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原型范文

城市的原型范文（精选9篇）

城市的原型 第1篇

—刘易斯·芒福德, 1944年

本文作为聚焦于城市总体规划局限性这一具有多重问题的理论性研究, 针对地方的突发事件和限制因素, 探讨不同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一致性交汇问题, 以及对原型的多种未来设想予以平衡的可能性。[2]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制定计算智能及其自动化原型、实现材料之间的工作流程获得理解。作为假设, 互动城市模型被视为获得异质设计成果, 以及为了发展城市设计与城市总体规划的适应能力而与不确定的城市环境进行互动的工具。正如本文及其中代表性项目所推测, 产业范式目前正处于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到非标准定制的过渡之中。这些转变共同探讨了21世纪城市中材料工艺的重大影响, 所提出的设计研究阐释了创新性与实验性的设计方法, 为采用可计算设计方法实现城市化提供了广泛的学术理论与历史基础。这项工作的核心目标在于证明特殊的设计技术对于城市的影响。通过对产业范式产生转变的历史与理论的调查, 本文及其例证项目就技术与城市文化之间关系的当前趋势与发展潜力进行了推测与思索。

以下两个设计项目由OCEAN CN Consultancy Network实施, 针对互动城市模型以及21世纪城市的计算技术与制造工艺结合的实际结果展开探讨。两个项目包涵了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议题, 均为大型项目, 但规模和尺度有所不同, 第一个项目为日本大阪的一个具备适应性的7 h m2的总体规划 (图1~图7) (1) , 第二个项目为中国深圳的一个城市公园 (图8~图11) (2) 。

在这些项目所处的话语语境下, 产生了若干与其历史和理论遗产相关的问题。本文旨在揭示过去的发展历程, 以及当前产业范式趋向城市化的具体路径的转变—强调异质空间、系统与经验的大规模物质化。

相似的全球复杂性无处不在

21世纪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城市化步伐坚定不移, 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与城市规划专家如今都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 即所谓“相似的困境”。问题的核心在于贯穿整个20世纪的标准化产业生产的机械化遗产, 很多城市仍通过以往的规划与建设方法进行构想与建设,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用于挑战, 并可能减轻相似化, 转向其他可替代城市化模式的一种方式, 本文详述了可以使得城市的可识别性与特征“获得增强和区别, 从不可区分变成可以区分”的多种方法。[2]

伟大的机器化个体的时代业已开始, 剩下的将成为古生物……因此, 我们宣告成为已被彻底检修的灵敏度基元。[3]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1909年

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于1923年宣告“房屋乃居住之机器”。[4]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在城市化过程中可比拟于居住机器的机器范式之源呢?那就是比勒·柯布西耶的居住议题约早20年出现的机器城市概念, 于距今100年前的《未来主义宣言》中被提出。今天, 比起机器效能, 城市行为与自然进程更加密切一致。机械技术无需归咎于相似性这种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为问题的产生更多是由于文化与文明的普遍化传播。

自古代帝国与文明出现开始, 网络一直是文化与技术知识广泛传播与散播的催化剂。[5]城市成为合作交流以及知识进一步融合和提升的平台, 如同不同物种在珊瑚礁上相互依靠、共同生存。[6]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 城市规划专家与文化理论家均急于弄清形成全球化的力量及其国际性城市的特征都是什么。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的“网络社会” (Network Society) 范式对通过通讯与交通基础设施而日益网络化的众多特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增长进行了阐述。[7]萨斯基雅·萨森 (Saskia Sassen) 在其“全球化城市” (Global City) 理论中则对跨国公民的流动性以及权力集中到少数大型城市节点的现象进行了详细说明。[8]

除此之外,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将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产生等同于后现代文化的优势地位。[9]下文中, 从现代主义所依赖的机械化大生产向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更大规模定制化的转变, 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建筑与城市的普遍化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旋即为无所不在的、所有事物的标准化与趋同化感到惋惜, 但是, 后现代主义的最后50年带来了统一的解体、不同身份与文化的新价值以及其相应的空间实践。

反对相似性:现代主义之后特征识别的两难困境

查尔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认为, 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艾戈住宅的拆毁象征着现代建筑的结束以及后现代的开启。[10]后现代尽力克服了抹除与单调等遗留问题, 以特色的弱化替代了一般性与重复性。

……毫无特色的城市 (最终) 将成就毫无个性—也就是面面俱到—的人, 是一个类似于马克·罗斯科作品中大型单色表面的摆脱束缚的社会 (甚至从建筑风格中解脱出来) ;大众社会的无限广阔如同无边的天鹅绒、浩瀚的海洋, 使人们甜腻地沉溺于其中。[11]

—安德烈亚·布兰奇, 1968年

安德烈亚·布兰奇 (Andrea Branzi) 论辩的是通过复制的方式概念化和机械性地生产出的一种单调的都市风格。也许这是布兰奇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 但却引领了诸如大卫·哈维等理论家在以“意味着打破规划和发展应致力于大规模、技术合理、简朴且有功效的想法”为特点的城市环境下主张后现代主义。[9]数十年之后, 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 在他的《广谱城市》 (The Generic City) 一文中对千篇一律的城市设计提出了疑问, 并声称“设计必须具有一定的意义”, 并问道什么是“可识别性的不利之处, 换言之, 什么是没有可识别性的有利之处”。他坚称“广谱”就是“当可识别性被剥离时”所剩下的。[12]并非嘲讽, 更可能是真实轶事, 库哈斯说自己是在候机室和飞机上写下了《广谱城市》这篇文章。马克·欧杰 (Marc Augé) 将普遍存在的一般空间体验分类为“非场所” (anthropological place) , 其中, 根深蒂固的“人类学场所”被认为再次或者说依然受到空间抽象概念的威胁。[13]

……时至今日, 区分内部和外部、别处与此处愈加困难。[13]

—马克·欧杰

在后现代性的反作用契机中, 抵抗全球化明显均化势力更为有效和持久, 或许仍存疑的议题之一, 就是什么能够被大致冠以“地域主义”的标签。在提出有关城市差异化的潜在驱动因素的问题时, 似乎需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章—《批判性地域主义:现代建筑和文化可识别性》 (Critical Regionalism:Moder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虽稍有些讽刺意味, 但弗兰姆普敦对全球城市差异进行了理论化, 成为在相关议题方面杰出的理论人物。在挖掘其他“通用技术”种类可能的来源和资源的过程中, 《批判性地域主义》在其更广泛的质疑和信仰声中尚存在一定的可信度。[14]城市, 或至少作为全球网络的枢纽、多元文化汇集的大城市, 相对来说是一种新的现象。继亚历克斯·佐尼斯 (Alex Tzonis) 和丽莲·勒斐芙 (Liliane Lefaivre) 对于《批判性地域主义》的首次连接, 在弗兰姆普敦的这篇文章发表约30年后, 城市如今在其他错综复杂的问题中, 不得不屈服于后殖民环境、移民、商业移民、金融安全避风港、经济和生态不稳定性等一系列事实。[15]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Frederic Jameson) 指责弗兰姆普敦意识到“一种已成为项目本身一部分的必然且刻意的退步, 由为了维持现状所做出的努力组成的呐喊强调出来”。[16]弗兰姆普敦声称批判性地域主义必须保持一种“边缘实践”, 并且其应当作为其中一种后现代主义经久不衰的政治轨迹。弗兰姆普敦引证的有关地域连贯性的久远例证在詹姆森看来“没具有多少强烈的集体性特征, 因为其与全球现代化的全面实行还有相当的距离。”[16]倘若世界上的较大城市成为融合了不同文化的民族的更为全球化的复合体, 那么当思考本世纪城市差异化演变的影响力时, “缔造单一民族国家”的后殖民论述是否仍具有相关性?一般而言, 城市文化的崛起, 以及特定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表明了城市与由单一民族国家定义的文化间的一定距离, 后殖民时期城市中人口多样性的不断增强就是例证, 在这样的环境下, 富人和难民的迁移同样扭曲了城市过往的文化统一性。

如今, 地域主义尚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基于模糊性, 及在“改革和解放运动”和“赞成以独特性及当地建筑特性对抗越来越趋同和理论化的建筑观点”之间的联系, 地域主义作为一种反作用力, 似是而非地被普遍应用到摆脱普遍化的建筑设计中。[15]

詹姆森总结了他对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分析, 严厉批判公司资本主义缺乏真实性。公司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虚伪地模仿文化, 以至于地域“变成全球化的美国迪士尼乐园相关公司的产业, 公司将重新装饰你所拥有的当地建筑, 而事实上你完全可以自己完成这样的工作”。[16]他提醒道, 在晚期资本主义独特的“文化逻辑”中会出现后现代主义的制度化和霸权现象, 从而导致当地甚至区域文化的商品化。詹姆森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无深度文化”, [17]于他而言, 后福特主义是后现代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福特主义和古典帝国主义之地, 换言之, 集中地设计产品并将其借由行政命令强加给新兴的公众”, 后福特主义宁愿“利用计算机技术为独立市场设计定制化产品”。[16]后文将对作为具体结果, 而非普遍结果的中介物的技术潜力予以研究。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 (20世纪) 60年代”期间, 雷纳·班汉姆 (R e y n e r B a n h a m) 提出了第二次机器革命, 预示着“微型化、晶体化、飞机和火箭飞行、特效药和新的日用化工品、电视和计算机”的到来。[18]班汉姆将功能主义等同于理性主义, 他对于机器时代的论述还代表了如今称之为“性能驱动式设计”的谱系。同一时期, 弗兰姆普敦的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含义在于一套信息驱动的方法, 其中弗兰姆普敦“文化与自然”的论证中, 主张建筑和气候、地势、光照、地质构造等具有紧密联系, 呼应了班汉姆的性能驱动式设计方法。

弗兰姆普敦将抽象化 (与具体化相反) 等同于经济和技术危机的空白, 并对以这些假设为依据的现代主义不予理会。在这一论证中, 概念性、抽象化的空间已经毫无留存余地, 而现有空间则是真实且能够直接体验到的。在《批判性地域主义》一文中, 弗兰姆普敦对技术, 甚至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体投影和普世文明象征的通用技术发起攻击, 将技术视为反文化。现在, 在任何拖延“进步”的项目中, 技术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较少为有形的, 因此很少会对城市产生影响。当今的技术相对其当时所谴责的技术的现代主义概念更为信息化。在演示范式转变所依赖的计算方法和工业方法之前, 必须回顾机器范式以及它的支持者、成果和缺陷。

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泰勒的遗赠

此时, 大规模自动标准化的历史渊源及其革新者足以说明这一无处不在的产业范式正经历着巨大破坏。按照安德鲁·尤尔 (Andrew Ure) 在1835年[较之卡尔·马克思 (Karl M a r x) 要早10年]所写的内容, 工厂与作坊的差异明确表达如下:

工厂指定工人按照很多制度进行联合作业……使用刻苦的技能, 生产机器的系统持续不断地由中央发动机驱动……大量的自动化技术由不同机械和智能元件构成, 如同一个生产普通物品的不中断的协奏曲, 所有的一切均服从于自我管理的动力。[19]

受工业革命的影响, 19世纪的新生产方式为服务于大众市场消费的标准化生产铺平了道路。希格弗莱德·吉迪恩 (Sigfried Giedion) 在1948年出版的《机械化的决定作用》 (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A Contribution to an Anonymous History) 一书中, 通过展示机械化屠宰场、面包店和其他工业发展进程, 巩固了其在机械化建造业工业化的先驱地位。[20]

以奠定了生产T型汽车基础的亨利·福特命名的福特主义开始于1909年, 在采用移动式装配流水线过程实现大规模生产之后, 成为贯穿20世纪的“主导产业范式”。[21]福特主义这一术语因在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于1934年所写的《狱中札记》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一文中的出现而流行起来, 该文表述借助于大众市场标准化手段的整个生产过程为工业、社会和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22]福特主义建立在将作业流程科学分解成可测量的、程序化操作系统的“泰勒主义”的前提之下。吉迪恩将装配流水线假定为一个“有机体”, 还相信泰勒的分工作业流程的科学管理。[20]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出现在不同时期, 并且在工业过程中“它们的范围和定位”有所区别, 但均相当于是“从先前批次生产作坊范式中潜在的变革性的脱离”。[23]机械化工厂逐渐取代批次生产作坊, 于是大规模生产在20世纪之初便逐渐缩减手工生产, 因为相对而言, 作坊的产量更小、耗时更多。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大规模生产在 (欧洲) 居于前列的国家和产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并借由旨在维持和稳定需求的凯恩斯 (Keynsian) 政策的引入被强化为一种标准。”[24]福特主义危机的经济基础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但21世纪的城市建设需要做出颠覆性的努力, 以改变标准化建筑的重复生产。

建筑受标准支配。标准集合了逻辑、分析和精确研究, 以阐述合理的问题为基础……标准化受限于所选定的法律, 是经济和社会的必需品。[25]

—勒·柯布西耶, 1923年

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美学是“现代性的代名词”, 福特主义醒目的建筑外观是“标准化、重复、直线性、缺失或装饰”的产物。[26]勒·柯布西耶盲目地迷恋作为大规模生产时代标志的汽车的美学。密斯·凡·德·罗 (Mies van der Rohe) 则提出了建筑和建筑行业工业化形式的概念, 在这种形式中技术产生出了建筑及其文化和语义价值。他致力于工业棚厂和农业建筑, 以拥护所有建筑部件和仅作为装配现场的建筑场地本身的预装配应用。

……任何遗憾未来房屋不再由建筑工匠建造的人应当记住汽车也不再由车匠打造。[27]

—密斯·凡·德·罗, 1924年

所有人热情并信心十足地坚称:“汽车是我们新时代风格的标志”。[25]

—勒·柯布西耶, 1923年

雷纳·班汉姆提到, 在20世纪之初就有作家和哲学家表达了“自文艺复兴之后, 受传统束缚的老旧技术高于一切的感觉逐渐被不受传统约束的更新技术取代”的观点。[1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未来主义的环境是意大利的大规模再开发, 铁路线路和站点连接并进入城市。在美国, 正如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 中所描述的,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对于大规模生产改变社会和城市设计的概念有一种替代方法。弗兰姆普敦描述了赖特对于大规模生产和机器的认识, 以通过因应汽车而形成的定居点的新的分散的聚落形态初步了解城市的深远影响。[28]他的“Usonia”一词描述了一种他预测会出现在美国的平等主义文化, 通过汽车这种新的“民主”的模式, 提倡个人主义。这是其反城市化模型的开始——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理念产生共鸣的“广亩城市”, 提倡“通过更为平等地分配土地上的人口, 以逐渐消除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差异。”[29]

图1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六个分区规划模式本方案主要策略目标在于开发场地未来可能的场景和配置的多样化, 使其能够适应未来不同的投资模式和规划考量。六个分区方案生成了六个概念图和开放绿化空间的图解模型, 每个模式均描画出不同程度的度量比例的组合轮廓, 结合它们对应的城市规划描述土地用途、规划面积和组成。因此城市模型是一个交互工具, 能够在方法论的范畴内与众多分散的未来实现交互, 以此响应Umekita区域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图2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总体规划方案鸟瞰图总体规划方案形成和信息过程中的某一定格。该城市模型强调不同规模、密度、突出类型、颗粒像素化体量、基础设施和开放空间的具体描述, 通过使用多种编程和体量类型成形。不同城市网格和颗粒尺寸合并构成细分模式, 并共同创建出具有差异性的城市场的摩尔纹样

图3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选址范围规划图一系列的选址范围的规划图表明可能方案的变化的驱动参数。这些参数包括点和场地等吸引因素, 与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关系以及近期城市的文脉形态、规划和密度等信息。按照文脉特异性的数据驱动方法, 在每个城市模型中生成相关的体量密度、高度、占地和退让。作为方案与相关受力的直接关联, 这种方法能够使得与城市模型的交互作为激活工具, 并及时根据反馈信息予以更新

在现代主义早期, 建筑师对于机械技术的强烈兴趣导致了在20世纪中期向后现代转变过程中对于技术的反应的抵制。20世纪20年代, 早期的现代主义机械美学的驱动力见证了由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致的“通过福特主义实现大规模繁荣的承诺”的落空, “伴随着标志着它的现代建筑, 失去了它的诱惑力”。[26]普遍的都市风格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业范式的遗留物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因果联系, 而产业范式还存在着决定性的转变, 这至今仍未对21世纪的城市造成影响。

