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失衡范文

金融失衡范文（精选7篇）

金融失衡 第1篇

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经济失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 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市场为主导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等有着相似的表现, 即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而以银行为主导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则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失衡?这究竟是一种历史巧合, 还是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呢?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鉴于此, 本文拟研究全球经济失衡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着重从金融体系结构差异视角研究其与全球失衡的关联和影响, 构建面板回归分析模型, 并结合全球56个国家或地区1986-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出问题;第二部分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的结果和全文结论。

二、文献综述

决定和影响经常项目失衡的因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点, 主要来自宏观经济状况和金融发展两个方面。在金融体系结构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 以市场为主导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英美等国在国际收支上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 而以银行为主导的欧洲大陆模式的日本、德、法等国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 (Allen and Gage, 2001) 。丁骋骋 (2009) 指出各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国际资本净流入的不同表现, 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金融体系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一国的储蓄结构间接影响国际收支;金融体系的不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可通过“安全岛”效应显示出来, 即在英美国家拥有发达且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 可以成为全球过剩储蓄的安全避风港, 且为国外闲散资金提供了投资机会, 这有助于为英美国家提供融资, 而其他国家资本流出。Chinn和Ito (2007) 还强调社会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会影响到金融交易和经济决策。付争 (2012) 、翟晓英、刘维奇 (2012) 指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Léonce (2001) 却发现金融体系的结构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没有独立的影响。徐建炜、姚洋 (2010) 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差异引起制造业、金融业之间的垂直国际分工, 从而导致全球失衡。

三、实证研究

(一) 样本的选择

本文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采用Levine (2006) 的分类方法, 基于规模 (SIZE) 、行为 (ACTION) 以及效率 (EFFICIENCY) , 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标AGGR, 研究一国股票市场发展与银行部门发展的比例, 具体地, 在去掉规模、行为和效率这三个系列的均值以后, 再求其平均值。综合指标的构建公式如下:

其中, SIZE为股票市场的市值与银行资产的比率, ACTION为股票交易额与银行私有信贷的比率, EFFICIENCY为股票交易额与一般管理费用的乘积。i表示第i个国家, n表示样本国家的数量, 这里n=56。经过计算得出AGGR的平均值为-0.0091, 综合指标大于-0.0091的国家倾向于市场主导型, 而小于-0.0091的倾向于银行主导型。经过计算, 本文确定56个样本国家中市场主导型26个, 银行主导型30个, 样本国家及各自AGGR值略。

(二)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本文根据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各主要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结构, 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 i代表不同国家或地区, t代表时间;CA是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率;X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向量, 包括政府财政收支 (GOV, 财政收支差额占GDP的比率) 、净对外资产 (NFA, 对外资产净额头寸占GDP的比率) 、相对劳动生产率 (LP, 各国劳动生产率比美国劳动生产率) 、相对人均收入 (RINC, 各国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率) 、消费率 (CRATE, 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率) 、资本形成总额 (FIX, 固定资产支出加上库存的净变动值占GDP的比率) 、实际有效汇率 (REX) 、贸易开放度 (TOPEN, 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 、贸易条件 (TOT, 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 ;代表金融发展变量的向量, 包括金融深化 (FDEEP, M2占GDP的比率) 、金融开放 (FOPEN, 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额占GDP的比率) ;α为个体影响, ui, t为随机干扰项, 并且假定随机误差项的均值为0, 方差为σ2。

(三) 实证结果

本文运用Eviews7.1计量软件, 采用

Pooled Least Squares估计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1。

注:括号中数值是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 *, **, ***分别代表1%, 5%, 10%的显著性水平。

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银行主导型国家, 政府财政收支、净对外资产、相对劳动生产率、实际有效汇率、贸易条件会对经常项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人均收入、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贸易开放度、金融深化度则与经常项目显著的负相关。对于市场主导型国家, 政府财政收支、相对人均收入、实际有效汇率、贸易开放度、金融深化度会对经常项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净对外资产、相对劳动生产率、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与经常项目呈负相关。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笔者根据56个国家1986-2012的年度数据, 采用面板回归方法讨论不同金融体系结构国家的全球经济失衡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一, 银行主导型国家增加政府预算盈余, 增加净对外资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有效汇率, 改善贸易条件, 会使经常项目顺差增加;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 扩大贸易开放, 加大金融深化程度, 则会呈现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的趋势。

第二, 市场主导型国家增加政府预算盈余, 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 扩大贸易开放和金融深化程度, 减少净对外资产, 降低劳动生产率, 抑制消费需求和投资, 将会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改善经常项目状况。

综上所述, 不同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家影响全球经济失衡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哪种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家, 增加政府预算盈余, 抑制消费需求和投资以及提高汇率都会改善经常项目状况。扩大贸易开放和金融深化程度, 则会导致银行主导型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而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顺差,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市场主导型国家通过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吸引了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闲余资金。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时, 需要考虑到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同。

参考文献

[1]Allen, F., Gage, D.Comparative Financial Systems:A Survey[D].Mimeo, 2001.

[2]Levine, Ross.Bank-based or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Which is Better?[J].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000.

[3]Menzie D.Chinn, Hiro Ito.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Assaying the world‘‘saving glu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26) :546~569.

