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农村范文

宁波农村范文（精选10篇）

宁波农村 第1篇

1 宁波市农村住房使用现状分析

宁波市地处浙东沿海, 经济发达, 农民的生活日渐富裕。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尚欠完善, 造成农村宅基地粗放利用, 不能做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笔者通过调查, 发现宁波市农村住房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1 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 缺乏规划的控制和指导

宁波市农村居民点长期处于自然自发状态。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和农民建房的习惯, 农居往往采取“沿路而建”、“依水而居”的形式分布。既有慈溪、余姚沿公路的“一”字型分布和“井”字型分布, 也有鄞州中部河网平原的簇群状分布, 还有南部山区触须状分布和散点式分布。这些农居的分散格局, 不符合最小化土地占用和资源消耗, 最大化空间效益的布局原则, 空间效益较低。

有些村庄未做村庄建设规划, 或者虽有规划, 但规划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或是规划未能落到实处, 因此造成农居点规模小, 布局不合理的现象。

1.2 农村住房占地面积大, 人均宅基地面积超标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无限期分配取得的一项重要财产。农民超标准占用宅基地建房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主要类型有: (1) 一户一宅, 面积超占, 此种情况最为普遍; (2) 一户多宅, 面积超占; (3) 面积暗超明不超; (4) 特定原因形成农户超占。以鄞州区为例, 根据鄞州对辖区内22个镇 (街道、乡) 389个行政村进行的农村住宅使用情况调查显示, 鄞州区户籍人口数共计572461人, 户籍农户数230789人, 户均人口为2.48人, 农村居民点面积8415.2hm2, 户均用地346.63㎡, 人均用地147㎡。依据《村镇规划标准》 (GB50188-93) , 考虑到鄞州区现状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节约和集约用地人均居民点用地指标为80~100㎡。因此鄞州区农村人均宅基地已严重超标。

1.3 存在一户多宅和房屋空置的现象

由于农民继承祖屋和部分已富农民盲目攀比、大兴土木等原因, 宁波农村存在一户多宅的现象。据鄞州区调查数据显示, 全区一户多宅48345户, 占全区调查农户数20.95%, 多置住宅面积348.2hm2, 占调查农村居民点面积4.14%, 其中用于出租面积233.8hm2, 占67.15%。这种一户多宅的事实与一户一宅的国家法律是相冲突的。

随着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 不少农民进城购房, 在城市定居, 享受城市文明和生活品质。而他们留在农村的宅基地不能依法正常流转, 村集体又无权收回宅基地, 而闲置的宅基地整理复垦难, 土地资源不能有效利用, 形成房屋空置现象。

2 宁波市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分析

宁波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试图改变农民传统的居住方式,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从传统上讲, 农村的居住点是分散的, 各个自然村规模小, 占用土地方式粗放, 宅基地面积偏大, 利用效率不高。这种情况不符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要求。经过几年的初步探索, 宁波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改革也碰到了不少热点、难点问题。

2.1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宅基地确权难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 (包括宅基地制度) 存在缺陷, 其中主要有: (1) 农民可以向集体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造成宅基地使用上的大锅饭; (2) 现行宅基地制度与城市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相背离, 政府垄断一级市场, 用计划指标和行政命令来管制农民; (3) 现行宅基地制度违背了城乡统筹、消除二元体制的大政策, 严重侵害农民的财产权利, 影响社会和谐与进步。

农村宅基地确权是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2004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 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以上规定是宅基地确权和登记发证过程中的法律依据。而针对《土地管理法》 (2004) 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农村宅基地确权发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难题。

首先是“农村村民”的概念界定。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尚未对“农村村民”概念做明确的界定。很多地方法规中常用农业户籍作为判断农村村民的依据。而如果单纯以户口性质作为拥有宅基地的唯一条件, 则会带来一定问题。现实中, 有不少经过“农转非”的村民仍长期居住在农村, 户口性质的变化并未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实际变化。因为户籍的变化, 不考虑村民实际居住情况, 而剥夺“农转非”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不合情理的。

其次, 存在合理的一户多宅情况。在农村中, 子女达到适婚年龄时, 父母会为其准备婚房。子女结婚后, 父母让其另立户。但也有子女在结婚前 (有婚房) 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 因此一“户”会有多处宅基地 (尽管这种情况不会永久) 。另外, 依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 农村村民可以通过继承取得长辈留下的农村房屋。房屋与宅基地不可分离的特性, 使得农村村民在获得房屋所有权时同时获得了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如果农村村民原已有一处房屋, 其实际已经拥有两处宅基地, 与土地管理法确立的“一户一宅”的原则不符。

还有, “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遇到现实问题的回应。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运行中, 存在合法超标的现象。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种: (1) 原已有宅基地的继承人合法继承长辈房屋的; (2) 因房屋买卖、赠与等合法形式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 (3) 因抵消债务、实现抵押权等方式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宅基地确权中往往不能一刀切地以“面积不能超过标准”为依据将超标部分认定为违法而不予登记发证。

2.2 农村宅基地遇到土地瓶颈, 置换难

宅基地置换是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关键部分。宅基地置换, 原指通过空间变换将原房屋所占用的土地腾挪出来, 以实现用途或土地使用者更替的过程。宁波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宅基地置换本质上属于集体土地流转和农民居住方式的变革。农村宅基地置换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置换的用地从哪里来, 如何处理置换中必须占用的基本农田。目前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而宁波人多地少, 土地指标紧缺, 新公寓式集中居住区用地难以保障, 严重影响农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公寓式集中居住区建设难免还会占用基本农田。据统计, 在余姚已经完成村庄建设规划的119个行政村涉及的352个集中安置区中, 有62.5%的建设面积为基本农田, 虽然宁波市本级对其中的示范村下达了用地指标, 但基层国土部门难以操作。

2.3 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程序不合理

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宅基地拆迁的操作中, 存在不少问题。如村民因恋土情节或对旧房面积的测算与价格的估算存有疑意而抵制拆迁。拆迁操作过程大多由政府和中心村建设公司决定, 信息沟通不畅, 农民不能充分有效表达意见, 只能被动参与, 其利益被虚化。在宅基地复垦过程中, 往往不能保障新增耕地的质量, 缺少对复垦后耕地表层的后续管理, 造成复垦后耕地效益低的问题。

2.4 资金筹措难, 村集体负担沉重

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涉及新公寓式集中居住区建设、旧村拆迁复垦等项目的资金筹措问题。由于农村住房改革项目涉及面广, 工程量大, 投入资金多, 因此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并保障资金顺利到位, 亦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以江北区灵山村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为例, 灵山村新建公寓式居住区占地8.53hm2, 拟建公寓1000余套, 总建筑面积123014㎡, 旧村复垦2.17hm2, 新增耕地2.93hm2。经初步估算, 整个工程至少需要5000万元资金, 这对于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24万元的灵山村, 无疑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根据灵山村的相关规划, 新公寓式居住区资金以区、街道两级补助为主, 旧村复垦项目资金来源按照区补助, 街道、村自筹的办法解决。村集体在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中将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

同时, 农村住房建设不同于城市的商品房住宅开发模式, 而目前各种规费在公寓式集中居住区建设中仍占据相当比例, 增加了新公寓式居住区的建设成本, 加剧了村集体的经济负担。

2.5 外来务工人员多, 安置难

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宁波, 为宁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统计, 目前宁波外来务工者大约250万人。一般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存在三种居住方式:集中居住, 聚居和分散居住。其中聚居和分散居住方式在城市近郊农村尤其普遍。有些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区域, 存在外来务工者人数多于本地住户的现象。如鄞州区陈婆渡村外来人口数为3883人, 常住人口仅为1851人, 陈婆度社区外来人口1854人, 常住人口仅为202人。在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中, 原先廉价的租住屋被拆迁, 而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支付购买公寓式集中居住区房产的费用, 这势必将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有些较富裕的外来人口, 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合法获得农村房屋, 且具有长期居住的意愿。在拆迁置换中, 这些“定居”的外来人口亦有扩户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如何处理此类非典型性置换需求, 也是村集体管理部门亟待考虑的问题。因此, 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安置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3 推进宁波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3.1 改革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 完善宅基地确权程序

目前, 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 部分学者存在一种较为极端的意见, 即实行完全的私有化, 恢复宅基地的私有性质。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过于急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该循序渐进, 有缓有迟。宅基地制度可以继续实行宅基地集体所有, 但把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物权给农民, 实现农村住宅商品化。

在制定宅基地确权和登记发证的规程时, 通过深入调查摸底, 科学对待合理的既存事实, 集思广益, 有所创新, 完善确权发证的程序和操作办法, 切实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对“农村村民”的内涵广义化, 从实质上界定“农村村民”的概念, 即在结合居住历史情况的基础上以其是否承担村民义务为条件对“农村村民”予以认定。修正“一户一宅”的原则, 严格规范宅基地使用权的初始取得, 杜绝农户在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时的投机取巧。在宅基地运行中允许因继承、赠与、买卖和抵消债务等合法形式取得的“一户多宅”现象的存在。通过深入调查, 区别对待合法超标和违法超标现象, 对合法超标的农户应该承认其宅基地使用权, 对违法超标的农户应该严格收取超标使用费。

3.2 突破要素制约, 切实保障用地

突破建设用地要素制约, 多途径保障农村公寓式居住区的建设用地需求。在土地利用规划供地方面, 统筹安排农村建设用地, 合理调整城镇、中心村周边的基本农田, 确保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农村建设和农村住宅改造建设。在土地整理挖潜“生”地方面, 推进农村土地整理和村庄整治, 开展宅基地和空闲地的整理复垦, 完善宅基地置换、流转和退出机制, 以存量土地的挖潜来创造出农村新公寓式集中居住区的空间。在土地周转用地方面, 保障村庄集中建设所需的启动用地方面, 建立周转用地管理制度, 设置严密的前置条件, 完善周转程序, 实行最严格的责任制, 切实做到“封闭运行、限时归还、确保土质”。

3.3 尊重民意, 维护民利, 完善宅基地复垦操作程序

在旧村拆除和复垦过程中, 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 维护农民的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引入市场竞争, 引入第三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强化农民管理, 在施工图纸确定、建筑单位选择和工程招投标时由农民参与决策, 村干部需回避工程招投标等敏感问题。重视复垦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提高复垦工艺, 降低复垦成本, 拓宽待复垦土地的应用方向, 强化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3.4 多方筹措资金, 降低建设成本

建立集体和农民自筹为主, 政府补助为辅, 社会力量参与的多渠道投入新集中式居住区建设的机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住房制度改革, 加大信贷力度, 提高贷款额度, 延长贷款期限, 实行优惠利率, 采用小额贷款和小额联保贷款等方式为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创新投融资主体,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住房制度改革, 实行企业化、项目化运作。加大政府的补助力度, 加强社会公共财政对集中居住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市、镇两级财政要加大投入, 同时建议在每年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 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集中居住区建设。减免各类规费, 政府有关部门应切实监管各项规费, 包括对公寓式集中居住区建设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政府定价和指导价的服务性收费以及电力、给排水、电信、广电、煤气等经营性收费, 确保规费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3.5 多元化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难题

充分借鉴其他地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成功管理经验, 如湖州的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和苏南地区的农民工集居点, 多元化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难题。认真贯彻市政府的《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区建设的意见》, 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城乡接合部为重点, 优先建设一批规模适度的集中居住区, 最大限度地引导改革试点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集中居住区, 统一管理、规范服务。继续发挥外来人员聚居区的功能, 增加对流动人口聚居区 (即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聚集区) 环境改造的投资, 建设必要的卫生设施和给排水系统, 确保良好的治安环境, 和谐居住。另外, 管理部门应该严格限定某些“定居”外来人员扩户的需求。

4 结语

宁波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是顺应时代趋势的变革, 是政府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的战略部署, 也是农村传统居住方式的一次重大改革, 意义深远。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广大农民。农民将享受城市文明成果, 住房困难户和大龄青年的住房需求得到有效解决, 库区、山区、地质灾害点的住房改造和拆迁进一步加快, 促进发达地区农民和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协调发展。

目前, 宁波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中存在了一些疑点、难点问题, 阻碍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只有积极探索创新, 解决改革中的难点问题, 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才能真正造福于民。

摘要：由于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中存在缺陷, 造成农村宅基地粗放利用、居住点布局分散且规模较小等问题, 给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带来严重影响。通过对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 以宁波为例, 调查分析改革试点, 并对完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使用现状,热点难点问题,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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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调查研究 第2篇

为了进一步推动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活动，我们对此作了专题调研，总结经验，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我市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的形式及成效

