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性感知范文

有用性感知范文（精选7篇）

有用性感知 第1篇

消费者感知信息有用性可作为度量网上客户抱怨影响力的指标。Kemp和Smith[4]将感知有用性定义为消费者认为抱怨客户购物体验有助于产品评价的能力,认为感知有用性对于消费者认知产品属性过程具有正面影响;在线评论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实时提交的有关产品或公司的评论信息[5],Jiang和Benbasat[6]通过对消费者感知网站信息的有用性诊断,发现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购买态度有正面影响,消费者关注评级网站上的在线评论旨在便于决策购买。

涉及在线评论研究的成果集中于在线系统评论领域,针对网络社区客户抱怨研究难点主要是:①抱怨度量的维度难以界定。由于网上抱怨的表现形式和采用的手段与传统抱怨有所不同,因此选择合适的维度度量抱怨存在一定的困难;②度量抱怨的影响力指标难以确定。网络社区抱怨信息分散、数据量大难以描述,具有匿名性和离散性特点[7],度量指标的选择存在困难。

鉴于此,本文利用现有消费者在线评论有用性研究成果,构建消费者在线抱怨有用性影响因素模型,运用证据理论的方法,选择网络社区客户感知信息有用性等指标为评测维度,以度量在线客户抱怨影响力,帮助网上企业和消费者判别在线抱怨信息的影响力,为其消费和经营提供决策支持。

1 网上抱怨信息的描述

网络社区中,当注册客户(Cs)发布有影响力的抱怨信息后,社区中其他的消费者(Ca)能够浏览抱怨者的主帖、参与者的回复贴,由此得到消费者感知网络社区客户抱怨信息有用性关系,如图1所示。

定义:假设在网络社区中,存在一个完备的指标集合:

I,I=(I1,I2,,Ii,,In),i=1,2,,n。

设网络社区有m个抱怨客户:C,C=(C1,C2,,Cj,,Cm),j=1,2,,m。其抱怨信息向量定义为Ω。

假定Ω表示消费者感知的抱怨信息有用性,则:

其中,In表示消费者(Ca)感知抱怨者(Cs)抱怨的信息有用性后,受该信息影响的指标。为了获取Ca感知网络社区Cs抱怨信息的有用性影响力指标In,本文引用网络社区有影响力话题作为观测指标[8],从发帖人、回帖人、抱怨主帖、回帖内容三个角度出发,运用证据理论方法,通过在线调查工具OQSS系统,开展了影响网络社区消费者感知在线抱怨有用性的影响力评测问卷调查,见表1。调查问卷采用李科特五级量表形式,对网络社区消费者Ca感知Cs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受其影响的程度进行测评,其评语集为V={5表示非常有用;4表示比较有用;3表示一般有用;2表示不太有用;1表示一点都没用},通过在线打分的方式提交结果,以采集评测的指标。

2 基于证据理论的在线客户抱怨影响力度量

证据理论[9,10]是一种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可信度推断方法。在证据推理过程中,除考虑一些定性指标外,还要考虑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模糊性给评价结果带来不确定性等定量指标。针对在网络社区判断在线抱怨对其他消费者影响力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多属性指标的评价问题。由于评价指标来自于网络社区消费者的抱怨信息,在这些信息中蕴含着不同的抱怨意见及其属性,选择哪些属性指标作为评测的依据、如何确定权重等,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在设定消费者权重上采用证据理论的方法[11],推断并修正消费者Ca感知Cs在线抱怨有用性的可信度,以确定客户在线抱怨对网络社区其他消费者的影响力。

2.1 网上抱怨信息有用性及其影响力关系模型

祝珊、殷国鹏[12]在研究在线评论问题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从评论和评论者视角研究消费者在线口碑的有用性,构建了消费者在线口碑有用性影响因素模型;彭岚、周启海和邱江涛等[13]利用传播说服理论,分析了网上消费者在线评论信息的特征,主要是评论者特征、评论内容特征、商品评论特征、评论阅读者等,从这些指标特征中发现在线评论信息有用性与其影响力的关系。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确认了网络社区消费者感知抱怨信息有用性与抱怨影响力的关系,以构建网上抱怨信息有用性及其影响力关系模型,通过建立对应的测评指标,以对度量网络社区在线抱怨对消费者的影响力。该模型如图2所示,有关模型指标有效性结论在作者另文研究中阐述。

在图2中,消费者(Cs)在网络社区发布抱怨信息并产生影响力,取决于其他消费者(Ca)是否关注和阅读抱怨主帖和对应的回帖(Cr);客户的在线抱怨形成影响力受到抱怨主帖发出者的社区等级威望、抱怨主帖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抱怨回帖发出者的社区等级威望、抱怨回帖的质量、数量和回帖内容聚合度、观点一致性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回帖内容聚合度、观点一致性是网络社区消费者感知抱怨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因素且具有不确定性特征,难以采用定量化的方面确定。本文采用不确定性推理方法计算回帖内容的聚合度和观点一致性指标,选取抱怨主帖和回帖的质量、数量,回帖内容聚合度、观点一致性等因素作为推理的证据,推断其对消费者感知网络社区抱怨信息的有用性,以度量在线抱怨的影响力。

2.2 定义及数据描述

假定识别框架为θ,它是指关于某一命题的肯定与否定的信度判断,是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假设或者判断的集合。在网络社区中,它是指在线抱怨信息的集合。定义信度函数如下:

定义1:对于集函数m:2θ[0,1],如果条件(1)和条件(2)满足,则称m为识别框架上θ的基本可信度配。

m(∅)=0; (1)

∑A ⊆ θm(A)=1; (2)

其中,m(A)称为网络社区中消费者(Ca) 感知抱怨信息有用性的因素指标的基本可信数,∀A⊆θ。

定义2:对于集函数m:2θ[0,1],且∀A⊆θ,如果条件(3)满足,则称:

Bel: 2θ[0,1]为识别框架上的信度函数。

Bel(A)=∑B⊆Am(B) (3)

其中,Bel(A)表示网络社区中消费者(Ca)对抱怨信息的感知程度。

2.3 证据合成法则的修正

假设Bel1和Bel2分别是识别框架θ上的两个信度函数,其对应的基本可信度分配(BPA)依次是m1和m2,焦元分别为A1、A2、、Ak和B1、B2、、Bk若Bel1♁Bel2存在,基本可信度分配为m:2θ[0,1],则证据合成法则是:

其中,k=∑Ai∩Bj=∅m1(Ai)m2(Bj)表示不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系数。根据证据合成法则知,在冲突系数等于1时,证据完全冲突不能合成证据;当冲突系数接近1时,证据虽可合成,但合成结果有悖论,其因是不同消费者对证据的认识差别较大。为了消除有悖缺陷,本文引入消费者的经验、背景知识等指标作为证据合成因素,以修正证据综合指标,从而获得消费者可信度函数值,使其结果一致,以避免悖论发生。

2.4 在线抱怨影响力的推断方法

运用证据理论方法推断网络社区在线客户抱怨信息影响力的步骤:

1)确定网络社区中影响消费者(Ca)感知信息有用性诸多要素,即各个评价维度信息I=(I1,I2,,Ii,,In),其中i=1,2,,n;

2)收集在线评论网站上消费者抱怨认知信息,构建可信度分配函数m,以获取影响消费者(Ca)感知有用性抱怨信息的评估数据;

3)利用改进的Dempster合成法则,集成不同消费者(Ca)评价抱怨信息意见;

4)获得消费者(Ca)对在线客户抱怨影响力的综合度量意见。

3 算例应用及讨论

2012年4月20日开始,采用OQSS在线调查系统在新浪数码部落的手机论坛和数码相机论坛中,对社区注册客户中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进行影响消费者感知抱怨有用性问卷调查(http://www.oqss.com/oqss5/form/ud/u390/f394.aspx)。截至2012年5月1日共回收205份反馈,剔除无效问卷,获有效问卷183份。

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发现,消费者在准备购买产品时,对网络社区抱怨信息有用性感知会受到该类产品抱怨信息相关要素的影响,主要是主帖回帖(Cr)的内容聚合度、回帖数量、回帖质量和回帖观点一致性。上述四个要素的集合可用I表示,I={I1,I2,I3,I4}。请业内专家对影响网络社区消费者(Ca)判断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的四项指标进行打分,确定每项指标的权重qi=(0.25,0.2,0.3,0.25),i=1,2,3,4。在通过对问卷中的消费者(Ca)自身专业知识和经验信息的分析,将消费者划分为两种类型:感知型和固执型。再运用改进的证据推理方法,评测网络社区消费者感知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以判断该抱怨信息的影响力进行算例应用。

在调查的手机论坛中,设定消费者四项因素指标的基本可信数分布值为: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分析后,对两类消费者证据赋权重,得到证据权重ω:

根据两类消费者证据体间的权重ω,再调整主帖回帖内容的聚合度、回帖数量、回帖质量和回帖观点一致性四项指标的基本可信数分布m', m'=ωmi,可得经修正的评价指标证据合成结果为:

采用综合积分法,计算手机论坛中客户感知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的测度值,得到

undefined计算结果,见表2。

同理可得,数码相机论坛中的客户感知抱怨信息有用性测度分值,见表3。

通过比较网络社区消费者Ca感知消费者Cs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测度值发现:

1)手机论坛和数码相机论坛的消费者感知抱怨信息有用性的测度值介于“比较有用”和“一般有用”之间,其中在数码相机论坛里,消费者(Ca)感知消费者(Cs)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的四项指标信息较匮乏。

2)在手机论坛中,通过对消费者(Ca)感知在线抱怨客户(Cs)的抱怨信息有用性测评指标发现,四项指标的分值都较高,表明消费者(Ca)受到Cs抱怨产品主帖的回帖(Cr)内容聚合度、回帖数量、回帖质量和回帖观点一致性等因素影响较大。

