构建模型如图1所示。片面重视某一方面会导致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缺失与畸形，导致大学生整体创新能力系统的功能缺失。大学生创新素质提升的核心在于大学生自身能力结构的优化，它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基础条件；高职教学管理创新的内涵较丰富，包括教学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的创新，它是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手段；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它能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从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看，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形成互相支持的三角关系。只有相互配合、协同发展，才能提升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四、在协同创新中提升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

只有打破传统和惯性思维模式，高起点站位、高水平谋划、高标准设计，在突破体制性障碍上下功夫，在促进各类创新力量深度融合、密切合作上下功夫，在加强顶层设计、组织团队上下功夫，挖掘校内外资源，在组织管理、绩效评价、权益分配、信息沟通、资源共享等协同机制上下功夫，才能使协同创新取得新的突破。

1.达成产学研联合培养学生的共识。当前高职院校以科研教学为导向的观念文化与企业以利润为导向的实践应用型观念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相互认同与包容。要达成产学研联合培养学生的共识，要想实现联合培养人才的协同创新，产学研创新各方主体首先应实现观念协同，认识到产学研战略联盟的重要性，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为联合培养创新人才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2.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产学研协同的实质是建立知识联盟，通过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换、共享、集成，实现知识的增值。通过知识增值凝聚产学研合作的各个主体，才能有利于实现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积极性。通过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抓住行业前沿性、基础性、公益性问题进行科技创新，以项目为载体，使学生进入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有机会参与高水平的研究课题，获得向科技高峰冲击的机会，才能实现科技攻关与教育创新的协同，让大学生经常和及时地得到科技大师的指导，得到创新活动的训练，不断提高其创新能力。

3.建立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平台。要解决教与学的矛盾，迎合时代对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诉求，需要实现教学载体上的突破。其中，通过产学研组织协同创新，以实训基地为主要载体，搭建人才联合培养平台，是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可行路径。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网络虚拟型产学研协同创新正在成为发展的趋势，以高校为中心的产学研创新主体也要尽可能嵌入到多元协同创新组织网络中，进行跨学科、跨专业、跨地区的知识协同创新，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便捷地在由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多家企业形成的网络虚拟组织中参与学习与研究，提高信息收集、分析与加工的能力，通过个性化的学习提升创新能力。

4.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思维相互碰撞。学校内部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离，促进跨学科协同创新，突破学科内的固有思维和模式，鼓励尝试用其他学科的思维方法研究本领域的问题。学校应鼓励各学院站在更高的高度，将目光更多投入学科边缘和交叉地带，并综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寻找到更多的创新基点。

5.应积极转变观念。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知识与运用结合”，改变书本灌输的方式，继续提高实践实习课的学分比重；鼓励学生走出封闭的实验室，建立与企业研发人员不断沟通交流、共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互动式科研环境；积极邀请合作单位的专家担任大学讲师，开展专题课程和讲座，传授实战经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纸上谈兵”。通过校企联合培养，帮助学生提升实战经验、验证所学理论、开拓视野、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学校还应与战略合作单位积极配合，提前进入人才培养和选拔过程，为优秀学生创造条件，使其毕业后能够优先进入这些大型企业工作。

总之，解决教与学的矛盾，迎合时代对高职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诉求，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达成联合培养创新人才观念，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以实训基地为主要载体，搭建人才联合培养平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突出实践教学，是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Synergy#cite_note-0.

[2] 饶扬德.市场、技术及管理三维创新协同机制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08，（4）.

[3] 赵连根，谢秉衡.构建浦东区域性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研究[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2）：105-111.

[4] 再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N]科技日报，2011-09-26.

[5] 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教育

研究，2011，（7）.

[6] 教育部科技委《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201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1.

[7] 王树国.加强协同创新，建设一流大学[J].大学（学术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4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策略

序言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所谓产学研协同创新, 就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风险承担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研究机构) 三个基本主体, 将自己的的优势资源和能力投入其中, 并在政府、科技服务等相关主体的支持下, 共同进行的技术等协同创新活动。从本质上说, 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是以一种管理创新, 也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 提高劳动力素质, 促进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 对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等意义重大。

1.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意义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过程中, 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作为协同创新环境中的重要主题, 政府对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 政府必须完善相应的发展政策, 并提高资金支持力度, 促进产学研创新平台的建设。第二, 企业占主体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 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也是促进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的主要动力。第三, 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高校拥有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是一个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地方,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撑。除此之外,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相关科研机构的引领作用及骨干作用, 还要发挥科研中介在沟通媒介和桥梁中的作用, 促进研究成果的顺利转化。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协同创新也已经成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协同创新模式已经成为国际上产业发展和企业壮大的重要发展模式,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各个国家政府都十分重视建设完整的协同创新的机制, 以进一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当前来说, 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过程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相对较低, 科技力量相对分散, 资源配置不合理, 从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总之, 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是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 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发展活力, 从而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等。

2.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建设河南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也称为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在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挑战。作为中部城市, 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发展过程中的阻力较大, 而其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问题。

2.1 存在的问题

第一, 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协作层次相对较低, 协同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技术转让、委托开发等相对较低的层次上, 而关于科技工贸一体化等较高层次的合作相对较少。相关调查表明,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创新主要集中于常规技术咨询或者委托开发方面。另外, 很多企业的产学研结合过程急功近利的行为也影响了创新平台的建设。第二, 协作的深度较浅。就当前来说, 企业经常对一些收益较快的项目兴趣较大, 对于那些关系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则不是十分了解。这导致协同创新的时间较短、合作深度较浅, 而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则长期滞留于实验室或者科研学术等层面上。第三, 构建过程中资金投入不足。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需要大量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支出, 这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就目前河南省内情况来说,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够, 企业、科研机构或者高校等并不能够承担平台构建所需要的资金, 资金链不完善, 导致人力资源、技术等方面缺乏, 严重影响了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第四, 建设过程中动力不足, 有动力而后才能积极努力。就河南省来说, 其产业创新的主体都处于不同的领域, 其价值观及发展目标都不同, 加之其内部的评价机制等不完善。这就导致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过程中动力不足, 活力不够, 不能充分发挥合力作用, 形成竞争优势。总之, 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河南省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2.2 对河南省发展的意义

对于河南省来说,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意义重大。首先, 有利于集中各个主体的发展优势, 促进技术创新, 进而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其次,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体现了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为区域内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及动力, 促进省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提高总体的实力。总之, 作为一个发展相对缓慢的省份, 河南省必须大力推进产学研创新平台的建设, 实现社会经济的长远及可持续发展。这是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也是正确的发展选择。

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省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策略

经济新常态下, 我国经济发展增速回落, 甚至呈现一种下滑的状态。为了防止经济发展陷入“疲软”情况, 河南省必须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包括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下面, 笔者将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省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3.1 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

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是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重要前提。首先, 河南省内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分析当前省内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的科研情况等, 明确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 要根据《科技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相关内容, 努力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与人力资源等的共享机制, 并积极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 遵循“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 努力构建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体系等, 从而为后续河南省内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再次, 要深入分析不同高校、科研机构与不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实现良好的配对, 构建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平台。例如, 郑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高校。在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过程中, 化工类专业可以与各种石化企业、科研机构进行合作, 从而构建科学的创新平台, 激发创新活力等。

3.2 以人为本推进体制改革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过程中, 河南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努力推进体制改革。高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原则, 加快产学研基地的研发、市场开拓以及管理团队的建设。例如, 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基地可以聘请高校的教授等担任某创新项目的带头人, 并积极进行人才招聘, 从而构建强有力的科研队伍, 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争取更大的实效。企业必须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定期教育及培训, 使得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够与时俱进, 培养创新性思维, 提高创新能力。各个科研机构要深入了解行业发展状况, 分析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 从而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总之, 三个主体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

3.3 建立高校的沟通和管理机制

加快建立高校的沟通及管理机制是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保障之一。作为重要的主体, 高校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河南省内高校必须依托各个行业发展趋势, 从省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完善组织及管理机制, 加快校地合作, 推进科研创新。首先, 河南省要努力健全产学研工作的体系, 完善组织体制, 促进协同创新。例如, 部分高校已经建立起内外结合的产学研合作组织架构, 推进高校与地方企业的合作, 从而实现产学研合作与人才培养工作、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机结合及共同发展。同时, 高校还建立了面向政府、企业等的全方位、多元化的信息网络, 同时还印发各种校内刊物等, 落实各项沟通工作。其次, 完善政策体系, 加快组织创新。省内高校要制定和完善《产学研派出人员管理办法》等规定, 明确教职工及学生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待遇等, 包括职称评定等, 提高广大师生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 要努力构建产学研结合的立体发展模式, 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各个高校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 努力创建多维的立体服务模式。部分高校已经组建“教授科技服务团组”, 组织多名教授参与企业发展和创新, 为企业提供科技、人才等全方位服务。同时, 还多次组织多层次、多类型的校企产学研对接活动, 密切了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 高校还要加快产学研创新基地的建设, 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 拓宽信息来源渠道, 为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总之, 高校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组织及管理机制等,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提供便利条件。

3.4 发挥产业优势, 实现多方共赢

就河南省来说, 其优势产业为化工、有色、钢铁与纺织等传统的工业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 这些企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 在构建产学研系统创新平台的过程中, 河南省必须发挥省内产业优势, 从而实现多方共赢。同时, 还要明确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在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同时, 要密切企业与地方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 从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化工行业来说, 其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相悖之处。为了实现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及科研机构等要积极探索和创新, 为企业发展开辟新的发展思路, 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之外, 要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国家、河南省政府等相关主体必须要采取财政、金融等多种政策性手段, 加大资金支持, 推进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 建设协同创新网络体系。同时, 河南省还要做好试点及推广工作, 让部分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进行试点合作, 待到成功之后进行推广, 让创新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总之, 河南省必须明确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的积极意义, 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促进该平台的建设与完善, 实现省内经济的长远及可持续发展。

总结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是经济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实现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经济新常态形势背景下, 河南省的经济发展面临较多的发展挑战。省内很多企业的竞争力不高, 面临被淘汰的威胁, 给地区经济发展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威胁。河南省必须把握发展机遇, 从当前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密切地方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 促进各种创新活动的积极开展, 实现技术创新, 从而进一步优化省内的产业结构, 提高自己的综合产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与配合之下, 河南省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将会建立起来, 并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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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5篇

一、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涵义

传统的协同理念最简单的表达公式就是“1+1>2”。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协同就是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并且通过协同产生“协同效应”使总体的绩效大于个体绩效的总和。[1]对创新概念的理解一般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狭义的创新就是指技术创新。熊彼特从经济学和企业经营的角度，提出创新应包括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多种形式的非技术创新，从创新的层次来看，属于广义创新。狭义的创新概念就是技术创新，是把创新看作是从新思想的产生到产品设计、试制、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行动。

从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的功能之一是提供科技创新平台，为了充分发挥该项功能，政产学研各方需要借助自身的优势进行协同合作，尽可能地增大创新效用。

