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精选9篇）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第1篇

一、什么是教育和教育体系

什么是教育？对于教育的定义，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给出不同的说法，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杜威说：“教育即生活。”斯宾塞说：“教育为未来生活作准备。”《辞海》对教育的定义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心身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起源于劳动。”达喀尔行动纲领认为：“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每一个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和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1997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给出：教育是满足受教育者学习需要的各种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学习、交流、系统的信息传递活动，包括一些国家中所谓的文化活动或培训。有意识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学习是指任何行为、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或技能方面的长进。信息传递是指受教育者的品德养成、知识丰富、技能熟练等都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进行的。本文认为：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性、复杂性、全息性和具有自主意识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教育的本质是实现和创造幸福人生。教育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进行定义，狭义的教育定义仅限于学校教育和培训，由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体制所推行实施，包括9年制义务教育和高中及高中后的非义务教育。广义的教育则包括各种广告宣传活动、文体活动、社会环境的隐性教育。教育体系是指互相联系的各种教育机构的整体或教育巨系统中的各种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教育体系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体系，除教育结构体系外，还包括人才预测体系、教育管理体系、师资培训体系、课程教材体系、教育科研体系、经费筹措体系等。这些体系相对于教育结构体系，称为服务体系。狭义的教育体系，仅指各级各类教育构成的学制，或称教育结构体系。

二、什么是终身教育体系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指出：“要以终身学习理念引领学校教育改革，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却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由上可见，终身教育是人们在一生各阶段所受各种教育的总和，是教育在时间方面的延伸，是个体所受不同类型教育的统一综合。按个人一生的成长和追求幸福人生划分为：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灵活开放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则应是由教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方式构成，既有学校教育，又有社会教育；既有正规教育，也有非正规教育。

三、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及其要素逻辑关系

至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有的学者定义为“主权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对本国所有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所提供的一种不同层次、不同形态和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系统”。有的认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由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五个方面”组成的。有的学者认为其包括：“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翼，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各个层次，成长教育和继续教育各个阶段”。姜大源研究员提出：中国教育体系是一个涵盖普通、职业教育及其与之等值的学历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国家资格框架，并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等值。本文认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教育在空间方面的延伸。其要素主要是教育培训机构或学习组织，如学校、幼儿园、研究所、培训中心等，由这些机构形成了相应的教育系统，如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等。它们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实施教育的主体（教育机构）、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空间、教育载体、教育环境等等。实施教育的主体可分为家庭（含个人）、学校、行业、企业、团体等，对自我教育而言，受教育者本人也是自觉学习、自我教育的主体。教育者是指学校的教职员工，对受教育者施以信息的人、物、事，等等。“教育空间”原则上指教育活动发生的场所，如校园。教育载体是指教育活动得以实施的硬件和软件，如教材、教具、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传递教育信息的物质载体等。教育环境指的是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如受教育者学习生活的教室、实训室、宿舍、文体活动场所；软环境也可称为“软空间”，其主要包括办学理念、教育观念、规章制度、管理方法、校风、教风、学风、校园文化，以及教育者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等。

就目前我国教育的现状而言，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构成要素如下图1所示。

由图可见，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要素有：婴儿教育、家庭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自我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民办教育、远程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产业培训）、农村教育、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军事教育、老年教育。家庭教育与婴儿教育是包含关系，其与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通教育是交叉关系。自我教育与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是交叉关系。当然，人是受教育者，人是主体，所有的教育都要通过自我的内化作用，才能把教育的信息或内容转化为受体的素质，也就是说，自我教育与其他所有的教育都有关系。成人教育与高等教育、普通教育、自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等也是交叉的关系。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自我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民办教育等也是交叉关系。民办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等也是交叉关系。社会培训（分为职业培训和非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交叉。产业、行业、企业培训可统称为产业培训。随着高技术、新兴产业等现代产业的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上海职业教育研究院的马树超提出：现代职业教育要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5个要素。本文认为应是“七个融入”，即现代职业教育还要融入城乡、区域和生态文明等要素，这也是职业教育适应地方需要和作为社会复杂系统一个组成部分的必然要求。现代产业体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要素，产业、行业、企业对职工的培训意识不断增强，培训的投入不断增加，培训的范围不断扩大，培训的手段不断现代化，所以产业培训也成了社会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包括留学生教育（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汉语国际推广（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及教育对外援助等。因此，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应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与职业教育关系密切，有交叉重合部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中明确指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教育和老年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应是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

四、两个体系等价性的证明

对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华东师范大学的吴遵民认为是指向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构成内容及层次的表述。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是从不同角度或维度来考虑的同义词，两者是等价的。证明如下：我是中国国民，按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求，要对我进行教育；我小时候是中国国民，要对我小时候施以国民教育；我长大了也是中国国民，要对我进行成长教育；我老年了也是中国国民，也同样要对我进行教育，直到我的生命终结。从我小时候直到我老年都要对我进行教育，这也就是我的终身教育。由此可见，终身教育等价于国民教育。反之也可证明如下：我小时候对我进行教育，其他人同样有小时候，也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长大了要对我进行成长教育，其他人长大了也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大家都是中国国民，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就是国民教育。就我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体系”含义是相同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体现教育公平性和全面性（其反映教育对空间的广延，即空间性），而终身教育体系则体现教育的时间性和延续性。

五、“泛在教育”概念的形成

图1可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即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由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重叠的区域，这个区域主要是远程教育、民办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自我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社会培训等几部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泛在网络的建立，这些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广泛性，即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因此，可以暂且把这几种教育的组合称之为“泛在教育”，意思是无所不在的教育。“泛在教育”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三者有重合部分，有交集，也有各自独立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三部分就形成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主体（另外还有老年教育和军事教育等）。落实好这三部分的和谐发展，也就强化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高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职业教育和泛在教育的重要内容，抓好了高等教育也应能带动其他教育的发展。它们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对于知识经济、信息爆炸、云计算、泛在网络、虚拟教育的当今社会，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建设，“泛在教育”的广泛性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1.在整个人类社会中, 成人人数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例最大, 是社会的主体部分, 很多活动都是成人参与的, 对成人的教育是广泛的。“十一五”期间, 全国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为社会累计输送了5486万名毕业生, 其中研究生毕业166.7万人, 普通本专科生2443.7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毕业2875.6万人。他们均需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成人教育。

