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二十年范文

失去的二十年范文（精选6篇）

失去的二十年 第1篇

日本经济停滞是源于《广场协议》吗?房地产泡沫的影响究竟有多深?为什么经济一停就是二十年, 而且有继续停滞的迹象?日本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 还是日本传统产业结构的最后辉煌?终身雇佣制真的是日本的优良传统吗?日本应对经济危机的教训和经验究竟是什么?日本真实的社会现状到底是怎样的?日本与中国如何竞争?日本未来可能的出路在哪里?会对世界带来何种影响?近年来, 全世界都在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但多是外部的臆测和猜想, 日本人自身是怎么反思的呢?

池田信夫, 现任日本上武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在日本国内, 虽然不像我们的经济学家一样可以拿到“天价”出场费, 但他在日本经济界和民间享有盛名。他犀利的观察、独到的见解, 源于他丰富的经历。他曾任NHK记者、策划, 专门负责深入的经济报道和揭露政府滥用财政项目费用, 也曾在政府任过职务, 特别是担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的经历, 使他对日本经济无论是宏观、微观, 还是理论政策、现实运行, 都有比较深切的研究。

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 全书共分九章, 从日本的现状、历史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深刻分析甚至是颠覆了世界对日本经济很多传统的看法。阅读《失去的二十年》, 不能不对池田信夫在每章前面引用的名言好好思考, 这也是反思中国经济的必要提醒。

在描写“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社会现状时, 他引用村上龙的名言:“这个国家什么都有。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 唯独没有希望”。在提出和反思“失去的二十年”这一核心问题时, 他引用叔本华的名言:“通常人们失去朋友不是因为拒绝借钱, 而是因为借了钱”。在讲“经济政策的局限”时, 则引用凯恩斯的话:“有计划的公共事业, 或许可以应对有效需求暂时走低的情况。但是仅建设公共事业是无法迅速建立起一个可以应对景气周期波动的最有效、最永久的制度”。

在分析“日式公司走向终结”时, 他引用罗兰巴特的名言:“这个中心之所以存在, 不是因为它在向周边辐射发信, 只是因为有人在城中设置了这样一个空虚的点来牵制城中的一切变动, 使其陷入永久的循环”。在讲“制造立国的神话”时, 他引用野中郁次郎的话:“战场上的战斗无法弥补战术上的失败, 战术无法纠正战略的失误”。在论述“创新和经济增长战略”时, 他引用道奇森的名言:“在这里想要保持在同一个地方不移动, 就得不停地奔跑;要是想去其他的地方, 那就得以加倍的速度奔跑”。

在诉说“不平等的真相”时, 他重复藤原正彦的话:“人与人之间绝不是股份、金钱这样冷冰冰的物质联系。我们讲究的是人情。”在谴责“闲散富裕族”时, 他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一个社会若将平等置于自由之前, 那么它什么也得不到”。在分析“终身雇用的神话”时, 他引用卢梭的话:“奴隶在牢笼中失去了一切, 连逃跑的欲望也没有了”。

在分析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原因之外, 在《失去的二十年》一书中, 池田信夫对政治原因也特别关注。政治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大国谋略为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支持, 为日本参与国际经济协调, 联合干预日元升值和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签订“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议”埋下重要的政治伏笔, 泡沫经济的重要金融政策诱因至今仍在;二是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理想宏大的愿景”总是在吞噬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留下的财富, 在长期的经济迷失中, 越来越多的人日本人开始毅然抛掉“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期待, 学会了“知足常乐”, 彻底的改革怎么也走不下去, 所以, 对于现在的日本缺少的不是希望, 而是逼迫人们穷则生变的绝望。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 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 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美国面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 过去是逼迫日元升值, 现在又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要求人民币升值。“出口主导型”的外向经济,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 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日本和中国都是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 即使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 消费率也一直在60%以下, 我国则更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超过50%。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十分相似, 即使在经济不景气中也存在流动性过剩, 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最高比例达到了190%, 2011年末我国M2占GDP比例已经超过了200%。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十分相似, 财政收入始终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多数时候高于GDP增速, 财政赤字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依然严重, 我国房价至今未回到合理水平, 即使股市已经大跌, 但平均市盈率依然在20倍以上, 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产业政策也都是政府主导型, 如今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都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

