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址论文范文

文化遗址论文范文（精选12篇）

文化遗址论文 第1篇

除此之外让人更惊奇的发现是, 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具距今约7400多年的女性人体骨架。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贺刚介绍, 这具骨架保存完好, 呈”侧身屈肢”姿势, 右手托着右腮、下巴, 左手自然地夹在向后弯曲的两腿之间。骨架的盆骨较大, 骨骼纤细, 牙齿磨损较大, 因此可初步断定该骨架系成年女性。骨架的长度是153厘米, 专家估计此人生前的身高应该在160厘米左右。

高庙下层遗存出土的祭祀场所不仅年代早、规模大、且可明确判别其作为祭祀场所的诸多设施, 为我国现知同期史前遗存中所罕见。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它面对河流并呈南北中轴线布局, 对后来祭坛的布局和结构产生了先导性的影响, 对追溯我国宗教祭仪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填补了湘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为建立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与年代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发现, 既揭示了它与本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渊源关系, 又反映了它与洞庭湖区以及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同期文化间的交互扩张和影响。

中国宗教文化的摇篮高庙文化探秘之一

宗教是人类进化过程式中的特有现象, 是人脑智力升华和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英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泰勒认为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原始人对睡眠、出神、疾病、死亡、梦幻等生理心理现象的朦胧认知, 推论出肉体之外的灵魂观念, 然后把灵魂观念应用于万物就产生了宗教意识:应用于自然物象, 便拟人化产生对自然物象神灵的崇拜;应用于死去的祖先, 便产生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中, 我们提到的殉葬现象就便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反应。世界人类文化和民俗学研究表明, 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已有宗教意识的萌芽, 但要真正形成宗教文化特别是稳定的祭祀活动却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社会组织机制。因此宗教文化的形成也是体现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过去的考古资料得知, 在6000年前的陕西半坡仰韶文化中发现埋葬儿童瓮棺底部留有小孔, 意欲死者灵魂逃出;在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葬中发现有猪骨头随葬, 意欲死者在阴间受用笔者认为, 从这里直至夏代还处于宗教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到了殷商 (公元前16世纪以后) 才真正进入宗教意识浓厚的时代。殷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神学体系, 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祀典礼, 崇拜天帝, 祭祀祖先, 求神问卜, 希望借助神灵的伟力来消除各种自然或人为灾害以及乞求神灵赐予福祉。从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得知, 殷人为了显示对神灵的虔诚, 常把奴隶、战俘甚至自己的儿女杀死作为祭品, 称之为“人祭”。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历史上都出现过“残酷文明”。

高庙发掘让考古专家惊奇,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包括“人祭”的大型祭祀场。贺刚教授发表在《中国考古网》的文章介绍:祭祀场所分布在遗址北区顶部的第8层面上, 整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 由3部分组成:正面有由4个主柱洞组成两两对称的“双阙”式建筑“司仪 (主祭) 场”;南面有39个排列有序的“祭祀坑”;西侧有“两室一厅”结构面积宽达40平米的“会客议事馆”并附设有窖穴式的“仓库”。“祭祀坑”有“人祭坑”和“牲祭坑”, 在“人祭坑”内有人体骨架, 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 这是拿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完整的资料生动反映了当时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 贺刚认为高庙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年代如此之久的祭祀场所的发现, 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空前的, 它把中国宗教文明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在一些散零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还注意到“高庙文化”早期遗址发掘出大量与宗教祭祀、巫术有关的”艺术神器”。有一个年代为7400年前白色陶罐, 陶罐的颈部和肩部, 戳印着两只飞翔的神鸟凤凰, 一只是正面的, 一只是侧面回首的, 姿态雄健, 活灵活现。它们具有神话传说中凤凰的鲜明特征:有冠, 有非常长的啄, 长颈, 有漂亮的长尾, 两凤鸟伸颈昂首相望, 拥戴着太阳, 形象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时鸟和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崇拜。类似于龙凤的神性动物图案, 以前的考古发现都停留在6000年前左右, 据认为逝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最早“凤鸟图”也只有6400年, 而且还不及高庙“双凤朝阳”图案精美。在2005年的发掘中又挖出距今7800年前的以凤鸟、獠牙兽 (有“龙”的象义) 、太阳为题材的饰纹陶片。笔者现场看, 到其中的部分陶片上图案还涂有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参照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 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都具有祭祀的性质。高庙文化已具有浓郁宗教色彩。上百件考古的实物证据表明, 沅水流域是孕育中国宗教文化的摇篮。

中国最早可辩认的文字高庙文化探秘之二

国际学术界评价人类步入文明时代有三大“门坎”:文字的发明使用、城市的产生和金属工具的运用;其中文字发明居三大标准的首位。古埃及和西亚古巴比伦基本定型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基本定型楔形文字的出现都在距今5000年前。传统观点, 中国成熟的象形文字形成距今3500年左右, 即十九世纪末在河南殷虚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再早也只能算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陶文。因此国外许多学者不承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最新的研究动态:中原地区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遗址陶器上发现几十个“Ⅰ”、“Ⅱ”、“ⅴ”、“↙”、“Ο”、“∏”、“△”、“〗”、“〥”等刻画符号, 古文字界认为是中国文字的先驱。随后类似的符号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长江两岸的大溪口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山西陶寺文化遗址等都有发现、但都没有超过6000年。另据报道, 考古人员距今60006500年甘肃大地湾二期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一些神秘符号, 并说是中国最早的可能有文字意义的符号。

出人意料的是, 据贺刚介绍在高庙上层文化和高庙文化中都发现一些神秘符号。笔者在观摩高庙遗址出土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 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高庙早期文化多次出现太阳崇拜图案, 笔者认为“⊙”就是太阳的取代符号, 是“日”的象形字。林河先生是研究高庙文化有成就的学者, 他发现一个石雕人面上有“”、“”、“”三个符号笔划苍劲有力且连在一起, 应该是一组成熟的表意文字, 初步认作“月 (神) 干母”三个字。但随后他又自我怀疑, 于是他当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笔者。新华社消息称, 贵州水族有一种“水书”很古老, 并说有几位“水书”老先生, 破译了夏虚遗址考古发现的24个神秘符号。2006年5月笔者访拜了参与破译夏虚符号的两位水书先生:一位是荔波县甲良镇金华村中寨组现年55岁的潘宠宪先生, 一位是荔波县甲良镇甲新村66岁的潘玉山先生。笔者将“”、“”、“”三个字写在笔记本上, 不说明来历, 分别让两先生辩认。两先生辩认的结果一至:“”是“卯”字, 代表十二生肖中的“兔”字;“”是“午”字, 代表十二生肖中的“马”字;“”是“申”字, 代表十二生肖中的“猴”字。笔者认为, 两位先生的解读是正确的;十二生肖是古人用来表示时间的, “”三字刻在一个人头像上, 很可能是该“人”的出生年月日或死忌年月日即“卯年午月申日”;且据今人研究湘西苗族有上万年的古历法。如果笔者的研究得到古文字界的认可, 那么这应该是到目前为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有成熟的文字证据。关于文字的起源, 过去有“苍颉造字”、“结绳记事”、“劳动产生文字”等说法, 都不是很有说服力。才去世不久的著名美籍华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他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字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族徽 (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 演变而来”;发明和首先掌握文字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卜官”、“巫觋”、氏族宗教首领和君主, 文字产生首先是为宗教政治服务的。他以殷墟18号墓铜器上的族徽、西周的铜鼎上的鼎文、史前陶器符号和大量商代家族、宗族、氏族标记佐证了这一点。例如“商”字, 上面的“▽”代表代表商族图腾玄鸟的头, 下面代表商族首领住的房子。张先生的观点对高庙文字的产生给予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高庙人最早进入阶级社会, 高庙文化中有大型祭祀场, 有高规作格的祭祀活动, 必然有政治宗教领袖性质组织者。根据林河先生研究, 高庙早期文化陶器上的美女头象是高庙人的首领头象、以太阳为中心的凤鸟怪兽图案是就是高庙氏族图徵, 他认为高庙氏族就是神农氏族所以称之为“神农氏图徵”。这些, 为高庙文字产生提供了社会物质条件。

台州三合潭文化遗址 第2篇

三合潭文化遗址 位于玉环城关镇南山村，地处三面环山的三合潭河谷盆地，面积约2.1平方千米，80年代陆续出土新石器以及商周、春秋战国和汉唐时期的大量文物。

遗址可分三个文化层，第一层为春秋战国时期，距地表50厘米深处有一层约20厘米厚、4平方千米方圆的黑土层带，石块、沙子及泥土皆黑色。据文献载,是秦汉之际，东南沿海特大洪潮带入海藻杂物搁滩深埋而成。黑层带以下出土文物属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有剑、矛、刀、镞、耨、锸、锛等;印纹硬陶有碗、罐、壶、瓶、盘及残片。纹饰主要为网纹、米字纹、方格纹和回纹四种。

第二层为西周与商代。在距地表4到5米深灰土层中，出土大量原始表瓷，其胎料疏松，施釉不到底，但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已玻化，

资料

器型有碗、豆、盘、盂等。纹饰主要为S纹、斜篦纹和针点纹。S形为龙图形，斜篦纹表示雨线，针点纹表示雨点，证实为东南越族的龙图腾.还发现有大量稻谷、陶器和石制磨盘。石器中有全幅犁、铧、石斧、石锛、石凿、石网队等，皆精细磨制，器型较下汤文化大而且长。该层发现的有规则排列的`卯榫结构杆栏式建筑构件，对研究商周时期建筑有较高科学价值。

空格第三层为新石器时代。出土石器有犁、锛、斧、凿、刀、锄等;陶器有纺轮、网坠等。

该遗址出土文物，青铜器量最大，品种多，生产工具有青铜斧、斤、凿、耨、锸、铺等;兵器有剑、矛、镞;鱼具有钓、刺、钩等。其铸造技术水平较高，工世精细，纹饰较简单，除铜剑上有饕餮图纹外，其余均素面。

守护文化遗址就是守护文化基因 第3篇

随着辽宁朝阳红山大案多名被告人相继受到法律的制裁，大批珍贵的文物失而复得，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