定制化与标准化, 或出现新的工厂模型

所谓的后福特主义争论已经关系到“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导阶段推定的转变”到另一个阶段, 最普遍的是通过渐进性变革的手段, 而不是突然的变革和“纯粹的转折点”。[24]消费模式正在朝着多样性发展, 并且“与作为规模经济基础的标准化存在分歧, 不能简单地通过规模生产方式实现。”[30]后现代性及其晚期资本主义环境已经成为高消费的时期。我们正在见证着新的生产范式的产生, 这种范式是对应于生活方式和文化偏好, 而非对应于社会或经济阶级。考虑到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而更针对个体偏好量身打造的产品的更大差异, 被称之为“弹性专业化”。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化的转变取决于数字和电子控制的引入、弹性劳动力模式、分布式网络、外包, 以及对于市场需求和不稳定性更强的适应性。对于这一转变的夸张描绘, 以及大规模生产和弹性专业化之间的二元性, 是“死板的过去与弹性的未来之间、笨拙的福特主义与弹性专业化”之其一。[24]正如大规模生产并非一夜之间出现的, 一个可靠的转变理论会先于这些辩证法。

图4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复合模型在一组不同模型合并成的复合模型中, 每个模型是由特定的城市参数和意外事件生成。模型的覆盖表明块化的小颗粒有时会累积成更大的体块, 但在其他时候仍作为小的集合体块。在复合模型的每一个模型中, 将按照各种方法设置体块、流线组织和开放空间

从福特主义转向的产业范式正在见证着更小批次生产的革新的可能。伴随新方法、机器和技术, 计算机控制生产代表了何种程度上的新工业革命?计算制造技术的出现显然是一种不均衡分配的范式转变, 并且仍未连根拔除先前的生产范式。[31]在今天的计算设计文化中, 产生了有关设计规程、顾问和专家间信息的可转移性的问题。在“多作者设计”环境中, 一旦发生变化, 在父组件中区域就会进行更新。伴随着设计信息流动分享的可能性, 现今年轻的信息专家在非作者和开放资源文化中增强了放弃原创身份的后现代概念。[32]

从机器到生物的范式转变中的后现代异质性

所有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分散但仍联合的企业, 在共同追求异质性的基础上具有不同立场的多样性。对于现代主义结束后的五十年而言, 建筑文化寻求着背离现代运动的同化力及其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相关产业范式。

1992年, 杰弗里·凯布尼斯 (Jeffrey Kipnis) 撰写了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 在有着争议性标题的《走向新建筑》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一文中, 他论证了异质空间的一种新的空间逻辑。他明确有力地表达出对于“20世纪优秀设计技巧”拼贴的严厉批判。[33]凯布尼斯反对拼贴的观点是针对以矛盾的空间属性的并置和重叠为基础的“不合逻辑”的拼贴进行论证的。凯布尼斯还对柯林·罗 (Colin Rowe) 和弗莱德·科特 (Fred Koetter) 的《拼贴城市》 (Collage City) 作出回应, 在这本著作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城市 (尤其是罗马) 被清晰地表述为多层新、旧城市结构的羊皮纸 (不断擦净重写) , 通过拼贴手段实现的异质模型。拼贴可能被凯布尼斯称为“令人疲惫”, 但考虑到过去半个世纪复杂的范式转变, 尤其是考虑到建筑文化中城市化凸显的优势, 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建立当代空间生产的认识论基础理论。

随着从机械复制到更近似于生物的形成、变异和演变的范式转变, 这些观念的历史经久不衰。建筑中的生物类比可以追溯到1750年, 尽管大约在1800年才由拉马克 (Jean-Baptiste Lamarck) 发明“生物”一词作为生命科学研究所用。[34]在20世纪初期, 苏格兰生态学者, 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盖迪斯 (Patrick Geddes) 爵士远离19世纪的浪漫主义, 秉持其独有的乐观主义 (或乌托邦主义) , 认为城市与技术的关系受到继续发展的变革的限制。[35]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随后接续了从对于技术的机械化理解到将设计定位为作为技术响应的“有机意识形态”的转变。形式和功能并不总是被认为是线性确定的, 事实上当其被理解为表述行为突发情况的相互作用时, 与自然进程并无不同。一直以来, 建筑被认为是有机的, 塑形方式受基因信息的驱动。[36]即便认可概念工具和实现这些概念方法的标准化之间还有差异, 但是城市作为生活、适应和演变的实体概念已牢牢地嵌入当代的认识论中。

差异性不同于多样性。多样性是既有的, 差异性则是由既有的多样性产生……世间万物的发生和出现均和差异的产生顺序存在对应关系—诸如等级、温度、压力、张力、潜在性、强度的差异等。[37]

—吉尔·德勒兹

在其他领域中, 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区别可以概括为对抗柏拉图式谱系的重要转变, “通过差异而非潜在的一致性或模型”作为一致性的指标来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和构象。[38]似乎改变才是唯一不变的, 但改变通常是循序渐进的, 而并非一蹴而就。

今天, 空间不再是事件发生的背景或基础, 而是其中的参与者, 以及不断收获和生成现实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期的过程。空间前所未有地与生命有机体如此相似。[39]

—桑福德·克温特

在最近数十年里, 技术范式重复地依赖于有机的类似体, 而在愈加复杂的时代中, 对于技术机械本质理解的再定位的生物关联仍然难以捉摸和摆脱。

总体规划与交互城市模型

100多年以前, 在《未来主义宣言》中, 马里内蒂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等人带有争议性地提出因城市的非永久性以及为修正和替换城市的机能不良所假设的进步, “每一代人都必须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40]其后不久, 帕特里克·盖迪斯爵士出版了其著作《进化中的城市》 (Cities in Evolution, 1915年) , 结合有关“食物和水的供应来源, (和) 建立定居地的位置”, 提出了如何在城市所处的地形环境下塑造富有生气的城市的理论方法。[41]与此同时, 美学优先的评论者则摒弃了有机的建筑概念, 而城市因其不确定性和引导控制系统, 更加具体地成为交互作用的动态领域。因此, 进化的城市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也不是促进设计的抽象理论。关于现代主义意图利用有限的乌托邦式愿景以有意地消除过去, 斯蒂芬·马歇尔 (Stephen Marshall) 在其著作《城市、设计、进化》 (Cities, Design, Evolution) 中写道:“现代主义不过是进化的城市中最新的表现形式。在现代主义的进化过程中, 它不是现代主义与进化论的个案。”[42]如今每一天都有关于城市变化的说法, 看上去很少会在今天的背景下将城市划分为系统和区域的复杂的进化集合, 因为它们均不是完全稳定或永久的。

图5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体块模型在这一系列的体块模型中, 设计被理解为通过计算界面, 与算法和代码“后台”的交互, 按照要求对模型上色。这些模型的状态为偶然的, 可从3D建模环境中获得原始输出。这些方法的更长期目标是使得设计和反馈过程按照城市规模实现自动化操作

图6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城市形态模型这一系列的城市形态展示了模型设计将城市信息嵌入到关联建模程序和流程中的潜力, 其目的是配置特定的空间差异, 使每个模型都有不同的空间特性和特征。这一建模方法可能在完成主体规划实施多年后, 应用到对大型城市场地的管理, 与模型结合获得更大的交互性, 实现增强的灵活性和及时的响应性。此外, 结合目前经过长时间的收集 (长数据) 所获得的大量数据 (大数据) , 该方法便于将信息的复杂性嵌入到更大型的城市区域的建模环境中

图7日本大阪站Umekita第二开发区景观规划平面开放空间、有顶棚的空间和内部景观规划的复杂叠合。不同的颜色表示可被用于任何生成计划的材料和植物的图案和结构, 适应不同建筑的占地面积和密度。公共开放空间和私人绿化面积可以作为高密度都市生活的呼吸器

图8中国深圳香蜜湖公园系统组织深圳香蜜湖公园规划提议在深圳中心建立一个城市公园, 结合城市中相连的公园和绿化区域形成更大的绿化廊道网络。作为市内的城市公园, 将公园的边缘打造出城市边缘之感, 这样的地形可以使人偶然漫步于公园的郁郁葱葱之中

现代工业已经控制了机器、生产设备的特性, 并使用机器制造机器。[2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1848年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1969年, 结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对自动化“机器协助设计过程”的预测, 马克思的预言被进行了总结概括。[43]进化的能力和过程将产生最优的设计结果。同年, 控制论专家戈登·帕斯克 (Gordon Pask) 提出了设计师应如何发挥作用, 以及设计师与议题之间的关系转向为“设计师和其所设计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 而不是系统和居住于其中的人们的交互作用”。[44]在这一范式中, 设计师不再被定位为控制者或设计的“专制装置”, 而是作为设计产品的设备的设计者。[45]这一轻松的控制系统, 最初被运用到航空控制中, 并最终建立了作为“二阶”控制论的交互性理论, 其中西蒙顿 (Gilbert Simondon) 在“充斥奇异性和积极差异的媒介中信息复生萌芽”的形式中提出其“瞬态过程”的观念, 与从相同塑形的还原和重复过程得出的“原质形态模型”对立。[46]在现今的城市设计论述中, 应推进有关信息如何针对空间差异和异质性, 以及如何处理城市以适应变化的研究。

图9中国深圳香蜜湖公园总规划平面绵延不绝拔地而起的建筑、凉亭、运动和休闲设施, 以及强大的城市边缘赋予公园明确的定义, 选址边缘往南是红荔西路, 往东是香梅路, 往南是侨香路。拔地而起的大楼连接了地面和屋顶, 是公园地面自然地形和可居住的连续倾斜屋顶之间的共同基础。沿着这座“城市”周围的建筑包括农用科学楼、花卉世博会和鲜花商场, 以及其他商业/零售空间 (50 000 m2) , 一个婚礼大厅和餐饮建筑 (6 500 m2) , 以及地面设施, 这其中还包括按原尺寸比例进行缩减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儿童游乐场

科学研究、参数列举和这些参数的量化数学分析是新建筑将在所有情况中必须优先面对的任务。这样我长久以来提及并称之为“参数化建筑”的事物将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几何特征、形式的严格连接, 在等式无法解决其根源问题之处涌现出的幻想的绝对自由, 将赋予这个领域水晶般的光彩。[47]

—路易吉·莫雷蒂, 1957年

正如《规划自适应城市》 (M a s t e r p l a n n i n g t h e Adaptive City) 中所论述的, 总体规划设计作为一组预计未来情况所得的单一图像, 最终是可知且确定的, 缺少了在反馈回路中智能的回应与过程输入。[45]什么才是一个智能的城市模型?纵观20世纪的总体规划, 该模型, 或二维平面的规划都被认为是单一的、静态的和最终的表现, 甚至许多设计过程的理想化、成果化在其建设之前就已经过时了。21世纪初期的城市模型的概念是一台能产生差异的交互机器, 而城市规划的概念以及其指导的交互模型被假定作为多重影响和及时联系的成果。城市化的形成过程中不确定性需要一定的能够临时地明确其命题的方法。

也许对于“建筑遗传算法使用”最令人信服且最具影响力的明确表述是取代了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的曼纽尔·德兰达 (Manuel De Landa) 的理论。[48]他赞美了“进化的模拟”的潜力, 通过自下而上的算法对“培养”新的形式和安排进行了预测。也许人类曾经创造过的最为复杂的实体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型城市。城市内的居住人数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并且这一数字仍在攀升, 由此看来, 似乎城市的动态算法行为、设计和城市复杂性管理的模拟流畅性至关重要。

城市智能与智慧城市

电话:没有墙壁阻隔的讲话。留声机:没有墙壁阻断的音乐厅。照相:没有墙壁阻碍的博物馆。电灯:没有墙壁的空间。电影、广播和电视:没有墙壁阻挡的教室。作为食物采集者的人, 如同信息收集者一般不合时宜地再次出现。在这样的情境下, 电子人仍然是像旧石器时代的先祖那样的游牧人。[49]

—马歇尔·麦克卢汉, 1964年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进入电气化时代, 并将继续对城市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对于为社区福利的大肆宣传, 以及一些关于控制和监视可能的滥用情况的警报, 将“普适计算”嵌入到当代城市中, 对智能和智慧之间的区别需要加以说明。[50]通过大数据反馈的动态行为, 结合城市技术如何让城市“更安全、更清洁以及更高效”的所有乐观主义, 正在发展着关于智慧城市的论述。[51]那些大肆的宣传, 可能会误导20世纪 (现代主义者) 对于功能城市的梦想的复现。这一发展轨迹需要结合基础设施系统、从罗马建筑到城市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出现的规划者、19世纪工业革命的历史予以考量。无论是在伊尔德方斯·塞尔达 (Ildefons Cerdà) 的巴塞罗那还是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zer Howard) 的花园城市抑或许多其他案例, 在过去的200年中, 城市的历史一直是对社会进行改善。改善可能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功能性。如今对性能的强调仍然带有接受了科学论断洗礼的主观性。

嵌入控制论并向反应系统发展的智慧系统, 其容量受限于自我调整, 并且也许需从使用模式开始学习。许多城市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旨在解决问题和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 减少浪费和降低成本。世界上的城市、生态、资源等相互关联的更大范围的问题滋生出有关文化、社会、自然, 或是我们如今简略为“人类世”一词的联系和同步性问题。[52]

本文关注的是将更长期的进化改变与短期反应以及在组织属性内形成特性的城市的能力理论化, 而不是简单的反应和调整。智慧是关于流动的快速性, 尽管城市系统存在动态性, 但城市的适应性和更长期的改变关注的是它们将如何快速地适应和处理可预测、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

智慧城市需要方法和工具去构建智能能力以捕捉、处理、反馈数据, 而不是通过用于管理的新陈代谢的知觉简单地争取更高的效率。文化 (和城市) 和自然的进化在速度上有所差异, 但如果只是类比, 它们可以说是共享着信息的基因传递的关系。[53]鉴于此, “智慧”模型限制在城市系统的高效流动性方面。如果我们把城市作为一个具有更复杂的形成、反馈和处理的行为和过程长期建造, 那么这个组织甚至是有机体是可以进行学习的。如此, 要驾驭、设计和管理令空间具体化的复杂力量, 智能是一种必需品, 而不是简单的智慧系统和模型。

适用于城市化的计算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有可能在本文介绍的案例研究项目中得到解决。当构思并实施静态主体规划时, 可能就有关处理城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方面探询主体规划的技巧和做法的合理性。因为城市本身在本质和结构上就是算法的, 如此算法建模是否能令城市化进化的相关方法和工具更具适应性和响应性?如果该问题扩展开来, 能生成互动城市模型的命题, 其智能能力包含多种可能的设计结果, 该种命题可能确实具有对抗全球范围内城市中无所不在的匀质性的力量。

图10中国深圳香蜜湖公园系统图这一系列的图表描述了本方案的材料部署、路线选择、活动和体量系统。行人、自行车、道路和水文的流线沿着城市边缘从普通屋顶、从公园的西北角的山上进行发散。不同的运动设施和更小型的建筑由不同的种植图案和材料纹理细分开来。建模过程根据公园的地形、水文和植被情况进行, 与一个为所有路网系统、材料和体量部署提供地形指南和模式的三维网格有关

图11中国深圳香蜜湖公园几何细分图案这些图显示了几何细分图案和路线选择轨迹的关系。比如通道的铺路材料可以配置一种高度细分的材料纹理, 或者可以在图案中雕刻其轨迹。除了表面材料细分问题以外, 这些材质还会与花架、建筑体量、地面层的运动及其他活动进行全局配置

桑福德·克温特 (Sanford Kwinter) 就雷姆·库哈斯的《大》 (Bigness) 及《城市主义怎么了》 (What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撰文, 宣称建筑学“不愿对抗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些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塑形力量”是需要关注的最重要问题, 相当于理解不仅为了大尺度的思考和行动的潜能, 也在于“对象的复杂性更精确和直接的关系”。[39]库哈斯《大》所倡导的是“放弃硬性控制”。放弃什么, 问克温特就会得到夸张的回答, “我们知道, 放弃复杂性, 塑形的力量就如同置身冲浪者的波浪边缘的控制论幽灵一般摇摆不定”。[39]

原型化城市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如布兰科·科瓦塞维奇 (Branko Koralevic) 所言的“产业导向的扩张”, 他陈述了如何“……以一种矛盾的方式, 数字化的新技术和方法使得制造重申了手工艺早已被人遗忘的概念, 带来了提取物质本质, 并通过对其调配以产生特定效果的愿景”, [54]7这种原型化的文化对于城市可能意味着什么?新兴的范式和方法, 及其提高特定城市语境的独特性, 可能用于非标准化制造的原型化方法。通过应用原型化过程, 目的在于制定一个连贯的论述及其相关工具箱, 以达到定制设计输出, 而不是统一和重复的产品。哪些材料制造工艺将在21世纪的城市中产生呢?新的数字增长和材料利益增殖会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对城市化?

