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 文档

鲁迅杂文 文档（精选8篇）

鲁迅杂文 文档 第1篇

《读鲁迅杂文有感》

读了鲁迅的很多书，且不说精彩与否，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先生的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立意深刻，言辞犀利，言语中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世人的警醒。

学过历史的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反旧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鲁迅先生为了更好的剖析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

先生一生多用杂文。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顽强不屈与封建旧势力战斗到底的斗士形象。他的杂文大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中。鲁迅先生的杂文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一是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广度，从他的杂文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果就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论述的虽大都是微小，平常之事，但是所有集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面貌。因此，他的杂文很有概括代表性。二是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睡狮之醒”问题，所以他要借助杂文这把“宝剑”来“斩妖除魔”，故他的杂文充满了“剑气”锋利无比。

鲁迅先生的杂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艺术性，他的杂文相当精悍，文风犀利，叫人读了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在我读过的杂文里有这么一两篇是我至今也不会忘记的，一篇是《拿来主义》还有一篇则是想必大家都熟知的《论雷锋塔倒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经典的警世杂文，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媚外卖国的政策和有些人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也针对革命文化阵营内部拒绝借鉴盲目排外的错误态度，他提出既要大胆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又要分清精华和糟粕,要批判吸收,来改造民族素质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拿来主义》全文贯穿一种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巧妙运用比喻，借代等手法。那些“孱头” “昏蛋”“废物”“鱼翅”“鸦片”“姨太太”都各有所指，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而《论雷峰塔倒掉》则是一篇典型的反对封建压制和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雷峰塔倒掉白娘娘出来，预示着封建势力的垮台，劳苦女性得以翻身做主。整篇文章极具穿透力，将封建主义的画皮毫不留情的撕毁殆尽。在《论雷峰塔倒掉》中我认为最为大快人心的便是“活该”二字，它不仅寄托了对“白蛇娘娘”重见光明，封建之塔倒掉的欢喜之情，还体现了对所谓的得道高僧法海的鄙夷痛恨的情感。其中之意实在显现出了鲁迅先生思想的深邃。

鲁迅先生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满目疮痍，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以通过他的杂文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那个时期的种种情景。正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鲁迅后来说他写杂文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一起“改良这人生”。

先生曾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的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却是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是先生自己独创的具有自己独特意义的中国现代杂文。是鲁迅先生赋予了杂文一种新的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具有了引领社会潮流，揭露社会阴暗，打开民众思想，促进社会发展的新功能，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一道霞光异彩。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杂文，一座矗立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丰碑。,.

鲁迅杂文 文档 第2篇

一、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早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鲁迅杂文的总体成就，在以后专章论述。他早期杂文分别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杂文集中。

《热风》于1925年出版，收集了1918至1924年的杂文41篇，其基本内容是抨击了“国粹主义”，扫荡愚昧迷信。文章的色调具有“五四”初期的亮色，明朗有力。在形式是短小精悍、格言体。这种文体类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勃兰兑斯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相当赞赏的。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

《语丝》时期，开始了鲁迅一生自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这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收入《坟》，（1927年），《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年）《而已集》等。《坟》里的篇章，除了一部分属于他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结晶外，大部分偏重于深入剖析说理，揭出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与道德的反动内核。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尔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力作。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作了前夫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对这种开

掘和概括融铸在“细蜂腰”、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鲁迅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如《灯下漫笔》里指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贯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记录了他在五卅运动、女师大**、“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指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无耻罪行的战斗风貌，犀利透辟，讽刺手法日趋圆熟，思想与词句锻造得熠熠发光，显出鲁迅杂文的凝炼之美。

总之，鲁迅早期杂文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他直面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表现，进行广泛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同时，由于鲁迅的努力，这种兼备论文的逻辑性和散文的形象性的特殊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他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二十年代杂文的基础上发表起来。

二、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一）后期杂文的内容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和心积压于杂文创作中。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135万字，占疳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从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十年，由于“不在革命旋涡中心，而且又不能多处去考察（《答国际文学社团》），给他从事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更由于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学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为适应时代的要求，鲁迅在他后十年生涯中，重心就从小说领域转移到了杂文。

他后期的杂文分别辑在《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9），《二心集》（1930——1931），《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伪自由书》（1933年1月5月），《准风月谈》（1933年6月至11月），《花边文学》（1934）、《且介亭杂文》（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论含量异常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说鲁迅的杂文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史。而鲁迅后期杂文就是真实记录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已集》收入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虽然还有收入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但主要是阐述鲁迅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梁实秋的“人生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三闲集》里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质的飞跃。到了《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所作杂文37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比较锋利），则是收入三十年代初文化思想战线斗争，有批判新月派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批判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缺陷如《友邦惊诧论》。揭露胡适面目的《知难行难》，揭露色情文学家张资平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等，鲁迅已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诸如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张资平的小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那就是——“△”，一个“△”，就把张资平的全部斤两称出来了。在后来《伪自由书•后记》又为这位小说家的破产敲响丧钟：这位大家的大作，我自己晃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是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