为了促进产学研各方在大学科技园中更好地合作，政府通过出台针对大学科技园的宏观指导政策和财税政策，扶持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依托大学为了促进大学同科技园的合作，通过出台灵活的聘任、考评制度，鼓励大学师生入园工作。在政府和依托大学的政策制度支持下，大学科技园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园区的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为园内各方合作提供方便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大学科技园的制度支撑下，政产学研各方采取多种模式进行合作，通过协同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促进技术创新。政府借助自己的信息资源优势，降低各方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小创新成本；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凭借自己拥有的大量高科技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并通过与企业合作完成知识溢出，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智力资源，并在合作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企业通过同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购买或技术转化，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并借助自身的市场经验和资金优势，将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输出的创新资源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最终实现技术创新。

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是在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系统配合下，通过协同合作来提高各创新主体自身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新潜力，来更快更好地进行创新活动，产生1+1+1+1>4的多方共赢的协同创新效应。

显然，大学科技园中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等非技术创新，因此属于广义创新。

二、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的作用我国大学科技园的产生

一是各高校寻求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这是高校内部的推动力；二是实施“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这是外部推动力[2]。但是，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需要政产学研共同配合才能实现，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各主体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一）政府和依托大学是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制度创新的主体

政府和依托大学是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初始推动者，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和依托大学的制度改革，在宏观（国家）、中观（地方）和微观（依托大学）层面上推动制度创新，为大学科技园建立有利于园区发展的运行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在大学科技园中的制度创新，是通过实施宏观指导政策和各项扶持政策来实现。政府政策为大学科技园的制度创新提供依据和支撑，其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科技园中各主体的引导，协调它们合作中的矛盾，促进合作机制的形成。在政府的财政、人才等优惠政策的支撑下，大学科技园通过建立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协调产学研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搭建有利于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公共平台，从而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不断优化升级，为提升协同创新绩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依托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制度创新，主要是通过建立激励制度。通过制定大学科技园中的科研成果与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评定之间的转换关系、通过制定高校教师入园职位和高校职称之间的转化关系、通过制定为在依托大学中从事创新创业工作的依托大学学生保留学籍的制度等，激励依托大学师生入园进行创新创业活动，为促进依托大学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提供制度环境。

（二）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知识创新的主体

依托大学不仅是创新人才的集聚基地，也是创新人才的培育基地。依托大学在人才培育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传授科学知识，特别是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中，通过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带来了大量的具有创新性的知识成果。与依托大学不同，科研机构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拥有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科研团队，在研究中实现创新。

虽然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任务不尽相同，但是两者从事的基本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都拥有强大的知识贮备和高素质人才。在大学科技园中，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实现资源共享和知识交流，在双方的碰撞中，增加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存量，也促进了双方科研水平的提升，在协作研究中不断地输出具有创新性的知识成果。

（三）企业是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技术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现实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企业拥有较充足的资金优势和丰富的市场经验，通过其成熟的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实现技术创新。

大学科技园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创新的服务平台。企业在大学科技园中，借助政府制度创新的`优惠政策和大学、科研院所输出的知识创新，为技术创新带来了系统效应，使企业在获得更强的技术创新动力下，也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获得了更高的技术创新动力。作为创新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企业在协同创新效应下，除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之外，也提升了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真正成为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显然，从政产学研各主体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是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对各创新主体起到引导、扶持、激励和协调沟通的作用。通过政府和依托大学的制度创新，激励各创新资源入园，为各创新资源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及合作的制度依据和保障，并在各创新主体合作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促使创新活动协调有序发展。知识创新为协同创新提供创新源。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创新通过知识溢出，以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方式，不断输出智力资源，为协同创新提供创新资源和动力。在制度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下，技术创新借助大学科技园中的政策制度、合作机制和各种资源，加速知识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大学科技园的管理机制和合作机制构成的协同机制，消除了各创新主体在利益和文化上的矛盾冲突，使各方随着资源环境的变化不断协调、动态发展，通过有序化调整，实现协同创新效应最大。

可以看出，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大学科技园的主要作用是为各创新主体提供信息、资源交流和综合服务的平台，实现政产学研的协同管理。无论是自发形成，还是政府创办的大学科技园，其目的均是为科技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服务、推进政产学研合作、加快知识转移、促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其实现途径是通过大学科技园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并借助大学科技园的体制机制，实现各类资源优化组合。

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结果，各创新主体除了经济收益，还获得了不同的非经济收益。大学科技园中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如图1所示。

三、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的收益

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使政产学研各方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也获得了非经济收益。

政产学研各方在大学科技园的协同创新中，均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我国大学科技园在办园初期，通常需要政府和依托大学采用资金和技术入股合作方式推动其建设。而在大学科技园的稳定发展时期，科研机构、企业和投融资机构陆续加入大学科技园的资本合作中。从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可以看出，借助大学科技园的平台，园内的技术创新和企业孵化成功率得到显著提升，园内企业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据统计，2005年我国政府对49家国家大学科技园累计拨款3。7亿元，而该年企业总收入为271。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201。1亿元，企业净利润30。1亿元，上缴税额17。8亿元，出口创汇1。8亿美元[3]。截至2010年11月，我国已认定国家大学科技园86个，在孵企业6583家，在孵企业总收入499。98亿元，园区的研发机构和人员也有大幅增加，已入驻的研发机构达1235家，平均每个科技园内有近百家企业和研发机构，在园创业大学生达9083人，从业人员总计29。48万人，其中有15家企业已经上市，上市企业上缴税金达169。02亿元[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中，其经济收益已远大于初始投入，在合作中产学研各方都已得到了超过先期投资的回报。

除了经济收益，协同创新还带来了其他非经济收益。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大学科技园的研发机构数量达1084家，成果转化数量达到5716件，其中成果转化依托大学的数量达到了2821个，入驻企业已授权的专利有1936项，其中授权的发明专利760项，累计毕业企业已经吸纳就业人员8。9万人[5]。2010年，已入驻研发机构达1235家，平均每个科技园内有近百家企业和研发机构，在园创业大学生达9083人，从业人员总计29。48万人，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2306项，已批准的发明专利达1185项[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的协同创新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政产学研各方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而在这样大的收益回报下，也促使各方继续合作进行协同创新，促进协同创新效益不断增大。

四、结论

本研究在分析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产学研各主体的作用，并通过数据对比，对政产学研各方在我国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获取的收益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大学科技园中的协同创新，各方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

因此，政产学研各方应该在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中，借助自己的优势，发挥不同的创新主体作用。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6篇

【摘 要】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推进协同创新，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从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分析入手，审视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与高校学生工作之间的相互作用，探析协同创新视野下的高校学生工作的新模式。

【关键词】协同创新 高校学生工作 模式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根本任务，高校学生工作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协同创新体现了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本质，是新时期对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思考，是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学校作为科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推进协同创新的重大战略机遇，高校学生工作也随之迎来了创新的思考。

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

《辞海》对“协同”的解释是：一是指协调一致，和合共同；二是指团结统一；三是指协助、会同；四是指相互配合。管理学上的“协同学理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普遍存在有序、无序的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序和无序之间会相互转化，无序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协同，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再起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气候创新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协同是指元素对元素的相干能力，表现了元素在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协调与合作的性质。协同创新，可以理解为通过加强系统内部以及系统内外部的沟通、交流、合作，构建有序架构，更高效地实现创新的过程。

协同创新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最早给出定义，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高等学校进入协同创新领域，产学研合作是这一阶段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2011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高校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这是第一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合作各方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所达成的分工协作的契约安排，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的研发合作是主要形式。技术需求方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机主要在于获取互补性研究成果、开发新产品、进入新技术领域；技术供给方也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研究的经济支持、推进研究的实用性、开拓研究的创新领域。

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的基础是参与各方通过能力上的优势互补，从而在与各自需求相匹配的合作期望上达成一致。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技术需求方企业和技术供给方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既存在明确的创新智能分工，也存在各自的创新资源缺口。技术供给方知识扩散的需要与技术需求方创新知识源的需要，构成了协同创新的供需市场。

2产学研协同创新对高校学生工作的要求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推动我国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紧密结合的重大战略选择，国家科技创新的新占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需求，都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2.1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学生工作更新理念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从“精英化”模式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党和政府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提出，高校应与时俱进，抓住机遇，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工程，以高水平的科研实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发挥力量，这就迫切要求高校学生工作更新理念。高校学生工作整体要从过去的经验事务型向现在的研究学术型转变，由经验形态向协同创新形态转型。高校学生工作要以多学科理论为指导，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科学化的整合学生工作中的琐碎事务，系统化的规范学生工作中的常规工作。

2.2 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学生工作革新机制

协同创新的高校学生工作机制是实现高校学生工作价值追求的有力保障。高校学生工作体制机制实则是“育人为本”的体制机制问题，其关键在于建立“全校全方位”和“基础在基层”的全员育人格局，形成多部门、多方位、多层次、多内容间的协同，创新统一高效的中层运作，夯实院系基础，全力突破学生全面发展问题。从完善高效学生工作组织入手，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通渠道；完成创新高校学生工作模式的任务，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支持；时刻把握夯实学生工作基础这一重心，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打好基础。

2.3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学生工作创新目标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其本质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即德才兼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品学兼优，创新精神，高的情商。当前，高等教育育人模式存在的问题在于重智育而轻德育，重理论而轻实践，这就阻碍了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目标的实现。因此，高校学生工作应以产学研协同创新理念为指导，创新工作目标，重视对学生协同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协同发展，有意识地协调好学生个人理想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协调好学生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协调好学生学习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引导大学生积极、合理地完成大学生涯规划，调高协同创新能力，顺应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发展要求，从而实现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

3高校学生工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支持

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对高校学生工作提出要求的同时，高校学生工作也反作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程。endprint

3.1高校学生工作在理念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产学研协同创新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是高校学生工作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高校学生工作理念中的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学生工作的价值追求。这一理念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关注人格发展，帮助学生建立品行系统，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核心，围绕学生的求知欲、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帮助每个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和发展规划。德育为先理念是高校学生工作的统帅和灵魂，高校学生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主线，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团结协作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协同创新。高校学生工作已不再是简单、封闭、单一、经验，而是复杂、开放、多元和科学，围绕大学生成为合格公民、健康成长、卓越成才开展工作，从思想上引导学生积极认识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意义，从学习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实践，从实践上引导学生积极创造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成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提供了积极的思想保障和有力的机制支持。

3.2高校学生工作从模式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

高校学生工作模式以多学科理论为指导，以研究型、学术式的工作模式替代过去的传统型、经验式工作方法。把学生事务处理与研究相结合，力争将复杂零碎事务系统化，注重将管理经验成果化，积极将管理实践理论化。在学生工作多中心、多平台、多层面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促进学生更新观念，落实行动；在因材施教、因材施管、因材施育的过程中，实现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高校学生工作顺应新时期的要求，更加注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长成才的目标追求，更加注重环境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的新要求，更加重视非正式的、活动性的、偶发性的工作渠道，更加注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和谐发展。新形势下的高校学生工作模式，从机制上保证了学生能够积极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计划，从理念上保证了学生能够积极认识产学研协同创新精神，从实践上保证了学生能够积极完成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