但是, 中国与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给中国避免日本覆辙提供了较大战略腾挪空间, 首先是中国政治体制较为稳定, 容易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其次是中国人口的“刘易斯拐点”比日本晚, 日本的人口红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消失, 中国则还可以持续一二十年;第三, 日本在经济高潮中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 而我国城市化率才刚刚达到50%, 还有近30个点的空间;第四, 日本的外资利用率一直较低, 便于美欧施压, 而我国外资使用率基本在30%左右, 会严重影响美欧施压的决心和底气;第五, 金融自由化和私有经济让日本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较低,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中国经济会重蹈日本覆辙吗?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任其发展, 和日本相似的经济表象是可能诱发中国出现全面泡沫经济的;但是,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前车之鉴, 中日经济的不同之处, 也让中国可以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推动微观市场改革, 从而避危于无形, 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在这个意义上, 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 我们是应该好好读读的。

为我们的二十年干杯的感言 第2篇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河南大学计算机系88级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今天，同学们如愿以尝，与我们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重温师恩，共叙友情。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全班同学，对在百忙中之中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师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对因故未能参加的老师和同学，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下面就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对筹备组成员为此次聚会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最最由衷的谢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相识至今已经二十年，在座的好多同学都是毕业后的第一次相聚。回想起学校生活的一桩桩、一幕幕，依然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昨天，让人激动不已!尤其当我们步入社会，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世事的沉沉浮浮之后，才发觉学生时代的生活就如同一杯陈年佳酿，如同一首饱满深情的歌，悠远而绵长;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一段割不断的情，是一份躲不开的缘，愈久愈纯正，愈久愈珍贵，愈久愈甘甜;人生沉浮廿载，同学情义始最真。时光流逝，岁月如歌。转眼间，我们已经离开校门廿个春秋。回顾那些青春燃烧的`岁月，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亲切，这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财富，值得我们一生去珍惜。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啊!我们真的该在碌碌奔忙之中找点闲暇，去往事里走走，去听听久违的声音，看看久违的面孔

二十年没见了!同学们。

多少次，我在脑海里猜想过你的模样， 多少次，我在梦乡里幻听过你的声音。多少欢笑、多少故事、多少点点滴滴的往事，多少次地出现在你我的梦里，闪现在我们的眼前。但，直到今天，直到见到大家，那模糊的记忆才逐渐清晰，你的音容笑貌才拨开虚幻的面纱，真实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魂牵梦萦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曾经疏于联络，可同学之间的情谊不会变，同学之间的思念不会变，相互之间的祝福更不会变。今天我们同学终于相聚了，遗憾的是有些同学因特殊情况，未能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因为各自都还有工作或家事在身，因而只能是短短的相聚又要分别。而我以为，这次的同学相聚本身已脱离了当天开心的意义，重要的是大家找回了当年那一颗纯真的心，现实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得去面对，我们要做的是留住纯真的心对待今后生活的风风雨雨!的岁月，虽然摧老了我们的容颜，却给我们带来了睿智和经验;虽然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却给我们带来了沉稳和老练

也许过得最快的不是时间，而是感觉，是它让二十年成为转瞬。但我们仍然想念从前的那些什么都可以不想又什么都可以敢想的日子!谁也无法更改或忘记：在一生中最纯真的时光，我们曾经同过学。虽然简单，却是最真的。20年过去了，我们从青年走到了中年，我们各自都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和坎坷，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让我们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珍惜生命!珍惜友情!珍惜今天吧!在往后的岁月里，虽然我们仍然天各一方，但友情的线索会把我们紧紧相连!一张30余人的电话名单就这样记入心间! 美好的时光，恰似流光溢彩的画卷，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往事如烟，温馨如昨，相聚使我们重温了那一起走过的日子，回忆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失去的二十年 第3篇

当我们追溯日本战后历史就会发现，日本为了克服后发劣势、追赶先进国家而形成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短期之内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安排却恰恰使日本陷入了短期制度长期化的陷阱之中。

战后初期，日本在国家发展上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先进国家。为了克服后发劣势、发挥后发优势，日本以政府干预为手段，以重化工业为重心，实施了以追赶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并为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在技术上，为了克服日本技术的落后和自身研发能力不足的局限，日本实施了以引进先进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在积极引进欧美技术的同时，充分发挥日本人思维细腻的优势，对引进技术进行精细化的改良，并通过对生产工艺进行精益化改进，快速建立了先进的产业发展体系。

在经营上，为了保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消化、吸收和改良所引进的技术，日本企业在劳动力的雇佣和待遇上采取了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在管理上采取管理者主导制，在企业关系上采取企业间相互持股、长期稳定交易和系列承包制，在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上采取主银行制。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在资本供应上，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引进的技术可以得到最充足的资金，日本采取了对外汇和利率的金融统制政策，以保证外汇主要供应给那些需要引进技术与设备的重化工业，同时还采取小额储蓄免税以及银行保护政策，使国民的个人储蓄几乎全部转化为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在产业政策方面，日本通过制定长期经济计划以及财政、金融优惠政策，来引导和扶植优先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使之迅速成长为主导性的产业。