（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

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性 第3篇

鲁迅的杂文把普通生活中那些常见的、平凡的人或事, 用很精炼的或者有些夸张的语言来表现, 从而把要讽刺的对象加以夸大, 使讽刺的对象的特点能够更加突出, 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但鲁迅对讽刺对象的夸大从来不脱离现实,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用的一直是繁体文字, 繁体文字因为很难, 所以大部分普通民众整天忙于生计根本不能学会, 更不能在生活中使用。作者在这里夸大了繁体文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用“无声的中国”来形容, 使其讽刺更深刻, 使文字所产生的影响更突出且又不偏离实际。

鲁迅的杂文从表面上看是对其讽刺对象的肯定和赞美, 但实际上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对其进行否定和讽刺。

这种艺术手法往往是用来表达作者憎恨和愤怒的情感, 并且具有更加强烈的效果。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 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 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 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 也便红肿之处, 艳若桃花;溃烂之时, 美如乳酪。国粹所在, 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 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 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 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工,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

二、恰到好处运用多种修辞格的讽刺

鲁迅的杂文虽然有政治色彩, 但却不进行系统的论证, 而是常用比喻的手法, 不是直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而是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的手法进行讽刺比那些枯燥的凭空的讽刺更鲜明和深刻。例如:《我观北大》中, “派”这个词本来是指拉帮结派, 在中国当时人们的思想里是个很不好的词, 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打击迫害那些当时的进步人士, 就是用派这个词语来进行定罪的。作者把北大比喻成为一个派别, 是因为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当时进行了很多改革, 把北大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下去, 发扬了北大同当时的黑暗势力抗争的革命精神。北大派的人们拥有共同的理想。他们能够共同坚守自己的阵地, 一起同当时的黑暗的民国政府斗争。虽然当时的政府中断了对北大的经费支持, 但是北大的精神一直继承了下去。作者就是把北大比喻成了一个派, 对当时政府的黑暗统治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使当时的政府黯然失色。

三、以夷制夷的讽刺

鲁迅的杂文常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 通过发现对方说法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进行讽刺。例如:《“友邦惊诧”论》中正文部分, 作者针对敌人的论点进行了讽刺。作者抓住了敌人的要害, 用确凿的事实, 一点点地进行驳斥。鲁迅先生把事实阐明以后, 引出了敌人的谬论, 把这个谬论作为靶子进行批评。作者先剖析了“友邦惊诧”的实质, 然后再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意图以及所谓的“友邦”和“党国”相互勾结, 镇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作品把敌人的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 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同时作者带有很强的爱憎感, 讽刺很具有针对性。

四、不失幽默的讽刺

鲁迅的杂文的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 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和讽刺。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 文天祥的故事, “不过这两位, 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 愧前任的降将逃官, 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 不知为什么一来, 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 要不然, 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 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 而写得却非常幽默。

综上所述,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杂文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武器, 他对这种文体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偏爱。他认定杂文是“和人生有关”的一项“严肃的工作”, 因为有人需要, 也“有人憎恶”。因此, 鲁迅的杂文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不仅撕去了旧社会的假面, 展现出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 还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 提供了返观历史的一部“信史”, 同时, 它还着力于对作为民族心理特征的国民性的解剖, 不能不说鲁迅杂文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伟大。

参考文献

[1]张秀枫:《鲁迅杂文精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

[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鲁迅杂文读法举隅 第4篇

体察类型

鲁迅杂文材料来源特别广泛，小到蚊子，大到坦克，近至友邦，远及德国，寻常如吆喝，粗俗如国骂，都信手拈来，嬉笑怒骂，著成文章。鲁迅认为要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所以他总是寥寥几笔，就使被画者神情毕肖。