[4]丁骋骋.金融体系结构差异与国际收支失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5]Beck, T.Deirguc-Kunt, A.Levine, R.E.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6 (1) :597~605.

[6]Ross Levine.Finance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C].NBER Working Paper, No.10766, 2006.

[7]付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研究, 2012 (7) :10~35.

[8]翟晓英, 刘维奇.中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程度-消费-经常账户路径[J].国际金融研究, 2012 (8) :38~49.

金融失衡 第2篇

我们是不是总是感觉老天对我们不公平呢?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心理失衡显然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理健康的一大威胁。不过，下面就来教大家7招，可以让你远离心理上的不平衡。

1、对自己不苛求

有些人对自己做的事情要求完美，有时近乎苛刻，往往因为一点瑕疵而自责，结果受伤害的人是自己。为了避免挫折，应该把目标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懂得欣赏自己取得的成就，心情就会自然舒畅。

2、对亲人期望不要过高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追求及生活的道路，千万不要强求于他人来努力迎合自己。

3、不要处处与人争斗

人与人之间应和谐相处，只要你与人为善，别人也不会与你为敌。

4、暂离困境

受到挫折时，应暂时将烦恼放下，去做你喜欢的事，待心境平衡后，再重新解决自己的难题。

5、适当让步

处理问题时，只要大前提不受影响，在非原则问题方面无需过分坚持，退后一步天地宽。

6、对人表示善意

在生活中，只要你对人表示善意，诚挚地谈谈友谊，自然就会朋友变多、隔阂变少，心境也会变得平静一些。

7、找人倾诉烦恼

把烦恼向知己好友倾述，心理就会顿感舒畅;把烦恼都闷在心理，就会令自己苦闷。

如果你经常去帮助其他人，那么在帮助的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自己还是比较有能力的，其他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因此，心理的不平衡感觉就会逐渐消失。

“心理平衡”一词可谓是中国人独创的心理学术语。

在西方心理学与心理咨询的词汇当中，是没有psychological balance这一术语的。其实“心理平衡”就是指人们用升华、幽默、外化、合理化等手段来调节对某一事物得失的认识。

中国人之所以用“心理平衡”一词来形容这一心理调节过程，大概可以归结到我们思维中的阴阳对立、福祸转换的“文化基因”上。

科学家认为，开心的“笑”可能是最好的平衡机制。

心理平衡的作用超过所有的“保健“措施。真正发自内心的“欢笑”能够产生“益性”荷尔蒙。如果人是快乐的，大脑就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益性”荷尔蒙。

若人整天焦躁不安、怒气攻心，大脑就会产生“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毒性”荷尔蒙。

怎样做到心理平衡呢

第一是三个正确

一是正确对待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明比智更难;二是正确对待他人，心中常有爱心;三是正确对待社会，常怀感激之情。

这样在社会交往和事业追求中才能给自己准确定好位：不要自卑不到位，也不要自傲常越位。只要自我定位客观准确，基本上处事就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心理压力就小。

第二是三个“既要”

一是既要全心全意奉献社会，又要尽情享受健康人生。

二是既要怀殷殷报国志，在事业上力争一流，又要有颗淡淡平常心，在生活上甘于平淡。

三是既要精益求精于专业知识，又要有多姿多彩的休闲爱好。这样人的心境和情绪，认知和感觉才能有深度和广度，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坦荡荡”而不“常戚戚”。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忙里有余暇，登高临水觞咏;身外无长物，蔬食布衣琴书。

第三是三个快乐

一是顺境时要助人为乐。助人是人生快乐之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助人的过程中，自己的人格也得到了升华，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二是要知足长乐，俗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有工作、有房子住、儿女也很好，没必要和别人攀比，比是无止境的。因为幸福本无固定的标准，幸福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感受。

三是逆境中要自得其乐，不能气馁，有点阿Q精神。因为世上万物，福祸相依，风水轮流。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都是正常的轮回规律。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自觉保持永远快乐的心境即是一门健康的科学，又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就看你是用“春风桃李花开日”的积极、乐观利导思维看世界，还是用“秋雨梧桐叶落时”的消极、悲观的弊端思维看世界了。

同样的事物结果可以完全不同，既可以“人闲桂花落”、“鸟鸣山更幽”，也可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既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也可以“无可奈何花落去”。心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主体的。

中国金融外部失衡问题 第3篇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常用项目和资金项目出现了持续性巨额双顺差。要想研究中国金融外部失衡问题，则需要全面分析引起中国金融外部失衡的原因。在外，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内，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形成了中国金融外部失衡，但是内部金融发展程度还不至于造成中国金融外部失衡，我们应当予以深入分析。

1 中国金融外部失衡现状

中国金融外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极大增加、人民币汇率提升或升值预期加大，再加上国际收支不平衡主要体现的经常项目和资金项目持续、巨额双顺差。

