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鲁迅

传统文化与鲁迅（精选6篇）

传统文化与鲁迅 第1篇

毕业论文 题目：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历层次：专升本 学号：209212082 姓名：张华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人们对以传统文化激烈批判者的形象即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有了新的研究和发现，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学术传统以及审美传统等三个重要关系方面，并且形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对这一研究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 研究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文知识之大成，更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1]。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各种最新先进理论与哲学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发展之路，提升中国人民大众的新型生命力与斗争力，顺利实现旧思想到新思想的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鲁迅根据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恶现象，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髓，精心撰写了大量批判旧社会给劳苦大众带来的身心摧残的文章，惊醒当时一大批民众，使这些人经历一次思想的涅槃，由奴役王国到自由王国，从封建走向开放，敢于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新生力量。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是指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这一双重关系，前者人们非常关注并成为对鲁迅研究的重点，而对后者的认识与关注则有一个发展过程[2]。20世纪后期，随着传统文化意义的不断发现，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80～90年代期间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对这20年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为研究鲁迅大下坚实的基础。

一

80～90年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第一阶段(1976-1989)：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第二阶段（1990-2000）：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与深层关系，同时，这一研究也开始出现停滞。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虽然前后不同，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就研究环境而言，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的解放，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在不断减小，学术研究不断突破“左”的束缚回归自身，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海外各种思潮的不断涌入，尤其是美国的鲁迅研究也相继传入并从 方法论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了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断调整，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对推动这一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就研究主体而言，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主体呈现新老交替状态，两代学人之间的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成直接影响。老一辈学者从“文革”的噩梦中走出，他们的热情再度表现出来，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阶段并明显表现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优越性，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经典与学术方法的熟悉为后来年轻学者们所不及。但随着他们年龄的不断增高，第一阶段过去之后，许多老一辈学者相继停止他们的耕耘，从而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新时期以来，轻一代学者不断成长起来，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自身的特点。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传入，以及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加宽，使他们的理论素养，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他们有前辈学者长久的学术研究成果积累，使得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就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走向深入；再就是，由于历史距离的不断拉开，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会更加冷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学者明显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隔膜，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不足；同时，因为时代的变化，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氛围有所感受，从而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仅仅从某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出发来研究传统文化，与从对传统文化自身的感受与理解出发来研究传统当然存在巨大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局限，不仅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失落，而且有思维方式的不同。这是年轻一代学者面对传统文化时所最感困难的原因所在，也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很快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第三，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特征：一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不断走向自觉。这表现在学术研究从政治阴影中不断走出，向鲁迅与传统文化自身回归，人们明确认识到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1987年6月16日郭志刚在《光明日报》发表《鲁迅与传统文化》一文，从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文章非常明确地肯定鲁迅在批判、反抗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的研究与借鉴”。这是直接从文化角度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章，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走出此前的自发状态而走向自觉。二 是出现了大规模集中的研究。由于这一研究不断走向自觉，从而出现了多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活动。1981年与199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前后，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深入探讨，将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1991年以“鲁迅与孔子”为主题集中讨论鲁迅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有史以来最为集中、意义最为重要的一次。三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整体的研究。这就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四是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与专著。

二

具体研究而言,第一阶段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重要内容：

首先是海外鲁迅研究的传入。1977年，也就是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美籍学者李欧梵出版《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来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的‘反传统’的倾向与他对通俗故事、寓言、民间宗教仪式、神话社戏等‘小传统’的爱好密切相关”[3]。1979年，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一书中说，“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既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又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中发现有些因素还有意义，两者都是出于理智和道德的考虑，而不是有一方面是出于感情或是其它方面的考虑。只可惜他对中国传统因素的那些积极看法尚未能引导他找到把中国的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反而使他陷入困扰之中，面对自己深深信仰的‘全面反传统主义’产生了负疚感。”[3]这是说鲁迅在未能找到传统文化出路的时候对自己的反传统思想有所保留，认为自己反传统的行为是一种历史过失，从而产生自责的情感反应。这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反传统”与“反封建”的关系，后者是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对于此，鲁迅始终反对，看不出有什么“负疚感”。1985年前后，李欧梵在《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4]一文中，全面论述鲁迅的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海外研究所传入的一些概念在从思维方式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国内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常常出现定势现象，其重要表现就是对他们所运用的概念。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反思就直接沿用，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常常在这些概念的规定下重复甚至是注解而不是突破。如“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5](P123-139)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中的 运用就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往往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大传统”即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排斥而对“小传统”即主要是民间文化亲近，这恰恰是误解了鲁迅也误解了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的根本作用与影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其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所谓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固然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往往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之下并且常常是作为主流文化价值的表现者而存在，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不同表现形式，很难说谁“大”谁“小”。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作为主流的“大传统”更为重视，更为注意继承，对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的继承是在主流文化价值的影响下展开的，因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它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只有与价值观、思维方式发生关系才是与文化之间产生真正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无论是显性批判还是隐性继承，其主要问题都是在主流文化之中展开。因此，对这些概念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分析，在它们面前要有所“矜持”。其次，国内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常常是文史哲不分家，即文化主体关于自然与人自身及其关系的理性认识与审美想象，以及对理性与审美发展历程的记载常常聚集在一起，习惯于对文化作整体表现，具有综合性，因而对经典的研究常常是对文化的整体而不是某一单方面的认识，同样具有综合性。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出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作家和诗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孙昌熙在《吉林师大学报》 1979年第2 期发表的《鲁迅与<山海经>》，夏传才在《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3 期发表的《鲁迅论<诗经>》，蒋祖怡、韩泉欣在《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略谈鲁迅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批判继承》等文章，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鲁迅与陶渊明、李贺、钱起等诗人，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经典之间的关系也有人研究。1989 年，郑欣淼在《人文杂志》第3期发表《鲁迅与野史》一文，对何谓野史、野史的产生与发展、野史的内容以及鲁迅注重野史特别是重视宋明野史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论述。

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典所具有的文化综合意义与价值，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揭示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环节，从而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作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阶段有了 更深入的研究，不仅范围继续拓展，对鲁迅整理传统文化经典的问题尤为注意。1981年，林辰在《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一文，在指出鲁迅整理古籍重要性的同时，将鲁迅辑录的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谢沉《后汉书》、虞预《晋书》等的辑录情况、内容、价值等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1985年，孙昌熙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上撰文，对鲁迅整理与研究古籍的方法、如何处理考据、思想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1986年，王士让在同一刊物第4期上撰写《鲁迅古籍整理研究概述》一文，对鲁迅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介绍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研究鲁迅古籍整理的重要文章。