我们试看鲁迅的《夏三虫》。

文章开篇谈到夏天将近会出现三种虫子——跳蚤、蚊子、苍蝇。接着笔锋一转，突然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这个问题问得很莫名其妙，跳蚤、蚊子、苍蝇是谁都讨厌的东西，现在却逼着你非得喜欢一个，那味道恐怕不太好受吧?读者正思忖着为什么会问这么个古怪的问题，鲁迅已经不动声色地给出答案：跳蚤。现在更奇特了，问题已经如此离奇，答案就更加离奇。我们且看鲁迅如何道来：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跳蚤吮血绝不拖泥带水，长痛不如短痛，虽然可恶但是人们也就认了。蚊子偏要在叮人之前，唧唧歪歪哼半天，发表长篇大论，为自己的吮血找理由。大家听鲁迅这么一说，确实是这个理，蚊子太讨厌了，吵得人心烦。且慢，大家是否注意到，鲁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悄悄糅进了他个人对社会的独特看法?蚊子的哼哼，在鲁迅看来是在发表议论，这个比喻看似无理，其实绝妙，社会上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吮血者吗?吮了血还要振振有词，为自己的吮血辩护，认为吮血害人天经地义，一副虚伪、狡诈的面孔。鲁迅抓住了蚊子吮血和哼哼叫的特点，赋予了动物以人性。接着鲁迅又谈到苍蝇污染美好、干净的东西，画出它的不道德。读到这里，读者其实已经完全接受了鲁迅的观点，因为他唤起了我们的共同感受：蚊子、苍蝇和跳蚤象征了社会生活中的三种人。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又何其相似乃尔。鲁迅在《半夏小集》里面也说过类似的话，宁愿将自己的血肉喂狮虎鹰隼，也绝不给癞皮狗们吃一点。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多么讨厌!

蚊子、苍蝇、跳蚤、癞皮狗在鲁迅的笔下，就成为类型人物。鲁迅就是这样，将一鼻、一嘴、一毛合起来构成一个全体的形象，像他自己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鲁迅用杂文勾勒出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类型形象：媚态的猫，好发议论的蚊子，貌似公允的巴儿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麻痹人神经的细腰蜂，引导群羊走向屠场的山羊；高等华人，洋场恶少，帮闲文人，才子加流氓，精神资本家，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第三种人，名利双收的捐班文人；投机的革命小贩，一觉醒来便成为无产阶级的左派作家，以鸣鞭为业绩的奴隶总管：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小骂大帮忙的二丑，爱占小便宜的揩油者。他们一道构成了现代人物画廊，是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重要坐标。形象就是思想，他们已经超越了文学，进入思想史的领域。

感悟诗情

中国人对鲁迅的句子往往张口就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读来让人正气凛然；“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读来令人低回不已；“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读来使人信心倍增。鲁迅的语言，总使人热血沸腾，回味无穷。

鲁迅的杂文不仅是匕首、投枪，更是一首首诗。无论谈古论今，指东打西，点评时政，他都写得趣味盎然，引人入胜，诗意犹如音符在字里行间涌动。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要进入鲁迅的杂文世界，我们必须细心感悟作品洋溢出的诗情。

在《病后杂谈》中，鲁迅娓娓道来。他谈到才子们养病，希望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去看秋海棠。鲁迅忍不住调侃道：“‘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写出了雅人的做作与卖弄，吐半口血不过是撒撒娇、顾影自怜的手段罢了。

从才子养病，鲁迅又谈到自己的病情，每晚发热，一礼拜不肯好。医生给他抽血，怀疑他得了伤寒病，然而没有。“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这里有鲁迅的自嘲，也有对医生的揶揄。读者在幽默中，又能感到淡淡的哀愁。寻常事物经鲁迅的笔一点染，立刻点石成金，焕发出浓郁的诗意。

病中读书未尝不是一件雅事。鲁迅翻起《世说新语》来，读到阮籍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教官田种秫，都只为了美酒，算是文人豪放潇洒的雅事。笔锋一顿，鲁迅却谈起“俗”来，他说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

nlc202309041948

读者看到“悠然见烟囱”的句子，自当流露会心的微笑。后面作者竟然算起一笔细致的经济账：房租啊，水电啊，纳税啊，吃饭啊，似乎是大杀风景，以“俗”杀“雅”，实际上却用铁的数字，剥去了所谓雅人的外衣。假如没有地位和金钱，无论如何是“雅”不起来的。鲁迅以诗的语言，揭示出文学与阶级性的问题。自然，文章的诗意并不“空灵”，却显得深沉隽永，启人深思。

这是诗的语言。鲁迅晚年的杂文，已将逻辑论证完全融化在诗情中。鲁迅的音容笑貌，他的烟味，他的体温，似乎从读者面前流淌而过。

品味幽默

据说现在学生当中流传着一句语文学习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由于政治的需要，鲁迅的形象一直以来被塑造得高大庄严，像杜甫一样不苟言笑，忧国忧民，给人沉重的感觉。

实际上，鲁迅无论是在私下场合还是在杂文中，都时刻流露自己的幽默天性。鲁迅儿子海婴问：“爸爸可以吃吗?”鲁迅答曰：“可以的，不过还是不吃的好吧。”让我们看到鲁迅的风趣。萧伯纳恭维鲁迅：“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当仁不让，说道：“我老了会更漂亮!”让我们看到老先生的可爱。