3)从消费者类型特性来看,两类消费者的侧重点不同。网络社区上固执型消费者对准备购买的产品有丰富的知识和相关的消费经验,在线客户抱怨意见不易改变他们的购买意愿;而感知型消费者则容易受到网络社区客户在线抱怨意见的影响。从在线客户抱怨影响力的度量结果与实际获得的测评结果来看,比较符合实际,在两类消费者之间,抱怨信息有用性判据的冲突性较小。

综上所述,消费者(Ca)在拥有一定有关产品及其购买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抱怨主帖的点击率、回帖内容聚合度、回帖的数量、质量、回帖的观点一致性、回帖者响应时间、等级等信息的综合运用,能够从中感知网络社区客户(Cs)抱怨信息的有用性程度,判断得出在线抱怨是否可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以减少自己在购买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4 结束语

客户抱怨在网络社区的影响力与社区消费者感知抱怨信息的有用性密切相关。本文将网络社区消费者感知抱怨信息有用性作为对网络社区客户在线抱怨影响力度量的指标要素,采用证据理论的方法推断影响抱怨有用性的属性指标值,形成度量在线客户抱怨影响力方法,使其成为支持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有效工具。

首先,筛选确定影响消费者感知网络社区客户抱怨信息有用性的指标,包括主帖的点击率、回帖内容聚合度、回帖的数量、质量、回帖的观点一致性、回帖者响应时间、等级等;其次,挑选与客户抱怨影响力相关的关键指标,主要是回帖内容聚合度、回帖数量、回帖质量和回帖观点一致性,由此构建网上抱怨信息有用性及其影响力关系模型;最后,通过网上消费者感知在线抱怨信息有用性的测度值,采用证据推理方法,推理得到网络社区客户在线抱怨的影响力指标值,形成网络社区客户抱怨影响力度量方法。该方法对评价网络社区抱怨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以及企业营销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摘要：客户在网上的抱怨具有多样性、匿名性和复杂性,给消费者科学利用网上抱怨信息进行决策带来困难。本文以网络社区在线抱怨信息为研究对象,运用证据推理方法,通过检测消费者感知在线客户抱怨信息有用性相关指标,构建网上抱怨信息有用性及其影响力关系模型,形成网络社区客户抱怨影响力度量方法,为企业和消费者利用网上抱怨信息进行决策提供支持。

有用性感知 第2篇

关键词：参照群体,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科技接受

关于科技接受行为的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用户/消费者的科技接受行为是自我决定的结果, 强调用户/消费者的主动权。然而,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 人的各种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从众行为普遍存在。特别是对于软件开发人员, 绝大多数是以团队的形式工作, 他们的科技接受行为更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本文将科技接受理论与社会心理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相结合, 研究参照群体与软件开发人员意见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下, 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以此为针对软件开发人员的技术管理提供借鉴。

1 理论背景

1.1 科技接受相关研究

科技接受行为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Davis在1989年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 (TAM)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模型认为, 用户对技术的接受意愿是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的。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自身感知到该技术是有用的、使用该技术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感知易用性是指用户自我感知到该技术容易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都对用户的科技接受意愿具有正向决定作用, 并且感知有用性的决定作用大于感知易用性。

鉴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用户最终接受科技意愿的重要决定作用,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研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所受到的参照群体的影响, 实现参照群体对用户科技接受行为影响的研究。

1.2 参照群体相关研究

1942年, 美国学者Hyman在研究人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时, 率先提出了参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 的概念, 用以代表那些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产生影响的单个个人或者群体。在本文研究背景下, 软件开发人员在决定采用哪种技术时, 往往会主动地以外显或者内隐方式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将参照群体的态度与自己的看法相结合, 形成对于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最终判断。根据Park 和Lessig (1977) 的结论, 本研究认为, 软件开发人员之所以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软件开发人员为了获得关于某项技术更加充分和准确的信息而主动向参照群体征求意见, 或者观察和学习参照群体的态度, 从而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软件开发人员选择某项新技术时总会有一定的风险, 即便是选择一项熟悉的技术, 由于每次应用环境的变化, 也会使科技接受行为存在一定风险。因此, 软件开发人员亟需拥有更加充分和准确的信息, 以便使自己的决策更加合理。

第二, 软件开发人员为了展示其与参照群体相同的价值观而主动遵循参照群体的态度, 接受参照群体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 软件开发人员多是处于团队当中, 需要在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与团队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如果某位软件开发人员的价值观表现得与团队不一致, 那么他将十分可能受到团队的排挤。因此, 作为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软件开发人员更希望在科技接受环节主动与参照群体保持一致, 以此增加自己的归属感, 获得团队的接受和支持。

2 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以及本研究对多位软件开发人员的深度访谈结果, 本文认为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在软件开发人员自我意见与参照群体意见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下, 会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首先, 本研究通过9个假设来考察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见表1) 。其中H1a、H2a和H3a的前提是软件开发人员和参照群体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一致;假设H4aH9a的前提是软件开发人员和参照群体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不一致。

其次, 本研究通过9个假设来考察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见表2) 。其中H1b、H2b和H3b的前提是软件开发人员和参照群体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一致;假设H4bH9b的前提是软件开发人员和参照群体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不一致。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于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之间邀请了300名正在进行动态网站设计的大三本科生填写问卷, 被调查者及其所处团队正面临着是否采纳ASP技术作为开发该网站技术的选择。

问卷首先请被调查者回答他对ASP技术的感知有用性, 要求他在里克特5级量表中打分, 其中“1”代表感知有用性非常低, “2”代表比较低, “3”代表中等, “4”代表比较高, “5”代表非常高。在被调查者回答之后, 网站会弹出一个窗口, 表明团队其他成员对ASP技术感知有用性的评价, 评价结果分别为低、中、高, 然后请被调查者在得知参照群体的态度后, 再次对ASP技术的感知有用性进行评价。

对于感知易用性的调查方式与感知有用性完全相同。

本研究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76份, 有效回收率为92%。本研究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 这是由于此次调查是由多位动态网站开发课程的任课教师要求学生配合问卷调查而获得的;同时, 这也保证了被调查者回答问卷的态度比较认真, 使得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较为可信。

4 数据分析结果

为了与参照群体对ASP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的“高”、“中”、“低”评价相比较, 本研究计算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均值, 并设定均值数值与评价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

4.1 参照群体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首先, 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有用性评价等级一致时, 软件开发人员在没有受到参照群体影响时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PU1, 与受到参照群体影响后的感知有用性PU2的均值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P值为配对样本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

从表4所示的PU1与PU2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的初始评价等级如何, 只要参照群体的评价等级与之一致, 那么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的影响就是不显著的, 表现为P值均大于0.05。可见, 当参照群体对于感知有用性的意见与软件开发人员初始意见相同时, 软件开发人员没有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假设H1a和H3a不成立, 但H2a成立。

其次, 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有用性评价等级不一致时, PU1和PU2的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所示的均值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对感知有用性的评价等级不一致时, 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的影响是显著的, 表现为P值均小于0.01。

当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初始等级为“低”时, 参照群体的“中”和“高”评价都使得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有所提高, 表现为PU2均值分别大于PU1均值, 因此, 假设H4a和H5a成立。

当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初始等级为“中”时, 参照群体的“低”评价会使得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降低, 表现为PU2 (2.15) 小于此时的PU1 (3.07) ;而参照群体的“高”评价会使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显著提高, 表现为PU2 (3.89) 大于此时的PU1 (3.07) 。于是, 假设H6a和H7a均成立。

当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的初始评价等级为“高”时, 参照群体给出的“低”和“中”评价都使得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显著降低, 表现为PU2 (3.09) 、PU2 (3.26) 都小于此时的PU1 (4.23) 。因此, 假设H8a和H9a成立。

4.2 参照群体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首先, 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易用性评价等级一致时, 软件开发人员在没有受到参照群体影响时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PE1, 与受到参照群体影响后的感知易用性PE2的均值比较结果如表6所示 (P值为配对样本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技术的感知易用性, 软件开发人员在了解参照群体的评价结果后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表现为P值均大于0.05。即假设H1b和H3b不成立, H2b成立。

其次, 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易用性评价等级不一致时,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的初始水平PE1和了解参照群体的感知易用性水平之后所做出的感知易用性评价PE2的比较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所示的均值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对感知易用性的评价等级不一致时, 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 既有P值大于0.05的无显著影响, 也有P值接近0.05 (P值为0.049) 的弱显著影响, 还有P值等于0.000的强显著影响。

当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易用性初始等级为“低”时, 参照群体的“中”和“高”评价都使得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易用性有所提高, 但只有参照群体的评价为“高”时, 这种提高效果才是显著的;当参照群体的评价为“中”时, 虽然PE均值有所上升, 但变化幅度没有达到统计意义的显著水平。因此, 假设H4b不成立, 假设H5b成立。

当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易用性初始等级为“中”时, 参照群体的“低”评价会使得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易用性降低, 表现为PE2 (2.87) 小于此时的PE1 (3.11) ;而参照群体的“高”评价会使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易用性提高, 表现为PE2 (3.16) 大于此时的PE1 (3.11) 。但观察P值可以发现, 只有当参照群体的评价为“低”时,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才发生了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仅仅是弱显著的水平 (P值为0.049) ;而当参照群体给出“高”评价时, 其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易用性的评价是没有显著影响的。因此, 假设H6b成立, 假设H7b不成立。

当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初始评价等级为“高”时, 参照群体给出的“低”和“中”评价都没有使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易用性显著降低。因此, 假设H8b和H9b都不成立。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查, 分别考察了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从而检验了本研究提出的18个假设, 将这18个假设的检验结果总结如表8所示。 除假设H1a, H3a, H1b, H3b, H4b, H7b, H8b和H9b不成立以外, 其他假设均成立。