日本所采取的这些制度安排，对于后发国家克服劣势、发挥优势是非常有效的，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著名的“日本模式”。然而在日本模式辉煌成就的背后，却从一开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日本模式是以追赶为特征的，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克服后发劣势、发挥后发优势，从而达成追赶的目标。当追赶的目标已经实现的时候，这套制度安排的潜在问题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经济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在技术发展的制度安排上，日本更重视的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应用技术的开发，而忽视全方位的基础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体制的全面建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拉近，模仿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大部分已经丧失，而日本自主开发能力相对薄弱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这就使得日本的经济因为缺乏新的技术供给而陷入长期的停滞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僵化。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管理者主导制、企业相互参股、主银行制等制度安排，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时代，可以保证劳动力、管理者、市场以及资金供应的稳定，从而很好地对技术进行吸收、积累和改良，但因此也使得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牺牲了创新所需要的竞争与活力。在不需要自主创新的时代这套制度安排是行之有效的，在需要创新的时代却只会使企业丧失创新的能力。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的金融机构缺乏活力。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金融统制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相当的作用，但由此也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过度依仗政府的指导与保护，而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失去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金融活力。

第四个问题，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日本的经济是在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有很大的正面意义，但政府介入经济的发展，也在日本形成了“政”“官”“企”的铁三角，由此带来官商勾结、寻租行为猖獗，导致市场机制受到破坏，从长远来说，反而伤害了日本经济的竞争力。

失去的二十年 第4篇

当时“王朝”酒在上海的所谓“洋葡萄酒”中销量是最好的, 可以这样夸张的说,当时在上海的饭店里喝了无论什么品牌的葡萄酒回来,旁人问起来“喝什么葡萄酒”,喝酒的人会不假思索的回答你:“喝王朝”。好像“王朝”酒已成了葡萄酒的代名词了,其实当时喝的绝大多数是“王朝半干白”,连“王朝干白”可以说都无人问津,更不用说喝“王朝干红” 了,这主要是口感和习惯的问题。 人们总以为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酒应该是像传统的“通化长白山红葡萄酒”那样,上口是甜甜的。难怪当时有不少消费者把“干红葡萄酒”买回家,打开后,就来找商家投诉,“这酒质量有问题,怎么会是酸的”、“这酒加工有问题,怎么会涩嘴的”等等都有,但经商家耐心细致的解释后,都会说“上当”就这一次,下回再也不会去买了。可见推广“干红葡萄酒”的难度之大。

1996年五六月间,当时的虹口区商委主任(现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宁波同乡联谊会常务理事)方惠萍女士,在四川北路英姿照相馆隔壁的凯福饭店二楼小包间内,召集了陈永祥 ( 时任虹口 区粮食局 局长 ) 、我(时任上海申虹粮油酒食品公司总经理)、俞志才(时任上海申虹粮油酒食品公司销售副总) 等三人,提起当时的区长薛全荣要求商委搞一次大一点的活动, 如何“以节兴市”把四川北路的商业气息带动起来,征求我们三个人的意见,同时也提出她自己的一个大胆想法,说“最近去市里洽谈一些工作,经常看到有些市领导在外事用餐中,在‘干红葡萄酒’里加上一些饮料,这样既降低了酒精度数,容易上口, 还可以避免喝醉酒,我们是否可以在这 方面做点 文章 、 搞点创意。”又说“你们与天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老总们关系很不一般,你们公司又是他们公司在国内外销酒的第一大户,能不能请他们一起出面来搞一次大型活动,可能还要花点钱”。当时我提出“出点钱可能问题不大,本来徐总就急于想把‘干红葡萄酒’ 的销量搞上去,出点钱权当做广告,问题在于在‘干红葡萄酒’里面加饮料,是不是会接受”。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我们专程去天津“王朝”公司与徐总谈起此事,徐总就为难地说“这是有悖于酒文化的,本来‘干红葡萄酒’在制作过程中要把糖分分离掉,现在不光要再加入糖分,还要加入碳酸饮料,好像有点不伦不类,总觉得有点不妥,作为我们葡萄酿酒厂是不主张的”。当时我就对他说“就作为一种创意,不如尝试一下,说不准还能把‘干红葡萄酒’的市场打开呢”。正如后来徐总在“红王朝加雪碧” 四川北路海派饮品节前夕,我带他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播时非常婉转地讲“上海人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雪碧加入到我们的‘干红葡萄酒’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海派饮料,这是一种新的创意,我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红王朝加白雪碧”——四川北路新饮品节大型活动的方案正式实施,在6月26日的各方碰头会上,明确这次活动时间从1996年7月12日——7月14日连续三天晚上,在四川北路的7个点上同时进行,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并以春天百货商城门口的广场为“主会场”,7月12日下午5点的开幕式亦定在“春天百货”门口,7月14日的闭幕式则设在福德广场门口;同时还采纳了申美饮料有限公司提出的“不把《红王朝》 称之红哥哥和不把《雪碧》称之白妹妹”的建议,这当时可能因为申美饮料有限公司的上海主管是台湾人,他认为白的不吉利。所以最后一致同意把这次活动主题从原先的 《“红哥哥加白妹妹”四川北路海派饮品节》正式定为《“红王朝加雪碧” 四川北路海派饮品节》;并要求在本市各大新闻媒体上,如文汇、解放、新民晚报、上海商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作广泛宣传。