在鲁迅看来，幽默不同于滑稽，而更接近于讽刺：幽默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释愤抒情的工具。他发现了生活中的一幕幕喜剧，于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让我们看到伪装的面纱。在嬉笑怒骂之间，读者不知不觉领会了生活的真谛。

幽默来源于鲁迅敏锐的观察力。在《论讽刺》里鲁迅有这样一段白描：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责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这是那个时代人们交谈的习语，然而鲁迅却从生活常态中看出了人的做作、敷衍与无聊。更妙的是，他将这个生活场景实录下来，不加一字褒贬，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滑稽与荒诞。

幽默来源于鲁迅深刻的自省精神。在文坛~45-走的后辈青年，都喜欢请鲁迅助拳，鲁迅也乐于助拳。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这样说道：

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

鲁迅用了一连串形象的比喻，表明不愿自居青年导师，而希望做点实事。语言读来生动、有趣、亲切，绝不刻板。

幽默来源于鲁迅独特的思维能力。鲁迅有一篇杂文一《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光看这题目，就觉得光怪陆离，女人的脚、中庸、孔夫子、胃病，根本不搭界的事物，竟然被鲁迅拽入文章做题目。但是这种幽默的反差效果却能迅速抓住读者。鲁迅揶揄孔夫子犯了胃病，他举出了三个例证：孔子“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进而宣判道：孔子得了胃病，所以要吃精细的食物，便于消化，吃生姜嘛，则是为了暖胃。读者读到这里，自会莞尔一笑，为鲁迅的幽默而感慨。鲁迅将圣人的神圣外衣给轻松剥去，接着乘胜追击，描绘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吃苦生活：没有花旗白面，无法改良营养；土磨麦粉，分量又重；国道未修，一路颠簸。孔子只好“胃里带着沉重的面食”，“一颠一顿，一掀一坠”，得了“胃扩张”的毛病。读至此处，读者大概会掩卷长笑吧?庄严、神圣的东西在鲁迅的解构下被消解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凡人孔子。在笑声中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人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中庸”。这真是古今第一妙文。

必须提及的是，鲁迅本人反对为幽默而幽默，他怕堕入油滑的境地。

自然，鲁迅杂文的意义绝不止于此。他的杂文具有浓厚的批判精神，不轻信权威，敢于挑战思维惰性。他的杂文语言瘦劲而峭拔，倘若敲击的话，分明可以听到青铜的声音；形式上讽刺幽默，善用曲笔、反语、夸张和比喻。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体会。读鲁迅杂文，将是愉快而痛苦的阅读体验，也将是思索而激动的阅读体验。

参考文献

[1]鲁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补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鲁迅《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杂文 第5篇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句顺口溜一言道出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不好学，让师生闻“鲁”色变。其实鲁迅的作品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读懂的，每个人每个阶段的体会都不同，有时必须融合当时的大背景才能解读这些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的杂文对根植于中国历史的中国现实、中国文明的批判，从“具象”中概括出来的“抽象”批评，号称“是匕首、是投枪”。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一代文学宗师鲁迅惯用他犀利的语言和幽默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他的文章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

这样的文章确实耐人寻味，读懂它们是要费些功夫的。只有反复咀嚼那些艰涩难懂却又十分宝贵带有点拨与启发性的文字，才能感到鲁迅先生文风的亲切和富有“怕被它诱过去”的魅力。透过字里行间，我还是能隐约体会到其深刻意义蕴涵的辛酸和眼泪、痛苦和悲愤等强烈的爱憎感情。就拿选入苏教版必修教材的《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说说吧。

文章是从鲁迅独自徘徊在为遇害的刘和珍君与杨德群开追悼会写起的，然后自然而然的回忆起刘和珍毅然订了全年《莽原》的事。文章开头的几段便让我感受到一种灰暗的色调，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悲伤与苦痛，还有一种失望。四十多青年的鲜血，文人的阴险论调无一不让鲁迅感受到一种“非人间”的苦痛，所以他才会想“以 1

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多么无奈啊，我甚至能听的到他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所发出的叹息声。

刘和珍是他的学生，她的那些壮举着实让鲁迅感到应该“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

鲁迅第一次见到她的名字是在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时。第二次则是在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这次才把姓名与实体联合起来。这两次的情景可以窥见刘和珍是一个怎样的人。然而在见到她本人后，这名女生却出乎了作者的意料，没有桀骜，而是人如其名，温和可亲，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也许这抹微笑是当时黑暗世界中的一缕阳光，是黎明前的一丝曙光。这种反差更加突出以后刘和珍之死的悲剧性效果与鲁迅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悲哀。