2.人是社会和教育的主体, 个体的自我学习和自我修炼是教育的关键环节, 没有受教育者的参与和配合, 什么教育都是不可能的。

3.教育是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活动, 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实施, 信息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纯IPv6互联网。泛在网络和三网融合使得远程教育更加普及。

4.人类是要延续的, 义务教育也将更加受到重视, 有些地方正在探讨或实施12年的义务教育, 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也具有广泛性。

5.我国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并且迅速成长壮大。“十一五”规划的教育事业成就表明:2010年, 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超过11.8万所;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为3393万人。全国民办高校总数达到676所, 民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466.5万人。高中阶段教育民办学校为5622所, 在校生达到537.1万人。

6.社会培训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并且人数众多。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 高等教育培训注册学生263.7万人次;中等教育培训注册学生5291.9万人次;全国资格证书培训注册学生493.6万人次;全国岗位证书培训注册学生561.4万人次。中、高等教育培训的发展为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提供了更广泛的渠道。

因此, 由以上几类教育构成的所谓“泛在教育”也是必然的趋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泛在教育三部分有交叉重合, 进一步说明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复杂性。由于人是复杂的, 由人构成的社会是复杂的, 教育的内容也是多样和复杂的, 显然, 由这些要素构成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也必然是巨大和复杂的。

摘要：此文论证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的等价性, 并认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远程教育、成人教育、自我教育等都是构成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它们相互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说明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教育要素之间的复杂结构揭示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除处理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之外, 也要重视由成人教育、远程教育、民办教育、自我教育等形成的新教育体系———泛在教育。

关键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泛在教育

参考文献

[1]教育, 百度.百科[EB/OL].[2011-06-23].http://baike.baidu.com/view/3496.htm

[2]《辞海》 (缩印本, 1989年版)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1657.

[3]教育体系, 百度.百科[EB/OL].[2011-06-24].http://baike.baidu.com/view/3994096.htm.

[4]终身教育, 百度.百科[EB/OL].[2011-06-24].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6.htm.

[5]吴遵民.关于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 2004 (11) :39-41.

[6]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EB/OL]. (2008-09-25) [2011-06-22].http://cpc.people.com.cn/G B/134999/135000/8105502.htm l.

[7]张振元.从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看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J].职业技术教育, 2009 (30) , 22:5-11.

[8]姜大源.高等职业教育:来自瑞士的创新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1 (4) :27-42.

[9]张天波.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0 (8) :355-357.

国民思维与教育 第2篇

国民思维与教育

曹学政

有什么样的国民思维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状况，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国民的思维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在较长时期盲从和狂热代替了个体思维，而国家更是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根本原因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激活了国民的思维，推进了民主与科学。但我们不能妄自尊大，正如总书记习近平所说：我们自豪，但不自满。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民还远不配称思维的强者。

思维是一门基础科学，是打造一切科学的工具，西方国家一直注重，而在我国却被长期忽视。半个多世纪前科学家钱学森虽着手研究思维科学，由于复杂的原因而搁置下来，是一大憾事。钱老弥留之际曾向温家宝总理发问：我国为什么出不了顶尖级的科学大师?老人一定想了很多，想得很深，应该想到了思维科学的缺失。

我国第一本思维科学的论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终于在三年前问世，作者楚渔是非职业理论工作者。全书处处迸射新锐的思想火花，对传统思维的模糊、混乱、僵化、陈旧、偏狭、封闭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此书轰动了思想理论界、文化界和大批知名高校，中国社科院随后建立了思维科学的.研究机构。楚渔先生提出必须从学校教育入手，开设思维科学课程，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从而提高全民的科学思维水平。这是十分正确的。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其核心任务就是培训学生科学思维，使之成为思维的强者。

然而，我由此想到现时的教育状况，觉得教育自身的许多弊害正需要科学思维的利器来予以改造和革除。

一、教育不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均没有彻底贯彻“就近入学、划块招生”的原则，公办“名校”实行高收费，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很难进入理想的学校，同样的考分大城市户口能考入清华，而在小地方却只能读三本――如上种种事实说明我们的教育思维出了严重问题：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现在是什么年月了?我们怎能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同为纳税人，为什么在教育上要凭贫富、户籍区别对待?

二、非人性化的管理和体制：封闭式管理越来越成为中小学的普遍模式，将学生的自由限制得仅次于囚徒;标准化命题限制个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将学生训练成做题的机器――如上种种事实也说明我们的教育思维出了严重问题：学生不是产品坯胎，而是有千差万别潜在个性的鲜活生命，学校的使命应是引导其充分自由发展，以成为个性化人才;而绝不是以各种手段束缚、扼杀其个性使之成为高度一致的工业产品。晚清时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应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但观其现实，相距太远。

三、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背离：我们的资源曾过分向高等教育倾斜而严重忽视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以致形成了大学生满街游、技术工人奇缺、亿万城市农民工子女入学入园难的局面。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严重问题，是我们教育思维的失误所造成的。

不必再列举下去。教育可以兴国，自然也可误国。如果不对现时的教育思维重新清理、痛加反省，继而倾力改革一切有违现代教育宗旨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将永远是一条短腿、病腿、弱腿，将万难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教育强则国民思维强，国民思维强则国必强。新锐人才如万马奔腾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之时。

国民性理论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第3篇

19世纪,欧洲国家将国民性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以帮助其建立种族和文化优势,作为征服东方国家的理论依据,但另一方面国民性理论却使得被征服国家丧失了发言权。

因此从晚清“国民性”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将其作为基础对民族国家未来的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他在《新民说》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当然,当时有许多像梁启超一样的知识分子,也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批评欧洲国家的同时,又不得不屈从在欧洲人用来维系自身种族优势的话语—国民性理论,因此有关国民性的说法也是有褒有贬的。

在1911年前后有大量文章都不同程度的讨论了这个问题,且代表作品有 :《论中国之民族气质》(1919)、《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国民性及其特点》(1917)等,而这些作品目的就在于试图以对民众的启蒙来实现国家的崛起,例如蔡元培就指出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必须通过启蒙教育唤醒他们。而国民性理论也同时给了梁启超、鲁迅等作家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自我批判语言,同时也肩负起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历史重任。