是否有任何不是参数化的建筑, 即生成和组织涉及不同的约束和标准?鉴于此, 考虑到城市系统的关联逻辑, 以及多变力量和突发事件的协调, 所有的城市也都是参数化的。具有可变性的城市内涵远远超越复杂的正式演习, 并且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将差分逻辑安装到另外一个重复生产模式的模式。城市的早期计算设计研究在事后可能被看作是关于超大型规模的建筑的研究。鉴于本文中提及的案例研究项目的具体选址方法,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 当驱动当地源数据时, 在城市设计和总体规划中可以采取并嵌入城市及其所包含的建筑、景观、气候等特定属性的方式。至少, 这些项目都成功避免了通过福特主义标准化进行城市化生产的空间分布。

在一些盲点方面, 技术往往具有力量, 虽然技术只能通过其创新发明者和使用者去改变社会, 但它的作用是自发的、不断发展的, 以及确定的。[55]摆脱设计、分析、模拟以及材料生产技术等在建筑和城市化影响中的局限,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 以及物理与交通网络转型的复合效应, 所有的架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城市确实是人类所设计和建造的最具活力的和复杂的结构, 因此需要能够通过设计界面和生产系统进行利用和调节的具有复杂性的高阶工具。

总之, 现今的智能化互动城市模型建设中, 存在着巨大的技术潜力, 将此作为无缝的工作流程的一部分, 使得生产系统自动化, 将材料原型工具拓展到城市尺度中。如果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使得现代主义建筑乃至现代主义城市成为了可能,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纪的城市的认识论和技术基础将会伴随智能化、自动化的设计和生产系统进行生成、发展和进化。与以往相比, 在这个城市世纪, 无处不在的城市性需要新的方法来应对在全球化的时代城市主义的同质化。事实证明, 后现代性的遗产, 失去文化可识别性的焦虑, 都不会在与其相关的国家、地区和语境中被发现。相反, 在这个通过应用计算设计和生产工具的复杂世界, 可识别性则可被恢复、塑造和创新。交互建模解决了自适应城市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 在向一个新的产业模式的转变中, 原型化城市的特异性的可能性会是下一代城市规划专家们关注的焦点。古往今来, 确定一个城市的未来的问题—什么使得城市具有特异性—依然存在。由此得出进一步的问题, 如何在21世纪初始之际提高独特的空间和系统的具体化?随着朝向特色都市主义的轨道被推展开来, 城市广阔的、看似势不可挡的建设程度可能确实从一般性和可重复性中分离了出来, 以追求特定的和不同属性的生产。[56]

"The shift from an empirical, tradition-bound technics to an experimental mode has opened up such new realms as those of nuclear energy, supersonic transportation, cybernetic intelligence, and instantaneous distant communication."[1]

—Lewis Mumford, 1944

As the theorization of a research problematic focusing on the limitations of masterplanning,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ubiquitous uniformity of citi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mitigation with prototyping multiple futures, specified to local contingencies and constraints.[2]These two issues are understood as workflow between the interaction with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ts automated prototyping and material realization.As a hypothesis, the interactive urban model is conceived as a tool with which to achieve heterogeneous design outcomes, as well as for interaction with indeterminate urban conditions towards developing adaptive capacities for urban design and urban masterplanning.The current ongoing transitions in industrial paradigm from mass produced standardization towards non-standard customization, as speculated in this paper and its featured projects, jointly investigate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se material technologies for the c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design research presented explicates innovative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ologies, substantiated by a broad scholarly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computational design approaches to urbanism.A cor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s of particular design technologies upon the city.Through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survey of the shift in industrial paradigm, the essay, along with its exemplifying projects, speculate on current tendencies and potentials for the relation of technology to the culture of cities.

The following two design projects, by OCEAN CN Consultancy Network, address the notion of an interactive urban model, and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computation and fabrication technologies upo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ty.These projects share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themes.Both are large scale pro jects, of varying scales and sizes, The first is an adaptable 7 hectare masterplan in Osaka, Japan (1) ;and the second is an urban park in Shenzhen, China (2) .

Several issues and questions arise in relation to the histories and theoretical legacies of these projects as the discursive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se projects are situated.This essay aims to unpack some trajectories from the past, as well as the current transitions of industrial paradigm towards a projective approach to urbanism which emphasizes the large scale materialization of heterogeneous spaces, systems and experiences.

The Global Complexity of Similitude, Everywhere

Given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and persistent pace of urbanisation in this new century, one of the central challenges facing architects and urbanists worldwide, i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Dilemma of Similitude.At the core of this problem lies the legacy of mechanization of standardis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which had persisted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Cities are still, even more than ever, being conceived and built through reductiv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al methods.As a means by which to challenge, potentially mitigate and veer towards an alternative mode of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methods by which the identity and character of cities can be"amplified and differentiated, to become identifi able rather than indistinguishable".[2]

"The era of the great mechanised individuals has begun, and the rest is palaeontology…therefore we claim to be the primitives of a sensibility that has been completely overhauled."[3]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909

Le Corbusier announced, in 1923, the"house is a machine for living in".[4]To where might we find the sources of the mechanical paradigm for its urban equivalent to the domestic machine?The notion of the city as a machine is declared some two decades earlier than Le Corbusier's domestic agenda, in The Futurist Manifesto,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go.Today, the behaviour of cities is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natural processes than with mechanical efficacy.Mechanical technology need not be the focus of blame for the ubiquitous problem of similitude, but rather this is moreover an issue of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Since the time of ancient empires and civilisations, networks have always been the catalyst for the extensive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5]Cities are the platform for the collaborative exchange and further compounding and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perhaps analogous to the co-dependencies of species cohabiting a coral reef.[6]In the 1980s and 90s, urbanists and cultural theoreticians alike, were anxious to make sense of the forces which shape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racter of its global cities.Manuel Castells'Network Society paradigm helps to explain the growth of vast Megacities in a world which is increasingly network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7]Saskia Sassen explicated the mo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itizen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to a few large urban nodes, in her theorization of the Global City.[8]

Among others, David Harvey equates the emergence of post-Fordist economies with the ascendance of post-modern culture.[9]Later in this article, the shift from modernism's dependency on mechanized mass production, towards greater customization of lifestyles and consumable products will problematize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cities worldwide.At once we bemoa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everything, everywhere, yet the last 50 years of Postmodernism has brought about the fragmentation of unity, and a new valorisation of diverse identities and cultur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patial practices.

Against Similitude:The Dilemmas of Identity Making after Modernism

Charles Jencks declared the symbolic end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onset of post-modernity, to be precisely 3:32pm on 15 July 1972, the time at which the Pruitt-Igoe Housing project in St.Louis, Missouri, was demolished.[10]Postmodernity has grappled with the legacies of erasure and blankness, positing the attenuation of the specific as the alternatives to the general and reproducible.

"…a city without qualities for a man (finally) without qualities–that is, without compromise--a freed society (freed even from architecture) similar to the great monochrome surfaces of Mark Rothko;vast velvet, open oceans in which the sweet drowning of man within the immense dimensions of mass society is represented."[11]

—Andrea Branzi, 1968Andrea Branzi's polemic is one of a blank urbanity produced conceptually, and mechanically, by reproduction.Perhaps it was Branzi's brand of commentary on modernism which leads theorists like David Harvey to contend post-modernism in the urban context to be characterised by a"signifying break with the idea that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large-scale, technologically rational, austere and functionally efficient".[9]Some decades later, his The Generic City essay, Rem Koolhaas queried the convergence of sameness of cities and asserted, "it must mean something", asking what are"the disadvantages of identity, and conversely,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blankness?"He asserts the Generic remains"when identity is stripped".[12]With little irony, and more likely a factual anecdote, Koolhaas states he wrote The Generic City in airport lounges and onboard flights.Marc Augé's taxonomy for the ubiquity of generic spatial experiences is the"non-place", in which the rootedness of"anthropological place"is perceived to be under threat, again, or still, by the abstraction of space.[13]

"…it 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by the da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the exterior, the elsewhere and the here."[13]

—Marc Augé

Amongst these reactionary moments of postmodernity, one of the more potent and enduring, yet perhaps questionable, agendas of resistance to the apparent homogenising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is what can broadly be branded Regionalism.In asking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potential driver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ities, it seems pertinent to look back to Kenneth Frampton's formulation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1980s, in seminal text, Critical Regionalism:Moder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Frampton arises, albeit with some irony, as a pre-eminent theoretical kingpin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orizing difference of globalized cities.In mining for possible sources and inputs for variations of otherwise"universal techniques", Critical Regionalism may present some credence, amidst the troubling conservatism of his broader arguments and beliefs.[14]Cities are relatively a new phenomenon, or at least large, multi-cultural cities, which act as hubs within global networks.Following on from Alex Tzonis and Liliane Lefaivre's first articulation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some thirty years hence Frampton's text, cities now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immigration, economic migration, financial safe haven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stability, among other complexities.[15]

Frederic Jameson accuses Frampton of being aware that"a certain deliberate retrogression is built into the project itself, where it is underscored by the slogan of an arrière-garde or rearguard action".[16]Frampton asserts that Critical Regionalism must remain a"marginal practice", and Critical Regionalism remains as one of the enduring political trajectories of postmodernism.The remote exemplars of regional coherence cited by Frampton are, in Jameson's view, "not so much characterised by the emergence of strong collective identities as they are by their relative distance from the full force of global modernisation."[16]If the world's larger cities are composites of even more cosmopolitan mixtures of peopl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is thi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of"forging the nation state"still relevant when considering the forces of differentiation of cities in this century?The rise of urban culture, in general, and the culture and lifestyles of particular cities, point towards a distancing of the city to culture as defined by the nation state, evident by increasing demographic diversity in cities, in a postcolonial era, in which mobility of the rich and refugees equally distort the past cultural unity of cities.

Regionalism today has some deeply problematic facets to it.As a reaction, regionalism has, paradoxically, been applied universally as a retreat from universalisation, based on ambiguity, its associations lying between, "movements of reform and liberation", as well as"upholding the individual and local architectonic features against more universal and abstract ones."[15]Jameson concludes his analysis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with a scathing critique of the dearth of authenticity in corporate capitalism, characterized by its disingenuous simulation of culture, such that the regional"becomes the business of global American Disneyland-related corporations, who will redo your own native architecture for you more exactly than you can do it yourself."[16]He warns of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hegemony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distinctive"cultural logic"of late capitalism, and thu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ocal and regional cultures.Jameson nominates post-modernism as"depthless culture".[17]For Jameson, Post-Fordism is synonymous with postmodernity and late capitalism."Where Fordism and classical imperialism, in other words, designed their products centrally and then imposed them by fiat on an emergent public", Post-Fordism rather"puts computer technology to work by customdesigning its products for individual markets".[16]Later in this article,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as the mediator of specific outcomes, rather than universal ones, will be investigated.

Nominated by Reyner Banham during the"Fabulous Sixties", the second machine age heralded"miniaturisation, transistorisation, jet and rocket travel, wonder drugs and new domestic chemistries, television and the computer".[18]Banham equated functionalism with rationalism, yet his discourse on the machine ages, represents the genealogy of what today is named performative design.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Frampton's Critical Regionalism, is an information driven set of methods, in which Frampton's"culture vs.nature"argument, where he argues for architecture's association to climate, topography, light, tectonics etc., echoing Banham's performance driven design approach.

Frampton equates abstraction (the enemy of the concreteness of place) with the vacuity of economic and technical exigencies, and dismisses modernism based on these assumptions.There is no space left for space in this argument, in which space is conceptual, and thus abstract, and existing places are real and can be experienced, directly.In Critical Regionalism, Frampton attacked technology, and universal techniques as the projection of historic totality and emblematic of universal civilization, and thus he sees technology as anti-cultural.Today, the relation of technology and urbanism, in any lingering projects of"progress", are less physical and thus would have a lesser impact on cities.Technology today is more informational than the modernist notions of technology castigated by Frampton.Prior to demonstrating the computational and industrial methods by which this paradigm shift depends, one must retur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echanical paradigm, its proponents, achievements and pitfalls.

The Legacies of Henry Ford and Frederick Taylor

At this junctur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utomated standardization on a mass scale, and its innovators, will serve to clarify this pervasive industrial paradigm,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great disruption.According to Andrew Ure, writing over a decade earlier than Karl Marx, in 1835, the distinction of the factory from the workshop is articulated as follows.

"The factory designates the combined operation of many orders of workpeople…in tending with assiduous skill a system of productive machines continuously impelled by a central power…a vast automation, composed of various mechanical and intellectual organs, acting in an uninterrupted concert for the production of a common object, all of them being subordinated to a self-regulated moving force."[19]

Incit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manufacturing method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ved the way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ion for consumption by mass markets.Sigfried Giedion, in 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A Contribution to an Anonymous History (1948) , consolidates his heralding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 mechanized construction industry, earlier in the century, through demonstrations of mechanised slaughterhouses, bakeries and other industrialised processes.[20]

Fordism, named af ter Henr y Ford, who based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del T car, starting in 1909, upon mass production through mobile assembly line processes, has been the"dominant industrial paradigm"throughout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21]The term Fordism was popularized by Antonio Gramsci in 1934 in his essay Americanism and Fordism, in his Prison Notebooks, representing the entire productive process by means of standardization for the mass market, dramatically altering industry, society and cities.[22]Fordism is premised on"Taylorism", the scientific decomposition of the work process into a system of measurable, routinised operations.Giedion rather posited the assembly line as an"organism", yet he credits Taylor's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segmented work processes.[20]Taylorism and Fordism occurr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their scope and location"in industrial processes differed, yet each amounted to"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departures from the previous paradigm of batch-production workshops."[23]Mass production gradually curtailed craft productio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mechanized factory slowly replacing the batch production workshop--whose yields were limited to smaller quantities which were more time consuming to produce.By the 1920s and 1930s, "mass production dominated the leading countries and leading industries (in Europe) , and was reinforced as a standar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Keynsian policies designed to sustain and stabilise demand."[24]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crisis of Fordism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but city build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quires a game-changing effort to shift away from repetitive production of standardised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is governed by standards.Standards are a matter of logic, analysis and precise study.Standards are based on a problem which has been well stated…Standardisation is imposed by the law of selection and i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necessity."[25]

—Le Corbusier, 1923

The aesthetics of standardized mass production was"synonymous with modernity", and the efficient looking architecture of Fordism was a product of"standardization, repetition, rectilinearity, and lack or ornamentation".[26]Le Corbusier fetishized the aesthetics of the car, as the emblem of the era of mass production.Mies van der Rohe promoted the notion of industrialised forms of building and the building industry, in which technology generates the architecture and its cultural and semantic value.He turned to industrial hangars and agricultural buildings to champ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ion of all the building's parts, and the building site itself the site only of assembly.