天津方面对此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天津市农垦局局长梁学鹏先生、“王朝”公司总经理徐文恒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前来参加。并在活动期间举办葡萄酒知识讲座。

1996年7月12日下午五点, 《“红王朝加雪碧” 四川北路海派饮品节》,在四川北路上如期召开,经历了三天以各种形式的文体表演、轰轰烈烈的民风、民俗活动,把“干红葡萄酒”销售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可以说这次活动影响了全中国,波及到全世界。因为当时生产“干红葡萄酒” 的厂家,国内实在少得可怜。国外当时倒是“干红葡萄酒”泛滥,但没想到中国“干红葡萄酒”销售势头来的这么快,所以,可以去查一下海关资料,96年下半年起,国外 “干红葡萄酒”涌入中国有多少? 96年下半年到98年海关积压的劣质 “干红葡萄酒”,无人领取的有多少?由此可见,这次《“红王朝加雪碧” 四川北路海派饮品节》的创意活动,对海内外葡萄酒市场的影响有多大。

“干红加雪碧” 经这次创意炒作后,在全国范围内红火了一时,甚至到现在还有少数人在延续这种喝法,但这毕竟是有悖于酒文化的,也终将昙花一现。但从现实意义上来看,确确实实在国内外葡萄酒的销售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申虹粮油酒食品公司等单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个投资家的二十年(一) 第5篇

对于写这样一个题目，我一直是斟酌踌躇、心存顾虑的，因为英文中Investor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投资人、投资者，也可以译为投资家，但在中文的语境里，投资人和投资家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反复考量之后，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以投资为主业，在经历了市场周期性考验之后，依然能战胜大盘，并且以此解决了生活中的财务问题；同时将投资的知识传播于大众，使之造福社会，且帮助一众社会家庭通过投资达至财务自由的境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一份贡献，这样的人被称为投资家应是无可厚非了。

自1993年算起，我入投资这行已是第二十个年头了。一直以来，多会遇见关心“你今年（或去年）回报多少？”之类的问题，在回答了很多次之后，标准答案是：“这行业我干了二十年，现在还在。”

明白的人在见了上述答案后自然就会明白，无需再多问，因为凡是经历了过去二十年的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其间的风风雨雨，这里虽然没有伏尸千里、流血漂橹的触目画面，却不亚于取人性命于千里之外、消敌于无形之中的惊心江湖，其间的惨烈最终多表现为青春过后，反而与财务健康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不用提那些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曾经的“牛人”们。可惜的是，往往只有历史过后，答案才能揭晓，这便是常言道的“不确定性”。

由于早期没有刻意做投资记录，这二十年来，我约略估计自己的累计投资回报为200倍左右，即百分之两万（+20000%）。而1993年春到2012年春，上证指数从1550点到2300点，累计升幅为52%（+52%），上涨仅仅800点，折合年复利2%（+2%），远远跑输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也低于同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可见过去二十年选择投资作为职业并不是一个好的抉择。

截止5月刊《钱经》杂志的实盘模拟组合部分显示，过去五年（200704～201204）专栏累计收益率为112.92%（+112.92%），而同期上证指数则下跌32.20%（-32.20%）。由于杂志出版的固定性，这个“带着镣铐的舞蹈”较实际的运作为差，例如我们披露的儿童财商教育账户，在过去两年（201004～201204）中累计回报率63.2%（+63.2%），而同期杂志专栏的回报率为19.8%（+19.8%）。

通常考察投资水平有经历完整周期的记录为佳，恰好五月整理了一个投资个案，自2005年5月至2012年4月底整整七年，期间五年熊市、两年牛市，经历了“熊——牛——熊”的市场循环。