“玉，可以是红山文化之魂。在新石器时代，人类还没有出现文字，而精美绝伦、世所罕见的红山玉器，里面蕴含的信息都具有极大的历史和科研价值。”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所所长董婕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在古玩市场上“火爆”的玉猪龙为例，董婕告诉记者，玉猪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被称为“中华第一龙”。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图腾，而在上古时期，野猪是勇猛、刚烈的象征，猪首被安在龙的身上，这是红山先民所崇拜的图腾物，反映了红山先民喜欢野猪强悍的体形，敢与猛兽相搏的精神，说明了龙、猪在上古时期信仰系统中是重要的符号象征，是氏族部落的图腾。

“涉案的勾云形玉佩和马蹄形玉箍，也是国宝级的文物。”董婕说，勾云形玉佩，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当时的红山先民还没有能力利用地下水，以为地表水都是来自天上的云和雨，对雨水的企盼，引发了古人对云的崇拜。

马蹄形玉箍，在董婕看来，其造型上下贯通，一端设计为斜口朝向天空，是要最大限度地寻找天与地、人与神联系沟通的切入点，便于神灵的“自由出入”，马蹄形玉箍就是红山先民祭祀的“通神器”，只有少数祭司级的人物才配持有，在红山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特定的用途。

“无论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还是司法机关追回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都反映了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的丰富内涵。”董婕说。

女神庙、祭坛、积石冢

在相关考古专家的带领下，《方圆》记者走进了朝阳市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该遗址公园位于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保护区内，公园总占地面积58.95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8平方公里，公园内有女神庙、祭坛、积石冢保护展示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据了解，数千年以前，红山先民在牛河梁地区建筑了女神庙、祭坛、积石冢，进而形成了大型的祭祀圣地和墓葬场所。而在庞大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里，女神庙位于整个遗址群的中心位置，其余遗址以“众星捧月”之势分布在女神庙周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管理站站长朱达回忆说，牛河梁遗址在1981年被发现，而在1983年，他与同事在这里进行发掘时发现了最为珍贵的彩塑女神头像，头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与现在的人类同等大小，耳长圆，鼻梁低，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双目平和有神，“红山女神头像出土时仍很鲜艳，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这就是我们先祖的真实模样”。

除了女神庙，考古人员还在牛河梁发现了祭坛和积石冢群。祭坛，指土筑的高台，是古人开展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记者注意到，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规划有序。

积石冢则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墓葬形式，“冢”本义为坟墓，红山人把逝者埋在石棺里，然后封土积石，形成了积石冢。积石冢分布的范围很广，凡是红山文化的遗址都有积石冢，一般建在山梁或岗丘的顶部，一般是一岗一冢，也有一岗双冢、一岗多冢的情况。红山大案中，牛河梁遗址外围的积石冢，正是姚玉忠等人盗掘的主要目标。

“在5500年前，人们能把死者安葬到这种程度相当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没有青铜器，人们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石器。”当年牛河梁遗址的考古领队朱达说，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积石冢都有随葬玉器，考古发掘出的积石冢已经出现显现的等级阶层区别，只有高等级的墓葬，才会有玉作为随葬品，这种独特的随葬习俗体现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的特点。

另外，牛河梁遗址里考古清理出来大量的龙、云、龟、鸟等珍贵玉器，被专家认为“与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有着诸多契合”，每件玉器反映了红山先民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等“四生”情况，为进一步确认这里是轩辕黄帝文化大本营，提供了必要的实证。还有媒体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

盗墓破坏了红山文化的基因

“每盗挖一座古墓，相当于破坏了一组红山文化的基因。”朱达认为，发生在朝阳市的系列盗墓案敲响了红山文化保护的警钟。

“考古是寻找和获取古人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是一门学科，而盗墓是一种犯罪，盗墓和考古是两个概念。”朱达说，考古更多的是依靠科学的方法，无论是遗址的发掘或是文物的出土，都会进行小心的保护和修复，以最大限度的去提取历史信息；“而盗墓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最贵重的文物为目的，由于盗掘的时间和技术有限，任何一次盗墓都会对文化遗址造成巨大的破坏，造成宝贵信息和文物的流失”。

朱达透露，牛河梁共有16个遗址，目前考古发掘的只有5个遗址，出土了200多件文物，还有11个遗址没有发掘，“考古发掘需要国家的批准，随着科技的发展，将来的考古技术更为成熟和先进，所以要把更多珍贵的文化和文物留给后人来发掘研究”。

事实上，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朝阳市公布的从红山时期到清代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达6213处，约占辽宁省不可移动文物遗存的四分之一。

“朝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等级高等特点，红山大案中追缴回来的文物都是犯罪分子在文物保护区外盗掘的，这暴露出文物保护区域界定还不够准确、科学。”朝阳市公安局文物保卫分局局长王红岩说，通过案件侦办工作，反映朝阳市地下不可移动文物蕴藏丰富，而不少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地处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一些“田野”文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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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大案案情显示，很多涉案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都不在文物普查和保护区范围之内，这客观上给盗墓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追缴到的一个国家一级文物——勾云形玉佩的出土地点为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而此前文物保护部门对这个地点分布有红山时期的墓葬并不了解；还有在朝阳市龙城区尹杖子村出现了被盗掘的红山时期古墓葬群，同样没有被划入保护范围内。

“我们挖的墓基本都是还未被国家文物保护部门发现的红山古墓和遗址，由于保护区内有监控摄像，而且盗掘区内文物量刑很重，因此我们都选择保护区外进行盗掘。”被捕后，其中一盗墓团伙头目冯杰这样交代。

“有关部门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工作和保护区的划定，还需要更加科学、准确。”王红岩认为，要让每一处遗址、每一件“田野”文物都得到有效保护，还需要创新文物保护的体制机制。

扭转侦保“两张皮”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给朝阳带来了荣耀，但也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物管理部门是法律规定的文物保护主体，但保卫力量薄弱、人员少、手段少，难以应对花样翻新的盗掘手段；涉文物犯罪出现后，公安机关作为打击的主力军，往往又受文物专业知识、警力不足等客观条件限制，陷入被动追击的困境。”王红岩说，在全国大部分文物发达地区，都面临文物保护执法“真空”等保护难题。

“公安有执法权，但不懂文物专业知识；文物局懂业务，但又没有执法队伍。”王红岩认为，要扭转侦、保“两张皮”的现象，公安与文保部门需要建立更加完备、顺畅的联合执法保护机制。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朝阳市将原牛河梁公安分局升格为文物保卫分局，拓展工作职责，加强警力配备，并与文物管理部门建立联动协作机制，重点强化防范职能，创建了打、防、管、控全覆盖的立体工作模式，形成了全市文物保护物防、技防、人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范体系。

王红岩说，有了属地管理权，文物保卫分局的民警可以主动出击，在全市120个重点遗址保护区巡查，在山梁和密林中追寻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并提前预警；可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和特殊期间，采取定期定时、错期错时巡查，这种工作模式改变了过去“民不告、官不理”的被动局面。

对于对野外无法实施人员看护的遗址点，文物保卫分局和朝阳市文物保护管理部门联合落实资金，安装远程监控设备，加强防范力量，确保每一处文物古迹都得到有效保护。办案中发现处于田野乡村的红山文化古遗址和古墓群等文物，文物保卫分局和文物保护单位及时树立界桩、标志碑，标明文物保护的级别、名称、保护范围等内容，起到较大的警示作用。

有关专家还认为，“朝阳模式”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公安机关组建了专业的文物保卫队伍，并与文保部门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形成了保护文物的“合力”。案件侦破过程中，文物部门为公安机关提供被盗文物的资料；案件破获后，文物部门协调鉴定专家为涉案文物定性定级提供证据支持，有力地协助案件尽快进入诉讼程序。

文物保护修法应尽快提上日程

《文物保护法》第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认真履行所承担的保护文物的职责，维护文物管理秩序。”

“文物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有保护文物的责任和义务，但公安机关和工商、规划等多部门之间，各自该承担怎样具体的保的职责范围，文物保护规定的并不明晰，导致了很多损害文物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规制。”王红岩分析说。

另外，根据刑法规定，倒卖文物罪，是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结合办案，朝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邢吉华说，从刑法界定的角度看，倒卖文物罪名的成立，需要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是“主观故意”和“明知”，且具有牟利目的，但许多嫌疑人在落网后都辩称“不知是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作为逃避打击的借口，这给司法机关证据固定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目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也尚未出台，所以，公安机关在现实执法中依然存在困境。”邢吉华建议，面对高发的盗墓犯罪和文物犯罪，文物保护法修改应尽快提上日程，尽快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具体措施。

古玩市场私人博物馆亟待规范

在追缴文物的过程中，王红岩发现，一些古玩市场和旧货市场“鱼龙混杂”、经营非常混乱，存在超范围经营和私下非法交易现象，成为犯罪文物销赃的场所；一些文物贩子以开古玩店、旧货店为掩护，大肆进行非法收购，倒卖文物犯罪活动，古玩店、私人博物馆正沦为走私文物犯罪的新地下通道。

“还有一些艺术品销售和经营公司，以艺术品展览、拍卖等形式勾结文物贩子，倒卖和走私文物。”王红岩举例说，在红山大案，民警在追赃中发现，一件红山文化时代的玉佩，以180万元的价格，通过珠海某艺术品有限公司拍卖流出。这家公司是澳门一家拍卖公司设在内地的子公司，丢失文物被走私到澳门、香港巡展。虽然该文物最终被追回，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追赃难度大、办案成本高。

近年来，由于“文物收藏热”，许多私人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冒出，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各类民间博物馆、收藏室总数已达千余家。而数量庞大的私人博物馆亦隐藏着诸多隐患，据2014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民办博物馆规范化建设评估报告》显示，近九成民办博物馆不合格，文物藏品普遍存在真假不清和来源不明等问题。

“对于文物，一些古玩店和私人博物馆的经营者只管真假、不问来源；对于一些明显涉嫌倒卖的出土文物，盗墓者、文物贩子、收藏者相互之间也心照不宣，极力为一些涉案文物披上‘合法’的外衣。”王红岩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规范古玩市场、私人博物馆的管理，以遏制文物倒卖行为的泛滥。

守护遗址文物就是守护人类文明

“全国各级专兼职文物行政执法人员不足万人，平均每人要负责近百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监管力不从心。”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2015年在“全国两会”上透露，文物执法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于文物资源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难以保障工作需要。

