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精选12篇）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1篇

世界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应坚持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

2008年发生并肆虐至今的金融经济危机后果之严重，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仅见，对国际关系的冲击不亚于一场战争。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流血战争叠加，把美国拖入了空前的困境。尽管目前美国“一超”地位仍无人能企及，但其软硬实力相对下降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金砖四国”、“展望五国”、“金钻十一国”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发展中国家整体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已达4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5%。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面前，原有的G7或G8已无能为力，G8+5也不足以应付局面，G20应运而生且已机制化。发展中国家首次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研究世界经济重大问题并共同作出决策。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体系虽未根本改变，但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状况正逐步得到纠正。这是新形势下全球治理制度重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昭示着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趋势。

中国是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GDP居世界前三，外贸达世界第一，2009年中国经济增幅8.7%，与西方各国普遍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独自拉动了世界经济50%的增长。中国在G20机制中举足轻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砥柱中流，已成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成员，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明显提高，这是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大幅上升，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实力不符的国际义务的呼声不绝于耳。发达国家大肆渲染，发展中国家期望值升高。因此，怎样给自己定位，这是中国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难题。

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定位。首先，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硬指标来看，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离发达国家水平差距仍非常大。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294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值是39345美元;中国25-64岁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占18%，而美国和韩国分别是87%和66%。根据UNDP《2009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的世界平均值是0.753，中国为0.772，只略高于平均值，排在世界第92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放弃这个定位，将导致承担远超自己承受能力的国际义务。

其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能够获得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只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崛起不仅在经济上对西方构成竞争，也在政治上对西方发展模式形成挑战，因此西方对中国的阻遏将贯穿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由于曾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类似历史和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共同现实任务，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相近的立场需求，这是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寻求支持的一个宝贵资源。如果中国改变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将可能导致失去这一资源。

经济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应进一步调整其经贸结构

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很短时间便波及全球，说明经济全球化已发展到相当深度，形成了迅捷的传导机制。随着高科技发展，信息沟通、人员往来和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经济相互渗透会更加便利，全球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国际竞争力结构的变化，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会抬头。这些趋势引出的挑战是，国际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金融动荡及经济危机的全球传导将成常态，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任务更加艰巨。

由于此次危机发端于美国的过度信贷消费和虚拟经济泡沫，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后将适度抑制消费并重振实业。这意味着今后美欧的消费率将下降，消费品自给率会上升，其剪刀差效应将反映为进口需求的结构性下降。根据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数据统计，2009年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约为45%，美欧市场约占中国出口的38%，比前一年均有所下降。为应对美欧进口市场进一步收缩的前景，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内需，减少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应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发，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市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中国虽早已摆脱了初级原料型的出口结构，目前出口产品95%已是工业制成品，但其中72%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占28%，且基本属于来料加工，其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大部分掌握在外资手中。随着中国劳工和环保标准进一步提高，并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调整，加上欧美出于战略考虑对中国产品可能采取的政策性歧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将受到其他低成本国家产品的有力竞争。

因此，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研发，增加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比重，提高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是中国经贸应对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国际贸易统计数据表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受汇率影响的程度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外贸顺差也主要归功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在资本全球流动越来越顺畅、国际金融整合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能迅速传导到全球。发达国家目前仍占据国际经济体系主导地位，掌控着绝大部分跨国公司，很容易利用全球化机制、通过国际经营策略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本国金融和经济危机，占有这些国家的财富，操控这些国家的政局，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严重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首先应加强对外资的金融监管，并根据自身条件决定金融开放程度，其次应加强全国行业统筹，形成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大型骨干企业网络，再者应培训熟悉跨国公司运作的人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依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最后，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可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对国际资源进行整合的地步，只有当中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与西方跨国公司自如地较量时，中国才真正拥有了抵御西方转嫁金融经济危机的能力，才能够真正成为全球化的赢家。

全球性问题将进一步突出，中国只能从科技强国中找到出路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系列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全球性问题随之突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疾病传播、粮食安全等问题，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2005年发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人类现已消耗了地球三分之二的资源，地表陆地24%的面积已被开垦为农田，至2050年世界人口将由现在的60亿增至90亿，所需耕地必须大量增加，而现在的耕地却因过度耕种退化而以每年20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递减;人类消耗的地表水已近可利用地表水总量的50%，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靠地下水生活，而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位正以每年1-3米的速度下降，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处于用水紧缺状态，至2025年，这样的人口将达全球三分之二;世界70%的海洋渔场已充分捕捞或过度捕捞;本世纪地球气温将上升1.2-3.5摄氏度，将对数以亿计的沿海居民造成威胁，并完全淹没低地岛屿。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 2007年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估》，按目前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消耗量计算，世界已探明储量分别只够供应40年和60年。

从全球宏观层面看，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从中国的微观层面看，挑战则更为严重。中国人口占世界总数22%，而中国占有世界资源的状况是，耕地9%，水6%，森林4%，石油1.8%，天然气0.7%，铁矿不足9%，铜不足5%，铝土矿不足2%。中国占有的煤、石油、天然气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目前我国消耗矿产资源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探明储量增长的速度。一方面是人均资源占有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单位GDP能耗物耗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特别在农村地区欠账更多。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卫生公平性评估》中，将我国列为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四。随着我国国民在全球流动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展，恶性传染病对我国的威胁必将随之上升，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甲流”只是两次“小小的预演”。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发布的《中国生态保护》白皮书，中国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60%以上，而且“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只能从科技强国中找到出路。例如，中国总体上属于缺水国家，人均水量220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北部16个省区按世界银行标准属于“严重缺水”，然而中国在科学用水方面可挖的潜力却还非常大。这方面以色列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以色列人均水量只有271立方米，按世行标准属于“极度缺水”，但以色列发展了管网调水、电脑微灌、咸水淡化、污水处理、蓄流防渗等一系列高科技技术，不仅粮食自给率达95%，而且其瓜果蔬菜还大量出口欧洲。中国虽缺水，但比以色列的人均水量还是大得多，在水资源科学管理方面大有可为。因此，加大对水资源的高科技研发投入，提高水的使用效率，与国民健康状况和国家粮食安全密切相关，是中国应对缺水挑战的必由之路。

再如，中国能源结构的主体是煤，目前煤约占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7%，而一次能源在我国总能源中占到了92%的比重，其他能源如水电风电和核电等仅占8%。以煤为我国能源结构的主体固然保证了我国能源供应主渠道的自给，但煤燃烧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与美国并列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甚至国际上还有机构发表报告称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排放国。

不论人类排放活动是否是大气温度升高的真正原因，但中国加大对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研发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煤、石油、天然气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中国油气外购依存度目前已超过50%，由于供求关系的持续紧张，油气价格最终涨到中国无法承受的地步是早晚的事。

而中国西部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开发前景非常好。中国核电目前占总发电量不到3%，而核电在法国占78%，在日本占40%，在韩国占30%，德国和美国尽管在1976年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限制核电发展，目前核电也分别占到了33%和22%。法国之所以在目前的气候外交中调门很高，就是因为核电实质性地减少了法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际减排压力不仅丝毫无损于法国经济，而且还给法国核电工业带来了巨额订单。因此，大力发展新能源是中国应对资源、环保、气候挑战的唯一出路。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权与法治 第2篇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

5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交流有了前年未有的快捷，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教育、道德、伦理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使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各国争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既然经济全球化能带来益处，其它领域是否也存在全球化的可能？比如环境保护、国际贩毒、国际恐怖组织犯罪这些跨国问题，单靠一国难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和配合。针对这类问题产生了大量双边协议或国际条约，使其不再是一国内政，随着调整这些领域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法律全球化呼声再起。

法律能否全球化，各国学者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主权的体现，作为主权象征的法律是不可能全球化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切实可行，法律全球化是西方霸权的体现，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而应是政治多元化、法律多样化。罗豪才甚至发表《警惕法律全球化理论》，对此全面否定。

与我国一些学者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法律全球化的激进主义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女法学家马蒂甚至提出了令人向往的世界法，在其代表作《世界法的三个挑战》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世界法美景。在世界法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年轻学者也认为对法律全球化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客观对待，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需要有法律全球化的框架，法律全球化有利于人们实现自由交往，苏州大学苏永坤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甚至提出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

法律能否全球化不在于人们的争论，而在于世界各国法律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应是各国普遍尊重、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世界各国法律所接受，以此原则来影响各国的立法进展，使各国法律尽可能体现这一原则，而并非要求各国法律一样，尽管各国法律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法律影响，法律原则是相同的，这也就是法律的全球化。

世界各国法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是法律全球化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世界法理论的实现虽然遥远，但他们真的找到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那就是人权。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权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从自然法学派提出“天赋人权”开始，各家各派对人权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说，但不管怎样，一个现代开明国家的法律不可能不反映人权的呼声，体现人权的价值，现在的法律中，人权一直居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因为人权是现代国家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实现人权，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有最高的地位。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说自己不讲人权，只是对人权的内容有不同看法。我国对人权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对话了，1998年，我国就加入了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加上已经发表的12份有关人权现状的白皮书，我们融入人权国际大家庭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要求法律体现人权，表现人权精神，追求法的终极价值。如果只将人权口号写在公约上，人权只不过是一张廉价的标签，人权要想在生活中存在并实现，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人权的存在离不开法治，人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法治的主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要求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具有共同性，法律保护人权的特性也要求法律倡导法治、保障人权。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加入WTO对我国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同样提出了挑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保障，而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国家应是一个充分保障人们行使权利，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美好社会，从这一点讲，人权和法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人权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法治离不开人权，也不应离开人权。