这一阶段海外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靖宇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鲁迅》一文[6](P649-663)，对鲁迅整理古籍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评价，着重讨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小说整理与小说史撰写中的开创之功及其对后来的重要影响。

再就是，在经典研究的同时，宏观与综合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围绕鲁迅是批判还是继承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1982年，敏泽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鲁迅对待民族文学传统的态度》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肯定鲁迅在对封建文化传统批判的同时，对民族文化、文学优秀传统有坚定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对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作的一次总结性论述。

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周作人、苏雪林等人曾有研究但未能深入。1982年，许怀中出版《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一书，对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从整理考据到审美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1985年王敬文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发表的《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对鲁迅与古典小说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此前鲁迅与小说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些犹豫的看法作了肯定，认为“鲁迅的小说，虽然广泛吸取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文学及欧洲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营养，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土壤中。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上，它同我国古典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他具体论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对鲁迅的影响，对鲁迅小说艺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的联系作了毫不含糊的肯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启发。

1986年，金宏达出版了《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一书，对鲁迅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研究。作者特别在“代结语”中从文化接受的角度，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鲁迅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使他与本 国文化传统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对他以后的思想与事业具有相当长远的影响。”他具体分析了传统中“正统”和“非正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认为鲁迅处理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成熟的，即使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前期他固然发出一些‘偏激的声音’，但并不能说对传统作简单的全盘否定。他在理论上针对的是封建主义传统，而实践上则对传统是有抛弃，有择取的”。金宏达在这里实际上是从发生学和接受史的角度来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很有价值，直启下一阶段的研究。

从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继承关系研究到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宏观把握，表明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探讨向更高阶段发展，它预示着这一研究整体突破时期的到来，这一突破在第二阶段明显表现出来。

三

第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明显不同于第一研究阶段的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研究者更为关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思想源头与核心的接受，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对认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这一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林非于1990年出版“迅和中国文化”一书，从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立论，全面、系统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鲁迅所受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主流文化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林非的研究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关系最为集中的探讨。

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时，在曲阜召开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儒家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鲁迅与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及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因此，“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突破这一长久存在并阻碍人们探讨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维定势，明确指出这一关系的存在，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被认为是反儒家思想的鲁迅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而表明对鲁迅复杂思想认识的全面自觉、深化与突破，也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只有当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关系理清之后，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得到合理 的解释。

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对鲁迅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表明鲁迅与自己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传统自身的生命力。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那些看似有些矛盾的地方实则是个体与传统之间必然具有的关系，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自身意义的丰富性以及个体面对传统时选择的多重性。

这次研讨会围绕鲁迅对孔子评价的本质、内容及意义，孔子及儒家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从建设新文化的角度论述“鲁迅与孔子”这一命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普遍认为鲁迅对孔子儒学中代表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点有直接的肯定，并受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精神等”。这是对此前关于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认识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的极大改变，这一认识的出现才使得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接近鲁迅自身。

其次，对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调整，重要标志就是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个体的接受状态来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注意运用文化传播学与文化接受学的方法，开始努力消除此前形成的鲁迅是反封建、反传统“斗士”这一思维定势，重在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已有研究推动的结果，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极为重要的表现，它表明人们在通过不同途径为不断接近对象的本质而努力。

1990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沈光明、陈方竞两人撰写的《在断裂的深层—论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及具体表现。文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家族史和儒家文化地域传播的角度探求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鲁迅“在开始自己的人生里程时，儒家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铸入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该文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层即隐性关系的研究具有开启意义。

1991年，高远东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0、11期发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发现，“在《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除了《补天》„„《奔月》„„其余小说则都与对所谓周季三大显学儒、墨、道的思想和价值的处理有关，鲁迅对它们 既有拒绝又有所承担。„„差不多可以说，《故事新编》小说人物与史籍原型的符合程度与鲁迅对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承担度大致是成正比例的。”1995年王骏骥出版的《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1999年高远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 期发表的《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等论著，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墨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层研究。这些研究从鲁迅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关系的整体出发，探讨鲁迅对主流文化的继承，也就是探讨鲁迅所受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1999年底，冯光廉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发表《“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论质疑》一文，对鲁迅与传统主流文化之间关系问题进行辨析。应该说，关于“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这一问题至此已不再是问题，但临近世纪末的这一研究不仅仅是鲁迅与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而是隐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

20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且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关系问题的研究上。鲁迅与思想传统继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郑家建的《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7]，尹康庄的《鲁迅与魏晋》[8]，刘彦顺的《论鲁

[9]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袁盛勇的《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上、下)[10]等，然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展开讨论。鲁迅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则主要集中在鲁迅古籍整理尤其是小说古籍整理问题上，如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的《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11]一文认为，“鲁迅对所辑录的古小说只是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还来不及精细校勘„„所辑录的几种整本的古小说„„其中讹误未订正，空格未补缺的地方实在不少。”王国良的《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12]，对鲁迅整理的中国古典小说如《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谈薮》等的具体情况、后人的评价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重在“彰显鲁迅在校辑整治我国古典小说资料的功绩”。张杰的《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13]全面论述鲁迅与刘师培之间关系的发生及《中国中古文学史》对鲁迅的影响。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此时鲜有人问津,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问题的研究走向停滞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与视野空前活跃、开阔，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使人们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认识不断向前推进，从而使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受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远比我 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广泛得多而不仅仅是批判这一单纯的关系，在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并使其成为反思与批判对象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这一关系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历程。这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对认识鲁迅心灵世界的重要贡献，从而在改变我们此前所形成的鲁迅面对传统文化时的那种单一的批判者形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五四之后消失，相反，它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依然在对现代社会构成影响，只有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影响才能对其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有效的回避与革除，从而才能真正理解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使人们真正从传统中走出，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2]李城希.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3(30):88-98.[3]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李欧梵.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A].乐黛云.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6.[7]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00(1).[8]尹康庄.鲁迅与魏晋[J].鲁迅研究月刊,2000(2).[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淮北煤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2).[10]袁盛勇.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1]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J].鲁迅研究月刊,2000(6).[12]王国良.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3张杰.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0(6).