5.1 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的影响

从假设H1a、H2a和H3a的验证结果可以看出, 就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而言, 当软件开发人员初始的感知有用性和参照群体的意见一致时, 他的感知有用性不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而产生强化作用, 即变得更高或更低。这是由于人对于与自己看法一致的意见往往会分配较少的认知资源, 从而对自己心理状态的改变程度也会较少。例如, 在软件开发人员已经意识到某种技术的有用性较低时, 参照群体的同种意见只是让软件开发人员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而不会激发其进行更多的思考, 因此, 在受到参照群体与自己一致意见的影响下, 软件开发人员的原有判断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然而, 当参照群体给出的意见与软件开发人员初始判断不一致时, 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会随着参照群体感知有用性的高低方向而发生变化, 即:第一, 当参照群体的感知有用性高于软件开发人员初始感知有用性时, 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会因为参照群体的高感知有用性而随之提高;第二, 当参照群体的感知有用性低于软件开发人员初始感知有用性时, 软件开发人员的感知有用性会因为参照群体的低感知有用性而随之降低。

总之, 就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而言, 当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初始感知有用性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有用性一致时, 软件开发人员不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但当两者意见不一致时,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会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有用性保持一致, 即软件开发人员的判断受到参照群体的严重影响。

5.2 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与感知有用性的分析结果一样, 当软件开发人员发现参照群体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与自己的感知一致时, 他将维持原有的感知水平, 没有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但当软件开发人员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易用性不一致时, 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的影响就较为复杂。

第一, 只有参照群体的高感知易用性才能够对软件开发人员的低感知易用性造成显著影响, 使得其感知易用性明显提高;参照群体的中等感知易用性尽管仍比软件开发人员初始的低感知易用性要高, 但并不能改变软件开发人员的初始感知水平。这是由于, 不同人员对同一种技术是否容易使用的认知差别很大, 并且这种差别是基于不同人员自身知识结构、经验、背景和性格而得到的综合结果, 不容易轻易改变。因此, 一旦软件开发人员感知到某种技术不容易使用时, 这种感知结果已经是有充分证据支撑的。一般强度的不一致意见是难以迫使软件开发人员重新感知的, 只有参照群体给出高感知易用性评价时, 软件开发人员才可能对自己的感知结果产生怀疑, 并随着参照群体而产生较高的感知易用性。

第二, 当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为中等时, 尽管参照群体的感知易用性为低、或高, 但这两种感知水平与软件开发人员的中等感知水平均没有多大的差异, 无法对软件开发人员形成强烈的刺激并使其改变原有感知水平。因此,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初始感知易用性为中等时, 参照群体的低、高感知易用性均不能使其改变初始感知水平。

第三, 软件开发人员一旦对某种技术产生高感知易用性, 那么参照群体的不同意见是不能使软件开发人员改变看法的。这是由于, 在情绪心理学理论看来, 人类做出肯定的、正向的判断时, 会随之产生一种正性的、积极的情绪, 而正性、积极情绪是难以受到外界环境变化影响的, 具有对外界环境较强的免疫能力。在本研究中,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高感知易用性相当于是一种正向判断, 会使其产生正性情绪, 这种情绪轻易不会受到外界 (参照群体) 的影响。同时,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 (2002) 的观点, 情绪对人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软件开发人员在正性情绪的影响下, 会继续保持给他带来正性情绪的判断, 即继续维持对技术的高感知易用性, 从而表现出没有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5.3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受到参照群体影响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

从前文数据分析和理论讨论的结果可以看出,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而感知易用性则维持原状, 不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性质, 而且还与具体应用环境有关。当面对全新的项目 (即全新的应用环境) 时, 即便是软件开发人员对某项技术已经非常熟悉, 他也无法完全确定该技术在新环境下仍然具有良好的有用性, 此时, 软件开发人员可能向参照群体寻求相关信息的补充, 或者相信参照群体具有更多的经验, 或者降低自己独立作出决策的风险。软件开发人员的上述心态或目的, 都导致了其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其次, 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不同, 它更多取决于软件开发人员自身对于该技术的了解和过往使用的经验, 感知易用性与项目环境关系不大。因此, 即便是参照群体的感知易用性与软件开发人员的初始感知易用性不同, 软件开发人员也会将这种不同归结为人与人之间技术能力和经验的差异, 会产生“在别人眼里该技术确实容易/不容易使用, 但那毕竟是别人的感受”的看法。这种看法在本研究对部分软件开发人员的后期访谈中均有提到。正是由于软件开发人员已经认识到不同人运用同种技术的容易程度存在差异, 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听信参照群体对于感知易用性的意见。

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 对参照群体对软件开发人员对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今后科技接受问题研究的参考, 也可以作为技术供应商或软件开发团队进行技术管理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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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契约有用性研究 第3篇

一、公允价值的本质

各国准则制定机构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于2006年9月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将会收到的或转让一项负债将要支付的价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在我国会计准则中, 公允价值是除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这四种基本的计量属性外, 第五种基本计量属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08) 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该定义中的交易是计量日现行的或正在进行的交易, 不是指被计量资产或负债所实际进行的交易, 而是指主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中的假定交易。交易主体是市场参与者或交易双方, 由他们来给资产和负债定价, 而不是参与实际交易的特定买方或卖方。以上定义都强调了交易双方是“公平交易、有序交易”, 而且是自愿的, 不存在强买强卖行为。只有在公平的情况下, 交易双方的自愿交易才形成公允价值。

各国准则制定机构都给出了确定公允价值的一般模式。以美国为例, FASB依据交易信息的可获取性及可靠性程度, 提出了估计公允价值的三个层级:一是参照活跃市场上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公开报价来计量公允价值, 如果不止一个活跃市场, 应当采用最有利于企业的一个价格计量公允价值;二是参考活跃市场上类似资产或负债的公开报价, 并调整现金流和其他因素的差异来计量公允价值;三是以多重估价技术为基础来计量公允价值。从这三个层级可以看出, 第一个层级确定的公允价值实际上就是市场价格, 具有客观可验证性, 是公允的。第二、三个层级确定的公允价值往往需要通过现值估计或模型估计等方法来进行人为估计, 主观性强, 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容易出现不公允的情况。

二、对公允价值契约性的研究

目前, 中西方关于公允价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上, 也就是公允价值在价值计量方面是否比历史成本计量更具优势, 更能公允地反映要素的实际价值, 更有利于投资者利用其计量数据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事实上, 有必要对公允价值的基础公平所依据的契约性作用进行研究, 因为公平交易是社会主体之间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共同准则。Ball、Robin和Wu (2003) 利用Basu (1997) 模型, 研究了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会计准则, 发现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标准受到过去殖民地历史的影响而与英、美的会计标准类似 (包括公允价值的使用) , 但是由于其经理和审计人员报告财务信息的激励机制与英、美有较大差异, 从而产生了较英、美本土质量偏低的会计信息。法律越发展, 契约的订立和履行就会越复杂, 在这同时需要获取更加真实、可靠的标的信息。大量的研究表明, 契约的条款绝大多数都与会计信息紧密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契约环境会对公允价值的计量产生影响。契约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要素计量的时候会受到契约环境的影响, 这就有可能产生为了达成契约, 公允价值计量不一定会反映要素当期真正价值的现象。

三、契约的有用性

契约是一个一般的概念, 在实际的生活中有很多具体的形式。股份制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契约的内容, 而西方资本市场则将契约内容的改变进一步以股票价值的形式显性化。根据Watts (2003) 的观点, 影响公司的契约主要有四种形式: (1) 公司契约 (包括股权、薪酬、债权) ; (2) 税收契约; (3) 政府管制契约; (4) 诉讼类契约。不同的契约形式会对公允价值的计量产生不同的影响。

那么, 契约形式究竟是如何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呢?

为了满足不同契约形式的要求, 契约的签订方可能采用公允价值。但是, 目前虽然有很多涉及公允价值的具体准则, 如长期股权投资、生物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合并等具体准则, 但没有提及具体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 只是给出了一个较为笼统的确定公允价值的模式, 即按照市场活跃程度确定公允价值。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 应当以市场中的交易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资产本身不存在活跃市场, 但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 应当以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对于不存在同类或类似资产可比市场交易的, 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使交易主体从契约环境实际出发, 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公允价值形式。

契约环境在哪些方面会对公允价值计量形式产生影响, 具体问题包括: (1) 不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 以国资股为主要股权的公司是否偏好于公允价值计量以满足国资运作绩效的考核, 而民营持股公司是否更愿意用历史成本来掩盖真实的财务盈利。 (2) 不同的薪酬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 当公司的利润指标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时, 经理人可能更倾向于多做股票投资并及时将持有利得入账。 (3) 不同的债务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 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经理人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来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下降。 (4) 虽然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应纳税所得是独立的, 但是在所得税基的确定仍然依赖于公司会计信息的情况下, 以及流转税的征缴依赖于公司发票上的价格而不是现值的情况下, 企业可能为了躲避纳税而拒绝采用公允价值。 (5) 在政府管制较严的情况下,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 如果政府对高利润行业进行严格管制, 这些行业就可能拒绝采用公允价值。 (6)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将更有可能招致诉讼中法官的拒绝, 在面对诉讼的时候, 企业可能会采用保守的历史成本。

四、法律现实环境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交易主体会签订不同标的形式的合同。标的的形式也涉及货币资金、货物、劳务、房地产、工程项目和某项科研成果等。有的形式的标的本来可以采用通用的方法进行公平的计量, 却采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形式, 标的价值很难固定下来, 而且每期确认的公允价值会发生偏差, 对合同契约的签订和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 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 标的的形式也会更加复杂化, 会使得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更加复杂。交易主体在订立契约时, 理性的经济人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势必通过合同条款规范公允价值的计量, 并受法律的保护, 进而保护自身的利益。正是商业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中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客观上推动了会计计量的发展, 要求在会计计量中更加突出交易所依存的公平状态, 使得公允价值的适用就更加适应商业契约的要求。