依法治国注入人权的内核并非在为世界法鸣锣开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不应忌讳讲人权，也不能回避人权。人权、法治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应看到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欧盟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不久的将来将是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我们应看到在环境保护、经济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律全球化已深入开展，并大有向其它领域扩展之势。诚然，世界法的美景离人类太遥远，但人权却是在现实生活中天天存在，我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同时，关注法律全球化、研究人权作为世界性话题的存在合理性，以此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是当前我国法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人权不仅是美好字眼，也是我们权利的核心，我们对全球化下的人权不应躲躲闪闪，与其让别人时不时拿起人权大棒敲打一下，还不如在人权论战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人权，以人权作为的内核，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选择 第3篇

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崛起是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接受现有的国际规则来加入目前的世界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将一个崛起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认为这样的国家会积极谋求改变世界秩序。以此相对的是所谓的“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指的是现有世界秩序的营造者、得益者、守护者，其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保存、维持现有的世界体系。

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日本可以称为这一理论中的“现状国家”，因为中国崛起前的世界体系是对他们的非常有利的体系，所以他们必定要尽量维持这一体系，尽量延缓由于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体系变化。类似的，不少人因此也认为中国必定是个修正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定要谋求世界体系的变化，以适应中国增长中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

很明显，这种二分法的视角是非常有局限的。如果中国的崛起是因为从现有世界体系得益的话，中国应该有巨大的利益力求现有体系能够维持下去。这也就是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等体制、观念的原因。

因为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得益者，所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所寻求的是要融入当今世界体系，而不是要扰乱或颠覆（upset）这一体系。世界一些国家的所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带来新殖民地主义”等论调，完全是对中国崛起、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实践的误解。当然，中国在参与世界各项事务和世界各国国家发展经贸等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贸易时，也存在国际、跨文化沟通能力不足，对当地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了解不足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无论如何，中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的继续发展中，不会主动地挑战世界秩序，或试图取代美国去当世界霸主。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格局和发展的方式，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框架中，中国所负的责任、所实施的影响力，将会有较大的提高。这些国际机构和框架，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多数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二战后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骨架。中国不挑战世界秩序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深入地接受、融入这些组织和平台。而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参与程度的增加，则表现在中国正在这一类的组织和平台中正在更深入地介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多的影响。

例如，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部分投票权就从美国和欧洲国家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同时，世界银行也出现了由中国专家担任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情况。就在最近，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而在G-20（二十国集团），APEC这样的组织中，中国的影响也在增加。

稠密化的次区域机制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介入程度、影响力增加的另一方面，是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国际合作体系。这包括一些双边的体系，比如，在WTO的框架下，中国先后同秘鲁、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冰岛、瑞士等国家建立了自由贸区，并积极推动和其他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挪威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和加拿大或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形成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那和中国具有自由贸易关系的国家也就覆盖了美国主导的所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成员了。

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一些国际多边合作体系的。1990年代中国首次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后来，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主动倡导这一类的多边合作的行动，在近年来变得十分醒目。就在最近，中国先后独立或与多方共同提议创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3年3月27日，于南非德班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年10月2日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提出）。

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带等多边组织等等众多的多边合作机制。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4篇

中国民歌文化是一个有着强大内聚力和适应力的系统。在创作与传承的过程中讲究意境与气韵、现实与浪漫、神貌与风骨、情感与伦理的结合。中国民歌文化自开创之初就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劳动紧密结合, 与劳动人民的情感息息相关, 究其文化特质,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民歌文化协调、中和、简约、适度的形态脉络, 通过演唱更可以感受到她委婉、内敛、谦逊、蕴蓄的艺术表现特征。这是中国民歌文化的特色, 也是其区别于欧美音乐文化的显著特点。

2014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 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 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旦离开人民,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1)

中国民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传统文化为源泉。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民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要不断加强对中国民歌文化的弘扬、发展与继承。同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中, 不断深入剖析中国民歌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异同, 发掘并赋予传统民歌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民歌文化, 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教育者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也是本文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文以三项内容为核心:一是民歌文化的内涵;二是文化传承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三是全球视角下的传播策略。据此将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民歌文化的发展、保护与传播进行梳理与分析, 理解全球化发展中的优势与劣势, 积极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兼容并包与相融共通, 以一种平和、客观和开放的心态来审视中国民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保存、发展和变迁, 从而达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土民歌文化遗产, 并从全球化传播的角度对民歌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目的。

一、中国民歌文化的内涵

(一) 中国民歌文化的渊源。

我国素有重视民歌、研究民歌的传统。对于民歌的概念界定, 前辈学者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定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教授周青青在《中国民歌》中将民歌定义为:“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 (2)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专业教授江明惇在《汉族民歌概论》中指出:“民歌是经过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发展的。” (3) 这些概念简洁明晰地概括了中国民歌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内容、方法途径。民歌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应运而生的, 她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的民歌文化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是先民在狩猎、劳作等活动中产生的。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断竹, 续竹, 飞土, 逐宍 (音“肉”, 意亦同) 。”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猎物取食的生活情景。从原始社会起始, 中国民歌历经几千年的人文发展, 展现出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 在千百年的传承中绵延不绝, 不断绽放新的姿态。

(二) 中国民歌文化的特征。

1. 民族性

中国民歌文化的民族性是指民歌的民族化特点, 它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在歌唱中的体现。音乐的民族性既体现了民族特性, 表现了民族的心理素质;又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语言特点、历史文化影响等。旋律进行、音乐语汇、音阶调式、节奏节拍、曲式结构、音色配器、演奏演唱形式等诸因素, 构成了音乐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其次, 民族语言也是民歌文化民族性的体现,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繁多, 但对于民歌语言上, 有总体的“五音”、“四声”、“十三辙”等规范, 这些规范也体现了民歌文化的民族性。

民歌文化的民族性, 绝不是将民歌文化加以局限, 让它同外界隔绝。保持民歌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 也不是要保留落后的狭隘性的表现, 而是全方位体现它的国际性与兼容性。在当今全球化艺术相碰撞融合的交流中, 应当创造出更多、更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歌作品参加国际文化交流, 才能真正让民歌的传播更加全球化和持久化。

2. 地域性

中国民歌文化的地方色彩之丰富, 为世界各国所瞩目, 如陕北民歌, 曲调开朗, 旋律起伏跌宕, 多用商徽调式;新疆民歌则具有鲜明的舞蹈节奏和炽热奔放的情感;内蒙民歌辽阔粗犷, 浑厚悠扬;江南小调温柔秀丽;东北民歌开朗诙谐;藏族山歌宽广豪放。

只要对民歌文化中的音乐语汇、旋律特征、音高节奏、调式风格、曲式结构、方言语言、发声特点、润腔运用、声音色彩、表演修养、演唱气质等多方面的内容和因素分析, 我们便可从中了解到民歌的地方色彩及具体表征, 并以此作为一种辨析民歌的基本方法。

3. 革新性

传统民歌艺术不乏精华,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例如演唱技巧、发声共鸣运用等, 因此, 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民歌演唱艺术传统的同时, 也需要进行与时代同步的发展和创新, 大胆借鉴西洋美声唱法。万变不离其宗, 针对全球化传播过程中特殊环境的变化, 既不失传统民歌的风格特色, 又代表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对于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再发展也会起到推动和有力保护的作用。

二、中国民歌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一) 搜集整理工作的复杂性。

中国民歌文化根据地域不同主要分为两大流派, 即北方民歌和南方民歌。从全国范围来看, 我国民歌文化呈现出“北犷南秀”的特征。北方民歌大多偏于激昂、豪放、粗犷、浑厚;南方民歌比较温柔、委婉、细腻、曲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些风格特点是跟流传地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语言特色、文化背景、民族习俗等紧密联系的。这些“异化条件”创造了民歌在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当中的多姿多彩, 实现了民歌存在区域的广泛性, 而同时也带来了在传承的过程中的复杂性。每个区域的民歌文化都自成一体, 独树一帜, 导致民歌艺术的分布区域广泛, 难以统一。

目前由于地域性的差异, 民歌分布较为分散, 艺术种类纷繁复杂, 前辈音乐家们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采风、考察、分析虽然已卓有成效, 但仍有一些偏远、偏僻及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精确的搜集整理统计, 仅能进行数据估算。目前中国民歌文化的统计工作基本都以各级省、市、县、区为单位进行, 还有部分是从事民族音乐文化的工作者通过采风、调查进行整理归纳。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悠久, 对于全国性的民歌文化从歌种、数量、风格、文化特征等的统计工作还未找到切实可行的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方法。因此, 实行准确、规范、全面的统计措施是每一类民歌所在地急需解决的问题 (4) 。

(二) 民歌文化传承中的断层。

千百年来中国民歌文化的传承一直采用“口耳相传”和“口传心授”的方式, 在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这种传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出现了主观和客观形式上的断层现象。

从中国民歌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到, 民歌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民俗生活, 曾经是人民生产劳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劳动人民是民歌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这些民歌唱出了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欢乐, 记述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一首好的民歌会经过传承者口耳相传的过程中, 不断加工、琢磨改造, 传至全国各地并形成多个变体。例如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走西口》这首民歌, 我们可以在不同地区听到不同人演唱的数十首不同变体, 这些歌曲的内容都是当年西北人民实际生活的反映和真实写照, 但曲调、旋律、语言却有所不同甚至变异, 艺术水平相当高。

但是, 这些年来, 中国相当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城市中谋生, 再加上外来音乐文化和流行音乐的侵袭, 让更多的年轻人失去了学习和继承民歌艺术的土壤。在快餐文化的背景下, 一些人的审美观点、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年轻人出现了对传统民歌文化的漠视和对民歌传承形式的麻木态度, 这种态度加剧了民歌文化的边缘化态势。