中国经常项目的现状。经常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收益、经常转移四个子项目。第一，货物贸易顺差决定了经常项目顺差。二十一世纪以来，货物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1992年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服务贸易的规模占经常项目规模比重偏低，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不大，但是出现逆差的项目主要是运输项目、保险、咨询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第三，收益项目呈现出顺差的新变化。中国收益的逆差主要是投资收益方面的，在这个阶段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不断增加，外商投资利润分配呈现为上升趋势，导致中国收益项目呈现逆差，外债的利息支付也是这个项目逆差的重要原因。相对在华外交企业的投资收益，导致中国驻外企业投资收益的汇回资金呈现更大的比例上升，和因人民币、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产生的中国企业境外资金回流，职工报酬在收益项目中占的比重低，对整个项目的收支情况影响小。

中国资本项目现状。资本金融账户在1985、1986、1988、1989和1993年金融账户和经常账户余额在方向上相反并且数额相差不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互补关系，国际收支大体处于平衡状态。在1997后，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都呈现同方向非互补变化局势。

若从资本项目的构成看，金融项目包括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直接投资由技术、设备、资金在海外直接投资或建立分支企业、投资利润进行再投资以及购买国外的企业股权的方式，来取得在企业中的实际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而证券投资则是为了取得预期的货币收入对非居民的股票、中长期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进行投资。其他投资是指除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储备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资产负债，包括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及其他其他资产和负债形式。

中国外汇储备现状。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呈现出大量的顺差，外汇储备的规模增长更加迅猛。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断加大，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及升值预期的加大，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加大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规模；另外，国际收支巨额双顺差的直接表现就是形成大量的外汇储备，就中国目前的固定汇率制度，大量的外汇占款。应对这种情况，中央银行进行了对冲操作，但是市场的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还是难以抑制。并且随着国际粮价、石油的价格持续上涨，我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更加明显，大量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代表了中国金融外部失衡和输入性通货膨胀存在的关系。

2 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

针对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合理程度现状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各种结构性缺陷，提出了下述的建议。

2.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优化金融改革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在理结构上存在制度性的问题，推进现代化金融制度建设转变制度，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才能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高效的现代化金融企业；另一方面，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导垄断地位，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租赁业进行改革。

2.2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市场结构

拓宽信用渠道，加大信用工具开发运用，大力发展企事业信用个人信用，建立健全的多样的金融市场，加快货币市场和契约市场的发展，扩大金融工具种类，进行市场结构优化，能使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金融结构的配置效率，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优化融资结构。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就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启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扩大长期商业性金融债券的发行，解决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缺少问题，大力发展主板市场，坚持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引导民间资金进入直接融资领域，扩大机构投资的队伍，优化机构投资者结构，也就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解决金融市场的行政分割问题，改善金融市场的区域结构。金融市场有行政分割和金融资源流向的问题影响中国金融效率。政府应该就这方面积极引导，减少对地方金融资源的控制，在行政区域要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并且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发挥了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减小了经常项目的失衡状况。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这个政策要能够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潜在需求旺盛的服务行业和产业政策，可以有效扩大投资，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使经常项目走向平衡。

加快资产证券的发展，提升金融效率。要加快资产证券建设，提高金融效率，大力发展银行资产结构，带动银行、证券、信托等多个金融机构进行跨机构、跨市场的流动性，促进金融市场价格的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推进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能在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同时改变金融风险的配置结构，提升资产流动性、降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增强资产透明度，降低风险，通过资产的出售。抵押、破产等制度，优化资产风险配置、提升金融效率。

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投资成本高，融资门槛高，面临着直接融资结构缺陷和间接融资的制度缺陷。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且银行的主体架构是为大企业设计的，网聊评估和成本收益不符合中小企业的特点，企业提供融资平台的中小银行的数量少，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银行系统以外的金融服务渠道存在结构欠缺，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场外融资渠道缺失。所以，依靠商业银行体系是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要从多个方面、多种层次来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金融外部失衡问题，应当以输入性通货膨胀为切入口，围绕中国金融外部失衡问题，从内外两方面对中国金融外部失衡的层次原因分析，针对这些原因，制定出解决方案，以此为彻底解决中国金融外部失衡的深层问题提供科学指导，为经济金融状况解决外部失衡问题提供思路，从而推进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金融失衡 第4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

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发展整体上比较好, 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的额度也在不断增加, 逐渐形成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为辅的金融体系, 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壮大, 使农村金融体系更加完善。但是,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农村金融依然无法满足当前新农村建设对金融服务的各种需求, 导致农村地区金融生态出现失衡的现象。

一、农村地区金融生态失衡的现状

(一) 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不明确

农村金融生态失衡, 表现在农村合作金融本质上与农户、农企、农村的互助合作关系破裂。由于农村信用社改革比较顺利, 而且发展速度较快, 所以农村信用社发挥着金融支农主力军的作用。农村信用社在改革的过程中, 逐渐开始自主经营、自主盈亏, 而且趋势走向商业银行。当前农村信用社在银监会的鼓励下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 并且农村合作银行也要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这种形势导致合作金融的主力军与农户、农企、农村的合作关系越来越疏离, 逐渐走向纯商业发展的道路。另外,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本身还处于初期阶段, 规模比较小, 根本无法发挥对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本身在市场角度方面定位不够明确, 并且其管理制度也不够完善, 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二) 金融需求抑制现象严重