2006年初，市农村工作会议对全市新农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推出了多项重要举措，其中把引导工商企业与村结对作为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创举和载体。市委市政府专题召开全市村企结对恳谈会，号召全市工商企业站在全局高度，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并及时出台了《关于村企结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加强组织引导，出台配套政策，建立协调机制，搞好跟踪服务。广大工商企业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积极主动地参与村企结对。到2006年底，全市已有2883家企业与1823个村结对，占总村数的68.7％，企业协议或承诺出资3.05亿元，已到位资金1.06亿元，其中有1815家企业与1018个村签订了共建协议，协议签定率约60％。鄞州区、余姚市、宁海县、北仑区已实现村企结对全覆盖。全市实行一村一企的有1413村，一村多企的663村，一企多村的151村。在实践中形成了直接参与、互利合作、基地带动、经济顾问、公益捐助等多种村企结对共建形式。

一是直接参与型。村办集体企业、镇办企业、集体控股企业民营化改造后，依托企业与村的经济联系和历史、地缘、人缘关系，支持所在村建设和发展，企业经营者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程序兼任村主要干部，直接参与村务管埋。这是一种紧密型的结对形式。如宁波云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脱胎于余姚市小路下村集体企业的民营企业，公司董事长兼任村党委书记。近10年来，公司带动农民创业，吸纳大部分劳力就业，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出资近2000万元建设村公益事业。2001年以来，每年还拿出130万元作为村公共事业建设基金，累计已达千万元。小路下村成了全省首批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慈溪市有483位民营企业家在297个村里担任“村官”，其中兼任村书记143人、村主任57人。民营企此家担任村主要干部后，充介发挥他们见识广、经济发展能力强、办事规范、不计报酬、主动奉献等忧势，帮助培植村级集体经济来源，带领群众致富，改变村容村貌。

二是互利合作型。企业出资金、建项目，村依法提供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实现企业拓展发展空间与村经济发展、农民增加收人的共赢。这种模式建立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通过村、企协商取得共识，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而实现。如宁波江南山水投资有限公司与余姚市大岚镇柿林村共同开发建设余姚丹山赤水风景名胜区，公司已投入近2000万元，柿林村主要以资源入股，按7.6％的股份分红，不但使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壮大，而且兴旺的乡村旅游带动了农民增收。该景区已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成为省“农家乐”特色旅游示范基地。

三是基地带动型。企业通过建设农业原料基地、产品配套基地、劳动力供应基地等形式，带动村产业发展和农民转移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如鄞州区宁波奥克斯集团把部分产品的配套生产基地放在企业原所在村，吸纳了当地1200多名劳动力，并帮助百余户农民下山脱贫致富。象山县的建筑企业从当地带出去的劳动力约10万人，其中不少已成为建筑企业家和项目经理。余姚市长振铜业有限公司2006年与泗门镇谢家路村签约结成共建对子，吸纳结对村的一批劳动力进厂务工，每人年工资性收入超过2万元，直接带动了结对村农民增收。

四是经济顾问型。聘请素质好、社会责任心强的企业家担任村经济顾问，帮助村里理清发展思路，为村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和资金扶持。如奉化市尚田镇通过镇商会，由镇党委、政府聘请48位民营企业家义务担任42个村的经济顾问，为结对村发展出谋划策，解决资金困难，牵线引进企业，形成镇、村、企三方互动的结对共建运作方式，对奉化市村企结对工作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得到省委领导的充分。

五是公益捐助型。工商企业或“老板”个人捐资，兴办村各类公益设施和福利项目。这种形式在前四种模式中也存在，但更广泛地出现在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又缺乏可开发资源的村。如宁海县胡陈乡是市级欠发达乡镇，2005年村均集体经济可用资金仅7万元，但是不少村的道路已经硬化，环境十分优美，这主要得益于大批外出创业的企业和个人捐助，仅去年一年捐助就达100多万元。余姚市日用工艺制品厂2006年与马诸镇姚家村和沿山村结成共建对子，设立了300万元“金马”慈善冠名基金，专项用于困难群体的救助。

围绕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总目标，我市村企结对按照“政府引导、自愿参与，互利共赢、注重实效”原则。着眼“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突出了共谋发展思路、共兴农村经济、共办社会事业、共推村庄建设、共育文明乡风五个方面共建内容，努力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共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了一批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的先进典型。

经过上下一致努力，我市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的发展势头良好。但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的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对村企结对工作推动不是十分有力；全市各地推进还很不平衡，一些地区结对率比较低；配套政策不尽完善，制约着村企结对工作的有效开展。在调研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要进一步扩大村企结对范围，提高结对实效，必须多措并举，强化服务，切实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把全市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提到新的水平。

二、进一步加大村企结对工作力度的对策措施

进一步推进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实现万企结对全市农村，是顺应“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发展规律的现实举措，是新的发展形势下发展壮大企业实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的客观要求，是推动我市新农村建设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市规模以上企业有8700多家，从上规模有实力的企业的数量来看，实现全市村企结对全覆盖，是完全可行的。关键是要加大工作力度，重点在扩大参与范围，丰富共建形式，建立相对稳定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一是加大思想引导力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万企结对全市农村，首要的是要以正确的结对理念统一村与企业的思想认识。各地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增强主体意识，树立自强自立、奋发有为的精神；引导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回馈意识，尽心尽力地发挥好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作用。要认真总结、大力挖掘村企结对中的先进典型，教育引导企业提高对村企结对的认识，推动企业为新农村建设出资、出力、出智慧。

二是加大组织引导力度。通过回馈社会树立良好形象，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普遍追求取向，只要引导得法，就能激发他们参与村企结对的意愿。要进一步在全市广泛动员，特别是那些村企结对率还比较低的县(市)区，要进行再认识再发动，引导企业与所在村、业务关系村、企业家原籍村结对。经济发达的镇还要引导强势企业跨区域与欠发达地区的村进行结对帮扶，努力实现每个村都有企业结对共建。市、县、镇都要明确相应的责任部门，抽调力量，加强对村企结对工作的协调和服务。市级要组织市级以上企业与欠发达村结对，并做好相关服务；县级要抓好政策落实，并组织引导企业跨乡镇与欠发达村结对；乡镇重点要逐村明确责任人，强化树企结对跟踪胀务，引导村和企业建立共识，经常协商，落实项目，努力使村企结对取得实效。

三是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关键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维护好、保护好村和企业结对共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起长效的互利双赢的机制。去年市里出台了《若干意见》，部分县(市)区也出台了相应政策措施，但政策的落实还未全部到位，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各地应对《若干意见》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分析梳理，进一步加以完善，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市级有关部门应对《若干意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制定便于操作的实施方案。建议允许企业对一些村进行统一改造，节余或整理后新增土地指标经批准，由企业与村合作用于各类经营性项目开发；鼓励企业与旅游资源丰富的村组建旅游开发公司，对整个村进行开发和运作；建立企业捐资免税便捷的渠道，进一步调动企业捐资积极性。

四是加大服务引导力度。企业与村建立结对关系后，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要积极进行沟通协调、配合与支持，引导结对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做好信息沟通服务，转达各级政府相关支持政策，分别与村和企业分析并传递各自发展需求及可能合作的领域。做好居中协调服务，村企双方合作的项目、合作方式确定后，随时关注合作进程，保障村与企业建立相互信赖的稳定合作关系。还要做好必要的配套服务，帮助村级做好发展规划，合作项目论证与审批以及相关扶持政策。

五是加大交流引导力度。对政府、村和企业来说，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都是一件新鲜事，缺乏现成的经验，并且各村、各企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合作方式、合作途径多种多样，各地村企结对又都有自身的特色。因此要及时总结各地成功的经验，对基层的创新性典型进行广泛宣传、交流，相互学习启发与借鉴，使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提高到新的水平，取得更大实效。

协作互惠型。就是依托历史、空间、人缘、经济上的联系，以各种各样的项目协作为纽带，农民为企业提供要素供给，企业为农村挖掘发展潜力，在村庄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互惠共赢的村企关系。这种类型相对比较普遍，形式多样，利益共享，各方容易接受，容易实现多赢的局面。如余姚丹山赤水风景名胜区，是宁波江南山水投资有限公司与余姚大岚镇柿林村根据双方互利协作的原则，柿林村以资源入股享有7.6%的门票收入，企业投资近2000万元共同开发建设的。一年来，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达50万元。近年来，全省各地蓬勃发展的“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业，绝大部分是这种类型。绍兴市在“十五”期间近1000家工商企业用35.2亿资金投资高效生态农业，也多半属这一类型。

龙头带动型。就是由一个龙头企业通过基地创建或产业联动，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致富，带动一片新农村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这种类型的企业村企关系融洽，经济基础扎实，经得起历史的考察。如宁波的雅戈尔集团、台州的星星集团、温州的正泰集团、绍兴的黑猫神集团、金华的花园集团等等，不仅吸纳了当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以龙头企业为支撑繁荣了当地农村经济，而且通过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的支持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形成了以企带村良好的氛围和机制。

三、“村企结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

“村企结对”建设新农村，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互惠共赢之举。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各地操作的规范性较差，政策的导向性不足，企业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要顺应“两个趋向”，充分发挥浙江企业数量多、实力强、机制活的优势，广泛宣传发动工商企业“村企结对”建设新农村。笔者建议：

创新思想观念，加快建设步伐。“村企结对”建设新农村是一个新生事物，一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摒弃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会不走弯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村企结对”建设的项目，不仅要考虑可持续发展，而且要以人为本，让农民来决策，让农民来建设，政府和企业不要包办代替、越厨代疱。二是要有投入产出的概念。企业捐赠建设，政府虽然不出资金，但也要考虑效率和效益，要避免出现如前些年一些偏远地区建造了希望小学却没人上学一样的浪费。三是地方政府要实事求是。一个村庄一个样，“村企结对”建设新农村的具体模式、扶持项目、资助方式、捐赠数额、带动产业、追求效果，要因地、因企、因村、因人而宜，要量力而行，绝不能搞“一刀切”。要坚持自愿互利，不要盲目攀比，更不能定指标、下任务。四是“村企结对”的企业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捐资的企业要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乡风民俗、恪守村规民约，不可干预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不能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创新政策举措，加大扶持力度。“村企结对”建设新农村，各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典型示范，而且要创新政策举措，加大扶持力度。一是要加快制定“村企结对”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工商企业的公益性捐赠要参照慈善捐款，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对新农村建设捐赠数额较大的工商企业，建议税前列支比例可达利润的20%。二是要加快制定“村企结对”进行村庄整治的土地政策。农村新社区建设中村庄整治投资额大、回收期长，要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参与城中村改造、中心村建设、空心村搬迁、宅基地整理和农田整理等。建议整治后所多出的土地指标，企业可以优先安排。三是要加快制定“村企结对”的财政扶持政策。对工商企业捐赠村庄建设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各级财政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扶助。对企业投资农村社区物业化管理、垃圾收集处理等公益性项目，应确定合理的收费和补助政策。“村企结对”采用入股方式投资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要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四是要加快制定新农村建设中有关冠名权的配套政策。要鼓励和扶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企业或个人冠名的现象，并对冠名权进行可用对象、使用期限和方式等方面的规范。

创新工作载体，加强规范管理。近年来，浙江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推出了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龙头的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得民心的工程，有效促进了浙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一五”时期，要在进一步梳理整合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创新抓“村企结对”的工作载体，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村企结对”的规范管理，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建议在固定的新闻媒体上开辟专栏，或通过树立功德榜、排行榜等方式，宣传报道“村企结对”建设新农村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激发工商企业和企业家回馈家乡、回报桑梓、反哺农业、支持农村建设的热情，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要完善村庄与企业之间的联谊制度，通过“村企结对”恳谈会、企业捐助茶话会、新农村建设项目招标会或专题义演晚会等载体牵线搭桥，建立健全“村企结对”的长效机制。三是建议进一步加强“村企结对”捐赠资金的规范化管理。可以在全省设立一个专门的账号，统一接受新农村建设的捐赠资金，赢得企业家的信任和赞同。要加强村级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企业资助的项目、资金和实施时间等要向村民定期公开，企业资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要向企业和村民定期公布，建设项目公开招投标，广泛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切实提高“村企结对”透明度。

（文/陈红敏 作者单位：杭州万向职业学院）

宁波农村 第3篇

面对纸企群雄并起、竞争激烈的市场形势，企业如何保持长久不衰的发展态势？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紧扣绿色低碳印刷包装主线，在保持以往优势的基础上，改进工艺、研发创新绿色产品，率先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群雄角逐中，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走在了绿色低碳经济时代前列。

品牌魅力

宁波中华、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以高品质、绿色印刷专用纸著称，拥有众多国际名优品牌，主要有铜版卡、白卡、白纸板、烟卡、扑克牌纸等系列产品，并于2012年4月获得“中国十大绿色品牌”的荣耀。