4产学研协同创新对高校学生工作的促进

产学研协同创新给高校学生工作提出了要求，更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继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校面临的又一次挑战和机遇，是中国高校冲击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契机。

4.1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了高校学生工作的理念创新

创新工作理念，促进青年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共同目标，也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要求下高校学生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在协同创新为主旋律的新时代下，高校学生工作要培养学生具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引导学生树立崇尚终身教育的观念，帮助学生掌握获得新知识的方法，拓展学生参与变革和适应变革的潜力。

变被动为主动，引导学生发现创新项目。学生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一方主体，应该积极主动的投身到课题科研活动中，这就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要避免“保姆式”“家长式”的工作观念，要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主动找寻适合自己的科研项目，积极参与到协同创新活动中去。

变管理为服务，帮助学生建立科研平台。高校学生工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任务中所承担的不是主体角色，而是各方主体间的桥梁角色。高校学生工作要从管理模式转向服务模式，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任务中的体现就是积极搭建学生与专业教师之间，学生与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和协同平台。

变直接为间接，促进学生创建协同渠道。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应该仅仅着眼于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还应该关注高校内部，不同学科之间，不同专业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协同创新。高校学生工作应该通过鼓励不同专业学生间的交流，不同学科学生间的协作，学生与导师间的沟通，创建高校内部的协同创新渠道，从而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进程。

4.2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了高校学生工作的队伍建设

高校学生工作无论是更新理念、革新机制还是创新目标，都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科学化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产学研协同创新更加需要一支具有协同创新能力的高校学生工作队伍。

坚持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职业化方向是前提，学生工作队伍的职业化不仅是高校只能细化，分工细化的直接要求，也是学生工作队伍发展过程中自身职业归宿和价值体现的历史选择，更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有力保障和有效支持。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精良、纪律严明、作风正派的要求，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坚力量，成为大学生日常管理的骨干队伍。

坚持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基础，由于学生工作内容泛化以及学生工作的事务性，造成专业的边缘性；由于学生工作职责的扩大化以及学生工作的复杂性，造成专业的离散性；而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有一支具有专业性的科学化队伍。高校学生工作始终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专业化建设中应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要求。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各个梯队中应当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从专业组成上保证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专业性。

坚持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多样化发展是关键，学生工作既是一项实践性、综合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技术性、科学性的工作。不同专业的学习要求不尽相同，不同学科的学生特点不尽相同，加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要求，高校学生队伍也应多元化，以实现不同学科协同合作，不同专业相互补充。多元化的高校学生工作队伍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能够更好地顺应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发展要求。

4.3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了高校学生工作的模式转变

好的队伍还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模式来发挥作用，一直以来，高校一直在探索学生工作模式的完善与转变。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是通过对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endprint

实施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环境机制，发挥社会、家庭、学校的育人功能，增强学校育人能力。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要求有广阔视野和有机融合的环境，必须摒弃高校过去封闭式的办学模式，把学生培养放到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同和谐的大环境中。按照学校的定位来培养学生，按照社会的需求来锻炼学生，按照家庭的影响来塑造学生。在充分尊重人的个性的基础上，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人才，满足协同创新理念的要求。

实施德育、智育、体育一体化导向机制，发挥思想教育、专业学习、科研实践等的育人能力，强化学校育人功能。在学生个性培养上，重视完美人格的塑造和健康身心的打造，树立平等意识，不仅要关心学生，更要理解和尊重学生。确立以学风建设为导向和重点的学生工作格局，确立学风建设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核心地位，确立学风建设在高校学生质量培养工程中的关键地位。重视高校学生的体育锻炼和体能素质，通过体育课程和体育运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提高学生的体能素质。

实施课堂、社团、科研团队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发挥知识传授、兴趣活动、科研课题等的育人作用，提升学校育人水平。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有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团队和梯队，高校学生工作要引导学生将课堂的知识与课外的实践相结合，将兴趣爱好与社会需求相融合，将科研课题与创新能力相切合。通过课堂学习找寻自身兴趣爱好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通过课外活动发现自身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的交叉点，通过科研课题挖掘自身能力与科技创新的契合点。

5小结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2012年3月23日，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上，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积极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高校均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协同创新，并积极研究基于协同创新要求的教学研究、学风建设研究、高校科技能力提升研究、体制改革研究等，但对于高校学生工作模式的创新研究只是凤毛麟角。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学生工作更新理念，革新机制，创新目标；同时，高校学生工作在理念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产学研协同创新，从模式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了高校学生工作的理念创新，队伍建设，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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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协同创新,构建产学研联盟 第7篇

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技资源的跨境流动变得愈加频繁, 多学科交叉、研究目标宏大等, 客观上要求科技资源相对集中以及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 如全球变暖问题、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都需要多个国家、多个学科人才的通力配合, 科研管理也从传统意义上的科研管理外延至科技创新管理, 创新的概念也已覆盖至整个产业链条的各个阶段。因此, 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把资源分散、主体隔绝的科研力量围绕着创新产业链进行有效融合, 打造多部门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 化解创新组织的结构性矛盾。

国家各科技部门对于资源配置方面的分工合作机制还不完善, 存在着重复资助和浪费突出的问题。有些地方喜欢搞重复投入, 无序发展现象明显, 资源浪费率高。

科研主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离, 造成科技资源具有分散性, 各方力量自成体系, 凝聚力不强, 致使产学研脱节, 产业链的完整性遭受破坏, 科研能力不强, 技术创新步履维艰。因此, 国家应加强部门间的统筹协调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共享能力。

科研仪器设备的分散重复。我国仪器设备的总量比整个欧盟的还多, 但利用率却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准。科技资源的分散导致了科技生产的封闭, 大学与科研院所之间的竞争关系又会使相互的合作少之又少。

协同创新与产学研联盟

1.协同创新的内涵

协同创新有别于以往的集成或是协同合作, 以及产品要素的单一整合。此概念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彼得葛洛提出, 他认为“协同创新其实就是一些具有共同意愿的人, 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组成团体, 借助网络信息及合作分工关系, 协作实现共同的目标”。从本质上讲协同仍然是一种管理, 是解决科研主体闭塞、科技资源分散的重要手段。

2.产学研联盟的基本概念

产学研联盟是指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领域开展的深化合作, 使创新技术在上、中、下游产生对接与契合, 最终实现教育、研发、中试、生产、销售等环节一体化的过程。产学研联盟是产业链不同阶段下的社会分工、协同与集成化, 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和技术创新的客观规律, 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实现产业升级,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都具有积极作用。

产学研联盟的理论基础

1.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国家创新体系指由国家各部门构建, 并用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扩展及应用的组织与制度网络。实质上, 国家创新体系是把一般性的微观创新上升至宏观层面, 建立起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三个部门在内的网络系统。

国家创新系统可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及知识应用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是基础, 技术创新是根本, 知识传播系统培养和输送高质量人才, 知识应用系统完成知识的产业化过程, 各系统相互联系、交叉, 形成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2.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在1937年提出, 企业的出现是因为按价格机制进行的市场交易会产生交易成本, 所以交易个体会逐渐联合, 形成企业。当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时, 企业有扩大规模的动机, 直至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相等, 企业扩张便达到最适规模。以一定契约关系为基础成立的企业, 减少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但是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则成了制约企业内部效率的关键之一。

对于动态联盟, 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相比, 缺乏以资产为纽带的基础行政指令传输, 依靠的是法律合同, 因此合同的完善程度以及联盟组织示范作用产生潜在利益的外溢性决定了企业内部的协调难度。动态产业联盟还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由于合同的法律地位, 使联盟成员间一直保有稳定的联系, 而不必重新支付不必要的搜寻成本。依据交易费用理论, 对联盟间产生的协调成本进行分析, 可对联盟跨度产生界定。

3.协作与系统理论

协作指各方相互配合, 通过协作, 共同完成工作。协作中不但提高了个人的生产能力, 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集体力, 或称协作力。协作论认为, 产学研相互配合产生的协作力必将大于各子系统单独对社会产生的贡献, 同时优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资源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 有效地避免了资源浪费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 实现了最有效的增收方式。当然除了社会生产方面, 各方的协作对于提高教育水平、培育高水平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多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 协作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也是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系统理论是指各自具有特定功能的许多单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整体, 所以它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同协作理论一样, 系统理论也不单是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简单整合, 而是通过整合实现总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的效果。系统理论是研究一切系统模式和规律的科学, 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客观事物, 包括人类社会都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着, 产学研各要素在系统中相互渗透, 相互关联。产学研一体化就是用系统观点、方法研究系统中各要素的科学, 各要素结合成一个大系统, 其总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总和。

4.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各方在具有竞争性质的决策过程中, 如何通过构建数理模型, 找寻最合理策略方案的过程。通过博弈论建立起的双头垄断模型得出的结论是:R&D合作的研发支出就整个产业投入来说是逐渐减少的, 研发团队间的技术溢出使研发支出缩减变成了可能。R&D合作也可以实现信息共享, 避免重复研究和过度竞争, 加速协同创新共同研发, 分散消除风险, 最终实现双赢。

产学研结合就是博弈论应用的典型实例, 各要素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 依据组织目标和成员个体的差异, 通过一定的合作方式, 最终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策略方案。所以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实质是基于自身偏好进行选择性博弈的过程。

产学研联盟与科技创新的关联

1.产学研联盟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产学研合作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源泉, 是实现科技力量向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转变的根本途径, 是科技产业和国民经济相结合的渠道和方式。科技创新是根源, 经济发展是结果, 产学研联盟是调整国内科技与经济结构失调的最有效手段。

2.产学研联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 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由于人力及技术资源的制约, 单靠个别企业往往难以摆脱种种困境, 市场竞争的压力往往迫使更多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 取长补短, 实现对技术能力的获取、传递与整合。由于人力资源的正外部性与知识的外溢性, 企业员工间会得到更多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特别是组织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合作各方会充分利用合作关系, 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3.产学研联盟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科技与经济之间不断磨合与重组, 最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就是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其中产学研合作是一体化过程的微观基础。一体化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建立以科技信息为支撑的经济结构, 在开放有效的机制体制下, 最终实现了科技与经济持续快速的协同发展。

4.产学研联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从本质上讲, 产学研合作是一种基于资源共享下的战略协同, 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特征, 使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相互间的信息沟通更加透明, 交易成本也达到最小化。产学研合作加强了科学研究、开发中试、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 最终实现了成果转化过程中风险与收益的共享。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五校联盟, 协同创新”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是由国家科技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天津市人民政府, 在天津滨海新区合作共建的国家正局级事业单位。自2009年起, 联合研究院利用高校传统雄厚的基础性科技资源, 结合自身在人才、资金、平台技术和下游产业经验方面的优势, 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科技大学五大高校形成涵盖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五校联盟合作体系, 助推联合研究院发展建设。截至2014年, 共培养研究生近千名, 使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直接参与新药研发, 为产业培养了大量实用人才。

提升整体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是必由之路

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进展 第8篇

事实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工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还明确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在政府大力提倡和产学研主体的积极参与下,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国家创新能力也得到提升。然而,目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总体水平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刘志迎,单洁含,2013)。这种现状说明我们仍要加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研究。基于此,本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评述,探索新的研究方向,以推动我国产学研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涉及的主体范围