"…whoever regrets that the house of the future can no longer be constructed by building craftsmen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motor-car is no longer built by the wheelwright."[27]

—Mies van der Rohe, 1924

"Everyone asserts with conviction and enthusiasm:"The motor-car marks the style of our epoch."[25]

—Le Corbusier, 1923

Reyner Banham notes the"sense of the overriding of an old, traditionbound technology, unchanged since the Renaissance, by a newer one without traditions"was expressed by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8]The context of Futurism, prior to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the wholesale redevelopment of Italy with railway lines and stations linking and entering cities.In the American context, the notion of mass production changing society and urban design ha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y Frank Lloyd Wright, as described by Kenneth Frampton in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Frampton describes Wright's recognition of mass production and of the machine to initiate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city through a new dispersed form of settlement made possible by the automobile.[28]His term"Usonia"described an egalitarian culture which he forecasted would emer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ing individualism through this new"democratic"mode of transportation, the automobile.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his anti-urban model:Broadacre City which resonated the central concept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1848, advocating"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by a more equ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land."[29]

The euphoric love affair between architects and mechanistic technology in early modernism, leading to a backlash of dystopic reaction to technology in the midcentury shift to postmodernity.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chine aesthetic of early modernism in the 1920s saw the waning of"the promise of mass prosperity through Fordism", which by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had lost its allure, along with the modern architecture that symbolized it."[26]There is a lingering causal connection of universal urbanity to the legacy of the industrial paradigm of standardized mass-production, yet there is a definitive shift in industrial paradigm, yet this has not as yet impacted itself onto the twenty-fi rst century city.

Custom vs.Standard, o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kshop Model

The so-called Post-Fordist debate has concerned the"putative transition from one dominan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to another, most generally through evolutionary change, rather than abrupt changes and"absolute turning points".[24]Consumption patterns are evolving towards increasing variation, and are"at odds with standardisation, the basi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annot be easily satisfied through mass production methods."[30]Post-modernity, and its context of late capitalism has been a period of heightened consumerism.We are witnessing new paradigms of production, which respond to lifestyles and cultural preferences, rather than to social or economic class.Given this increasing demand for greater differentiation of products tailored more specifically to individual preferences is called"flexible specialization".The transition from mass-production to mass-customisation depend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numerical and electronic control, flexible labour patterns, distributed networks, outsourcing, greater pliancy towards market demands and instabilities.The caricature of this transition, and the duality between mass production and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s one of a"rigid past versus a flexible future, unskilled Fordism versus flexible specialization".[24]Just as mass production did not emerge overnight, a credible theory of transition will forego these dialectics.

The industrial paradigm towards which this shift from Fordism is turning is seeing a renovated possibility of smaller batch production.To what extent does the paradigm of computer controlled production, along with its new methods, machines and techniques, represent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inception of computational fabrication technologies is evidently also an unevenly distributed paradigm shift, and one which has not uprooted earlier production paradigms.[31]In today's computational design culture, issues arise concerning the transferability of information across design disciplines, consultants and specialists.In a"multi-authored design"environment, changes in once area is updated in the parent components.The postmodern notion of the relinquishing of authorship, is amplified with the possibilities of fluid sharing of design information, in the non-authorial and open source culture of today's young digerati.[32]

P o s t m o d e r n H e t e r o g e n e i t y i n t h e P a r a d i gm S h i f t f r o m t h e M echanical to the Biological

All of Postmodernism is in effect, a fragmented, yet still a collective enterprise, of a multiplicity of positions on a shared pursuit of heterogeneity.For fifty years since the demise of Modernism, architectural culture has sought to diverge from the homogenising force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and its associated industrial paradigms of standardised mass production.

In 1992, Jeffrey Kipnis writes a seminal article, titled polemically,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in which he argues for a new spatial logic for heterogeneous space.He articulated a scathing critique of collage as"the preeminent design technique of the 20th century".[33]Kipnis'position against collage is argued on the effects of collage being"incoherent", which are based on juxtaposition and superimposition of contradictory spatial attributes.Kipnis is also responding to Colin Rowe and Fred Koetter's Collage City, in which the historic European city (Rome in particular) is articulated as the palimpsest of a multiple layers new and ancient urban fabric, and a model of heterogeneity through collage.Collage may be"exhausted"as Kipnis claimed, yet given the complex paradigm shifts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theorise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the contemporary production of space, especially given the emerging pre-eminence of urbanism within architectural culture.

As the transition from a paradigm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o one more akin to biological speciation, mutation and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such notions is an enduring one.Analogies of the biological in architecture date as far back as 1750, although the term biology, a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life, was coined by Lamarck around 1800.[34]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cottish ecologist, architect and planner, Sir Patrick Geddes, distanced himself from nineteenth century romantics, and his brand of optimism, or utopianism, understood the city's relationship to technology, as one which was sub jected to ongoing evolutionary change.[35]Lewis Mumford followed on to articulate a shift from a mechanical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to an"organic ideology"in which design is positioned as a technological response.Form and Function were not always seen as linearly deterministic, in fact, when understood as an interaction of performative contingencies, not unlike natural processes.Architecture has long been conceived as organic, and driven by genetic information in how it takes shape.[36]The notion of the city as a living, adapting and evolving entity is firmly embedded into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yet a gap exists between the acceptance of conceptual apparatus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methods to achieve these concepts.

"Difference is not diversity.Diversity is given, but difference is that by which the given is given…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nd everything that appears is correlated with orders of difference:difference of level, temperature, pressure, tension, potential, difference of intensity."[37]

—Gilles Deleuze

Just as in other fields, the distinction of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encapsulates an important shift, which confronts the Platonic lineage, of the world increasingly understood and constructed"through differentials rather than underlying uniformities or models"which serve as indices of uniformity.[38]Change, it seems, is the only constant, but change most often occurs in gradients, rather than in great leaps.

"Space today is no longer a backdrop or a foundation for events but a participant, and unstable and unpredictable process that both harvests and produces reality on the run.Space has never before so dramatically resembled a living organism."[39]

—Sanford Kwinter

In recent decades,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have repeatedly relied upon organic analogies, and biological associations for a reorientation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cal nature of technology, in an era where complexity is increasingly embraced, yet still elusive and unharnessed.

Masterplanning vs.Interactive Urban Models

In The Futurist Manifesto, over 100 years ago, Marinetti et al.polemically declared how"each generation will have to build its own city", due to the impermanence of the city, and the presumed advancements by which it corrects and replaces its dysfunctionalities.[40]Shortly afterwards, Sir Patrick Geddes published his book, Cities in Evolution (1915) , theorising how the topographical context of cities informs and shape them, in relation to"where food and water supplies came from, (and) where the settlement was established".[41]Whilst the notion of architecture as organic has often be dismissed by critics as an aesthetic preference, whilst the city is more concretely as a dynamic field of interactions, their indeterminacies and their guiding control systems.Evolutionary Urbanism, therefore, is not a new idea, nor one to bring to design as an abstract theorisation.As much as Modernism aimed for finite utopian visions, with the intention to erase the past, Stephen Marshall writes, in his book, Cities, Design, Evolution:"odernism is just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evolutionary urbanism.It is not so much a case of Modernism versus Evolution, as Modernism in Evolution."[42]In today's everyday parlance about how cities change, there seems little which is extraordinary today in classifying the city as a complex, evolving set of systems and states, none of which are entirely stable, nor permanent.

"Modern Industry had therefore itself to take in hand the machine, its characteristic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and to construct machines by machines."[29]

—Karl Marx, Das Capital, 1848

Over a century later, Marx's prediction was recapitulated in 1969, with Nicholas Negroponte forecasting the inception of automated"machines to assist the design process".[43]It is the evolutionary capacities and processes which will generate optimal design outcomes.Also in 1969, the cybernetician Gordon Pask, noted how the role of the designer and his or her relation to the subject was turning toward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signer and the system he designs, rather tha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people who inhabit it".[44]In this diagram, the designer is not longer positioned as the controller, or"authoritarian apparatus"of the design, but rather, the designer is now the designer of the apparatus which will in design the product.[45]In this light cybernetic systems, initially applied towards aviation control, and eventually theorised as interactivity in"second order"cybernetics, in which Simondon's positions his concept of a"temporal process"within which form is a"recurrent germ of information in a medium already rife with singularities and energetic differences", in opposition to the"hylemorphic model", born from a reductive and repetitive process of identical molding.[46]In today's design discourses regarding the city, research is advancing on how information can targe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heterogeneity, as well as how to manage how cities adapt to change.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enumeration of the parameters, and the quantitativ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these parameters are tasks that the new architecture will have to face, in an a priori manner in every case.In this way what I have long solicited and call'parametric architecture'will be born.Its ineluctable geometric character, its rigorous concatenation of forms, the absolute freedom of fantasy that will spring up in places where equations cannot fi x their own roots, will give it a crystal splendor."[47]

—Luigi Moretti, 1957

As theorized in Masterplanning the Adaptive City, the masterplan, as a singular image of a set of projected conditions of the future, and one which is ultimately knowable and determinable, lacks the intelligence to respond and process input in a feedback loop.[45]What then is an intelligent urban model?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masterplanning, the model, or two dimensional plan, was understood to be a static and fi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ngular, and even ideal, outcome of a design process, most often obsolete before it is built.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ption of the urban model is one of an interactive machine for issuing variance, and as such, the notion of an urban plan, and its guiding interactive model, is postulated as the outcome (s) of multiple influences and associations in time.The indeterminacies of the formative processes of urbanism require methods which specify its propositions provisionally.

Perhaps the most cogent and impactful articulation of"the use of the genetic algorithm in architecture"is Manuel De Landa's supplanting of Gilles Deleuze's theorization.[48]He celebrated the potentials of"evolutionary simulation", predicated on"breeding"new forms and arrangements through bottom-up algorithmic methods.Perhaps the most complex entity mankind has ever created are the world's large cities.With over half the planet's population living in cities, and this figure only rising, it seems crucial to become fluent with the simulation of the dynamic algorithmic behaviours of cities, and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plexity of cities.

Urban Intelligence vs.Smart Cities

"The telephone:speech without walls.The phonography:music hall without walls.The photograph:museum without walls.The electric light:space without walls.The movie, radio and TV:classroom without walls.Man the food-gatherer reappears incongruously as information-gatherer.In this role, electronic man is no less a nomad than his Paleolithic ancestors."[49]

—Marshall Mc Luhan, 1964

The electrification of nearly everything has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transformative repercussions on cities.For all the hype for the benefits for community, as well as some alarm concerning the possible misuse of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ver the embedding of"pervasive computing"into the contemporary city, a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smartness needs to be stated.[50]The discourse on smart cities is developing, and with all the optimism of how urban technologies will make cities"safer, cleaner, and above all, more efficient", through the sensing of dynamic behaviours through feedback with big data.[51]Those on the side of hype, may be obfuscating the recurrent (Modernist) dream of the Functionalist Cit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is trajector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with the history of infrastructural systems, from the Romans to the utopianism of cities, and their emerging planner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hether in Ildefons Cerdà's Barcelona or Ebenzer Howard's Garden Cities, or many other examples,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in the last 200 years has been to ameliorate society.Betterment may not imply better functionality.Today's emphasis on performance remains subjective, with a washing of scientifi c discourse.

Smart systems embed cybernetic control towards reactive systems, whose capacities are limited to self-adjusting, and perhaps learning from patterns of use.Much of 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towards solving problems and targeting efficiencies of minimizing time, reducing waste and cost.The larger questions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world's cities, ecologies, resources etc.beg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association and synchronicity of culture, society and nature, or what we abbreviate today by the term, "the anthropocene".[52]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orising longer term evolutionary change versus short term responsiveness, and the capacity for cities to evolve specificities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not simply reaction and adjustment.Smartness is about rapidness of flow and despite the dynamic behaviours of urban systems, adaptability and longer term change of cities concerns how they become more resilient to contingencies which can be forecasted, as well as the unforeseeable and indeterminable.

Smart Cities need methods and tools which build in intelligent capacities to the capturing, processing, feedback of data, not simply to argue for greater efficiency, through sentience applied towards regulatory metabolism.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ities) and nature differ on the basis of speed, yet they share, if only analogically, relations of genetic transfer of information.[53]In this light"smart"models are limited to efficient fluidity of the city's systems.If we think of the city as a longer term construct, with more complex behaviours and processes of formation, feedback and processing, it is then an organization, or even an organism, which can learn.In this light, to harness, design and manage the complex forces making space take shape necessitate working with intelligent, rather than simply smart systems and models.

Computational methods applied to urbanism raise a series of questions, potentially addressed in the case study project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The adequacy of the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of materplanning, when conceived and executed as static masterplans, can be queried regarding their capacity to address the complexities and indeterminacies of cities.As cities are in themselves algorithmic in their nature and structure, in which ways can algorithmic modeling enable a more adaptable and responsive set of methods and tools by which to engage in the evolution of urbanism?If his question is extended, the proposition of an interactive urban model, and its intelligent capacity to yield multiple possible design outcomes, may indeed have the power to confront the ubiquitous and uniformity in cities worldwide.

Sanford Kwinter, writing on Rem Koolhaas's Bigness and What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texts, claims that architecture's"unwillingness to confront the primary shaping forces of our time, modernisation and urbanisation"is a paramount concern, in what amounts to an understanding not only for the potential of large scale thinking and action, but also to"a far more precise and direct relationship to the object's complexity".[39]Koolhaas'Bigness championed the"relinquishing of hard control".Relinquishing what, asks Kwinter, rhetorically answering, "relinquishing to complexity, we learn, the shaping force that hovers like a cybernetic ghost at the edge of that surfer's wave".[39]

Prototyping the City

We are witnessing an"industr y-oriented broadening"according to Branko Koralevic, who states how"…in a paradoxical way, the new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digitally enabled making are reaffirming the long forgotten notions of craft, resulting from a desire to extract intrinsic qualities of material and deploy them for particular effect."[54]What might this culture of prototyping mean for cities?The emerging paradigms and methods, with which to heighten the distinctness of specific urban locales may be located in prototyping methods of non-standard fabrication.Through applications of prototyping processes, the intention is to formulate a coherent discourse, and its associated toolbox, aiming for customised design output, rather than uniform and repetitive production.By which material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will cities of the 21st century be produced?In which ways and to what extent is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digit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addressing urbanism?

Is there any architecture which is not parametric, i.e.generated and organized in relation to varied constraints and criteria?In this light, given the associative logic of urban system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variable forces and contingencies, all cities are also parametric.The urban implications of variability exceed complex formal maneuvers, and can be understood as a mode in which to install differential logic into an otherwise repetitive mode of production.Since the early days of computational design research on the city, which may be viewed in hindsight as oversized large scale architecture.Given the site specific methodologies of the case study projects featured in this text, there are clear indications of the ways in which urban design and masterplanning can take on and embed specific attributes of cities, their architecture, landscapes, climates etc., when driven by locally sourced data.At the least, these projects diverge from the spatial uniformity of urbanism produced through Fordist standardization.

Amidst some blind spots, technology often has the power, though only through its innovative inventors and users, to change society, and its effects can be autonomous and evolving, as well as deterministic.[55]Looking beyond the impact of design, analysis, simula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the compounding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transport network infrastructures, have all had an immeasurable impact upon how architecture is practiced in a globalized world.Cities are indeed the most dynamic and complex constructs ever conceived and built by humankind, and as such, need tools by which high orders of complexity can be harnessed and mediated through design interfaces and production systems.

致使概念的原型范畴研究 第2篇

致使概念的原型范畴研究

致使概念是指致使者通过致使力的传递作用于致使对象使之产生变化的概念.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出发指出了这一概念的原型和非原型,以及由原型向非原型转化的过程中人类所运用的认知机制.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将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认知的发展规律,并深入地掌握语法层面的.各种致使结构的生成及其所表达的涵义的差异.