同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朝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邢吉华在2014年曾提交提案，建议国家提高文物看护管理经费，建立专业的文物看护员队伍。

“文物资源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极其珍贵并不可替代的实物史料。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有效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对于研究历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邢吉华表示，在一些“文物大市”，建立文物看护员队伍意义重大，提高文物看护管理经费，增强看护员看管好文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改善工作环境，配备看护装备，可以有效遏制破坏古遗址、盗掘古墓葬等违法犯罪活动。

“在一些地方，一些不可移动文物还没有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文物管理机构层级低、人员少、经费投入不足，给文物保护带来了诸多弊端。”朱达举例说，现实中，为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需要考古部门的先期勘测，以排查地下是否有文物存在，而东北某市有关部门在修建环城公路时，未待考古部门对区内文物抢救发掘就强行施工，致使5处金代遗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守护遗址文物就是守护人类文明，就是对前人和后代负责。这个责任不光是文物保护部门、一些专家和少数志愿者的，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朱达建议，国家应当加强对古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力度，将对古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列入地方领导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要承担起主要保护职责，营造全民保护遗址、爱护文物的氛围，最终形成全民保护文物的新常态。

文化遗址论文 第4篇

关键词：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构建,黔西观音洞

古文化遗址凝聚着全人类的智慧结晶和大自然上万年的时间沉淀, 是自然界罕见且无法再生无法替代的财富, 是集厚重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考价值为一体的旅游资源。随着人们教育水平及自身素养的提高, 文化遗产旅游日益兴起, 古文化遗址地将成为旅游业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化资源之一。然而要把这种特殊的古文化景观进一步推向国内外市场, 让大众游客认识、理解和欣赏, 离不开旅游解说的积极引导和深入剖析, 这就需要在古遗址旅游资源和游客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通过构建古文化遗址解说系统向旅游者展现中华远古文化和史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使其感受古遗址深厚的历史文化, 从而唤起旅游者对古遗址自觉的保护意识, 对文化遗产旅游地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古文化遗址

(一) 古文化遗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明确界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古文化遗址是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部分, 指遗存至今的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及其它活动中留有文化遗存的场所。其内容十分丰富, 包括居住遗址、生产遗址、寺庙遗址、祭祀遗址、商贸遗址、科教古文化遗址、交通通讯遗址、古城遗址、军事遗址等。古文化遗址展现特有的人类文明, 成为现代人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事件原委、文化形成与演变以及理解其他民族独特文化的载体, 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价值, 还是当今旅游业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之一。

(二) 古文化遗址特征

1. 内涵丰富, 价值多元化

古文化遗址的构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产生、发展于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中, 与所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仅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还涉及物质载体之中的非物质层面, 如古风民俗、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工艺技术和文化场所等方面, 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综合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历史的全景图。

2. 不可替代与稀缺性

古文化遗址是特定时空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时代性, 是无可替代的, 即便是相同时空内的其他同类文化遗产也不能替代。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 古文化遗产的现实存量是很少的, 即便是今日留存下来的也总是受到诸多方面的威胁和破坏, 一旦破坏了就失去了一份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

3. 敏感度与脆弱性

古文化遗址是在人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场所, 受本身的生态组成要素、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多方面的影响, 存在显著的高度敏感性与脆弱性。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会议上古迹遗址环境的脆弱性就是大会讨论的重要专题, 会议号召世界各国必须给予古迹遗址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

二、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功能及作用

旅游解说系统一词自从20世纪末出现以来, 对它的界定较多, 但认同的是, 旅游解说系统包括了多个层面, 即通过运用媒体帮助游客了解特定的信息, 达到保护资源、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 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遵循这一界定, 结合古文化遗址的特点, 在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凸显以下的功能及作用。

(一) 基本信息和服务导向

古文化遗址大多地处偏远, 文物分布点多面广, 其展品及陈列涉及到大量的复杂的专业知识。采用多种方式为游客提供古文化遗址的基本信息和服务导向, 帮助旅游者了解古文化遗址的价值及相关的专业知识, 使之在游览过程中得到便利、舒适是古文化遗址解说系统的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

(二) 教育和保护功能

通过旅游解说让旅游者寓教于乐, 增长科普知识, 达到教育和保护的目的是解说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古遗址的旅游解说更应该承担起文化传播和历史教育的责任, 使旅游者对古文化遗址的资源及其科学、艺术价值有较深刻的理解, 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另外, 古文化遗址资源存在高度的敏感度与脆弱性, 必须是保护性的开发。因此, 通过旅游解说系统建设, 加深当地管理者、旅游从业者及广大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价值的理解, 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和行为, 以之实现“了解-理解—欣赏—保护”的深化目的。

(三) 审美和宣传功能

古文化遗址大多在外观上没有自然景观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力的美。如果没有解说旅游者难以感受到其景观特色和文化内涵, 其蕴含的非物质层面的古风民俗、宗教信仰、工艺技术和文化场所等方面则更需要通过旅游解说来帮助游客认识和理解, 这样才能达到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形成关注、增强文化认同感, 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 实现旅游价值。将审美和宣传功能纳入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有助于吸引投资, 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发展, 为保护古文化遗址提供必要的经费, 实现古遗址旅游的良性循环。

三、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

(一) 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概况

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 为旧石器时代遗址, 距今约20万—4万年。西沙井观音洞的出土文物, 是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证明早在50、60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 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它不仅展示了贵州远古时期的开发情景, 而且是我国南方最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裴文中曾说:“北有周口店, 南有观音洞”, 其内涵丰富, 性质突出,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遗址为中国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期以来, 贵州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黔西观音洞遗址的管理和保护一直非常重视, 2010年启动了黔西沙井观音洞“国遗”保护规划, 并且将遗址的文化旅游开发纳入规划之中。由于遗址的旅游开发工作还处于建设初期, 加上观音洞遗址的旅游解说系统涉及面广、专业性强, 因此对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根据古文化遗址的特征和黔西县旅游业基础的实际情况, 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解说系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的主要环节, 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二) 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

根据古文化遗址的特征和黔西县旅游业基础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实施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 进行科学的旅游解说系统规划和建设

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一定要纳入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作为旅游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解说系统的构建连接观音洞文化旅游区的物质空间与意识空间, 使旅游空间系统化。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必须以旅游区的总体规划为依托, 根据观音洞文化遗址区域的环境、特色及其它专项规划的要求, 决定解说系统的各项内容。

2. 遗址旅游解说内容的建设

解说内容是在对解说对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将人为的思想付诸其中, 以突出解说对象的本质内涵、特点及其相互关系。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的旅游解说资源就是观音洞遗址的发掘情况、文化遗存、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等内容。观音洞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 由主洞、南北两个支洞组成。鉴于遗址面积广、陈列内容多的特点, 首先, 提炼出景区讲解的总主题, 然后在不同的重点区域内再增加副主题, 让每一个区域的特色凸显, 主题明确, 增强游客的感知和理解。再者是通过特色鲜明的旅游解说凸显景区资源的特色, 着重展示其独一无二的考古和文化价值。如观音洞文化遗址是长江以南迄今所知材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和发展。通过解说系统使游客感受到贵州悠久文化的源头和史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从而获得精神的熏陶和独特的文化体验, 体现观音洞遗址的独特性与唯一性。最后, 在解说内容上将科普信息转化成易于旅游者接受的旅游信息。古遗址知识对于一般的解说受众来说比较抽象难懂, 所以在解说的过程中, 要使用科学、易懂且富有趣味性的解说, 从旅游休闲的角度对其重新诠释。

3. 文化遗址中的非物质层面的深度挖掘

在文化遗址中, 各类出土器物和人类遗迹其背后蕴含的美学思想、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和文化空间等“非物质”印记, 是文化遗址最深厚的价值所在。贵州的历史从几条零星的关于、夜郎的史料中证明不过两三千年的时间, “史前文化”是一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无字碑, 直至1964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才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探索研究黔西观音洞遗址承载的非物质层面不仅是历史还原的有力的物证, 还能使“静态”的遗址转变为“活态化”, 这些非物质层面承载的文化信息一定要成为旅游解说开发利用的重要对象, 成为观音洞文化遗址中的活态文化, 成为旅游者领悟、理解观音洞文化的丰富素材。

4. 设计合理的自导式解说系统

解说系统的配套建设包含诸多方面。黔西观音洞遗址面积广、内容多、游程长的特点, 要让游客进入遗址后, 就能获得书面的、图形的或语音等各种设施设备服务, 让旅游者从多种渠道了解遗址资源状况, 使游客能“读懂”景区。因此, 在设计中要考虑到遗址内设施、设备应尽量齐全、先进。再者, 遗址内自导式解说系统设施的布局要合理, 设计规划后要先进行论证、再安装。如景区内的标识牌的设计和布局, 一是在规格、材质、风格等进行统一, 在通往遗址的道路两侧、路面设置明晰的导示牌及英汉双语说明, 除规范的公众信息提示作用外, 还有宣传、吸引游客的效应;二是要与环境相协调, 标识牌的颜色、样式、制作材料与遗址的环境相协调, 充分体现观音洞遗址的风格和整体风貌;三要充分体现人性化服务, 解说牌的设施要完善, 设置要有利于旅游者观看, 用语要礼貌、温馨, 能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游客的旅游体验。

5. 重视导游解说系统建设的人才培养

在古遗址旅游过程中导游员是解说系统的“软件”, 其综合素质及专业知识的掌握对遗址旅游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导游人才队伍建设应该纳入进行旅游规划的一个部分, 要建立人才储备基地, 培养本土人才。古遗址类旅游产品是需要游客“游懂和读懂”古遗址这本精美的历史文化巨著才能获得高质量的体验, 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导游员的现场讲解和引导, 对导游解说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景区应采取专门的培训体系和培训内容保证导游讲解质量, 聘请专家为景区的讲解员进行定期遗址专业知识的培训, 景区导游人员持证才能上岗, 从源头上抓好导游讲解质量和服务质量, 提高古遗址旅游游客体验感知质量和满意度。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是旅游解说和古文化旅游开发工作中的一个新领域, 这项工作任重道远。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建设一定在遵循要古文化遗址特点的基础上, 把握科学的规划, 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 自导式解说系统的合理设计及导游人才的培养等主要环节, 使古文化遗产在行之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下造福于全人类, 且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孙明阳.古文化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D].陕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2]吴必虎, 金华, 张丽.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J].旅游学刊, 1999 (1) .