我国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比较大, 农村大部分资金用于城市工业化建设, 资金长期短缺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经济的发展, 造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的现象。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中处于垄断地位, 也是为了最大限度防范风险并保障经济效益, 其农业存款远远大于农业贷款, 而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户却无法得到相应的贷款。部分商业银行位于农村, 如邮政储蓄银行, 但是“只存不贷”或者“多存少贷”的现象普遍存在。另外,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设置得也比较少, 还有很多县域建设的新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种类不够齐全, 并且机构数量也很少, 加之服务能力不足, 根本无法真正满足当前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

(三) 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产业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存在, 农村金融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农村金融需求的层次性、多样性与地域性要求农村金融产品不断创新, 但农村金融机构当前的主要产品是存贷款, 无法真正满足多元化农村金融的需求。农村金融的主要需求对象必然是农村企业、农户个体或者农村大户, 这些需求的金额额度都比较小、比较分散、缺乏抵押品, 并且农村贷款方式传统、业务品种单一, 加之贷款的条件比较严格, 缺乏针对性, 无法从根本上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另外, 从事农村金融机构的人员素质比较低, 硬件水平、创新机制缺乏, 导致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这也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的主要策略

(一)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 政策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仅能修复“市场失灵”功能, 而且还能充分利用政策优惠等支持, 有效发挥“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 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商业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要分工、定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一家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 但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 其在功能定位、业务范围等方面并没有将政策性金融功能发挥出来。在功能上, 农业发展银行应该将着力点放在农村金融的开发与扶植方面, 将市场补充与诱导等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业务范围方面, 农业发展银行应该将业务拓展, 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结构调整、农村龙头企业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 在发展中国农业银行的基础上, 要更好地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 构建稳定的农业政策筹资机制与风险管理机制。

2. 引导性金融。

商业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其追求利益的本性。在农村金融市场构建的初期阶段, 商业银行对农业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反而起到了农村资金“抽水机”的作用, 将农村的资金吸纳起来用于城市建设。政府也尝试着通过行政式的安排“要求”商业银行服务“三农”, 但是又不符合商业银行的本质, 有违市场经济规律。商业银行本身资金实力雄厚, 因此应对商业银行扶持农村大中型农村龙头企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流通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重点引导, 这样不仅能够维护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平衡, 而且还能保障其商业本性。

(二) 建立财税扶持农村金融的体制

农业属于典型的弱质产业, 要受到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 并且农业生产吸引资金的能力也比较弱, 农村金融机构要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 同时也要实现盈利目标, 仅仅靠自身发展很难成功, 必须要有国家的支持。因此, 国家需要建立稳定的财税政策支持农村金融, 最大限度保障优惠财税政策的持续性、针对性与稳定性。首先, 必须重视对金融机构的财政补贴, 这也是最直接的扶持手段, 同时要建立有效的补贴与绩效监督机制, 要保障专项资金落实到对应项目, 真正实现为民所用。其次, 需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如利息补贴等, 诱导与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金融市场服务, 放宽贷款条件, 由政府支持成立合法的小额农贷担保中心等, 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三)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农村金融需求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及层次性, 这就要求农村金融产品必须要不断创新。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进一步满足“三农”实际需求, 坚持创新, 积极推出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农村金融需求主要有消费性需求与生成性需求两种。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生成性需求逐渐成为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由于银行的资金实力雄厚, 应该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涉及农业金融的商业银行为依托, 创新并推出适合农村金融环境的中长期贷款模式与信贷产品。要针对农业的实际需求, 对担保品抵押机制进行创新。由于农村信用社改制以后成为农业商业银行, 社会职能变弱, 所以要针对龙头企业的情况适度放宽贷款条件, 针对特色农业的需要创新出适合其特点的信贷产品。农村消费性需求领域主要涉及生育、医疗、婚丧嫁娶、教育等方面, 由于这些方面需要一定的资金, 金融机构可以适当考虑其实用性, 创新推出不需要抵押的信贷产品, 以保障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

参考文献

[1]何广文.深入化解农村金融服务困境[J].中国农村金融, 2012 (03) .

金融失衡 第5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制度缺陷,新政治经济学,金融侵略

一、引言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资本主义, 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全球扩张的新型资本形态, 其产生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 最大的特点在于进行全球市场的金融突击和掠夺。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高度集中, 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暴露了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巨大能量, 带走的不仅是财富, 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说教。信用、资本、特权都向美国无限靠近,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的“自动”回流提供了方便, 构造了“斯蒂格利茨资本循环陷阱。”

二、新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危机成因解析

政治经济学以制度分析为主线, 注重经济社会的“关系”层面, 透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表象, 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本文立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 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 揭示出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病理”特征, 运用马克思所建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范式, 主要论证以下几个命题:

命题一: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扩张, 将世界各国纳入到共同的价值链上。

20世纪80年代, 新自由主义理论取代后凯恩斯主义, 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其所奉行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弱化金融监管、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 将美国推向了债台高筑的深渊;同时, 全球贸易和金融结构失衡, 美国利用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 全球征收铸币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用投资和出口战略输送了大量的“商品美元”、“石油美元”, 同时作茧自缚, 又要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 促成美元回流来维持美国货币的竞争力。