公司产品以纸种大类来划分：

在白卡方面，公司拥有金鸥、酋长、亚洲之星、宁波之星等众多知名品牌。其中金鸥白卡为国内高端白卡之一，曾荣获“中国知名品牌”和“浙江著名商标”之荣耀，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知名商品的高档包装；酋长白卡是国内产销均优的白卡，大量应用于制作各式彩盒、服装吊牌等。

铜版卡方面，有华丽之星、彩蝶、酋长、ARTCO、欧尼卡等众多知名品牌。华丽之星为顶级铜版卡；彩蝶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为国内高端铜版卡之一；酋长铜版卡以其高挺度及良好的适印性获得客户认可；ARTCO为高白、高松厚之精致铜版卡；欧尼卡则为业界广泛应用的名片专用卡。铜版卡系列产品为客户提供了充足的选择，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白纸板方面，有金鸥、酋长、金贝等名优品牌。金鸥获“宁波市名牌产品”称号，为国内顶级的白纸板，屡获客户要求增加供应量；酋长的高挺度及优质的印刷效果，具有良好的成盒性；金贝作为高克重灰底专用品牌，深得高克重用户群的喜爱。

发掘新秀

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遵循“绿色造纸、造绿色纸”的经营理念，研发出一系列特优新产品，新产品主要在绿色环保和防伪技术方面有新突破。

在高松厚度纸张领域，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率先进行研究和实践，成功开发了高松厚度白卡纸、高松厚度铜版卡纸等一系列新产品。公司研发的ARTCO高白高松厚度双面涂布铜版卡，具备高白度、高松厚度优势，满足绿色印刷用纸轻量化、环保化的需求，是制作书刊类封面、广告DM插页、服装吊牌、台历和挂历的尤佳选择。而针对名片市场的新产品——欧尼卡高松厚度双面涂布铜版卡，它的克重低、厚度高、挺度好，因此更能彰显名片的档次，而280g以上的此产品拥有高挺度特性，可用于制作广告立牌、展示板等。

公司研发的高松厚度产品系列可以用低克重纸张代替一般高克重用纸，纸质变轻的同时还具有优良的挺度与成盒性能，是一款具有多重效益的好产品。

近年来，按照“绿色造纸、造绿色纸”经营思路，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在纸张防伪性、不透光性上取得突破，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高新科技产品，获业界追捧。如公司生产的全新金贝单面涂布防伪白纸板，其芯层颜色丰富，可根据客户的需求任意改变芯层颜色，实现一品一色，在国内，同类产品少，很难被仿冒，另外其撕开可见防伪色的特性，使真伪识别更为简单，广受国内外酒类、化妆品类包装商的青睐。

而2010年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推出的黑钻扑克牌专用纸，拥有多层特殊结构，大大提高了纸板的不透光性，得到扑克牌厂商的高度认可。

除此之外，公司采用先进环保造纸技术，结合二次纤维与原木浆，生产出高质量、绿色低碳的优良纸品，其质量上与一般全木浆产品无异，被誉为低能耗、无污染的绿色环保用纸。该纸品具有印刷适性优良、高白度、表面匀度及平整性好、挺度高、表面强度佳等特点，使其应用层面广泛，在市场中销售多年，广受客户欢迎。

在一款款高新产品成功推出的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创新能力。公司拥有国家级CNAS认证的实验室与研发中心，具备强大的研发实力，更关键的是产品研发的目的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更好地满足客户及引领市场新的应用体验，提升客户的应用价值。

绿色工艺

在宁波亚洲浆纸业厂区参观，看着水池里游弋的金鱼，当来访者听说这养鱼的池水就是回收处理的废水，一时都不敢相信。废水养金鱼是一个缩影，折射出了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在绿色环保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用“绿色循环”之路证明造纸业不仅不是“两高一资”的污染大户，反而是可以实现社会、环境、经济三大效益和谐发展的绿色行业。

APP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坚持“林浆纸一体化”策略，通过科学营林，PEFC-COC的国际认证，其人工林不仅向浆厂提供造纸原料，还可以改善自然环境。目前，APP已在中国种植人工林超过30万公顷(约466万公亩)，其人造林大多种植在荒地，APP与当地农民合作，种六棵树才使用一棵树，轮植轮伐如同种稻收割，不断循环，也让原本贫瘠的土地更加肥沃，并在林区中间保存森林保护带（Green Belt），保育当地物种。同时，成长中的树木会快速地吸收二氧化碳，产生固碳效应达217万吨/年，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氧气（579万吨/年），形同超级制氧机，是真正的低碳、循环经济实践。

而宁波中华与宁波亚洲浆纸业，全方位推行清洁生产、绿色造纸和节能减排等环保措施，实践以废纸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绿色造纸小循环”，不断提高废水、废气的回收和再生纤维的再利用，实现绿色造纸循环。

在厂区一角，轰鸣的起吊机正吊起一筐废纸入库。据介绍，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每年回收70万吨以上的废纸，采用先进的废纸脱墨技术，回收再生纤维，变废为宝，制成新纸。因回收废纸生产的纸品，在质量上与一般全木浆产品无异，还具备环保因素，厂家用在商品包装上，可以提升产品的环保形象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

另据统计，每回收1吨废纸便可生产0.8吨新纸，这样可以少砍17棵树，还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空间和一半以上的造纸能源，宁波中华、宁波亚洲浆纸业每年的废纸回收工序相当于至少少砍了1190万棵树木。

正是对环保生产严格的自我要求，做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宁波中华、宁波亚洲浆纸业得到了许多国际、国内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认可。宁波中华纸业是全国造纸业中率先（1999年2月）通过ISO14001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是中国率先获得ISO14064温室气体排放监管链认证 (俗称碳足迹认证)的造纸企业，也于2008年，率先成为中国通过PEFC-COC国际森林产业产销监管链体系认证的造纸企业之一。2011年5月，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顺利通过ISO 14025（III型环境标志）认证，成为品质与环境双优的企业。

我们相信，在引领绿色创新的发展道路上，宁波中华纸业、宁波亚洲浆纸业必将创造一个典范，引领印刷业的绿色低碳潮流。

宁波农村 第4篇

为了加强农村财务会计管理, 提高农村财务会计管理水平, 浙江省慈溪市在农村成功推行会计代理制的做法有效解决了上述矛盾和问题。

农村会计代理制是指村级组织将有关财务工作授权给代理机构处理的一种农村财务管理模式。农村会计代理的范围包括辖区内的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核算的村民小组以及含有村集体经济成分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会计代理制, 不仅可以加强对会计核算的监督, 使农村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管理水平大幅提高, 而且可以推动群众对村级财务的民主监督。

一、会计代理制下的几种农村财务管理模式

农村会计代理制从开始出现经发展到目前, 主要有村资乡管、村账乡管和村账乡 (镇) 双代管等几种模式。

所谓村资乡管模式, 是村级组织将资金委托乡 (镇) 农村经济工作管理站 (简称“农经站”) 进行集中管理, 各村均在农经站开立一个资金账户, 每个村的所有经济收支都需要经过农经站审核把关后才能进行入账的农村财务管理模式。该模式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级组织的开支随意性强、乱花乱支、缺乏监督等现象的发生, 为农村财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 该模式只是单方面地将村级资金委托农经站管理, 而没有将村级会计核算有关的其他项目纳入农经站进行统一管理, 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村账乡管模式, 是由乡 (镇) 成立村账乡管办公室作为集中记账的专门机构, 管理和核算村级集体组织财务, 村级集体组织不设置会计、出纳岗位, 只需安排一名报账员, 由其负责定期向村账乡管办公室报账, 然后由村账乡管办公室统一进行会计核算。该模式有效保证了村级集体组织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有效控制了非计划、非生产性开支, 避免挪用和违规使用资金现象的发生, 进而保证了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但这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诸如弱化了会计本身参与管理的职能、增加了运行成本等等。

所谓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 是村级组织将资金和账目均委托乡农经站管理, 村级组织平时只留部分备用金供日常事务的资金需要, 村组织平时发生的每一项经济收支业务都要经过相关经办人签章后报到乡 (镇) 农经站, 经乡镇领导审批并经会计审核后才能入账。

二、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的优点

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相对其他模式来说, 在监管力度和规范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 监督管理的力度大。

农村财务实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后, 通过成立民主理财小组, 对原始凭证进行严格审核, 行使监督权;通过让民主理财小组参与重大项目的采购、招标, 使民主监督贯穿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始终。村级组织每发生一笔经济业务, 原始凭证上都要有经办人、村民理财小组、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签字或盖章, 并经乡镇经管站领导审批、会计审核后才能入账, 这样, 会计的监督职能得到了有效发挥, 会计人员及时、准确、真实地反映了情况, 真正发挥了会计的核算、监督等基本职能。

第二, 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方面更加规范。

该模式通过制定一系列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加以严格的组织落实, 诸如:为了防止村级组织非生产性支出额度过大, 实行了对村级非生产性支出实行限额制度的规定;为了加强对现金的规范管理, 对村级组织的现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为了规范对各种票据的管理, 要求村级组织使用的各种票据, 必须盖有乡、村两级财务专用章, 以明确责任。

三、“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的应用案例以宁波慈溪市部分农村为例

慈溪市按照浙江省、宁波市两级政府的要求, 在全国率先实行会计代理制的农村财务管理模式, 把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工作作为促进农民增收减负、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快速发展的大事来抓, 通过不断地创新财务管理机制, 推动了全市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1.慈溪市农村财务管理概况。

慈溪市地处浙东沿海, 是沪、杭、甬经济金三角中心地带。总面积1154平方公里, 全市户籍人口103.52万人。为规范农村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该市2002年以来, 为了解决农村财务管理中的问题, 创新财务管理制度, 推行了村级会计代理制, 出台了关于财务审批、收支预决算、建设项目招投标等方面的财务管理制度, 实行非生产性支出的限额管理。

2.慈溪市农村财务管理先进经验介绍。

慈溪市通过全面推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 使该市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水平大大提高, 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得以快速协调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数据表明:到2008年底, 全市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71 789万元, 平均每村达到217.54万元;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总资产达到496 967万元, 比2006年的381 719万元增长30.19%;村级集体经济的净资产达到292 259万元, 比2006年238 560万元增长22.51%;村级经营收入达到14 137万元, 比2006年的9 144万元增长54.60%。近年来, 该市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推行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随着城市化进程中撤村建居步伐的加快, 一些村面临着集体资产流失和新的“一平二调”等问题, 如何创新村级集体资产管理机制, 推进财务规范化管理, 成了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对此, 慈溪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实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创新, 通过会计代理, 强化权力约束, 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 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从而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宁波市主管农村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在深入调研了慈溪市浒山镇实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所取得的成绩后, 深有感触地说:“几年的实践证明, 在农村实行会计代理制, 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是一项深受农民兄弟欢迎的民心工程, 要尽快在全市推行。”

(2) 建立健全各项农村财务规章制度。从2002年起, 该市全面实施了村账乡 (镇) 双代管为主要模式的村级财务会计代理制, 充分发挥乡农经站的记账、分析、审计和监管的功能, 同时, 对会计服务站工作人员重新分工, 实行结账、记账和审核分离, 形成新的财务管理体制。实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后, 由于加强了乡 (镇) 对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 非生产性开支大大压缩了。周巷镇2011年开支村级招待费仅65万元, 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下降了30%和7.3%。该市还实行了村干部年度、届前、离任审计制度和村级财务月度分析制度, 及村级招待费“零开支”、村级建设工程全程监督机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切实加强村级财务监管, 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3) 提高财务公开的透明度。该市对村级财务全面实行财务信息化, 在全省率先建立了村级财务计算机监管网络, 村级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实行全程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每个行政村要设置固定公开栏, 公开栏旁设意见箱;按规定格式和程序, 一年不少于4次公开村级财务 (年可用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 收支情况每月公开) , 重大事项随时公开, 每次公开的内容至少保留15天。凡社员对本村财务有质疑的, 可委托村财务监督小组查阅、审核财务账目;社员对本村财务没有明确异议而要求全面清查财务的, 须提请社员 (代表) 会议讨论通过, 并由村财务监督小组负责监查;进一步健全民主理财小组, 对群众普遍关心的专项资金使用等热点问题全部纳入民主决策、村务公开内容,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3.案例分析。

慈溪市推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的农村财务管理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分析该市农村财务会计管理的成功经验, 可以看出:

首先, 政府对农村财务会计管理模式改革高度重视。该市把加强农村财务管理作为促进农民增收减负、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 出台了《慈溪市村级财务管理制度》, 使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步入了制度化、正规化轨道。

其次, 政府对农村财会人员的选拔聘用高度重视。该市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选聘优秀财会人员从事乡农经站会计工作, 拓宽选拔范围, 选拔程序更公开、透明, 任用机制更科学, 保证了会计队伍的质量。

最后, 政府对村级财务公开高度重视。慈溪市多数村充分利用农民信箱这个平台,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级财务公开, 使其内容不但在村级村务财务公开栏中进行公示, 而且在全村农民信箱注册用户中进行公示, 方便了广大用户在使用农民信箱时随时可以查阅村务财务公开情况。

该市在农村财务会计管理模式的改革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先进管理经验, 值得其他农村地区参考、借鉴。

结束语

“村账乡 (镇) 双代管” 模式既有效发挥了群众的民主监督, 又有领导严格把关作保障。该模式实施以来, 不仅控制了村级非生产性支出, 化解了村级债务, 而且遏制了村发包收入漏收等现象, 增强了财务公开的透明度, 起到了还干部一个清白, 给群众一个明白的作用, 化解了基层干群矛盾, 减轻了农民负担, 从源头上起到了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积极作用, 有效地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针对农村财务管理模式进行研究, 提出农村会计代理制的三种典型模式, 介绍宁波慈溪市农村实行“村账乡 (镇) 双代管”模式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会计代理制,农村财务,财务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叶建云.创新农村财务管理模式研究.财务会计, 2009, (2) :248～249.