[3]王玉琼.文化遗址非物质层面的解析及开发路径——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例[J].社会科学家, 2010 (11) .

[4]史继忠.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J].当代贵州, 2007 (1) .

[5]戴伦·J·蒂莫西, 斯蒂芬·W·博伊德.遗产旅游[M].程尽能, 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

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作文 第5篇

一进博物馆大门，一股凉气席卷而来，好舒服啊。这几天，正好有“人参龙年特展”。展览从女娲造人到炎帝黄帝，再到炎黄子孙，我们祖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文明的国度里。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几千年前的玉器陶器。上面刻着精美的线条和花纹，我真我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而自豪。

后来，我们去看了思维电影《古国惊梦》。里面讲了：一个一个爱冒险的十岁男孩;玉三叉形器，一块神秘的祖传玉器;一次偶尔的博物馆参观之旅，一场今世注定的惊梦轮回;蒋唤醒一方沉睡千年的良渚古国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十岁男孩穿越时空的那一幕。

马克．吐温的故乡及文化遗址保护 第6篇

9月的一天，我们来到汉尼拔，这个马克·吐温度过童年和晚年的地方。密苏里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时总要提到马克·吐温，他是密苏里人的骄傲，也是密苏里的文化标志。

汉尼拔小镇人口不到两万，只有一条大街贯穿到底，一眼就能看到镇子的全貌。160多年过去了，街区仍保留着马克·吐温时代的模样。这里的一切都与马克·吐温有关，如城南的“马克·吐温洞”，马克·吐温诞辰100周年时建成的“马克·吐温大桥”，还有“汤姆·索亚剧院”、“哈克贝利·费恩商场”等等。大道南面有一幢白色两层小木楼，这是马克·吐温的故居。故居一带的房子及门前的街道完全保留原样，从这里走过，人们会一边指着故居一边说：“瞧，三更半夜汤姆就是从这扇窗户爬出去玩的……看，汤姆的姨妈就是坐在这儿缠毛线……”

故居旁有一道半人多高、五六米长的用木板围成的墙。人们排着长队，耐心地等着同这堵墙合影。因为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汤姆的姨妈罚他刷墙，狡黠的汤姆想了个鬼点子引诱他的同伴来帮忙。结果，同伴们不仅要为汤姆卖力刷墙，还要给汤姆送礼物争取刷墙的机会。人们站在这堵墙前，仿佛看到当时那生动的场景。

1937年马克·吐温的故居开辟为马克·吐温旧居博物馆，里面留有当年他工作和生活的痕迹，有他当印刷工、排字工、矿工和水手的实物和图片，以及他的手稿、书札等。这里还出售马克·吐温的著作，在此我也购买了马克·吐温一套名著缩写本，盖上马克·吐温故居的印章，这对来访者说是最好的纪念礼物。

小镇毗邻的密西西比河，宽阔而平静，阳光下波光粼粼，一艘中型轮艇安静地停在岸边，仿佛随时等候马克·吐温出航。马克·吐温自幼贫寒，12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出外谋生，先后当过水手和领航员，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就是水手行话“十二英尺”，意思是水够深了，轮船可以安全通过。读了马克·吐温笔下那么多描述密西西比河的优美文字，当下站在岸边观赏这真实的景色，真是别有一番情愫在心头。

在密苏里期间，我们还参观了丘吉尔博物馆、杜鲁门博物馆、印第安箭石文化博物馆、美国西部大开发博物馆等，看到了美国人对文化遗址保护开发的重视。丘吉尔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人，但是英国却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丘吉尔博物馆，而最大的丘吉尔博物馆却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市。

1946年1月16日，丘吉尔应邀访问美国，在杜鲁门总统的陪同下，3月5日，丘吉尔来到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丘吉尔在那里发表了名为《和平砥柱》的著名铁幕演说。他在演说中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Iron Curtain）已经降落下来。”铁幕之后的东欧、中欧国家都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并构成对基督教文明日益严重的挑衅与危险。为了对付这种威胁，他呼吁建立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被认为是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的信号。

丘吉尔博物馆就建在威斯敏斯特学院附近，丘吉尔高大的铜像立在博物馆前方的高台上，博物馆内的电子屏幕不断地滚动播放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参观者将会从中看到150多件以前从未展示过的物品，其中包括丘吉尔的玩具枪——在波尔战争中，丘吉尔曾经用它经历了一次大胆逃亡。 而今博物馆最耐人寻味的是对面新建的两座彩绘墙面。这两座墙是当年柏林墙被推倒之后，密苏里人船运车载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运到北美的。墙面分别挖空呈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形状，参观者纷纷站在两个身形中拍照留影。我们不能不佩服密苏里人的历史眼光，近代社会东西方的冷战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开始，终止于东西柏林墙的倒塌，把推倒的柏林墙放在这儿是再合适不过的，而当初只有密苏里人看到了那断壁残垣的文物价值。

密苏里人对文化古遗址有很强的保护意识。州政府专门成立了文化资源保护部，有25个工作人员专职负责，其中包括专业的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文化资源保护部从属交通部，每一个工程计划实施之前，由文化资源部进行监测，每项工程都由他们打前站，如果工程规划与历史遗址保护有冲突，就建议工程改变线路，没有他们的检查均不能开工。

他们注意保护印第安人的文化遗址，工程涉及到印第安人的地，必须与他们的头领进行协商。每年州政府投入经费550万美元用于遗址考察，100万美元用于行政管理。

本地居民非常热爱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很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化资源部提出的报告都要经过居民的再审议。联邦政府规定，遗址向公众开放，古物在谁的地上被发现，就归谁所有。对一些古桥、古建筑，他们做广告，看谁愿意移到自己的土地上。

公民们很支持他们的工作，很多人愿意花钱买这些古物。发现古老的沉船，一半归个人，一半归国家，而属于联邦政府的只能展示，不能销售。他们说私有者可以把文物售给政府，但是不鼓励，而且他们一般也不给文物标价，因为他们认为，有价就会有市，人们就会为了谋利去开发和破坏文化遗址。

听到这儿，我们都说这倒是保护文化古迹的一个新理念。

淹城遗址文化资源再挖掘探讨 第7篇

1 文化遗产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科学或审美、人种学、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各类文物、建筑群、遗址;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遗产文化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讨论的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

2 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2.1 文化遗产申报及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

现在凡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景区(点),自批复年开始,不但可以得到专项资金支持,使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性加大,而且旅游经济效益大幅度增加。因此,目前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各界重视。

2.2 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资源挖掘不足

由于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规划内容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多数只注重物质形态的保护,而忽视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表达。

3 文化资源再挖掘探讨——以常州淹城遗址公园为例

3.1 淹城遗址概况

淹城遗址位于三国时期吴国境内,现江苏省常州市南门外约7 km武进区湖塘镇。它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时期地面城池遗址,同时也是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典型,被誉为“中国第一龟城”和“中国第一水城”。

3.2 淹城遗址公园项目规划与调研

3.2.1 淹城遗址公园项目规划

规划中淹城遗址公园项目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规划总占地面积约4 390亩,第二期规划用地600亩～700亩;其目标定位是“建设中国唯一的春秋文化品牌旅游区”。但是目前已落实的建设内容与其目标定位尚有差距。

3.2.2 淹城遗址公园调研总结

优点:项目整体规划比较合理,遗址核心区的保护和配套服务区的硬件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善,入口配套区建筑风格、广场雕塑等与遗址的固有风貌有协调的考虑。缺点:淹城遗址公园的整体保护理念贯彻尚不到位,各种文化资源展现衔接欠缺,遗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现已展示的文化资源与游客期待的还有距离。

3.3 淹城遗址优势文化资源魅力

1)独特的核心区原真性人文景观。

淹城遗址核心区,城有三重,分别为外城、内城、子城,城河亦有三围。内城西边与外城之间,有3个并列土墩(见图1)。作为春秋时期战争文化的载体,遗址核心区人文景观非常独特,是淹城遗址的精髓。

2)丰硕的遗址发掘及研究成果。

自考古学者确认淹城为一处古代居民的活动遗存以来,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内城河出土了3条独木舟和一批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器;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进行了为时6年的考古发掘,积累了一批科学的考古资料。同时,有关淹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很丰富。

3)广为流传的民间神话传说。

关于淹城有很多生动美丽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使淹城的形象更加丰满,如:“龙女嬉水、玉龟造河”的神话,“甘露城头”“摇铃钟声”的传说等。

4)丰富的地域文化。

常州有丰富的民风民俗、手工艺、餐饮等地域文化。民风民俗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等四时八节节庆,庙会,生产等习俗;手工艺如:留青竹刻、梳篦、砖刻屏等(见图2)。

5)文化资源总结。

常州市“淹城遗址”有非常丰富的优势文化资源,总结见表1。

3.4 淹城遗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1)核心区文化背景展现不足。

淹城遗址是春秋时期战争文化的载体,因此遗址保护规划中对遗址战争文化背景的展示非常重要。但是核心保护区除绿化很好外,没有淹城遗址相应文化背景的展现,让不少游客大呼上当。

2)遗址发掘及研究成果的展示与遗址现场联系薄弱。

目前已出土的考古发掘成果及研究成果多收藏于淹城博物馆。除此以外,淹城遗址公园内对这些成果没有相应的展现说明,造成目前博物馆内的展示与淹城遗址之间联系薄弱,降低了其应有的展示与宣传作用。

3)神话传说展现欠缺。

与淹城遗址相关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但是目前淹城遗址公园中尚无对这些历史传说的展现。