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跨组织的创新模式,对其涉及的主体范围,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既包括同类组织也包含异质性组织之间的大跨度的协同创新。比如,陈劲(2011)认为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陈劲、阳银娟(2012)进一步指出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另一种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主要指企业与学研机构这两类异质性组织之间的协同创新。鲁若愚(2002)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合作各方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所达成的分工协作的契约安排,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的研发合作是主要形式。Yuko(2002)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和学研机构两类属于不同领域的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影响产生协同作用,进而提升各自发展潜能的合作过程。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制

协同创新机制的核心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归属、经济利益的占有比例、知识转移、过程管理等(王毅,吴贵生,2001;Perkmann&Walsh,2007)。Serrano和Fischer(2007)指出,协同创新涉及到知识、资源、行为、绩效的全面整合。陈劲、阳银娟(2012)从整合维度与互动强度两个维度探索构建了协同创新的机制框架。何郁冰(2012)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包含战略协同、知识协同、组织协同的三重互动过程。曹静等(2009)提出了从技术创新过程协同和金融、风险、激励等要素协同两方面协同创新的观点。王进富等(2013)基于协同学、生态学等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整合,针对创新行为内嵌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全过程的特征,将产学研协同创新行为分为酝酿期、接洽期和运行期三个阶段,提出了从动力协同、路径协同、知识管理协同3个方面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范太胜(2008)提出了基于战略联盟网络结构及其创新共生、信任合作功能角度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刘炜(2013)从企业技术能力演化的角度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理。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借助一定的模式实现。张米尔和武春友(2001)区分了技术入股、提成支付、紧密合作、技术接力和自主产业化5类模式。Fontana等(2006)识别了合作研发、合同研究、合作教育、技术产业化4类模式。Schartinger等(2002)根据知识互动的正式化程度、隐性知识的转移、人员接触方式等区分了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共同参与会议、学术创业、非正式研讨、通过项目培训学生、人员互流等16种协同创新模式。Inzelt(2004)、D’Este和Patel(2007)发现,正式的合作形式(如联合研发、研发外包、技术许可、合资公司)对产学双方都更具吸引力,但非正式形式(如人员交流、成果互引、信息沟通、研讨会)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Cohen等(2002)、Mowery和Sampat(2005)的研究表明,发表论文和报告、公开的会议和会谈、非正式信息交流以及咨询是主要的研究成果转移渠道,而专利和许可的作用相对次要。不过,Swann(2002)、Monjon和Waelbroeck(2003)却认为,对企业最有利的方式是正式合作而不是知识溢出。Bonaccorsi和Piccaluga(1994)认为合作项目所涉及知识的缄默性越高,双方更愿意采取非正式的协同方式。Bekkers等(2008)把造成模式选择差异的原因归结为行业效应、学科领域、知识特性、组织和个人特征四个方面。何郁冰(2012)认为协同创新的模式选择受到企业规模和所在行业、企业创新目标、大学研究能力、产学间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刁丽琳等(2011)甚至认为应该把区域作为影响变量来考察。

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

协同创新的效果最终要通过绩效来体现,所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关注。Philbin(2008)建立了一个基于转换过程的评价模型,该模型通过建立基于转换过程的输入(投入)与输出(产出)要素矩阵,构建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郭斌等(2003)提出了“要素-过程-绩效”的评价模型,认为产学合作的参与者、项目特性、组织结构、外部环境影响产学合作绩效。Bonaccorsi、Piccaluga(1994)认为产学合作的效率依赖于知识转移过程的特性、合作关系的结构(过程)这两个维度的匹配。Plewa、Quester(2007)发现信任、承诺和互动对合作绩效有持久影响。朱桂龙(2008)认为大学-企业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文化、营销能力、公司规模、吸收能力等。刘志迎、单洁含(2013)分析了技术距离、地理距离对中国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技术距离对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此外,地理和组织的相关性、学科与产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合作历史、课题管理、人才流动的地理限制、合作者来源的多样性、大学的研究能力和规模、大学技术转移的意愿、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高校科研团队的成员、结构、环境、规模等也被发现影响着协同创新绩效(Ponds et al.,2007;Bercovitz&Feldman,2008;马莹莹,2011)。

五、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管理

产学研合作的本质是知识的跨组织转移和学习管理,知识转移中的时间跨度和知识特性(专用性、缄默性、复杂性和普遍性)决定了产学研合作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过程(Bonaccorsi&Piccaluga,1994)。Koschatzky(2002)指出,提高协同创新绩效关键在于综合考虑合作中的知识特性、合作各方的知识结构、知识共享的意愿、知识转移渠道的选择等。Santoro和Bierly(2006)、曾德明等(2009)研究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知识转移行为,探讨了推动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和知识转移障碍。Schartinger等(2002)、Antonelli(2008)研究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知识交互行为。Acworth等(2008)以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合作机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校和企业的协同互动,建立了知识整合的沟通模型。吴悦、顾新(2012)研究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过程。涂振洲、顾新(2013)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的形成三个递进演化阶段,探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协同特征,并初步构建了基于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理论框架。

六、展望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铺垫与研究借鉴。鉴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是知识创造,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明确界定产学研协同创新涉及的主体范围。清晰的主体界定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由于目前还未形成共识,所以在使用此概念时,应进行清晰界定,以免引起歧义。

第二,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企业知识创造机制。协同创新中知识创造的价值最终需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知识创造与应用能力来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种跨异质性组织的合作,从跨组织视角研究知识创造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研究考虑了知识输入对企业知识创造的影响(姚威,2009),但我们认为,仅仅考虑知识输入、知识获取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知识提供方的知识输出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三,考虑企业知识创造可能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选择与伙伴选择产生的影响。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企业为了提高知识创造绩效,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选择合适的协同模式。影响协同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很多,决定了模式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决策问题。近年来,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企业技术能力等能够影响企业对协同创新模型的选择(何郁冰,2012;刘炜,2013),说明模式选择与企业的能力大小直接相关。其中,企业知识创造水平不同,其选择的模式也可能不同,这一点是已有研究所忽略的;二是选择恰当的协同伙伴。协同创新效果的好坏,与是否能选择到恰当的协同伙伴直接相关。协同创新的知识创造本质决定了企业对协同创新伙伴的选择应该从企业知识创造的需求出发,但从目前来看,还缺乏从企业知识创造的角度,对影响协同创新伙伴选择的因素进行探讨。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企业知识创造,从协同模式与伙伴选择两个方面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理,进一步揭示其规律。

摘要：本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评述,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以推动我国产学研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模式,绩效评价,知识管理

参考文献

[1]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2.

[2]刁丽琳,朱桂龙,许治.国外产学研合作研究述评、展望与启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2.

[3]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2.

[4]刘炜.基于企业技术能力演化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机理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5]刘志迎,单洁含.技术距离、地理距离与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效应——基于联合专利数据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9.

[6]鲁若愚.企业大学合作创新的机理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2.

[7]涂振洲,顾新.基于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9.

[8]王进富,张颖颖,苏世彬,刘江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16.

[9]王毅,吴贵生.产学研合作中粘滞知识的成因与转移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01.6.

[10]姚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探讨 第9篇

关键词：协同创新,协同池,知识协同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战略,以及教育部 “2011计划”的实施将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到了学者、企业家、政府人士的视野之内。学界对协同创新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综合看来,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围绕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金融机构、信息中介组织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从而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

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协同效应的产生, 众多研究集中在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上[1]。何郁冰[2]提出 “战略—知识—组织”三重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陈劲等[3]从整合维度与互动强度2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的框架; 吴悦等[4]基于知识协同从准备、运行、终止3个阶段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过程模型; 张钢等[5]对技术、组织与文化的协同创新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三者相互匹配的分析框架与一般模式。目前协同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战略协同、知识协同、人才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信息协同等,已有许多学者从协同创新的某项内容出发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协同创新的整体框架之内各种变量或要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学界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本文将尝试从 “协同池”的角度进行初步探索。

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征分析

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相比,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具有4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1.1目标高端化

与协同创新相比,产学研合作更加注重技术的转移,合作研究的高度、深度、广度相对不足,导致知识创新和技术开发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不足、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运用难以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全局的重难点问题难以攻关、在关键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弱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老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由于缺乏长期研究的目标机制,高校、企业、科研机构更多地追求短期利益,难以解决投入巨大且需要持续跟进的重、难点问题。协同创新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就在于目标设置的高端化,将 “点对点” 的孤立合作连接成创新网络,群策群力、协同攻关, 实现各类人才、知识、技术、法律政策等资源的耦合,着眼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合作研究。

1.2组织系统化

各个主体在功能定位和利益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不利于推进学科交叉、人才汇聚、产权保护,进而对协同创新造成了一定限制和阻碍。从国际经验来看,合作研究实体是开展协同创新的有效依托。如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已经实施了15期,建立了190个基于合作研究、终端用户驱动的合作研究中心[6]。我国的 “2011计划”与澳大利亚的合作研究中心计划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通过建立实体机构促进大学同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我国的协同创新实体以协同创新中心为代表,通过系统化运作,从高校内部、企业、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汇聚创新资源,由于突破了原来的单位、院系壁垒,能够对人、财、物进行统筹管理,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指向创新目标。

1.3政府介入深

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仅是一个高校、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机制,更是一种国家战略,是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因此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例如, 纳米技术的灵感来自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 范曼在1959年发表的 《在底部还有很大空间》的演讲,之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对纳米进行了广泛研究, 此阶段属于学者的自由探索阶段,1984年德国物理学家格莱特制得了只有几个纳米大小的超细粉末、 1991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地合成了碳纳米管; 纳米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车间则属于知识开发阶段,如我国长春大力集团于2000年初买断吉林大学发明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纳米技术,从事基本纳米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随着纳米技术的逐渐成熟, 技术应用的前景日渐明朗,许多著名公司如日本富勒烯国际公司、德国的Covion有机半导体公司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开始从事纳米材料的应用和开发[7]。 由此可见,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基础知识尚不完善的时候,主要依靠高校和国立科研机构的学者自由探索; 当新知识初具规模并展现出一定应用前景,但商业价值并不十分清晰时,企业参与积极性有限,需要政府投入为主,由高校及众多研究机构开展联合攻关,形成共性技术; 经过协同创新, 技术开发基本完成,其商业化价值逐渐得到企业的认可,政府在产业引导、行业规范等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企业成为技术转化的主体,高校凭借发明专利取得相应收益。由于 “市场失灵”,政府必须在基础研究、知识开发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加以引导,尤其在政策规划、先期投入、 持续跟进的过程中保证协同创新的方向正确、组织合理、运行规范。