当刘和珍被冠以暴徒的罪名被残忍射死后，鲁迅愤怒了，悲哀了，甚至有些绝望了，他感慨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显然那时的中华民族是后者。读到这，我仿佛感受到当时社会浓黑的未来，血色的悲哀。当好不容易有希望时，又被扼杀，这样“沉默”的民族怎能“爆发”？勇士们淋漓的鲜血，惨淡的境况，抹去不了社会的污浊，有人反抗自然有人镇压。然而更悲哀的是，在那些卫队把枪对准那三个勇敢的女学生后，两条生命的消逝却仍然唤醒不了人们麻木的神经，而仅仅提供了人们饭后的谈资。

正如鲁迅所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使用大量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是的，中国前行的历史，不正是浸透无

数战士献血吗？从血红到绯红，再由绯红到微红，“纵使时间的流逝”，“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刘和珍中枪倒地时的震撼与悲壮，我仿佛看得见；那片绯红中的美丽微笑，我也看得见。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读到这，我心中热血全部沸腾了，也许鲁迅文章的魅力就在此吧，能深深唤醒心底久藏着的热血与感动，与他的文字一起回到那个时代，同愤同怒，同悲同哀。

浅谈鲁迅杂文 第6篇

刘毅

杂文是从战斗里成长起来的，战斗是杂文的生命。

——题记

鲁迅特别重视杂文，正如他在美术上努力提倡木刻一样，对于杂文，他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因此他把杂文比做匕首和投枪。一切战斗的艺术，对当时中国革命来说，是极其需要的。鲁迅首先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并从这点出发，教导着所有的年轻的文学工作者。

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杂文指文艺性短评，即杂感；广义性的杂文则包括各种文体。杂文古已有之，但是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则是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当时剧烈的社会斗争，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为人生”的文学使命感，杂文反应灵敏、灵活犀利的特点，是鲁迅倡导杂文的重要原因。

鲁迅杂文内容丰富广博：有对旧社会和复古派的批判，对封建性的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的猛烈抨击；有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有对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弱点的暴露针砭；还有歌颂新生力量和革命斗争的篇章。

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着眼于为现在而抗争的社会效果，这就使鲁迅的杂文具备了强烈的色彩，明确的目的性。艺术家的鲁迅和革命家的鲁迅是分不开的，正是他的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深厚的思想活动，赋予了他的杂文以如此动人的感染力量，成为艺术上的杰作。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有了发展。首先，政治斗争和时评的文字增多了，《而已集》以隐讳曲折的笔法，揭露了国民党的清党

大屠杀。其次，鲁迅后期的杂文对旧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对革命文学发表了更为广泛的建议。《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对左翼文学提出了众多宝贵建设性的建议。鲁迅后期的杂文，由于娴熟的掌握了辩证法，所以更为深刻有力。

同时，鲁迅的杂文具有以下特点：

一、概括性强。读鲁迅杂文的时候，总觉得他的文章非常深刻、精辟，放得开，收得拢。这固然是思想内容的问题，但也和他的善于集中、勤于洗练有关。他的一篇杂感，往往抵得上人家万言长文，因为他总是抓住要害，从问题的本质上去立论。

二、形象化。鲁迅是不发空头议论的，凡有论述，又往往通过形象，使读者看得更具体，更完整。时或取喻，也无不确切而又有趣。自然，这应该首先归功于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

三、语言的丰富。鲁迅对中国语文的理解非常正确，语汇又极丰富，应用起来不但恰当，而且变化极多，即使偶用成语古典，也使人有新鲜的感觉

鲁迅杂文的思想 第7篇

摘 要： 鲁迅倾注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浇铸在杂文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从而使这种文学样式不断繁荣、成熟。鲁迅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阔、无比丰富的艺术天地。鲁迅杂文对旧社会旧文明和复古派的批判，猛烈抨击封建性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针砭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杂文的几个重点内容，形成和现实密切结合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特色。此外，有一部分杂文歌颂了新生力量，歌颂了革命斗争。

关键词：鲁迅；杂文；思想

鲁迅杂文，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真可谓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些杂文中，作者以极其丰富的题材和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想。我们学习鲁迅杂文，就如同通过莎士比亚作品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可以了解俄国一样。