4)地域文化内容尚未到位。

规划设计中,入口配套服务区有三条古街,但是由于服务和管理滞后,相关内容建设尚未到位。

3.5 文化资源再挖掘的探讨与策略

1)核心区人文景观——多种方式结合。俯瞰或借助三维虚拟现实技术,与步行体验相结合,能更好地认知核心区人文景观特色。可以借助热气球或在公园适当位置增设俯瞰设施,让人们可以俯瞰淹城核心区,更好的认知淹城遗址独特的三城三河形制。2)考古及研究成果——增设现场展示。在森林绿化区及核心保护区,考虑增设可逆性现场展示媒介,用以简要展示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3)民间神话传说——增设人文景观。关于淹城遗址的神话传说,有些内容有证可依,如“摇铃钟声”“头墩、肚墩、脚墩”等传说。可根据考证资料,增设人文景点,结合主题雕塑,场景展示等方式,展现相应神话传说,使人们对淹城遗址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更生动丰富的认知。4)地域文化——环境风貌营造。在入口配套服务区引入民俗,餐饮和手工艺等地域文化内容,如民俗展示和民俗商品销售商业,地方传统餐饮老字号等。同时可邀请传统手工艺艺术家来此创办工作室,创作与淹城春秋文化相关的艺术品。

4 结语

1)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在我国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但是在遗产的保护规划和建设中,多数只重视物质层面而忽略精神层面。2)常州淹城遗址公园整体规划比较合理,已初步展示了遗址的原真性风貌。但淹城遗址的规划建设中文化资源挖掘不足,尤其是遗址文化背景展示不足,遗址挖掘及研究成果与遗址现场联系薄弱,神话传说展现欠缺,地域文化内容没有到位。3)笔者针对淹城遗址公园中存在的文化资源挖掘问题,整理了淹城遗址文化资源,提出文化资源再挖掘的策略,即多种方式结合,增设现场展示,增设人文景观,环境风貌营造。4)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建设中,应当注重保护其特色文化资源,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展示其文化资源的魅力,合理发挥其应有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景慧.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J].城市规划,2006(11):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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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岳群.虚拟现实技术在淹城原貌再现中的应用研究[J].东南文化,2004(5):76-78.

[4]俞梅芳,赵斌.论传统建筑的续承和保护[J].山西建筑,2007,33(26):45-46.

文化遗址论文 第8篇

在问卷调查阶段采取街头访问与网络问卷发放相结合的方法, 选择北京、广州一线城市消费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问卷500份, 有效问卷480份。在对有效问卷统计整理后, 得到以下数据分析:

1.1受访者基本情况

1受访者的性别分布:男性为55%、女性45%。

2受访者的年龄分布情况:15~25岁受访者占30%, 26~35岁的受访者占20%, 36~45岁的受访者占25%, 46~55岁的受访者占15%, 56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占10%。

3受访者的学历水平分布:初中及以下0%, 高中20%, 大专25%, 本科35%, 研究生20%。

4受访者所从事的职业中学生40%, 教育为10%, 国企10%, 媒体5%, IT5%, 零售5%, 餐饮3%, 自由职业者8%, 其他14%。

5受访者的月收入水平情况:2000-4000元50%, 4000-6000元35%, 6000-8000元10%, 8000-10000元5%。

6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数情况:2人及以下12%, 3人53%, 4人17%, 5人及以上8%。

1.2文化娱乐活动消费习惯调查

受访者每月在文化娱乐项目上的花费情况:200-400元10%, 400-600元20%, 600-800元35%, 800-1000元20%, 1000元及以上15%。

1活动场所。亲友聚餐、看电影、逛商场和体育运动为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活动;特色体验、消费水平及就近方便是受访者选择活动场所的主要依据。

2受众人群。朋友、同学、情侣、领导及同事是多数受访者活动的主要同伴。

3品牌体验。适度休闲、不同体验和提供社交场合是受访者对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需求;而万达广场、欢乐谷、历史景点和工体等品牌项目被受访者了解最多。

4接收途径。受访者了解娱乐活动品牌最主要的途径为朋友或家人推荐、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媒体推广、旅游网站或APP搜索以及电视广播;携程旅游、途牛网、大众点评、蜂窝旅行为受访者参考选择最多的APP。

5需求方式。文化娱乐已经成为受访者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其品类相对单一, 主要集中在饭店、电影院、商场、体育馆等场所, 大部分参与者为熟人。综合分析得出, 文化娱乐场所在不同人群中扮演不同角色, 年轻人更加注重体验与娱乐功能, 年龄层次较高的人群则更加注重其能够提供社交场合的功能。

6媒介认知。在对文化娱乐品牌认知度的调查中, 万达广场以其购物、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大型文化娱乐品牌居于首位。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及提供相关旅游咨询服务的APP近年来成为受访者了解筛选文化娱乐场所的首选途径, 而社交媒体环境下, 来自熟人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也深刻的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1.3认知度调查

1概念认知。在本次调查中, 30%的受访者对工业遗址的概念表示了解、25%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45%的受访者表示不是很清楚。

2建设认知。在针对停止运营的工业遗址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的调查中, 85%的受访者认为工业遗址应该得到保护、15%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20%的受访者认为应当进行原地保护, 10%的受访者认为应当拆除, 依据需求重建, 70%的受访者认为应适当改造, 保护的同时再利用。

3国际认知。受访者对国外工业遗址公园大多表示不了解或没听说过, 北京现有的工业遗址公园中798艺术区及首钢旧址成为受访者了解最多的选项。

4接收认知。电视、广播、互联网及亲友是受访者获知北京现有工业遗址公园的主要途径。

5文化认知。受访者认为工业遗迹景观、独特休闲体验及科普教育意义是工业遗址公园的最主要特点;不同的消费观念、新鲜的时尚感及浓重的历史感是受访者认为工业遗址公园应具备的最主要的文化特点。

因此, 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得出, 大多数消费者对工业遗址公园并不熟知, 但是对工业遗址的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而对其再利用也被认为是保护工业遗址的最好方式。北京798艺术区和首钢旧址都因其品牌效应被熟知, 而国外工业遗址公园知名度并不高。 我们认为, 工业遗址公园没能准确定位并满足消费者需求是其推广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对工业遗址公园文化特点调查中, 不同以往的消费观念及新鲜的时尚感强烈的吸引着消费者, 工业遗址景观、不同娱乐休闲项目及开阔优美的园区也是其独有的标志。 我们认为工业遗址公园在文化上与其他文化娱乐品牌相比较, 在消费者的头脑中形成独特的认知, 满足当下城市人群的文化需求是工业遗址公园推广中的重中之重。

2文化推广, 实例研究

2.1国外工业遗址公园研究

国外在工业遗址公园的文化推广上有着比国内更早、更丰富的经验, 虽然不同地区工业遗址公园正在城市生活中担当不同职能, 但是都发挥着较好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甚至一些工业遗址公园在当地成为地标性建筑、区域特征文化的象征。其中以英国铁桥谷工业遗址公园、墨西哥芬迪多拉公园、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址公园最具代表性。

2.1.1英国铁桥谷工业旧址。英国铁桥谷工业旧址位于英国什罗普郡, 凭借工业革命发源地为象征的工业遗址公园闻名于世, 1986年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收录, 是世界上第一例以工业遗产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园内有7个工业遗址博物馆及纪念地, 每年接待游客约30万人左右, 园区内以经营工业遗产博物馆、纪念地, 英国传统餐馆、咖啡馆和极具历史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园区通过有意识恢复维多利亚时期的旧式作坊与手艺人生活场景向游客提供体验式的文化旅游。在其文化推广过程中, 强调其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历史价值, 并通过保护历史遗迹和恢复自然环境使得整个园区历史感浓厚, 与其文化推广过程中的诉求协调统一。

2.1.2墨西哥芬迪多拉公园。芬迪多拉公园是墨西哥著名的工业遗址公园占地114公顷, 园内设有多个小型博物馆和艺术光, 与当地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开设各类文化教育项目供游客免费参观, 园区内的文化景观浓缩了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历史。此外, 该园区内还设有国际标准体育场、大型购物广场、会展中心及五星级宾馆。 目前已成为蒙特雷市的现代公共活动中心和城市象征。在芬迪拉多的文化推广过程中, 强调其“热爱自然、学会分享”的人文价值, 向市民及消费者传达了蒙特雷市的城市形象。

2.1.3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址公园。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址公园是世界著名的工业遗址公园改造案例。该遗址公园位于德国西部工业重镇的中心, 由多个工业旧址构成, 在改造过程中不仅全面保留了工业遗址和景观, 车间、厂房、生产设备等均被完整保存, 同时设计人员也因地制宜对工业遗址进行了精巧的设计, 例如将厂房改造成为大型演艺展示场所、将用于工业生产的大型水泥构筑物改造成为攀岩设施、将钢铁厂改造成为儿童及青少年训练基地、将巨型圆桶大瓦斯槽改造成为全封闭展厅等, 通过极具创意性的设计改造使得鲁尔区为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充满时尚感的新鲜体验。目前, 德国鲁尔区工业遗址公园已经成为城市休闲娱乐活动的消费中心和鲁尔区工业转型的象征。

2.2国内工业遗址公园研究

虽然我国国内工业发展起步较晚, 工业遗址保护和工业遗址公园改造推广的经验较少, 但是随着改革发展的脚步, 已有不少赋予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的工业遗址公园项目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 其中以北京798艺术区、首钢工业遗址公园比较具有代表性。

2.2.1北京798艺术区。北京798艺术区是国内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 已经成为了北京城市艺术发展的品牌性象征。 2003年前后不断有国内外艺术机构、艺术家聚集在厂区及周围开展艺术活动, 后正式成立798艺术区。艺术区内工业景观得以保留, 大部分厂房改造成为艺术展厅和艺术工作室。在其文化推广过程中突出了其艺术区的明确定位, 强调时尚和创意。同时, 社交媒体及互联网的传播环境为798艺术区的文化推广传播提供了适合青年的传播方式, 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2.2.2首钢工业遗址。在对首钢工业遗址的调查研究中, 重点调研了“首钢”这一品牌形象的文化价值。1919年创建的首钢具有近百年的品牌历史, 在解放后发展时期首钢更是充当着全国钢铁产业领头羊的角色, 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勇于进取的工人精神, 首钢集团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也成为中国工业化崛起的象征之一。目前首钢厂区内完好保存了厂房、熔炉、冷却池等工业建筑, 完整程度高的建筑是其文化推广传播活动中的主要标志。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休闲娱乐的功能定位之下, 其文化推广上应以首钢精神为核心进行推广成为其独特的诉求点, 开发设计能体现首钢精神的独特视觉形象, 并积极运用新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 使受众不断提高对其精神文化的认同感加深对首钢文化内涵的理解。