[2]潘自强.村级财务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其评价.农村经济, 2009, (2) :118～121.

宁波农村 第5篇

张美亮1,2，徐进1,2，张殿发

2（1.宁波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所 浙江 宁波315211;2.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浙江 宁波315211）摘要：从分析宁波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过程和结果出发，指出村庄改造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安全准则、规模效应、比较优势和历史文脉是村庄改造的四大价值取向。按照城乡统筹、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目标控制的村庄改造思路，把当前的农村分为为示范村、整治村和控制村三类，并提出村庄改造的具体行为方式。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NVC）；村庄改造；价值取向；分类指导；行为模式

中图分类号：F291，TU982.29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长三角南翼，是与灿烂的河姆渡文化相联系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沿海港口城市，也是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宁波现有3000多个行政村，个体差异大，现实条件和发展机会也很不平衡，既有滕头村、湾底村、小路下村这样的经济发达、设施完备，令“城里人羡慕”的“示范村”，也有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条件简陋，青壮年大量外出的“欠发达村”，还有农业生产渐成“副业”，兴办企业或进城务工，但还保留着宅基地和基本农田的“非城非村”，更有外来人员不断增加，出租房屋和土地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亦城亦村”。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战略的实施，一场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农村改造高潮即将来临。村庄不同区位、不同形态、不同产业结构、不同人员组成的“农村”地域，具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需要不同规划模式和改造方式。明确村庄改造的价值取向，研究多指标综合、分目标控制的村庄分类方法，是保证新农村建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前提和基础。

1村庄改造是宁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手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1]。新农村建设之所以适合全国，就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村镇建设行为，而是涵盖整个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宏伟目标。各地从实际出发，可以有不一样的方案，也可以有不一样的速度和目标要求[2]。对应宁波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操作过程和预期结果，村庄改造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Y104001）

第一作者简介：张美亮（1974～），男（汉族），山西原平人，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村镇规划.E-mail: zhangmeiliang@nbu.edi.cn

从发展目标来看，村庄改造可以逐步破除现有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小农生产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传统村落向农村新社区转变，传统农民向专业农民和现代市民转变[3]，逐步形成建立在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

从操作过程来说，村庄改造以市域产业结构调整为依托，以村庄布点规划为导向，以新村建设和环境整治为手段，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从注重点上村庄整治建设向充分发挥小城镇的集聚、辐射、带动功能，以点带面，成片连线整治建设转变，形成规模效应，引导要素集聚和人口转移，实现资源集约利用，提升区域整体形象和发展水平。

从预期结果来说，通过现有不同类型的村庄改造，引导资本要素、土地资源、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集聚，实现产业的集聚、升级、转移，依托小城镇建设，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产业群转移，有效地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逐步使农村区域的各类农业劳动者成为现代化的产业工人。

2村庄改造的价值取向

通过规划修编和行政区划调整，宁波目前尚保留三千多个行政村、近万个自然村落。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相比，传统的农村聚落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很大的分异性。除少数村庄发展成为令城里人羡慕的小康村以外，“脏、乱、差，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散、小、弱，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仍然与大多数的农村联系在一起，许多村庄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相比明显落后，农村生态环境仍很脆弱，农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日趋衰弱。为此，村庄改造的价值取向首先就在于保证村民的居住生活安全, 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村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并充分重视是历史文脉的传承和田园风光的保留。

2.1 安全准则

受“先富论”影响，以“个私企业”为特征的“草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办企业、开工厂，“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许多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显性表征，但除个别村庄个体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环境优美”的发展目标外，多数传统村落在市场竞争中走上“三弱”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集中表现在集体经济虚弱、公共服务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公共交通、消防安全、饮水质量、内河水环境、农业生态环境等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均衡增长、均等机会和公共安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命题，生态安全和社会公平成为“十一五”期间村庄改造的基准点。

2.2 规模效应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实现了从集体生产到分户经营的转变，致使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规模效应逐步减弱。现代农业和农村新社区呼换新型的经济组织结构。宁波市的乡村建设从“百千工程”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转变，体现了“政绩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调整村镇居民点的规模和布局，不仅要有利于种植业、林果业及加工业等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也要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创造条件，特别要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交、教育、医疗、卫生、信息等现代服务设施追求“规模效应”提供空间布局支持。

2.3 比较优势

充分利用和发挥村庄的比较优势，发展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村庄改造的核心目标。不同的乡村有不同的基础和不同的发展方向，位于平原地区、邻近城市区的村庄，要在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上与城市形成有机的互补经济格局；而位于山区、半山区的许多乡村在区位、交通等方面处于劣势，却有生态优势和风景资源，这类乡村应在区域环境容量的指导下开发林特资源，发展“农家乐”等特色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村庄改造的不是简单的“移民”，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乡村特色的发掘和提升。

2.4 历史文脉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许多城市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落”、“历史断层”的尴尬境地，而多数乡村比较平缓的发展过程则避免了历史文脉的割裂，“乡土性”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能否保护好乡村特有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杜绝“千村一面”的现象发生，是衡量城市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村庄改造应在加快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充分重视村民的“恋土情结”和邻里关系，在增强村民归属感的同时，加强地方特色的保护和历史文脉的传承。3 基于改造目标的村庄分类

3.1 以往村庄分类方式述评

村庄的形成和发展与一定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相适应。在学术研究或社会实践中，常常根据区域差异、经济发展差异或发展目标等指标对村镇进行分类[4]。现行《村镇规划标准》按照村庄、集镇在村镇体系中的职能划分为基层村、中心村、一般镇、中心镇四个层次；按照人口规模，又分为大、中、小型三级。根据村庄主要居住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划分为山区村、半山区、平原村、沿海村、海岛村等五个类型。按乡村经济状况，一般分为经济发达村、经济较发达村和经济欠发达村三大类。按照城市化影响程度，分为城市型村庄、转化型农村和封闭型乡村三种类型。这些单因子村庄分类方法只注重村庄的一个侧面，难以满足“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新农村建设要求。

3.2基于改造目标的村庄分类

3.2.1 村庄分类的基本思路

（1）城乡统筹，循序渐进。我们所建设的新农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步调、全面铺开、把现在所有的3000多个行政村都改造成符合“20字方针”农民新村。根据宁波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0%，农民的数量会不断减少，农村的规模会适度扩大。村庄分类首先要考虑许多农村人口已呈绝对减少的现实，其次是引导农村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集聚的发展要求。

（2）因地制宜，目标控制。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不是脱离开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封闭自救行为，而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协调发展过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以公共财政带动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的村庄改造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不同区位的村庄有不同的规划控制目标，不同基础的村庄有不同的发展机会，有的村庄湮没于城市化浪潮中，有的村庄保留着田园风光；有的村庄位于生态敏感区，其生产方向和空间发展受到严格控制，有的村庄依托市场竞争

不断增强集体经济能力，将会走上全面小康之路。

3.2.2 基于改造目标的分类结果

根据村庄在城乡协调发展序列中的价值取向，结合宁波实施“百千工程”的经验，把现有的农村分为为示范村，整治村和控制村三类。

（1）示范村，即集中建设的农村居民集聚区，包括全面小康示范村和特色村两类。前者有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农村现代化建设示范村，后者有生态示范村、园林式乡村、绿色乡村、历史文化名村等。这样的乡村在数量上尽管比较少，但从质量上来讲，确是村庄中的“精英”，更是乡村的“真容”。村庄改造的目标就是不断扩大示范村的范围，同时在更高的水平上建设示范村。

（2）整治村，即规划保留的乡村居民点，代表了乡村人居环境的一般水平。在未来城乡结构演化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会被城市兼并而成为城镇的一部分[5]，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建成有特色的乡村，从根本上讲，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保障条件，总体数量和个体规模会不断减少。村庄改造的目标是调整用地空间，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农居环境。

（3）控制村，近期保留，远期撤并的特殊居民点。目前主要位于城市规划区、大中型产业发展控制区生态敏感区或灾害易侵袭地区，有些是空心村[6]，有些是没有发展空间的自然村。总体上说，这些乡村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逐渐消失，至少是在自然演变过程中也会随着各种政策的控制和人口主动流转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村庄改造的目标是保障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引导搬迁。

4村庄改造的行为方式

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方参与，形成城乡联动、整体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合力，必须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结合城市体系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的要求，因地制宜，对示范村、整治村和控制村分别采用不同的建设管理模式，或集聚建设、或拆迁控制、或整治疏理，使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顺利转型，保留的农村各具特色，生态敏感区的村民得到妥善安置，最终实现多数农民转化为市民，最大程度地减少农民的目标。

4.1 加强调查研究，调整村庄布局结构

村庄布局结构是城市化进程中整个农村变迁在居住形式上的反应。村庄布局结构的调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各自然村内部的调整；二是在行政村内部自然村的合并，三是跨行政村的深度整合[7]。前一阶段“百千工程”主要是针对自然村的小调整，受村民传统思维和宅基地分配制度的影响，单纯的行政设置上的村庄合并难以引导村庄布局合理化。村庄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应加强城乡结构优化的调查研究，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办法，防止控制村的无序扩张而造成更大浪费，引导分散的农户、小村向示范村集聚以发挥规模效应。

4.2 增强集体经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许多示范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今天，形成强大的集体经济能力是村庄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许多村庄依托便利条件和区位优势发展非农产业，但对于绝大数的整治村，农业生产条件的充分改善始终是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推动宅基地整

理、实施农田集中承包、建立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培育强大的集体经济，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4.3 完善基础设施，强化人居环境建设

宁波市的绝大多数农村基本实现了路、水、电“村村通”，但网络化程度低，系统性差，尤其是文教卫生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严重落后于城市。村庄改造的重点是整合各部门的新农村建设资金，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改造和配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引导村民逐步向示范村或集中建设区集聚；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污水粪便生态化处理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强整治村的人居环境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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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之枫.乡村城镇化进程中村庄集聚的时空方略[J].小城镇建设,2002,(10):32-33

Research o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Ningbo

ZHANG Mei-liang1，ZHANG Dian-fa2，XU Jin1

（1.Department of City Plan, Ningbo University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2.Faculty of Architectural,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 With analysis of the objective, process and result of socialism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in Ningbo, it’s suggested that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safety-rule, scale-effect, comparative-predominance, and historical-context are the four value-orientations in village reconstruction.Accord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rule of urban-rural unified planning, advances by steps, right reconstruction for right village, and objective-orientation, it’s proposed that the current village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demonstrated, renovated and confined.The appropriate behavior pattern of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s suggested as well.Key words：new village construction；village reconstruction；direction by classification；value-orientation；behavior pattern

宁波农村 第6篇

近年来,宁波市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加快,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产品购销体系初步建立,农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方式逐渐现代化,流通业态进一步提升,农村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但从宏观上来看,宁波市农产品流通环节依然存在着重要缺陷:(1)城乡物资流通效率低下。农村整体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布点、选址上存在随意性以及流通环节过多等原因,导致物流成本普遍偏高;(2)城乡之间物流水平的差距正逐步拉大。在宁波市区的物流业得到了质的飞跃的背景下,反观农村地区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有限,城乡之间的物流水平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从微观上看,目前宁波正极力推进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而这两项建设的实施加速了宁波市农村消费品的快速流通、农资流通的转型、农产品活跃的购销,进一步暴露出宁波市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的不足,增加了宁波市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的迫切性。

构建宁波农村地区的物流网络体系,有助于解决当前农村商品流通中存在的设施落后、方式陈旧、成本较高、农民买难卖难等问题,而且对于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2]、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基于城乡统筹的宁波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的现状

研究分析宁波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的现状可从宁波现有的物流网络系统角度着手。目前,宁波市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发展。四大物流网络系统的建设为逐渐构建农产品、农资和日用消费品的流通网络提供了可能性,具体情况表现为:

(1)农村物流供给主体逐渐专业化。农村物流供给主体逐渐专业化。近年来,为了解决宁波农村物流供给主体服务单一,规模小、分布散等问题,实现宁波农产品、农村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高效流通,宁波农村地区积极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社,整合专业商贸型流通企业,鼓励民营企业成为第三方物流主体,积极构建起专业的宁波农村物流供给主体。就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社而言,农村专业合作社通过建立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准确把握市场行情,一方面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另一方面则为农民生产提供指导。此外,合作社通过加大宣传,提高农民对物流服务的认识,鼓励农户在包装分类、仓储管理上实现物流服务的增值。宁波余姚地区的镇禾丰辣椒产销专业合作社、三黄鸡专业合作社在物流增值服务方面就有积极的改进。而在第三方物流企业建设方面,宁波农村地区通过整合、重组一些农产品、农资的流通组织,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充分利用当地政策和资源促使这些现代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迈进。

(2)交通运输设施逐渐完善化。2011年,宁波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205.6亿元,同比增长6.76%,首次突破200亿,连续7年再创新高。公路建设投资方面占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的56.2%,全年完成投资115.6亿元,完成港口水运投资48亿元。到2011年宁波公路总里程达到10439公里,公路网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106.4公里,新增高速公路30公里,干线公路93公里,新建成农村公路200公里、港湾式停靠站180个。宁波通村公路里程达4158公里,全市城乡道路客运班线达396条,县(市)公交化改造班线和新增公交班线100多条,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率58.2%。城乡一体的交通网络初具雏形。

(3)商贸物流网络建设的推进。宁波商贸物流网络主要是由市贸易局和供销社管理的农村商业网点和农资配送点组成。随着全市“乡镇连锁超市、村级连锁便利店”工程建设的有力推进,宁波90个乡镇全部实现连锁超市全覆盖,农村商业网点格局基本确立。另外,截至2011年宁波市总共建成农资连锁门店近千家,连锁龙头企业和连锁门店实行采购、配送、标识、销售价格、管理制度、技术培训“六统一”的措施,有效保证了商贸物流的统一规范和高效性。目前以商务、供销为主的“万村千乡”工程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商贸物流网络已基本建立。

(4)产品购销活动日趋活跃。据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宁波全市约有7万多农民从事农产品的购销贩运,销售的农产品占全市农产品总量的40%左右。随着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逐渐形成规模,大型批发交易市场的集散辐射功能不断得到增强。目前,全市有农产品综合批发交易市场、蔬菜、水产、禽蛋等专业批发市场和柑桔、杨梅、水蜜桃、茭白等季节性农批市场上百个,为分流农产品起到重要作用。全市水产品流通已形成石浦中国水产城、宁波路林、江东水产批发市场和宁波灵桥水产批发市场等7个具备相当规模和辐射能力的专业批发交易市场。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企业逐步兴起,全市上千家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建立自己的原料基地,采用“订单农业”的模式,同农户建立比较紧密的产销关系。

(5)农资流通初步实现转型升级。2005年开始,我市供销社系统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农资连锁经营,建立了专业的农资连锁采购配送中心。截至2009年,我市已发展了8家连锁经营龙头企业、976家连锁门店、47家庄稼医院,培训庄稼医生700多人,基本形成了以镇(街道)、村两级连锁门店为网络终端、县级农资公司为区域网络骨干、市级农资公司为网络龙头的农资流通服务体系。2010年10月9日,由宁波市各级供销社集体资本控股、多元资本参与的全市最大的农资流通企业宁波市甬丰农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的建立为农民提供了统一的采购平台、配送基地、农资物流配送和农技服务。

(6)“百千工程”基本实现日用消费品的流通。从2005年开始,宁波积极实施“百镇连锁超市”,即每个乡镇至少建有一家超市,凡符合创建条件的行政村都有了放心店。截至2011年,乡镇超市覆盖率已达100%,对于偏远山区海岛目前尚不具备建立便利店或放心店的农村,北仑等一些县(市)区因地制宜推出了“流动放心车”,由龙头连锁企业每周定期送货上门。此外,宁波还致力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建设,如三江、慈客隆、余姚华联、宁海小小、北仑加贝等龙头连锁企业加大了配送中心的建设力度,积极开拓农村市场,进一步完善了宁波农村日用消费品的流通网络。

2 宁波市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入新世纪,宁波市农村物流虽有很大的发展,但通过对宁波农村物流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物流结点触角难以延伸至村一级,各村、镇之间交通网络难以形成;信息通讯网络建设上,农村的信息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农民文化程度、素质技能等因素制约了信息的推广;在运输配送上,运输车辆及包装标准化程度不够,返程空车现象严重,物流流通成本偏高;整个商贸流通物流网络建设上,主要表现为流通方式过于传统,缺乏一定的创新性思想,致使城市物流辐射能力受到制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单位需求量小,物流需求分散

与城市地区相比,宁波市农村地区所占区域总面积大,农村居民居住相对分散,生产活动独立,单位物流需求量较小,物流需求分散,物流服务难度大。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需求和农产品的供给呈现出季节性[3],导致其相关的物流活动在时间上不均衡。如春耕和夏种期间农用生产资料需求旺盛,秋季水果大量上市时期农产品的物流需求显著增加。受农村收入来源和消费习惯影响,农村日用消费品需求一般在秋冬季节比较旺盛。这些需求时间上不均衡的特点,使得物流需求更加分散。

2.2 双向流通不畅,网络建设薄弱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导致运输车辆空返现象严重。农村物流中的农产品、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村日用消费品这三类物资具有不同的流通属性,难以利用同样的物流设施实现物流运作,双向流通存在困难。传统的商业网点布局缺乏合理的规划,宁波新江厦、三江、加贝等商贸流通企业落户一些镇域以及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农村商业网点仍然存在小、散、少问题,偏远山乡和海岛渔村尤为突出,总体网络建设比较薄弱。

2.3 运营主体分散,市场运作混乱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宁波市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物流主体,除原有的交通企业、国有商业企业、农资企业外,还产生了专门为农业提供服务的小件运输企业和个体运输散户,各种类型的农村物流经营业户遍地开花。农产品市场功能发育滞后,专业市场发展缓慢,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性使得社会自由式的农村物流供给商处于无行业部门监管,经营行为不规范的状态。物流供给商和农民之间没有运输合同,运输工具缺乏规范,导致市场秩序较为混乱。此外,农村消费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完善,无序化的市场竞争,繁杂的采购渠道,给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市场监管不力更导致其泛滥,农民深受其害。

2.4 运营成本偏高,运作效率低下

现有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农户为单位,这样的格局存在着生产规模小,产品不容易聚集的特点,使得物流运作组织难度增大,阻碍了实现农村物流运输规模化的进程,导致农村物流投入成本高、盈利空间小;同时,一些地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造成部分农产品跨地区销售困难,增加了流通成本。物流运作效率的低下和运营成本的居高不下,使得许多大型规范化的流通企业对进军农村物流望而却步。

2.5 标准化难度大,信息化推广难

由于农业生产产品结构、种类、性质等具有多样性,农、林、牧、副、渔业服务存在差异性,各个不同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接口问题错综复杂,加大了实施农村物流体系标准化的难度。在宁波市经济交通条件相对欠发达的乡镇,网络在乡、村之间出现断层,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另外,农村的信息队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农产品市场交易信息采集、加工、整理和发布工作无法有效实施,农民难以获取正确的市场信息,信息化推广困难。

2.6 政府多头管理,政策扶持不够

农村物流发展涉及到供销、经贸、交通等多个相关部门,又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导致管理部门不统一、规划布局不合理。有些地方出现了交通物流、邮政物流、商贸物流、农资物流交叉为农村物流提供服务,但各自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的情况。各管理部门各自为战,浪费了配送资源,也严重阻碍了农村物流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目前宁波政府对农产品的流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但对帮助疏通农产品流通网络的扶持力度还不够。

3 城乡统筹下宁波农村物流运作模式的探索

目前,宁波市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及农村消费品逐渐形成了以整个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或功能为主导的农村商流和物流模式。针对宁波市农村物流网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宁波市城市发展现状,本文探索并提出对宁波农村物流网络运作模式的发展意见。

3.1 扩大“加工企业+基地+农户”物流运作模式

积极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同农户建立紧密的产销关系;根据当地地理条件,建设特色鲜明的生产基地;加大研发力度,加强农产品深加工力度;注重品牌建设,扶持省优市优企业建设。通过合同的方式,加强农户与基地,以及基地与加工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诸如宁波市鄞州滨海蔬菜专业合作社,凭借着所在镇的创业投资中心区域优势和初具规模的规模农业,发展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物流运作模式,如图1所示。118家农户由合作社领导与三丰可味食品公司签订收购价格固定、收购量一定的生产订单合同。合作社在合同期限内负责监督安排农产品的种植,为农户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生产资料,完成合同成交量直接交给公司。食品公司则按照合同规定收购农产品,由于市场具有不可预测性,公司在收购价与市场价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会联合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农户成员进行分红。此外,合作社还与公司合作建立溯源管理数据库,消费者可以根据信息识别码实现对蔬菜的信息追踪。按照这样的模式,公司获得了固定的、可控制质量的农产品来源,而农户则获得了固定的销售渠道以及可保障的收入。合作社在其间协调生产量,省去中间的收购商收购环节,从而大大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同时通过减少重复运输、仓储等成本,有效降低了物流运作成本,加快了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步伐,推动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能使得两方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3.2 加快推进商贸企业物流运作模式

继续推行实施“百镇连锁超市、千村放心店”工程,加快推进商贸企业物流运作模式,构建起完善的商贸流通物流网络,实现宁波农村日用消费品便捷流通;鼓励贸易、工商、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县(市)区出台政策引导和扶持连锁企业开拓农村市场,开设连锁超市门店,为放心店统一配送商品;着重解决农村居民日常消费问题,努力做到便利、实惠和安全,建立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服务的现代零售网络终端;大力发展“农超对接”减少传统采购模式中流通环节多、中途损耗大等弊端。像北仑的加贝超市,对于目前农村物流较落后的白峰镇与春晓镇来说,无疑是一个契机。这些镇的农产品种植户可以将其种植的农产品于加贝超市进行交易,通过加贝连锁超市的集中采购与分拨,实现农产品、农村消费品的流通,这种模式既保障了农产品的销售出路,又节约了生产成本,同时也能促进本镇相应企业和加贝超市的发展。

3.3 规范“农户+第三方物流公司+企业”物流运作模式

农村物流供给主体服务单一,规模小、分布散,规范“农户+第三方物流公司+企业”物流运作模式对于解决农产品原材料物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物流运作过程中,将物流相关作业外包给专业物流主体第三方物流企业,能够减少运输车辆的空车率,降低加工企业的库存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实现资源整合。第三方物流企业借助EDI、GPS、GIS和POS系统等各种信息技术和手段,为企业和农户提供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量与供应量信息,从而指导企业和农户的生产活动,三方从中共同受益[4]。第三方物流可以实现对农产品市场的迅速反应,通过客户和数据库的共享,物流服务网络的建立,使资源调度在短时间内完成,合理实施对农产品供应链整体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农户+第三方物流公司+企业”物流运作模式可以使得三方能够专注各自领域发展与提升,实现企业物流服务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宁波市农村物流网络建设应该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引导第三方物流企业建立创新服务机制,提供一条龙综合服务,规范“农户+第三方物流公司+企业”物流运作模式。

3.4 大力发展物流中介组织运作模式

物流中介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销售协会以及农民经纪人等。物流中介组织具有协调第三方物流企业、整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协调各农业相关部门的作用。这种发展模式以中介的形式使众多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者联合起来,形成较大规模的经济群体,改善各个环节的服务。例如余姚姚北的小曹娥镇、泗门镇这些乡镇,虽然依靠如同镇禾丰辣椒产销专业合作社、三黄鸡专业合作社等一些农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农产品的销售流通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专业合作社过于小而散,难以规模化经营,加上宁波市第三方物流企业普遍小、散、弱的特点,形成了一个冗杂不经济的物流网络,引起一些重复运输之类的成本浪费。因此,针对这些地区,建立可进行统一配送的物流中心,规范整合某些物流中介组织,能够进一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3.5 尝试第四方物流企业运作模式

在城乡统筹物流网络体系构建的后期,第三方物流发展成熟,中介组织进一步完善之际,可推行第四方物流企业运作模式。第四方物流是对第三方物流短板的补充,是供应链的提供商,它是以EDI、互联网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统[5]。在宁波城市与农村间商品流通过程中,第四方物流可以充分发挥公共物流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通过整合物流信息管理技术手段,实现高效的制定供应链策略、设计业务流程再造等。作为国内率先起步发展第四方物流城市之一的宁波,应当借助近年来发展第四方物流的经验,通过第四方物流平台,整合物流资源,优化农村与城市间双向的供应链,提高物流效率,进而可以全面提高宁波农村物流服务质量。