另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世界各国文化是否走向全球化、一体化的观念变革。这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存在“文化同质”的问题, 即“在传播现代化的过程中, 由于不平等的文化交流, 发达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使流通变成了单向的发达国家的大量产品倾销至发展中国家, 使各国各地区大众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这种文化的同质化现象会削弱各国文化自主的能力” (5) 。无论这个观点是否存有争议, 但在中国民歌传承过程中, 这些因素或将成为间接妨碍中国民歌文化发展的事实。

(三) 民歌文化表现场所的缺失。

早期的民歌文化主要在宽广辽阔的大自然、田间地头和城镇集市的瓦肆勾栏进行演出和演唱, 到了近代开始出现小型民族乐团的演出, 一些民间艺术团体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在民间萌芽发展。最初这些演出团体还能够不断挖掘、整理、完善当地的民歌艺术进行独具韵味的演出, 这种方式不仅传承了当地的民歌艺术, 而且产生了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但随着外来音乐文化的侵入, 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开始经受强大的文化冲击, 外来音乐文化迅速涌入和包围着我们的生活,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年轻人获得娱乐和享受娱乐的方式, 中国传统民歌不再成为现代年轻人抒发情感、愉悦身心的艺术方式。恰恰中国民歌这种艺术形式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充足的时间体会其中的愉悦之情的。

由于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民歌艺术的表现内容没有与时俱进的发展, 其中的象征意义和表达精神还停留在原始层面, 与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已相距甚远, 传统民歌较之现代娱乐文化形式显得陈旧和落后。因此, 在专业团体的演出和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审美情趣中传统民歌缺乏应有的表现场所, 这种社会认同感的缺失是民歌文化传承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全球化视角下民歌文化的传播策略

(一) 积极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民歌文化展现了古代华夏子孙的发展和进步,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一项珍贵的遗产。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6) 中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要受到保护, 尤其对于少数族群与土著人的文化, 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与特殊的保护, 如同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一样, 濒危文化如得不到及时抢救, 它无法复制, 无法克隆, 也会从人类社会消失。”这说明国际上早已认识到了世界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他们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构成和重要形式, 在各民族日常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无形却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能促进本土化民歌的发展, 还能将这些成果完美地呈献给世界各国人民观看和欣赏, 对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会加快民歌文化全球化的步伐。

实施民歌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存各民族基于传统文化的记忆、实现民歌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发展、促进民歌文化的发展进步, 因此在做好抢救、保护的前提下, 适度开发、合理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要求。

(二) 适应现代化审美需求, 在内容形式上创新突破并与时尚元素相结合。

2009年6月30日, 中国歌唱家宋祖英携手多明戈、郎朗、周杰伦在中国北京鸟巢举办了“魅力中国”独唱音乐会, 宋祖英与周杰伦牵手合唱的正是广西经典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 这种新型的歌唱形式无疑为传统民歌打上了时尚元素的烙印。民歌演唱中民族与通俗方式的结合, 舞台辉煌的声、光、电技术的运用, 使这首民歌受到全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力捧与喝彩。同样, 在宋祖英与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多明戈共同演唱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时, 这位外国歌唱家用中文精彩的演唱, 也博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响应。

从这个演唱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民歌文化只有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突破创新, 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获得更大的市场, 这是传统艺术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必然选择。民歌文化要想在内容上突破创新就必须面对消费者求新、求异、求美的价值取向, 大胆尝试新形式, 符合大众审美需求, 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才是革新发展的关键。追求创新、追求时尚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特征, 中国民歌艺术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 才能不断开拓市场, 吸引现代人的目光。

(三) 寻求国际化交流与发展。

1. 加强民歌文化的对外交流

民歌文化的对外交流分为两步走, 一步是国家建立政府性民歌文化交流平台;二步是民间艺术团体走出国门进行对外交流。两步走可以分阶段施行, 也可以同时进行。

中国民歌文化的长远发展和对外交流与国家官方交流平台的建立与支持息息相关。国家政策、财力、人力的大力支持为民歌艺术的创新发展和全球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每年举办一届, 是我国唯一国际性和国家级大型民歌艺术节, 它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强劲的现代气息, 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 每一届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参与和比赛。“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继承和弘扬民歌文化为窗口, 以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为宗旨, 促进了中国民歌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的同步交流、相互融合。

改革开放以后, 民间艺术团体开始蓬勃发展。这些演出团体具有自己的艺术理念, 以民间艺术为题材编演具有地方风格的节目, 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播与发展。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刀郎木卡姆歌舞表演曾在2006年11月走入享有世界音乐殿堂之称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演出不仅向外国观众展示了中国民间歌舞的艺术魅力, 而且提升了中国民歌文化在国际化传播中的层次。

2. 利用互联网建立文化传播平台

现代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就是网络传播, 科技进步对文化艺术的交流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传播中的重要途径。网络、手机、智能终端、微博、微信、QQ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 为中国民歌走向世界, 开展全球化普及及传播开辟了及时、方便、有效的途径。微信公众号“民歌中国”、专业网站“中国民歌网”等为传统民歌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热爱民歌的人们可以在这些网站上及时迅速地浏览、下载、传播优秀民歌并与网络、网友进行及时的互动与交流, 这对中国民歌文化全球化传播与发展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3. 依托“孔子学院”近距离实现全球化共享

孔子学院 (英文:Confucius Institute) 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 截至2014年9月, 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3个国家合作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 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子学院在开展汉语教学的同时, 也开设了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课堂, 通过课堂教学旨在让全球了解中国不仅具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 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些课程中增添民歌文化传承、经典曲目赏析与民歌演唱等教学内容, 同时组织国内优秀专业乐团到孔子学院演出, 把学习汉语与了解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 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兴趣, 更能够实现中国传统艺术全球化的交流与共享。2010年全球第一家戏曲孔子学院正式开课 (7) , 作为中国中国传统艺术的一朵奇葩———戏曲, 在大洋彼岸校园里唱响, 这为戏曲在全球传播战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结语

“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民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一个肩负着责任与理想的研究, 从全球化多元共存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的命题。面对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中国民歌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要首先做到民歌自身的挖掘调查和全面保护, 更要结合时代的特征, 不断变革艺术形式, 深入研究中国民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与问题, 进而重新规划传承与传播策略,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民歌文化全球化的传播与再发展。

在全球化范围内传播中国民歌文化, 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民歌的神韵与魅力, 是每一个从事传统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期待通过此次研究将民歌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传承推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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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乔建中.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 (上、下)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5篇

提 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Abstract:Exploringthephenomenonofglobalizationhasbecomeafrontiertheoreticaltopicin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   ences.StartingwiththepopularizationofEnglishintheageofglobalizationanditsimpactonChinesecriticaldiscourse,theessay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trategies:confronting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andmasteringtheEnglishlanguage,bymenasofwhich,puttingforwardChinesecriticalstrategiesincommunicatingwithWesternscholarshipinanattempttoconstructChinesecriticaldiscourse.Tothe? 幔酰簦瑁铮?itwillcausetheendofChina’sopennesstotheoutsideworldtobeviolentlyopposedtothepopularizationofEnglish,butontheotherhand,Chineseculturalidentitywillbelostifanall＿roundWesternizationisprac   ticed.Keywords:globalization,English,criticaldiscourse,postcolonial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08-0048-04

作者简介:王宁(1955-),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西方文论,文学翻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 ,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

;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 埂K孀庞⒂锏钠占?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 窃谀切┫执???炭斓檬谷四岩栽ち系墓?液偷厍??侨绱恕T谡庑┕??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n

bsp;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

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 锷?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 ??峁┳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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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宁   后现代主义之后[M]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10]王宁   比较文学与文化批评[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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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6篇

王啸在《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8期撰文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站在人类的高度上,从“现代性”出发,自觉地用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来思考中国公民教育。

作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公民教育应定位于三个方面:(1)立足人类文明。站在人类的高度上,从“现代性”出发,自觉地用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来思考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问题。(2)以民主主义引领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另一方面,它也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因此,民族主义的探索必须要有民主的内在支撑和精神实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才是可取的,进而才是无害的。(3)从中国人到中国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要求我们不仅立足于中国来培养公民,还要自觉地培养世界公民。用较为形象的话说,就是从“中国人”到“中国人”。前一个“中国人”的强调重点在“中国”,后一个“中国人”的强调重点则在“人”。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背离了民族立场,而是强调所培养出的公民具有真正的他人意识和博大的人类意识。

万伟:新课程改革中的“知性文化”与“精神文化”——中西文化交汇的视野

万伟在《当代教育科学》2010年第5期撰文指出,我国建国后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是在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和教育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教育改革,在知性层面上,大家普遍认同新课程的理念和文化主张;但是,在隐性的精神文化层面上,差序格局下的等级文化、“无我状态”中的求同文化、消费社会中的“功利文化”、科学主义与效率至上的文化等仍然存在,构成了影响新课程改革深入发展的文化阻力。

新课程倡导的民主、平等的教育文化是缺乏现实根基,很难真正得到落实的。教师作为单个的“我”都得不到充分的自主,缺少个性发展的空间;学生作为单个的“我”更是被忽视与控制,学生的“主体性”很难得到发挥,学生的个性也无法得到张扬。

作者认为,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之形成为多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多;而中国文化之形成,几乎可谓一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少。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也使得中国文化特别注重自己的“统”,这种“统”对中国文化来讲是文化的“根”。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仍然绵延不断,就因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