鲁迅前期杂文侧重对封建性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充分体现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精神。《热风》都是短评，多数发表于“五四”前后的《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其中“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内容广泛，有感而发，批判礼教、国粹、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赞颂“新世纪的、飞曙光”，是“四面受敌”的《新青年》作战的时代记录。《坟》收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的重要论文，主要是1918至1925年间写的较长的杂文，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我之节烈观》批判封建节烈观和夫权主义，遣责这种残害妇女的畸形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孝道和父权主义，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的解放”的思想。《灯下漫笔》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号召青年们起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又揭露封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旧文明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看镜有感》批判封建闭关主义，赞扬大胆吸收异族文化的恢宏气度，《论睁了眼看》剖析了瞒和骗的旧文艺，呼唤着文学上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闯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也有许多反封建之作。“号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嘲讽反改革的保古家，发出了“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地”的彻底反封建传统的呼叫。

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等文，坚持反封建斗争，对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予以尖锐的揭露。同时，在《吃白相饭》、《推》、《爬和撞》等文中，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对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种种病态心理，病态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在文学战线上，在批判封建复古倾向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倾向，对无是生非的文学观进行了批评。这些杂文，表现了鲁迅从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不少篇章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乃至整个封建文化和制度的罪恶

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对历代统治者宣扬的“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等文中，深刻揭露了“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妇女守节”，“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等说教的虚伪，反动的实质，号召人们“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身毫无意义的苦痛”，特别是要把封建制度下受迫害最深的妇女和儿童真正解放出来，“放他们到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根本方法“只在改良社会”。“在《随感录三十三》、《随感录三十六》里指出，只有科学能够“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因为科学能教人明白道理，能教人思路清楚。”在现今生存竞争日益剧烈的世界上，要使中国人“挣一地位”，不是靠什么“国粹”，而是靠“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

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指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制造“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一切抗日的军队和爱国的人民。鲁迅用他那投枪般的笔，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和血腥屠杀的政策。由于对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凶，对国民党依附帝国主义共同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揭露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鲁迅的许多杂文里，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就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是把人民当奴隶来压迫的封建军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文章表明鲁迅在政治斗争中高瞻远瞩的特点。同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开枪射击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却反诬学生破坏社会秩序，并无耻叫嚷：“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据此，鲁迅写下了《友邦惊诧论》，揭露所谓“友邦人士”是国民党血腥罪行的支持者，是要中国人民永受日本屠戮的恶鬼。“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还揭露所谓党国，除了出卖祖国土地，奉行帝国主义意旨以外，就是压制人民，要人民身受宰割而寂然无声。在《战略关系》里，鲁迅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调停”，并不是真要日本放弃侵略，也不是真要国民党放弃“诱敌深入”的政策；调停的目的，是觉得自己在这块地方已经深入，要日本换一块地方去深入。所谓“诱敌深入”，则不过是国民党出卖国土的一个代名词，是无论“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去，都请深入吧”。在《沙》里，鲁迅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奶便是娘”的本质，这个帝国主义投靠不成，可以投靠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亡了，也可以坐飞机腾空而走，那管人民的死活。他说：“‘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像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和《崇实》等文，痛斥国民党的暴政和掠夺，对受害的青年和群众则表示坚决的支持。

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进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查禁进步书刊，取缔进步社团，捣毁进步书店，颁布反动的出版法，设立图书审查机构，甚至大量逮捕和屠杀革命文化人士。面对这些，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共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文艺‟以至„颓废‟的作品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戳；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把反动派形容为“是在灭亡之中的黑暗的动物”。同时，他对在白色恐怖中被屠杀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悲痛和哀悼，号召人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四、批判封建保守思想，批判复古逆流。

针对1934年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提倡尊孔复古，宣扬“四维八德”等孔老二的教条，鲁迅发表《礼》、《儒术》、《算帐》等文，揭露他们提倡尊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在替侵略者清道的本质。他讽刺地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做‘反过来征服中华民族的心’。”这伙民族的败类，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他们所维护的，只不过是自己“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地位。同年和第二年应约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巧妙的迂回战术，既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也表示对于日寇侵略中国和高唱王道的严重抗议。他指出一切反动派的政策“火、王道、监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最终必然招致可耻的失败。“在中国的王道，看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还指出：孔老二之成为“圣人”，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把他当“敲门砖”使用，为了敲开“幸福之门”。他“和民众并无关系”，权势者要吹捧他，民众就一定要打倒他。“圣人”不圣，“愚民”不愚，这就是鲁迅所深刻总结的真理，他彻底翻了两千多年来相承不变的老案，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教育意义。