4 结语

在旺盛的经济需求以及高速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宁波农村的物流网络日益活跃,并日趋专业化。但同时,由于管理的不完善和市场经济固有问题的存在,物流网络系统地进一步完善受到了限制。本文基于城乡统筹的角度,探索能够降低物流成本、实现更优的物流网络运作模式。这对于加快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物流网络体系的建设不是单一、固定的,它是一个复杂、综合的工程,它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各个环节,是促进农村经济秩序化的重要力量。农村物流网络体系的建设应该向着更加先进、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但不可否认的,最重要的是根据各个地区具体的区位条件发展适合自己的模式,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效率化利用。就目前而言,这些模式在投入运作后是否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对于不同方面的模式改进会不会相冲突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和研究。宁波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宁波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运作模式探索之路仍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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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农村 第7篇

关键词：鼠情监测,种群动态,防治对策

为掌握宁波市农村地区鼠形动物种群组成的动态变化和季节消长,为更好地指导农村灭鼠工作和预防鼠传疾病的发生与流行提供科学根据,本文收集了宁波市农村地区1996-2011年的鼠形动物监测资料并进行了综合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材料

捕捉器械为中号钢板鼠夹(钢板12cm6.5cm,江西省贵溪捕鼠器械厂生产),诱饵为市售生花生米。

1.2 监测方法

选择农村居民区进行监测。全年每月在监测区内布置鼠夹1次。每次在每个监测点的室内、室外各放置110个鼠夹。室内鼠夹放在一楼室内,每个自然间放1个鼠夹,超过25m2的房间放2个鼠夹,房间采取连续放置,在同一房间布夹的间隔期大于半年;室外直线布夹,每5m放一夹,行距20～25m。鼠夹晚放晨收,检查时鼠夹已击发,夹上无任何鼠迹的为无效夹;鼠夹上有鼠毛、尾、爪等,定为未捕到鼠;夹上有鼠头或大片鼠皮,定为捕到鼠;同时记录捕捉到的鼠的种类。鼠密度(%)= 捕到鼠的夹数/(捕到鼠的夹数 + 未捕到鼠的夹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鼠形动物种群组成的变化与分布

1996-2011年在宁波市农村地区捕获到6种以上鼠形动物,共计2 390只。褐家鼠为优势种,占捕获总数的51.42%。,小家鼠、臭鼩鼱、黄胸鼠、黑线姬鼠、黄毛鼠,分别占捕获总数的34.18%,5.73%,3.72%,1.72%,0.50%,其它未能鉴定出种类的鼠种占3.14%(见表1)。2006年以后,随着监测范围的扩大,监测人员受限于鼠形动物分类鉴定水平,未能鉴定出种类的鼠形动物逐渐增多。褐家鼠室内外均有捕获,黄毛鼠仅有2006年和2011年在局部地区有捕获,臭鼩鼱主要捕获于农村居民区室内。

2.2 鼠形动物种群密度的季节消长

从16年宁波市农村地区鼠形动物季节消长曲线可以看出(见图1),鼠形动物繁殖呈春秋季类型,第一次高峰在3-4月份,第二次高峰在9-10月份,中间7、8月份有小反弹,表明在4月份经过灭鼠活动以后,鼠类密度上升很快。宁波地区处高纬度地区,这一特点符合高纬度地区鼠形动物繁殖一年有两个高峰的规律。2004-2007年宁波市农村地区鼠形动物密度一直较高,与农村流动人口增加,鼠形动物栖息繁殖场所增多有关,同时与加强了农村鼠密度监测工作也有一定关系。

3 讨论

宁波市农村地区均以平原、丘陵地形为主为主,平原地区稻田广布,水系支流较多,部分农村周边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垃圾处理不够及时,在村垃圾仓里堆积时间较长,为鼠类的繁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农村鼠密度相对较高,基本稳定在1%左右。监测点当地村民均反映家中老鼠较多,白天经常能见到鼠在室内活动,尤其木结构房屋内更甚,且有啃食家中食物、家具的现象。随着农村居民楼房的不断建造、新式装修等,使得黄胸鼠、小家鼠的栖息场所逐渐减少,逐步被挤到室外,如垃圾中转站,垃圾箱,尚存在的平房、缺少防鼠措施的仓库等老式建筑等场所,被迫与褐家鼠展开生存空间的竞争,褐家鼠强大的繁殖能力,适应能力使得黄胸鼠、小家鼠始终处于竞争的下风,生存空间逐步被压缩,种群数量不断减少,褐家鼠逐步成为宁波市农村地区的优势种群。褐家鼠为野、家两栖鼠,食性杂,食量大,其种群的扩大加大了对农田作物和农舍的威胁[1]。

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负责宁波地区的农田灭鼠,每年采购300吨鼠药用于农田灭鼠,但不负责农村居民区的灭鼠工作。农村居民区的灭鼠工作由当地政府负责,乡镇建成区所在地的村庄由当地政府负责灭鼠,而其他村庄里的灭鼠工作开展较少,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的乡镇近年来未开展过大规模的灭鼠活动,每年灭鼠活动以村广播通知,有需要的村民去村委会取鼠药灭鼠的形式开展,缺乏科学灭鼠宣传与技术培训,灭鼠药物投放覆盖率、到位率、保留率都比较低,鼠药的适口性差,鼠类取食率低,灭鼠效果差。

现场对监测点农民调查健康行为知晓率,显示农民对肾综合征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鼠传疾病的防治知识知晓程度普遍较低。调查发现,农民灭鼠意愿较高,但是缺少合适的灭鼠药和工具,农村目前养猫的家庭越来越少,而且单纯养猫也不能有效控制鼠密度,农村养猫控制鼠害,仅在住室内(含厨房)这一生境有一定效果,而在其它生境控制鼠害的效果不明显[2]。市场上出售的捕鼠笼、捕鼠夹质量参差不齐,鼠药较难购得,只有到鼠药定点销售的部门和PCO(Pest Control Operation,有害生物防治)门市部那里才能购买到,大型连锁超市里出售的灭鼠器械质量较高,流动摊贩出售的粘鼠板、捕鼠笼产品质量较差。因此,农民常以自己认为可行的方式灭鼠,导致了农村鼠类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的水平。随着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加速,有关部门应着力推广适合农村控制鼠类的药械与操作技术,如布放毒饵盒、建立防鼠设施、清除鼠类栖息环境等[3]。

宁波市农村地区鼠形动物数量的自然消长高峰在4-5月份和9-10月份。因此,应坚持每年在鼠密度高峰到来之前的3-4月份和8-9月份分别开展一次灭鼠活动,以保证农村鼠密度始终控制在相关标准内。开展大规模的灭鼠活动是有效遏制鼠传疾病发病的主要控制措施之一[4,5,6],随着宁波市卫生乡镇、卫生村创建的不断深入,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当地政府对传染病防制工作比较重视的乡镇灭鼠工作力度逐渐加强。除了化学灭鼠以外,主要以环境治理,完善防鼠设施,提倡生态灭鼠。农村灭鼠可利用张贴画、村广播等载体在重点地区开展出鼠传疾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7],主要针对农民、民工和居住环境较差的弱势人群,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尤其要在城乡结合部、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加强宣传。宣传应着重从传播疾病作切入点,有例、有理、有力,让其自身引起重视,自觉地改掉不良的卫生习惯,自己动手改造环境,消除鼠类栖息生存场所,降低环境家鼠容量[8,9,1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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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农村 第8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模式,保障体系,宁波

0 引言

乡村旅游在欧洲发达国家可追溯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1]。政府部门十分强调乡村旅游发展对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扩大就业率、推动地方经济、拯救乡村的积极作用[2,3]。而多数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和就业确实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4],但强调乡村旅游只是增加乡村经济收入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治疗乡村经济疾患的灵丹妙药[5,6]。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7],乡村旅游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并已形成工业带动型、农业产业化型、第三产业主导型、生态农业推动型、依托本地资源型和体制创新型等新农村建设模式[8]。

本文拟以宁波为例,提出在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的农村开发乡村旅游,构建乡村旅游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新模式,为实现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关系及规划衔接

1.1 乡村旅游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乡村旅游作为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旅游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对新农村建设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乡村旅游可作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突破点和提高农村文明程度的着眼点。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完全符合和谐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可促进新农村建设,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源、经济与人力保障。

1.2 乡村旅游发展潜力与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耦合

乡村旅游不仅指单一的观光游览项目,而且包含观光、康疗、民俗、科考、访祖等在内的多功能复合型旅游活动。乡村旅游具有时间上的可变性和空间上的分散性,不同于城市旅游的拥挤和杂乱,可以缓解游客游览时的紧张情绪,最大限度地激发游客热情。乡村民间文化具有的淳朴性和神秘性对城市游客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7]。因此,在我国农村经济在新时期实现转型的关键阶段,乡村旅游作为现代旅游文化新单元,展现出极强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其最艰巨的任务是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对于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而又有特色的农村地域而言,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收入,改善农村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反过来,新农村建设又会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两者可形成一种互动耦合关系:即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在振兴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建设等方面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新农村建设过程所涉及的各项基础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也将在客观上促进着乡村旅游活动的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强调充分尊重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营造村庄的宜人生活环境。

2 宁波市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指立足区域特色,具有成长性好、带动性强、易于推广,且符合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的农村发展新范式。乡村旅游驱动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指以乡村景观为特色,以乡村旅游为依托,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乡村旅游的产业带动和集聚效应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该模式的选择和形成:一是要求乡村地域有可以挖掘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并将保护和开发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二是要有便利的交通条件, 具有较好的旅游进入性;三是还要有与旅游相配套的娱乐、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根据宁波市农村地域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及不同类型村域新农村建设的地理背景、动力机制和发展过程,将乡村旅游驱动下的宁波市新农村建设模式归纳为山岳旅游依托型、生态示范区驱动型、度假综合型、观光农业驱动型、滨海旅游依托型和古村落旅游依托型等6种类型。

2.1 山岳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山岳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是指以山岳风景名胜区开发为依托,并以景区游客为主要目标市场,开发乡村地域中保存较好的乡村农业景观和文化景观,使山岳旅游成为乡村区域的主导产业,带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山岳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山岳风景名胜为新农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资源优势,而乡村特色景观与其形成资源互补优势,这种联动开发模式可让游客在欣赏自然景观风景之余,派生欣赏乡村景观。山岳乡村旅游开发所需的基础设施等配套设施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而山岳乡村旅游的产业带动和集聚效应又可促进新农村建设。

余姚大岚镇是宁波山岳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大岚镇地处浙东地区,境内风景名胜众多,有丹山赤水、四窗岩景区、升仙桥、姚江源头等自然景观。在风景名胜开发过程中,具有较好乡村旅游资源的各乡村景观规划与新农村建设规划同步进行,农村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建立与景区共生双赢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景区开发为发展“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农家乐”的规范发展为景区发展增加了人气和“回头客”。二是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保护和挖掘乡村文化内涵,通过绿色、古色和红色文化的挖掘,使民风、民俗、民情等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将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绿化和环境保护等规划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村庄饮水工程、三线改造工程等的实施使得基础设施大为改观,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形成现代新型农民居住社区。四是以乡村旅游带动效应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使得当地土豆、板栗、土鸡、笋干、柿子等绿色农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2.2 生态示范区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生态示范区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指按照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以提高土地综合生产力为中心,采取农林结合、农牧结合、农渔结合、农工结合和农贸结合的办法,坚持走现代生态农业道路,形成农村生态示范区,并通过发展集观赏、娱乐、体验、知识教育于一体的观光生态农业,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生态示范区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建立起一个高产、优质、低耗的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区,实现物质、能量多环节、多层次的良性循环利用,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发展观光生态农业的基础。现代生态农业及观光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发达的第二、第三产业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生态农业发展创造经济基础。

奉化滕头村是生态示范区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奉化滕头村1993年获联合国“全球500佳”生态荣誉村称号,2001年滕头生态旅游示范区获得国家4A级景区。在生态示范区驱动下,滕头村新农村建设呈现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平衡快速发展、“三个文明”建设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奉化滕头村生态示范区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生态农业,建立一个在生态上能够自我维持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生产系统,形成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二是充分利用示范区的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以“全球生态500佳”为招牌,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使生态环境走上了一条以“旅游”养生态,以生态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三是发展二三产业,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村龙头工业企业爱伊为美国家重点支持的名牌出口商品,全国唯一获得两项产品出口免验资格(大衣、西服)的服装企业。而以房地产、园林绿化等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群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四是依靠自主创新,走以高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协调发展路子。五是加大配套建设,优化生态工程。要十分重视村域生态农业园区、工业加工区、商业文教区和住宅区等的分区规划及配套,建成真正的新农村建设生态示范区。