高中建:文化消费对青少年德育的价值探讨

高中建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撰文指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消费与青少年德育具有内在的通约性,可从文化消费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探究其对青少年德育的价值所在,这有助于发掘青少年德育的有效资源,进而选择适合青少年需求的德育模式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提高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认为,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我们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青少年的文化消费问题,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伦理观,把握正确的消费形式和内容,从而健全自己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7篇

利用贸易理论构建一个经济模型来验证中国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产品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早期李嘉图或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基础上的。罗伯特·蒙代尔(Mumdell)是最早阐述产品和劳务贸易与国际资本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蒙代尔研究证明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框架内产品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互替代。随后舒米茨(Schmitz)和汉姆伯格(Helmberger)修正了蒙代尔模型,对要素固定不变、单一产品函数、消费者偏好的假设进行修正,目的就是说明事实上产品贸易与FDI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能被用来说明产品贸易与FDI之间有联系的第二个贸易理论方法就是巴格瓦提(Bhagwati)在1985年提出的研究理论,巴格瓦提找到了在进行FDI投资或活动的企业与外国政府实施的贸易政策之间有联系。FDI对本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巴格瓦提的理论。

一、研究方法

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FDI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利用FDI来说明产品贸易而不是使用李嘉图或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因此,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研究的可行性,假定将中国所有实际的FDI虚拟为一个G国投资到中国。中国所有的出口关系就是G国,有关出口总额都虚拟与G国之间的出口贸易。所有FDI投资均是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两个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其中中国与G国相比是发展中国家。假设出口贸易额与FDI的投资额是正相关;出口贸易水平由FDI的水平决定的内生性变量。

本文拟采用两个阶段模型,如果回归方程存在一些内生变量且这些变量存在一些误差项,那么就要使用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模型(Angrist和克鲁格,2001)。研究所提出的经验模型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与FDI的关系,其关系的估计如下。

其中:Tj是中国出口贸易水平,FDI是G国实际进入中国的FDI,EXP是中国的出口额,IMP是指中国的出口额,ω0,ω1,ω2,ω3为回归系数,μ为误差项。

其中:FDIj是第j年G国的多余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价值,EPP是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是指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RDj是中国政府的研发投资费用,β0,β1,β2,β3为参数,ε为误差项。

在第二阶段,利用在等式(2)中所获得的预测值来替换原始的FDI值。故用下式来估计出口贸易和FDI的关系:

其中:Tj是中国在第j年的出口贸易水平,(FD赞Ij)是FDI在第j年的预测水平,为了获得相关方向和有偏估计水平的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相关系数(γ1),可以与WLS系数(ω1)比较获取。

二、数据分析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分析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本的分类结构及编码,出口商品共分10类,下分64章,先按商品的不同加工程度,再按商品的不同用途分别归类。其中,“初级产品”指SITC的0-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9类。根据中国对出口贸易对产品的分类总体上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而初级产品又分为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物油脂及蜡;工业制成品分为化学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的其他商品。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整理所需数据如表1所示。

(单位:亿美元)

(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FDI数据表示自1990年以来从G国到中国的总资本的状况或资本存量所形成的时间序列数据。FDI数据记录的是以积累了资本存量的变换,而不是某种程度的资本流动的变化。

本文主要采用SPSS17.0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首先估计WLS回归模型(见公式(1)),它提供了一个在FDI、初级产品出口额和工业制品出口额对中国出口贸易所产生影响的预测。研究了方程1将使用贸易总额作为依赖变量。出口贸易总额是指中国出口到G国的总价值。

利用公式(2),将FDI作为依存变量,来研究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研发费用对FDI的影响,运用WLS回归进行分析,通过SPSS17.0的分析得到表2。

根据计算的结果,得到FDI的回归方程为:

WLS回归的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见表2)。这一结果表明初级产品的出口和FDI之间有一个相关关系,见表3。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为了检验FDI是一个内生变量这一假设,对OLS回归方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在75%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在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回归中FDI是一种内生变量的假设。就进口总额回归方程豪斯曼检验结果提供很少有说服力的统计结果(见表2的p值)。为了修正内生变量的问题,估计2SLS回归模型(见表3)。预测的FDI水平对中国和G国的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有积极影响。对比OLS回归模型和2SLS回归模型,在两者回归技术和计算出的FDI相关系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对于FDI而言,2SLS回归模型确实估计的系数偏小,而OLS回归模型计算的系数却出现偏大的问题。鉴于FDI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有正相关的迹象,所以我们不能拒绝假设,即产品的贸易和FDI是相互促进的。

三、研究结论

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工业领域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结果证实了关于中国产品贸易和FDI之间具有正相关性的观点,两个互补关系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两者之间存在这种关系。第一,由于跨国公司在FDI中的作用,这些大型企业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则规模经济得以实现。第二,由于官方的高度保护使得一些“报偿”机制可能在这些部门中发生。

本文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就是FDI的规模和产品贸易总额数量之间具有内源性。经济体开放的程度大,则增长速度也越快,这进一步说明了其内源性的关系。因为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出口的增长速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倘若提供了一个以鼓励FDI的环境,可谓是一个明智之举。

四、政策讨论

随着资本投资投向新技术,业务联系的加强以及经济的发展,在FDI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好处的问题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歧(经合组织)。然而,FDI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会自动出现,也不会在所有地区和部门都体现出来,这就存在一个政策和体制问题。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需要在传统的、自由的FDI政策基础上有所作为。需要更多地考虑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和法制环境,这有利于FDI以及国内的投资机会。这里所说的管理和体制问题包括健全的法律环境、良好的公司治理、透明化的政府行政行为、健全的竞争政策、劳工权利的保护和环境问题。

本文验证了FDI对贸易产生的积极影响。研究显示,如果中国希望提高贸易水平,开放的政策对FDI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有优势,例如水,土地和能源,这些都能提高资源型产业的生产能力。扩大贸易机会需要资金、技术以及与国际商业接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显然是缺乏的,但是FDI可以为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等。在预测部门的FDI水平时,最重要的变量就是在这些部门中公共研究和开发(R&D)的投资规模。要在变革中实现创新,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部门要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创新。如果这些部门能吸收更多的FDI进来,那么可以说创新正悄然而至。在FDI预测性方程中,研发变量(R&D)正推动这种创新的实现。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吸引FDI到资源型部门,加大对出口贸易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在中国,资源型产业部门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较大。初级产品农业部门的规模尽管已经减少了,但仍是农业产品加工部门原料的主要提供者。重要的是,各国政府继续向初级生产和粮食部门的行业提供长期均衡的研究资金。

在吸引FDI方面两个重要的变量就是良好的企业管治和法治。这两个变量虽然不相同,但都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在吸引FDI方面,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各国政府为某些经济部门寻求援助时,这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在过去,一旦公司投资后,政府就改变了一些规则。例如,中国在批准新的作物品种方面拥有一套规范的标准,在2003年,中国政府曾面临决定批准由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新的转基因小麦新品种。如果按照目前的规则实施的话,就科学标准来说,这个项目要么获得批准,要么不批准,这就使得该公司能预知投资的结果如何。如果政府屈服于公众压力和不批准该项目,这就会让该公司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安全,不适合于长期投资。

在解释FDI时两个国家还找到了两个不是很重要的变量,一个是差别工资率,另一个是税率。中国西部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大部分的工资差异反映了其生产能力的差异。对于FDI而言,技术熟练的劳动力的供给往往是更大的制约因素,超过了工资率。税率也反映了提供的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成本的公司。这些结果与其他研究是一致的,这说明工资率和税率在解释公司FDI投资导向时并不是首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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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8篇

关键词：昆曲,传承,发展

昆曲, 是中国戏剧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古典表演艺术,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中国音乐节奏、舞蹈、文学、诗歌和精神境界的精髓。

20 世纪上半叶,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戏曲一直停滞不前。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前夕成立, 在“创新”政策指引“戏改”运动的新政府政策的引导下, 昆曲逐步走出困境, 大量的艺术家为振兴昆曲而不断努力。

但自2001 年5 月, 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口头遗产和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 昆曲受到了关注和保护, 传承和振兴。此后, 从政治到艺术, 从专业演员到普通观众, 对戏曲逐渐报以极大的热情关注, 歌剧开始转暖, 复苏的迹象正在慢慢出现。

苏州昆剧团排演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 年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昆曲热版本, 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在苏州大学成功亮相后, 《牡丹亭》青春版又到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等知名高校, 所到之处, 依然轰动, 2014 年“昆曲热”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牡丹亭》剧组之旅在美学白先勇教授协调下, 在2006 年巡演美国, 那是苏州昆剧院的真正意义发挥“走出去”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牡丹亭》青春版不仅仅是为了演出, 而是为了在美国掀起对昆曲的了解热潮, 从而推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昆曲观众, 影响中国昆曲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位置。

昆曲自诞生便与市场紧密相连。纵观当代昆曲市场, 许多人还没有建立昆曲市场意识。郭铺婪先生在谈到戏剧产品属性, 从一种文学形式“戏剧性转变为展会的过程中的形式, 除了主观愿望, 客观上需要伴随着一定的经济目的生产, 而生产整个过程中, 艺术家的审美趣味, 艺术追求, 价值观, 甚至是艺术形式和艺术规范, 所有在那个特定的统一的经济目的。产生的剧目, 也必然要通过经济的方法和手段, 经济, 通过艺术消费者的选择和消费过程中, 获得商品和其他商品有类似的特殊意义上的价值, 是精神上的价值。”

中国的昆曲在多个曲种的发展中, 由于本身因素的制约, 难以拓展发展之路。尽管《牡丹亭》青春版出演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当代艺术昆曲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但整个戏曲艺术市场仍未打开。《牡丹亭》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昆曲发展的想法, 但并不能完全复制到发展的其他路径或其它剧目。大多数的昆曲院团或通过国家政策支持生存, 没有真正适应市场的发展。