1.4成果转化高

企业不仅是重要的资金投入者,还是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更是成果转化的实施者。产学研合作主要是基于技术转移的思路,由企业将高校的 “抽屉成果”实现产业化; 而协同创新则是指向科技前沿的联合攻关,走的是合作研究之路,企业的全过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国内学者樊霞等[8]研究发现,企业在保持现有的产学研合作投入水平下,其产学研合作产出仍有40. 4% 的提高空间,每提高1个单位的企业吸收能力,企业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效率将提高0. 5571个单位。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中,虽然三大主体仍是相互独立的实体,但是政府、企业、高校、 研发机构在提出研发需求、整合研发资源、共同商讨政策规定、全过程共同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共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实现了基本一致,达到了一种 “共同体”的高度,因此大大降低了寻找技术转移对象的难度和成本,一项技术从实验室到车间的时间就大大缩短,成果转化率普遍大幅提高,研究人员与终端客户的紧密连接成为协同创新成果成功产业化的关键。

由此,可以说,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本质上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整体提升和全面革新。

2基于“协同池”的运行机制分析

“协同池”是对协同创新运作模式的最好诠释。 “池”是容器的意思,是一个汇聚和反应的场所。 “协同池” 可以是有形的,如成立专门研发平台、 实验室等推动创新; 也可以是无形的,如企业委托课题,虽没有实体组织的出现,但协同一直在进行, 类似情况下的 “协同池” 就是无形的。 “协同池” 体现了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各种创新要素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一个体系,任何一块短板都可能导致创新失败。 “协同池” 也体现了层次性和生态性的原则,各种创新要素的组合和提升是按照知识链、产业链的层次规律展开的,协同池在投入到产出、要素组合到优势互补、外部推动到内部驱动方面符合生态学原理,是协同进化的机制体现。

2.1“协同池”的投入变量

“协同池” 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它的非封闭性在于既有投入又有产出,投入变量主要包括人才、 管理、信息、政策、资源、资金等。如图1所示。

( 1) 人才。人才是广义的概念,凡是对创新带来正效应的人员都应该纳入人才范畴,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人才应该是有层次性的,是人才团队的概念,特别要求成员之间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搭配合理、键合有序。协同的目的就在于将创新的 “孤岛”串成 “岛链”,人才团队是实施创新的基本要素,通常形成 “首席专家—专项负责人—中青年骨干—普通技术人员”的人才梯队。人才是知识的有效载体,正是知识的转移、吸收、消化、共享、 集成、利用和再创造,在不同主体头脑的风暴式组合,提供了创新的源泉。

( 2) 管理。管理要素在协同创新中显得尤为重要,突出体现在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协同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研究发现: 如果想成功地实现商业转化,71% 的创新成果需要研究者的进一步介入,48% 的想法都停留在概念验证阶段,29% 的想法可以在实验室获得模型,只有8% 具有生产的可行性[9]。产学研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很多,如利益分配机制、风险承担机制、契约因素、企业的学习能力、高校的技术输出能力、知识转移过程中双方的相互信任程度等[10]。企业或高校的研究人员几乎没有精力去应对这些研究之外的管理事宜。此外, 产学研合作的原始出发点就是实现技术转移,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技术转移到企业,知识产权纠纷成为影响产学研合作的最大障碍,直接影响着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广度、深度、效率和效果。知识产权保护,既受合作各方的性质、特点、目标和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又受社会文化、法律环境的影响; 既要考虑到合作项目的技术特征,又要考虑到具体参与研发和管理人员的特点。所以知识产权管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11]。因此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甚至成立专门的部门从事该项工作,对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进行全过程管理。

( 3) 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资源,成为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是创新的重要资源。信息环境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技术信息、技术需求信息、人才信息、政策信息等一切有助于协同创新的消息,其主要特点是有价值性和可传播性。各个中介与服务机构可以成为信息环境的主要提供者[12]。 不同国家承担该职能的机构不同,如美国信息中介更多的是由技术许可办公室 ( 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s,TLO) , 日本是技术许可组织 ( 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s,TLO) 。

( 4) 政策。产学研协同创新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立法规范和政策指导是政策变量的主要体现形式。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提供了范例,如: 1980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的 《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即著名的Bayh - Dole法案,为大学的技术转移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13]。日本1998年颁布的 《促进大学等向民间转移有关技术的研究成果之法律》 ( the “TLO Act”) 被认为是日本高校产学研合作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的奠基之作[14]。澳大利亚政府1999开始实施的 “合作研究中心计划” 已经实施了14期, 2012年正在实施第15期,终端用户驱动的合作形式成为澳大利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企业投入与政府投入之比达到2. 9的高杠杆率,成功启动了企业的研发投入[6]。

( 5) 资源和资金。资源和资金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而言,同样不可或缺。企业更注重生产,高校在研发环节占有优势,高校的研究设备通常是先进的, 但某些企业的设备往往专业性更强,高校实验室的模型产品需要再到企业的厂房中进一步试验,企业也需要借助高校的设备改进工艺、提升技术水平, 因此建立设备共享的资源利用机制将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便利。在资金方面,我国已经建立的一批协同创新中心希望探索一种可持续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政府投入、社会融资、企业投入、成果收益等多元投入方式,通过评估体系、监督体系、回收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健全,形成完善的 “自我造血”功能,实现协同创新的长期发展。

2.2“协同池”的产出变量

协同创新具有3大功能: 知识创造、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因此协同创新的产出变量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知识、技术和人才,其中以知识和技术为主体,人才既是重要的产出又是主要的载体。

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机具有多样化, 如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技术信息、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技术问题、共享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加快研发速度、弥补内部研究资源 ( 如科研人员、科研条件) 的不足、节约研发成本等。专利、 论文、产品、工艺改进等都是协同创新的成果,通过知识产业化,企业将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是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应有之义。

高校参与产学研的动机主要是获得充足的科研经费、增强科研能力和研究水平、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帮助学生获得实习或就业机会等。通过协同创新,高校更新了知识,实现了技术突破,但高校协同创新的核心在教育,人才是协同创新的重要产出。人才产出不像知识和技术那样具有充分的共享性,教育教学的成果不可能为参与协同创新的任何一方单独拥有,但大学培养人才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因此人才是全社会共享的。同时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将协同创新过程转变为人才培养的过程,对于高校参与协同创新大有裨益。

2.3“协同池”的反应过程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在人才、信息、政策、资源、资金、管理等相关要素投入后, “协同池” 就成了真正的 “反应池”,各类创新变量的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使得整体发生变化,产生新成果 ( 类似于化学反应,判断一个反应是否为化学反应的依据是反应是否生成新的物质) 。协同创新是通过平台和项目来实施的,往往具有实体性,着眼于战略性的前沿研究领域,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攻关性问题,依靠政府、高校、企业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或三方合作能够解决得更好的问题,是协同创新中心承接项目的本义。协同创新的优势在于汇集创新资源,将以前 “点对点”的孤立合作连接成创新网络,实现资源的有序组合,各类人才、专业知识、技术资源、法律政策等实现耦合,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提升。

本文认为, “协同池” 中的投入变量如管理、 人才、信息、资源、资金、政策等具有异质性,各种变量必须经过一个中间变量才能最终体现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这个中间变量就是知识要素。协同创新的本质在于知识创新。知识流和信息流是协同创新的原材料,任何组织都是一条或多条知识链, 当它与其他组织建立联合体时,不同知识链相互交错形成的知识网便构成了知识联盟[15]。协同创新平台的组建或项目的实施就相当于构建了一个知识联盟。知识联盟中的创新过程是完整的知识流动、知识增值的螺旋过程[16]。 “协同池”就是协同创新中作为知识联盟汇聚知识的场所和平台。

知识一般被认为包括2种形态,一种是隐性知识,另一种是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具有不能显性化的特征[17],其一般的存在形式包括印象、感觉、风俗、经验、文化、诀窍; 显性知识主要以书面材料、 数字公式等展现出来,能够用语言清晰地表达。 Nonaka和Takeuchi根据日本企业的实践总结提炼出了知识创生螺旋模型,即SECI理论,SECI理论对于知识创造的动态 “螺旋” 过程进行了有效说明。 知识创造需要经过社会化 ( Socialization) 、外部化 ( Externalization) 、组合化 ( Combination) 和内部化 ( Internalization) 4个过程来实现,其中,社会化是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外部化实现了知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化,组合化表示的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过程,而内部化则使得知识从显性向隐性转变[18]。1998年,Nonaka[19]的研究扩展到了知识创造的情境,并提出了 一个新的 概念——— “场”。 “场”指的是一种共同的空间或场所,涵盖的范围较广。 “场” 可以是无形的,如邮件、视频聊天室等,也可以是有形的,如办公室、实验室等,也可以是心智上的,如某种观念、经验的沟通和分享等, 甚至任何可以将上述场所、空间都包含在内的都可以成为 “场”。在SECI模型中,知识创新过程中的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和内在化过程分别由原创场、对话场、系统场、实践场4个背景环境支持, 如图2所示。

在SECI理论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会随着层级的升高而加剧,这也被认为是SECI理论的核心。本文在胡唐明等人[21]于2011年提出的基于 “知识螺旋”的知识管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知识协同创新模型,如图3所示。

知识协同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知识集成阶段、知识互动阶段、知识融合阶段、知识创新阶段。知识集成阶段,是各种知识的汇聚,通过转移、 共享、集聚3个过程实现知识的汇聚; 知识互动阶段是对收集知识的消化吸收以及交流过程; 知识融合阶段是在知识了解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碰撞、 交叉和耦合,更加深入地分析及匹配; 知识创新阶段则是知识充分协同提升过程,代表知识创新结果的产生。正是通过从转移、共享、聚集、吸收、消化、交流、碰撞、交叉、耦合、提升、创新11个螺旋上升,知识得以协同、创造。

3结束语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10篇

关键词：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合作,区域发展,创新范式

2011年4月, 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大会讲话中提出要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协同创新[1], 为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2012年3月,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和颁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 (简称“2011计划”) 。“2011计划”立足于国家战略层面, 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目标, 旨在建立一批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四类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要求在各地方政府的主导下, 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要任务, 积极引导地方性大学、科研院所与当地支柱产业中龙头企业或产业化基地开展深度合作, 成为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2]。以大学、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我国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环节。在当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旋律下, 探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两种创新范式:产学研合作Vs协同创新

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是不同时期产生于不同背景之下的两种创新范式, 它们在理论基础、参与主体、核心特征、目标追求、实施范围以及关键环节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如表1所示) 。

产学研合作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 从英文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出, 它主要包括“university”和“industry”两个部分, 即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产业合作。这是因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科研院所通常以隶属于大学的学会或者研究中心的形式出现, 于是就有了“学研”并列的概念[3]。从职责上看, 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承担着科学研究的任务, 是知识创新的主体;而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其主要任务是转化科技成果, 面向市场需求生产产品。由此可见, 所谓产学研合作是指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与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 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指导下, 遵循市场运行规律, 整合各方资源, 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联合进行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活动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整理

在协同学理论、系统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 200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MIT’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著名研究员彼得葛洛 (Peter A.Gloor) 首次明确了协同创新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的定义, “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 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 通过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4]与产学研合作所不同的是, 协同创新更强调多个异质创新主体为了一个或者多个共同的目标而互相配合, 形成系统, 联合攻关, 发挥各子系统的比较优势,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 最终达到“1+1>2”协同放大效应。从实际应用中看,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应该是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基本创新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 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 在政府管理部门、科技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终端用户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辅助作用下, 共同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创新活动过程[5]。由此可见,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 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产业合作, 它既不同于以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体、以知识创造和传播为目标的原始创新, 也有别于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源整合与利用为出发点的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它要求不同的创新主体之间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资源互补、功能互动、平台互通”的原则[6],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愿景和价值追求而通力合作、协同作战。