交易主体在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 要循守基本的民商法律规定。但事实上, 在合同契约的订立中, 标的很明确, 但计量的方法并不确定。因为一般的合同的实现是有一定周期的, 如果标的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话, 会出现标的公允价值的计量结果发生变化的情况, 这样的数差可能会影响合同契约的实施。如果合同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实施, 或者是交易的标的已经发生转移或者是提存, 在日后的金额偿付和法律诉讼中如何确认标的的现值, 标的公允价值是否能得到一致的认同, 这些都直接影响交易经济、顺利的实现和交易纠纷的解决。

对于公允价值计量, 我国会计准则没有集中地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基本问题进行统一规范, 只有各具体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对其自身涉及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规定。这就必然导致我国在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基本问题上的会计规范并不到位, 在各具体准则里的有关具体规定中出现相同内容多次重复的现象, 如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股份支付、债务重组、政府补助、企业合并和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等具体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对相关要素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的规定, 就存在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一些领域的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导致可观察的相关市场信息偏少、价格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因而相当一部分资产与负债要素的公允价值计量往往要借助于颇具复杂性的现值等估价技术。谢诗芬 (2004) 认为, 公允价值运用难的根源在于现值计量难。如果采用或不知如何采用现值计量, 那么, 在有关市价不能获得的情况下, 公允价值将无法获得。然而, 我国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现值等估价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同, 这也就使得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更具主观性, 交易主体通常会做出利己的选择, 但这样的选择对社会不一定是最优的。

法律不健全, 监督不到位, 惩罚力度小是公允价值计量难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作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监督的国家机构, 证监会、国家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是有限的, 其往往只进行不定期的抽查, 而且稽查力量很不充分, 给利用公允价值造假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留下操纵的空间, 而对它们的处罚却很轻。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利益面前丧失了应有的职业道德, 成了所审计企业的同谋者, 使得公允价值的顺利运用又多了一层障碍。

五、完善立法, 合理运用公允价值

第一, 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保证公允价值顺利运用的关键。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1933年美国《证券法》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扩大到所有推定的会计报表使用者, 同时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 再加上数额巨大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能相对有效地保证会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美国在近年来大力提倡和推行公允价值的应用, 这与其法律制度能有效保障会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 提高全体会计人员的职业水平, 正确运用相关的准则及实施细则。因为公允价值在实务操作过程中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为确保会计计量的可靠性, 就需要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而职业判断能力又取决于职业水平。因此, 要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各种培训等加速会计人员的知识更新, 扩大其知识面, 同时要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 增强会计人员职业责任感, 从而使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所产生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

第三, 尽快制定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指南。虽然现行会计准则规范了公允价值的计量范围, 但由于计量方法和技术的缺乏, 导致公允价值计量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

第四,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完善市场交易法规, 打击内幕交易行为, 努力营造公平、公开、诚信的市场交易环境。

第五, 加强市场建设。公允价值能够客观、可靠取得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活跃的市场。首先, 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 只有建立起高效、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市场, 才能为公允价值提供全面、充分和客观的市场数据支持。其次, 积极推进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并购市场等的各自整合和发展。只有统一、活跃的市场, 才能减少公允价值确定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提高公允价值的客观性。

第六, 加快价格信息化建设。我国目前可以从活跃市场中获得的公允价值是指可以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市场交易价格。我国公开发布公允价值信息的机构不多, 所以建立全国价格信息数据网络是非常必要的, 该网络可以为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大容量、公开、及时的价格信息。

第七, 搜集和研究涉及公允价值的相关案例, 正确、合理地使用法律, 并针对应用的实践, 推进相关法律的制定, 完善优质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邓传洲.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B股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 2005;10

物价变动条件下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 第4篇

财务会计的目标是给财务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为此, 会计作为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包括会计实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 (含币值不变) 等。物价变动是商品经济经常的、必然的伴随现象, 也是世界性的经济特征。物价变动的一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货币价值、商品供求、竞争和垄断等因素的变化。物价变动的具体原因则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任何持续剧烈的物价变动都给传统的会计计量结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 动摇了会计计量中的币值稳定的基本假设, 使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的资产计价和收益计量结果严重脱离实际, 以致在物价持续上涨时期, 企业低估资严、虚计收益、名盈实亏、将本作利, 会计信息失去应有的作用。导致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失实, 从而歪曲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资金运转的真实图景。如不反映或不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就无法发挥会计的作用, 影响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是由可靠性和相关性予以保证的。可靠性要求企业“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和其他相关信息, 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一般情况下, 在货币计量这一假设下进行会计循环。该假设的基本涵义是:货币是相对于其他计量单位更好的计量单位, 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是在币值不变的基础上提供会计信息的。但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中,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持续、剧烈的物价变动, 货币这一价值尺度并不能保持其计量的公正性, 其动摇了币值不变会计基本假设,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资产计价和收益计量原则严重背离现实, 导致历史成本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大大降低, 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这时, 如何保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如何采用更合适的会计模式, 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拟结合我国实际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二、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分析

(一) 物价变动影响资产的计量, 低估其价值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 企业持有的货币性资产项目贬值, 出现一定程度的购买力降低的损失, 而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仅是其名义价值。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是购置该项资产时的价格, 而不反映通货膨胀经济条件下该项资产的现时价格, 普遍存在该类资产价值被低估的情况。同时也使得企业每期提取的资产折旧额或摊销额远远低于实际应该提取的数额。因此, 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资产总额不能反映以现时价格表示的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源规模和权利, 负债总额不能反映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也因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而偏低, 不能恰当反映企业最初投入资本的购买力或形成的生产能力。在通货紧缩条件下, 对企业资产、负债及权益则产生相反的影响。

(二) 通货膨胀使成本补偿不足, 虚增当期利润

收入是当期的现时收入, 而与其相匹配的费用成本中所耗用的资产有相当部分是在前期购买按历史成本计价的。因而, 配比后所确定的收益是在所耗资产按现时价格获得补偿的高估数额, 虚增了当期利润, 所反映的经营成果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歪曲。利润的虚增导致企业多分配利润, 使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经营能力下降。由于企业生产耗费只能获得货币量的补偿, 被耗费的各项生产要素都无法完全得到弥补, 造成企业资本剥蚀和资产损失。

(三) 物价变动使传统财务会计信息“贬值”

在物价变动条件下传统财务会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 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现时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对决策者的有用性也随之“贬值”。根据失实的会计信息难以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做出正确评价, 据以做出的经营决策甚至会给企业带来更大失误。不可靠的会计信息也难以满足企业债权人和投资者 (包括潜在的投资者) 做出信贷及投资决策的需要, 影响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同样, 失实的会计信息也不能满足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对企业进行微观监督的需要。

三、物价变动条件下提高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方法研究

(一) 物价变动会计局部调整法

为了解决和克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带来的问题和影响, 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西方会计界提出了各种会计改革设想和模式。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局部调整法, 即在不改变会计计量结构的基础上, 采用一些会计方法来部分地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包括按后进先出法计量存货、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加速折旧法、实行物价变动准备金制度等。这种方法仍然采用历史成本的计量原则和名义货币单位, 只对某些资产进行了调整, 部分地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局部调整法的主要好处是不必改变原有的会计模式和体系, 调整的成本较低。但在物价变动的全面影响下, 只采用此方法则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二) 物价变动会计全面改革法

不同规模的企业受物价变动的影响不同。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在物价变动时期虽然都需要对会计信息进行调整, 但调整的规模和范围是不同的。对于小企业来说, 由于规模偏小, 受物价变动影响的类别少, 可采用局部调整法, 对主要的项目进行调整或说明。但对于大型企业, 由于其规模大, 受物价变动影响的类别也多, 欲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就需要对报表项目进行详细分析和计算, 进行全面调整。也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会计计量结构, 实施物价变动会计。会计计量结构由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构成。会计采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 由于物价变动, 货币本身的购买力或价值也发生变动。通常将不考虑购买力变动的货币单位称为名义货币, 而将具有相同购买力的货币单位称为一般购买力货币。计量属性主要有历史成本和现行价值。这两种计量单位和两种计量属性相结合, 就组成四种不同的会计模式如 (表1) 所示。模式I是我们目前采用的历史成本/名义货币会计模式。模式II、III、IV是三种不同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 分别为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模式和现行价值/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