随着人们越来越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人们的审美观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传统剧目的性能已经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昆曲表演过于单一, 缺乏现代的因素, 使其同现代观众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面对大的情绪压力, 很难用心体会到太传统戏表演, 因为娱乐, 流行音乐, 尤其是冲击多样化, 已经很难接受的昆曲表现形式。

昆曲宣传形式是制约戏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观念、资金和运行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专业标准, 歌剧的宣传一直处于非常被动和落后的状态, 宣传单调, 形式手段落后。它也认识到宣传的作用, 缺乏宣传推广尚未形成合力。由于宣传力度不够, 自我推荐无效的, 大多数人都知道很少的昆曲, 导致昆曲节奏缓慢的推广和发展。因此, 为了使昆曲众所周知的, 并且得到了群众的今天必须交流昆曲变化丰富的形式的喜爱, 在一个简单的平面传播的形式。

昆曲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可能存在多种, 必然要接受市场的考验、面临的挑战和洗礼。昆曲本身是国家的文化瑰宝, 剧团负责弘扬民族文化, 其精神文化的重要任务。昆曲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多元化, 其市场走势也应该是轻松和开放的。舞台上, 虽然仍有一个很难的路要走, 但它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了原来的位置。人为隔离的市场都是越过了栅栏, 那就是市场真正接受昆曲。昆曲市场剧作家将创作融入现代元素并决定着未来的生存昆曲和发展, 将同步共进戏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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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雷.昆曲的市场化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35.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9篇

主权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当今国际社会, 虽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但主权依然是一个国家保持独立性和完整性最基本的权利。国家主权有着丰富内涵, 管辖权、独立权以及自卫权等均包含在内。但是, 数十年来, 众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主权弱势, 不得不在各种国际场合维护自己国家经济独立权与立法权等经济权利, 在此国际背景下, 提出经济主权的概念及原则, 并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而大声疾呼, 不懈奋斗, 要求和促使国际社会予以确认, 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

从历史上看, 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到过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与掠夺, 作为被侵犯者, 其政治与经济受到极大破坏, 境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以及有关的经济命脉都为殖民主义国家资产者及其公司所垄断或操纵。 (1) 殖民地人民处在完全无权的地位。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的不公平阐述是, 将非欧洲国家排除在国际法主体之外, 并剥夺所占领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主权。二战后, 世界范围内被殖民与压迫的民族相继取得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独立, 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权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取得政治独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旧的经济结构虽然有所改变, 但依然根深蒂固, 资本主义殖民势力依然在经济上对他们残酷剥削, 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从本质上讲, 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 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 被人为地割裂开来了。

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就经济秩序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磋商、谈判和论战。经过众多发展中国家坚持不懈的奋斗, 诞生了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正是通过他们的斡旋, 《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多个重要决议才能在联大上顺利过关, 使该原则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明确为最重要原则, 并阐明了该原则应有的经济权利与内容。

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发展趋势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主要趋势

现实条件下, 全球化挑战着国家主权理论, 这导致出现很多新的国家主权观念, 这其中有:主权过时论、主权受限论、主权弱化论、主权消亡论、主权多元论、主权强盛论、新帝国论及主权多元论等等, 仔细剖析以上各种纷繁复杂的国家主权理论, 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将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趋势大致分为两个方向:1.在全球化条件下, 主权的作用非常突出。2.含糊其辞甚至抹杀其作用。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更多的要求是, 希望在发展过程中争取到独立性的权利, 不希望受到他国经济势力的干扰, 这是传统的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是, 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 不断加强与深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全球经济与贸易体制一体化与协同化发展的背景下, 约束了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意愿处理经济事务的权利。

(二) 加强国家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统一

经济全球化的全面与深入发展, 促使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在这一体制发展过程中, 各国争取权利与义务平衡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体制基础上达成的一揽子协议, 以及各方所确定的一系列法律规则, 不可置疑是具有国际法性质的, 它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利益均衡化分配, 完美地解决了利己与利他主义这一基本矛盾。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应强调国家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统一。

(三) 国家经济主权的重心向经济安全倾斜

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 在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 许多国家以较快的动作加入进来。这一趋势促进了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协调统一, 但也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竞争, 一些贸易摩擦与经济纠纷的出现在所难免。从表面来看, 国际贸易投资环境良好, 贸易投资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分量加重, 但其背后存在着很多隐患。诚然, 在此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是想更深刻地挖掘全球化的真谛与内涵, 在主观上也是善意的想参与进来, 而不是排斥与抵触它的发展。

三、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主权原则

我们这里讲的经济主权与国家主权, 实际上是同一个维度上的历史概念, 并且它不会保持静止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概念与时俱进, 有着鲜明的历史烙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特性, 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每个时代的经济主权有着不同的内涵。从上世纪60 年代经济主权概念问世以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变化, 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但如今经济全球化向纵深领域开拓, 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 经济主权原则面临着新的挑战。老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盛, 主权地位稳固, 但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 进而从发展中国家攫取更多的利益。美国国际公法教授路易斯·汉金主张主权废弃论, 国家的独立自主用“主权”这个专有词汇来定义, ……但是, 有些国家故意曲解主权的概念, 断章取义, 含糊其辞, 并且有时对人类的各种价值观念起着破坏性的作用。某些国家抗拒合情合理的国际准则, 不肯履行各种国际义务, 不愿接受监督管制。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主权的实质, 重新构思主权的概念。但好景不长, 针对是否需要放弃自己的“主权”这个命题, 美国人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有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都旗帜鲜明的认为,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法律体制, 美国应该慎重, 至少不能轻易地全部肯定所有条文, 特别是其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避免美国自己的经济主权受到损害。基于此, 汉金极力主张予以废弃的主权观念, 许多美国学者又重新开始认可汉金的废弃主权论调, 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据此不难看出, 美国所主张“废弃主权论”“废弃”的是弱小国家的经济主权, 而自己的经济“主权” (实为经济霸权) 则奉为神物, 丝毫不能撼动。

经济主权的发展过程也是其受到限制的过程。这些限制有的来自国际条约的限制, 无论签订哪种条约都意味着国家必须接受条约的约束;经济主权也被国际惯例所限制, 在国际金融方面, 各国基本按照核心监管原则监管金融活动, 这一原则由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巴塞尔委员会颁布;半个世纪以来, 超国家力量大举扩张, 主权国家衍生出国际组织, 国家主权的部分权利为该组织所拥有。“核心经济主权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与安全, 是一个国家经济是否保持独立的标志。……核心经济主权的范围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 对于一个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 我们往往能找到这样的规律, 它受到的外部经济干扰会多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安全、国家经济独立受到的威胁的可能性也是相同的规律。南北双方围绕经济主权的斗争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发展中国家立场灵活, 纷纷转变自己的态度, 导致的后果是, 核心权利受重视程度大大降低, 许多双边条约限制了部分核心权利, 时期范围不断缩小。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都高度重视经济主权, 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化该主权, 经济发展已成为经济主权得以维护与巩固的重要内容。各国政府需要认真审视自己应该怎样在经济发展中追求利益, 应该使用怎样的管理模式与方法去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 这一问题残酷地摆在了经济学家的面前。国际间的经济事务使各国政府加强了责任, 需要准确评估本国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并基于此基础, 通过合理方法, 更好地运用经济性国家主权。 (3) 经济主权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 持续增强与趋于软弱, 这一并存的发展现象表明, 传统的经济主权制度被各国积极改革, 以期更加高效的促进本国经济的继续前行。

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主权原则的实现途径

(一) 坚持经济主权原则, 积极行使主权权利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生存和发展需要以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根基, 而只有一个国家掌控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主权, 才能将这一根基打的更加坚实与牢固。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 发展到今天, 国家之间明争暗斗地打响着争夺经济主权的战争, 但是有一项基本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赞同, 这便是经济主权原则, 它自然的体现在国际经济领域中。这其中的一些案例如, 许多在联大上通过的决议、条约以及各种裁决报告等, 时时刻刻在证明这样一个道理, 国际上的经济事务, 必须以经济主权作为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认识到, 不管经济全球化怎样发生变化, 国家经济主权的基础地位是不可以被改变和动摇的。但这并不是说, 经济主权原则的含义和内容僵化不变, 它也需要与时俱进, 需要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变化。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各国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法律权利与义务, 使之保持平衡, 同时, 各个国家之间, 也应该本着公正公平, 互惠互利的双赢目的, 作为经济协作的出发点, 以更好的方法运用经济主权, 来达到平衡各国之间利益关系的目标, 最终促进双边或多边经济贸易的共同发展前进。

(二) 发展中国家应牢牢控制核心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 挑战了其意识形态的根基, 但是这种挑战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即它只是要求各个国家转变必要的政府工作职能, 完善落后的管理方法, 以崭新的姿态参与到国际间的经济合作, 它并没有改变国家行使主权的核心内容, 但从本质上来说, 一个国家与他国签订任何的国际经济条约, 抑或是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是一个国家的主观意愿, 并没有受他国强迫与威胁, 这不代表主权已经被边缘化。