2.3 度假综合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度假综合型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指处于城镇周边的乡村,利用离城市近、交通便利的条件,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以特有的乡村生态景观、乡村文化和农民的生产生活为基础,建成乡村度假旅游地,并通过集观赏、娱乐、体验、知识教育于一体的休闲度假产业带动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模式。对于度假综合型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乡土文化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地域度假旅游的基础,而乡村与城市的距离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则直接关系到客源市场的大小。休闲度假旅游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业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变的重要环节。休闲度假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保护了乡村自然和文化景观,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进而促进新农村建设。

以农家园为依托的龙观乡是宁波度假综合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代表。龙观乡发挥“五龙潭”风景区优势,大力发展以乡村民俗为特色,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家乐”。随着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发展,龙观乡发挥小产业带动大发展的强大作用,农村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龙观农家园度假综合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因地制宜,以乡村旅游带动新农村建设。利用龙观地处宁波市郊的地缘优势和“五龙潭”国家4A级风景区的区位优势,农家乐以 “吃、住、游、玩、购”的丰富功能,正成长为带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龙头”。 二是追寻孤岛特色,打造休闲度假旅游精品。重视乡村度假旅游接待地自然环境的天然性和原生性,乡村文化的原汁性,使游客在“度假孤岛”中达到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目的。三是强调游客的参与性。龙观农家园十分强调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游客的直接参与,开发“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当农家人”等旅游产品,让游客享受到独特的乡村旅游体验。四是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龙观乡把农家乐休闲旅游设施的改善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新农村建设工程有机结合,实现环境整洁优美、交通便捷舒适、食宿卫生安全。五是注重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农民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同时,加强对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引导,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农民的生活境界以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2.4 观光农业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观光农业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指以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品为前提,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等融为一体,利用田园景观、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农村自然环境吸引游客,领略在其它风景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浓厚意趣和现代化的新兴农业艺术,形成以观光休闲功能为主,农业经营与旅游服务有机结合的观光休闲农业,促使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村容村貌不断改善,进而建设新农村的模式。对于观光农业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观光休闲农业是农业与休闲相融的产业。其运行形式,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和开发,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还应具有独特的农园景象和优美的园林风光,吸引和招揽游客,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以产生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这种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业经营为基础,一二三产业相融合的休闲观光农业成为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以宁波都市农业园区为依托的江北区洪塘街道是宁波观光农业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宁波都市农业园区为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和市级农业科技园区、浙江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江北区洪塘街道观光农业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以金融资本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效为目的,重点突出参与性、观赏性和娱乐性,充分体现农游合一性。二是重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业观光园不仅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示范,同时还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以农业为重点和核心,突出“农业”主题的休闲观光功能。四是都市农业园区的设计体现以人为本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指导思想,坚持多产业一体化方向,符合自然生态景观生成规律。五是都市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纳入城乡统筹规划,使得宁波都市农业园区既是城市居民的乐园,也成为农村农民的公园和增加收入的市场。

2.5 滨海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滨海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是指依托海滨地区独特的山海景观及动植物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使滨海旅游业成为滨海农村地区的主导产业,再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并能让当地社区居民分享滨海旅游开发各种利益,从而促使滨海农村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滨海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迷人的山海景观及丰富动植物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海湾、岬角、阳光、沙滩及海岛地区的野生动植物可形成旅游资源吸引向性,并给滨海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改善滨海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新农村建设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象山梅岙松兰山是宁波滨海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松兰山位于象山县城东南9km的海滨,为浙江天台山自西向东延伸到大海的余脉,幽静的海湾、海岬,迷人的阳光、沙滩组成了独特的海蚀地貌和旖旎的山海风光。依托松兰山的旅游开发,该地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成就显著。松兰山滨海旅游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政府主导滨海旅游开发。其主要表现为制定完整的乡村旅游规划,并完成给排水、通电、通邮、通气及环保、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二是企业推动。由于松兰山旅游区规模较大,单靠政府力量及村民的资金很难完成开发工作。外来资金的注入,大大提高了旅游区的接待能力,提升了旅游开发档次。三是乡村经营。松兰山在旅游开发时,兼顾了开发区农村居民的长远发展。梅岙村部分农地和滩涂被征用后,不但享有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还可得到旅游就业机会及参与旅游区经营活动。四是乡村居民参与。为解决失地村民的未来生计,除了经济补偿外,松兰山乡村旅游开发专门为失地村庄划拔相应的产业,由村民投资经营,并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2.6 古村落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

古村落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是指以农村地区传统建筑群及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对古村落幽静雅致的环境氛围、古朴纯良的民风民俗和古韵古味的民间文化与艺术的开发,发展古村落旅游,发挥古村落的文化优势,以达到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又保护古村落环境,并带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古村落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而言,古村落的建筑和民俗文化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基础,也是其新农村建设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古村落乡村旅游的开发可直接改善古村落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宁海前童镇是宁波古村落旅游依托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前童2000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7年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前童镇古村落旅游驱动型新农村建设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重视乡村旅游规划及乡村旅游宣传工作。其先后编制了《前童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前童旅游开发规划》等一系列规划。此外,还通过中央电视台《捜寻天下》、浙江电视台《文化丛林寻访》等播出前童古镇的宣传片。二是重视旅游产业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推动。依托古镇景区优势,迅速壮大第三产业规模,实现第三产业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三是稳步推进生态农业。利用前童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四是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城乡统筹。立足古镇特色,倡导建管并重,完善公共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大力构筑“一环四横、一纵四街”和镇村一体的镇域交通网新格局,加快城乡统筹步伐,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3 基于乡村旅游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保障体系

1) 重视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前期规划论证。

对于农村而言,乡村旅游是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点,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渠道。但从农村地区的具体资源条件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乡村地区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因此,在确定乡村旅游驱动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前必须要对各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乡村旅游项目上马进行前期的可行性论证。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必须规划先行,以避免盲目开发投资可能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益。

2) 乡村旅游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范畴并体现农村特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新农村建设的五项目标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目的所在,也是乡村旅游应具有的功能。因此,应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范畴,在新农村建设的框架内开展乡村旅游。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注重农业资源特色和农村文化、风俗习惯的开发利用,开发形式多样、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乡村旅游项目。

3) 按照旅游经济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发展乡村旅游。

由于宁波市农村地域广阔,各地的资源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千差万别,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不尽相同。乡村旅游有其内在的固有发展规律,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少走弯路。一是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因人而宜;二是要加强分类指导,从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宣传促销、人才培训等方面着手,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市场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类指导。同时,要求各类乡村旅游项目都要保护生态环境,增强亲和性、知识性、参与性等体验内容。

4) 切实保障农民从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利益。

以农民利益为本,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必须切实保障农民从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利益。地方政府要将农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建设的主体、服务的主体,尽可能地让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管理、经营、服务,同时也要使其成为利益主体、发展成果享受的主体,从中实现富裕、文明,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5) 充分发挥乡村旅游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功能,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各产业的和谐发展是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在乡村旅游驱动型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产业关联度大的优势,解决“三农” 问题。对于农业来说,乡村旅游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农业在生态保障、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对于农村来说,有利于吸引城市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旅助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农民来说,则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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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农村 第9篇

关键词：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宁波“两改”,嘉兴“两分两换”

土地集约利用研究起源于农业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 其内涵是指在一定面积土地上, 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 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在土地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中, 一般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投入量来衡量土地利用的集约度。集约利用和粗放利用是相对而言的。

1 浙江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背景

据浙江省2008年土地变更调查统计, 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559.23万亩, 据2008年统计年鉴, 2008年全省农业人口为3292.37万人,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113m2。从浙江省对81个县的农村住宅使用情况普查来看, 浙江省闲置住宅46.29万宗, 废弃住宅23.45万宗, 私搭私建住宅24.35万宗, 村内空闲地面积2106万宗, 分别占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2.55%、1.41%、0.94%和3.7%, 四者合计4625万亩, 占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的8.3%。人多地少是基本省情。人均土地资源较为短缺。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

2 宁波“两改”、嘉兴“两分两换”的实践

2.1 宁波“两改”的实践

“两改”具体指的是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和农村住房集中改建。按照农民的居住方式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原则, 多形式推进,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农民市民化。

在宁波实施农村住房“两改”中, 各市、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探索创新, 总结出了不同的做法。

2.1.1 慈溪市:

提供多方面政策支持。首先在项目用地方面, 每年安排专项用地启动指标, 优先用于“农房两改”项目。并提高整理后净增土地复垦指标收购费。同时允许个别试点村的“两改”项目土地收益全额返村, 专项用于村庄改造。其次在资金支持方面, 将“两改”项目专项资金列入市财政预算, 由市财政单独确定镇 (街道) 、村集体经济组织“两改”项目的融资规模, 并进行贴息补助和中高层、高层农民公寓安置补助等。再者在融资贷款方面, 慈溪市农村合作银行向农房集中改建项目实施主体发放贷款, 并为农民办理了农村住房抵押贷款, 有效帮助农民解决了购置集中居住区住房资金短缺问题。

2.1.2 余姚市:

实行农房“两改”建设项目联合预审试行办法。联合预审试行办法通过项目所涉及的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提出书面申请, 市农房“两改”办组织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市农房“两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 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等四个程序进行, 进一步简化了审批手续和办事程序,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2.1.3 江北区:

制定“以房代地、虚拟审批”政策。针对农村无房户与住房困难户与“两改”的矛盾, 江北区制定了“以房代地”政策, 就是政府提供适当面积的城镇住房代替宅基地审批, 以宅基房的形式置换农民符合规定的宅基地, 并拥有合法产权的城镇商品住房;“虚拟审批”就是为防止城市规划区内部分村民为谋求拆迁补偿收益的改建、扩建行为造成资源浪费的行为, 通过引入农民建房虚拟审批程序, 确认农民合法建房的权利, 只作为日后拆迁补偿的法律依据, 而不导致直接的建房行为。这样就可以帮助需要新建住房的婚龄群体和确需改善住房条件的困难群体解决住房难题。

2.1.4 镇海区:

运用“BT模式”为农村建房融资。“BT模式”, 就是在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小区时, 选择企业作为建设项目的投融资单位, 由该单位负责筹措建设资金, 并负责项目建设, 建成后, 项目建设单位通过整理节约下来土地的出让金, 向投融资单位回购房屋。“BT模式”解决了农村住房集中改建的融资难题, 为资金并不雄厚大多数村探索了一条建设发展的新路子。

2.2 嘉兴“两分两换”的实践

“两分”是把农村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两换”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 推进集约经营、规模经营,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转变农民生活方式。以按照土地节约集约有增量, 农民安居乐业有保障的总体要求, 以农业生产经营集约, 农村人口要素集聚, 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根本目标。

嘉兴市首批确定了9个乡镇作为“两分两换”的试点。其中嘉兴市南湖区七星镇、桐乡市龙翔街道、嘉善县姚庄镇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意义。

2.2.1 七星镇。

为有效节约集约土地, 七星镇原则上采用集中公寓房安置, 实际采用“公寓房安置结合产业用房安置、货币安置”的安置模式, 农户可自主选择单一或不同组合的安置模式。具体做法:一是农民以农村宅基地 (住房) 置换城镇规划区内的公寓房, 原有农村住房按照评估价给予相应的补偿, 在此基础上, 按照政策认定的人口和可置换面积给予补助, 加上置换搬迁奖励, 农户再以置换价格 (成本价结合楼层差价) 购置公寓房。公寓房由政府统一开发建设, 由居民按意愿自主选择。公寓房的置换标准面积为人均40m2, 每户再加60m2, 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二是农户选择产业用房进行安置。产业用房安置采取股本经营方式, 实行保底分红。三是货币安置, 政府对农户原住房的评估补偿, 加上补助和置换奖励, 直接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会保障有两种置换方式, 一是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 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全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期限在10年以上的, 按照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城镇居民的缴费标准和待遇置换社会保障。同时按照每年每亩700元的标准发放土地流转租金, 并逐年递增;二是鼓励农民全部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由七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土地整理的基础上统一管理、统一开发和统一经营, 对放弃的农户按照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置换社会养老保险。

2.2.2 龙翔街道。

龙翔街道按照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分步推进的原则, 制订了公寓房安置、统筹统建房安置、物业安置和货币安置四种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方式。按照“1+6”模式进行居民点规划, 其中“1”是指1个城镇型新社区, 规划安置71.3%;“6”是指6个农村型新社区, 规划安置28.7%。在不同的安置方式中, 统筹统建房安置49%, 到城镇公寓房和货币安置51%。具体做法:一是农户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公寓房, 由新农村投资建设开发公司在街道集镇中心居住区提供多层公寓或住宅用房作为产权调换用房。原有农村住房按照评估价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 再以优惠价格购置公寓房。公寓房安置面积为100～260m2 (限3套) , 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二是农户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监管”的原则建造统筹统建房, 其土地性质仍是集体用地。统建房安置为占地面积120m2 (三层) , 每户出资基础设施配套费1.5万元。三是农户用其部分或全部房产到产业功能区置换标准产业用房, 可与公寓房组合置换。四是货币安置, 新农村投资建设开发公司以公寓房安置旧房补偿标准上浮20%给予农户补偿。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鼓励引导农户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 部分或全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农户土地流转收入相挂钩、与政府激励参保相配套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2.2.3 姚庄镇。