传统文化与鲁迅 第2篇

摘要:鲁迅小说除了以深刻地思想见长之外,还常以绍兴为背景,反映了出一个地域、时代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面貌。其间包涵的民俗文化不容忽视,更反映了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鬼神的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现象;鬼神信仰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1]

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民俗具有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他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浙江绍兴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散射出久远的光辉。

一、鲁迅小说反映的民俗现象

(一)祭祀习俗

祭祀在当地也称“祭福”。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祗,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2]的话。灶君亦称灶神、灶王。原始人有祭火的习俗,祭灶风习亦历史久远,《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3]之问。人们认为灶神除执掌灶火外,还考察人间太平并告知天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每年的供奉就是为了“贿赂”灶神,求他在天帝面前多说两句好话,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

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祝福》中就写了敬神祭祖这个习俗。每当旧历年底,地主阶级和有钱人家举行年终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并将三牲煮熟作为“福礼”,恭请天神和祖宗享用,感谢他们保佑当年“平安”,并祈求来年“幸福”。那种隆重肃穆的气氛,足以显示出祭祖的重要性了。

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

浙江绍兴过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祭祀和社戏。“社”,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左传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为守护社里之主,谓之上公。”[4]所谓社神就是土地神,其起源是来是对大地的敬畏与感恩: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此乃中国人所以亲土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药》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土谷祠就是社庙。《长明灯》里也谈到“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表明民间百姓对土地神的敬重。中国人对神祗的敬仰往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有看社戏的习惯。每逢庙会和大年,社戏成为水乡绍兴最“露脸”的演出。光绪《金华县志》载:“一会之兴,有烟火、有戏班,且多至十顶。”[5]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的湖面上挤满了小划船、出畈船、乌蓬船。社戏深深地植根于绍兴人的心中,凡是有个喜庆之事,无论是知名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还是民间的戏班子,个个炙手可热。“水乡观戏”成为绍兴人一道必不可少的新春“大餐”。鲁迅笔下的《社戏》描绘出了一幅绍兴风情图。

(二)婚丧习俗

从作品中获知:初去鲁镇时的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而比她小十岁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可以推测,他的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可见当地的婚俗是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鲁迅小说也多次写到死人、出丧的情形,比如《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之口述到他给他三岁时死掉的一个小兄弟迁坟;《药》中写到夏瑜和华小栓死后,两位母亲同时去上坟,“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子宝儿死后也是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还有《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法事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仪式。可见,人们不但重视活着的人的终身大事,也关心人死后的亡灵问题。

(三)服饰饮食习俗

服素。《祝福》中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穿着打扮,前后看上去像是没什么变化,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实际上是祥林嫂刚好两次都死了丈夫,两次都正在戴孝。

银项圈。在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作为饰物的银项圈,显然表现着民间信仰,不仅寄托着父爱,也有着对神佛的迷信。

素食。小说《祝福》中的柳妈“吃素”。柳妈是个善女人,即信神而吃斋念佛的女人。吃素是民间信仰在饮食结构上的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饮食并没有严格规定,有所谓食“三净肉”之说,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净肉,佛教徒都可以食用。后来,南朝梁武帝大力提倡僧徒禁止肉食,认为“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食肉就是杀生,是违背“不杀生”戒条的。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就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人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柳妈的“吃素”,突出了柳妈的善,她因此在鲁四老爷家只洗器皿,而不肯“杀生”。

二、民俗背后的核心——鬼神信仰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6]

中国人务实求存、重视现实的利益,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佛教传来后,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观念,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因生前的善恶或升天为菩萨,或重新投生为人,或转生为牛羊猪狗,甚至成为饿鬼,堕入地狱。在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再嫁,就被同是佣工的柳妈的一席话说得恐怖万分。柳妈说:“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阎王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7]柳妈给祥林嫂提出的补救办法——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也是道教所谓的禳解的办法之一,即让这条门槛作为祥林嫂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才能赎掉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从以上列举的各项习俗来看,其实反映了民众内心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即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原始人由于灵魂观念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鬼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们的灵魂。鬼的观念后来又演变成神的观念。最初的神,就是远古时候的氏族部落的“大人物”死后的灵魂。因此,在先民看来,鬼与神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除了祭祀鬼神以外,鲁迅在小说《补天》中,还曾形象地提到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下转第12页)(上接第14页)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7]汉武帝也是与秦始皇齐名的执迷不悟的神仙迷。

以上列举的民俗事象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并不是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读者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总的说来,民俗的生成和发展,是艺术的契机和指向,文学作品也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与鲁迅 第3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鲁迅书籍装帧艺术中的完美呈现

1. 形神兼备的审美功能的体现

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精美，正文版式设计的流畅，不仅予读者视觉上美的享受，心灵上美的熏陶，而且在阅读时会产生愉悦感，从而达到“体舒神怡”、形神兼备的功能。他在校《苦闷的象征》排印样本时说：“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鲁迅的“读书之乐”，正是“体舒神怡”审美功能的体现。读书不但增长知识，还能通过装帧设计获得愉快的心情。

2. 实用与美观相统一的审美价值的体现

鲁迅书籍装帧的很多作品吝用色彩，一般一到两套色，还有很多为单色印刷。这不仅因为受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更深层的原因，即在于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实用与美观统一的审美价值。中国绘画美学观念多沉稳大方，少浮华艳丽，多含蓄内敛，少张狂纷乱。这种审美观在鲁迅那里也得到了体现。鲁迅的许多书籍封面都采用单色形式，笔墨单纯，画面清新淡雅，富有韵味，从外在形式到内容都很好地传达了书籍的内容主旨。鲁迅书籍装帧护书有道，款式典雅、厚薄得宜，封面设计朴实端正，生动地展示了“文质相一”的传统美学。