经济主权包括核心与非核心两个方面, 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与安全的权利是核心经济主权。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 由于经济特征各不相同, 它也表现出不一样, 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 对于我们, 需要研究当今的经济特征, 才能更好地研究时下核心经济主权的内容和范围。我们需要放弃经济主权观中落后的思维模式,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控制新树立起来的经济主权观, 审时度势,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 积极参与全球性规则的制定, 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发展成熟, 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连接在一起, 每个国家都不可能闭门造车, 独立发展。有一点我们发现, 国家和个人一样, 在与他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中, 均会把本国经济利益看的至高无上, 并选择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这时, 国际准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没有它, 经济交往就会变得乌烟瘴气, 毫无规矩。国际经济规则是在不断碰撞与磨合中产生的, 它会因为各方实力的强弱而显示出偏见性, 例如, 发达国家倚仗发达的经济优势, 会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故而, 一个国家只有维护好经济主权, 才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才能使本国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起来, 与发达国家一道, 携手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 充分利用国际条约、多边协定规则的例外条款, 充分行使成员权利

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下, 各国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贸易同盟, 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在这些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中, 但是这些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条约、协定中必然存在可以利用的相关条款以维护自身国家经济主权原。以WTO中对例外条款为例, WTO项下包含了国际收支平衡例外、发展中国家成员例外、等各种不平等例外条款。这些条款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但是利用WTO规则例外条款至少能够保护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 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这些由发达国家予以修订、保留的例外条款, 发展中国家应当化“被动”为主动, 对其积极加以运用, 成为维护经济自身的经济主权权益的重要武器。

五、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牢牢抓紧经济主权, 才能够在机遇到来时迎头而上, 并以此作为杠杆, 发挥它在国内外经济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 只有牢牢抓住经济主权, 才能在遇到风险时, 及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 将它在萌芽阶段化解, 以免使本国的经济利益遭受更大的损失。

摘要：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原则体现在经济主权上。当代经济趋向全球化, 主权弱化问题日益凸现、主权观表现出较大分歧、西方国家提出了系统的人权高于主权等新主权论、都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 也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更趋脆弱, 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经济主权原则并使之为己所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文章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为视角, 结合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发展及如何实现来论述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主权原则。

关键词：国家经济主权,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博弈

注释

11)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2) 孟国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原则的发展趋势[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3 (2) 。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10篇

一、全球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要求

(一) 管理制度上的市场取向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高等教育在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市场机制的强烈要求, 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减少国家对高校的拨款占GDP的比例, 改变拨款方式,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注重各高校的业绩;增强政府以外主体的办学机会, 扩大私立高校的办学规模;鼓励跨国教育的兴办, 吸引自费留学生, 积极扩展海外教育市场。

(二) 管理观念上的兼容并包和自主创新

首先, 文化多元化要求高等教育兼容并包。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各个民族都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大学自古以来就具有传播文化的职能, 因此, 应当让多种文化的大学校园里公平竞争、相互交融、共同学习。 其次, 文化多元化要求高等教育在管理理念上实现自主创新。 文化多元化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选择, 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碰撞和融合, 逐步形成了被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的观念。 这些观念好像一张无形的政策文件, 在高等教育强国那里传播过来, 到底是否适合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就无从而知了。

(三) 管理体制上要求减少政府干预, 扩大学校自主权

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化, 不是政治, 用政治的管理手段去管理教育, 必然会有失偏颇, 背离高等教育的本质。 因此, 政府应当转变对高校管理方式, 对高校指导监督, 减少直接干预, 实施宏观调控。 在国际上, 为了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 大多数国家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 保证评估过程的客观性和专业性。

(四) 管理模式上要求网络共享和透明

信息网络化为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要求社会管理模式做出相应的改变, 因此, 高等教育在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传统的高等教育对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分析的手段主要是手工的, 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效率低下;网络技术使高校实现了管理信息的智能化, 突破了信息发布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扩大了公众获取信息的知情权。 如在高等教育领域, 澳大利亚政府创办了跨国高等教育项目信息收录网站, 负责将澳大利亚各高校的信息公布。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 管理观念:重计划和物本, 轻市场和人本

1.在管理上的重计划、轻市场的理念使高等教育很难形成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教育环境。 在办学体制上主要以政府举办为主, 民办主体办学的竞争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资源配置方面, 政府的支持力度更多的是向重点高校倾斜, 其他高校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扩大学校的规模上, 进而忽视了学校的育人功能;在生源配置上, 政府对高校实施“钦定”的学校级别, 使得生源在学校间分配不均。

2.管理理念上的重物本、轻人本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和谐全面发展。 在功能取向上, 重视高等教育的派生经济功能, 轻视教育的文化育人功能, 背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在职能取向上, 重科研成果, 轻教学育人功能, 造成学术道德示范现象的产生;在经费取向上, 重视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 忽视教师素质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造成高楼林立却高素质的大师短缺、教学设施齐全却教师教学思想落后的现象。

(二) 管理体制:重集权和约束, 轻分权和自由

1.在管理体制上的重集权、轻分权的特点阻碍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我国虽然形成了“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呈现出地方政府对高校“管得过细, 统得过死”的特征, 严重阻碍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地方高校在校长任免和教师评聘、学校招生名额和专业设置、教授治校和教师教学自由等方面拥有很少的自主权, 很难发挥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2.高校管理上的重约束、轻自由阻碍了高校的制度创新。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制度在政治组织体制和学术思想上都享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性。 然而, 我国高校的经费来源、生源选择和专业设置等保证大学运转的基本要素都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控制, 使得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

(三) 管理制度:重人治和行政、轻法治和学术

1.传统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经验式管理盛行不衰。虽然我国在依法治国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仍然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特征。 重人治的管理制度要求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有较高的决策能力和判断能力, 一旦个人的道德取向和分析判断能力出现问题, 就会使管理活动出现混乱。

2.重行政、轻科研的事实使科层式管理模式大行其道。教学职能是大学的本质职能, 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 大学是一个管理复杂的社会组织, 在高校治理时必须在充分重视学术自由的同时, 将明确办学方向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 实现高校的全面和谐发展。 但是, 现实的情况是, 严密的科层组织结构使学术自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 使大学的发展背离了本质。

(四) 管理模式:重分设和保密、轻整合和公开

1.重分设、轻整合的高等教育管理信息平台造成信息流通不畅。 当前高校的信息管理平台分设种类繁多, 但是由于各信息平台采用不同的信息收集和编制标准, 造成信息重叠和对接困难等问题。 其产生的严重影响阻碍了中国和国际上高等教育大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2.重保密的高校管理信息发布制度造成信息分享困难。我国对于高校的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做了笼统的规定, 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中规定 “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不予公开”, 这一规定中表明学校对于自身不想公开的就可以不公开, 学校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 可以给信息公开设置诸多限制。 信息公开不畅往往不利于对信息需求人员做出正确的决策, 同时也失去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监督的机会。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出路

(一) 树立“和而不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

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下, 我国要坚持“和而不同”的高等教育理念。 外国值得我们借鉴的先进理念主要有:效率为本的管理理念、多元整合管理理念、人本主义理念。 但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 中国历史悠久,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管理智慧。 例如:“以和为贵, 中庸为道”的管理智慧使高校在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面前, 能够实现自身的和谐长久发展。

(二) 构建“自主灵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实现高校办学的自主权是应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的必由之路, 要想实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 中央政府要实现管理方式从直接管理到间接干预的转变;其次, 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统筹”管理的重任, 促进高校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地方经济和高校的和谐发展。 再次, 落实高校的法人地位, 扩大学校自主权。

(三) 建立“内通外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所谓“内通外联”就是对内的管理制度的制定要相互沟通协调, 对外的管理制度要连通对接。 例如制定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华办学的资质认证标准, 修订学位和学分互认制度等, 进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和国际的接轨。

(四) 完善“高效透明”的高等教育网络化管理模式。

要想实现高等教育信息的高效透明化,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 完善高等教育网络公开制度, 对信息公开的决定权、范围、期限和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的细则规定;其次, 加强关于高等教育信息公开的监督力度, 将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作为高校评估的重要指标。

摘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着管理理念落后, 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僵化的问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出发, 提出解决问题的四个出路:树立“和而不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构建“自主灵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内通外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完善“高效透明”的高等教育网络化管理模式。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13.

[2]赫伯特·西蒙著, 詹正茂译.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20.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11篇

这是一个偶像遍地的时代。然而，这也是一个榜样缺失的时代。

曾几何时，榜样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榜样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可自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更加多元化。演艺圈、文艺界、政坛、企业界、体育赛场、网络论坛……形形色色的视觉偶像不断涌现。人们消费着偶像、崇拜着偶像，但不再拥有那种值得持续学习与仰望的精神力量。

榜样，是生活中的正能量。或许每个时代的榜样都在不停地变换，但不变的是，榜样是时代的精神，促进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2013年，在北京，一个以人文思考著称的房地产项目——龙湖·双珑原著，在其“云端美学”别墅理念之上，创始“封面榜样”的筑居哲学。

龙湖·双珑原著，择址中央别墅区“封面版图”孙河地块，以区域先行者之姿始创中国别墅云端美学，跻身中国别墅封面，以谋略眼光定鼎中央别墅区，以云端之墅立著孙河，独树更高境界回归幸福的生活态度，以区域、产品、生活三维度立体化展现封面价值，领筹墅界。

区域封面，将环境纳入居住观

所谓的封面生活榜样（cover role model），并非一般意义上常见的封面偶像、明星大腕儿，而是一种凌驾于虚荣浮华与形式之上的封面标榜，成为具有独特观点与品位标准的封面榜样。

中央别墅区：封面榜样看孙河

关于建筑，马尔克斯曾说：“居室是我们的普通世界，也是我们的樊笼。”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在想象理想的生活时，越来越倾向于把环境当作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对龙湖而言，选择龙湖产品系中的扛鼎系列“原著系”落址孙河，本身也是出于一种择址层面的战略选择，蕴涵区域封面的价值选择。