2.2.3唐山南湖生态区。唐山南湖生态区原为唐山煤矿工业遗址以及开滦采煤沉降区, 改造后成为以南湖为占地105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央生态公园。该园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休闲娱乐的功能作用, 同时在唐山生态的改善上起到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其文化推广上也着重强调其生态涵养的功能定位。形成特色的旅游休闲品牌与唐山市从工业城市到生态城市的城市形象转变结合紧密, 成为了城市宣传的新品牌。园区内保留了部分象征性的以唐山开滦煤矿为主题的工业景观, 其中包括遗址历史的解说、说明、指示等, 也有根据开滦煤矿的主题设计的火车、纪念碑等景观。生态区内有垂钓、游船、小型游乐场、休闲绿地、餐饮等项目, 成为唐山市民日常和周末度假的主要去处。其文化推广主要依托政府及民间自发举办的活动、唐山市地区市民论坛及唐山市区域内的人际传播。

2.3国内外工业遗址公园比较分析

结合上述6类国内外工业遗产公园各个方面的探讨和细致分析后, 发现国外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活动比国内开展的时间更早, 有更丰富的经验, 与国内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重视传统文化价值。与国内相比较, 国外工业遗址公园更加重视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价值、强调历史价值。例如英国铁桥谷工业旧址不仅保留了当时的工业景观, 园区内大小七座博物馆重点向受众介绍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细节, 同时园内均为极具特色的主题商店, 整体氛围协调统一, 集中体现文化特点, 在传播活动中强调其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2工业遗址保存完整。国外工业遗址保存完整程度高, 其标志性工业遗址建筑成为改造后遗址公园的鲜明特色的识别标识。例如位于墨西哥蒙特雷市的芬迪多拉公园, 目前已成为集教育、体育、娱乐等为一体的现代公共活动中心、城市标志旅游景点。园区内完好保存的建筑, 形象鲜明、视觉冲击力强成为其独一无二的标识, 在文化推广过程中起到标志性的传播作用。

3符合城市消费需求。工业遗址公园的合理再利用是其规模化运转的前提要素, 如何利用潜在消费群体使得工业遗址既具备文化价值, 又产生可持续运作的商业利益, 为此在功能上既符合城市消费者需求, 又能接轨现代商业, 达到两契合程度统一效果, 产生良性循环的运作模式。例如德国鲁尔工业区工业遗址公园群, 位于德国西部的工业综合地区、消费中心。鲁尔区形成了以艾姆舍尔公园、瓦斯罐等园区为主的休闲消费中心, 突出其城市休闲功能, 观光、餐饮、攀岩、溜冰、文艺活动等为主要消费项目, 在保存工业遗址的同时满足了城市人群休闲消费需求, 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通过对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状况现状的调查以及对针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对比研究, 当前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国内多数工业遗址公园在文化推广过程中不能提供精准的定位, 造成在其文化推广过程中不能被消费清晰明确的认知。第二, 国内多数工业遗址公园的文化推广过程中诉求不准确, 在其文化推广过程中主要强调工业遗址公园的资源再利用属性, 不能很好的引起消费者共鸣。第三, 国内多数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途径过于单一、覆盖面较小, 尤其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传播途径的忽视比较严重。

针对当前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国内外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成功案例的研究来看, 国内工业遗址公园应当采取品牌化的文化推广。在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过程中应当结合系统的广告、公关等营销传播组合, 采取整合营销传播组合策略进行其文化的传播推广, 即运用市场营销中的品牌化的经营思路和方法进行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活动。

参考文献

[1]张京成, 刘立勇, 刘光宇.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牛继舜.创意是著名城市的灵魂[M].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4.

[3]魏红.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芬迪多拉公园的启示[N].学习时报, 2006-10-16 (4) .

文化遗址论文 第9篇

1 我国工业遗址公园目标受众分析

1.1 主要关联消费群体

在调查中发现, 60至70后群体对工业遗址公园有较高认同度。其个人经历和生存记忆伴随着对工业文化认知而共同成熟, 自身认同与环境氛围有相应联系。

1.2 次要关联消费群体

80、90后群体对中国工业遗址公园的文化认同持较高的尊重和理解。其成长经历中网络和高科技占据了半壁江山, 对工业文化接触甚少, 难以产生时代共鸣和知识关联。

2 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品牌定位

当前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大肆兴起80、90群体一跃成为历史文化价值中变更的主力军。80、90群体作为目标受众, 将活力、新鲜与体验带入文化推广中, 融合60、70群体工业文化记忆, 将知晓和关联融合, 为此基于“年轻、活力、时尚”为核心的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推广立足点和品牌定位悠然而起。

3 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策略研究

契合我国工业遗址公园的长效发展和方案推广, 将文化内涵和品牌推广的建立分别注入四个时期 (导入期、发展期、全盛期和成果期) 中, 将工业遗址公园的文化推广策略化整为零。

3.1 策略规划导入期

3.1.1 分段推广计划。

根据受众分析及品牌定位的制定, 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计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3.1.2 媒介投放策略。

采取持续式及栅栏式广告投放策略, 在节假日加大投放力度;地域差异上以区别出游人数排名进行投放;也可采用交通类、社交媒体等广告形式。

3.1.3 主要实施措施。

(1) 积极公关, 丰富推进形式。第一, 发布会装潢及整体设计体现工业文化元素。第二, 邀请具有权威性、相关性媒体。第三, 邀请名人嘉宾, 增加宣传力度。 (2) 广告宣传, 树立品牌形象。宣传片采取感性诉求的创意策略, 主题依消费者喜好, 投放时段, 地域而定。 (3) 广告植入, 增加接触频次。可将相关元素植入电视及网络节目, 传达积极乐观精神。针对青年群体增设户外真人秀节目植入, 展现特色文化。 (4) 业务互动, 提升知名程度。在品牌推广过程中, 与相关组织机构的业务互动, 提升业界知名度。 (5) 互联网及新媒体运营, 打造用户数据库。打造网站、移动终端APP, 为受众出行、寻友、分享提供服务, 并运营和维护数据库。

3.2 策略实施发展期

3.2.1 依托新技术, 提升顾客体验。

与互联网相结合, 创建相关虚拟项目, 实现文化内涵可视化。通过互联网软件设计自己的工业产品, 上传至体验馆进行3D打印, 提升参与度, 使其更直接的感受品牌文化内涵。

3.2.2 外观新改造, 增强文化归属感。

通过消费行为和信息反馈, 增强目标受众的文化归属感。利用主题博物馆激发参与、认同感的最佳展示形式。

3.2.3 特色新包装, 提高趣味娱乐性。

推出主题园区概念合集和品牌视觉设计合集, 既增设工业遗址公园的趣味性, 又符合目标消费群体追求新奇事物的心理活动。

3.2.4 专属高品质, 丰富特色优服务。

将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融入园区设定活动体系中, 承接家庭、学校、社团活动, 提升园区的人文教育趋势。

3.2.5 产业链升级, 打造更强吸引力。

与各行业合作, 打造主题策划活动, 通过产业链升级, 提升园区社会影响力, 进而获取吸引度。

3.3 策略稳固全盛期

3.3.1 提升客户忠诚度。

运用网络调研、内部活动等获得和分析客户相关数据。通过相互交流, 了解意见和建议, 完善工作不足, 以有效的服务, 保存客户忠诚度。

3.3.2 重视品牌美誉度。

挖掘相关的新闻题材加强其正面积极信息报道, 引导舆论并提高关注度。成立舆论检测部门, 避免不良影响, 同时与权威媒体建立合作关系。

3.4 策略提升成果期

3.4.1 调整传播策略, 巩固顾客基础。

进入成果期, 工业遗址公园应减少广告投放, 强化品牌形象信息策略。通过新媒体形式, 结合形成的数据库信息, 开展以促销为主的熟客奖励计划巩固老用户。

3.4.2 有效与顾客沟通, 发现存在问题。

对品牌接触点进行管理, 收集顾客的评价、态度等信息, 设立顾客反馈渠道如意见箱等, 并及时正确的处理投诉意见及反馈。

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所承载的工业文化是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珍贵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 对其进行有效的推广意义重大, 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 更是对我国独有的工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工业遗址公园品牌化的过程中进行文化推广, 增强文化活力、持久力, 以文化推广为核心进行品牌化又是实现中国工业遗址公园品牌差异化的关键, 两者相辅相成。

在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中, 利用品牌化的营销传播方式对于工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积极有效的意义, 不仅探索了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路径, 同时也使得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在当前的消费者正获得认同、感受与理解, 使得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能够与当代文化需求紧密结合成为活力性和持久性并行的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1]张京成, 刘立勇, 刘光宇.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牛继舜.创意是著名城市的灵魂[M].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4.

[3]魏红.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芬迪多拉公园的启示[N].学习时报, 2006-10-16 (4) .