作 者：程明霞 CHENG Ming-xia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刊 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年，卷(期)：200829(1)分类号：H0-09关键词：原型 力动能 致使者 致使对象

《冷山》的神话原型解读 第3篇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神话原型批评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理论来源主要由詹姆斯•弗莱泽（James Frazer）的神话人类学理论和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组成。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弗莱泽的传世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发现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神话和祭祀仪式的相似性，该书因此成为神话研究的奠基之作。荣格则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并非由个人获得, 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 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 。【5】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原型，它“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 ，【6】是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充分借鉴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将原型的定义转移到文学领域，建立了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弗莱在建构其文学理论时将原型移位为文学意象，认为原型“是一种典型或重复出现的意象” 。【7】所以，有些典型意象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中，绝非偶然，而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积淀——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本文试图对照神话原型理论的主要论述，挖掘《冷山》中的原型人物、原型意象和原型母题，并尝试阐释其背后的意义。

一、原型母题——追寻主题

“追寻”这一原型情节结构在文学中可谓源远流长，它一直是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主题，如寻找圣杯、金羊毛、生命之水等。追寻原型的叙述模式通常是: “为了拯救整个王国, 英雄踏上漫漫征程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与魔鬼激战、破译难解之谜或克服难以克服的障碍。【8】

该影片的追寻原型集中体现在男女主人公英曼和艾达的身上。英曼跋山涉水，去完成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回到爱人身边。在历险途中遇到各种磨难和诱惑：一路上追杀他的宪兵无处不在；渡过险恶的长河；恶劣的天气状况和时时伴随着的饥饿，农舍里三个妖娆的女人对他的挑逗；美丽的萨拉请求英曼睡在她的旁边等等。这些摆在男主人公面前的重重困难和挑战，或者是会使他丢失去性命，或者是会背叛自己心爱的人，重重考验，稍一不慎，就彻底阻断了回归的路途。艾达的追寻体现在克服重重生存困境，对爱情始终如一的守候。艾达初到冷山，就爆发了南北战争。英曼在临行前对艾达说“你在查尔斯顿可能更安全”。艾达则回答说“到时候谁会等着你呢”？整个剧情由此铺展开来。战争持续的时间超出了冷山人的预料，生活也变得格外的艰难，尤其是在艾达的父亲去世后，她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同样贫乏的冷山人民再也无力在生活上接济她，她却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过得很好”，“我不想离开”。自从英曼参加战争后，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艾达一直坚持给英曼写信，向英曼倾诉自己的境况和相思之情，尽管英曼从未给她写过回信。

与追寻主题有关的是英雄人物的成长。当战争爆发后，英曼怀抱着“保卫家园”的美好心愿走向了战场，结果却发现，经历血腥而冷酷的厮杀，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一面全部消失殆尽，人们变成了麻木与冷漠的杀人机器，丧失了善良的本真与基本的人性。加上他回家途中的所见所闻，无不时时让他自我反省，他越发的发现他所参与的战争毫无意义。回到冷山，英曼被迫与家园卫队展开了一场激战，他甚至答应放其一条生路。回到了冷山，回到了心爱的人身边，英曼固有的道德人性得到复苏，对敌手有了恻隐之心。因此看出，英曼对战争经历了向往到失落再到逃离的过程，由杀人的魔鬼到正常人性的回归，他也因此经历了一条追回迷失自我的心路历程。艾达也经历了这样的经历。由于南北战争的爆发，冷山的男人不得不上战场，女人们留守家园，自力更生。正如露比（Ruby）所说“我可以耕作一整天，没有人比我更棒了，因为附近的男人不是老得要命就是一肚子坏水”。最初的艾达是典型的南方淑女，举止文雅，娇弱而敏感，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次到冷山时，莎莉（Sally）对她说“这里的男人以为女人就是向我们这样的，结果你出现了”。南北战争爆发后，艾达先前经历的衣食无忧，弹琴读诗的生活已无法继续，她面临着自食其力的巨大任务。在露比的帮助下，艾达不仅会扎篱笆和稻草人，还学会种咖啡和做馅饼，莎莉惊讶于艾达的变化，吃惊地赞叹说“上帝圣明”。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练，艾达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只懂小说钢琴的南方淑女成长为一名能从容应对各种农活，自食其力的坚强女性，同时精神上独立强大起来，能够“接受你（英曼）不会回来了的事实”，乐观地生活着。

二、原型人物

（一）英雄与恶魔的原型

“弗莱指出，文学是移用的神话。近现代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和宗教信仰的移用” 。【9】英雄与恶魔的形象是神话与史诗中最常见的原型之一。如希腊史诗《荷马史诗》讲述了其中的英雄同敌人作斗争，建立了丰功伟绩，同时凸显了英雄的刚毅威武和机智勇敢。

《冷山》中的英雄人物艾达在粗粝的生活的磨练下，不愿屈居于提格的纠缠，更是为了援助受难的人们，勇于同当地的恶魔——以提格（Teague）为首的家园卫队作斗争。提格一直垂涎艾达的美色和家产，欲将她据为己有。影片中提格一再出现在她面前，主动向她示好，甚至有点低身下气的说“我不是一无是处”，艾达始终置之不理，以自己特有的沉默与提格作斗争。提格第三次出现，告诉艾达是“特意来看她”，艾达则直接告诉提格“我不喜欢”。提格又试图挑拨她和露比的关系，艾达则大声呵斥他“闭嘴”。此时的艾达以往默默不语的娇弱形象，变成了可以直面提格，并具有反抗意识的英雄。莎莉因为窝藏逃兵受尽酷刑，艾达和露比第一个赶到，将莎莉从“刑架”上救到家里，帮助悉心疗伤。如果说之前艾达还是“假英雄”，因自身的有限而无法完成救助他人的任务，此时的艾达已经生活完全自立，自身变得强大起来，她勇于挑战提格的权威，并警告他说“战争结束后，会和你们算总账的”。

与艾达的经历对照，英曼面临的恶魔是各种黑暗势力，具有不确定性。作为一名逃兵，英曼首先面临的最大黑暗势力是家园卫队。家园卫队的力量过于强大，英曼在同他们斗争时避免正面的冲突，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向第三方借力或者分散对方的势力然后各个击破。例如影片中英曼等一行人被家园卫队抓捕后，英曼借助路过北方散兵的力量消灭了家园卫队，最终保全了自己。英曼面临的另一个恶魔是他自己内心的欲望。在回归家园的路途，英曼受到三次诱惑；渡船女主动提出为他宽衣解带；农舍中妖娆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脆弱美丽的莎拉向她敞开心门。面对种种色诱，英曼虽显出一丝的动摇，但他最终还是打败了心中的魔鬼，选择忠于艾达，尽管他不了解艾达，也没有关于她的消息。

（二）替罪羊的原型

作为一种常见的原型母题，替罪羊主题甚至仪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替罪羊的意象最初源于《圣经•旧约》中，讲的是上帝耶和华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要他拿他的独子以撒作为幡祭献给耶和华。而亚伯拉罕对上帝十分的敬畏。因此就按照上帝的吩咐把以撒带到上帝指定的山上去献祭。正当他举刀砍杀以撒的时候，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因为上帝相信了亚伯拉罕的忠诚，而此时在附近有一只公羊，亚伯拉罕就将这只公羊作为祭品献给了上帝。这就是“替罪羊”的原始出处。以后随时间的推移，不难发现更多的意义沉淀在这个原型上。在影片中，留守在冷山镇的女性是替罪羊的原型。其中一个就是萨拉（Sara）。无情的战争夺取了她丈夫的生命， 她生活在失去亲人的无边痛苦中，未曾见过父亲的婴儿因发烧啼哭不已却无处医治，世事的混乱，她整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已经和死没分别了”。另一个女性莎莉，因为违反了“禁止窝藏逃兵”的规定，而全家遭到迫害。家园卫队先是用长剑刺死了他的丈夫，又对她施以酷刑，后杀死了前来营救她的两个儿子，并且将她家的农场和家当全部充公。莎莉瞬间不但失去了她生存的的精神支撑——家庭和亲人，还是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影片中这两位典型女性都成了提格为首的家园卫队以及战争的受害者和替罪羊。

（三）智慧老人原型

荣格认为智慧老人代表着知识、洞察、智慧和道德品质, 如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等。【10】《冷山》中对男主人公英曼有救命之恩的无名老妇人是智慧老人原型。她不仅给了英曼物质上的帮助，还为他指点迷津，帮助他摆脱精神的困惑。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人人对逃兵唯恐避之不及，而这位老人明知道她是个逃兵，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从昏迷之中拖到家中治疗。老人不仅不畏惧自己会受到牵连，还用自己的人生智慧点化男主人公的困惑。战场上的经历摧毁了英曼所有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像个冬天去捡柴火的小男孩，等到春天吹着口哨回来，像其他傻瓜扛着面旗为谎言而战”。他变得心灰意冷，进而怀疑活着的理由时，老人安慰道：“上帝在考验你。凡事都是注定的，我们的命运早就注定。你看看大自然，小鸟捡了一粒种子，粪便让种子长成大树；不管是小鸟，粪便还是种子，都各负其责，你也一样”。老人这番轻描淡写的话让他若有所思，重拾前进的动力。当他再次踏上归途时，老人为他准备了药品和羊肉，还送给了他可以防身用的枪。战争的残酷，人与人之间的杀戮，隔阂，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因为智慧老人的出现而得以缓和。老人给在战争中异化的英曼提供精神上的指引，帮助他战胜恐惧和无助，为饱受战争折磨摧残的他带去人间的温暖。

三、原型意象——水

水作为原始意象，它象征着神秘、生-死-复活、净化和赎罪、多产和生长。它可以是河流也可以是海。【11】

该影片男女主人公情感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水这一意象，通过对这一意象的解读，可以看出两人情感的发展变化。来到冷山，艾达“如此羞于抛头露面”，但是她给英曼送上一杯苹果酒（水的变形），主动和他搭话。而英曼本也是“八杆子打不出个屁来”，却能和艾达说上几句话，连旁边的人都开玩笑道：“怎么了？英曼开金口了。”两人再次相见是英曼在帮助莎莉耕田，艾达通过弹钢琴向英曼问好，英曼驻足聆听，汗水挂满了英曼的脸和脖子，但是两情相悦的情愫却在各自心中滋长。两人第三次相见时，外面下着大雨。看见英曼在窗外向里看，艾达打着给黑人送草根啤酒的借口，只为溜出来见他一面。此时两人的感情正像这场大雨，积蓄酝酿了很久，不得不坦露。当艾达说不了解英曼时，英曼质问艾达：“你醒来，你的心口因为太想念某个人而隐隐作痛，你把那叫做什么？”望着英曼离开的背影，艾达说：“假如你战死沙场，我再也无法与你相见， 我该怎么办？”此时的两人已经是深深地恋着对方。战争爆发时，尽管法律三令五申的禁止出现逃兵，但是艾达的呼唤使得伤势未愈的英曼不惧生死要回到艾达身边。艾达出逃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一望无际的苍茫大海，爱情在水天相接的苍穹中进一步升华：英曼是艾达生存下去的动力和寄托，而英曼可以为了她不顾自己的性命。

水在影片中作为净化和救赎的意象也被反复呈现出来。艾达的父亲在去世前，对艾达说他很后悔将她当成一个传教同伴，而不是年轻女孩一样的抚养大。来到冷山，他们艰难度日，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她的父亲又后悔将她带到那里。艾达的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服侍上帝，可以说在上帝面前他是坦然无愧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他的女儿，影片让这种遗憾通过雨水得到释放和流泻，他的父亲在雨中面容安宁地去了天堂。另一幅场景发生在渡口，旁边清楚地写着“渡船五元”，但是渡船女却向英曼勒索了30元才答应帮他们渡河；渡船女接着又说“30几块钱，我们可以到那个小屋去，也可以叫我宽衣解带”。随后，渡船女就被击中，永远的倒在河里。渡船女先后犯了贪婪和色欲的原罪，她“选择”河流作为肉体和灵魂的归宿，实现了水这一意象代表的净化和救赎的寓意。

四、结语

本文从追寻主题，原型人物和原型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安东尼•明格拉的电影《冷山》，这些原型是人类共有的。它们超越了个人的经验，是集体无意识的沉淀。这些原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复出现，变化着各种各样的形象，但是都传达出了相同的信息。通过探寻《冷山》中的原型，表现了战争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荒芜、物质世界的稀缺以及道德的沦丧。同时，原型的运用激发了观者的心里沉淀——集体无意识，并在观者心中产生极大的共鸣，使得这部电影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1]Strauss, Tracy L.，Trauma's Dialectic in Civil War Literature and Film [J].War, Literature&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2008:206-224

[2]Edward D.C.Campbell.，Cold Mountain(review) [J]，Southern Cultures, 2004:103-105

[3]吴晓华 武删.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比较研究—以《梦》与《冷山》为例[J].电影评介,2011.24:54-56

[4]邓晓娥 张会军.漫漫还乡路—影片《冷山》的拍摄创作[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5):55-58

[5][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67-171

[7]张中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93

[9]段建军.西方文论选读[M].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239

城市的原型 第4篇

房地产作为一种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为了讨论房地产投资的动态效率问题, 我们将房地产投资生产部门视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生产, 并简化了房地产投资的各要素, 分为劳动 (L) 和资本 (K) 两要素, 并在框架构成中引入了知识积累与进步因素。以保罗·罗默 (1990年) 、格罗斯曼 (1991年) 和赫尔普曼以及阿吉翁和豪伊特 (1992年) 提出的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的一个简化形式为原型, 引入城市化中人口转移率和建筑投资折旧率来讨论房地产投资动态效率。

在此基础上将房地产分成两大部类, 分别为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 其中研发部门生产知识, 促进知识的积累和进步;而生产部门使用知识, 并结合资本, 提高资源配置来生产房地产这种特殊的产品。最后作了几个重要的简化:

(1) 研发部门和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均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

(2) 人口的增长率n为城市化的乡镇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转移率;

(3) 按照索罗增长模型, 将储蓄率以及劳动力和资本中用于研发部门的比率aL、aK看作外生变量;

(4) 将房地产投资中的建筑工具与材料等的折旧率设为δ, 资本存量指扣除了各折旧后的存量。

则各要素在两部门的分配形式为

知识积累 房地产商品

劳动 (L) aL 1-aL

资本 (L) aK 1-aK

其中aL、aK分别用来表示劳动力和资本中用于知识积累与进步和的比例, 1-aL、1-aK则用来表示劳动力和资本中用于房地产生产投资的份额。这时, 我们进一步考虑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t时刻房地产商品的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为

Y (t) =[ (1-aK) K (t) ]α[A (t) (1-aL) L (t) ]1-α (1)

而在知识积累与进步的变化率以及新技术在房地产投资建设等方面主要取决与用于研究开发的资本和劳动数量以及原有的技术水平

A (t) =G (aKK (t) , aL (t) , A (t) ) (2)

此时, 在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的条件下, 关于知识积累与进步的变化率的一般形式为

A (t) =B[aKK (t) ]β[aLL (t) ]γA (t) β (3)

其中B为转移参数, 由于没有假设β+γ+θ=0, 知识积累与进步带来的新技术应用由于乘数效应的存, 也就是说知识生产函数对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并不是不变的。

下面分别从“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持两种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是增长的关键, 而另外一种则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技术进步”来考虑资本存量的变化率和知识积累的动态学考虑其对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动态效率的影响。

(1) 房地产投资增长中资本存量变化率动态效率分析——资本是增长的关键。

阿罗 (1962年) 引用的经典规律说明:建造一边际飞机所需的生产率的改进是在生产无明显创新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 在房地产投资中, 技术进步来源于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 以及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成熟的经验, 而不用付诸成本, 至少是很多成本。现在所有投入要素均被用于房地产产品的生产, 由方程可知此时的生产函数形式应为

Y (t) =K (t) α[A (t) L (t) ]1-α (4)

由于知识积累此时作为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 所以知识的增加量为资本增加量的寒素, 从而知识存量也是资本存量的函数, 由方程 (2) 可知其知识存量关于资本存量的函数形式为

A (t) =nBK (t) ϕ, B>0, ϕ>0, n为人口转移率 (5)

将方程 (5) 代入方程 (4) 中可知房地产生产关于资本存量的函数为

Y (t) =K (t) α[nBK (t) ϕL (t) ]1-α, 而E& (t) =nL (t) (6) 并将K& (t) =sY (t) 代入得到K的动态效率方程形式为

K& (t) =sB1-αK (t) αK (t) ϕ (1-α) E& (t) 1-α (7)

方程 (6) 和 (7) 表明, 房地产商品产量与K之间有一定关系, 因此其增长率也英语K的增长率有关系, 借用索罗增长模型中, 将K的增长率用gK表示

undefined, 而E& (t) =nL (t) (8)

由假设可知储蓄率S和转移参数B是不变的, 两边取对数然后对时间t求导可以得出gK的增长率为

undefined

两边同时乘以gK (t) 可得

g&K (t) = (1-α) [ (ϕ-1) gundefined+ngK (t) ] (10)