孙河，于居者而言，位于温榆河畔，已是京都诗意栖居地之一，但其稀缺性远不只如此。一言蔽之，孙河拥有其特有的五宗“最”——“北京最便捷集中的五大交通网脉汇聚的别墅区”、“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别墅区”、“北京配套资源最成熟完善的别墅区”、“北京绝对密度最低最纯粹的别墅区”、“北京政府扶持力度最大的别墅区”。五宗“最”使其就未来居住价值而言，堪称中央别墅区当仁不让的新一代封面榜样。龙湖、泰禾、中粮等龙头房企的竞相进驻与区域地价在短短一年间的持续攀升，也在侧面对此做出了极佳注脚。

而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位于北五环朝阳区，一河之隔，将别墅由顺义带入朝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别墅，引领别墅进入了第一居所时代。孙河，位于中央别墅区的心脏位置，同时隶属于朝阳区中低密度改善性的宜居板块。区域交通便利，紧邻地铁15号线孙河站及京承、京平、机场高速三条核心高速公路，距首都机场6公里，距望京7公里，距孙河地铁站和机场南线均为1.6公里，拥有极其便捷的交通路网。板块周围配套成熟，除聚集诸如奥特莱斯、欧陆广场、日祥广场等国际化购物中心外，还被国际高端学校、三甲医院、商业会所、马术俱乐部与高尔夫球场所环绕。得都市繁华便利，又能享自然健康生态，这一切都让孙河板块在京城人居的区域点评中独树一帜。

双珑原著：定鼎孙河封面价值

作为区域内第一个拿地也是第一个推向市场的城市高品质低密项目，无论是在面世时间还是项目定位上，龙湖·双珑原著都在无形中扮演着孙河区域“封面榜样”的标杆角色。4月，明城墙下灼耀问世，开启地产活动营销大时代。以龙湖二十年的别墅修为，铸造一席原著，可以说双珑原著作为孙河第一个定位与出售的项目，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今后这个区域的基因。

龙湖·双珑原著始创“中国别墅云端美学”，此举一出众多业内人士纷纷表示，龙湖是在以实际行动为孙河板块“定调”，更是为后来者如首开、中粮等设下了门槛。如此一来，其“云端”居住属性已成定局。

在龙湖看来，朝阳区的发展已经得到置业者的认可，未来孙河板块将吸引更多高端置业者进驻。龙湖将与中粮、泰禾等龙头开发商共同建立合作竞争体，联手布局孙河，打造城市理想高端别墅区，扛起新一代的“别墅人居榜样”。

由此，龙湖·双珑原著成功落地。

产品封面，创新别墅认识论

始创中国别墅云端美学：重建别墅样本

当龙湖宣布以其高端产品系入市孙河时，静寂多时的中央别墅区再次跨入新纪元——中央别墅区第四纪元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龙湖亦是致力于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作品，促进中央别墅区产品的更新换代。孙河低密度组团，在拥有这样一个低密度地块时，如何打造居者的终极居所，用户心中的好产品才是龙湖的真正关心点。龙湖·双珑原著“云端美学“的概念，实质上就是对人居概念、别墅类高端物业认识论的一次颠覆。“人”、“土地”、“建筑”、“空间”、“人文情感”，云端美学的这五大维度，是在双珑原著产品基础之上的一次对别墅产品置业标准的一次梳理。别墅不再仅仅是有天有地有花园，而且是一套完整生活方式的定制和提供，居者无须在地段和产品之间做选择题，在满足对生活品质追求的同时，又能享受城市的繁华与便捷，让别墅成为第一居所。

原创“原著”，考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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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是龙湖原著系低密产品的一大追求，也是“原著”二字的核心精神。所谓原创，一定不是对优秀建筑形式的照搬与复制，龙湖深悉此道。因此，即使在龙湖版图日益扩大、产品系日臻完善之时诞生的龙湖·颐和原著，也并未照搬和复制任何之前体制内的产品系，而是独创了龙湖“原著”这一作品。在皇家文脉之上，在硬朗的石灰石材质之上，融入中国历史建筑中考究屋檐、斗拱细节的建筑理念，采用中魂西技手法，龙湖打造出了一个“原创”的“不可复制”的作品。

而系出名门的龙湖·双珑原著作为龙湖地产战略级别墅，在承接龙湖·颐和原著经典元素的基础之上，根据地块及客群属性再次做出升级，可谓龙湖又一次别样的“原创”、经典之上的再创造。

师法巴厘岛设计，独创北京别墅界酒店式入园大堂设计；社区回字设计，龙形中央水系、叠水瀑布，演绎着近乎完美的空间哲学。主入口“迎水照壁”彰显礼仪，景观大道“组团照壁”空间隐秘转折，私宅前“门庭照壁”专属图纹定制，“三进照壁”的设计将社区空间的迂回美学尽数呈现。只能意会难于言传的东方空间哲学，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存在于龙湖·双珑原著的各个空间层级中。诸多产品细节上的优化与完善，是“原著”对“原著”的超越，更是经典对经典最好的致敬。

百日登顶销冠：封面业绩支持

对于一切商品而言，其最后的价值判决永远来自市场。没有一定的硬实力，所谓榜样也只能是空谈想象。

2013年6月，双珑原著首次面市，距离样板间开放仅23天，首期房源即全部售罄，6、7、8月连续三个月雄踞北京别墅市场成交金额排行榜前三甲，

10月，市场数据发布，龙湖·双珑原著又以11.91亿元的销售金额荣登1～3季度北京别墅销售金额排行榜冠军。龙湖·双珑原著产品力也是备受业界人士认可，2013年5月4日开放至今，共接待来自房地产开发商、设计院、银行、投资方等金融、媒体行业、广告行业等8个渠道共计300余次行业高层市调参观，让封面别墅的想象最终名至实归。

生活封面：演绎云端人居样本

建筑是土地的符号，人是建筑的主角。龙湖·双珑原著的问世，正逢中国财富阶层度过身份显性而蜕进触碰更高人生意义的时代，其所具有的无论是对这一阶层追寻东方心性隐形人生需求的契合，还是其拥有的极强国际化语汇的领地属性，建筑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研究价值，都是国内别墅作品里少有的代表。

中国的新富阶层，在居所上并不像早先的财富拥有者一样一味追求金碧辉煌，而是更偏爱内敛、低调却蕴藏价值感的建筑，追求一种随意随心的自在生活态度。从大环境而言，京城的自然环境并不宜居，然而中央别墅区的生态资源为此做出了弥补，优越的自然景观环境在呵护身心健康之外，更是提供了一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精神修养处所，滋养着古老的“士”的精神传承。以此为物质平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创人生的视野与境界。

在此基础上，龙湖·双珑原著以建筑为载体，致力于云端别墅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养成，从家庭、社交及生活细节三个维度出发，逐步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封面生活”价值观。

NO.1 封面生活家庭观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回家那一刻被家的幸福感拥抱。”

注重家庭生活，在意家庭成员生活幸福感的营造，也因此通过空间的设计来满足居住需求，达到“物役于人”的尺度。如“两层半”的别墅体设计，平行与垂直的交流空间安排，以及花园和露台的设计等，无不再为居者创造优良的生活方式。

“两层半”别墅体设计：更多家庭互动空间

在反复考量研究客户需求之后，龙湖·双珑原著A、B户型均采用地上“两层半”设计，将三层北侧打造成露台空间，这样既能保证南向卧室的数量，又可以在三层增加室外空间，提高了整个别墅产品室内外空间的互动性，也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开辟了更多理想去处。

花园及露台设计：创造空间立体交流感

将露台、主卧阳台与花园的位置专门设计，创造人在上下空间的互动与沟通，从而打破传统空间的封闭感，让别墅在空间上成为独立又交融的平台。

垂直式居住空间安排：照顾全家人的安逸生活

从建筑的分层功能可以明显看出：首层留给老人，二层是男女主人，三层是孩子的空间，这样一个格局正好也是稳合了一家之主“有老有小承上启下”的家庭关系角色。

老人在一楼进出方便，并且有花园陪伴。孩子因为嬉闹，声音向上传播因此也不会吵到老人休息。主人在中间正好联通一家人。家庭的垂直关系在空间安排上十分合理。

平行独立家庭空间：生活隐私各不干涉

二层的家庭空间，起到了家长和孩子、老人沟通的作用。因此家庭的沟通不会闯入主卧区，这样既保证了主人的私密生活，也维护了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样在三楼的家庭空间也是两个孩子沟通交集的地方，有交融又有独立空间。

NO.2 封面生活社交观

“房子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主人社交圈的气质。”

对于高端居所而言，除了满足基本层面的居住需求之外，更要有满足交往及展示等高级需求的生活空间设置。为了满足云端阶层业主在生活与工作中的社交需求，龙湖·双珑原著在建筑规划设计上也做出体贴考虑，让云端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无可争议的优质生活蓝本。

诸如入园大堂、三进照壁、三厅联动等空间设计，都是在“私”与“公”之间把握着一个合宜的平衡尺度，而会客空间设计、地下空间设计等，更是借由空间的层级划分出了不同的活动需求。最终达到的目的是：无论业主想安排哪个层级、哪种类型的活动，双珑原著的空间尺度都能恰到好处地满足你的想象。社交由此被尽可能的自然化，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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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式入园大堂：彰显会客礼仪

独特的酒店式入园大堂，为京师别墅独辟蹊径，师法巴厘岛奢品酒店设计，引入酒店式入园匠技，让待客与归家成为一种独特礼遇体验。石材立面阳光玻璃顶入园大堂，超五星级入园体验，予业主以崇高生活礼遇。大堂前环岛广场设计，让停车步入归家礼仪感十足。同时，入园大堂亦是彰显待客之道的理想场所。