命题二:金融资本跨时间、跨空间的风险运作, 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模式。

金融资本也称国际游资, 以追逐风险利润为目的、投机性极强的短期流动资本。其通过证券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 从事金融投机活动。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金融资本的形态与作用进行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 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 都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马克思论证的这种模式, 其实质是对资本逐利而动的本性的考察, 也为金融资本的全球登台打好了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金融资本家把货币资本化作为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 包括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企图绕开进入实体经济这一环节, 这些机构也包括著名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市场。金融资本家此时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本家, 货币资本最终独立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进步论证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金融资本形成以后, 货币在产生货币的同时, 也生产价值”。在这里, 资本拜物教取代商品拜物教, 当金融资本逐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实质就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

命题三:“中心外围”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金融贸易结构失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格局, 进而形成了全球宏观经济的“南北”特征, 促使美国确立了以美元回流为前提的债务经济模式, 生产与消费脱节, 权利与义务失衡。《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激化后的表现, 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 它所反映的本质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 显然, 马克思将经济危机归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上, 他并不赞同按照简单形式的“储蓄投资”两分法来考量经济失衡, 甚至经济危机。

“中心外围”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贸易金融结构的失衡, 让美国在赢得商品资产的同时, 付出的代价仅是一纸风险共担的虚拟债权, 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

三、重新审视货币与价值、权利与义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研究了商品、货币和资本问题, 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后看到了更深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客观规律, 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复调整, 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 伴随着社会化生产程度的高级化, 便会不断暴露。社会哲学的实质是人的哲学, 社会经济利益博弈与分配的背后, 是人与人, 国家与国家利益格局的调整。

1. 关于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危机, 表现为币值的异常波动, 市场流动性紧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当然, 在贵金属充当等价物的经济条件下, 物价的波动还受到金属自身价值的影响。当代金融危机考察的重点是基于衍生工具市场价值的资产价格, 钱津 (2009) 认为,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金融制度或金融创新出了问题, 更直接的原因是资产市场价格的跌落, 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刚性原则被忽视。

笔者认为, 越是发达的金融市场, 越需要刚性的市场价格来支撑, 维护价格刚性, 避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现时代的社会理性, 应注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真实内涵在虚拟资产膨胀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格却是围绕真实的货币价值而波动的, 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相对过剩。

2. 关于金融自由化与加强监管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价格回落, 导致泡沫破灭, 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所提倡的过度消费和监管软约束, 居民行为的自由化, 建立在依靠借贷、依靠消费拉动方式促进经济繁荣的持续, 荒谬的逻辑起点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政府行为的自由化表现在大规模军事、社会保障的支出, 已造成国家的巨额负债, 美国身兼最发达经济体与最大债务国的尴尬身份。

发达金融市场的信息强势, 让金融衍生工具成为风险聚集的场所, 道德迷失与监管缺位, 助推了危机的蔓延, 广大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 但经济危机从金融领域波及到实体经济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 权利与义务的严重错位将广大外围国家置于被动弱势的地位。

3. 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失衡问题

宏观经济的数量模型给出了消费和投资与总产出的关系, 而经济社会中考察的重点却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对称条件下,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增长模式带来了两种现象: (1) 国内失衡: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 依靠劳动和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和外汇储备, 加之消费不足, 资产渠道单一, 造成被动高储蓄, 发达国家依靠消费增长, 广泛透支, 信用市场发达; (2) 国际失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 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利益格局, 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形成了特有的全球债务经济模式。美国财长保尔森指责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高储蓄, 其实质是为美国道德缺失辩护, 自以为是的推卸责任。

总结

新政治经济学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审视自由与道德, 责任与价值的社会内涵, 在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 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全球红利分配的同时, 也将风险和危机的触角伸向了外围弱势经济体,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增强宏观调控的国际协调, 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 已成当务之急。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程度日益高级化, 跨国家、跨区域的监管举措, 是未来各经济体必须重视的现实, 发达国家主导了利益分配, 也应尽到相应的责任,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推动秩序重建, 是新时期的普世价值与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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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巍.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国际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 2008, (3) .

金融失衡 第6篇

关键词：政府干预,金融生态环境,关联担保

2013年的中融信佳事件引发的“江苏担保圈”,使得9亿违规担保曝光,关联担保再一次受到关注。证监会早在2000年6月出台《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使得对外担保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主要为控股股东担保转变为控股子公司担保和无关联关系的公司相互担保。由于担保对象的变化,资本市场上关联担保暴露出了新的问题:担保怪圈频频出现,如2006年的“河北担保圈”、2013年的“江苏担保圈”等。这些担保圈的发展都经历了经营不善—疯狂担保—资金链断裂—政府出面的过程,且每个担保圈中的核心上市公司都有国资控股的影子。本文借助“海龙担保圈”的案例,从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层面剖析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形成动因;揭示了在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国有企业关联担保圈形成的一种典型作用路径。

1 案例介绍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1)是我国粘胶纤维行业的龙头企业,于1996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潍坊市第一家上市公司。注册资本8.64亿元,总资产53亿元。据2011(2)年年报统计,公司有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海阳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等17个控股子公司。