姚庄镇结合实际, 注重置换政策, 在体现改革力度、农民接受度、财政承受度和工作推进度四个方面找到平衡点, 推出标准公寓房、复式公寓房和货币三种置换方式。具体做法是:农民以农村宅基地 (住房) 置换城镇房产, 原有农村住房按照评估价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 再以优惠价格购置城镇房产。城镇房产由政府统一开发建设, 分标准公寓、复式公寓两类, 由居民按意愿自主选择。其中, 标准公寓的置换标准面积为人均40m2, 每户超过标准面积部分控制在40m2以内, 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复式公寓的户型分大、中、小三类, 占地面积分别为85m2、75m2、60m2, 由农户按实际人口数进行选择, 其土地性质仍为集体用地。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会保障的基本做法, 姚庄镇与七星镇基本一致。

3 宁波、嘉兴两地土地集约利用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3.1 建房项目资金的筹集、平衡

在宁波的住房集中改建和嘉兴的安置房建造中, 面临的首要突出问题是建设项目的资金筹集。在宁波, 试点资金投入都较高, 最低的在6000万元以上, 一般试点均在亿元以上, 高者达到10亿元。在嘉兴“两分两换”工作中, 因为是以政府为主体推进, 加上村民宅基地和房产面积较大, 直接导致了安置的高成本。据整体测算, 每户的安置成本为37万元。如全面铺开“两分两换”, 政府将背负巨额负担。在两地试点中, 前期巨额资金的投入是需要通过后期集约利用的土地所换取的价格来进行弥补和平衡。如果没有合理的集约土地的利用, 这种置换也可能是“得不偿失”, 会使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

3.2 建设项目的前期用地来源、后期保障

在农村旧宅未拆除的前提下, 两地推行建设新市镇、新社区, 需要一定的土地周转指标。在土地指标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较大。如果没用前期的土地周转, 一些具有潜力列入试点的镇村也就不能开展住房制度和置换改革试点。所以不管是在前期的土地来源上还是在后期的土地持续供应上, 都需要土地提供保障。

3.3 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安置、社会保障

在农民集中居住和土地置换完成后, 一部分农民失去了相应的承包经营地, 没有了农业劳动的基础, 需要他们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 虽然一部分农户可以到承包土地的农业开发公司工作, 或政府通过转移劳动力培训也可以帮助推荐解决一部分, 但40岁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仍比较困难, 在加上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劳动技能缺乏, 各方面素质也不尽人意等, 难以找到较为合适的工作。已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还没有面向这些农民;“农保”和“城保”之间的差距和衔接问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会受到享受年龄的起算、保障金额的有限限制等。

3.4 土地流转的法律程序、法律风险提示

在宁波的集中改建和嘉兴的公寓房集中实施过程中, 一些土地的发包、承包和流转, 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如一些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时没有签订承包合同;或者签订时未按民主议定程序办理;有的土地承包合同重要条款缺失;有的村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未签订书面合同;在进行转包或者重新发包时, 村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有村干部代替村民签字的情况发生。上述不规范均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和内容。

4 完善浙江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建议

4.1 规划实施因地制宜, 形式可以多样

在具体实施中, 要在总规划的引导下,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宁波“两改”中, 余姚兰江街道三凤桥村采用的是“三置换”, 就是在近郊村、城中村实施“农村住房和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村级集体发展留用地置换物业经济产权”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造。嘉兴市有关领导也提出“两分两换”也可“一分一换”, 两换可在一起也可分开进行;承包地可签协议流转、股份合作流转, 也可永久流转等。

4.2 建立多渠道融资方式, 资金链衔接平稳

两地政府应多渠道的进行融资, 扩展资金来源渠道, 防范政府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包括落实国家对新农资金的支持, 整合财政资金;引进农业的战略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融资;对节约出来的土地, 可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 合理运用土地储备制度, 增加土地出让收益。对整个政策实施的资金要统筹使用, 前后均衡, 可以考虑在政策实施时, 以点带面, 逐步推进, 避免摊子铺的过大, 造成资金压力和资金链断裂。

4.3 探索安置建房用地的来源、周转机制

用地的来源, 可能是原有农村的空闲地、废弃地, 也可能是新开垦的土地, 但是必须以法律和中央的相关规定为底线, 符合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在供地模式上, 可以考虑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对计划用地规划“供地”, 对规划保留村, 逐步减少单家独院宅基地审批数量;在规划保留村之外, 原则上不再审批单家独户建房;二是对存量土地整合“生地”, 通过推进村庄整治, 开展宅基地、废弃地、空闲地整理和流转, 以存量土地结构调整创造出新村建设的空间;三是对将来用地周转“借地”, 对需要周转启动用地, 要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设置严密的前置条件和程序, 切实做到“封闭运行, 先占后补、占补平衡、限时归还”。

4.4 提升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能力, 增强社会保障

通过加强就业培训, 逐步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提升就业竞争力。对农民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 金融机构应放宽担保贷款的准入条件, 政府应发放一定的创业补贴, 或实施财政贴息政策。在社会保障上, 要以健全城乡低保体系为起点, 以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突破口, 对土地被征用人员养老保障 (土保) 、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 (城保) 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新农保) 等三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整合并轨, 取消原先按人员身份和参保类别的门槛限制, 允许城乡居民自愿选择参保档次。

参考文献

[1]刘亭、戴勇毅, 农村居民点政策研究——以浙江农居点现状调查为例[J].中国城市化, 2010, (12) .

[2]鲁建平、张月英, 浙江省农村宅基地整理工作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浙江国土资源, 2008, (12) .

[3]宁波市农业办公室, 宁波各地农房“两改”工作特色经验概览[DB/OL].http://www.cnluye.com/html/main/nbnxView/429932.html, 2010-08-17.

宁波农村 第10篇

一、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是推进农村宅基地集约使用的必然选择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自然和政策双重约束下的土地资源供给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制约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土地问题集中表现为城市土地资源高度稀缺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供需矛盾突出。而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却呈现土地低效利用的现象。2008年,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农村居民点建设面积达70.14万亩,占全市建设用地的38.61%,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高达195.3平方米,农村土地资源粗放、低效利用现象突出,人口集聚度和村庄规模普遍太小。

土地资源高度稀缺与低效利用并存的事实说明,土地的集约利用对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现阶段,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提高农村宅基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是当前破解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瓶颈的必然选择。

浙江省宁波市自2003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下山移民、生态移民,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试点用地管理,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试点等措施,并在全市余姚、鄞州等六个县(市)区16个试点单位进行了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在改善农民生活、集约使用宅基地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农民公寓建设总体上节约用地40%以上。其中鄞州区通过拆旧方式盘活存量土地达到8300多亩,该区目前已建在建的集中居住小区平均容积率达到1.35,多层公寓式住宅占到总量的77%,共节约土地2200多亩,节地率达到42.3%;余姚市已建成集中居住小区35个,面积125万平方米,整理置换农村宅基地4850亩,节约用地近4000亩,通过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在农村宅基地的集约利用方面成效显著。

二、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路径

1、农村宅基地供应模式的改革。

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主要为审批取得,即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居民的一种福利,由农民向基层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后,经审核通过即可无偿取得。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具有严格的身份性,即只有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内的人员方能取得,且取得后具有使用的无偿性、长期性,因此,村民建新不拆旧,导致大量“空心村”的出现,一户多宅等宅基地闲置和违法占用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农村宅基地的粗放使用和极大浪费。因此,在新形势下,应该改革原有的宅基地供应模式,逐渐取消宅基地作为村民福利无偿供应的方式,引入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限制使用的机制,引导农村住宅的集聚建设,禁止别墅式、庭院式住房批地方式,鼓励和支持公寓式集聚批地方式。

对于集聚式农民公寓的用地,则可以通过政策扶持,依靠宅基地的目标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用土地规划、资源整合等方式,集中供应土地,并限定集中住宅小区的容积率和宅基地的节约利用率,解决住宅区的用地问题。同时,通过集中住房建设置换出来的旧宅基地,按计划实行复垦,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

2、农村规划方式的改革。

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必须变以往农村建设无规划或规划滞后的规划状态为规划先行,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布局规划、村镇建设规划有效衔接,细化和完善道路交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燃气工程、环卫设施等规划,既要考虑长远发展又要结合当地发展实际和历史文化,体现特色,优化住宅布局和房型设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同时加大对农村集中建房的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的投入力度,优化商业网点超市的布点,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农村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的改革。

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住房制度改革,解决部分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这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村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传统的做法是农民可以无偿使用宅基地,但因国家建设需要进行的宅基地征收或流转过程中,其增值收益主要被国家或集体取得,农民没有集约使用宅基地的积极性。因此,在宅基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上,必须统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通过合理的收益分配,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和村级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问题,让农民个体和村集体经济能切实享受到宅基地集约使用的收益,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

4、农民住房投资主体的改革。

传统的农村住房,是农村居民基于宅基地取得后的自主建设,占用的土地一般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划拨的宅基地,其投资主体一般为村民本人,其建筑形态、建筑质量和配套设施受到土地和资金来源的限制。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要取得成效,必须增加引资渠道,由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各投资实体参与,扩大投资实体,多渠道筹措住房建设资金。对农村居民而言,一般宜采取“以宅基地换房”方式,尽可能减少村民的经济负担,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加大信贷、创新投资融资主体、加大补助力度等方式,引入市场化手段,通过经营土地的方式,吸引投资实体参与。对各投资实体而言,则可以通过建设过程及建设之后在土地、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收益获得投资回报,最终较好的解决建设资金来源。

三、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几种模式

1、宅基整理型。

对于宅基地占地面积偏大、居住比较分散,宅基地整理和开发具有一定潜力的农村,一般宜采用梳理改造、分步实施的方式。即通过村内空闲地、边角荒地、废旧场所作为农民公寓启动用地,分步实施公寓建设,边拆边建,在宅基地的调剂上作文章,拆并自然村、整治空心村,引导农村住房的集聚和人口集聚。

2、整村迁居型。

对于城中村、近郊农村等周边经济发展较快,土地价值较高,农村集体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农村,一般宜采用整体拆迁、整村迁居的方式。即通过政策扶持,挖掘土地潜力,运用市场机制拆旧建新,并按照城镇社区建设的要求,推行多层公寓式安置,实施社区化管理。

3、联建集聚型。

对于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镇和中心村周边的农村,可以采用联建集聚型。即通过宅基地的整理和置换,通过村镇联建、村村联建的方式,将农民公寓集中建设在中心镇或中心村,以此带动人口和住房的较大规模的集聚。

4、安居解困型。

对于农村住房困难户等特殊群体,由于其本身并未申请宅基地或并无住房,一般应由政府统一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用地指标,集中选址、整体布局,统一建设集中安置小区,或在其他三类小区中划拨一定数量的公寓住房,作为解困房使用。

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广和实践的几个要素

1、规范农村住房建设管理。

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住房建设管理体制,逐步探索完善管理模式,为农村住房建设提供质量保障。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权属的管理,特别是涉及跨村、跨乡镇的建房项目,做到权属清晰、程序到位,以免留下产权纠纷的隐患。对涉及耕地的建设用地,仍然需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依法报批,防止出现借住房改造名义滥占乱用耕地的现象。

2、完善农民的权益保障体系。

建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解决其后顾之忧;建立政府的财政支撑体系,在融、贷、补、减等方面给农村集聚房建设给予倾斜,解决资金问题;建立价格服务和监管体系,在杜绝乱收费、乱摊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为村民提供维权服务;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

3、探索建立农村住房产权登记和流转制度。

在做好农村住房产权登记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确权登记后的农民住房抵押融资办法,加快实现农民住房的“抵押”、“流转”,促进将农民的“死产”变为“活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4、加大农村住房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完善农村住房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路网、电网、水网、气网、信息网等公建项目要优化布局;加大对集中居住区对外道路通道的投入,解决农村居民的出行问题;加大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投入的力度,按照集中居住区的规模,建设完备的学前教育、文化宫、社区卫生服务站、体育健身点等设施,统筹考虑义务教育、养老设施的布局,对生活垃圾的处理进行统筹规划。

摘要：农村住房制度改革,是新时期推进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缓解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供需矛盾的一项重要尝试,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分析了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现有模式和关键因素,对推进和完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对以农村住房制度改革为手段、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的占补平衡和土地的节约集约使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宅基地,集约利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