五、深刻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

鲁迅杂文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还探索和研究国民性的问题，暴露和批判了卑怯、惰性、保守、巧滑等国民性的弱点。他对卑怯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剖析，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倘有权者，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他说：“可惜中国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使中国得救青年们应反过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卑怯、惰性、保守等国民性弱点是窒息、麻痹人民的毒剂，他也使得人们怕做前驱和闯将，所以凡事不容易有改革，不但“不为最先”，也不敢“不耻最后”，对“锲而不舍”的人则嘲笑为傻子，“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作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容；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卑怯也使人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同时还批判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男人的进化》揭露阶级社会男人对女人的残酷压迫，指出：“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吃白相饭”》鞭挞旧上海“‘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的现象。《爬和撞》勾画旧社会向上爬和投机冒险这两种现象及其关系：“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鲁迅还批判“揩油”、吃教、“靠天吃饭”、打听印象、利用科学为迷信落后辩护（《偶感》）等恶习，揭发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病症，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针对中庸之道和“唯无是非论”，鲁迅坚决主张要“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此外前期杂文也批判了奴性等病态心理。鲁迅的杂文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他从江北人制造的粗笨的机枪玩具中，看到了中国人民誓与外国人争的“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他批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论调，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的脊梁”，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现在还“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这样有效地帮助鲁迅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社会现象，揭露阶级根源，昭示生活趋向，从而提高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六、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后期的战斗，是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下进行的。他不再像前期那样，朦胧地追求革命的出路和理想的社会，而是明确地肯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所以尽管黑暗势力异常猖獗，他也满怀信心地战斗。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鲁迅在《门外文谈》、《沙》、《“题未定”（六至九）》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高度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批判了把中国视为不可救药的一盘散沙的谬论。他指出：中国人中，大有“脊梁”式的人存在。他们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这是谁也遮掩不住的；“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中觅遒，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至于有人感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实在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因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

1936年，托派企图离间鲁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明确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二心集·序言》中指出：“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人们可以“确切的想念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总之，鲁迅用杂文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做的斗争，愈到后来愈激烈，杂文也愈写愈多。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

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毛泽东看到了鲁迅在刀和笔的“围剿”中愈战愈勇，文学的武器愈磨愈厉，成就愈来愈辉煌，所以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参考文默：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 迅．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略论鲁迅杂文的修辞艺术 第8篇

关键词：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艺术

鲁迅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杂文, 编辑成集的杂文集共有十六部之多。他的杂文全面反映了他所处的伟大时代风貌, 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他的杂文是他与敌人斗争的匕首和投枪, 透射出强烈的战斗力及艺术渲染力。

鲁迅的杂文, 幽默、犀利、辛辣、隽永, 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 这些鲜明的特色, 都与其运用讽刺的艺术密不可分。讽刺在鲁迅的杂文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讽刺技巧娴熟的运用, 使他的杂文达到了无人企及的最高峰, 而他的讽刺艺术优势主要是通过夸张、反语、比喻、对比、仿词等修辞手段来实现的, 下面试做赏析:

1、夸张

鲁迅认为, 夸张决不能脱离现实, 是将平常的不合理的人和事, 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再现出这些人和事的真实来使人觉得可笑, 从而达到讽刺的效果。如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将“死抱着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 夸张地说是“恰如用自己的手拨着头发, 要离开地球一样。”这种夸张把那些认为文学可以超越阶级的第三种人的不符合现实的思想展现出来, 产生了喜剧性的讽刺效果。再如《偶战》中, 为了批判国民党所谓的“正当舆论”, 鲁迅用了绍兴地区一个名叫“群玉班”的戏班, 名不符实, 演戏没人看的夸张的歌谣将国民党不得人心讽刺得体无完肤。“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连忙关门, 两边墙壁都扒塌,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把馄饨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中国太难改变了, 即使搬动一张桌子, 改装一个火炉, 几乎也要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通过夸张把中国人安于现状的“国民性”弱点充分地展现出来, 给予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2、反语

反语又叫“倒反”、“反说”或“反辞”等, 即“说反话”, 运用和本意相反的词语来表达此意, 带有否定、讽刺以及嘲弄的意思, 这种修辞格常用于表达愤怒和憎恨的思想感情, 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鲁迅曾经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 好用反语, 每遇辩论, 辄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迎头一击”。譬如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 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杀戮妇婴的伟绩, 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运用的“文明人”、“伟绩”和“武功”都是反语。把帝国主义者称呼为“文明人”, 既揭露出帝国主义者创造杀人武器, 又批判了军阀独裁用帝国主义枪炮杀害女学生的罪行。他们的“文明”其实就是野蛮的同义词。中国军队不去抵御外来侵略, 而靠杀戮妇女儿童来建立自己的“伟绩”。帝国主义者们表面上打着解放全世界的幌子, 其实质是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加淫威和“武功”。鲁迅非常憎恶他们的所作所为, 还用“伟绩”、“武功”来形容他们, 表现了作者极端的愤慨, 严控了军阀独裁滥杀无辜, 帝国主义涂炭生灵、灭绝人寰的暴行。