二、鲁迅与国民性改造

晚清时期,无数知识分子都在救国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中国极弱的原因,他们最终都将目光投向“国民性”,鲁迅就是其中之一。鲁迅认为中国人的病根已经不在于身体,在于精神层面的问题。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中国人的气质》(亚瑟 ? 斯密思)日译文本后,才逐渐有了想通过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想法,而同时又有一部分思想家想通过国民性理论来提倡现代文学。

许寿裳在谈及鲁迅时说,鲁迅的一生都在寻求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 :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什么 ;第三、病根何在。这些在鲁迅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来,比如著名的《呐喊》中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回忆的片段,而《阿Q正传》的创作目的在于描写中华民族的灵魂,暴露国民的弱点。这种复杂矛盾的心里一再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比如《阿Q正传》中描写的暴力场景,那些兴致勃勃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处决的无情群众,作者试图将读者拉入这样的场景使其成为另一个旁观者群体,而鲁迅自己一方面作为看客,一方面有时被观看者(同为中国人),清楚地表明鲁迅面对国民性理论两难的困境。

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理论,大部分源于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一文,但从他创作的作品已经远远超过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鲁迅以文学挑起改造国民性之重担,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试图将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那些民间传统中正面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作为“国民性”整体的一部分传达给国民,最终来救治颓废了数百年的现实中国人的精神,也影响了一整个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家。

三、国民性与文学

笔者在对国民性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现代文学与国家历史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中国启蒙思想家用国民性理论来提倡现代文学,其目的不过是为拯救国人的灵魂。在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文学是作为一种手段被运用在当中 ;而国民性改造本身也是为适应现代化而进行的,所以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也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故而,笔者认为国民性是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大因素。

众所周知,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诠释了中国的国民性。当然。除鲁迅之外,还有老舍、张天翼等诸多作家也针对这一问题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他们尝试一种与传统“思想史”完全不同的历史写作,去探讨当时中国“现代性”理论的意义 ;他们一方面揭露民族的劣根性,另一方面又发扬国民性种优秀的地方。也就是这些探索才成就了五四运动时期那么多作品,也正因为如此国民性的话语才得以转换成为一种超越了自身历史的话语,并充斥在有关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后来的作家也是在继承了这一时期的“国民性”传统(人文主义情怀精神)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和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但无论是那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无一不体现了改造“国民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之间的深刻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性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 可以称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主题。

四、结语

国民性改造问题是晚清中西方文明碰撞下所产生的最大思想命题。19世纪斯密思等人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描述和评价,刺激了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神经,他们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试图以文学作品来引导国民形成一种更适合现代化但又不失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的国民性格。同时,国民性作为一个具有明确时代特征的理论,文学只有迎合这一特征才能够称之为进步的文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摘要：“国民性”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也被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国民性理论最初(晚清时期)是被作为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理论而引入国内的,因此国民性理论是推动中国历史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的一大动力。

关键词：国民性,现代文学,鲁迅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6月

[3]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4]梁启超:《新民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7月

[5]周作人:《人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6]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国民教育系列学历解释 第4篇

1、目前我国的学历证书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国民教育系列和非国民系列；国民系列是指国家承认学历，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非国民教育系列指民办高等院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向学员颁发的证书，该证书除了不能参加国家的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外，享受国民教育同等待遇。

关于毕业证书的说明：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章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先进评选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权利”。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⑶颁发的大专、本科证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发给学员受教育的凭证，是受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其证书性质与国家普通高校的“国民教育系列证书”相比有一定区别；即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等有特定要求必须使用“国民教育系列证书”的，此证书不能使用。但由于此大专、本科证书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依法颁发的，又与“国民教育系列证书”属同等学历，所以经多年来实践，从取得证书的学员来看，该证书在求职、就

业、晋升、提级、评定职称、各类职业资格初、中级考试及出国公证时的重要凭证。学员毕业后，同时建立完整的学籍档案，根据学员的要求，可向有关单位寄发学员档案。证书在校园网进行电子注册，供用人单位及毕业生网上查询证书真伪。

2、什么是国民教育系列

最佳答案:是指纳入国家教育计划里的教育系列，其主管部门是国家教育部，其中高等教育系列是指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电大、夜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自考）等，国家承认其学历，同时也是获得国外承认学历的保障。

3、哪些证书属非国民教育系列的毕业证书？

（1）社会力量办学的学校（民办高校）自主发证；

（2）各级党校颁发的毕业证书；

（3）社会人员取得的军队院校毕业证书（无军人证、士兵证、复员证者）；

（4）高等院校所属的二级学院所发证书；

（5）研究生课程班毕（结）业证书；

（6）1993年—2001年间，非教育部（国家教委）统一印制的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或没有验印章的证书；

将传统文化经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第5篇

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非常重视本国及西方文化经典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文化传统最深厚的国家, 忽视传统文化经典教育, 无异于自绝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命脉。

为此, 在立法方面, 要将中华民族文化经典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制, 进入中小学课堂。同样, 在教材使用方面, 教育部不指定或编撰统一的教材。小学可以直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建议用繁简对照本。到毕业时一个小学生基本能做到用简识繁, 因为繁体字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的信息;初中、高中教材可利用现有教材, 亦可采用已引进的台湾正中书局版的《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配有教师用书, 2008年1月已引进大陆出版, 任继愈先生作序) 。原则是任教师自由选择, 通过试教, 得出一个公认的最佳教材。

目前, 全国各地已有许多小学开风气之先, 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诵读;高中已开《论语》选修课的学校也不少, 如厦门松柏中学从2006年开始就用台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做实验。在社会上, 更有为数众多的面向不同人群的“国学班”。师资可以从现有教师中选拔, 但不一定办师资培训班。提倡教学相长;只要有好的社会氛围, 假以时日, 人才自然会慢慢涌现。