鲁迅对制版印刷很熟悉，对印刷的质量十分讲究。他不仅亲自设计封面，而且还参与印刷的工序。他认为“封面设计固然重要，但若放松了对于印制的要求，也不会产生出好的封面与好的书籍来。”印刷质量直接影响书籍的质量，没有好的印刷，就不会有字迹清晰、阅读舒适的书籍，功能不在，就谈不上什么外在的形式了。鲁迅的书籍装帧除了追求封面设计的精美，也从没放弃书籍功能上的要求。印刷精良、设计精美使书籍“文质相一”，是鲁迅书籍继承传统书籍的精华所在。鲁迅书籍装帧体现了传统书籍装帧形态向现代书籍装帧形态的转变，他的设计包括充分展示书的外观性，外在形式与内在神态完美的结合，使其“形神兼备，文质相一”。

3. 喻书卷之气于作品的审美情趣的体现

“书卷气”是中国文化“气韵生动”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由“气韵”演化出的一个审美概念。中国文化中的“气”充斥在虚空之中，循环在自然之内，也显现在书籍装帧作品的形神之间。鲁迅书籍装帧也在设计中将虚与实、疏与密、曲与直、分与聚、起与伏等形式的运动变化，转化为生生不息的气韵，营造出中国书籍装帧独有的气韵之美。

鲁迅书籍装帧中的书卷气是设计者与作者气质的一种综合。为了传承传统的书卷气，鲁迅在一些书籍中以书法、印章设计为封面。使得这些书除新颖外，还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成为民国书籍中所特有的一道风景。如他为自己设计的许多杂文集，封面白底黑字，偶尔加盖一枚朱文印章，黑白红所构成的效果最有“书卷气”了。除了书法、印章设计的封面外，还有一些封面设计采用传统水墨画的手法。传统绘画的笔墨效果，以其含蓄、稳重、空灵的品质代表了传统文人的审美风格。鲁迅书籍装帧设计中的“书卷气”，既反映出装帧设计中深邃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反映了一种中国特有的装帧审美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精神表征。

“体舒神怡”“文质相一”“气韵生动”，这些传统的美学观并没有因时代变迁而消失。人类审美心理存在“保守性”的一面，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会按照传统形成的趋向延伸，成为一种审美“定势”。今天再看鲁迅书籍装帧艺术，之所以感觉亲切，就是因为他没有忽视传统的美学精髓，一切创新与对时代感的把握，都建立在一定的传统美学观上，都注意了人们审美心理的“连续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鲁迅书籍装帧艺术中的现代化视觉转换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书籍装帧艺术来说，既有传统文化内蕴的现代化转换，也有一个传统视觉符号的现代化转化问题。完全照搬传统视觉符号元素，显然缺乏时代感。那么，只有基于现代审美心理和趣味进行选择、改造、加工，才能为今日的人们所接受。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至今仍为我们所喜爱也正是基于此。

利用我国传统书法装帧书衣，是我国独有的一大特色。鲁迅书籍装帧艺术与中国传统书法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利用汉字的字体、字形、字号等对汉字进行创造性的运用，是鲁迅装帧艺术的一大风格，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以书法装饰书衣。一颗红色名章便能使书面活了起来。他对汉字表现功能的这种探讨，对于我们今后的书籍装帧仍具有启迪，相信这种形式今后还会运用下去。

利用我国传统图像装帧书衣，也是开辟了设计艺术天地之一途径。鲁迅先生曾建议陶元庆和钱君甸在装帧设计中多采用民族图像，钱君甸深有感触地说:“这些精美的画像拓片，对我的启发很大，后来在许多封面中运用了这些画像的构图和技法。”鲁迅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一些装帧中采用传统图像。他甚至都在译本上独出心裁地化用中国古代图形。如鲁迅先生为爱罗先坷的童话集《桃色的云》设计封面，他就用汉画人物禽兽及流云的造型组成带状装饰置于书的上半部，将其印成红色，颇具东方韵味。红色的带状装饰像彩霞，像浮云，也像舞台上的幕布，这就与“桃色的云”书名相契合，也给读者以暗示这是一部具有丰富想象性的童话剧。古代图像运用于此，非但没有觉得隔膜，而且还十分贴切。这乃是因为对传统图像化用得恰倒好处。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一个民族的艺术家总是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思维及手法将那个民族的气质呈现出来，并将这种民族风格一脉相传。鲁迅先生的书籍装帧艺术并不只是注重古代的文字图形等等，他所关注的是整个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构成了其书籍装帧艺术的基础和底蕴。鲁迅书籍装帧的民族风格来自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受到了绘画、装饰、书法、国画、篆刻、版画等一系列代表我们民族特色的美学元素的影响，呈现出的是古朴、简约、淡雅的美。

如果说前者是直接的遗产，可以直接采用;后者则是间接的遗产，需要创造性地吸取转化。在很多情况下，后者更为重要。有如此丰厚广裹的文化传统做底蕴，何愁我们的书籍装帧艺术不能独具韵味呢，何愁它们不能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呢?

这就要求我们当代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们不单只是用些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做点缀，而且更要通过化用民族文化特有的符号图像，采用民族文化的形式，营造民族特色的意味，以满足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等等方式，从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中去吸取灵感和神韵。

摘要：鲁迅书籍装帧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我们今天再看鲁迅书籍装帧艺术, 之所以仍倍感亲切, 正在于鲁迅书籍装帧艺术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呈现, 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忽视传统的美学精髓, 一切创新与对时代感的把握, 都建立在一定的传统美学观上, 其作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

关键词：鲁迅书籍装帧,传统文化,审美,现代化,视觉转换

参考文献

[1]《鲁迅装帧系年》杨永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钱君甸《忆念鲁迅先生》

鲁迅与传统文化 第4篇

鲁迅从七岁到十八岁都是在私塾里读书，接受了完整的旧式教育，十三经差不多读完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在提出上述疑问时，是否直接想到《札记》中的那句话，但重视孝道，为了母亲而不肯轻易将自己置于危境，这种属于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无疑是渗透到他的骨髓的。甚至，因为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愿，他接受了完全不合适的与朱安的婚姻，为此苦恼一生，这对后人而言几乎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

鲁迅对待两个弟弟，也一度是依循旧道德的。他是长子，而在旧式家庭中，父亲去世后长子便是既承担责任也拥有支配权力的家长。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到他和鲁迅同在日本时，曾经因为懒惰，惹得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老拳，在他头上敲打了好几下，这可真是家长作风。