由方程 (9) 可知此时经济动态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ϕ与1的比较, 下面分三种情况考虑房地产投资中资本存量变化的动态学:

(1) 若ϕ>1, 可知ϕ-1>0, 而1-α>0, 很容易得出资本存量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乡镇人口转移 (n>0) 而导致房地产需求急剧扩增, 资本存量变化率有一爆炸性增长趋势。 (2) 若ϕ=1, 由于城市化人口转移导致的n>0, 因此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一常数 (1-α) n, 表明资本存量变化率随人口的增长有一稳定的增长。 (3) 若ϕ<1, 令g&K (t) =0, 则可得undefined, 该方程即是房地产投资资本存量的动态变化方程的均衡增长点, 由此可知资本在知识生产部门与房地产产品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对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没有影响。

当undefined时, 代入方程 (9) g&K>0;当undefined时, 同理g&K<0。在图上表示就是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在房地产行业投资中有长期均衡的趋势, 即undefined, 由于在假设将房地产投资中的建筑工具与材料等的折旧率设为g*k+δ, 资本存量指扣除了各折旧后的存量, 因此表明在长期的投资决策中, 资本存量的增长必须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黄金水平 + , 才可能和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转移导致的房地产需求相适应。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版第38页显示, 假定人口与发展的目标实现, 并假定年中国城市化率2010达到40%, 2020年达到50%, 2050年达到75%, 那么, 到2020年, 城镇人口比1997年大约翻一番, 达到7.45亿。在未来的几十年中, 随着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步伐, 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 必然使住宅变得相对医乏, 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业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 对房地产投资消费的资本存量将是一重大考验。

(2) 房地产投资增长中知识积累的动态经济学分析——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技术进步。

为了考虑纯知识积累对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动态效率, 我们假设方程 (1) 中没有资本, 此时的房地产产品生产函数方程的形式变为:Y (t) =A (t) (1-aL) L (t) 。此时, 新知识的生产函数变为A& (t) =B[aLL (t) ]γA (t) θ。根据资本存量的动态效率分析过程, 同样可以推导出关于知识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为:g&A (t) =γngA (t) + (θ-1) gundefined。

同样, 由上面的推导过程可知知识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在房地产行业投资中有长期均衡的趋势undefined。地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够给国家、开发商和业主等多方带来利益的活动 (傅家骥, 1998;吴贵生, 2000) ;同时 (潘石屹, 2004;欧阳东, 2005) 指出了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来开发出户型格局合理的住宅产品引进世界先进的节能设备或系统等等, 其中的大部分创新内容主要是围绕户型、设备配置等个点来进行的。可见在城市化进程的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中, 知识积累的动态效率对房地产投资所产生的作用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2 武汉城市圈房地产投资现状及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统计年鉴商品房屋销售情况表和按用途分房地产开发企业 (单位) 投资完成额表和1997——2007年湖北统计公报的数据表示, 房地产住宅行业从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结束, 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 其利润率一直超过武汉城市圈GDP增长率, 利润率甚至超出了100%。武汉及周边城市圈城市房地产住宅行业随着04年来房价高升, 利润率呈现出直线增长的趋势。单从房地产住宅投资的高利润率来说, 是动态有效的, 但正因为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以及个人储蓄等流入房地产投资市场形成“泡沫”, 开始这种风险由于房地产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被察觉, 但房地产经济的安全性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得到重视。

第一, 在知识技术积累方面, 武汉市及其城市圈各级政府要引导各房地产企业使用新技术, 加强节能与减排工作的落实, 并要充分鼓励各房地产企业实施《建筑节能条例》,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标准给予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级管理。房地产投资在节能方面, 可以分别将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结合, 加强地热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最后可以加强植物能源以及垃圾余热发电的利用。

第二, 在资本存量方面, 充分发挥房地产方面的后发优势, 可以通过采取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 进行房地产“倒按揭”和多加强建设“老人房地产”等形式, 减少由于在戴蒙得模型中由于把人分为两期时而将过多的资本用于房地产投资储蓄。

第三, 政府在充分利用“中部崛起”规划的政策性优势, 加速城市圈建设的同时, 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 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给城市化过程中的转移人口更完善的生活环境, 从而减轻他们的购房还贷压力。

房地产投资经济的高速增长, 根据其动态无效性不难看出其中存在一定的“泡沫”, 虽然武汉城市圈各个地区的泡沫程度没有像东南沿海等城市那样明显, 但由于储蓄的负增长和个人信贷的增长等钱流进楼市, 外加武汉在中部崛起中的地位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流入形成“泡沫”, 开始这种风险由于房地产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被察觉到, 但当社会经济发展减速时候, 政府调控使基本面的增长而无法充分消化出现的房地产泡沫, 由于“泡沫”破灭付出的机会成本就太高啦。因此, 在采取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 由于热钱主要在于短线的投资以及其逐利的“本性”, 有关方面要充分贯彻《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07年修订) 》政策。

参考文献

[1]袁志刚, 何樟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J].经济研究, 2003, (7) .

[2]戴维.罗莫.高级宏观经济学[M].苏剑等译, 商务印刷馆, 1999.

美人幻梦的文学原型 第5篇

关键词：美人幻梦文学,高唐神女,文学原型

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汉至清的文学长河中，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幻梦作品系列，以人与神(仙)、妖、鬼等各异类美女的婚恋生活为题材, 由于它们在题材、情节基本元素上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在文学史中，这类故事的各种样式大量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程式，形成了一个有连贯性、继承性的题材小说，这种文学现象笔者将之称为“美人幻梦文学”现象。何谓“美人幻梦”呢?“所谓‘美人幻梦’是指用幻境或梦境表达情思与性爱的创作类型，”⑴也可以说，所谓“美人幻梦”是将“美人”的书写置于想象或梦境之中。“美人幻梦”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催生出种种女神神话，它代表着给男性带来幻想满足的超自然力量，投射为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女神、神女或仙女以及“置换原则”下的置换变形的鬼怪、精灵等等，相应地，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存在着大量的讲述男性人类与神、仙、妖等两性婚恋生活的作品.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以往的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经验, 是人类诞生以来所继承和遗传下来的心理经验, 是现代人与原始祖先相关的记忆。他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 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人类的一面, 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核心) 则是所谓的原型。"⑵荣格把通过人类祖先遗传下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或“种族记忆”、“原始意象”、“典型情境”等称为“原型”。“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先天存在形式, 其表现出来的形态就是“原始意象”。也就是说，原始意象就是原型的古老神秘的表现形式, 它表现为一种情绪或一种心理意向, 它总是同初民生命的某一特点时刻联系在一起，之后积淀在心理里, 然后代代遗传下来, 表现为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荣格看来，这些心理结构的形成要远远早于各种文明在我们地球上兴起的年代。远在宇宙洪荒、人兽在杂处的太古时期, 这些心理结构就已经开始积淀, 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就个体而言，它们绝难持久, 然而从整体上看却可以经久不衰、永世长存。所以我们见到艺术作品中的原型时, “仿佛有谁拨动了我们很久以来未曾被人拨动的心弦, 仿佛那种我们从未怀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释放。”⑶在文学艺术中，跨越时代、民族与个人界限的“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它的根源就是原型。“美人幻梦文学”在中国经久不衰，那么，探讨“美人幻梦文学”这一表现传统，最具有原型价值的一部作品首推宋玉的《高唐赋》。

从原型批评所倡导的人类学视野来看，《高唐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是勿庸置疑的。那么《高唐赋》究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高唐赋》能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功与永久不率的魅力呢?宋玉的这篇作品又是怎样为源远流长的美人幻梦文学传统开辟道路、提供表现原型的呢?

早在《诗经》中就有描绘女性美的成功诗篇，《卫风·硕人》就对卫庄公夫人庄姜作了细腻生动的描写：“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峨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首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描写女性形象的名篇。及至屈原，其《九歌》中的《湘夫人》、《山鬼》、《少司命》等塑造的温柔多情的神女形象，更是历经千载而魅力永存。《诗经》描写的美女是现实的人，注重形容外在形貌，而屈原描写的美女是神界仙姝，突出表现内在精神，而宋玉则是第一位全方位描写女性美的作家。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突出而详尽地描绘了女性的外貌、形体和情态之美。他笔下的高唐神女之美是绝世的，不仅美貌绝伦，而且内在气质华美，形神兼备：“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盛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粱;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高唐神女作为中国的美神, 在汉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积淀为一个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原型。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女神形象，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的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宋玉的这两篇赋以开创了突出而详尽地描绘、夸饰女性的外貌、形体和情态之美的传统而著称。女性美成为艺术美表现的重要主题，在中国可以说由高唐神女的形象的诞生为标志。

然而，宋玉《高唐赋》的高唐神女除了具备美神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美之外，还有爱神最重要的特征：性爱的独立自主与超功利性。据《高唐赋》序文记载，楚怀王到巫山游览，因疲惫而入梦，梦见神女日：“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去而辞日：“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之庙，号日朝云，”高唐神女在此表现出在性爱追求上的主动性和自主精神——“自荐枕席”，这也是后代的“美人幻梦文学”中的美人在性方面的共同特征，但这也正是这“自荐枕席”，被后代无数所谓的正人君子斥为“奔女”。⑷仅有性的主动与自主，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就真的是“奔女”或妓女之流了。高唐神女被认为是中国的爱神还有一个重要的美质，那就是她代表着一种超功利的性爱美学观念的发生，性爱不再以人类繁衍为功利性目的，而是以审美愉悦的眼光去看性爱活动，这种非功利目的的性爱只能发生在为了功利目的而实现两性结合的婚姻之外。并且“这种超功利的性爱美学观念的产生必须有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非功利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二是非功利的性观念的发现。”⑸而这两个条件只能产生于人类迈向文明之际，也只有在这时，性爱神与美神才能合而为一。

“把爱欲和美的主题对象化到女性身上，构想成主管爱和美的女神，这决不是个别文化现象，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类现象，大凡发展到父权制文明早期阶段的民族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产生类似观念和信仰的现实条件。”⑹在礼教文化的敬重和推崇中，在华夏的“两种生产”中，中国的爱神不能以公开的、意识的形式得到社会集体的认可，只能隐形与幻化。所以在人类学中，我们无法找到与西方维纳斯相当的以赤裸女性的健美形象为后人赞美的爱神形象，但在文学中，我们却有着高唐云雨中的巫山神女的悠久传说和中国人心中浓得化不开的“巫山神女”情结。从曹植的《洛神赋》一直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 每当文人表达女性的性爱和美艳时, 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回溯到这个原型。后人描写女人美之极与表达情思性爱时也总是借用这一原型。这与维纳斯在西方文明和艺术传统中的情况又是不谋而合, 两相辉映的。宋玉《高唐赋》中的高唐神女已经成为我们笔下的爱与美的女神原型。

宋玉的《高唐赋》中巫山神女与楚怀王的梦中欢爱，是文学史上的人神爱恋的开山之作。《高唐赋》中楚王的怅然若失与神女去来飘渺的虚幻相映衬, 形成了一种真中有假、虚实相生的的审美效果, 它们以奇特的神话思维构造了诗意场景。“自此之后，高唐神女被后代文人反复咏唱, 神女作为人神恋爱文学传统的标志, 一代又一代文人产生一呼百应的召唤与启示效应, 神女已变成了文人幻想中的一个符号、一个比理性精神更为遥远的文化符号。”⑺

在诗词领域，自萧统之后，特别是唐初李善注《文选》之后，诗词便成为文人们寄托、发泄“美人幻梦”的广大的前沿阵地。一方面，文人们通过诗、词、曲直接歌咏巫山神女，表达向往之情，如刘禹锡的《巫山神女庙》，李贺的《巫山高》等，另一方面，由于礼教文化的压抑，由于道德意识的审查，文人们便曲折地使用巫山神女典故或相关的比喻、暗示性词语来指艳情。如高唐、阳台、朝云、云雨、巫山、楚云、楚梦……这类诗词曲不绝如缕，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元稹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在中国的叙事文学中，美人幻梦文学更是形形色色。早期美人幻梦文学多是君王或帝王身份的男子与神女或仙女相恋，发展到后来，梦会神女的不再是君王皇帝，而是形形色色的凡夫俗子，而他们所幸会的女主人公也不再限于有宗教背景的神女、游女等，可以是仙女、龙女、女鬼、女妖、精怪等等。这些女主人公虽然在身份、地位、性格、气质诸方面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作者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美神爱神原型所提供的范本，将他们描绘成足以使男主人公为之倾倒、获得超常满足的美女形象。这些美女形象都是高唐神女原型的激活，她们或为神女、或为鬼怪精魅等等, 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独立不羁、奔放自由、风情万种及其恋爱方式都与高唐神女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都是高唐神女宗族不断扩张和演变的产物。可以说，所有出现在男人梦中或梦幻文学中的美人，都是原型批评“置换原则”下“置换变形”的高唐神女，是高唐神女的后代分身、变形或再现。

总的来说，《高唐赋》中的神女已经成为文学中的爱与美女神，创造了以梦幻形式续写非婚性爱的创作模式，给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人留下了做不完的美人梦。《高唐赋》、《神女赋》描写的神女形象为神女仙殊定下了“美而艳”的基调，后来的神仙小说和志怪传奇描写神女仙子等各色美女大都遵循这种形象范式。《高唐赋》中巫山神女之魂所化的身份、主动奔放的性格，也为后来的中国“美人幻梦文学”提供了范例，而“美人幻梦文学”中的神仙鬼魅等异类女性形象大都带有这样的烙印。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 430.

(2) [瑞士]荣格著, 冯川, 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53.

(3)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2.120-138.

(4)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分析[J].闻一多全集 (1) , 107.

(5)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 330.

(6)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 326.

《小世界》的圣杯原型 第6篇

传统罗曼司的主题一般为追寻,包括冒险,探索,征服。杰西·韦斯顿的《从仪式到罗曼司》揭示了圣杯故事的仪式根源,圣杯指当年耶稣最后的晚餐所使用的杯子,耶稣尸体的埋葬者约瑟夫用此杯来收集他洒落在十字架上的血。耶稣复活后曾对约瑟夫说“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因而圣杯具有一种永恒的魔力。圣杯传奇中,渔王触怒了上帝,受到上帝的惩罚,丧失了性功能,他的国家也颗粒无收, 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找到圣杯问出正确的与其本质相关的问题,直到亚瑟时代,他的最纯洁的骑士波西瓦尔才完成了这一使命。

《小世界》中的“国王”亚瑟·金费瑟尔这个名字本身便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亚瑟暗指中世纪圣杯传奇中的亚瑟王,而金·费瑟尔又可译作渔王。在圣杯主题框架里的众多象征中,渔王可能是最抽象,最难解的谜题。圣杯守护者被长矛刺在大腿根部,可能是丧失了宗教信仰,或是与陌生人交手自卫时受伤。从此以后,城堡四周成了不毛之地,被称为荒原。只有等待圣杯骑士救国家于灾难之中。《小世界》中的亚瑟是国际文论界的无冕之王,是学术史上唯一一个在欧美同时兼任教授职务的人,国际文学理论协会的主席,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评委员会主席的评定者,集国王、渔王一体。他身居如此显赫的职位却全无王者风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是个小丑,他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却统治着国际文学批评界,腐朽缺乏生机,急需一个骑士为其寻找圣杯以拯救荒芜的文论界。

与圣杯传奇中最相似的应该是柏斯·迈加里格尔。柏斯这个名字是圣杯骑士柏西瓦尔的简称,是杀死蛇发女怪美杜莎的英雄拍尔修斯的变体。拍尔修斯将屠害一方百姓的恶龙斩除,解救了被掠去的埃塞俄比亚的公主安德洛墨达6。这个神话与圣杯传奇在某种程度上同源,因为都是英雄解除咒语,杀死恶魔,拯救国家的情节。柏斯出身低微,来自利默瑞克农学院,信奉爱尔兰天主教。他对学术界不甚了解,是一位理想主义诗人。他和柏西瓦尔一样有着强烈的信念,追求自己心中的圣杯。爱情使他拥有无穷的力量,为追求安吉丽卡,足迹遍布各大陆,即使被安吉丽卡欺骗,他也像骑士一样勇往直前,毫不动摇。