文化遗址论文 第10篇

1.1 城市概况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 中华民族圣地, 也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延安历史文化遗址数量多、分布集中、保护级别高, 尤其是以红色革命遗址享誉于世。延安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特征。历史上, 延安城市建设基本上是选择在深切在塬面下的河谷平原“川”上建设, 而川道狭窄、用地有限, 周边的黄土丘陵地带又不能满足建设条件, 因此城市只有沿着川道呈“线性”延伸发展, 从而形成三山对峙 (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 , 二水汇流 (延河、南川河) 的“Y”字形典型带状城市形态。

1.2 现状城市问题与遗产保护

延安正处在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关键期, 2012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2.27%, 预测到2030年, 全市城镇化率将达到75%~85%。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理论, 城镇化率达到50%时正处在城镇化发展中期阶段的中间点, 也是各类城市发展问题的集中爆发期。这一时期的城市问题通常有:人口快速增长、用地紧张、交通拥挤、基础设施滞后、城市风貌不佳等。由于城市形态的缺陷, 延安未来发展空间不足, 人地失衡, 功能缺失等矛盾突出, 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压力大, 圣地环境急待改善、提升。在城市赖以生存的川道内, 聚集了大量的行政、经济、文化资源, 公共服务要素高度聚集特征十分明显。延河两岸狭长的川道不断出现超30层的大体量建筑。这些大体量建筑群严重影响了延安原本以山、水、宝塔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轮廓线, 使得原有以宝塔山为核心, 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三山对峙的城市形态受到严重冲击。山体上是杂乱密布的窑洞民房。在旧城内的红色革命遗址, 面临着保护空间被挤压, 周边环境不断恶化, 配套设施缺失等现实情况。站在宝塔山上俯瞰城区,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三山夹峙、两河交汇下城市发展空间的逼仄与局促。延安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期” (见图1) 。

2 城市形态发展与旧城疏解

2.1 城市形态发展

城市形态是指一个城市的全面实体组成, 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成。广义可分为有形形态和无形形态两部分。城市形态的具体要素包括城市的扩展模式、内部空间结构、城市交通体系、城市绿地系统、城市功能结构、城市产业布局、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内容。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城市发展的实质。现阶段延安亟需城市发展空间, 受自然地形的限制, 简单的同心圆式向外蔓延的发展模式不适合延安城市发展。因此, 城市要发展必须突破这些限制要素, 向丘陵沟壑地区合理拓展成为延安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2011年, 延安市市委、市政府针对城市建设提出“建设新区, 疏解老城, 保护圣地”的空间发展战略。随后, 新一版总体规划提出延安中心城区发展总目标为建设新城, 加强旧城疏解和历史文化保护。规划预测到2030年, 在现状用地34km2的基础上, 新增用地约70km2。城市规模扩张至现在的2.5倍, 中心城区人口将达到80万人。根据规划, 未来延安将形成“一主、三副、组团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通过在北部建设新的延安行政中心, 带动新城发展, 城市的重心将从现状“Y”型交点处向北部偏移。“环+放射”的道路网形成城市整体骨架。整个城市的形态从带状发展转变为跨山组团式发展 (见图2) 。

2.2 城市旧城疏解

旧城疏解与旧城改造更新有相似之处, 两者都是针对旧城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但城市往往受多种因素制约, 在旧城空间内无法容纳大规模的更新改造。旧城疏解是从空间上跳出旧城自身范畴, 疏解旧城人口容量, 将旧城不适宜未来发展的部分城市要素迁至新的承载地内。而自身的环境容量、用地结构、公共和基础设施、绿化景观、道路交通等得到明显优化。

延安城市发展模式就是典型的新城建设旧城疏解模式。随着城市行政中心北移, 旧城区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实现工业、行政、居住及部分日常公共服务功能向新区搬迁。搬迁后的用地将调整为旅游服务用地、公共绿地和公共设施用地。降低旧城中心原有建筑的高度和密度, 疏解人口和交通, 提升环境品质, 恢复传统历史风貌。

目前, 在旧城中的红色革命遗址主要沿着三山西北川的山川交接地带呈线形分布, 用地条件十分有限。随着旧城疏解, 遗址保护空间得到扩大, 周边环境得到改善, 也为下一步红色革命遗址优化和提升提供了机会。如何在旧城疏解条件下做好保护工作, 是现在应当着重研究的问题。

3 保护体系研究

3.1 现有体系

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体系, 覆盖了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地段)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各级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现有保护模式以划定保护范围为基础, 采用分类保护措施 (保护、整治、拆除等) 。内容涵盖了现状分析、价值评估、建筑控制, 以及绿化景观、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要素 (见图3) 。在保护对象和周边环境变化不大的理想状态下, 这种常规的保护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导致城市快速变化, 这种“静态”的保护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城市旧城人口的变化、公共服务功能的调整、大型市政工程的建设、外围建筑尺度与环境的变化, 都会影响历史文化遗址的风貌和功能, 甚至会影响到遗址本身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在具体管理和实施中也会出现主体不明、权责不清、管理不善等问题。

3.2 保护框架确定

针对常规保护体系所存在的不足, 新型的保护体系应该是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动态”体系。即在区域城镇化大背景下, 在城市形态变化的动态环境中, 以旧城 (中心城) 疏解为条件来全面确定的。包括整体保护和分类保护两大模块。整体保护需要依据历史文化遗址不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进行整合并整体提出保护措施;分类保护需要根据建筑物的不同完好程度、周边环境不同的空间类型和环境特征、文化特征, 制订相应的保护措施, 覆盖保护规划的各个门类和层次, 以保持历史风貌的多样性并使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见图4) 。

3.2.1 旧址整合、整体保护

对于城市层面来讲, 旧城中历史文化遗址众多, 分布不均, 资源等级和价值也千差万别, 很难做到全覆盖。这就需要筛出最有价值、最能代表城市特色的对象, 将其有机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统一管理, 其价值通过相加, 整体效益达到最高。以延安为例, 2011年, 延安市提出了“延安革命遗址群首批保护项目规划”, 共提出十大延安最具影响力的革命遗址项目。包括杨家岭、西北局、枣园、南泥湾、鲁艺、王家坪、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抗小。这些项目除南泥湾外均位于延安中心城延河沿岸自西北向南所形成的“圣地保护带”上。其类别包括了红色革命、历史建筑、遗址遗迹、寺庙道观、石窟石刻、自然山体等。历史资源的多样性、高价值性基本涵盖和代表了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价值和文化特色。

历史文化遗址本身是静止的物质空间, 但其周围环境乃至旧城区是活的机体, “整体性” (Integrity) 保护是一种活的保护, 一种文化保护, 一种涵盖了物质空间和社会生活的保护。整体性保护应重点放在保护、恢复和延续上。具体包括: (1) 遗址保护与修缮: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址, 对于一些已经被破坏的历史文化遗址, 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被进一步侵占, 对于有条件的遗迹进行修缮与恢复; (2) 恢复城市的生态基底环境:从山水环境、建筑肌理、街巷空间入手, 恢复城市原有的山水生态格局和城市基底, 具体措施包括恢复山体绿化、打通景观通廊, 整治违章建筑、形成街巷空间系统, 建立开敞空间; (3) 将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场所相关联, 通过多种高科技艺术展示方式在历史场所再现革命历史事件; (4) 保护并延续传统市井风貌和居住生活形态, 体现居民原汁原味的居住形态和民风民俗。

3.2.2 恢复、整治、提升旧址空间环境, 塑造城市风貌

对旧址进行最严格的保护的同时, 应该彻底改造旧址周边环境。即完整地保留并延续历史地段的传统肌理、街巷网络与尺度、历史建筑及其空间布局、绿化环境等。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历史环境恢复

针对历史遗址周边环境风貌受到破坏, 从而影响到遗址风貌, 甚至侵占遗址保护范围的现象, 对周围环境进行整治和修复, 使其与遗址风貌相协调一致。对于有条件的遗址区扩大其景区范围。增加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 为城市日常公共活动提供场所, 营造景区气氛。例如宝塔山景区规划对于影响宝塔天际线的摘星楼、发射塔等建筑进行拆除和迁移。清凉山景区山脚下棚户区规划将逐步拆迁, 拆迁后的用地用于绿化恢复, 做到“居民下山、绿色上山”。

(2) 建筑整治与新建

建筑质量风貌较好的历史建筑应严格保护, 建筑质量较差的应照原样修复, 破坏整体风貌的建筑, 尤其对旧址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应严格予以改造和拆除。对于现状山上的窑洞建筑, 可选择风貌较好、有一定规模的窑洞群进行改造, 赋予民俗展示、旅游住宿等新功能。

革命旧址 (红色建筑) 和窑洞建筑是延安建筑形式的代表。新建建筑形式应吸收红色建筑、窑洞建筑和其他建筑的元素。如延安干部学院是一个比较成功体现红色革命和地域风格的建筑作品, 既有红色建筑的端庄、大气, 又在门窗形式上借鉴了延安窑洞的半圆形符号, 可作为延安新建建筑形式的参照。

(3) 城市界面打造

一是重点打造自然山体界面和城市滨水界面, 充分体现山景、河景特色。建筑形式顺应城市和山体天际线, 材质、色彩与山体和谐统一。二是统一建筑形式, 控制建筑高度和体量, 滨河建筑高度呈梯级递增, 对已有建筑进行立面屋顶改造。三是旧城交通疏解后, 原有道路街巷进行景观提升, 有条件的地区形成人性化步行街巷空间系统, 充分体现旧城街巷风貌。四是选用景观浮雕、垂直绿化、景观长廊等形成遗址区景观界面。

3.2.3 深挖历史文化遗址核心价值, 提升城市文化

历史性城市的旧城往往是历史文化遗址集中分布地区, 是城市记忆最完整、最丰富的地区, 体现了城市的历史变迁和地域文化特色, 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不仅仅是保持城市个性和特色的需要, 而且是延续城市文化的需要, 其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例如威尼斯, 围绕圣马可广场的数百座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钟楼、修道院、宫殿和博物馆, 再加上以水上都市为特色的城市形态, 使得其千百年来闻名于世。巴黎历史城区规整的街区、风貌和谐统一的建筑, 塞纳河两岸数不胜数的历史古迹。成为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典范。

红色革命遗址群作为最能代表延安城市核心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址, 其核心价值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一性和珍稀性。例如杨家岭、枣园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工作和生活的场所, 其知名度享誉海内外。延安应该整合红色旅游资源, 培育形成红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复合型旅游景区, 以突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这三大红色教育主题。在旧址景区内增加展示、教育、研究等功能, 开展红色旅游体验等活动。

“建设一个人们心中想象的延安、神圣的延安”。从文化角度上就是要挖掘、保护、提炼、强化、放大、延伸红色文化, 结合历史文化、融合黄土风情文化, 通过诗词、戏曲、影视、歌舞等形式艺术地展示延安文化。加深人们的红色记忆和圣地印象, 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 展现内涵丰富的圣地延安。

3.2.4 旧城功能调整, 增加新型功能

(1) 居住

疏散后旧城人口调整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规模, 通过对现有棚户区和村庄的改造, 将侵占遗址区保护范围或是影响整体风貌的居住建筑逐步迁移, 在新区建立新的安置区。保留的居住区考虑配套商业、学校、市场等公共设施配套的完善。

(2) 公共服务设施

旧城疏解对于现状不合理的功能进行了迁移和调整, 随着延安城市行政中心迁至北区, 一些市级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随即在新区建成。老城腾出的用地主要发展旅游服务、文化展示等产业, 从根本上解决历史文化遗址范围小、服务设施缺乏, 功能单一的现状。