2 旧范式:传统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困境

理论研究表明, 产学研合作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20多年的产学研合作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增强了国家竞争实力。但产学研毕竟不是基于共同目标而自动触发的创新组织形式, 随着知识经济和大科学时代的到来,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当前我国的产学研合作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诸多困境。

2.1 产学研合作的层次较低

根据张振海[7]等学者的研究, 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包括5种:即高校主导的技术许可模式、企业主导的委托开发模式、政府推动的合作开发模式, 以及联建型和共建型产学研合作模式。其中, 前三者的层次较低, 也是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所采用的主要形式, 而发达国家多采用的是联合开发或共建研究中心和技术联盟等高层次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CIUR) 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我国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中, 70%以上为常规技术咨询和合同委托开发项目, 而欧美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的历史和现实却表明, 产学研合作需要经历一个从技术转让到委托研究再到联合开发最后到共建实体一步步逐级深入的演化历程。目前, 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 共建实体正在逐渐取代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等较为低级的合作形式, 成为产学研合作的主导模式。例如, 美国在大学内部建立的“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 在企业集群之间建立的研发同盟以及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建立的“科技园”等, 都是通过建立产学研实体组织开展合作创新的成功案例[6]。以上分析可见, 在我国目前盛行的“交钥匙”式的研发模式下, 研发机构和高等学校直接将科技成果送到生产过程中, 并负责接受咨询和培训人员, 合作成本大大增加, 非常不利于推动区域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2.2 内生动力不足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产学研合作决不仅仅是作为产业代表的企业和作为学研方的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简单地相加, 而是上述两大领域的三大主体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整体的功能。目前我国的产学研多表现为在政府政策等外部动力“搓合”下的合作, 甚至流于形式而忽视实质性的合作内容和工作进展。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基于共同利益的产学研内生动力机制。由于创新主体的出发点和“兴奋点”不一样,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不尽相同[8]。高等学校关心更多的是如何实现其职能,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研究院所主要追求科研成果和学术声誉, 希望通过科研论文和发明专利来不断提高其社会影响力。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本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目的, 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重视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对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培养, 重名誉而轻利益。此外, 在目前盛行的数字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下, 大多数高校只注重科研论文的数量、主持项目的级别和所获奖项的多少, 并以此作为教职员工职称评定和职位晋升的主要考察指标。在这种科研机制下,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整天埋头于做实验、写论文, 而很少去关心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实际应用。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技工作者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阻碍了产学研合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 企业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标, 更关注生产的可行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现有设备能力的发挥、生产成本的高低、产业化的风险等问题。在传统“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下, 一些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常常一次买入国外成熟的技术进行表面粗浅地应用。此外, 部分企业领导存在急功近利思想, 只对短平快的项目感兴趣, 而不愿意接受技术含量高、转化周期长较长的研究项目, 认为高技术项目投入大, 风险高, 而且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却很难取得成效。可见, 由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目标与追求各不相同, 难以形成促进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内生动力。

2.3 缺乏资金保障

发达国家一般都以专门的合作基金为保障开展产学研合作, 例如, 美国的“科学基金”、韩国的“产学研合作基金”以及日本的“教育与企业合作奖励基金”等。这些基金项目的设立为各创新主体解决了后顾之忧, 为产学研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资金保障。反观我国, 虽然有“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攀登计划”、“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等项目资金, 但面对一日千里的科技发展, 这只能是杯水车薪, 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僧多肉少的局面一时还难以打破。目前我国依然没有设立用于支撑和保障产学研合作的专项资金, 产学研合作缺少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 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一般都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专业技术和科研人才, 由企业提供设备和经费支持。然而, 产学研是基于创新而进行的合作, 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决定了产学研合作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技术创新的过程、周期和结果等都存在多种可能性。此外,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一方面能够使科研成果得到快速转化, 另一方面又容易受国内外市场波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消费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市场风险的产生。市场风险的存在不仅使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投资回报, 投入的研发资金、时间和精力也都将付诸东流。可见, 研发资金的单一化使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投资风险, 不利于建立长期持续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研发基金只是企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降低风险的一种方法, 除此之外, 企业更希望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来扶植产学研的发展。所以, 政府政策支持和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的以及民间资本的多方介入, 才能真正保证产学研合作的顺利进行。

2.4 产学研合作主体角色错位

产学研合作是教育、科研和产业等不同社会分工体系在资源优势和功能专长上的协同合作和系统集成。随着科技经济一体化程度日渐加深, 现代产学研合作除了需要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等基本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之外, 同样需要与政府、科技中介组织和金融机构等相关辅助机构之间实现功能互动和耦合 (如图1所示) 。

产学研体系中的各参与者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差异, 其核心能力也各有侧重, 在产学研合作中理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部门作为产学研合作的引导者和协调者, 应该在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和收集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 为产学研合作的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在资金、市场、营销渠道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明显优势, 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主体, 但在核心技术和专业人才方面较为薄弱。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理论创新的主体, 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专业技术、科研人才和仪器设备, 但需要研发资金和市场信息的支持。科技中介机构掌握着大量的市场供需信息, 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开展信息咨询活动, 促成各创新主体开展合作。金融机构为产学研合作提供研发资金保障。理想状态下的产学研合作系统应该是各成员各司其职, 优势互补, 最终实现创新协同效应的。然而, 在我国当前的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角色缺位和角色混乱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 金融机构的缺位, 造成产学研合作资金短缺;政府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缺位, 由于信息不畅通导致企业的技术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地方高校的研究成果不能实现有效转化。再如, 若政府一味地充当科技服务中介人角色而忽略了自己作为科技规划和政策引导者的职能就会造成产学研合作的盲目性。总之, 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角色缺位和角色混乱是制约技术创新的又一症结。

2.5 成果转化率低

虽然目前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 位居世界第二, 但在科技创新方面,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陈至立副委员长日前指出, 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均为80%以上, 而我国目前仅为25%左右, 其中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还不到5%。根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 (GII) ”, 在参评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 2012年我国大陆创新能力位列第34位, 较2011年后退了五位 (如图2所示) 。由此可见,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具有得天独厚的科研资源优势和科研实力, 建国60多年以来,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也确实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 高校和科研机构“学院科学”式的研究活动往往不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容易形成脱离社会和经济实际的科研成果, 进而导致高校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难以在社会经济部门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人戏称“科研成果的鉴定成了成果的终局和坟墓”[9], 成果一旦获奖, 便“寿终正寝”, 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都被“束之高阁”, 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除此之外, 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还包括大学和科研院所数字化的管理, 往往只重视学术论文和研究专利的数量而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实际转化, 不合理的政策环境造成了科研工作者过度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科技奖励等。

从以上分析可见, 传统的产学研合作虽然在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学研合作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边际效益却越来越小。时代呼唤一种多部门参与的,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非线性技术创新方式来支撑区域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 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应运而生。

3 新范式: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

研究表明, 当某一地区人均GDP超过五千美元之后, 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高新技术和自主创新[10]。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各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集聚和整合各地区的创新资源。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举国上下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阔步前进的今天, 要实现区域经济的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必须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道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 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龙头, 以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新机制, 不断深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层次, 共享优势创新资源, 建立长期稳定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助推区域经济腾飞。

3.1 实现区域性政产学研战略协同

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对一定地域内的各异质性创新主体资源的有效整合。行政管理部门、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依据协同学理论, 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形成利益均衡点。因此开展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 首先必须实现战略协同。

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中, 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主要追求科研成果, 形成的是一种自由探索未知世界的学术文化;由众多相关企业组成的产业界以实现商业利润为主要目标, 弘扬科技成果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政府管理部门着眼于本地区发展全局, 主要关注税收和GDP的增长。构建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是在地方政府政策的引导下, 实现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行业企业等创新主体异质文化的深度融合, 进而形成共同的目标愿景和利益风险机制, 从战略层面实现协同[11]。事实表明,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型文化与企业的商业型文化并不是绝对相斥, 相反, 这两种文化完全可以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彼此包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高等学校应该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设置学科专业;有针对性地为本地区行业企业培养一批既精通专业技术又具备综合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开展横向课题研究, 将理论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加快科研成果有效转化。科研院所应着眼于制约本地区发展的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开展重大攻关项目研究, 切实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企业应该认识到在当前科技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的今天, 面对日趋激烈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竞争, 光凭企业自身的力量显得势单力薄, 因此必须向高校、科研院所等知识智库“借力”。通过开展区域协同创新, 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为了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共同的目标相互配合、通力合作, 不仅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 而且能够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获得经费保障, 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 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 真正实现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商业价值“一举三得”。此外, 实施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还必须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由于参与区域协同创新的各行动者又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原则是协同创新得以持续进行的基本前提。因此, 在协同初期应按照“贡献与收益成正比, 收益与风险成正比”的原则, 各创新主体协商制定利益分配制度并辅之以一定的风险投资机制, 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情况的变化再作动态调整, 确保区域协同创新持续、健康、稳定地推进。

3.2 构建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机制

构建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关键是要打破封闭的组织壁垒, 实现优势资源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和共享, 创造协同效应, 推动区域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地方政府虽然不是协同创新的主体, 但它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它决定了区域协同新的政策环境。

实施区域协同创新, 地方政府发挥着“供给”和“需求”的双重作用。在区域协同创新的初始阶段, 地方政府主要履行“供给”职能。通过产业政策、财税制度和项目资助等政策供给, 为企业入驻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开发和生产适合市场销路的产品, 弥补市场机制的滞后性缺陷, 引导企业与本地区有实力的创新实体开展协同创新, 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当协同关系和创新体系建立起来之后, 地方政府又扮演着“需求”方的角色, 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扶持一批国家和地方急需的重大协同创新项目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各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企业作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 应该摒弃急功近利和短期化的思想观念, 结合地方政府的经济规划和政策安排, 积极联合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创新, 形成产业集群, 共同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协同创新是一种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混成组织系统,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由研究型大学与科研院所构成的知识创新体系和由行业企业组成的技术创新体系[12]。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行为主体, 它最贴近市场, 最了解用户需求, 是市场动态的“晴雨表”;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主体, 具为多学科、多功能的天然优势, 是高技术成果和高水平人才的“蓄水池”。实施协同创新战略, 就是要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 以企业为主导, 以大学优势学科和科研院所研究专长为依托, 以优势资源流动为纽带, 以知识增值为目标, 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 协同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在开展区域性协同创新过程中, 企业应该积极参与科技研发, 为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市场信息和未来发展趋势, 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创造更丰厚的利润。同时企业通过协同创新有利于吸收和消化来自学术研究机构的知识资源, 从而不断增强科技研发能力和创新效率。高校和科技院所应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和研究专长, 切实为企业解决重大技术难题, 根据当地企业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设置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有针对性地培养创新型应用技术人才。通过协同创新, 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仅能够有效避免技术创新的盲目性, 缩短技术成果转化的时间, 而且有利于将教育和科研相合,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中, 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是唯一具有政策制定和制度保障的实体。地方政府的有效干预在区域性协同创新网络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黏合和连结作用。区域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实施区域性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 既要研究和解决地方迫切需要的“战略性问题”, 也要关注和研究影响地区发展的“公益性问题”, 同时还要面向社会未来发展探究“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多个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建立优势互补、功能联动的技术创新联盟。实践表明, 政府通过对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适度调节有利于促进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成区域性技术创新联盟的形成。地方政府应采用政策规划、项目引导以及产业布局等手段支持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面向市场开展应用性研究, 实现“学科链”与“产业链”的协同推进[13]。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依托自身学科与人才优势, 协同地方创新主体, 充分利用区域优势资源, 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