围绕圣杯主题,洛奇借用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典故,除了乔叟,丁尼生的作品和一系列的不同版本的圣杯传奇之外,T.S. 艾略特的荒原也同样重要。《小世界》从头至尾都有《荒原》的影子。小世界已经荒废,成为了一个情色大荒原。小说开篇首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2使充满希望的人们一下子感到失望至极。读者可以看到英雄的诞生,虽然“反英雄”可能是更恰当的一个称呼。在艾略特眼中,四月并不“甜蜜”而是“残忍”,大地贫疮。这两首诗一首好似天真之歌, 另一首犹如经验之歌。这是死者与活人的对话。他们虽然死了,但会说话、没被正式掩埋,不过谁都不愿意复活,只喜欢在冬天让积雪掩埋忘却一切,结束所有烦恼。这是现代诗人与中世纪诗人的对话,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对话。学术界就像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学者就像死去不愿复苏的人们。

在小说的末尾,洛奇有意安排珀斯这个以追逐爱情为主的人来打破学术坚冰,扮演圣杯神话中驱除魔咒的角色,用一个所有人茅塞顿开的问题,将已病入膏肓的学术界从荒芜与堕落之中拯救了出来。洛奇此举似乎想把珀斯拉回到圣杯神话的框架,还原他追求光荣与梦想的骑士形象,但让人疑虑的是,且不说一个学术问题能让一个领域天地顿开是否有点夸张。但从珀斯的提问的偶然性就是以使人怀疑洛奇的醉翁之意,洛奇篡改了传奇的安排,把驱魔咒交到了追求爱情的珀斯而不是那些追求学术成就的学者骑士的手中。《小世界》中的追寻是一种与萨特所说的自由选择相悖的情境,人类由于目标视野的限制,丧失了进行自由选择的条件,所以追寻所带来的荒诞随处可见。因此,人们对价值的确定性发生了怀疑。珀斯身上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又与传奇文学完美而浪漫的爱情结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的寻觅和失落象征着现实世界和追求目标之间永难相遇的悖论。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日本文化女装原型与东华原型之比较 第7篇

关键词：女装,日本文化式,东华,原型

原型是纸样设计的基础, 具有最简单的结构特征。由于地域相邻, 人种体型相同, 文化相近等多方面的原因, 日本文化式原型在中国运用广泛。我国服装基础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20世纪80~90年代加强了对国外原型的引进, 促进了我国结构设计及制图技术的现代化。东华大学在1988年开始了中国服装原型的研究, 经过长达10年探索实践, 对原型构成原理、中国人体体形计测及其规律分析、中国原型初始图形应用等作了综合性研究, 在细部公式与人体控制部位相关关系及其回归方程的建立、修正及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建立了中国式原型——东华原型。本文将对日本文化原型与东华原型作一比较, 分析其优劣。

1 理论比较

1.1 研究方法

日本文化服装原型是在对人体进行大量测试后推出的计算公式, 并在长期实践中通过对众多人的穿着测试进行多次修改而逐步形成的。东华原型是自华东、华南、华北地区取了534个20~29岁的青年女子作为样本, 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均值和标准差处理, 定性定量分析青年女子的主成分, 各细部与控制部位间的一元、二元回归关系, 筛选和简化回归关系式为实用计算公式, 最后绘制前浮余量用省道、后浮余量用省道的方式处理形式的原型图。

1.2 立体构成形式

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多曲面体。当用平面的布覆合人体时, 由于乳房和背部的隆起, 会形成多余的量, 必须将浮余量通过一定的手段消除, 且腰围线必须呈水平线, 使服装的结构平衡。

对于不同的原型, 消除浮余量的方法各不同。如图1所示, 旧原型是前衣片的浮余量集中在腰节处, 从侧面看, 胸围线小于腰围线, 其立体构成呈梯形。而东华原型和新原型的前衣片的浮余量集中在袖窿处, 从侧面看, 胸围线等于腰围线, 其立体构成呈箱型。新原型后衣片的浮余量集中在肩部, 东华原型后衣片的浮余量消除在袖窿处, 在后片进行款式变化时不如文化式原型方便, 其实质是肩省的一种转移,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1.3 样板制图

采用以下尺寸:胸围B=84 cm, 背长L=38cm。分别对日本文化原型与东华原型样板的制图, 见图2。

日本文化式女装原型和东华原型在制图方法上都属于胸度式原型, 利用胸围和背长的尺寸量制图, 通过分析计测人体躯干各部位尺寸与胸围的关系确定其它各部位的计算公式。具体在计算公式的运用上, 旧原型应用了推理方法, 采用数据极少, 公式简单易掌握;新原型在各部位采用了不同的比例计算公式;东华原型将回归关系式加以简化形成实用公式。

1.4 比较分析

1.4.1定性分析。这里对制图的省道设计、前后腰线、肩斜等方面作简单的比较。a.旧原型无省道设计, 将衣身BL以上的浮起余量全部捋向袖窿以下, 使之与BL以下的腰部浮起余量合成一体。而新原型与东华原型是将前衣身BL以上的浮起余量捋至袖窿处收成袖窿省, 后衣身浮起余量捋至肩缝处形成后肩省。可以说, 新原型和东华原型是经过加工的原型, 突出了女性的人体体型, 比旧原型较贴合人体。b.旧原型的前后腰节错开了一定量, 而新原型和东华原型前后腰节线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对各自胸凸量的处理方法不同。旧原型将胸凸量处理在胸围线以下部分, 使前衣片有个下落的量, 在具体使用时有点麻烦, 需要同时考虑腰节线, 以及和袖窿深互相配合的问题。而新原型和东华原型将胸凸量处理在胸围线以上, 具体使用变得简单方便。c.旧原型将肩斜和胸围尺寸相关联, 对于同一体型不同号型而言, 胸围与肩斜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但对不同体型来说, 这一比例关系是不相同的, 将肩斜与胸围联系在一起存在不合理性。新原型、东华原型前后肩斜采用了固定角度, 使得肩斜的变化不受其他尺寸的影响。从人体结构的角度来说, 这是合理的:正常体型的人体, 除了肩宽不同, 其肩斜的角度大致是相同的。1.4.2定量分析。现以胸围B=84cm, 背长L=38cm为标准, 计算各部位尺寸并比较分析, 结果见表1。a.新原型和东华原型的胸围大于旧原型, 由原来的10cm左右增加到12cm左右, 这种变化是立体构成形式不同引起的, 旧原型是前梯后箱式, 而新原型、东华原型是前箱后箱式。b.胸宽、背宽同时都变小了, 尤以背宽变化幅度较大, 但仍保持背宽大于胸宽, 只是减小了差距, 这样做的结果是, 在满足服装舒适性的前提下, 提高了服装与身体的吻合性。c.BP点的位置下降了。这一改变是符合当今人体体型变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现代人身体发育比较好, 身高增加较明显, 胸部较丰满。因此, BP点位置的下降与身高变化相适应, 有助于体现当代女性均称的身体。d.新原型的前肩斜增加了2.0°, 而后肩斜减少了1.5°, 总肩斜改变了0.5°。说明总肩斜有微小改变, 最主要的变化是肩线明显向前倾斜, 变化后的肩斜角与东华原型相同, 符合人体肩向前倾的体型特征。

2 实物之比较

依据以上的原型样板, 用白坯布制作成衣。再在相同尺寸的模型试验, 观察其穿着效果。正面、侧面和背面效果见图3。

2.1 从外观形态看, 旧原型显得宽松, 比较不贴体;新原型、东华原型较贴体, 凸显出了胸部, 造型较美。

2.2 从细部看, 旧原型的侧缝线向后倾斜, 前片出现下垂现象, 前腰线呈曲折状;新原型前后腰节线成水平线;东华原型前后腰节成水平状。

3 结论

3.1 日本文化式女装原型与东华原型的设计重点区别明显:旧原型较宽松;而新原型、东华原型则较合体, 造型趋向于与人体体型相吻合。

3.2 旧原型应用了推理方法, 采用的数据少, 公式简单易操作;新原型各部位采用了不同的比例计算公式, 原型较完美, 可公式运用略显复杂;东华原型将回归关系式加以简化, 使用方便且造型较完美。

参考文献

[1]张文斌.中国服装原型—东华原型结构设计原理和技术[J].东华大学学报, 2002 (3) .

从原型的视角看鬼怪 第8篇

一.鬼怪“原型”探源

众所周知, 神话传说、小说、电影、戏剧、舞蹈中常常会出现鬼怪的影子。鬼怪的本质是什么?鬼怪是非人的异化实体, 是产生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科学技术、神秘未知世界的一种原始恐惧的具象, 是社会多种文化要素创造出来的集体想象原型。

鬼怪植根于神话传说、民间文化, 蕴藏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对于鬼怪的想象和臆造是世界性文化现象, 自古以来在中外文学文本中对鬼怪的神秘叙述也屡见不鲜。鬼怪巫术神秘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数量、种类都不胜枚举。从古代神话到现代小说, 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 鬼怪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圣经中的撒旦, 作为一个堕落天使, 他变成了魔鬼, 引诱夏娃吃树上的果子而犯了原罪。还有, 电影也热衷于表现鬼怪, 比如《狼人》《指环王》《金刚》等等。此外, 志怪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文类, 也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叙事特征和传统。如《山海经》上的描绘:“西王母, 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也。” (1) 其它的作品还有《搜神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都有许多魔鬼、怪物之类的影子。仔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也可以发现, 在较少被人提及的现代笔记小说、鲁迅的历史神话题材小说、沈从文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叶灵凤和施蛰存的心理小说、甚至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 魔鬼怪物类志怪传奇传统以某种隐秘的方式得到了相应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别有一番意味的文学景观。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将神话传说中的原始意象称为“原型”。他认为, “原始意象” (原型) 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 一种记忆痕迹, 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结。即这种记忆是某种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 并因而是他们的典型的基本形式。 (2) “鬼怪”, 作为恐惧情愫的具象, 一直存在人类的记忆中, 已成为人类情感经验的积淀物。荣格还阐述了“原型”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时代相袭, 是一个民族和集体的共同记忆, 积淀埋藏在人们心底。因此, 鬼怪作为一种几千年生存斗争和适应经验的积淀物, 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各异的样貌、独特的性格不断重现于历史舞台上。每一次鬼怪的登台, 都是一次重新唤起记忆沉淀。而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的怪物, 都是人类当代生活对远古以来内心经验积淀的复活, 是个人心理与集体心理在当代社会中的一个交叉点, 是当代生活经验与过去已经沉入潜意识的心理内容的混合叠加的重现。

二.集体无意识中的“鬼怪”

由于魔鬼怪物残忍、狞厉, 人们惯于用这个本来只出现在神话、故事、小说、诗歌等作品中的形象来比喻那些邪恶的力量。但是, “鬼怪”, 作为恐惧情愫的具象, 一直存在人类的记忆中, 已成为人类情感经验的积淀物。荣格“原型”理论认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时代相袭, 是一个民族和集体的共同记忆, 积淀埋藏在人们心底。故此, 积淀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的鬼怪阴影会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 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 常出现“魔鬼”、“魔爪”、“魔术”、“见鬼”、“怪物”等等, 英语中也常常说“monster”。分析来说, 它们指的是能迷惑人, 害人性命的鬼怪, 或者某种神秘的、奇异的超人的力量或幻术。不难知道, “魔鬼”“怪物”这些语词广泛存留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众所周知, 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举世闻名。他们相信“‘死后生命’是经验生存的径直延长”, 所以“埃及人竭力以直接的现实具体形式保持经验生存的每一细节”。 (3) 影片《木乃伊》系列活化了木乃伊, 并且让赋予它们身上的咒语应验。当掘墓者打开尘封的墓穴读出咒语, 木乃伊就复活了, 它们张牙舞爪地摧毁文明、摧残众生……

在埃及, 木乃伊是“死后生命”的延续, 而在古老的中国等一些其它国家中, 人们也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 “鬼可附丽于有生或无生的物类, 灵魂亦常能脱离躯壳, 变为鸟或兽而自行其事。”“人死后魂离躯壳, 仍有知觉, 且存在于别一世界 (幽冥世界) , 衣食作息, 与生前无异。” (4)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很多鬼故事, 鬼可依附于他物之上, 并且常会吸食人血。当然, 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其它的“怪物”, 比如狐狸精, 蛇妖之类。

以蛇为例, 世界各地流传着很多蛇妖的传说。蛇妖指神话中由蛇幻化成美丽的女妖怪。

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美杜莎 (Meduzer) , 据说她曾经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因吹嘘自己比雅典娜长得漂亮而被智慧女神夺去了所有美丽, 只留给她一个丑陋的妖怪之躯。美杜莎的头上和脖子上布满鳞甲, 头发是一条条蠕动的毒蛇, 长着野猪的獠牙, 还有一双铁手和金翅膀。她的身子也变成了大蛇, 平时如同蛇一样行走。美杜莎的两眼闪着骇人的光, 任何人哪怕只看一眼, 也会立刻变成冰冷的石头。天神宙斯有许多儿女, 其中好几个都因为美杜莎的报复变成了石头。

我国最早的蛇妖故事, 讲的都是蛇妖幻化成美女, 用各种手段引诱青年男子, 最终将男子害死或者吃掉。这些故事的用意之一, 当然是警醒世人尤其是告诫青年男子不要贪图美色, 不要被其它欲念所害。最旱见于唐代谷神子《博异志》的《李黄》篇, (5) 梗概如下:富家子李黄, 乘暇于长安东市遇一孀居之白衣女郎。李相随入宅, 与其极尽欢爱, 一住三日。李归家, 即觉身重头旋, 不得不卧床养息, 而身子却在被底逐渐消尽, 空注水而已, 唯有头存。其家人令仆人前往去处查访, 原来那是一座常有巨白蛇出没的荒园。

大多数人认为妖精类的都是坏种, 但也有人抱公平的角度去看妖精因此有文学家以他们优美文笔, 为妖精创作出一段段描绘得极尽凄美的故事。以蛇精化身作题材的作品, 最有名的要数《白蛇传》, 许仙与白素贞 (白蛇精化身) 的爱情故事曾经迷倒不少人的心灵, 从而被公认为文学艺术上的一大名著。但这种美化蛇精的传说毕竟只占少数。

丁乃通先生在《高僧与蛇女》一文对美女蛇故事的文化内涵作了解析。他认为蛇女的原型可以上溯到令人又敬又怕的大地女神:“由于初民们对性爱既渴望又害怕, 这种矛盾心理就造成了这个女神的双重性格。这是我们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相类似的故事的根源, 也是它在欧洲和中国的复杂奇妙的发展的主因。” (6)

三.鬼怪的警示

鬼怪“原型”在每个历史阶段几乎都有新的演变和新的内涵。“原型”具有时代性, 它与当下社会现实发生冲突, 产生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演变物。这种演变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不同怪物的出现, 都隐射了不同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的忧患和焦虑。

魔幻作品中的神魔怪物, 大多是出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和消失的原始生物, 拥有悠久的民间文化历史。此类怪物带有浓浓的民间文化意象和怀旧情绪, 成为现代神话的继承者。以“原型”的意象反复出现的鬼怪, 不断警示着人类。

一些小说、影视作品中的神魔世界正是现实社会的象征。比如《西游记》中的妖魔都是神佛的童子、坐骑、豢养物或者与神佛具有亲戚关系。他们来到凡间为非作歹是因为管理者工作不力的结果。而现实世界中, 上层社会中的败类对人类的危害要大很多。比如一些贪污腐败分子, 他们不仅侵吞人民的财产, 同时还危害人民生命, 损害国家利益。

此外, 一些外国影片如《指环王》、《哈利·波特》、《木乃伊》中的怪物也在警示着人们。二战之后, 人类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 怀疑传统价值标准, 怀疑意义的实质。不安、焦虑、困惑、孤独、空虚成为人类文化心理基调, 人类像迷途羔羊找不到灵魂家园。

总之, 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鬼怪”原型不仅与人类的远古记忆有联系, 同时也与时代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作为黑暗力量的代表, “鬼怪”一直在警示着人类——要像“人”一样活着。

参考文献

①矛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7, 第33页.

②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 第167-168页.

③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3, 第144页.

④矛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7, 第5页.