书法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养成 第6篇

现代国家对于国民素养的重视出于国家建设发展的必要性,也由于现实世界的直接挑战。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既有其便利之处,也有其相对紧张的压迫性。上古时代,国家之间相对缓和的田园气象已成陈迹,孟子所谓“人与民偕乐”的乐土怕是再也难寻。如今某一刑事案件就有可能给国家带来直接的压力,甚至战争,其背后就隐藏着强与弱、贫与富之间的纷争。这种状况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治安压力越来越大,而碍于现实条件,在治安上所做的大量工作大多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把本钱投到根本上,要把国家建设的根本落在国民素质的养成上,只有这样,国民素养才有可能逐步改善,国家建设才有可能持续进行,国家富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国民素质的养成是国家的整体要求,却要从国民个人入手。那么,什么是素质呢。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代表团会议上说:“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很好定义,德智体全面发展就是素质。但素质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通过学思知行的统一,让孩子们的智慧和能力得到自由的释放和全面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素质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很重要,但是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更重要。温总理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养成教育,通过学思知行的统一,让孩子们的智慧和能力得到自由的释放和全面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教育目的。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如何在一个需要启蒙的孩子身上达成这一目标,这对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而言是明确的,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那就是识字,这是中国人启蒙教育最完善的方式。

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得益于成功的教育体系,对于等待接受全面教育的儿童而言,背诵经典就是启蒙教育最恰当的方式,而书写就是学思知行统一训练最佳的入门方式,经典就是历经几千年检验的最可靠的教材,而对刚刚启蒙的儿童,着眼于学思知行的统一来进行的最早、最好的训练就是读得对、记得熟、写得好,这也是为以后“做得到”打下基础。

国民素质是一种社会文化标准,它与社会成员的人生密切相关,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生理心理的健康,有生命的尊严,有生活的艺术,有生产的能力,有人生的目标。实现这一切要靠有效的养成教育,而人的全部素养的培育始于对自尊的感受与养成,其教育方式始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始于对文化符号的尊重。而汉字是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成熟的文化符号,书法教育就成为始于写字的文化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方式是基础性的、直接的和深入人心的。其基础性是指它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塑造与影响着汉文化圈,决定了这一区域与外来文化的重要交流方式;其直接性是指在汉字书写与认知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的对空间的直接感受;说它深入人心,是因为汉字与大千世界所具有的多重关系,使汉字意义具有确定性的同时,也具备了艺术上的丰富性。

教育是具有规定性的,我们都认为,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未来就是志向,就是我们人生前进的目标,而明了这一目标需要相当的文化素养,书法教育能帮助我们具备这种修养。首先,习字能使人安静。老子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明者,明志也。明志即把握未来,就是现代人普遍重视的未来学。古人极为重视教育过程中“静境”的养成,《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什么呢,自然是得到一种良好的文化判断能力。

书法教育能帮助我们接续传统。常言道,朋友是老的好,岂不知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更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安心定神的基础所在,不论是文史中,还是故物中蕴藏的文化传统无不时时刻刻影响着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展着民族发展的道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不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看我们所面向的西方,二战后多少被夷为平地的建筑都依其历史面貌复原、重建,传统保守得那样稳固,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施加的影响恰成正比。反观我们自己,只为眼前利益,就什么都要新,什么都要改。甚至凡是传统的就被说成不好的,就要改造,把不好的产品也叫做传统的,这何其悲哀。面对这种现状,只有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根本上着手,进行国民教育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局面,我们可以从书法教育入手,从写字入手,写规范的汉字,尊重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当局者、当事者来说,目无传统,只看重眼前利益,固然可以取得一时显效,获得大量速成的光荣业绩,但是这些事业如果离开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那么,这一切就是无根之木,就容易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或只是被当作破坏历史文化传统的反面教材。

书法教育有助于我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习字,受教育者可以在其中获得对秩序的自然感受,获得对秩序的文化认知。汉字的空间要靠一笔一画构成,空间节奏要依用笔顺序来实现。字要一笔一画地写,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认字要一个一个来,观念(知识)要一层一层渐进,任何揠苗助长的进步背后都是对时间的耗费,对生命的摧残。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当下有多少浮躁的做秀行为、跨跃式行为,这些行为在国民教育中运用是否合适,速成的技能培训到底对学生成长有害还是有益,这些都不是能轻松放过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关系到个人的未来,关系到人生的质量。

书法教育有助于人生自由的实现。常言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里面包含了一个由天性自由到文化造就的道理。正是文化制约使人从懵懂的自由状态,经过一系列不自在的社会文化历练,进而实现一种坦然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自在。书法教育始于习字,但不止于习字。习字首先是对文化符号的认知,这一认知过程包含三方面形、音、意。对形的认知依赖看与写,对音的认知依赖诵读,对意的认知依赖用(读、说、写),在认识汉字形、音、意的过程中,习字几乎是需要全过程参与的,这种直接的、全方位的参与方式令其使用者获得对汉字符号的准确把握,继而进展到以艺术把握方式获得通向精神自由的艺术享受,即如陶隐居所言“字字注目,画画抽心”,使人在文化交流中获得精神愉悦。而这种汉字的艺术把握方式进一步指向经典,指向人的修养,指向教育的完善,即如孔夫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实现了培养具有优秀素养的国民教育的社会目标。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书法教育与教养密切相关,我们看一个人的家世、教育状况,往往会比对一下他的字。书法教育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通道,这种交流是艺术的,是自尊自爱的,从手札中,我们能轻易读出人情冷暖,体察心事幽微。回头看一下中国社会历史,只有在相对优裕的社会教育环境中,书法教育才能充分开展,书法艺术才能充分发挥其艺术魅力,书法家也才有可能神游其中,为中国书法史留下成功的一笔。这样的人往往在文化共性上有深厚的造诣,在文化个性上有清晰的志向。

教育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第7篇

从1952年2010年, 我国GDP增长了585倍, 人均GDP增长了249倍。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作用, 我们把这段时间分为两个阶段:19521977年, GDP增长了3.74倍, 人均GDP增长了1.87倍;1977年2010年GDP增长了122.5倍, 人均GDP增长了86.2倍。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人力资本不断提高, 197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102万, 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3105万, 提高了将近30倍。到2010年, 国家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教育得到空前发展。