在遭受火山爆发、海啸、地震、暴风雪、核泄漏、干旱、洪水、金融危机种种绝望、疯狂、恐惧、惊慌等非人境遇之后，每一个当初的100万最终成长为703万，折合年复利回报率32%。这仅仅是个大致的反映，因每个投资案在起止的时段、市场配置的不同，以及对于投资理念认知度、配合默契度的不一，导致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这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资产管理的重大挑战。

最早读到关于投资的书，是我父亲买的《在华尔街的崛起》（One Up On Wall Street），作者是美国传奇的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奇，199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标价4.90元，这本粉红色封皮的书历经二十余年的时空变迁，如今仍奇迹般立在我的书架上。当时里面说的很对东西看不太懂，印象最深的是，林奇买的第一只股票叫飞虎航空，两年时间从7美元涨到32美元解决了学费问题，林奇自豪地写道：“可以说，我是靠飞虎公司的‘奖学金’读完了沃顿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没想到在相隔仅仅八年之后，我有了几乎与林奇近乎相同的经历。（未完待续）

与艺术品犯罪对抗的二十年 第6篇

但FBI（美国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组前首席探员罗伯特·K·惠特曼却说：“这完全不符合现实。”

惠特曼有切身体会，他同窃贼、骗徒、黑手党、掮客周旋了近20年，从1988年到2008年。作为FBI艺术犯罪组的创始人，他曾经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卧底办案，追回了价值数亿美金的艺术品与古董。

丰富的办案经历让人称“现实世界的印第安纳·琼斯（电影《夺宝奇兵》主角）”的惠特曼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惠特曼看来，绝大多数窃贼远非热爱艺术的名流雅士，更没有太多高明的犯案手法，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赤裸裸的贪婪。

惠特曼把他的办案经历写成一本《追缉国家宝藏》的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希望通过此书，让大家了解艺术品犯罪的真实世界，了解FBI艺术犯罪组特工的工作。”惠特曼告诉《方圆》记者。

规模与数量仅次于毒品、洗钱的跨国犯罪

二十世纪中叶，当塞尚的画作《穿红背心的男孩》在伦敦的苏富比正式拍卖会上以六十一万六千美元卖出时，预示着艺术品的价格进入迅速飙升的时代。1980年，七位数以上的画作拍卖价格使得许多作古已久的印象派画家一跃成为耀眼的明星。1989年，梵高的《鸢尾花》卖出了四千九百万美元的史上最高价，而仅过了一年，他的另一幅作品《嘉舍医师的画像》又以八千二百万美元的价格迅速刷新纪录。

艺术品价格攀升，伴随而来的是艺术品窃案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梵高的画作卖出天价之后。1990年，技高胆大的窃贼在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偷走了十一幅大师杰作，包括维梅尔与伦勃朗的作品，被称为是“艺术犯罪史上最大的悬案”，开启了艺术品窃贼肆无忌惮的“新时代”。

惠特曼说，起初，美国绝大多数执法机构，包括FBI在内，都不太重视失窃艺术品的追查，“他们比较喜欢追捕银行抢匪、毒贩以及诈骗犯”。惠特曼认为FBI当时对艺术品犯罪的掉以轻心是很短视的行为。“并不能因为这类案件没有所谓的‘受害者’就不去重视它，艺术品窃贼偷走的不只是艺术品，更偷走了记忆与身份的认同，他们偷走的是历史。”惠特曼说。

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网络、高速度运输、手机、关税改革等新状况，大大提高了艺术品犯罪的频率和效率。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艺术品犯罪当时已经成为发案数仅次于毒品、洗钱与非法军火运送的跨国犯罪。

在FBI工作日久，惠特曼逐渐了解到艺术品市场的庞大，合法艺术品市场每年产值达2000亿美元，而非法的艺术品市场每年产值就达60亿美元。但早在2008年，联合国在意大利库马约尔举行的首届“艺术品与古董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中，来自那不勒斯第二大学的法学教授斯德方诺·马纳科尔达就指出：“一年6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还低估了艺术品犯罪的利益，因为在联合国的一百九十二个会员国里，只有三分之一统计了艺术品犯罪的数据。”

惠特曼也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演讲嘉宾之一，之说以被联合国邀请，是因为他具备二十年实地办理艺术品犯罪案件的经验，这是其他与会人员所不具备的。与会期间，他趁机详细看了会议资料里由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数据，翻到一份艺术品窃案的地理分布图，上面给出的结论是：全世界艺术品犯罪有百分之七十四都发生在欧洲。