三进照壁与折线式入户：营造尊崇私邸感受

三进照壁的设计，延传东方空间掩映理念。主入口“迎水照壁”彰显礼仪，景观大道“组团照壁”空间隐秘转折，私宅前“门庭照壁”专属图纹定制。三进照壁、三重门第礼序，依传统北方园林造园中的“障景”之术循序而立，为空间塑造出礼仪之感，同时避免私邸为外人一眼望尽。

折线式入户方式让整个归家的体验都能够得到幽静私密的感受。入户门面前的灌木和乔木可以有效地阻挡对组团内房屋的视线，转弯过来，前方的植被将避免对其他组团房屋的直视，保障了组团内每一户的私密性，同时也营造出曲径通幽的入户感受。

“三厅联动”设计：层级明确的社交空间定制

建筑首层的会客厅、家庭厅、餐厅三厅联动，是业主家人团聚和接待朋友的主要区域。而朋友所能到达的区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与主人关系的亲疏程度，这也是龙湖基于业主需求深入研究之后，在户型上做的极大的提升和完善。

首层的家庭厅与餐厅都直接与花园相连接，尽可能实现室内空间的延续，增强室内外空间的互动性。家人可以在家庭厅和南向花园休闲娱乐，等待着晚餐的开始，而保姆、女主人或者私人厨师则在侧向花园精心准备着晚餐或者烧烤，然后将做好的美食放上餐桌。餐厅侧向拥有一扇门直接通向花园，天气晴朗的早晨，一家人可以在花园中享受一顿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早餐。

地下室待客空间：灵活功能分区以备不同所需

别墅地下空间同样也巧妙地运用了回字形的空间路线安排。在以高挑空的主空间周围，还分别设置了多个空间以备主人独特之用。因此酒窖、雪茄吧、画廊、影音室、收藏馆等空间都将随着主人生活需要而诞生。同时，多个不同私密程度的空间也随之而生，因此哪些空间客人可以进入便取决于与主人的关系远近。

NO.3 封面生活细节观

“虚荣浮夸在眼中相形见拙，考究细节是对身份最大的褒肯。”

所谓封面生活，自有一种珍稀而独立的生活美学。以建筑而言，其美学功能早已经超越了物理属性的陈述，这种美学的延伸渗透到了建筑语汇与建筑时态的多重维度中，构建在建筑与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建筑细节的考究上。因此建筑传承土地精髓，也同光与自然共生，更以深厚底蕴考究诸多细节，为主人身份与生活深思熟虑。

13种立面表情，居者审美的外在表达

所谓考究，往往并非体现于大处的炫耀，而更在于细节的精致与完美，以体现一种不事张扬却能细细玩味的低调奢华感。龙湖深谙此道，因此建筑也应承了业主审美，在细节打磨上格外苛刻。例如别墅建筑立面运用的屋面平板瓦、成品天沟、叠涩斗拱、雕花柱头、门头拱券、粗腰线、细腰线、护角线、浮雕等13种元素，其细化程度甚至超越当年的颐和原著。又例如墙面的荔枝面石材加工方式，虽然看上去仿佛希腊多里克柱式般粗犷厚重，但是为免业主在触碰时擦伤，龙湖又专门对窗台的石材进行了抛光。一道小小的工艺，却能兼顾视觉与触觉考虑，其细节之完善考究自然体现，主人的生活品位也在不动声色中得以彰显。

四重挑空空间，创意家居告别平庸

在千篇一律的别墅建筑框架内，追求空间的创意化表达，不仅是生活趣味的彰显，也是对龙湖·双珑原著业主从不人云亦云、善于掌控潮流的独立个性展露。

别具一格的四层挑空空间设计，从首层会客厅到地下空间，从二层家庭空间到三层坡屋顶的主卧空间，无论作为仪式满足还是功能需求，都是让主人身心双赢满足的精妙之笔。

铜制入户大门，无声展现生活质感

在高端奢侈品领域，材质往往比形式更能展现格调。龙湖·双珑原著，A户型入户大门采用铜材打造，高近3米，这在别墅市场上极其罕见。龙湖则专门开模定制了入户大门的图案，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低调中透露出不俗的生活品质，让居所成为主人恰如其分的身份表达。

九宫格空间布局，家学礼序的空间展露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双珑原著业主富而有礼的家学身份感，也同样在空间的规划中得以展露。A户型首层作为别墅的主要活动空间，13.1米的开间，横平竖直地切分为入口、步入式玄关、家庭室、客厅、起居室、中西厨、餐厅、老人卧室等功能空间，类似于中国礼制的九宫格布局，空间布局轴线感和对称感极强，提升了空间的仪式感。同时各个功能空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起居空间和卧室空间通过入口和家庭室的分隔，形成动静分区。让主人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能够享受到互动与独立相融合所带来的乐趣。

如今这个喧哗的世界，从来不缺少封面明星，但缺少“封面精神”。当大多数高端包装自己的时候，真正的封面代表其含义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别墅的高端物业秀场中，天生蕴涵封面态度的作品不尽两三。龙湖·双珑原著注重细节、考究细节的精髓，在繁华浮夸的名利场中，独树了一种更高境界回归幸福本真的别墅生活态度。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角 第12篇

一、传媒全球化对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公关的影响

(一)国家形象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在信息相对封闭的国际社会,国家形象只能通过传统的外交形式来体现。但是,在当今国际关系体系内,在传媒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首先是在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中的国家形象,即外交形象;其次是在公众眼中的国家形象,即公众形象;第三是在他国或者国际媒体上的国家形象,即媒介形象。在传媒全球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一个国家形象的公众形象和媒介形象变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尤其是大众传播方式的日趋全球化,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一个国家在本国及其他国家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逐渐地显现出来。公众形象具有草根性,以前国家的公众形象往往被忽视,甚至国家只注重外交形象。而现在,普通公众参与政治的手段越来越多,参与意识也明显加强,公众的声音会形成一种舆论氛围,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对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评价。

媒介形象是介于外交形象和公众形象之间的,既可以代表所在国政府对另一国家所作的评价,又能以反映公众意愿为由而站在民间的角度说话,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一种实力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媒介主体主宰着对一个国家相关的社会信息的筛选和加工,它不仅通过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来传达一定的信息,同时凭借对事实的选择表达无形的意见,在字里行间渗透着资讯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体现一定的立场和政治倾向,并通过报纸、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互联网等媒介,对这个国家的形象进行粉饰、美化、诋毁、丑化乃至妖魔化。

(二)国家形象的评价主体趋向多元化

国家形象的主要承载者和塑造者是国家,而国家的代表则是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实力精英。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实力精英所共同建构的。今天,人类社会步入了传媒全球化时代,最具革命性意义的特征是生产力的飞速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后者彻底突破了国家形象的精英评价体系,突破了外部评价主体长期面临的技术壁垒,大众信息传播催生了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如国家、国际组织机构、个体公民)及其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一转变的结果就是国家形象被赋予了政府之间、民众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影响的现实意义。在传媒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的评价主体趋向多元化。

(三)国家形象的评价标准趋向同一化

国家形象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知识结构的框架下形成的,体现的是一国对另一国属性和行为的整体评价和整体判断,而其主要的评价标准就是一国的自有文化知识或互动层次上的共享知识。在国家间交往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这些作为评价标准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分配是极不均匀的,因而时常出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同一国家评价千差万别的现象。然而,在传媒全球化时代,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某种基于人类共同属性、共同追求的价值体系正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形成。例如,民主、文明、尊重人权、赋予公民和媒体言论自由、公正、负责、开放、廉洁、法制、繁荣等日益成为人们对“好”的国家形象的共同认可。这些评价标准的日趋一致性提高了国家形象评价的可接受性和国家形象的影响。

二、传媒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公关的目标及对象

(一)中国开展国际公关的目标

中国政府要想开展好国际公关,首先就是要确定其目标。总的目标就是展示正面形象,改变错误认识,加深相互了解,建立沟通信任。这个总的目标可以通过三个阶段的目标来完成,短期目标是创造舆论、告知公众,也就是能够对具体发生的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和采取应对措施,让外国公众能够客观地获取关于整个事件的信息;中期目标是强化舆论、扩大影响,也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把中国的政策、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历史与现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出去;长期目标是引导舆论、控制形象,也就是通过努力能够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自信、务实、开明、和平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使外国民众对中国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

(二)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公关的对象公众的划分

确定完中国政府国际公关目标之后,还要了解国际公关的对象,也就是公众。因为只有确定了公众,我们在开展国际公关的时候才能有的放矢。中国开展国际公关的重点工作是争取国外首要公众和次要公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中国政府国际公关的首要公众是美国公众、日本公众、台湾公众,次要公众是欧洲公众(主要是欧盟和俄罗斯)、亚洲公众(主要是东盟、朝鲜半岛和印度等国的公众)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公众。下面具体介绍一下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公关的公众。

第一类公众是首要公众。包括美国公众、日本公众和台湾公众。首先介绍一下美国公众。“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基本就是一个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了的形象”(刘康语)。中国在美国民众和政府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但是,美国却从来就没有客观公正地评价过中国。美国公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产生对中国的误解和不信任是很正常的,而且中美之间在战略上基本是冲突的,美国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必须重视美国和美国公众,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对这部分公众,政府相关部门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金、人力来维持和改善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其中包括美国知名的媒体、各大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华人社团)和普通的美国民众。

接下来是日本民众。目前,尽管中、日双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日本民众的公共关系是中国政府公关的一项长期工作。日本在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领土争端上频频刺激中国,而中国也决不会在根本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中日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