3.3 营造有利于开展协同创新的外部环境

根据系统科学理论, 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内在的组分和结构, 同样离不开与它相关联的外部环境。区域性协同创新作为巨大的一个开放系统, 其协同效应的实现同样与外在环境的塑造密切相关。因此, 构建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不但要实现战略协同, 还必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协同创新政策环境的提供者和维护者, 应结合本地区的具体实际, 做好区域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通过制度安排和资金支持将学研机构、行业企业等主体的微观创新活动纳入区域宏观发展目标。通过项目引导和产业政策将学术圈与产业界的优势资源进行有效对接, 形成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体系并维持其持续正常运转。资金环境决定了协同创新系统的经济基础。区域性协同创新体系中的资金环境主要由金融机构、企业、地方政府以及民间资本等主体共同构成。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 应建立起以政府财税政策为引导、以行业企业研发基金为主体、以商业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为补充, 辅之以一定的风险投资机制的资金保障体系, 为区域性协同创新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资金环境。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为协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构成了系统的信息环境。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充分的信息传递是区域性协同创新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所以, 科技中介服务机制应充分发挥其“传送带”和“输电线”作用, 确保资源信息在政产学研各创新主体之间无障碍流通, 为区域性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提供辅助和支撑。

4 结论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第11篇

关键词 政校行企；产学研用；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5）15-0169-02

1 对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的理论认识

产学研合作的内涵界定 从系统论的角度，产学研合作是教育、产业、科研不同社会分工部门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随着技术发展和创新形态演变，政府在创新平台搭建中的作用、用户在创新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凸显。

产学研合作的教育属性与经济属性 早期的产学研合作是以教育、科研技术人员在合作中孵化科研成果，创造经济效益的合作模式，呈现出其经济功能；后来，随着产学研合作中社会分工部门的产生，形成利益增力，吸引了更多人才加入，提高了参与人员的专业、科研和动手操作能力。这种效应逐渐被高校应用到人才培养中，形成以培养具有一定生产和管理经验的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以教学育人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呈现出产学研合作的教育功能。

从博弈论角度解决产学研合作的主体冲突 从系统论角度看产学研合作主体存在必然联系，然而从社会分工角度看产学研合作又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实现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产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教育追求最大限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科研追求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效。可以看出，主体之间任务和目标不同，在合作中必然存在冲突，形成博弈。如合作中常常存在教学任务与生产任务、教学过程与生产流程、课程组织与工艺组织、人才知识与岗位技能等方面的矛盾，在处理这些博弈现象中，合理规避纳什均衡状态，按照互惠互利策略，达到合作性均衡状态，是透过产学研主体博弈所获得的最大理论收获，也是解决现实冲突问题的理论基础。

2 对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的实践认识

这里以天津职业大学产学研合作实践为例。

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做好顶层设计

1）在制度层面：学校制定了《关于推进校企合作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校企合作校、院两级管理网络、任务分工、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和奖励资金，先后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素质教育、实训基地、科研、人事分配、后勤管理等七方面进行修订或增补总计为46项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2）在机构建设层面：与滨海新区、保税区、北辰区、静海县等行政区建立区校企理事会，制定《区校企理事会章程》，明确工作任务、目标和责任分工，设立办公机构和办事人员，负责理事会建设工作。

3）在运行载体层面：通过建设科技园、成果转化中心、创新创业基地、专业群对接行业分组工作站、技术服务中心、素质教育拓展基地、就业信息平台等方式，打通产学研合作通道。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是产学研合作根本任务

1）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与专业建设：学校依据天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瞄准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修订、论证53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瞄准职业岗位要求，开展“教学做一体”课程建设，完成近500门课程的單元设计和整体设计与验收；瞄准职业技能提升要求，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包建设。

2）实训基地建设：学校开发建设具有不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特色的实训基地，以“课证融合，准技师”为特色的眼视光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以“基于教学工厂理念”为特色的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实训基地，以“旺入淡出，工学交替”为特色的酒店管理专业群实训基地，以“训赛结合、生产性”为特色的机械加工中心，以“服务企业培训”为特色的汽车培训中心等，这些实训基地的建设为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强化动手能力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3）“双教”能力、“双师”型师资建设：学校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开展师资建设，通过到国外培训和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到校开展教育教学法培训等方式，完成1000余人次教师学习任务；定期与市技能鉴定中心开展教师技能培训、鉴定等工作，提升教师的“双教”能力，连续四年完成2000余人次教师技能鉴定任务；定期开展教师到企业进行实习锻炼的活动，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强化“双师型”师资建设。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

1）依托政府搭建平台，拓宽服务区域经济建设领域：分别依托政府各职能部门搭建合作平台，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集聚行业企业资源与学校进行优势互补、校企合作，建立科技园、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素质教育基地等合作模式，在人才培养、员工培训、技术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项目。

2）为政府职能部门献计献策，户籍政策建议得到采纳：为政府职能部门起草了《搭建新区技术技能人才供需平台》《政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方案》《科技服务中心实施办法》《专业群对接行业分组工作站实施办法》《借助北辰区位和产业优势，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助推天津北部经济中心建设》《关于解决天津市缺工企业初、中级技术技能工人供给问题的建议》等相应操作层面的实施内容，均被采纳，尤其是外省籍高职毕业生落户天津和积分换户建议得到市政府采纳，出台实施办法；向市人大递交《关于制定天津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议案得到立项。

3）开展员工技能培训、鉴定和技能比赛：开展技能鉴

定、员工技能比赛，以及员工素质和技能提升培训、学历教育，年培训1.5万人次，如东风日产、长安福特、艺宏印刷、应大集团等员工培训，承办保税区酒店管理和航空机电技能比赛。

4）为企业定制开发建设技术创新项目，收效显著：近三年时间完成科技成果鉴定41项、科技成果转化78项，申报专利674项，专利授权79项，软件著作权九项，专利获奖三项。例如：“全玻璃化工仿真装置”获得项目转化资金达到800余万元；为天津元达工贸有限公司研制的“焊条半自动包装生产线”项目通过了中国包装总公司科学技术成果鉴定，技术和性能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焊条包装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适应天津公交智能化要求开发的“天津公交集团交通导视信息屏”改造升级项目已投入使用。

3 对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的思考

加强政府统筹，将职业教育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 政府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布局规划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以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行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社会培训、技术服务带动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和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以素质提升和文化交流提升人力资源优势水平。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构建产学研合作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目前，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的法律制度体系在宁波等城市已经建立和实施，但天津等很多地方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体系。依靠政策法规引导、调整、规范、约束职业教育相关合作利益方的责任和权利是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发展趋势。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行业企业积极参与的激励机制 通过顶层设计，改革和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发挥职业教育利益相关方的主体作用，让行业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人才需求预测、行业人才标准制定、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项目建设和开发过程，让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实现利益诉求和目标最大化，发挥实质性作用。

设立产学研合作基金，营造产学研合作良性发展局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发展基金。政府职能部门可以通过财政投入、社会捐赠、企业培训基金归集等方式多渠道筹集校企合作基金，可以补贴校企合作各方成本，弥补校企合作经费不足，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社会环境的形成与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十二五”规划课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激励机制研究”（GZYLX2011136）的阶段成果。

成都市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分析 第12篇

三重螺旋理论是由美国学者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eydesdorff于1995年共同提出的, 它的思想来源于生命科学领域中对DNA三重螺旋结构 (三条肽链螺旋式相互缠绕) 的研究。[1]其核心思想是在知识经济的不同阶段, 捕捉公共、私人以及学术层面的制度设置中的多元重叠关系, 在创新过程中以联动键合螺旋模式逐渐协调在一起。[2]其实质是以企业、大学和政府为创新主体, 以市场需求和利润期望为驱动力, 形成相互协调、互相促进的创新体系, 以应对知识经济对创新的需求。大学作为基础科研的基地和创新的源泉要完成理论研究的市场化过程, 承担起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动力的作用。而企业则面向应用, 负责将技术推向市场。政府在提供创新服务的同时, 也将作为创新主体参与到整个创新体系中, 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企业、大学和政府将被赋予新的角色, 且界限趋于模糊化, 从而产生更高的社会经济价值。

三重螺旋的理论在实践层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变革, 即制度变革、演化机制和教育的二次革命。[3]制度变革主要是指在新技术冲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形势下, 企业、大学和政府各领域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预期, 而且正发生着“无尽的转型”, 不同制度所肩负的任务越来越多元化和模糊化的过程。[4]。演化机制是指大学—产业—政府间共生关系的动力学机制, 特别是三种行动者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功能交叠的“混生组织”, 以及创新系统的核心所浮现的制度性力量的新结构[5]。由于制度变革和演化机制而导致的教育的二次革命, 要求高校在教育和科研的基础上, 承担起创业的任务, Etzkowitz将这种现象称为“准公司制”[6]。大学在整个创新体系中所扮演的新角色也成为了三重螺旋模型的理论核心。企业、大学和政府三个主体链条以制度变革、演化机制和教育的二次革命三方面变革为纽带, 形成了一个整体、自我推进式的协同创新系统—三重螺旋体系。

2 成都市产学研发展现状分析

在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政策号召下, 成都市启动实施了“创业天府”行动计划,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4年, 成都市科技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和“四化一驱动”改革路线, 大力推进“六大工程”为核心的科技创新“161”总体部署,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6553.92亿元, 同比增长23.5%, 实现增加值1274.10亿元, 同比增长14.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00亿元, 达到393.34亿元。全市专利申请量64975件, 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及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5.8%、26.3%, 居同类城市前列。

到2015年, 成都市继续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 全市创新创业呈蓬勃发展之势, 成都市成功获批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 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被《财富》杂志列入“2015年中国十大创业城市”, “双创”工作获得国务院表彰。新增科技型企业11032家,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7858亿元;专利申请量77538件, 同比增长近20%,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29791件, 同比增长35%, 分列副省级城市第二、第三位, 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两年间, 成都市在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创新体系, 其整体框架可以用Etzkowitz和Leydesdorff (1995) 提出的三重螺旋创新理论进行诠释。