“这不是全部真相。”惠特曼说，“那样的数字其实只可以看出哪些国家真的重视艺术品犯罪防范。”在其他国家，艺术品犯罪同样猖獗。

惠特曼的依据在于：从世界艺术品交易份额可以看出，中国占的比例最大，占市场份额百分之四十；而从今年开始，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藝术品市场。相对而言，中美两个国家的艺术品窃案应该更多。

惠特曼认为各国打击艺术品犯罪的力度不同，导致了数据上的差别。意大利是投入最多心力的国家，总计有300名专门警员，他们动用的资源与美国缉毒署打击毒品的手段相同，包括动用直升机、网络侦探、甚至潜水艇；法国在巴黎的艺术防范小组有三十多名专职探员，西班牙和英国也都有自己的专案组。

“艺术品犯罪案件在1995年就被美国列为联邦罪行，但是他们却在2004年才成立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组，组里只有我一名专责卧底探员。最开始组里有8名警员，到今年有14名了，但这些警员都是作为兼职来处理这些案件，我退休后，就没有人再专职做这些事了。”惠特曼遗憾地说。

“灰色市场”里的卧底探员

成为一名真正的FBI探员的难度，是制约FBI组建艺术犯罪团队发展的因素之一，对此，惠特曼显得非常骄傲。“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这项工作，我就是有这种天赋。”惠特曼说。

如同许多国际犯罪一样，非法艺术品与古董交易也要依靠合法与非法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合法市场的古董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非法市场的供应，大家一般把难以捉摸又不受管制非法市场称为“灰色市场”。因为艺术品交易金额巨大，热门艺术品与古董往往吸引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洗钱者、经营非法生意的画廊老板、毒贩、航运公司、利欲熏心的收藏家等等，偶尔还会有恐怖分子。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FBI探员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机智的应变能力。

惠特曼所从事的卧底工作，更是充满危险。对他来说，如何规避风险是工作的一部分，FBI探员逮捕的许多罪犯都不是绅士雅贼，而是不折不扣的暴徒，一旦卧底工作暴露，FBI探员自身的人身安全不但得不到保障，也会危及到自己的团队和家庭。

惠特曼认为，他在成为FBI探员之前在当地《农夫》月刊八年调查记者的经验帮了他不少忙。因为要为月刊拉广告，所以惠特曼学会了与人交流沟通的本领。“推销产品就是推销自己，学会了影响别人的想法，了解人性的复杂面，就能与对方建立关系，然后再‘背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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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办案就像下棋，你必须精通自己办案的主题，而且必须要比你的对手快上一两步。”惠特曼表示，顶尖的卧底探员必须依靠自己的本能，如果犯了错，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扳回局面。

在一次追寻一件有一千七百年历史的南美洲古董“后襟”（印加帝国莫奇卡国王盔甲的后背部分）的时候，伪装成国际掮客的惠特曼同走私客在互相试探的过程中因为一时语快，撒谎自己是个律师，而这一身份很快遭到了走私客的怀疑。惠特曼急中生智，用激动的语气谴责走私客对他的质疑，并将他化名的鲍勃·克雷因为家庭暴力而被吊销律师执照的事情“坦白”，才为自己解了围。

此后惠特曼总结了教训：能不说谎，就不说谎；说的谎越多，就越得花脑筋记住自己的谎言。所以他从事卧底工作时用的还是原本的名字，只是换了姓，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无意间遇到了不知道他正在卧底的朋友或同事，也比较不容易暴露身份。

“当初办理‘战旗’案件，我到机场接维莱特时无意间碰到一个邻居。‘嗨，鲍伯。’他向我打了声招呼。我点点头，向他问了个好，随即与维莱特一同离开。要是那个邻居用其他名字来称呼我，案子很可能就办不成了。”惠特曼说。

此外，因为办理的是艺术品犯罪的案件，作为一名卧底探员，虽然做不到能辨别艺术品真伪的能力，但也必须得具备一些鉴赏并解释艺术品的知识。惠特曼本来就对艺术史感兴趣，再加上他曾在美国的艺术教育机构巴恩斯基金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艺术培训。这些广泛的积累让他在办案过程中如鱼得水。

他可以清楚解说一件艺术作品的收藏历史与古董发掘地点的详细信息的不同，他能够以充满说服力的言辞，向人说明德州骑警山姆·沃克在他生平最后一场战役所使用的科尔特左轮枪与老罗斯福在圣胡安峰战役中使用的那把枪支有什么不同。美国东岸大部分的重量级人物他基本都认识，他也知道哪些展览值得出席，哪些人可以信任。