⑤唐《谷神子·博异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0, 第47-48页.

《渴望》中的女性形象原型探析 第9篇

女娲原型及演变

各民族都曾有过最早崇拜的伟大母亲, 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地普遍的出土发掘——石器时代的大量女裸雕像所证实。母亲概念是一个超文化的自然概念, 在文化尚未系统形成时,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自然事实就已经存在。即是说母亲是一个原始而根本的观念和意象。传说中的女娲, 这位造人的女神便是中华民族祖先中的一位始祖母。

女娲是中国原始神话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女娲神话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楚辞·天问》:“登立为帝, 孰道尚之?女娲有体, 孰制匠之?”

到了后世, 女娲神话古籍记载颇繁:《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 名曰女娲之肠, 化为神, 处栗广之野, 横道二处。”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 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 剧务, 力不暇供, 乃引绳于暅泥更中, 举义为人。”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 四极废, 九州裂;天不兼覆, 地不周载;火堪炎而不灭, 水浩洋而不息;猛禽食颛民, 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断鳌足以立四极, 杀黑龙以济冀州, 积芦灰以止淫水。”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女娲是创造万物的神圣女神, 是女始祖, 女先妣, 是著名的英雄人物。李小玲在《从神话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娲原型》 (2) 一文中把她的业绩归结为以下几点:创造万物, 抟土造人, 孕育人类。总之, 女娲是我国神话系统中一位智能高强的神性女英雄。

作为神性女英雄, 女娲身上鲜明地反映出英雄的特质:救助灾难、造福于人。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 并不仅仅意味着悲壮, 有时也意味着悲苦, 抑或还带有较为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宇宙开辟时的孤寂悲苦, 造人补天的劳累艰辛, 兄妹成婚时的无奈, 悲壮的献身精神。

女娲的英雄行为代表着人类群体的共同利益, 行为的动机源于对人类群体境遇的关注, 行为的结果是使人类得救, 脱离苦海, 自身悲剧性的结局又使她的英雄人格得到最终的完善。总之, 女娲女神集中体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女性所具有的神奇创造力和崇高的牺牲精神。

尽管, 女娲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 女娲原型已化作巨大的心理潜能沉积于人们的心中, 让人感到亲切、崇高, 给人以雄伟壮丽的精神美, 不断激发人们的创作灵感, 一些艺术家甚至直接以女娲的神话故事来进行再创造。

随着母系文化的衰落与男权社会父系观念的强化, 整个女性便进入了被歧视、被扭曲的历史, 随之而来的母亲的文学形象是黯淡的。长期的儒化统治所形成的“妇德”准则, 迫使历代女子都作出同样的人格选择:温柔敦厚、夫唱妇随。久而久之, “贤妻良母”便成为女性追求的理想典范和行为准则, 最终内化到多数女性的无意识中, 在她们的内心积淀下来, 形成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这些女性人物大多具有这种长期以来被逼成的妻性:乐于自我牺牲, 无偿奉献, 善于当家理财, 对丈夫或情人忠贞、温柔、体贴, 勤劳、坚强、俭朴。这正如鲁迅所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 有女儿性, 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 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3)

鲁迅对女娲还进行了再造。在鲁迅看来, 女娲创造的人类是卑微的、猥琐的, 是些“小东西”, 而“小东西”与女娲的对立又说明女娲并没有得到她所创造的人类, 进一步来说, 也就是对女性创造人类和为人类牺牲的价值提出了疑惑。这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另一层更深的意蕴, 也是典籍记载中的女娲神话所不具有的意旨。

女娲创造了人类, 却没有得到她所创造的人类。由此, 我不由得想到了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几句话, 甚至可以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世上最可爱的是女人!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如果说鲁迅是在无意识下, 对女性的创造与牺牲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那么张贤亮则是直露地发表了男性主义宣言, 体现了男权中心意识。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善良温顺, 是作为男主人公的陪衬而出现的, 女性的牺牲意识被极度放大。为了男性的事业或为了拯救落难的男人, 女性便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感情。而女性的价值, 也就仅仅体现在为男性所做的牺牲上。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无疑也是这样一位典型。

女娲原型在王朔作品中的表现及变化

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是一个女娲式的形象, 具有女娲原型创造、奉献、克制、牺牲的特点。王朔选择这样一类女性, 正是因为她们身上所蕴涵的母性的牺牲意识和奉献精神。

她善良、宽厚, 具有奉献精神和伟大的母爱。当“革命”的浪潮将王沪生一家卷入社会最底层时, 她对王沪生的不幸际遇表示同情;她收养弃婴小芳, 无私地对她付出十几载母亲般的抚爱, 这一方面表现在她在抱养的小芳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东东之间, 不但没有表现出亲疏的不同, 而且对于小芳的不幸给予特殊的爱;另一方面, 当她面对着小芳的命运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的时候, 她以崇高、伟大、无私的母爱选择了小芳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她为了照顾家庭, 毅然离职, 回到家庭小天地。给予别人, 却不向任何人索取。她只坚毅地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她在沪生家境好转时, 不失人格地和他离婚;她坦然地对待自己的清贫, 她在自己不幸伤残后, 既坚决地拒绝了沪生的忏悔, 也绝不去依赖爱慕她的罗冈老师。

刘慧芳身上也存在着过多的封建性的人格因素, 她是一个具有深厚封建观念的女性形象。为了婚姻的稳定而牺牲自己的爱情。电视剧中的刘慧芳深深爱上了宋大成, 然而始终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小说中刘慧芳爱上了救火专家夏顺开, 当她决定与夏顺开恋爱时, 弥留之际的夏顺开坚决拒绝了她的爱情。在电视剧《渴望》中, 刘慧芳与王沪生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他们的差距既有个性的, 也有文化的, 其实刘慧芳也早已心仪宋大成, 然而她为了宋大成的家庭幸福也只能把这段感情掩埋在心底。在嫁给王沪生之后, 刘慧芳忍受着家庭的差异, 忍受着个性的不和, 唯恐自己尽不到妻子的责任, 克尽职守, 孝敬家人。她为了照顾家庭, 毅然离职, 回到家庭小天地, 然而也似乎得不到王沪生的爱。此外, “恶”大姑子王亚茹也不能见容于她, 竭尽刁难之能事。刘慧芳是一个受难者和牺牲者的形象。

从以上分析看出, 刘慧芳既要对付来自王亚茹的压力, 还要应付抚养孤儿的艰辛;既要面对王沪生的不满, 又要抑制自身的痛苦;而最终受益的不仅是小芳, 还有刘慧芳身边的一群人, 包括她的敌手王亚茹, 唯独不包括她自己。刘慧芳具有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 是典型的有着浓郁的母性色彩的东方女性。她渗透着浓郁的母爱色彩的爱抚给予处于困境中的王沪生以极大的精神抚慰。作者对刘慧芳的描写, 显然融入了一种深沉的母性爱, 她甚至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刘慧芳无疑是“母亲”原型的潜在的艺术表现。她们对男主人公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母性的牺牲、俯就式的宽容和夹带着怜爱的姑息。

荣格认为母亲原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一方面她伟大神奇。她体现着母亲的关爱和理解, 女性不可抗拒的权威、理性难以企及的睿智和精神的升华, 一切对我们有启发、有帮助的本能和冲动。她慈祥、仁爱, 赋予我们成长、结出硕果。她主宰冥界和那儿的一切幽灵, 而那是个变化神奇, 能令人死而复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她极为可怕。荣格说:“在负面上, 母亲原型代表着一切阴暗、隐秘, 不可告人的事物。她是深渊, 她是死界。她吞噬、引诱、毒杀, 既使人万分恐惧又像命运一般无可逃避。” (4)

很显然刘慧芳身上具有善良的特征, 而王亚茹、徐月娟等女性则是作为刘慧芳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她们在作者的笔下则属于黑暗母亲的原型。王亚茹有过家庭, 生过孩子, 但她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和刘慧芳的温柔、贤慧相比, 王亚茹身上则几乎表现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弱点, 同时也集中了一个女人的弱点。王亚茹刻薄、挑剔, 甚至缺乏女性的温柔, 她到处鼓捣是非, 凡事自作主张, 连弟弟的婚事也百般干涉, 对刘慧芳竭尽刁难之能事。

不可否认, 王亚茹具有上面提到的缺点,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王亚茹看做一个男人笔下的“黑暗母亲”, 因为她本身就是个悲剧人物。王亚茹可以说是时代的牺牲品。她曾经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女人, 她善良、真诚、有修养, 但是她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未婚夫和亲生女儿, 父亲出了事, 母亲又死了, 剩下一个弟弟也没有着落, 从而使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古怪、尖刻、多疑和仇恨一切的不正常的人。她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规定情境中的特殊人物”。 (5)

王亚茹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 她的悲惨遭遇本应受到作者、读者和观众的同情, 然而她得到的却是他们的批评、厌烦和憎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这首先来自于作者的反知识分子倾向。王朔毫不讳言他对“文化人的发难”, 带有“偏见和嫉恨”, “我没念过大学, 成了作家后谁要提对一个作家来说受高等教育是多么重要, 我就认为这人是骂我、贬低我”, “咱走上革命的漫漫长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 (6) 王朔在作品中总是不失时机地痛斥知识分子, 王亚茹等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了被“贬”的对象。

女娲是人类的始祖母, 她对她所创造的人类充满怜爱之情, 为了让人类免遭厄运, 她甘愿牺牲自己。所以, 牺牲与奉献往往与博大的母爱紧密相连, 母性成了女人的天性。女性的创造和牺牲精神的写照, 体现了女性文化中的生命价值。女性创造生命、热爱生命直到生命作出牺牲, 处处蕴藏着丰富的生命文化内涵。女娲原型已化为“种族记忆”而沉积在中华民族儿女的内心深层, 在社会发展中留下潜在的轨迹, 她身上所积淀的女性文化的生命的价值内涵一以贯之, 并将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不断。这种集体记忆使得中国文化重人伦, 重生育, 母亲因为生育而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母亲”在传统的话语中具有明确的含义, 夫权制社会中的妇女也仅仅在母亲的意义上, 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母亲”是被社会承认的妇女, 是有德的妇女, 林语堂在《理想的女性》中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女性观:“由中国人看来, 西洋社会最大罪恶为充斥着众多独身女子, 许多这一类的女子, 倒是大人物……但她们倘作了母亲, 她们的人格更伟大。……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婴孩, 那是她的胜利、她的快乐, 比之她写了最伟大的著作又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 比她在舞台上获得隆重的荣誉尤为真实。” (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女”之较之于“母”的不足, 林语堂借造物主对比了“女”幸福之有限于“母”幸福之绝对。“母亲”是被社会承认的妇女, 是有德的妇女, 是贤妻良母。而脱离了“贤妻良母”的女人则是孤立的, 不确定的, 不完整的。“圣母”形象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期待。

王亚茹是母亲, 她有过家庭, 生过孩子, 但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而脱离了“贤妻良母”的女人则是孤立的, 不确定的, 不完整的。王朔对“女人”王亚茹是贬抑的, 而对“母亲”是赞扬的, 尤其对刘慧芳式的“贤妻良母”是极尽所能的。但是“贤妻良母”就其本质来说是女性物品化的表现, 是辅助男人功成名就的工具。正如一位学者所提到的:“她们就其社会身份来看是男性的妻子, 但实质上已变成男性的精神之母, 给予落难男性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拯救”。 (8) 这正是王朔作品最能掩盖一些男性话语的地方, 我们常常因为他对刘慧芳的赞美而觉得“女性”在社会上的受尊重程度的提高, 事实上, 女性从来没有进入到男性作家的赞美视野之中, 刘慧芳因为是母亲能够得到舆论与作者的褒扬, 而王亚茹、徐月娟收获的却是厌弃, 甚至是观众、读者的憎恨。

女人, 你命该受难:圣母形象批判

王朔的文学创作大致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影视文学创作, 另一类是小说创作。王朔在其部分小说中塑造出了一系列的“痞子”形象, 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痞子”文化, 其典型特征便是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反叛与颠覆, 反文化、反英雄、颠覆主流话语成为作者及作品中人物的指导思想。然而, 王朔和他的“文化边缘人”对传统的态度却不是单一的。他们匮乏传统。但是, 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在口号上竭力反传统而实质上却包含许多传统封建因素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旧传统思想和被扭曲的“五四”新传统思想奇怪地共存着。在深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王朔一代的思想深处, 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不少的传统思想观念。这决定他们对于传统思想的反叛必然是相对的和盲目的。在历经反抗的绝望和疯狂之后, 他们仍然要落到现实的地面上来。这时候, 具有强大渗透力和潜在生活力, 并在他们身上留有深刻印迹的传统思想显示了它的巨大融合力, 匮乏真正力量的王朔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向传统依靠的道路上来。

在王朔的创作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激烈反传统到向传统回归的痕迹。他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作品对传统的反叛是广泛的, 反叛传统的冲击力也颇为强劲, 90年代之后, 除了在一些作品中继续强化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外, 王朔很少再对传统文化作激烈的否定性批判, 在后期的一些作品中王朔更一改初衷, 对一些他以往不屑的传统思想作了赞赏性的展示, 最典型的有电视剧作品《渴望》、《爱你没商量》。对于《渴望》的创作, 王朔曾谈道:“最初在构思时并没有确定人物形象, 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想好, 而是依照所谓‘东方女性’的理念演绎出来的, 最善良最软弱的女子, 偏偏命运多舛, 未婚就收养了别人的孩子, 又遇上懦弱的丈夫和“恶”大姑子, 后来自己又身患重病, 生活也没着落……总之, 一切可以想象的苦难, 都往她身上倾泻, 以表现她忍辱负重的美德, 赢得观众的同情和眼泪。” (9) 《渴望》的主题则是“扬善抑恶, 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 歌颂真善美, 鞭挞假恶丑,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好人一生平安, 坏人现世现报”。 (10) 《渴望》集中地体现出了这种传统道德思想, 刘慧芳便是这种传统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者。

作者正是借用她温顺、善良的行为来表现她行为的传统性以及她的美好品德, 以将这种传统性的张力引向读者, 以增强观众对她的同情程度。但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 作者的意旨在强调“家务事”、“儿女情”, 同时通过这个故事重复了中国文学的原型情节因素——女人的“三从四德”。这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文本中, 刘慧芳作为类型化的女性表象, 不具有作为主体的独立思维, 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她的完整形象的成型, 是通过男性头脑中的无意识心理积淀对女性表象的预设筑成的典范。一部文本, 如电视剧、电影等与其说倾诉的是剧中人物内心情感世界, 不如说表露的是叙事者先在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念。” (11) 而且《渴望》的剧作者曾如是说:“主人公一定是个女人, 一个老爷儿们在电视上演几十集恐怕没人爱看。我们一定要写一个让中国男人人见人爱的女性。” (12) 由是观之, 该剧的男性作家既是刘慧芳形象的缔造者, 也是实际上的行为主体, 足见其创作初衷是依据传统的男性视点和心理来设定的。因此可以说, 《渴望》这部作品的形式可能是现代的, 甚至采用了后现代的形式, 但他的文本的隐性结构却是反现代的视野, 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封建传统的男权视野。若干年后, 抛却刘慧芳身上这个人物形象的时代依托, 我们会看到她身上所承受的男权文化的烙痕。

摘要：王朔一向是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但通过对王朔所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探析, 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内部蕴涵着丰富的神话原型, 由此可见, 一向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王朔不可能割断传统。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 我们发现其文本明显表露出男性叙述者的痕迹, 表露出女性作为第二性, 这一传统文化积淀在男性作家心理的承袭。

关键词：圣母形象,神话原型,男权意识

注释

1 (10) 王朔:《无知者无畏》,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2 李小玲:《从神话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娲原型》, 《北方论丛》, 2002, (2) 。

3 朱常柏:《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0 (6) 。

4 杨瑞:《聊斋志异》中的母亲原型, 文史哲, 1991 (1) 。

5 (12) 杨文勇、解玺璋:《渴望冲击波》,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年版。

6 王朔:《王朔自白》, 《文艺争鸣》, 1993 (1) 。

7 林语堂:《林语堂经典文存》,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8 郭培筠:《男性权威话语情境下的女性被述---论谢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