3、比喻

比喻也称打比方, 恰当运用比喻来进行讽刺, 要比抽象的说理生动、鲜明和深刻。鲁迅善于捕捉对象的内含继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例如《拿来主义》一文中, 他精辟地阐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不仅是评论精彩的文艺论文, 还是文辞绝伦的议论散文。文中阐述的如何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实际也是一个较大的理论问题, 正因为合理精彩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才使得千余字的杂文论述得准确、清楚、深刻。譬如, 巧妙的用一座旧宅子比喻外来的事物和本国的文化遗产, 继而利用人们对它采取的不同态度, 形象地论述了应当去其糟粕和取其精华的深奥道理, 又譬如, 采用“鱼翅”和“鸦片”举例, 阐明了正确对待外来事物的方法;“看见鱼翅, 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 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 只不过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 也不会当众摔在茅厕里, 以见其彻底的革命, 只送到药房里去, 一供治病之用, 却不弄‘出售存膏, 售完即止’的玄虚”。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加强了文章对道理的论述, 还体现了作者的分析和联想能力, 更是辛辣地嘲讽了腐朽没落的统治者。

4、排比和反复

排比这种修辞格非常富有表现力, 既能增强语势, 又能提高表达的效果, 还可以使表述的内容清晰、明白、透彻。反复这种手法具有反复强调的作用。鲁迅的杂文经常运用排比和反复的手法, 来提高文章的表达效果。比如在《“友邦惊诧”论》一文中, 因为国民党政府卖国媚外, 屠戮爱国学生, 诬陷学生破坏社会秩序, 产生了“友邦人士, 莫名惊诧,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的言论, 针对这一言论首先以铁的事实戳穿反动派诬陷学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谣言;其次用排比和反复句来讥讽“好像失了东三省, 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 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 党国倒愈像一个国。”这里用排比逐渐深入地揭示着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向帝国主义邀功请赏的卖国行径。

5、对比

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格。这种手法的根本点是以事实为根据, 利用对比双方的特征, 构成鲜明的比照, 在比照中凸显讽刺对象的卑鄙可笑。鲁迅的杂文中经常使用对比的手法来造成鲜明而强烈的表达效果。例如, 在《说面子》一文中, 鲁迅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要面子, 但是:“车夫偷了一钱袋, 被人发现, 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金珠珍玩, 却会用各种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看似简单的对比, 既指出了统治者的厚颜无耻, 又把上等人的“要面子”其本质等同于“不要脸”显现出来。经典的对比又如:“有缺点的战士”与“完美的苍蝇”;“说英雄为娼妇”与“举娼妇为英雄”的“骂杀和棒杀”;“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与“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等等。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大大增强了讽刺的喜剧效果, “正如传神的写意画, 并不细画须眉, 并不写上名字, 不过寥寥数笔, 而神情毕肖。”

6、双关

恰当合理地运用双关的修辞手法, 不仅使语言诙谐风趣, 也能适应某种特殊语境的需要, 还可以使表达婉转曲折、活泼生动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如《拿来主义》中“我在这里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 否则太不‘摩登’了。”鲁迅是最反感追求时髦的“摩登”作风的。在《夜颂》一文中, 鲁迅曾指出过初学时髦的“摩登”女郎脸上的点点油汗, 让她们的窘态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此文中“摩登”这个词, 一方面挖苦了“送去主义”, 另一方面也旁敲了“摩登”作风, 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7、仿词

仿词是根据表达的需要, 更换现成词语的某个语素或词, 临时造出新的词语的修辞手法。鲁迅的杂文中也经常用到这种修辞手法。《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中“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议不论之列, 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 在现今的中国, 也还不能救助好人, 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 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 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这里使用的“婆理”一词由“公理”一词而仿造, 鲁迅表面上不说绅士们怎样自作聪明, 损害别人的利益而是采用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来丑化他们无耻可笑的姿态。“黑话”一词由“白话”一词而仿造, 表面上鲁迅是不经意在说黑话白话, 其实机智地表达了鲁迅反感文言的决心, 并讽刺和批判了那些高调反对白话的人。

总而言之, 鲁迅的杂文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 讽刺手法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鲁迅以他卓越的文字艺术, 在其杂文写作中, “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锢弊常取类型”, 运用夸张、反语、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 挥洒自如, 妙笔成趣, 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 在与敌人激烈的斗争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教育着广大民众, 是现代文学史上意义重要的文学样式。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黄伯荣.《现代汉语》 (下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3]、张学军等.《鲁迅的讽刺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