我们认为, 教育无法直接面对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物的方面, 教育面对的是人, 通过促进人的发展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首先, 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经济学家认为, 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虽然人口、资源、环境等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是决定性的, 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事实证明即使没有充足的自然资源, 经济仍然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初等教育培养了人们生活领域的文字和计算等技能以及学习方法, 对人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中等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人的科学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职业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了人的专业技能;高等教育提高了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科研能力。教育从低端到高端对社会进行人才输出, 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管理能力以及科研能力, 从整体上提升了人力资本。

其次, 教育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典型地表现为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或生产效率。一般认为, 如果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则意味着拥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 会更快地适应新工作, 在相同条件下会更多、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 一些复杂的职业通常需要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完成, 例如, 航天科技、外科医生。实证也表明,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相应也越高, 而收入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体现, 即劳动力的价格, 所以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再次, 教育推动科技进步。高等教育有双重任务, 一是人才培养, 二是科学研究。高等学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并为科学研究输送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科学研究是推动科技进步最主要的力量, 任何新技术、新发明的应用都是以大量的科学研究为背景的, 而教育一方面直接参与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为科学研究提供人才保障。因此, 教育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再次, 教育促进社会就业。一方面, 教育提高了个人素质, 从而拓宽了个人的就业领域, 进而使原本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可能找到工作。另一方面, 教育促进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教育的发展促进研究领域不断细化, 从而促使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和一些旧的行业不断发展壮大, 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最后, 教育促进社会和谐。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一方面有经济意义, 另一方面还能促进社会和谐, 具有社会意义。例如,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加注重下一代的教育, 更加重视健康等。此外, 教育有多方面的好处, 一是减少失业和犯罪;二是减少贫困;三是促进社会公平。

国民语言教育有关问题探讨 第8篇

语言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核心是语言,而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实施教育的内容、过程、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对于语言教育的界定,学界各有论述。有学者认为,语言教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的是学校(环境中的)语文教育;广义指的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教学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以多种方式使用语言的能力,也获得关于这种语言的知识。语言教育既是一种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技能教育(郭熙,2003)。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相应地,在总体目标中有“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的目标。增强国家语言实力,就是要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扩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面;强调监督管理与应用服务并举,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政府的语言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学习使用语言文字的多元需求;立足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总体战略,注重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外交工作、国防建设等的支持与服务;积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升中文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就是要在着力扩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范围基础上,注重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国民的听说读写能力,使国民不仅会说普通话、会写规范汉字,而且要说好、写好、用好,能够更好地满足国民自我生存、学习、生活和发展的需求。

国民语言教育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以提高国民个体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为目的的继续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种意义上讲,国民语言教育可以从五个层面来阐释:其一,国民语言教育是继续教育,区别于学校语文教育。国民语言教育在受教对象、实施方式等方面都与学校语文教育不同,在内容方面则承接学校语文教育,注重在语言文字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加以扩展,并且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国民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水平、能力和综合素养。其二,由于语言能力,无论是口头的还是非口头的,是人们表达思想、拓展视野、获取知识、参与社会以及与他人交流互动的主要手段,语言教育必将是终身教育。国民个体语言能力发展过程中,既存在快速增长期,也有缓慢增长期,还有衰退期(魏晖,2014),为了维持和提高个体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终身的语言教育是必要的。其三,国民语言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即一国之内的全体民众。在我国国情下,指的是以汉族人为主体,包括少数民族以及少数在国内定居并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当然,有维持或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需要的那部分国民将是国民语言教育的主要对象。其四,国民语言教育既是一种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技能教育,其目的是提高国民个体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质。其五,国民语言教育是一种公益教育,实施教育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及相应的机构。

由于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质的范围极为广泛,国民语言教育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语言教育指的是提高国民个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汉语汉字文化素养。具体来说,对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规范汉字形、音、义、用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都属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范畴。广义的国民语言教育指的是提高国民个体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这里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既包括母语能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也包括外语能力;其中的文化素养也是广义的,既包括汉语汉字文化素养,也包括跟其他语言相关的文化素养。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国民语言教育。其核心是提高受教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所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指的是我国国民,包括汉族、少数民族和取得我国国籍的“外国人”在内,共同必备的语言能力;它是国民语言能力的核心,是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包括汉语拼音)为媒介,传递或接收语言信息,完成实际语言交际任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富丽,2015)。通过实施语言继续教育,增强受教者对语言文字基本国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和汉语汉字文化内涵的了解和认识,完善和提升他们适应工作需要的语言知识、语言能力和相关素养。

二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必要性

(一)实施国民语言教育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需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是决定国家发展状况的一个影响指标,也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指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不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际的人员无法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不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魏晖,2015)。

从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三地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数据来看,三省(区)“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分别达到73.3%、70.67%和80.75%(谢俊英,2011)。这三个省(区)分别处于我国东、中、西部,人口数量位居全国各省(区、市)人口数量的前十位,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方面有一定代表性,据此推断全国的普通话普及程度应该在70%以上。但仍有接近30%的国民,即近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由于我国较好地普及了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双语”进行教学,这4亿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及老年人。这些人是国民语言教育的部分对象。

需求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最大动力,也是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最大动力。了解需求、把握需求是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前提。教育成就梦想,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人群、农民工和新增城镇居民等为了就业、参与社会交往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有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需求。各级政府和有关机构要因势利导,为他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服务。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服务是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第一需要。

(二)实施国民语言教育是持续提高国民个体语言能力的需要

近年来,有关“汉语危机”的争论非常激烈,“拯救汉语”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有专家认为,汉语本身不存在危机,而国民汉语应用能力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建议,在国家政策层面系统地规划全民语言教育,在大中小学和社会教育层面建立完整的国民语言教育体系,将语言教育有机地融入语文教育之中,从而在大语文教育中实现有效的语言教育(孙曼均,2012)。实施国民语言教育是应对汉语应用能力下降、持续提高国民个体语言能力的需要。