后来在北京，各自都已成家的周氏三兄弟聚居于八道湾一座大宅院，收入不分开，吃饭在一起，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鲁迅后来同周作人闹翻，具体事由两人都闭口不言，外人只有胡乱猜测。但换一个角度来想：周作人那时已经是北大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流人物，难不成永远跟“家长”在一起过日子?不管什么理由，能够把老兄撵走，总是一件痛快事。

毛泽东赞鲁迅为“现代圣人”，鲁迅自己并不这样看。他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历史的中间物，其任务是“喊出一种新声”，但最终“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失”。他非常懂得旧文化，在努力抵制历史的陈舊力量对新时代的阻碍时，也总是能够感受到它投在自己灵魂中的阴影。一直被人纪念，也许是鲁迅最不愿意的事情。

今人谈论鲁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注意力大抵集中在他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有时也可说是过激)批判。这当然也是实情，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借“狂人”之口攻击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是在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骇世之论。但这些说法都有具体的条件和针对性的用意，甚或带有为了开窗子而宣称要掀去屋顶的策略性(《无声的中国》有此一说)。据此认为鲁迅完全抹煞传统文化的价值，肯定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鲁迅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有不同的评价。在《看镜有感》一文中，他赞美汉唐文化富于开放性和自信心的特征，称之为“闳放”、“毫不拘忌”，对外来事物“自由驱使”，言语间充满热情。

而很早写成的《文化偏至论》谈文化取向问题，态度原是相当冷静和清醒，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别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同时向内向外寻求力量，在继承传统中创建新的境界，和陈寅烙强调的“文化本位”立场，也未见得有多么尖锐的冲突。

为什么鲁迅后来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烈呢?这其实和对立一方的刺激有关系。当有些人以宣扬“国粹”的名义讴歌历史中的陈腐因素时，他感受到社会发展遭到阻滞的危险，认为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去冲击那些东西

本来有些东西是他未必不喜欢的。拿今天的事例看或许更容易明白：说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话不错。可是整天看见叩头、拜庙，歌颂皇帝、称赞奴才，说这便是“弘扬”了，岂能不厌烦?真是不“行扬”也罢。

鲁迅早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接受 第5篇

原创：小白-cabbage00

内容摘要：鲁迅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接受，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由于生活在近代中国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目击了中国人民深受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痛苦，加上幼年遭受家庭变故，之后奔赴日本学习，看到中国人民的麻木，历经冷暖的鲁迅，开始冷眼看待世界，并积极寻找到以文化来救亡的道路。在其自身文化选择意识推动下，鲁迅吸纳接收西方文化，并根据自身特点对其加以改造，而不是生搬硬造，创造成为自己的思想，其中包括进化论、立人思想，非物质重精神等。这些思想继承了一些西方文化，但又异化于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也赋予了它们新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鲁迅；早期思想；选择意识；接受表现

一、影响鲁迅早期思想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国门之后，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交锋无一胜绩，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被推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境地中，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亡主张，总括起来则主要有林则徐、魏源首先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及洋务派提出的“富国强兵”和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以及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主张。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洋务派的主张彻底破产，中国不但没有走向富强的道路，反而惨败于自己曾经弱小的近邻。维新派在甲午战争之后乘势崛起，但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但让人看清了中国残酷的现实，也让人们认识到要依靠满清政府来实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切实际。革命派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满清政府由于与广大的汉族人民存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他们不惜通过对帝国主义国家屈膝求和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方式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因此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进而促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革命派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对于文化启蒙缺少应有的重视，主要依靠华侨，会党和新军的力量，没有取得下层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这也就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埋下了祸根。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主张，但却并未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国甚至益加的沉沦衰落。鲁迅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思考的，他认识到，中国不可能通过从器物上学习西方实现救亡，也不可能通过制度上的改变现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中国人看到西方国家强大的时候，有没有思考到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如此的进步，拥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根源是什么。西方能够如此强盛，根本的原因不在器物上，而是在观念上，在思想上。在思想上拥有创造力，才会有创造器物的动力，才能主动的创造财富。鲁迅认为中国落后就落后在国家的闭关锁国，自诩为天朝上国，没有上进心，观念迂腐陈旧，清政府的腐败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质的是笼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从思想上、从文化上入手为此，中国的出路就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同时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新疫”。为此，他不断的学习西方文化，并在学习与接受中加以选择、创造，希望通过改变国人的观念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从而实现救亡图存。

二、导致鲁迅文化选择的主观因素

鲁迅早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有时代背景上的原因，也有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观因素方面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童年经历对他的影响，另一个是在外留学经历对他的影响。

（一）童年经历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出生时,绍兴周家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讲究读书。鲁迅幼年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教虽严却不失温和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十三岁时, 祖父因科场案发下狱, 鲁迅兄弟避难下乡, 父亲久病不愈, 随之是长辈的怨恨, 亲友的辱骂, 同族的倾轧, 世人的冷眼。作为破落户的周家长房长孙, 鲁迅过早过多地承受了世态炎凉的煎熬、摧折和人世变幻莫测。从那时起鲁迅已经不再有少年人任性的权利, 也不允许他像其他孩子一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的内心世界因家庭的变故而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使他拥有比常人更敏感，更容易捕捉到生活中的细节。这些家庭变故带来的缺失、不幸、坎坷, 使他很早在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 从小便用阴郁、怀疑、憎恶的眼神来看待眼前这个社会的黑暗面, 并形成一种趋于实际的人生态度和明显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 滋生出愤世之情, 并奠定了鲁迅以揭露为指归, 以警世为追求, “ 为人生” ,“ 改良这人生” 的感情基础和文化选择倾向。