山东海龙的前3大股东分别是潍坊市投资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和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其中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由公司4 816名员工出资设立,持有山东海龙12.04%的股份,法人股东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由14名高管出资设立,持有山东海龙6.93%的股份,两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18.97%的股权,超过第一大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16.24%的股权比例。股权占比优势使山东海龙的高管在股东大会的表决中占有优势,加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高管很容易利用表决权优势,操纵董事会、监事会、其他经营机构,形成“内部人控制”(黄兴孪,2009)。

山东海龙上述股权结构形成于2004年,公司完成了管理层收购之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了疯狂的扩张之路。公司在2005年成立了海阳港务、海龙纺织科技等6家子公司;2007年与新农开发合作建设新疆海龙化纤。公司规模不断扩张,对控股子公司的投资额也逐渐增多,投资项目大多投资期长、投资金额大、收益慢。公司投资所需资金一小部分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更多来自于向金融机构举债投资。而山东海龙与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成为融通资金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统计公司2008-2012年的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发现,2008—2012年间,山东海龙的资产负债率均大于50%,尤其是在2011年资产负债率超过100%,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对外累计担保数量仍居高不下。另外,2008-2012年间山东海龙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据了关联担保的一大比例,山东海龙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使公司获得了整体发展所需的资金。

山东海龙对外担保(不含对子公司担保)对象主要是与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互保单位,而山东海龙之所以心甘情愿为其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获得对方对自己的担保。显然,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已成为公司融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根据以上分析,山东海龙担保对象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和一些建立互保关系的企业。由此,围绕山东海龙的巨额担保圈逐渐浮出水面。在海龙巨额担保圈中,互保单位中潍坊市企业就有潍坊特钢、歌尔声学、山东海化等,并且海龙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据了关联担保的一大比例。在担保圈中,为子公司担保使山东海龙间接获得了担保资金,与企业签订互保协议也相应获得了互保单位对山东海龙的担保。海龙每况愈下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使子公司和互保企业因担保深陷其中,山东海龙也因巨额关联担保加大了公司的财务困境。

2011年9月2日山东海龙突然发布公告称,由于违规担保公司股票简称由“山东海龙”变更为“ST海龙”。继享受“戴帽”的特别待遇外,2012年4月2日,山东海龙由于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亏损,股票简称由“ST海龙”变更为“*ST海龙”。短短半年时间,公司相继被“戴帽加星”,且多次收到证监局整改通知,其中与关联担保相关的违规情况主要体现在关联担保履行程序不规范,存在签订担保合同先于股东大会审议的现象;另一方面体现在关联担保信息披露存在问题:公司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担保情况披露不完整;对外披露不及时。

2 关联担保形成动因

在山东海龙巨额违规担保东窗事发之前,政府、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应该会对此有所察觉,但却没能遏制海龙关联担保的增长趋势。这一现象让我们深思,由此下文,从企业、政府、监管机构层面具体阐述了海龙巨额关联担保的形成动因。

2.1 企业内部治理缺陷是关联担保形成的内在动因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为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政府职能的“缺位”易导致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黄兴孪、沈维涛,2009),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制衡作用有限。如前所述,山东海龙管理层的股权占比优势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使得高管成为企业事实上的内部控制人。由此,山东海龙自2005年起开始了盲目扩张之路,先后成立多家控股子公司。然而,在公司债务危机之时,除海阳港务和海龙博莱特化纤正常运营外,其他子公司不是停产就是处于破产清算阶段。如果没有企业盲目扩张,公司绝对不需要举借如此多的债务,也就无需参与巨额担保;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能若能发挥其监督制衡作用,公司的盲目扩建的决议亦不会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顺利通过。可见,公司内部治理缺陷是山东海龙关联担保形成的内在动因。

2.2 地方政府干预下失衡的生态环境对关联担保的推动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财政自主权、经济管理权等,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外,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制从过去的政治目标转变成经济绩效指标,包括GDP的增长率、就业率等。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身晋升的需要有动机干预辖区内企业运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最终控制人,为了保持地区就业率和社会稳定,会在企业与银行之间协调。一般而言,银行在担保借款中会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将企业对外担保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然而,在中国制度背景下,金融机构迫于政府压力,造成对外贷款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银行选择借款主体时对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更为青睐,为实现业绩增长,银行存在自动放贷的动机。金融机构迫于政府压力和行业竞争需求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多担保,使得国有企业存在更严重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即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前收益范围(林毅夫、李志赟,2004)。可见,在地方政府干预下,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关联担保圈形成的制度根源。

就山东海龙而言,多次入围“潍坊地税纳税百强企业”,提供近1万个就业岗位,对地方政府绩效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当山东海龙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有动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正是地方政府对山东海龙的“厚爱”使得公司关联担保行为有恃无恐。显然,政府在山东海龙的关联担保圈中起着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山东海龙“11海龙CP01”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前一两个月,公司2012年2月20日的公告显示,交通银行和兴业银行为ST海龙分别提供4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和4亿元的贷款,担保方分别是其控股子公司博莱特化纤和海阳港务,金额总计4.4亿元,恰恰弥补了短期融资券的资金缺口。难以理解的是,在海龙深陷财务困境的情况下,银行居然会冒险为其提供借款。很显然,海龙的短期融资券一旦违约,企业很可能走上破产之路,这是潍坊市政府不愿看到的。因此,政府对山东海龙的短期融资券的兑付问题相当重视,积极寻找金融机构暂时拆解。从最终的结果看,潍坊市政府与银行的洽谈的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山东海龙的政府背景也是银行最终自愿放贷的根本原因。