此外,国民个体语言能力发展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国民个体语言能力发展第一阶段为语言能力快速增长期,第二阶段为语言能力稳定期,或叫缓慢增长期,第三阶段是语言能力衰退期(魏晖,2014)。在语言能力缓慢增长期,一般民众考虑到边际效益下降,在基本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后,对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需求不够迫切、动力不足。语言能力衰退不仅影响个人专业能力的发挥,也影响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和个人幸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交流沟通的频率、内容、形式以及传递的信息量相比过去有了很大变化,对语言文字运用的准确、熟练、有效程度的要求提高,因此,实施有效的国民语言教育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通过实施国民语言教育,可以延长快速增长期和稳定期,延缓衰退期,即便在语言能力稳定期,也可以保持语言能力的缓慢增长,以适应形势发展对个体语言能力增长的要求。

(三)实施国民语言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

学习型社会是指在信息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与知识的急剧增长,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创新的频率加快,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提高,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增加,学习就成为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迫切需要。学习型社会要求学习行为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要求学习行为的持续性和长久性,个人要终身学习和接受教育。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更加明确地提出“发展继续教育”,“支持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为进城定居农民工、现代职业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退役军人提供继续教育培训”。习近平总书记(2015)在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当代人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甚至是关键能力,因此,国民语言教育应该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国民语言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

三《国民语言教育大纲》的内容选择

《国民语言教育大纲》的研究目标是:建立一套能够使国民了解语言文字国情、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并提高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教育大纲,为国家教育、人才等宏观战略提供参考性依据;对各行各业加强人才培养与人才培训等提供指导性纲领;发挥对语言使用者激励、引导、服务等作用。因此,《国民语言教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内容选择,一方面要借鉴国际上语言教育的先进理念和发展趋势,让受教者掌握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广泛参与经济领域的竞争,使他们成为享有尊严和满意生活的公民;培养负责公民,帮助他们形成国家观念,具备应有的道德价值观;强调语言学习和文化的关系,重视本民族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关注对多元文化的了解(杨海明、毛宇,2003)。另一方面,还要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特点和需求。郭熙(2013)认为:语言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从普遍性来看,语言教育至少应该包括语言能力教育、语言规范教育和语言国情教育。冯广艺(2011)提出语言素质概念,认为它是由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字技能、语言文字能力和语言文字方法四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包括:了解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具备一定程度的语文基础知识;能有效地运用语言辅助手段;熟谙语言交际策略;有一定的语文综合能力(包括语言习得能力)。

在充分考虑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大纲》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四个部分:(一)国民需要了解的语言文字基本国情;(二)国民需要掌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三)国民需要了解的跟汉语汉字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四)国民应当具备的语言文字应用基本能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受教对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侧重。

(一)国民需要了解的语言文字基本国情

语言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内的语言状况,是一个国家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戴庆厦,2015)。语言国情教育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国民需要了解的语言文字基本国情主要包括:1.我国语言文字分布及使用概况;2.语言文字政策、法律、法规;3.语言文字规范标准;4.语文教育政策与措施、教学基本目标及课程标准;5.语文能力评估体系及行业标准;等等。

了解和认识我国境内汉族和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分布和使用状况,正确认识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关系,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立的意义及其作为全民共同交际工具的作用,既是每个国民的权利,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还将通过语言国情教育,使国民树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意识和规范意识。比如,在我国涉及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中,许多针对商品包装、商品使用说明等的法律法规,都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有明确规定。将这些内容体现在大纲中,有助于增强国民跟语言相关的法律意识与规范意识,形成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自觉意识并付诸行动,提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履行法律义务以及工作职责的能力。

(二)国民需要掌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内容丰富,而且跟语言文字专业知识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大纲》择其要点,将跟国民日常语言文字使用最密切相关的那部分内容纳入其中,主要包括:1.汉字形音义要点及其发展源流;2.普通话与方言主要差异;3.汉字字形结构相关知识;4.汉语拼音基本用法;5.标点符号基本用法;6.汉语词汇、语法、修辞要点;等等。

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属于语言学研究范畴,但是有必要将其中一些常识性问题纳入国民语言教育范畴。诸如汉语有哪些主要方言,自己的家乡话属于哪个方言区,普通话的特点和规律等,这样一些问题对普通国民来说往往只具有感性认识,通过国民语言教育,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同时,了解自己方言跟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的主要差异,也有助于方言区的人纠正普通话发音、正确使用普通话,进而提高普通话水平。

汉语拼音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在学习普通话和输入汉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既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和能力水平的提高有直接关系,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日趋普及的今天,汉语拼音作为汉字输入的便捷的、普遍使用的工具,其媒介作用不可小视(富丽,2015)。因此,对汉语拼音基本用法的了解和掌握应该作为国家语言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要求。

(三)国民需要了解的跟汉语汉字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

跟汉语汉字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主要包括:1.汉语汉字中的文化内涵;2.成语、歇后语、对联、诗词曲赋等汉语汉字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3.古代语言文字启蒙教育;4.书法艺术的形式和特点;等等。

汉语汉字本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语言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汉字形体在演化的同时,也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出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民风民俗、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信息。比如“红、绿、紫”等表示颜色的汉字,它们的偏旁就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精湛的丝织品染色工艺和灿烂辉煌的丝绸文化;“孝、惠”等字揭示了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识人准则;“炙、灶、鼎、穴、窗、宫、室、宇”等字反映了我们祖先饮食、住所等方面的风貌。将这样一些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内容反映在《大纲》中,必将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与完善。

(四)国民应当具备的语言文字应用基本能力

语言文字应用基本能力主要包括:1.普通话能力;2.汉字应用能力;3.汉语综合应用能力。

对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及规范汉字形、音、义、用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及在不同场合、情境下运用普通话、规范汉字等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的能力,即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是我国国民应当具备的语言文字应用基本能力。其外在表现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包含国家语言意识、语言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具体描述这些方面的能力,并通过语言教育提高国民的相关能力,是《大纲》研制的重点。

测试是衡量语言能力水平的一种评估手段,同时也能间接起到提高能力水平的作用。在我国,目前针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家级测试主要有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