（二）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对鲁迅的影响

家族没落，漂泊流连于外地，经历着世间人暖，鲁迅开始冷眼对待这个世界。后来在21 岁时,即1902 年,拿到清朝政府的奖学金来到日本，之后奔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鲁迅发现日本人都瞧不起中国人。那时中国人、都留着长辫，日本人经常把中国人的长辫戏称为“猪尾巴”，这刺激了鲁迅的自尊心，但还没有达到愤怒的地步，对他刺激最大的是这两件事情，一是匿名信事件，二是幻灯片事件。鲁迅在异国感受到了中国被鄙视的处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验证中华民族并不是劣等名族。在藤野先生的帮助下，鲁迅努力的学习医学，学年试验完毕之后，同学一百余人之中，他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可是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于是他们便对鲁迅的讲义翻检了一通。当他们发现藤野先生用红笔批改过的那些讲义后，便断定鲁迅“得到先生漏泄的题目”，于是借通告内容隐剌他，写匿名信诬陷他。这件事使鲁迅深感弱国弱民倍受歧视的悲哀，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为拯救民族、富国强民的斗争精神。而另一事件，幻灯片事件，又从反面坐实了这种轻蔑。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鲁迅与同学看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的片子，那个中国人被手持钢到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却个个无动于衷，神情麻木。看到这种情景，鲁迅被深深刺痛了：拥有西方文明的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在内心深处鲁迅一直对这种蔑视进行着默默地抵抗，但幻灯片上麻木的中国人却坐实了这种轻蔑，他深深地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悲哀。他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他深感中国民众的愚昧、麻木，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很难根治心里的“疾病”，学医只是治标不治本，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根本是要救治人的精神，改变国人观念，唤醒民众觉悟。

正是由于经历了这许多的人情冷暖，面对遭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现实环境，鲁迅展开了他对于救亡图存的思考，加上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包括兴趣爱好等，一定程度也影响着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接受。据许寿裳讲 ,在弘文学院学习时,鲁迅的书籍中就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这正是他幼小兴趣的延伸,以至后来喜欢东欧被压迫民族的小说 ,专门写文章介绍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留学期间,他学习、掌握了日文、德文等外语,这更有利于他直接接触第一手外文资料,接受外国文化思潮。这种求知欲，使得鲁迅能冷静对待中西方文化，并对西方文化进行取舍，做出相应的选择与接受。在这样一些主观因素的推动下，鲁迅早期主要是希望通过文化思想上的变革，思想上的觉悟，来转变国人观念，唤起沉睡的中国人的觉醒。

三、鲁迅的文化选择意识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进行了不同的选择与接受。如何处理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建民族新文化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鲁迅认识到,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知识分子有两种错误的心态。一种是“抱残守闷”的国粹主义者。他们以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为 “至美”之物,竭诚 固守,以致“耳新声而疾走”,表现 为一种“欧化 恐惧”的顽症。一种是 “蔑古尊新”的欧化主义者。他们“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唯恐不力”,表现为一种 “全盘西化” 的痴想。

鲁迅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以现代人的价位尺度,“审己度人”,“慎施去取”,在理性的批判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对异邦“新声”的选择比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开放意识。早在 《文化偏至论》中, 鲁迅就曾表达了他关于文化比较方法的思想“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 自觉” ,既要反对 “近不知中国之情” ,又需反对“远复不察欧美之实”,这样,才能确立新文化的范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怎么审己，怎么知人，中西文化的差别在哪？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道：“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几何人。虽自古迄今，绝无此平和之朕，而延颈方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与西方不同的是“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思永保其故态。”中国人易安于现状，喜欢追思怀古，缺乏自我的创造精神“上下求索，几无有矣。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鲁迅认为中国缺乏一种积极上进的氛围。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33)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这便指出了所有中国人都出现的一个问题: “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在鲁迅看来, “唯无校仇故,则宴安日久,琴落以胎,迫锣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其特征之一就是压抑人的个性，扼杀人的精神。在封建权威的压迫下，人们开始变得思维迟钝呆板，麻木而缺乏自由创造精神。而西方则高度张扬人的个性和精神在实现自我和改造社会中的价值 ,把人视为自由的主宰。鲁迅对西方先进的理解是“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张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 鲁迅希望中国人正视现实 , 不能“安弱守雌 , 笃于旧习”, 要以西方文化的优长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 , 只有不自满的民族 , 才能“争存于天下”。

为此，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表明了他的文化选择意识：“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 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 ,由是转为人国。”鲁迅的文化选择是在选择与接受之前运用比较文化的眼光,亦即“运用脑 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能动的取舍。在鲁迅看来, 文化选择者的主体素质既可以从本民族文化潜能中获得，发扬“将彼俘来” 的汉唐文化精神,又可以从外国先进文化的启悟中获得，学习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精神以及 “摩罗”的创造精神。鲁迅本人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化选择与接受者,就主要是通过这样深刻的继承与借鉴,获得了文化选择能力及丰硕的文化成果的。

四、“弃糟粕，取精华”，选择与接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具体表现

鲁迅早期文化选择中，最早接收的西方外来思想无疑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海克尔的生物哲学一元论、约翰.穆勒和斯宾塞以及梅契尼可夫的人类文明进化观等，都对鲁迅早期文化选择中的人类文明整体观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持。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又接收了叔本华、尼采、施蒂纲以及克尔凯郭尔的现代主义哲学的思想影响。这使他不仅能够使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想体系并存于自己早期的精神世界里，而且能够运用后者批判前者。

鲁迅《摩罗诗力说》文中的一段话,说，可以说间接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立场：“意者颂扬宗邦之真大,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 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 清晰昭明, 不同凡响。„„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青年鲁迅在求学、留学与回国从事文艺运动的过程中,先后写出了涉及自然史、人类史以及世界史、文化史、美学、文学、民俗学、伦理道德与宗教等多学科范围的论文（它们是: 《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这些论文反映了青年鲁迅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识见,其知识面之宽、视野之广,足以见出外国文化思潮对他的多方面影响。具体地看, 《人的历史》属生物学范畴, 涉及了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科学史教篇》属文化人类学范畴, 《文化偏至论》涉及世界文化史与中国文化史,《摩罗诗力说》属文学、美学范畴, 《破恶声论》属民俗学、伦理道德与宗教范畴„„它们从广义上看,是青年鲁迅与外国科学文化发生关系的具体反映表现。而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进化论——“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的一条规律

在英美法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 并已威胁到中国生存的特定时空条件下，严复着手翻译《天演论》。他以《天演论》宣传了以生存竞争、直线进化为特点的社会进化论，指出“ 盖生存竞争, 天下万物之公理也” 既竞争则优者必胜, 劣者必败, 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也。”在严复以《天演论》宣传了以生存竞争、直线进化为特点的社会进化论后, 一些敏锐之士曾对此提出不同或修正意见!如章太炎的“ 俱分进化论”强调进化和退化的同时存在,李石曾介绍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指出互助和竞争同为进化的不同侧面。到五四前, 物竞天择、生存斗争的理论逐渐为人淡忘。然而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演变出来的“ 唯新论” 却基本未受动摇, “ 弃旧图新”、“ 一代胜过一代”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五四后, “ 进化” 这一词逐渐为“创造”“革命”等字眼所替代,更突出了新旧、古今之间的隔绝与对立。