(1) 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从以上物价变动对会计造成的影响来看, 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是导致物价变动会计产生的外在条件和直接原因。然而, 物价变动会计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就是资本保全理论。所谓资本保全, 是指依据资本循环规律, 运用一定方法, 通过资本循环时投入的资本量与资本循环结束时收回的资本量进行比较, 以保证投入资本价值量的完整和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资本保全也就是使资本不受损失, 保障业主权益的一种资本管理制度。资本保全概念, 是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的, 他在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 收益是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 在这里, 他将收益 (国民纯收入) 与资本保持密切联系, 为资本保持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 约翰.希克斯在他的《价值与资本》中, 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资本保持理论, 认为收益就是一个人在期末与期初一样富裕的情况下, 预计在本期内可供消费的最大数额。把约翰.希克斯的理论用到企业中, 则可以推论, 要真实地确定企业收益, 必须首先保持企业期末资本与期初资本一致。资本保全理论的核心正是要求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以保持资本的完整无损为前提来确定收益。这对保证企业投资者的利益, 维持企业再生产的能力很有意义。但是, 如何理解和计量资本完整无损地获得补偿, 又成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所依据的是财务资本保持观念。财务资本保全观认为资本是业主投入企业的货币或购买力, 只有企业当期期末净资产的金额扣除当期所有者的投资和对所有者的分配额超过当期期初净资产的金额时, 其超出部分才能确认为收益。因此, 这种概念下的资本就是企业的净资产或是产权, 资本保持就是保持企业原有的净资产或企业产权。对一个会计期间来说, 企业必须在保持原有货币量或购买力的情况下, 才能确定收益。在这种情况下, 将已实现的资产价值增加额列为收益, 使资产价值的变动计入收益, 物价变动的影响就计入了企业的利润表中。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 根据一般物价指数的变动, 对历史成本进行调整, 消除一般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不利影响。其优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方法简单。在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下, 无须改变历史成本会计程序和方法, 仅仅通过一般物价指数对历史成本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其调整过程比较简单。所花的信息成本比较少,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二是增强了财务报表数据的可比性。该模式将会计报表中不同会计期间代表不同购买力的会计数据, 按现行货币购买力进行调整, 可以清晰地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三是使会计信息具有较强的可靠性。由于历史成本资料翔实, 通常被认为是可靠的。一般物价指数是由政府有关机构提供的, 比较可靠。所以, 经一般物价指数调整的历史成本会计信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四是增强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按一般物价指数调整后的会计报表项目, 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从而可以帮助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实际、合理的决策。虽然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物价变动时期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但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物价指数的选择和可信性问题。运用该会计模式首先就涉及到一般物价指数的选择问题。目前使用范围广泛的两种物价指数拉氏指数和派氏指数为基础的一般物价水平调整结果其现实意义都是模糊的。在我国, 采用的是零售物价指数而不是生产物价指数, 造成难以给同一产品一个统一的指数和衡量标准。并且, 由于各个行业之间物价指数变动的差距较大, 数据会不够准确。其次, 该模式假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所有企业及各类资产都具有相同的影响, 而实际上物价变动对这些项目的影响并不一致。按一般物价指数而不是个别物价指数调整会计报表, 不能确切地反映不同类型企业各类资产价值的真实变化, 误导人们对调整后会计报表的理解与分析。特别是当一个严重负债的企业, 在该模式下它的报表上却显示出较大的购买力利得, 容易给人造成错觉, 且不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因此, 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并不能彻底消除和反映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2) 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模式。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模式所依据的资本保持理论是以实物资本保全概念为基础的。实物资本保全观念则认为, 只有当期期末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在扣除了当期所有者的投资和对所有者的分配额之后, 超过当期期初的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时, 其超出金额才能确认为当期收益。它认为资本是企业的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 或获得这种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企业所保持的资本就是企业原有的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资本应该用表现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的实物量或价值量来表示。在这种观念下, 对企业来说, 收益是当期实体资本的增量。物价变动对企业生产能力或负债的影响作为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在计量上的变动, 不能计列为当期收益, 只能列为资本保持调整、物价变动准备等类似的准备而列入资产负债表。因此, 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模式以保持企业原有的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为核心, 改变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 将企业资产调整为期末的现行价值。物价变动对企业的影响作为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在计量上的变动计入资产负债表。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模式是以资产负债表日资产的现行价值为计量属性, 以名义货币单位为计量单位, 重编以历史成本/名义货币会计模式下的财务报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但对现行价值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包括了可归属到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PV) , 投入价值或重置成本 (EV) 以及脱手价值或可变现净值 (NRV) 。其中投入价值是指企业可以正常获得的资产、负债或费用等的市场重置成本。脱手价值是指在有序清算体系中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可变现净值和清算价值。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则建立在未来现金流量估计的基础上。在实际应用中, 一般采用重置成本的概念。因此, 该模式也被称为重置成本会计。其优点是:一是现行成本会计信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是能够较为恰当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因为在该模式下, 企业的收入和成本费用是在现行价格基础上形成并重新计量的, 能更好地配比, 结构更接近实际。三是企业各项资产的计价都按个别物价水平变动而调整, 从而是资产的计价较为真实, 同时, 也增加了具有相同资产但因其取得时间不同而导致的计价基础不同的企业之间的财务数据的可比性。但这种会计模式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主要表现在:首先, 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 没有考虑到货币购买力的变动, 只能消除个别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 而不能反映一般物价变动的影响。其次, 采用这种方法, 需要得到每一种资产的现时重置成本信息, 这在实际应用中是很困难的。而且重置成本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数据的确定可能会有失客观,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务数据的可比性。

(3) 现行价值/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消除一般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不利影响, 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模式消除个别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而现实中这两种物价变动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因此, 从理论上看, 将上述两种物价变动会计模式相结合, 采用现行价值/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 能够全面解决物价变动带来的会计问题, 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保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但是, 该模式要在以现行价值编制会计报表后, 再以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进行调整, 因而工作量大, 信息的提供成本很高, 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同时, 由于资料过于复杂, 不易理解, 很可能造成误解, 反而损害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对上述三种物价变动会计模式的优缺点归纳如 (表2) 所示。

由此可见, 现有的这三种主要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基于资本保持理论的两个不同观点, 因而它们按不同的资本保全观进行会计计量, 对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有用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不同角度的全面调整, 各有利弊和其适用性。在现存的三种物价变动会计模式中, 历史成本/一般物价变动会计是易于理解、简便易行的模式, 最适合应用和推广。然而采用这一模式, 却又无法克服其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固有缺陷。虽然现行价值/名义货币会计克服了这一缺陷, 但由于现行成本的确定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而且操作成本较高, 不易采用和推广。理论上讲, 现行价值/一般购买力会计是一种完全、彻底的物价变动会计, 克服了以上两种模式的缺陷, 但是由于其处理程序繁琐, 提供的信息纷繁复杂, 更不便于操作和推广。所以说, 现在还没有一种理论上和实务上都比较完美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这都使得我们在面临物价变动时需要做出合理的选择, 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

四、结论与建议

为了推进物价变动会计在我国的实践, 可采用以下措施:从物价变动会计模式的选择来看, 根据对三种模式的比较, 以及我国物价变动的实际情况, 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模式是较现实的基本选择, 在实践中相对较易推行。但在实务中, 可要求企业把该会计模式和传统财务会计结合起来使用, 在历史成本财务报表之外, 披露按该模式编制的财务报表信息。便于报表使用者比较分析, 做出合理的决策。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 可以允许其采用不同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作为一种物价变动会计模式的选择, 首先要考虑的是成本效益原则。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直接影响的是货币性项目。因此, 如果货币性项目在企业资产、负债中所占比重较小, 考虑到一部分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可以相互抵消的因素和利息率的影响, 实行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所能提供的利益就未必高于所花费的成本。因此, 在物价变动的情况下, 大型金融企业可以实行以财务资本保持观念为基础的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会计, 于年度终了按现行购买力重编基本财务报表作补充报表。一般来讲, 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机器设备占总资产的较大比重, 这些机器设备一经投入使用, 就很少有拆除变卖的可能, 在短期内也不可能重置。因此按现行成本, 也即对企业的价值进行估价较为恰当。因此对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必要实行以实体资本保持观念为基础的现行成本会计, 于年度终了按现行成本重编基本财务报表作为补充报表。而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资产总额中, 固定资产占较小比重, 存货等流动资产比重却很大, 可以实行简化的重置成本会计, 于会计年度终了按重置成本重新编制基本财务报。其他企业也要本着成本效益原则, 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原则和维护企业资本不受侵蚀的原则, 选择某种简化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因此, 在不同的企业, 运用不同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 既可以反映和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又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物价变动情况下的会计信息, 同时也使物价变动会计在我国得到合理应用。进一步完善各种财会法规, 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要求, 揭示企业物价变动方面的信息。提高我国会计职业的发达程度, 为物价变动会计的实施创造更好的条件。物价变动会计的发展需要会计工作水平的提高。所以, 需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培训, 普及物价变动会计的知识, 使其认识物价变动会计的必要性, 掌握物价变动会计的处理方法, 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从而防范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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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决策有用性探讨 第5篇

1. 没有和理执行会计准则进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部分的上市公司经常会做出一些违背会计准则的不合理的事情, 他们通常会为了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来对财务信息进行违规的粉饰, 隐藏了企业的真实的经营生产情况, 最终反映给投资者的是不真实的会计信息, 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上市公司真正的经营生产情况的信息, 做出错误的决策。特别是近些年来, 有不少的上市公司的年报在进行年终的审计的时候, 就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 据统计得出的结论, 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违背了会计准则的规定。上市公司的披露的信息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两个特点, 很多时候, 即使上市公司严格依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报表进行编制也可能只是被称为合规, 不一定能被称为合理。上市公司进行披露的财务信息不仅仅需要可靠性, 还需要相关性, 两者都不可或缺。举个例子, 就目前的会计准则来说, 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在进行计提的时候往往偏低,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及其应付款的计价通常比较的偏高, 当进行合并的时候, 存在价差一定会影响到资产、损益的真实可靠性。像以上这种问题在实际的会计准则下仍然不在少数。

2. 利用会计准则自身的漏洞影响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在日常的会计管理活动当中, 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那就是理论的发展没有及时的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会计实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理论中得不到解决,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通常的情况应该是按照国际会计上的做法来进行处理, 如果连国际会计中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么就需要从最基本的会计理论框架出入手, 对所遇到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最终得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当中, 特别是在二级股票市场上面, 有些公司能够遵守纪律, 把这方面做得很好, 还有一些企业却不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 反而是利用会计准则中存在的漏洞, 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使用不合理的会计信息的计量, 最终使得反映出来的财务信息缺乏客观真实性, 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

3. 盈利预测是真进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对经济的预测主要是针对未来的, 企业对于自身财务信息的盈利预测也是针对未来而言的,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类信息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对于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测的好与坏, 准确与否, 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者的决策, 盈利预测本身就是主观性比较强, 如果预测的准确,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可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如果预测失真, 与最终的实际情况偏差比较大, 那么就会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决策, 从而容易造成损失。