我国幅员辽阔,汉语方言复杂,还有数十种民族语言,方言区的人在学习普通话时首先遇到的就是语音问题,同时还有词汇及个别语法问题。普通话水平测试正是针对这种特殊情况,以朗读单音节和多音节字词、朗读短文和说话中语音的正确程度、遣词用句的准确程度和朗读说话的流畅程度等为指标,由主考面试每一位应试人或审听人机对话的录音材料,进而确定应试人的水平等级。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等级按照应试人在测试中的失分率确定为三级六等,具体情况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3年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中有明确描述。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普通话水平测试,至今已有21个年头,参加测试人数众多,积累了丰富数据。这项测试对促进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以及国民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摸清普通话在我国推广和使用现状提供了参考。

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学习汉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掌握这些要素的过程。识字的基本目标就是认清字形、读准字音、理解字义并能准确使用。从大的方面说,汉字使用包括阅读和书写,前者的重点是辨识,后者的重点是再现。再进一步审视具体使用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辨识还是书写,都与汉字的三个要素密切相关。虽然汉字的形体是显性的,辨识和书写似乎都围绕着字形要素展开,其实不然。以辨识为例,如果看到字形后不能准确地复现读音,那么语言层面的音义联系就无法实现,理解字义也就无从谈起;再看书写,如果对一个字的意义把握失当、理解有误,那么错别字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由此看来,衡量使用汉字的水平,形、音、义缺一不可,既要看字形的掌握情况,也要考查读音的掌握情况,还要核查与字义相关的理解和运用情况。而大的考核范畴则应当兼顾辨识与书写两个方面,考查形式以尽量接近日常使用汉字的任务类型为宜,比如涉及字义的考查就应当通过具体语境中的运用来看对字义的把握是否准确,切忌出现死记硬背工具书的现象。

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16年1月发布《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2016年修订),规定了汉字应用水平的三个等级,明确了包括测试字表在内的基本考查范围,初步建立起衡量汉字应用水平的国家级测试体系和标准化评估框架。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的目的是考查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在以规范汉字为媒介的阅读、书面表达等活动中,掌握和使用汉字所达到的水平。具体标准是能否按照国家颁布的汉字字形、读音方面的规范正确识别和使用规范汉字,能否依据权威工具书所载的汉字普通话读音和现代汉语义项准确识别和使用规范汉字。

从2014年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四省(市)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的情况来看,实际参加测试的31000多人中,进入一、二、三级的人数占总人数的96.2%,有3.8%的人没有入级。从参加测试的人群来看,主要是大中院校学生、大中小学教师及幼儿教师。这一结果表明,哪怕是作为测试主要对象的“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且日常工作、生活跟语言文字使用密切相关,他们的汉字应用能力和水平尚有可提升的空间。可以推断,其他国民群体的汉字应用能力和水平更不容乐观。

“普通话水平测试”根据自身的测试目的,其测试内容绝大多数针对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等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主要针对应试人在阅读、书面表达等活动中能够掌握和运用规范汉字的数量以及运用的正确程度和准确程度,词语、句子等较大语言单位只是作为汉字出现的语言环境,服务于衡量汉字应用水平的需要。这两种测试,一个针对普通话,一个针对规范汉字,都属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测评范畴。除此之外,还有必要根据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学习者、使用者学习和使用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研制一种全面衡量我国国民汉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测评系统。

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系统是一个最基本的、统一的测评体系,其中包括由口语和书面语两大部分构成的综合测评标准,根据需要,口语和书面语两个标准序列也可以独立使用。这个体系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标准化的测试手段,并根据应试人在聆听理解、口头表达、阅读理解、书面表达等不同部分的测试表现和所获得的分数,应当能够推断并描写应试人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使用汉语言文字所具有的能力和所能达到的水平(张一清,2009)。

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它能够把静态的语言文字知识和动态的语言文字应用规律统一到使用者身上,通过对使用者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水平的标准化描述,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不同层次或不同阶段。这个体系能够为特定人群或某些特别范畴的汉语测试提供基础性参照。与此同时,测评的后效也将通过为各类汉语教学提供测评服务而显现出来,等级标准、测试大纲以及相关的汉语知识序列和不同水平人群典型的言语表现等将会与现阶段的汉语教学产生交互影响,促进汉语教学向着更加科学、规范、高效、有序的方向发展。

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首先能够满足我国国民自我衡量的需求,在测评结果报告中通过定量描述和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使应试人了解自己的汉语综合应用水平,确定今后的发展目标,使他们参与测评、学习汉语言文字的主动性进一步提高,掌握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水平也不断提高;其次,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还可以满足各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教学或其他需求,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掌握某些受测群体或个体使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为他们的各种决策服务,例如测评结果可以对各种汉语类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反馈,对某些行业录用人员、审核人员资格提供参照性标准,等等。另外,测评标准、测评范围和测评方法等还可以根据特殊领域、特定范畴的需求衍生或开发出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子系统,比如针对某种行业群体的专业性测评等,从而满足某些方面的特别需求。

普通话水平测试、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以及设想中的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系统,将形成一个面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立体测试框架体系。三者相辅相成,对促进我国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将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测试手段,一方面可以摸清我国国民所具备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水平现状;另一方面,测试大纲和等级标准也可以为建立国民语言文字能力水平指标和描述框架提供参考;通过分析测试数据,还可以有针对性地研制培训内容,确定培训要点,从而更加有效地实施国民语言教育。

四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实施国民语言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施教者(教师)、受教者(学员)、教材、教学方法以及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本文只讨论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因需施教是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基本原则;灵活施教是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基本方法。

(一)基本原则:因需施教

因材施教是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实施国民语言教育应该遵从因材施教的原则,但更应该遵从因需施教的原则。

所谓因需施教,就是从受教者的需求和社会需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受教者完善和提升他们适应工作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相关素养。

从受教者的需求出发,就是要了解、把握受教者在语言知识、技能、素养等方面的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需求是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最大动力。语言教育面临动力不足、时间越来越少等问题,没有需求、缺乏动力是难以学好的。美国密苏里州《语言教育课程草案》在其9项指导原则中强调“语言学习是个人化的”“语言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提出“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天赋,他们的语言技巧就能得到最好的拓展和开发”(杨海明、毛宇,2003)。