请贼入瓮

那惠特曼究竟是如何同罪犯们取得联系，从而找到失踪艺术品下落的呢？

“绝大多数的艺术品窃贼都会在不久之后发现，艺术品罪犯的困难之处不在于窃取艺术品，而在于如何销赃。而且，越出名的作品越难卖。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沉不住气的窃贼就一心只想把‘烫手山芋’给脱手。”惠特曼说，“FBI探员通常利用这一点，乔装成有意收购艺术品的古董行家，在一番激烈的心理博弈之后，请贼入瓮。”

2000年12月21日，还有三天就过圣诞节的那天下午，瑞典国家博物馆在闭馆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博物馆的镇店之宝——伦勃朗的《自画像》被一名劫匪拿走，另两名劫匪拿走雷诺阿两幅1878年的作品。整个抢劫过程只花了两分半钟，三名劫匪非常狡猾，在抢劫之前就在博物馆外面的路上设置了两个路障，纵火烧掉两辆车，转移了警察注意力，他们则选择另一条小路，最后乘快艇逃走。

窃贼们的偷窃手法了得，但他们却不是那么好的艺术品商人。2005年，经过多人转手的伦勃朗《自画像》有了消息，经探员侦察，画作落到了一名瑞典毒枭的手里。惠特曼的艺术犯罪组同瑞典方面合作，打算在瑞典进行卧底行动。惠特曼的任务是假扮成一名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品经销商，和毒枭接头，用手里25万美元的现金套到那幅价值3500万美元的画。

经过惠特曼的运作，很快，有两个人来到他的房间跟他交易。这些窃贼很可能反过来把他给抢劫了，所以在进房间的时候，他和搭档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搜身。这两个人很警惕，始终没有出现在惠特曼房间暗布的摄像头里，但当惠特曼将钱拿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人的戒备松懈了，他们的焦点不再是惠特曼，而是床上的现金。

惠特曼设法取得主导权，他对一个叫卡胡姆的窃贼说，希望和他们一起下楼，把画带上来，如果没有问题，再把钱给他们。卡胡姆不置可否，就和同伴下楼了。惠特曼一个人在宾馆里等待。这段时间对惠特曼来说极其难熬，因为窃贼有可能发现是个圈套并再次逃脱，而且如果埋伏在周围的瑞典警方沉不住气的话，所有工作可能前功尽弃。

所幸窃贼们已利欲熏心，再次回来，卡胡姆将手中的购物袋交给惠特曼。惠特曼跪在床上，打开包裹着画作的黑色绒布，他把画反过来，发现画作后面的四个螺丝钉都没有被动过，这四个螺丝钉的角度都有讲究，可以判断这是真的伦勃朗《自画像》。

惠特曼问卡胡姆，有没有把这幅画从画框里取出来。卡胡姆答说，当然没有，这可是伦勃朗的画！惠特曼忍着不笑问，你爱好艺术吗？卡胡姆说不，我只是想要钱。

交易已经完成，惠特曼下达了行动暗号，接下来的几秒钟，就是等待特警们冲进来。这时的每分每秒，惠特曼都性命攸关。在FBI探员的职业生涯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危急时刻，或者更可怕的，罪犯们会拿着刀、举着枪对着没有任何武器的探员们。要转危为安，除了靠团队配合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自然地表演下去，不能让窃贼们识破。

谈到对罪犯的态度，惠特曼表示，他尊重每一个人，作为执法部门的成员，如果不尊重对手，那就失去原来工作的意义。

乔舒亚·拜尔，这名罪犯称得上是惠特曼多年办案过程中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人物。這位美国圣达菲一家印第安古董艺廊的老板涉嫌非法贩卖包括老鹰羽毛在内的大量印第安宗教文物，惠特曼和搭档赫斯比接到线报后，决定以“巧遇”的方法接近嫌犯，从而展开卧底工作，寻找拜尔的犯罪证据。

此时惠特曼的身份又成了古董采购顾问，而搭档赫斯比扮作惠特曼的客户，一位欧洲石油大亨。二人一身富贵出现在拜尔的艺廊里，并对艺廊里的祭祀文物表现出十足的兴致。拜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上钩的。短暂的接触后，惠特曼终于有机会看到拜尔私藏的老鹰羽毛，他随即提出让拜尔弄一顶有老鹰羽毛的作战边帽给“石油大亨”赫斯比。