4. 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而影响信息决策的有用性

企业的会计信息如果想要充分的发挥出其作用, 那么就不仅仅需要在披露内容质量上面下工夫, 还需要披露的充分和及时。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尽管随着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在实际当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近些年来有不少的上市公司在披露定期报告的时候, 因为其披露的信息的不充分而被迫要求进行一些补充说明, 一些上市公司对于其子公司或者有着重大关联性关系的公司在披露的时候不充分, 一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的事项没有进行披露。

二、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状况的对策

1. 制度建设层面的对策

(1) 发展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规定。根据我国的国情, 一是国家的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关的信息披露的准则, 对于信息披露内容、格式等等要求应该更加的合理。可以由证监会来带头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内容的起草, 组成的小组的成员可以包含一些制定会计准则的人员, 这样有利于其编制的信息披露的规章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内容衔接起来。能够有效的避免两个不同的规章制度发生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两个部门之间产生矛盾, 对于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的交流十分的有利。二是在双方不断的进行协调的基础之上, 对双方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补充, 三是对于相关的信息披露的要求进行明确, 对于不合理的披露制度, 需要修改的应该及时修改。

(2) 构建完善的会计体系和审计执业规范体系。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审计准则,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我国的信息披露更加的合理及时, 会计准则能够有效的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 审计准则能够帮助审计更好的进行会计的审查工作。因此在现阶段, 国家需要的相关部门需要从基础, 由下到上开始抓起, 重视相关的理论的指导意义, 对相关的理论不断深入的进行研究发展, 将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科学完善的体系, 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真实现状, 借鉴国外的先进的经验。

(3) 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法。如果想要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尽可能的完善, 那么就需要有好的法律作保障。因此, 我们在研究发展我国自身的证券法律制度的时候, 还需要借鉴外国的成功的经验, 与我国的事情情况相结合, 逐步的建立起一个以证券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随着这个完整的体系的构建, 我们在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责任的划分等问题都可以逐渐的得到解决。

2. 具体执行层面的对策

首先, 应该加强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的法制观念以及职业道德观念, 使他们学会遵纪守法, 懂得遵守法律的重要性, 同时, 要让他们认识到不遵纪守法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他们的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保持高尚的道德, 做到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能够依法执业, 对于来自领导的一些不合理的或者是违法的要求要学会抵制, 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

其次, 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进行改革, 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的落后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 在对其改革的内容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要去解决会计师事务所的定位的问题, 要在改革的努力下, 让会计师事务所不仅仅能够独立于政府, 还能独立于社会的经济组织。因此, 在对其进行改革的过程当中, 对于新开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组织上应该鼓励其采用合伙制, 有关的部门应该对这种制度予以鼓励支持。

再次, 提高投资者的素质水平。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切实利益, 因此, 需要想办法提高投资者的素质水平, 让他们能够具备一定的相关的会计知识水平, 能够对于披露的信息更好的进行解读, 并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 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要学会利用自己是股东这个身份, 针对公司的信息披露上面的不合适的地方给相关的领导建议, 给予其一定的压力, 让上市公司能够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到改善。同时广大的投资者还应该增强相关的法律意识。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的年轻, 管理制度当中存在许多的漏洞, 相关的制度方面的建设还远远不完善, 在面对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投资者应该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对于上市公司存在违法的信息披露行为, 损害自身利益的, 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要求相关的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最后, 强化相关的业务检查, 加大执法力度。在目前来看, 从《上市公司检查制度实施办法》正式的出台以后, 证监会应该组织相应的小组深入实地的对上市公司进行检查, 同时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配合调查, 对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进行检查, 发现违法违规现象的要按照处罚条例给予其应有的处罚。除此之外, 相关的其他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配合相关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一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现象的举报, 要重视起来, 做好调查工作, 如果属实, 严肃处理, 努力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美贞.决策有用性与上市公司分部信息披露[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3, 06:48-51.

[2]冉筱奇, 刘阳.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与股权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研究——来自2011-2012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J].财会通讯, 2014, 03:15-18.

有用性感知 第6篇

1、未能合理执行会计准则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一些上市公司为了操纵会计信息披露以达到特定目的, 往往或明或暗地违背会计准则规定, 蓄意歪曲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近年来, 有多家上市公司的年报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 据统计, 2010年为34家, 2011年为23家, 其中约有半数是因为违背会计准则规定而被出具保留意见。有时即使严格执行国内现行会计准则规定, 也只能称之为合规, 却未必皆为合理, 上市公司依此而编制出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有可能在相关性、可靠性上仍显不足。譬如, 依照现行会计准则,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往往偏低,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及其应付款计价则往往偏高, 而合并价差的存在无疑又会影响资产及各期损益的真实性。诸如此类在合乎现行会计准则下仍滋生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实际上还有不少。

2、利用会计准则自身的缺漏而影响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一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有可能落后于会计实务的发展变化, 在此情况下, 一般对于未受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实务, 当依国际会计惯例进行处理, 若无国际会计惯例, 则需上溯至会计准则基本理论 (如会计概念结构) , 在进行合理分析判断后方可作出处理。在我国股票市场中, 有些公司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但另有一些公司则恰恰是利用现行会计准则对有关会计实务规范不足这一漏洞, 基于自身利益需要, 采用缺乏科学性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核算, 歪曲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虽不能算违规, 但却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棱光实业公司2009年12月22日斥资1.6亿元收购恒通电能仪表公司, 依照国际会计惯例, 由于其采用现金形式收购子公司, 故核算方法宜采用购买法, 但该公司却不合理地采用了权益合并法, 由此使公司资产及利润均虚增846万元, 夸大了公司的经济实力和盈利能力。

3、盈利预测失实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经济决策总是面向未来的, 而盈利预测所提供的信息恰恰是以未来为导向的, 故此类信息具有较大的决策相关性。但盈利预测作为一项主观性较强的会计信息, 犹如一柄双刃剑, 预测科学可使广大信息使用者受益, 预测失实则又容易误导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鉴于此, 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披露盈利预测往往持谨慎态度。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般要求公司在新股发行及初次上市时必须披露盈利预测, 将盈利预测作为新股发行价的确定基础。在此情况下, 不少公司为了使股票以高价发行而多募集资金, 或者为了更顺利地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而使股票上市交易, 往往在招股上市包装过程中, 对公司发展前景作出不切实际的展望, 导致盈利预测存有人为拔高现象, 这一现象的存在无疑影响了预测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4、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而影响信息决策有用性

会计信息披露要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不仅有赖于会计信息加工处理的科学合理化, 而且有赖于其披露的充分且及时。考察我国股票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程度, 我们不难发现, 近两年来, 尽管内容规定不断完善, 监管措施有所加强, 从而使得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程度逐步提高, 但就其现状而言, 仍不能令人满意。以最为常见的定期报告为例, 从近年情况看, 仍有不少公司在两证交所的事后审核中, 因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而被要求作出补充说明。其中, 有些公司对子公司及关联企业的列报存有疏漏, 有些公司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大事项未作说明, 有些公司则对利润总额主要由非主营业务利润构成这一现象三缄其口, 另有些公司对其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未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凡此种种, 均说明会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

二、改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状况的对策

1、制度建设层面的对策

(1) 发展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内容规定。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首先, 证监会与财政部在披露内容规定的制定上应加强配合, 可由证监会牵头成立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制定小组, 其成员应包括有数名会计准则制定小组的成员, 便于直接协调, 确保证监会制定的披露内容规定与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准则中有关披露内容的规定相接轨。这既有助于避免双方日后可能因分权不均、各行其是而导致披露实务的混乱现象, 又有助于双方加强信息交流、互相借鉴研究成果, 以避免重复制定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务的浪费。其次, 在双方取得协调的基础上, 对存有欠缺的披露内容作出补充, 如要求公司在董事长或总经理业务报告中说明物价变动影响补充信息。最后, 明确相关披露要求, 修订欠妥的披露条件, 如可规定招股说明书中盈利预测属强制披露内容;再如, 对于公司已作出预测的任何报表项目, 其中报告年度内的实际数低于原预测数的10%或高于原预测数的30%, 均视为重大差异而须作出解释说明。

(2) 构建完善的会计准则和审计执业规范体系。会计准则有助于规范会计信息的加工与处理, 而审计准则有助于规范审计鉴证工作, 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因而, 两者的完善对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均大有裨益。近年来, 财政部和中注协针对现行会计准则及原有审计执业规则存在的不足之处, 着手组织具体会计准则和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工作,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此过程中, 我们认为两准则制定小组均应切实做到:重视相关会计理论和审计理论的指导作用;确保所制定的准则构成一个科学严谨的体系;正确处理借鉴国际惯例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确保准则既具有现实性, 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确保准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 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立法。规范股票市场的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必须有完善、统一的证券法律制度作为根本保障。为此, 当前应把学习、借鉴国外证券市场和证券立法的成功经验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进一步加强我国证券立法工作, 逐步构建起一个以《证券法》为核心, 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为补充的完善、统一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随着这一证券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 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的民事责任的归责理由将得以明确, 刑事责任的成立条件 (重大违法行为) 也将有可操作化的界定标准, 从而可以保证逆向规范的有效性。

2、具体执行层面的对策

(1) 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首先, 推行三级法人制度, 国资委下设若干国有资产投资公司, 授权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从而实现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明确化, 大股东到位。在此基础上, 落实股东权利, 使董事会受到股东大会的有效制约。其次, 完善公司章程, 明确界定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权限, 做到分工明确、责任落实, 并尽量避免董事和经理交叉任职, 从而确实建立起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的制衡机制。最后, 中央或各地证券管理部门应抓好董事、监事及经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促使他们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并树立正确指导思想, 自觉履行对股东的诚信义务和勤勉责任。

(2) 加强会计、审计职业队伍建设。首先, 强化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当前, 应切实加强对会计人员及审计人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使他们明了自身在执业行为上应遵守的法律规定, 并认识到违背上述规定所应受到的惩罚, 从而促使他们在会计工作或审计工作过程中, 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依法执业, 照章行事, 自觉抵制来自董事及经理人员或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不合理要求, 确保执业质量的提高。