3 成都市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特点

3.1 提升产业创新力, 强化企业创新技术市场化螺旋

三重螺旋体系中的三个主体—企业、大学和政府, 它们既是相互缠绕的交互系统, 又是单独的螺旋链条, 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自身的发展脉络。[7]企业是三重螺旋体系中的初始动力, 它是面向市场前沿的盈利机构, 是科学研究与市场接轨的桥梁, 最了解市场需求和把握市场动态, 能够有效的将市场需求转化成研发动力, 将原有科研成果转化成市场产品。因此, 企业是三重螺旋中螺旋加速的初始动力, 只有企业在利润驱动下形成的牵引力才能带动大学和政府投入到产学研创新体系中, 并不断形成三者间的良性交互和螺旋式推进。成都市在促进产学研进程中遵循了三重螺旋理论, 很好的发挥了企业的初始动力作用, 主要体现在:

3.1.1 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企业研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

2014至2015年间, 是成都企业研发机构发展最快的两年, 在成都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不仅龙头骨干企业建设产业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技术中心等, 而且中小企业也联合高校院所共建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增各类企业研发机构160余家, 初步奠定了三重螺旋中企业创新的科研硬件基础。这些企业科研机构的建立增强了企业的研发能力, 加快了成果市场化的进程, 强化了企业创新技术市场化螺旋, 为三重螺旋创新体系在成都的启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初始动力。

3.1.2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开展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研发

成都市政府通过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 采取前资助、后补助、间接引导投入等方法, 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向科技企业, 2014年企业研发投入100亿元, 增幅超过90%。技改投入1288亿元, 促进企业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装备水平的优化提升。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36.36亿元, 同比增长17.7%, 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3.9%。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和四川省创新型企业180家。新增战略性新兴产品和重点新产品181个, 实现产值360亿元、利税近40亿元。到2015年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05家,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758家, 研发战略性新兴产品和重点新产品447个。大量的研发投入带来的产业技术升级、新产品的面世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涌现, 与此同时, 更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在利润的刺激下, 可以预期企业将会拥有更高的研发热情和更多的研发投入, 形成成都市企业研发创新的热潮, 从而走上投入—创新—利润—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为三重螺旋创新的初始动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加速度。

3.1.3 实施产业牵引升级工程, 深化产业技术路线图研制

2014年, 成都市完成移动互联网、汽车、3D打印、轨道交通、民用航空、生物医药、新能源、生猪、食 (药) 用菌等9个产业技术路线图, 明确产业技术路线和科技主攻方向, 推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导航”企业创新、产业规划、招商引智工作有效开展。实施产业协同创新重大项目, 依据产业技术路线图, 聚焦网络信息安全、移动支付、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技术瓶颈, 提炼并实施了10个综合性、集成性重大科技项目, 集成骨干企业、高校院所、产业联盟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攻关, 推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 培育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到2015年, 完成轨道交通、生物医药、茶叶等9个产业技术路线图, 在北斗导航、抗癌新药、机器人、现代农业等领域实施重大产业集群协同创新项目。产业路线图的研制为三重螺旋中企业这一螺旋描绘了清晰的发展路径, 产业集群的培育使其带动功能获得了极大的张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带动大学和政府进行螺旋式上升, 确立了企业牵引动力的地位。

注:依据《成都市科技局2014年工作总结》资料整理

3.2 实施校院地协同创新工程, 积极建立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螺旋

大学是三重螺旋中的基础环节, 承担着科研成果的研发、转化和科研人才的培养, 甚至后期担负起企业孵化、技术成果转移和创新政策制定等作用。[8]硅谷这一产学研典范, 就是以美国斯坦福等知名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且随着三重螺旋产学研合作不断加深, 大学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与企业和政府形成重叠, 最终成为三重螺旋的核心。同时, 大学自身也将获得发展, 向创业型大学迈进, 这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方向。

3.2.1 政府与大学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 推动大学进入三重螺旋

2016年, 成都市政府分别与四川大学、电子科大、西南交大、西南财大、四川农业大学等签订合作协议, 市校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依托在蓉高校优势学科联合建设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推动大学进入三重螺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 建立“高校科技成果发布平台”, 该平台依托成都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科创通”, 专设“高校科技成果发布平台”通道, 鼓励全省高校以及高校教师、创新创业团队自行发布科技成果, 激发各创新要素活力, 促进高校与我省重点产业企业合作, 加快推动成果转移转化。经过前期试运行, 已有64所在川高校完成平台注册并发布成果信息, 成为高校进入三重螺旋的VIP通道。

3.2.2 搭建校院地会商交流平台, 打通成果转化环节

2014年, 成都市制定《成都市校院地协同创新座谈会工作制度》, 搭建校院地会商交流平台, 定期召开校院地协同创新座谈会, 合力推进科技成果项目转化实施。协同政策制定出台, 制定实施校院地合作专项政策, 出台《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 围绕成果处置、转移转化及校地共建实体等方面提出推动措施, 着力打通成果转化关键环节, 激活产学研活力和成果就地转化。协同载体加快建设, 支持高校院所与地方共建产业研究院、孵化器、加速器、科技产业园等载体, 初步建成电子科大电子信息产业孵化器等11个载体, 天府新区西南交大研究院等6个在建载体项目正顺利推进, 西南石油大学能源装备制造孵化园等9个拟建载体项目正积极筹划。并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深化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共建产业研究院、科技产业园, 引导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转化成果900余项。

3.2.3 实施科技人才发展工程,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深入实施“成都人才计划”, 进一步集成运用科技、产业以及天使投资等资金, 强化“人才+项目”人才引进模式, 在人才聚集、作用发挥和体制机制完善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截止2014年底, 成都拥有各类人才350多万人, 其中两院院士36人,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02人, 省“千人计划”专家374人、顶尖团队25个;“成都人才计划”专家253人、顶尖团队18个, 呈现出人才加速聚集的新常态。实施“科技人才计划”, 制定《成都市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管理办法》, 资助带技术、带项目在蓉新办企业或直接服务企业的高校院所科技人才214人。实施“联合培养计划”, 对“校企地”联合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工程博 (硕) 士给予50%的学费资助, 已资助156人。同时, 成都市还积极探索“企业提需求+高校出编制+政府给资助”引才模式, 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新增高层次领军人才200余名。另一方面, 激励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72项高层次创业人才、高校领军人才的创新创业项目获得资助, 100余位高校教师带成果、带技术创办领办企业。此外, 成都市还出台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措施, 新增青年大学生创业者1万余名, 并完善市校企合作的“学业+创业”双导师培养模式, 联合培养了130位企业技术创新骨干成为硕士博士。

3.3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政府创新驱动螺旋

政府在三重螺旋中起到整合资源和驱动创新的作用。在三重螺旋体系形成初期, 政府要发挥自身资源和政策的优势, 积极培育企业链条和大学链条, 调动企业和大学创新的积极性, 并帮助其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同时,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创新建立良好的硬件环境。在三重螺旋发展中期, 政府更多的资源会集中于企业、大学和政府自身三链条的交互与融合, 构建众创空间、创新联盟等交流平台, [9]培育创新核心动力, 并强化软件环境建设, 形成浓厚的区域创新氛围。在三重螺旋发展的后期, 政府将逐渐淡化自身的驱动作用, 而将自身演化成与企业、大学同等地位的创新主体, 运用各种方式参与创新、促进创新。

3.3.1 出台系列化创新政策, 加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

成都市政府推出《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意见》, 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六大工程、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161”总体部署, 形成“1+2+N”科技政策支撑体系, 科技工作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机制初步形成。着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贯彻全市科技体制改革部署, 出台《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及配套文件, 推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管理改革, 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校院地协同对接机制等初步建立。统筹推进创新战略贯彻实施, 召开市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研究解决全市科技工作重大问题, 协调部署科技创新重大工作, 初步形成市场导向、分层推进、多方互动的科技工作格局, 有效推进一批科技基础平台和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加快实施。

3.3.2 搭建创新平台体系, 优化创新环境

首先, 通过举办“菁蓉汇”、蓉漂茶叙、创享会、训练营等系列活动打造了一系列互动交流创新创业品牌, 达成项目获意向投资超100亿元。同时, 成功举办全国首个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的几百位外宾参会, 在参加交易的2686个项目中, 109个创业项目实现交易总额53.2亿元, 扩大了成都创新的影响, 树立了成都创新的品牌。

其次, 依据“3+M+N”布局, 构建众创空间体系。“3”即打造“3”个众创空间引领区, 分别为菁蓉国际广场、菁蓉创客中心和菁蓉小镇, 形成众创空间的旗舰;“M”即打造“M”个众创空间集聚区, 形成川大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环交大智慧城等众创空间聚集区, 形成创新聚集效应;“N”即“N”个众创空间专业特色区, 主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同时, 还立足成都特色创建了蓉创茶馆、明堂创意中心等55个众创空间, 并引进创业家、光谷咖啡等10余家新型孵化器, 成都创空间联盟初步形成。到2015年, 全市创新创业载体达到193家, 有21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 初步形成“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梯级孵化体系, 科技成果孵化和小微企业培育能力显著增强。

最后, 构建科技金融支持平台。成都市出资2.3亿元设立了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在市政府的号召和联合下, 另有8支天使投资基金纷纷设立, 使得资金总规模达7.3亿元。在此基础上, 又出资2.5亿元设立科技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并引导其他机构共建债权融资资金池, 资金规模达到31.8亿。此外, 还推出鼓励青年大学生创业, 规模为1亿元的“创业贷”产品。

注:依据《成都市科技局2015年工作总结》资料整理

3.3.3 提升创新服务水平, 构建创新服务体系

首先, 打造一站式创业服务社区。成都市着力打造一批创新创业社 (街) 区, 为创业者提供办公、生活所需的软硬件一体化配套, 包括公租房、餐厅等生活设施, 酒店、会议室等商务中心, 咖啡馆、酒吧、健身房、资料室等休闲娱乐文化设施。其次, 壮大创业导师队伍。开展“国内外创业导师成都行”活动, 建立多层次创业导师队伍, 聚集一批熟悉产业领域的创业导师。组织国内外创业青年夏令营活动, 鼓励在蓉高校创新创业学院对社会开放创业课程。引进国内外创新创业专业培训机构, 提供体现产业特点的创业辅导服务, 优化升级“菁蓉训练营”。最后, 加强创新创业知识产权保护。启动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设立成都知识产权法院, 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保护。制定实施《成都市建设知识产权强市方案》, 推进各区域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筹建成都知识产权 (成果转化) 交易中心, 试点在高校设立分中心, 形成“1+N”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4 结语

综上所述, 成都市产学研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具备三重螺旋协同创新的雏形, 未来应继续遵循三重螺旋模型不断发展和完善, 最终实现三个主体—企业、大学和政府的界限逐渐模糊, 并产生递归效应, 形成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创新链条, 以知识为导向的大学创新链条和以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实力为导向的国家创新链条。三个链条相互缠绕, 相互促进, 形成螺旋式创新体系, 成为推动成都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将成都打造成西南地区的“硅谷”。

摘要：在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号召下, 成都市启动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市政府的推动下,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搭建了与大学合作的交流平台, 并在政策、金融、人才和创新环境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供给机制。本文运用三重螺旋理论, 对成都市产学研现状进行分析, 指出成都市产学研发展轨迹基本遵循了三重螺旋理论, 但仍处于三重螺旋创新体系发展的初期阶段, 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路径。

关键词：三重螺旋,成都市,产学研,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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