2.3 监管机构独立性受损“纵容”关联担保的发生

在我国,证监会、银监会等部门由中央垂直管理,这些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种垂直管理模式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理论上能避免地方政府干扰。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关系,其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导致监管运行低效。同时地方政府也承担了上市公司部分监管责任,出现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监管权的重叠和冲突,造成了监管不力。

证监会对山东海龙的处罚大都集中在2011年和2012年,但山东海龙在公司内部治理、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一天形成的。此案例中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以及监管效力的折扣性已是不争的事实。

3 关联担保的经济后果

3.1 微观层面

巨额关联担保加大公司财务风险,使公司深陷财务困境。山东海龙2010年和2011年连续亏损的情况下,关联担保虽有所收敛,但前期由于巨额借款纷纷到期,使得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借款公告不断。在逾期借款中担保借款占了绝大部分,其中在担保借款中,关联方担保占比86.69%。公司经营性亏损数额巨大,严重资不抵债,在难以获得银行借款展期的形势下,公司已难以偿还巨额逾期债务。此时,公司的巨额对外担保就成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因巨额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亦容易变成公司实实在在的负债,严重加大了公司的财务风险。

3.2 宏观层面

*ST海龙涉及的担保单位大都为控股子公司和互保单位,互保单位中潍坊市企业就有潍坊特钢、歌尔声学、山东海化等,并且海龙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据了关联担保的一大比例。据统计,担保涉及的银行有潍坊银行、建行、光大银行、交行等10余家金融机构,担保圈涉及的金额有10亿元之巨。海龙每况愈下的经营业绩以及严重的债务危机,将其慢慢地推向破产边缘。海龙一旦破产,其近10 000人的职工将面临失业,这势必会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一旦海龙资金链断裂,就会在前述的10亿元担保圈中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潍坊当地企业产生严重冲击,整个潍坊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会受到影响。银行的逾期借款不能收回,会产生更多的坏账,使银行的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如果银行没有建立良好的风险预警机制,在这种状况下,关联担保的放大效应产生的经济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4 结论

2012年底由潍坊市政府牵线,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入主山东海龙,成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2013年7月3日,公司去帽摘星,之后,公司名称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恒天海龙有限公司,公司的重组将山东海龙挽救于退市破产的边缘。然而,这种政府“拉郎配”的行为不仅不符合市场化公平竞争的要求,且并没有从根源解决关联担保所带来的问题。

金融失衡 第7篇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中国有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定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不顾收入分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 经济增长为粗放式增长。近年来, 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缓, 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层级中依然处于低端;二, 经济增长以政府投资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 政府投资一般至少占到中国GDP的30%以上。中国政府的投资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投资效率明显低于私人投资, 二是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其实, 中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瓶颈已经不再是基础设施;三, 中国的经济增长较少顾及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虽然存在争论, 但是, 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肯定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最终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所以, 我们可以定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不顾收入分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出现问题。

现在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短期失衡, 但是, 从长期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 我们还会发现更为严重的中国长期失衡问题。

一、我国经济的短期失衡

(一) 私人消费不足, 经济启动困难

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相比过低, 不利于启动内需。1987年以来, 我国的资本所得一直高于劳动所得, 也就是说, 我国的劳动者总体所得在最高年份也没有超过新创造价值的50%, 劳动所得份额最高的年份是1990年, 也不过45%。这说明, 我国劳动者从国民财富中的所得比例并不大。在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很大,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对这一比例偏低引起重视, 劳动所得份额的进一步下降, 进而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 对于我们的经济稳定和内需增长都不是好事。遗产税与个人所得税的不完善使得私人消费对于启动内需的作用无法发挥出来。

(二) 国有企业的竞争不足与私人企业的竞争过度

历经14年打磨、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我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 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 措辞模糊, 很多标准没有定义, 在具体实施层面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鼓励自由竞争, 促进经济绩效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 为民企创造一个宽松的、稳定的制度环境, 鼓励民营企业进行长期运作, 加大研发力度, 积极参与更高层级的国际分工。逐步放开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 不能让我国的《反垄断法》形同虚设。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 使得利润率过低, 私人投资信心不足, 而政府垄断的行业又不允许私人投资进入, 因此, 从私人投资角度来说, 难以启动投资内需。

(三)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 出口利润微薄

目前, 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 而研发投入仅占0.3%。大量国有及民族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投入而导致破产。我国的一般制造业, 如彩电、空调、手机等产业, 已出现过度竞争的情况, 长期的价格战使得企业生存艰难。而在高附加值的产业中, 如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新闻出版等领域, 我国企业又明显处于劣势。国际产业转移在给我们带来高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带来了高消耗、高污染, 产业处于产业链底端的问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层级基本属于制造环节, 其层级依然很低, 属于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 价值增加值很低的分工层级。而且制造环节属于浪费资源、浪费环境、剥削率高的一环。近年来, 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必须花大力气整治的地步。“十五”之后, 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明显增加, 其值超过了100%。“先污染, 后治理”的路子代价已经越来越大。当然, 这与我国近年来城市化速度加快从而带动了重工业加速发展有关, 但是, 不能否认我国企业运营效率低的问题。这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技术创新能力差有很大关系。