其次, 推进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及其内容质量管理制度的强化。滞后的事务所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我国民间审计事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改革会计师事务所体制的实质是解决其“定位问题”, 即会计师事务所应真正成为既独立于政府, 又独立于社会经济组织的社会中介机构。为此, 在当前事务所体制改革过程中, 一方面, 对于新开的会计师事务所一律不准再设挂靠单位, 且在组织形式上鼓励采用合伙制。同时, 有关部门对合伙制事务所应予以积极支持, 消除一些针对它们的歧视政策。另一方面, 对于原有的会计师事务所, 应要求其与原挂靠单位实现“四脱钩”, 转换经营机制, 建立起有限责任制度、法人财产制度, 真正使事务所成为自主执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适应上述体制改革的需求, 事务所在内部管理上还应及时转变思想观念, 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 真正把工作的重点从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转向注重执业质量上来。为此, 事务所应以中注协颁布实施的《质量控制准则》为指导, 建立起有效的内容质量控制机制, 并通过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 促使审计人员不断提高质量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牢固树立起“以质量求生存, 以信誉求发展”的执业宗旨, 在执行每一项业务中均能自觉遵守独立审计准则和其他专业标准的要求, 切实提高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此外, 为推动执业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事务所还应相应建立其他的内部管理制度, 如岗位职责考核制度、内部激励制度等;同时, 改革一些不利于事务所发展的制度, 如变革原有不合理的收费制度, 改按审计时间收取劳务费等。

再次, 提高投资者的素质。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之一是投资者的利益需要。为此, 当前有必要切实提高投资者素质, 使其具有一定的会计基础知识, 从而能根据自身决策需要, 更好地阅读、理解和分析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并善用股东权利,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向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施加必要的压力, 以使之得以改进。与此同时, 广大投资者还应增强法律意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尚未成熟, 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远未到位, 有关管理部门加强法制和监管固然重要, 而投资者维护其正当权益的呼声和举措也同样重要, 投资者应该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上的一些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要求有关责任人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通过这种必要的民事诉讼, 将有助于对各有关责任人构成一种外在约束, 使其自发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最后, 强化业务检查, 加大执法力度。当前, 继《上市公司检查制度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后, 证监会应着手组织上述规定的贯彻实施, 适时组建检查小组, 深入公司实地, 实施严格检查。与此同时, 为积极配合证监会的上述举措, 中注协应建立、健全对事务所的业务检查制度, 并加强对同业互查的组织与领导, 有步骤地开展执业质量检查工作。除上述主动性业务检查外, 中国证监会、中注协等有关部门、机构还应加强对涉及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的投诉举报调查、处理工作, 真正做到一一落实, 及时查清, 有力维护股票市场发展的正常秩序。

摘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是一项关系到投资者利益保护和规范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的具体工作。虽然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近年来得到较大提升, 但现状仍不容乐观, 会计信息披露与决策有用性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亟待作进一步改善。本文从决策有用性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决策有用性

参考文献

[1]汤云为、钱逢胜:会计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2]孙铮: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有用性感知 第7篇

(一) 国外文献

盈余信息的有用性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68年, Ball and Brown就发现公司披露的盈利数字能影响股票的价格, 由此建立了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信息观。这种观点认为, 会计信息可以向投资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未来收益的信号。90年代初, Feltham和Ohlson认为, 会计信息对股票定价有直接作用, 并建立与信息观相并列的计价观。在其股票定价模型中, 公司价值用以下三个部分表示:衡量过去累积盈利能力的净资产账面值, 衡量未来盈利能力的剩余盈利, 以及修正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其他信息。这就确立了会计账面数字在决定股票内在价值中的直接作用。在以上的研究中, 衡量未来盈利能力的剩余盈利建立在当期盈利数字之上, 力图直接通过历史盈利数字预测公司价值。但除历史盈利数字外, 还可借助另一关键信息源管理层或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管理层或分析师在历史盈利数字的基础上, 利用其他有价值的信息, 预测未来增长率以及未来盈利。与历史盈利数字相比, 盈利预测信息可能更具价值相关性。由此, 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盈利预测信息的信息含量以及决策有用性。在盈利预测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中, Ota (2001) 以Feltham和Ohlson的股票定价模型为基础, 将管理层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作为其他信息纳入模型, 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利用日本公司几乎同时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和报告当期盈利数据的特点, 考察了盈利预测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并比较了盈利预测信息与当期财务信息对股票定价的有用性。结果发现, 当在股票定价模型中引入盈利预测变量时, 当期盈利对股票价值的解释力就消失, 说明盈利预测信息较当期盈利具有更强的价值相关性。Firth (1998) , Chen and Firth (1999) 分别以新加坡和中国的IPO公司为考察对象, 对盈利预测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Firth (1998) 比较了招股说明书中同时公布的历史盈利数据和盈利预测信息, 实证结果证实, 股票市值与盈利预测显著正相关, 而与上一年度的盈利、经增长率修正后的上一年盈利、发行后净资产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Chen and Firth (1999) 以1991年至1996年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447只A股和85只B股为研究对象, 发现上市首日市值与预测盈利显著正相关。

(二) 国内文献

而在国内, 新股发行价格以及首日市场定位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但其中涉及盈利预测信息的研究较少。周芳 (2003) 选取1997年至2001年在沪市发行并披露了盈利预测的295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分别以预测每股盈利和发行前每股盈利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结果表明, 上市价格与预测首日的相关程度较其与历史收益的相关程度更高。但由于样本仅包括在沪市上市的公司, 而且模型中没有考虑每股净资产、市场气氛等与上市价格密切相关的变量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结论的推广力和说服力。在自愿盈利预测披露制度的背景下, 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动因 (如李艳, 2009;石水平等, 2008;范小雯, 2006;王惠芳, 2006;秦玉熙, 2004) , 较少有学者研究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经济后果。李桂荣 (2006) 从理论分析角度, 阐述了自愿披露盈余预测信息的效果, 认为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能起到降低新股发行抑价, 降低筹资成本, 调整投资者“期望差异”的作用。张雁翎 (2004) 从实证分析角度, 研究自愿披露行为与新股发行抑价之间的关系。对自愿披露制度下上市的125家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 公布预测的公司新股发行抑价明显低于没有公布盈利预测的公司, 这就说明市场能够接受盈利预测信息, 管理层的盈利预测披露行为有助于降低一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继而降低新股发行抑价。但以上文献均没有考虑制度变迁前后盈利预测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变化, 因此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全面考察了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两个阶段, 盈利预测信息与历史盈利信息对新股二级市场价值决定的相对影响力, 并深入讨论盈利预测信息在披露制度变迁前后的表现, 以及在现行自愿披露制度下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由于历史盈余只能反映股权融资前公司对资源的整合能力, 不能很好预测资本扩张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也不能体现公司的高成长性, 而盈利预测信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历史数据的这些缺陷。因此投资者在对新股定价时, 会对盈利预测信息赋予更高权重。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与历史盈利数据相比, 盈利预测信息与新股市场定位更相关

2001年3月15日, 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等一系列重要公告, 盈利预测也由强制披露信息转变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愿披露信息。在自愿披露制度下, 上市公司对是否披露盈利预测的行为选择出现差异, 一部分公司只公布历史盈利数据, 而另一些公司同时公布历史数据以及预测信息。与只披露历史盈利数据的公司相比, 披露预测信息的公司实际上是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信息增量, 体现在预测数据与历史数据之差上。对这部分信息增量, 与强制披露时期相比, 由于增添了主动披露和自愿披露, 可能更具价值相关性, 投资者也会因此更为重视盈利预测信息, 从而导致在自愿披露制度下, 该部分信息增量与公司股价的相关性更高。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2:自愿披露前后, 预测信息所带来的信息增量对新股首日定价的影响不同, 而且在自愿披露阶段, 该信息增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力更强

从另一角度, 在自愿披露制度下, 与不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公司相比, 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公司提供了信息增量, 可以降低发行时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投资者将利用这部分信息增量修正对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公司的价值判断。预测盈利若高于历史盈利, 将给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公司带来正面影响。预测盈利若低于历史盈利, 将给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由此, 本文提出:

假设3:对不披露和披露公司, 预测信息所带来的信息增量能起到区分两类公司的作用, 该信息增量对新股价格有显著影响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假设1是从信息竞争的角度, 比较反映公司历史业绩的上一年度每股盈利与反映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测每股盈利在决定新股价格时的影响力。针对假设1,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各变量的定义如 (表1) 所示:

FEPS模型:IP=α1+β1FEPS+β2NAPS+β3TOVER+β4INDEX+β5SRATE+β6LSITE+ε

HEPS模型:IP=α1+β1HEPS+β2NAPS+β3TOVER+β4INDEX+β5SRATE+β6LSITE+ε

POOL模型:IP=α1+β1FEPS+β2HEPS+β3NAPS+β4TOVER+β5INDEX+β6SRATE+β7LSITE+ε

可分别将FEPS和HEPS模型与POOL模型作比较, 考察预测信息和历史信息对新股价格解释能力的强弱。可比较各模型R2的大小 (Ota, 2001) , 更直观的方法是用偏R2衡量FEPS和HEPS两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假设2、假设3都是从信息增量的角度, 考虑预测每股盈利对新股定价的重要性。对假设2, 建立自愿披露前后模型:

该模型引入了虚拟变量RULE, 以2001年3月15日为分界点, 用来区分在不同披露制度下上市的两类公司, 以此考察自愿披露前后预测信息作用的变化。对假设3, 建立自愿披露与否模型:

此模型直接用IEPS区分披露和不披露两类公司, 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为投资者提供IEPS>0的信息增量, 而不披露公司的信息增量为0, 若盈利预测能为投资者带来信息增量, IEPS应与首日收盘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以上所有模型中, 除了与每股盈利相关的变量外, 还包括每股净资产、首日换手率、市场指数、中签率和上市地点等控制变量。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是反映公司内在价值的另一方面, 而首日换手率则用来衡量市场投机气氛 (刘力、李文德, 2000) , 市场指数可衡量大盘走势, 中签率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情况。所以将这些反映市场整体情况的变量包括在模型中, 是因IPO公司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新股价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投机气氛、大盘走势的影响。而且在讨论新股价格是由公司内在价值还是市场气氛决定时, 学者们也存在着很多分歧。曹媛媛、王春峰 (2003) 认为股权结构影响公司内在价值, 公司价值决定新股定价和市场定位, 因此如果股票价格真实地反映公司内在价值, 那么股权结构应对股票定价和市场定位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 实证研究并未证实假设。因此这一推断, 新股价格并没有真实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 而是受二级市场的投机氛围的影响, 投资者并不关注公司的投资价值, 而只想套取短期买卖价差。而张人骥等 (1999) 则从考察发行定价、市场定位与公司财务指标的相关性入手, 认为我国新股价格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和内在价值。本文将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包括进模型中, 能在更好地控制其他变量对新股价格的前提下, 讨论历史盈利和预测盈利的相对影响力。

(三)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0年至2002年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IPO公司为研究对象, 并按2001年3月15号为界限, 将样本分为强制披露时期和自愿披露时期两种类型。剔除有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以及历史遗留股后, 得到225个样本公司。在回归分析中, 4家样本公司由于首日收盘价或预测EPS的数据过大成为异常点, 严重扰乱了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被剔除。因此实际样本为221家, 其中强制披露时期为120家, 自愿披露时期为101家, 包括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公司44家, 不披露的公司57家。研究使用数据主要来自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中国股票一级市场研究数据库、新时代证券网和搜狐财经网。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由于大部分组别不满足正态性检验, 因此对总体取值位置的中位数进行符号秩检验;表示通过0.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由于没有披露盈利预测, 因此在自愿不披露样本中, FEPS以及下面的IEPS变量均为零

注:括号中为相关系数, 对角线上方为Pearson相关系数, 下方为Spearman相关系数

注:自愿披露模型中没有包括LSITE变量, 是因所有样本都是沪市上市公司;括号中为回归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

注:“**”表示通过0.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

以自愿披露前后和自愿披露与否两个指标, 将样本分为三类, 并分别给出了其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如 (表2) 所示。直观来看, 对首日收盘价指标, 强制披露公司和自愿披露公司没有太大差异, 而不披露公司则相对低于前两类公司。而对预测每股盈利指标, 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还是相差无几, 三类公司的历史盈利指标也都相近, 差异不大。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无论强制披露时期还是自愿披露时期, 预测增量的中位数都小于0, 而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而且, 在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的样本公司中, IEPS为负的公司所占比例分别为92.5%和93.2%, 这说明预测每股盈利普遍低于历史每股盈利。这也是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数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 考察了首日收盘价与预测每股盈利和历史每股盈利之间的相关关系。由于简单线性相关分析 (即Pearson相关系数) 要求两变量均服从正态分布, 但无论在强制披露还是在自愿披露时期, FEPS和HEPS都不满足正态性假定, 因此虽然同时给出常见的Pearson相关系数,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非参数相关分析 (即Spearman秩相关系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 首日收盘价、预测每股盈利和历史每股盈利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方面说明每股盈利等基本面数据确实影响了首日收盘价, 另一方面也说明预测盈利和历史盈利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此外, 无论在何种披露制度下, 首日收盘价与预测每股盈利的相关性都要比与历史每股盈利的相关性强。但随着强制性披露转变为自愿披露, Spearman相关系数却表明, 首日收盘价与预测每股盈利的相关性在减弱。

(三) 信息竞争模型的回归分析

以首日收盘价为因变量, 分别引入预测每股盈利和历史每股盈利变量, 得到FEPS模型和HEPS模型, 将两者都引入模型, 得到POOL模型。虽然相关性分析显示预测每股盈利与历史每股盈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经检验, 各变量VIF值都小于10, 回归方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如 (表4) 所示。在比较预测每股盈利与历史每股盈利对首日收盘价的影响力大小时,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一是观察方程的R2以及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的变化;二是计算并比较FEPS和HEPS的偏相关系数的大小。 (1) 观察法。在强制披露时期, FEPS模型的R2和调整R2都大于HEPS模型。虽然预测每股盈利和历史每股盈利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比较FEPS和HEPS模型中两个变量的T统计量后发现, 预测每股盈利对首日收盘价有更强的影响力。更为直观地, 当在HEPS模型中加入预测每股盈利指标时, 历史每股盈利的显著相关关系就消失, 同时方程的R2和调整R2都变大。这说明预测每股盈利与首日收盘价更为相关。在自愿披露时期, 同样的, FEPS模型的R2和调整R2都大于HEPS模型, 而且FEPS模型中的预测每股盈利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 HEPS模型中的历史每股盈利则与首日收盘价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 无论在强制披露时期还是在自愿披露时期, 预测每股盈利都更具价值相关性。 (2) 计算法。也可用偏R2来衡量两个变量对首日收盘价的边际解释力。在强制披露时期, 预测每股盈利的偏R2: (0.55-0.52) / (1-0.52) =0.0625;历史每股盈利的偏R2: (0.55-0.55) / (1-0.55) =0。在自愿披露时期, 预测每股盈利的偏R2: (0.65-0.56) / (1-0.56) =0.20;历史每股盈利的偏R2: (0.65-0.62) / (1-0.62) =0.09。显然的, 预测每股盈利的偏R2都大于历史每股盈利的偏R2, 进一步证实了假设I。此外, 从回归结果也可观察到, 首日换手率对首日收盘价的影响在自愿披露时期大为减弱。这可能与样本量过小有关, 也可能说明投资者投资决策越来越趋于理性, 以投机为目的的入市动机在减少。同时, 从强制披露时期到自愿披露时期, FEPS模型中预测每股盈利的T统计量在下降, 而POOL模型中的统计量却在上升。因此, 要比较两个不同时期, 预测每股盈利对新股首日市场定位的影响还需进一步验证。

(四) 信息增量模型的回归分析

以上一年度每股盈利为基准, 可将预测每股盈利与历史每股盈利之间的差距视为预测数值为投资者多提供的信息。通过考察这部分信息增量与新股价格之间的相关性, 也可研究预测每股盈利与新股首日市场定位的相关性及其在不同制度下的变化。 (1) 自愿披露前后模型。如 (表5) 所示, 在自愿披露前后模型中, IEPS与首日收盘价显著正相关,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预测每股盈利数据带来的信息增量对市场定价的作用。但RULE以及交叉变量RULE与IEPS的乘积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 假设2没有得到实证支持。这意味着, 盈利预测的信息增量作用并没有因披露制度的变迁变得更为突出, 投资者对自愿披露的品质并没有予以更多重视。可能的解释是, 在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 盈利预测与公司价值直接相连, 而不是作为一种信号在市场定价中发挥作用, 因此披露制度的外在变化并不影响它在揭示公司内在价值上所扮演的角色。 (2) 自愿披露与否模型。在自愿披露与否模型中, IEPS依旧与首日收盘价显著正相关。由于不披露的公司没有提供信息增量, IEPS为0, 而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提供了信息增量, 因此, 这里IEPS与首日收盘价的正相关关系就说明, 盈利预测所带来的信息增量受到投资者的重视, 并直接反映在二级市场的首日定价中。但正如在描述性统计中所看到的, 大多数自愿披露公司的IEPS小于0, 因此与不披露预测信息的公司相比, 披露尽管有利于投资者的决策制定, 却对公司的股价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就导致越来越少的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 监管部门在披露政策上的变化实际上是使公司减少了信息供给量, 使得那些原本有能力提供预测信息的公司也因此不再编制盈利预测报告。这对投资者而言, 无疑是一种信息损失。

四、结论

由于首次上市的特殊性, 较一般上市公司而言, IPO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 而且因通常伴随着资产的剥离和资本的扩大, 历史信息远远不能满足投资者在决定新股价值时的信息需求, 管理层提供的盈利预测信息就成为判断公司投资前景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本文考察了盈利预测信息在揭示公司价值、提高投资者决策能力时的重要性。结果表明, 无论在强制披露还是在自愿披露制度下, 预测数据与历史数据相比, 都表现出与首日收盘价更高的相关性和更强的解释力。但其影响力并没有随披露制度的变迁而变化, 自愿披露制度下的盈利预测信息并没有因自愿的品质而受到更多重视, 这可能是因为盈利预测信息在市场定价过程中, 更多的不是起到信号作用, 而是直接与公司价值相连, 因此不受披露制度变迁的影响。同时, 在自愿披露制度下, 盈利预测作为一种信息增量得到市场的认可, 与首日收盘价显著相关。但由于预测每股盈利一般低于历史每股盈利, 这部分增量通常小于0, 因此对公司股价实际上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也是自愿披露制度下, 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原因之一。自愿披露制度下, 因预测信息供给量减少给投资者带来的消极影响是, 多数情况下只能依据有用性较差的历史数据来判断公司价值。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也更有可能是业绩较好、预测盈利高于历史盈利的公司。对这些公司, 投资者可以给予更多关注。而与此同时, 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考虑, 自愿披露制度的实施是为了保证盈利预测的质量, 但面对预测信息供给量逐渐减少的局面, 如何进一步修正披露制度, 以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情况下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要：本文考察了在披露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盈利预测信息对新股定价的有用性变化情况。结果发现, 与强制披露制下的盈利预测信息相比, 自愿披露制度下的盈利预测信息并没有因自愿的品质而受到更多重视。在自愿披露制度下与不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相比, 自愿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作为信息增量得到市场的认可, 与首日收盘价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制度变迁,盈利预测,新股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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