惠特曼的打算是：如果拜尔弄到了作战边帽，那就证明他非法贩卖的罪名成立，因为老鹰羽毛的作战边帽只有在博物馆才会出现。

为了从赫斯比手里拿到钱，拜尔一口答应了。随后的日子里，惠特曼几乎每天都和拜尔通话，他们除了聊“生意”，还谈到彼此的家庭，渐渐地，惠特曼意识到自己沉浸在假角色里太深，同拜尔的交往又很融洽，他竟在心里萌发了恻隐之情。但是想到拜尔口口声声宣称自己热爱美洲原住民，非法行为却恰恰违背了原住民对他的信任，惠特曼决定不徇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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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尔最终以非法贩卖或意图贩卖17件文物的罪名遭到起诉，但让惠特曼没想到的是，他在逮捕拜尔的两天后，收到拜尔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主题写着：向过去的美好时光敬一杯。

隐形的人

二十年之久的办案生涯里，惠特曼和同伴警员侦办的案件上过无数次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他拯救过莫奈、毕加索、伦勃朗、洛克威尔等画家的作品，还追回已失窃一百年的《权利法案》原始抄本、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盔甲、慈禧太后的世界第二大水晶球、赛珍珠亲笔校订过的《大地》原始手稿等等。但是除了FBI自己，谁也不认识他们，在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每一个庆功宴上，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那些站在台前发布消息的人，而是那些站在会场后方，躲避着镜头的探员。

其实，除了侦办案件工作以外，惠特曼还自愿做了一份兼职，就是成为联邦调查局费城分处员工支援项目的协调员，负责照顾五百多名员工及家属的心理健康。这份兼职是孤独的，因为内容敏感，所以必须保密进行。

每当有探员亡故，联邦调查局就会派惠特曼去通知死者家属，并在葬礼上低调照顾、陪同他们。让惠特曼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在一次华盛顿全国警察周活动中，一名下身瘫痪的年轻人握着惠特曼的手，一面高吼一面流泪：“绝对不要受伤！向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受伤！”因为这名年轻人，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和父亲。惠特曼当时努力控制情绪，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经历了这些工作之后，惠特曼开始在那些受害者家属的身上看到妻子唐娜和儿女的影子，这让他更加明白家庭的重要性。而惠特曼更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一种心智上的游戏，不能总沉浸在惶恐中不能自拔。

他后来在培训联邦探员的时候，总结了卧底任务的五个步骤：评估对象、主动接近、建立友好关系、背叛对方，而最后一条，是平安回家。

“战旗”，指南北战争时美国步兵第十二军团非裔连队的一面旗帜。战争期间至少有五个人因为执掌这面旗帜而丧生，所以也称“血布旗”，是美国黑人历史上近乎神圣的文物。这面旗帜原本在西点军校，后来转移到位于华盛顿的一座陆军博物馆，根据纪录，这面旗帜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借给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展览，却在运送途中不翼而飞。

1998年，惠特曼接到线报，南北战争文物收藏家查理·维莱特要在黑市兜售“战旗”。惠特曼与维莱特取得联系，并在费城一家旅馆展开卧底任务，最终将文物物归原主。

罗伯特·K·惠特曼

（Robert K Wittman）

曾任联邦调查局费城分局探员（1988-2008），在长达二十年的任职期间，惠特曼追回了价值数亿美金的艺术品与古董。2005年惠特曼负责创建联邦调查局针对艺术品犯罪的快速反应部队——艺术犯罪组（Art Crime Team），担任高级调查员并负责培训新团队。退休之后，他生活在费城，创办了一家国际艺术品保全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提供咨询。

195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为美军军人，母亲为日本职员

1978年成为《马里兰农业报》记者，负责撰稿、推销广告版面

1988年如愿入职FBI

1989年追回慈禧太后的水晶球，后因车祸导致FBI同事逝世遭遇停职、诉讼

1991年停职诉讼期间，在著名巴恩斯基金会美术馆进修

1995年五年的诉讼结束，被判无罪胜诉

1997年卧底破获被盗墓贼偷走、由高级外交官参与走私的秘鲁印加帝国黄金盔甲案

1997年破获费城南北战争博物馆失窃案，追回200多件文物

1998年追回南北戰争时期北军第一只黑人军人连队战旗

1999年无间道卧底破获印第安文物案

2000年揭穿美国知名鉴宝节目《古董巡回秀》鉴宝嘉宾连环诈骗案

2001年首次出国办案在里约追回美国画家洛克威尔画作

2002年首次出国卧底办案追回西班牙女首富失窃的包含戈雅作品在内的十七幅画作

2003年追回美国建国初期《权利法案》原始手抄本

2005年参与创办FBI艺术犯罪组，并任首席特工

2005年在哥本哈根现金设局追回价值五亿美金的伦勃朗的自画像

2007年试图追回史上最大的加德纳美术馆失窃案，因派系斗争，功亏一篑

2008年被联合国邀请在首届国际艺术犯罪高峰论坛做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