从社会需求出发,就是对一些职业人群开展相应的语言继续教育,使之更好地胜任职业工作。如对党政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加强语言国情教育,使之增强国家语言意识;对语文工作者,需要经常开展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语言政策培训,使之在工作中更好地宣传国家语言政策,更规范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了解、把握需求并不容易,需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有时还需要通过普通话水平、汉字应用能力或汉语综合能力等测试才能准确把握。经过一个阶段的国民语言教育后,还需要通过调查、测试等评价教育效果,以便进一步改进教学。

(二)基本方法:灵活施教

所谓灵活施教,就是要根据受教者的年龄、性别、地域、知识能力基础、学习时间等制订不同的教育方案,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对相对年轻的受教者可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进行教学,甚至采用翻转课堂等方式;对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能力较弱者,要大量采用视听教学方法,着重解决听不懂、不敢说的问题;对一些方言口音较重的受教者,要特别进行语音教学,帮助他们克服发音上的困难;适应“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特点,更需要灵活施教,尽可能采用移动学习、短时学习等方式,也需要引导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另外,还需要处理好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等关系。总之,灵活教学是困难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不断改进,提高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国民语言教育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和国民个体生存、生活、发展需要。通过实施国民语言教育,必将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必将促进国民更加热爱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更加关心与个人权益、义务以及责任相关的语言国情和语言文字知识,更加努力提高满足个人生存、促进个人成长、助力个人发展所需要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摘要：本文界定国民语言教育概念,分析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必要性,探讨《国民语言教育大纲》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实施国民语言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关键词：国民语言教育,语言能力,继续教育,终身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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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5-05-24.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第9篇

一、“国民教育”是否应该存在

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殊地区。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香港被英国占领, 直至1997年才回归祖国的怀抱。这100多年的时间里, 香港接受的是英国的子民教育, 被灌输的是“世界公民”的理念, 而在国民教育方面却一直是空白。

那么, 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有何区别? 《大英百科全书》把公民教育的任务描述为: “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去判断和了解居住环境, 同时学会怎样与别人相处。公民教育的另一目的是使人们认识政府结构和运作程序, 公民义务和权利, 同时也便于人们去判别和了解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由此可以看出, 英殖民时代对香港的教育着眼于对公民素质的培养和完善, 而缺少对公民的国民身份和归属感的教育。为了改善这种状况, 香港政府于2010年明确提出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目的在于推广国民教育在香港中小学的施行。香港政府授权的国民教育委员会将此次国民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加深学生对国家认识及国民身份认同。

据香港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 香港浸会大学一项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44% 的人则觉得自己是“香港人”。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 同样的调查, 29% 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37%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2012年10月的调查中, 其中一题要求受访者回答自己属于哪一类人, 四项选择分别为“中国人”“香港人”“香港人, 但也是中国人”以及“中国人, 但也是香港人”, 调查发现, 42%的受访者选择自己是“香港人, 但也是中国人”, 23%的人选择纯粹“香港人”身份, 22% 的受访者称是“中国人, 但也是香港人”, 觉得自己纯粹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只有12%。由此可知, 香港市民对“中国人”这一国民身份认同感有待提升。

对一个国家而言, 国民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香港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的现状显示, 国民教育在香港的开展势在必行。

二、香港“国民教育风波”问题何在

既然国民教育如此迫在眉睫,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通过对香港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过程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教育方式中, 书本教授, 灌输为主。港英时代, 香港政府对华人教育实施“不干预”政策, 香港第一个教育委员会在1848年教育报告中就明确提出, 对香港传统华人学校 ( 私塾) 和中文课程不予干预。由于教育政策的宽松, 各学校组织不同的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生活, 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到知识, 这种方式培养下的香港学生逐渐形成普世的价值观念、多元的文化视角和批判精神。而目前提到的香港国民教育教授途径均以书本灌输为主, 由于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 想要在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显著的香港推行灌输教育, 必然会出现严重地“水土不服”现象。这警示我们要想更好的推行国民教育, 教育方式必须改革。最好的方式便是潜移默化, 让学生在无形之中接收到教育。潜移默化是一种需要较长时间的教育, 不能操之过急, 急于求成, 而要“润物细无声”。

教育内容中, 历史教育缺失。回归前的香港教育, 本质上是一种殖民教育, 是一种去国家化的“疏离”教育, 它长期坚持轻中重英的政策, 限制甚至取消母语教育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致使当时的香港人历史知识欠缺, 对祖国了解有限, 甚至不甚了解。如果一国国民连国家的历史都不清楚, 何谈爱国? 此次香港国民教育的内容侧重点放在了介绍当前的现状, 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面, 而对香港中小学生的历史教育相对缺失。

三、香港“国民教育”该如何开展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 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国民教育。

就美国而言, 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国民教育, 第一, 爱国主义。美国对国旗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 几乎所有的学校每天都要进行升旗仪式, 甚至在礼帽、头巾、围裙、旅游鞋和圣诞用品上都不乏星条旗图案。第二, 自由主义。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 在教育方面, 美国教育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 这种双主体思想促使师生之间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学会思考, 学会创造。第三, 实用主义。该思想要追溯到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 他反对传统德育过分重视知识的传播和灌输, 提出个人在实际经验中获得道德观念和行为。第四, 分析主义。教育不在于会说, 美国人不太接受空洞的说教, 喜欢以一种实证的方式去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

新加坡教育部于1997年开始在所有学校中推广国民教育, 其首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 增进对新加坡近代历史的了解, 加强对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局限的了解, 培养学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此, 要求教师在每一门正式课程中必须渗透国民教育, 通过参观主要国家机关和公共设施培养学生对新加坡所取得成功的自豪感, 强制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活动,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那么, 应该如何让香港市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呢?

首先, 从教育方式来看, 改变说教的授课方式, 采取形式多样的学习方法。信息化社会, 网络四通八达, 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查资料, 搜集相关课程资料, 让学生互相分享自己的成果, 在分享中收获更多的知识, 对中国的历史、现状等有更深刻的了解。

其次, 是教育内容问题, 要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值得欣慰的是, 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2013年7月3日表示, 教育局要求香港所有提供主流课程的中学都要在初中教授中国历史。

不得不承认,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在香港回归14年后, 试图强力推进国民教育, 必然困难重重。总之, 国民教育在香港势在必行, 认清此次国民教育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不足, 对之后香港国民教育的推行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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