(3) 旅游服务设施

增加旅游商业街、旅游服务中心、宾馆、特色餐饮等旅游服务设施。景区内统一设计旅游标识系统。在一些景点用多媒体触摸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参与其中, 在体验中受到教育。

(4) 交通组织

针对旧城交通拥堵、道路等级低的问题, 旧城疏解规划建设旧城外围环线, 引导汽车交通外迁, 减少三山核心地区的交通压力。旧城内部支路有条件的改为步行道, 形成内部慢行系统。

有条件的革命遗址采用人车分行组织交通, 拓宽景区道路, 过境道路改线等措施, 并增设景区公共停车场、公交站等。

3.3 实例研究

根据延安市确定的首批十大革命遗址群保护思路整理归纳, 针对不同遗址现状确立规划总体定位和重点保护措施 (见表1) 。

4 保护对象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要让保护对象获得持久性和活力, 需要形成良性的成长机制, 促使历史地区能够处于长期自我更新的状态。一般旧城改造采取渐进式、有限度的小规模更新改造, 保持旧城原始风貌和生活形态, 避免大规模空间肌理的变化以及居民整体性外迁。

旧城疏解为历史文化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外在的条件和机会。环境和功能的优化完善使得对于保护对象的更新改造效率更高, 更能朝着理想的目标实现。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应该既反映城市的传统和文化, 也体现新时期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特点。作为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使它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旅游发展起推动作用, 而且为古城保护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 保护也要发展, 博物馆式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不是未来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对于延安来说, 革命遗址不仅是游客游览观光的地区, 也是当地居民游憩、休闲、游玩的场所。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景区, 也是展示城市传统生活与内涵的地区。是革命朝圣、游人访古、居民生活、艺人创作、市民休闲的场所。保护工作应当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使革命遗址成为具有活力的城市景区。以景区经济带动城市经济, 以景区保护与周边环境整治带动景区周边开发和城市发展。

5 结语

简述磨沟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关系 第11篇

【关键词】磨沟遗址 齐家文化 九人合葬墓

磨沟遗址位于临潭县陈旗乡磨沟村，南临岷县维新乡，东接梨园、中寨，在边墙河流入洮河的东北台地上。1980年文物工作人员在这里调查时发现了齐家、寺洼、马家窑等古文化遗物。1984年，这里山洪暴发，洪水将100余件齐家和寺洼文化的器物冲出，此后的两年又陆陆续续冲出100余件陶器、石器等。1984年的洪水将阳田川上沟分为了上、下两块，距离洮河有300米，下沟距离800米左右。由于墓葬崖面的下滑，有些颅骨暴露。墓葬的外部遭到了破坏，但是墓葬的里面是保持完整的，墓形为大口小底方形竖穴墓，墓坑长1.97米，宽1.05米，墓地距地表2.4米，墓坑深1.9米。墓中出土的文物有铜镯、双耳罐、陶碗、大骨珠、骨钏、动物牙齿各一枚和小骨珠100余粒。同时出土骨架9具，人体骸骨面向东北方，其中成人2具，少年2具，儿童5具，墓主为男性，居正中头西北面东北，直肢葬，双臂环抱胸部，左腕上戴铜镯（见图5），下肢两脚腕上倒置红陶碗一个，左脚内弯搭在右脚上。左侧成人少年各1具，骸骨俯身脊椎错位，无足，面向主人，右侧少年骸骨被压在中间俯身骸骨之下，其下肢屈于大腿骨上，且无足趾。小孩骨架5具，除靠墓主腿骨儿童骸骨较完整并带有小骨珠项链外，均置于右侧，骨头中肢骨、肋骨不同程度破碎，其中身手分离，小孩分别殉葬于不同位置。在右上角1具，中段2具，在下壁1具。

磨沟齐家文化九人合葬墓为磨沟遗址的一部分，葬式与所佩带的精美重金饰件显示出墓主之地位尊贵，其右侧儿童骸骨完整并饰有100粒小骨珠项链，或是墓主之怜爱晚辈。其他人殉，儿童占多数，充分证明了他的掠夺本质。九人合葬墓在甘南发现具有特殊意义，是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剥削制度、殉葬习俗的绝好材料。在九人合葬墓中，铜镯的出现也恰恰证明了在齐家文化历史长河中铜器慢慢被用于装饰品，手工工具对铜器有了较高的利用。铜器慢慢地被广泛使用。当然拥有铜器者也体现出较高的地位和权力，同时铜制饰品的出现更有力地说明了阶级分化、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对深入研究齐家文化和社会性质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实物资料。同时文物普查人员还发现了一块墓葬保存完整的封土。这一发现说明，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墓葬已有使用封土的现象存在。时过境迁，保存下来的封土堆已是万幸，这一发现是迄今考古界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上封土；在发掘的墓葬中，发现近百座墓葬在其原始地表，墓葬的一端或一侧立有长条形石块作为地面性标志。

2008年开始用了两年多时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及考古学研究中心对临潭磨沟遗址进行联合发掘清理。当时出土了上万件的陶器和千件铜器、玉器及其他器物，成为200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震惊国内外。这些出土品现大多存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和卓尼县文化馆，还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遗址断崖上暴露有房址和墓葬。其中，墓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墓葬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以土葬为主，有少量火葬墓存在。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偏洞室墓，竖穴土坑墓较少。偏洞室墓中多以单偏室为主，葬制以多人多次葬为主，合葬形式既有并排合葬，也有上下叠葬，部分墓葬地表发现有封土，封土下铺砾石。墓葬有封门，少量墓葬在竖穴中立石，上搭棚木，以便再次葬人。墓道中有殉人现象，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铜器、骨器、蚌、牙、石质装饰品和复合材料装饰品，并发现了工艺先进的金器。墓地时代集中在齐家文化晚期和寺洼文化早期。

磨沟遗址是目前洮河上游地区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中心聚落，该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保存完好，为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家庭婚姻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资料，进而对中国文明起源不同模式的研究也有深远影响。同时，对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埋葬习俗及特征、史前时期合葬现象、我国早期青铜器起源和制作技术、早期文化交流、齐家文化流向和寺洼文化起源，以及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时代文化过渡的一元多子文化现象提供了珍贵资料。

参考文献：

[1] 临潭县编纂委员会.临潭县治[M].甘肃：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2] 谢焱，毛瑞林，钱耀鹏.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墓葬发掘[N].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

[3] 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文化遗址论文 第12篇

《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是李建平等学者在抗战史研究过程中,把抗战遗址的研究从一个省级区域的关注,引入到更高级别的大区域的视野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这是目前史学界和文物保护界还没有人这么做过的。他们在一年时间里,调查西部地区十个省市自治区共800多个抗战遗址,他们实地考察了其中的500多个,这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学者们为完成这部书,“风尘仆仆、披星戴月,奔走在大兴安岭、内蒙草原、云贵山地、黄土高原、四川盆地、重庆山城、广西壮乡、河西走廊等处,既有在七八月份烈日酷暑下的山岭攀爬,也有在十一二月份里冒风雨、踏雪痕的艰难行走。”①他们将所考察的西部地区500多个抗战遗址,分为军事设施和战场遗址,日军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灾难遗址,指挥地遗址,抗日英雄活动遗址和死难烈士纪念碑、塔、墓,抗战机构活动遗址,名人故居和文化和遗址,企业与文教机构遗址,国际援华与反战机构及其人员活动的遗址,抗战标语与石刻等九大部分。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收入图片500多张,史迹介绍20多万字,其中许多遗址是第一次发现和介绍,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之所以珍贵,是它能唤起我们许多不应忘却的记忆。书中的海拉尔“万人坑”、重庆的日军大轰炸“六五”惨案遗址、广西融安县“鸡仔岩”惨案遗址、桂林“白骨洞”、南宁“千人坟”等惨案遗址记录了日军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云南腾冲的高黎贡山战场遗址、来凤山战场遗址、内蒙古的蜈蚣岭伏击战遗址、南宁的昆仑关战役遗址、贵州的深河桥抗战遗址等战场遗址则保留了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斗争场面;而重庆的张自忠墓、桂林的八百壮士墓、空军英雄何信墓、贵阳花溪公园的戴安澜衣冠墓、成都的饶国华烈士墓等墓园和众多纪念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抗战英雄和死难烈士的铮铮硬骨所铸就。抗战遗址保留的历史信息和民族精神,十分珍贵,内涵丰富,是我们民族不可忘却的历史和珍贵的文化遗产。

以抗战遗址、抗战文物和抗战精神构成的抗战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迈向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文化基石。关注和保护抗战遗址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①这为我们的工作指出了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目前,对抗战遗址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能说得到全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据李建平等学者的调查,他们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在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中发现,虽然有不少重要的抗战遗址已经纳入文物保护单位,但还有大量抗战遗址遗落在荒野,正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有的列入文保单位的抗战遗址也因为疏于管理,所以破损毁坏的情况十分严重;而现今许多省份没有开展对本地区抗战遗址的调查,还没有一份比较全面可靠的抗战遗址图谱及其档案资料。西部地区中只有重庆市组织开展了较严谨的抗战遗址调查,搜集了比较准确的抗战遗址调查数据和现存遗址资料,与此同时广西社会科学院李建平等一批学者对广西抗战遗址做了一系列调查。如今他们推出这本《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就是对保护抗战遗址工作的一个先声与引导。因为,在我们的文物工作者的思维里,今天大多数人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古代文物一边,以古为贵,忽略了对富于民族精神的抗战遗址的保护,没有把更多的保护资金和工作精力放到保护抗战遗址的工作之中。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抗战遗址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2015年7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的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阐释和主题教育活动,使全国各族人民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加强抗战遗迹保护开发,发挥各类抗战纪念设施作用,为开展抗战研究、展示研究成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阵地。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加强抗战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要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我们在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时候,要深刻领会其“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加强抗战遗迹保护开发”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抗战遗址的调查保护工作。通过开展系统全面的抗战遗址普查,建立资料档案库,制订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开展抗战遗址保护开发的学术研究,使抗战遗址发挥巨大的爱国主义教育,铸造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

李建平等学者开展的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和保护工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最好贯彻和具体实践,值得我们推崇。他们的《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等研究成果,值得大家关注和推荐。

参考文献

[1]李建平.抗战遗址——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