二、我国经济的长期失衡

(一) 粗放式增长模式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绩效的讨论主要起源于Young (1995) , Young (1995) 的研究表明, 1966年1990年间,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TFP (全要素生产率) 仅仅经历了2%～3%的增长。Young2003年进一步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问题, 研究的行业范围为所有非农业部门, 估算的结果为1978年1998年的TFP的年增长率仅为1.4%, 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23%。吴延瑞 (2008) 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部分: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和技术效率变化,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1992年2004年, TFP每年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7%。以上的实证研究虽然结果不同, 但是只要使用同样的实证方法和数据得到的发达国家的TFP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要高于中国。

TFP增长率过低,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这说明我国还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模式。我国人口众多, 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本来在国际上就处于较低水平, 如果经济继续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 那么, 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生产要素量的严重制约。

(二) 制度变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 除了物资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量的增加的贡献之外, 制度变迁因素 (主要体现为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起到了重要作用。刘文革、高伟、张苏 (2008) 的研究表明, 1978年2006年, 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效应的逐步消失, 除非有新的制度变迁因素产生, 否则, 我国的经济增长将逐步减速。

(三) 政府控制资金因素

我国私人消费仅占GDP的30%左右, 这远小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私人消费的比例小反映了私人掌握的资金较少, 多数资金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政府部门长期以来都掌握着较大比例的财政资金, 这些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往往表现为公款吃喝, 浪费严重。而政府投资的效率一直低于私人投资, 更不用提这里面存在的大量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量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 虽然有利于政府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经济, 但是, 由于国家使用资金的效率较低, 其投资的项目效益低于私人投资。而在需求保证的前提下, 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的效率就直接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国家掌握大量投资资源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或许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启动内需的作用, 但是长期的效应肯定是负的。

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路径。GDP的不断增加并不代表经济的良性发展, 也不一定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现代经济的增长不能长期建立在高消耗的一般制造业基础之上。目前, 我国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只在30%左右, 其他的部分则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由于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处于的不利地位, 出口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是扩大产出, 因此消费始终是投资的最终衡量线。长期低迷的居民消费会使投资减速, 进而陷入经济危机。因此, 我国目前的GDP构成不是一个可以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构成。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中, 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在70%左右。我国目前的国内消费情况极有可能使得我国下一步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经济衰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四) 收入分配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多数研究表明,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量研究一般认为, 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而此后的计量研究持否定态度的居多。Benabou (1996) 总结了1992年1996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 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普遍表明, 收入的不平等性在一国的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实物资本时, 收入的不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力资本时, 收入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反而有破坏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基尼系数一路攀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化, 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效应, 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显然会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五) 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现在国内对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 二是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 但是, 却很少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民族产业的冲击, 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冲击。大量的实证分析确实表明, 以FDI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GDP增长速度, 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 我们不能被这一现象所蒙蔽, 需要在此基础上考虑更深入的问题。因为国际产业转移涉及到国家民族产业安全和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及各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由1978年的27.94%下降为2007年的11.3%, 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起伏, 但基本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比重由1978年的24.19%上升至2007年的40.1%。改革开放以来, 产业转移有两个原动力: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三次产业及三次产业内部转移, 二是由外部通过借款、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合作等各种形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目前, 外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途径已经由对外借款改为直接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中, 外商直接投资 (FDI) 急剧增长而且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私人资本流动的构成中, 1973年1981年间, 银行贷款占63.9%, FDI只占16.8%, 但到1990年1997年间, 前者下降到11.7%, 而后者则上升为50.3%。1979年2006年, 在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中, 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了80%左右的份额, 对外借款和其他投资份额很少。因此, 目前外部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变更的主力是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政府一直担心的问题是, 一旦放开经济, 私有 (民营) 经济会最终取代国有经济。但是, 我们应该转变思维, 现在不再是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谁控制中国经济的问题, 而是外资可能会同时击败这两者在控制我国经济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目前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收购就像井喷一样, 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 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为55.48%, 外资企业占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例为87%, 2006年, 在工业总产值中, 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份额已占到31.6%。“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招牌一方面彰显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但另一方面, 却反映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耗费资源的经济增长, 是不健康的经济增长, 也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不放开的产业效率低, 而放开的产业又让外资占领。

小结

从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解决我国短期特别是长期失衡的根本点是: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与启动私人消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提高与出口升级、政府消费的消减与私人投资比例的增加。

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GDP增长更能使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发展, 而依赖投资和外需的GDP增长将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国有资本从众多竞争性行业退出, 鼓励私人资本进入, 将提高资本收益率, 促进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后中国经济调整的核心依然是激活民营经济, 还富于民,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中国的4万亿的扩张财政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出发点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失衡主要表现为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政府在积极应对短期失衡的同时, 一定要兼顾长期失衡问题, 因为长期失衡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编辑:何乐)

目前, 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 而研发投入仅占0.3%。大量国有及民族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投入而导致破产。

国家掌握大量投资资源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或许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启动内需的作用, 但是长期的效应肯定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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