《天演论》也大大启发了鲁迅,使他认识到了生物是不断进化发展的, 自然界存在着生存竞争, “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的一条规律,并由此悟到,人类不自强则灭亡,唯自强方能生存发展,而且自强则必需要变革、斗争, 不能守旧、退息。鲁迅并非一味全盘接受严复传播的进化论思潮, 他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解与诠释,并将之引申到了世界范围各民族(尤其包括弱小民族)。他自觉愤慨地抵制、抨击“弱肉强食”论,在《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斥责了暴力与侵略者, 讴歌赞颂了声援支持弱小民族的 “摩罗诗人”拜伦等。可见,鲁迅虽深受进化论思潮影响,。当然, 限于时代及自身认识条件, 当时的鲁迅,还只能以庸俗进化论来认识社会与历史发展,这是他的局限。

(二）立人——“任个人而排众数”：思想启蒙向现代意识并轨

早期的鲁迅以尼采的新理想主义和唯意志论为理想, 其目的在于使中国避免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缺陷, 改造国民性, 提倡奋发自强以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在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 鲁迅敏锐地观察到了19 世纪通行的精神已经到了“人唯客观的物质世界是趋, 而主观的内面精神, 乃舍置不一之省。重其外, 取其质, 遗其神, 林林众生, 物俗来弊, 社会憔悴, 进步以停”的地步, 是需要矫正这种“偏至”的时候了。如何矫正? 因此, 鲁迅认为尼采等“先觉善斗之士”张扬“主观”精神的做法值得仿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认定并提倡了尼采的超人观念。那种从情感出发而又能勇猛奋斗、具有坚强毅力的“意志绝世”的超人就成为鲁迅心目中的希望之系。在此基础上, 鲁迅进一步发挥, 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理念，所谓众数, 指一些政客通过金钱, 利用偏见, 操纵多数, 左右民意, 动辄以“ 大群”为幌子, 对各种新思想、独到见地攻击压迫、不遗余力。这种手段以集团利益为目的，忽视个人，抹杀了人的个性。鲁迅的“ 排众数”,是要排除那些“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是那些“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 托言众治, 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之辈。他透过表面而寻求本质, 得出西方社会发展可以炫天下者“ 根抵在人”的见解。“ 是故将生存两间, 角逐列国是务, 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 ,，“ 人既发扬跨厉矣, 则邦国亦以兴起”。立人，立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人，其核心和本质是要追求一个“个体的”与“精神自由”的价值理念。在鲁迅看来, “ 立人” 是兴邦振国的根抵、“尊个性而张精神” 是“ 立人” 的主要途径。“ 立人” 是实现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和创造性转化的主体和中介。没有“争天抗俗” 的先觉者的崛起, 就不会有“ 至诚伟美” 之声的产生, 也就没有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希望。鲁迅的“立人” 说已经是中国化了的现代启蒙的追求。他期待的不是尼采式的“超人” , 而是屹立于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的“真人”。这种“真人”,具有“独具我见”“争天抗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 具有“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意志； 具有与“ 古朴之民” 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具有深邃“ 内耀” 的精神世界；具有能够“白心于人前”的严肃品格。这样的“真人”才是“国魂”的代表者, 才能肩起重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使之走向现代化的使命。

（三）“非物质重精神”

鲁迅对西方文化选择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精神的推崇，他提出非物质，重精神的主张。他所谓的物质, 指世纪末期西方社会中弥漫的道德颓丧、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对人的精神的腐蚀败坏。因此，他摒弃物质，而注重人的精神。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精神”。从《科学史教篇》：对“科学”背后的精神因素的揭示，到《破恶声论》标举“精神”为人性进化的标的，对“精神”的强调贯穿于五篇论文中。鲁迅在论述“非物质” 时, 首先批判近世文明的物质主义倾向: “ 不知纵令物质文明, 即现实生活之大本, 而崇奉逾度, 倾向偏趋, 外此诸端, 悉弃置而不顾, 则按其究竟, 必将缘偏颇之恶因, 失文明之神旨, 先以消耗, 终以灭亡, 历世精神, 不百年而俱尽矣。递夫十九世纪后叶, 而其弊果益昭, 诸凡事物, 无不质化, 灵明日以亏蚀, 旨趣流于平庸, 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 而主观之内面精神, 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 放其内, 取其质, 遗其神,林林众生, 物欲来蔽, 社会憔悴, 进步以停, 于是一切诈伪罪恶, 蔑弗乘之而萌, 使性灵之光, 愈益就于黯淡: 十九世纪文明之通弊, 盖如此矣”。在介绍“ 主观主义”时又说:“其说出世,和者日多, 于是思潮为之更张, 鹜外者渐转而趣内, 渊思冥想之风作, 自省抒情之意苏, 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 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巅, 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从这里可以看到,何为鲁迅之“精神”？意即物质文明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终极, 因为“客观之物质世界”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 而其创造力的根源则是“主观之内面精神”,故“精神现象”才是“人类生活之极巅”，鲁迅以“主观”表达“精神”，“ 精神”在他那里, 是内在于人的, 并通过作为个体的“人格”承担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即“个性”。可以说,鲁迅以“主观主义”和“意力主义”来阐释他的“精神”，此“精神”既非外在于人的某一客观存在, 而就是人的主观存在, 亦非主体性意义上的建构理性, 而就是人的情感和意志,。

应当强调的是, 鲁迅“非物质”和“重个人”的思想, 和尼采的主张有着不同的内涵。鲁迅提出的“重个人”,是接受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的个性主义思想。鲁迅的出发点是要通过宣传个性主义的思想达到启蒙的目的, 来改变“ 愚弱约国民”麻木精神状态,“瞿然者, 向上之权舆已。盖惟声发自心, 联归于我, 而人自有己,人各有己, 而群之大觉近矣”。只有人们有了自我意识,觉悟出人类的尊严和个性的价值, 才能够打破封建主义的桎梏, 使精神得到解放。他所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 不仅批判了中国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盲目崇信西方的错误思想, 而且广泛、深入地考察和分析了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发展及其没落的原因, 对于叔本华、尼采和易卜生等人的思想作了介绍和估价, 业用来作为医治“十九世纪通弊” 的“药方”纳入其改革社会的思想轨道。鲁迅相信,二十世纪的文明将会扫除一切虚伪的东西,而变得深刻庄严, 因为它是建立在自觉的精神和意志力量之上。在中国建设这样的精神文明, 是青年鲁迅的理想和迫切的愿望。

五、鲁迅早期在选择和接收西方文化时的不足

鲁讯对西方文化经验观察、逻辑分析等科学方法积极地吸收科学，也自觉地选择了追求真善美统一的方法。身在日本的鲁迅 ,积极地感应这新的时代思潮 ,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武器 ,想用它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了某种前沿性 ,即传达了在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人们的思索;同时由于国情不同，也必然存在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不甚吻合的方面。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焦虑与以传统农业为中心、尚未开始近代工业化过程的中国 ,存在着太大的差距。西方和日本已到了物质文明烂熟的时期 ,而我们还是正欲起步的阶段。西方要 “非物质”,不悖情理;而我们“非物质”,则似乎有些过于超前。上面说到鲁迅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它尊崇人的个性，但是这个主张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述,它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个人和群众对立起来夸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方面。造成“ 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 的根源, 不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发达, 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 任何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 都不可能产生高度的精神文明。此外, 鲁迅过高地估计了精神的力量, 幻想依靠精神战士的启蒙运动来改变人们的精神, 来张个性而建立“人国” , 这自然也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要建立的“人国” ,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旧中国, 仅仅是个朦胧的理想。由于他当时没有找到科学的思想武器, 因而对于中国的“ 病态社会” 未能对症下药, 他的建设二十世纪中国精神文明的主张, 也必然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轨道。他把叔本华、尼采和易卜生等人推崇主观猜神, 宣扬意志力量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当作医治‘通弊”的药方加以介绍, 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惟有意力轶众, 所当希求, 能于情意一端, 处现实之世, 而有勇猛奋斗之才, 虽屡踣屡僵, 终得现其理想。鲁迅所向往的正是那种既有勇猛奋斗的才能而又能屡遭挫折跌仍能坚韧不拔, 终能实现其理想的意力超群的人。只有靠他们才能扭转时代的颓风。他从叔本华、尼采和易卜生这所摄取的也仅仅是这种坚强无比的意志力量, 从而把它作为改革社会与旧思潮斗争的精神武器。鲁迅“非物质” 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不科学之处在于它没有抓住“通弊”的病根,因此它既不能治本, 也无力治标,这一点已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

六、鲁迅对西方文化选择的现实意义

正是对中国贫弱根本原因的洞察, 使鲁迅以开放的文化心胸去摄取当时新的思想学说, 以此来唤醒国人的自觉, 激发他们的创造潜力。这种摄取尽管还不圆熟, 但已显示出一个思想家开阔而敏锐的文化视野。鲁迅早期深刻的思想洞见, 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鲁迅摄取新思想时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视野。他能够认真地整理古籍并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面对西方文化，他大胆地拿来，绝不盲从，而批判地吸收。

托尔斯泰鲁迅与中俄文化交流 第6篇

托尔斯泰、鲁迅与中俄文化交流

王锡荣

中俄两国是紧邻，又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俄国19世纪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与20世纪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是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这两个伟大民族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虽然一个主要生活在19世纪，一个主要生活在20世纪，但是他们却有将近三十年的同时代岁月。因此，他们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他们虽然没有交集，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却紧紧地连结着这两个民族的精神和命运。

鲁迅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中国，鲁迅就是以他的作品引导着中国国民精神的前途，而在俄罗斯，托尔斯泰就是引导俄罗斯民族精神前途的灯火。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曾经把托尔斯泰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说：“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人，就不可能认识俄罗斯。”应该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神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灯火，也引导着全人类精神的前途。

1904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曾经经历了一场让他一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就让鲁迅第一次认识到托尔斯泰的伟大。

当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由于该校的藤野严九郎教授对鲁迅关怀备至，使一些日本学生心生猜忌。他们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忏悔吧!”意思是藤野先生把考试题目泄漏给了鲁迅，鲁迅的考试成绩才那么好。他们的无端污蔑使鲁迅感到无比的愤怒。而那封信里的话，正是托尔斯泰写给俄国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的开头，引用 《圣经·新约全书》里的话，希望俄皇和日皇反省发动战争的错误，并知所悔改。这是鲁迅第一次接触托尔斯泰。鲁迅说，虽然这些日本学生很反对托尔斯泰，但是其实早已暗暗地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此后，托尔斯泰也就成为鲁迅一生推崇的偶像级人物。在鲁迅的著作和书信里，谈到托尔斯泰的地方有近百处，始终对托尔斯泰抱着崇高的敬意。在鲁迅的藏书中，有关于托尔斯泰的书籍十多种。鲁迅多次引用托尔斯泰的名言来论述自己的观点。1928年，鲁迅在上海编辑 《奔流》 月刊时，还专门编辑了 《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亲自翻译了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的《托尔斯泰》 一文，并写了一篇很长的 《编校后记》，对托尔斯泰作了较深入的介绍。鲁迅还多次在文章中和演讲中谈到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认为是旧制度的“轨道破坏者”。鲁迅说：“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因此，鲁迅认为托尔斯泰代表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他曾经这样写道：“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中国著名作家刘半农曾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这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对鲁迅影响很大，鲁迅对此也是默认的。当然鲁迅也并不是盲目地推崇托尔斯泰，他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鲁迅指出：“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鲁迅认为托尔斯泰“旧性荡涤未尽，所以同情农民但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而鲁迅坦言自己也是带着旧营垒的包袱和重担。鲁迅多次呼吁翻译出版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当郭沫若翻译该书出版后，鲁迅真诚地表示了欣喜。

鲁迅和托尔斯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民族和土地的深深热爱，同情农民并喊出农民的心声。他们都大声疾呼人道和诚爱，呼吁对儿童的教育。鲁迅呼吁“救救孩子”，托尔斯泰的第一部著作 《四个发展阶段》 就是关于人性养成的书，而且极为关心儿童教育，与鲁迅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异曲同工、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