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抗体论文范文

功能抗体论文范文（精选7篇）

功能抗体论文 第1篇

抗体是免疫系统用来鉴别和抑制外源物质 (例如细菌和病毒) 的一种蛋白质复合体, 可以为免疫系统标示出作为目标的外源物质, 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和治疗。不过, 传统的抗体太大, 难以进入活细胞体内产生作用。

德国科学家从羊驼、骆马等几种南美骆驼科动物产生的抗体中找到了7种合适的纳米抗体。研究人员首先给羊驼等接种绿色荧光蛋白, 然后将识别出绿色荧光蛋白的抗体基因信息移植到细菌上, 最后由细菌再将这些抗体片段合成为纳米抗体。测试表明, 这些抗体与绿色荧光蛋白黏附在了一起。

桶状的绿色荧光蛋白两头开放, 内部由所谓的发色基团组成, 这种光吸收结构对荧光的产生非常必要。而吸收光产生绿色荧光又与蛋白质的精确构造有关。研究人员发现, 有两个纳米抗体会对这种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其中一个纳米抗体通过将蛋白的一个特定区域向发光区推近, 可使荧光效果增强5倍;而另一个则将之推开, 可以使荧光效果降低4倍。也就是说, 通过纳米抗体, 科学家可以开启和关闭信号。实验还证实, 纳米抗体在活细胞内对融合荧光蛋白同样起作用。

“神探”抗核抗体 第2篇

小刘禁不住问：“我已化验了血，而且有两项异常，怎么还查不出什么病？”医生向她解释道：“血沉与C反应蛋白的异常可由多种疾病引起，要明确是哪一种疾病引起，还要做其他检查。”焦急万分的小刘终于来到上海某大医院求医，医生根据她的病史和症状，又给她作了抗核抗体的血液检查，结果有几项抗体呈阳性。经过分析，医生最后确诊小刘患的是硬皮病。

那么，什么是抗核抗体呢？研究发现，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包括硬皮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等），由于某种原因，患者体内细胞的细胞核极易被自身免疫系统误认为是“异己”物质而遭到攻击，结果就产生了针对细胞核成分（也称核抗原）的抗体。由于细胞核成分多而复杂，现已发现有20余种针对不同核抗原的抗体，这些抗体就统称为抗核抗体。

各种抗核抗体在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或组合。其中有的抗核抗体仅见于某一种疾病，医学上把具有这种性质的抗体叫作血清标记抗体。这种抗体一旦被检出，常对诊断起关键作用。有的抗核抗体虽可见于多种疾病，但在不同疾病中，或是其阳性率存在显著差异，或是抗体滴度高低悬殊，故这种抗体的检测对鉴别不同疾病也有重要价值。另外，如果有几种抗核抗体只在某一种疾病中同时存在（形成了特定的组合），这种抗体组合也叫抗核抗体谱，这种特定的组合也是诊断这种疾病的依据之一。

目前，最常用于检测抗核抗体的方法当属免疫荧光抗核抗体检测（IFANA）。这种方法检测的抗核抗体比较全面，可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化验结果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①阴性：未发现抗核抗体。②周边型阳性：常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③均质型阳性：主要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偶尔也可见于药物性狼疮、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等。④颗粒型阳性：可见于多种结缔组织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硬皮病、干燥综合征、多发性肌炎及皮肌炎等。⑤核仁型阳性：多见于硬皮病。⑥着丝点型阳性：仅见于硬皮病。

免疫荧光检测法对发现结缔组织病有较高的敏感性，但缺点是除个别几种病外，它不能“认出”究竟是哪一种结缔组织病。80年代，又出现了应用免疫印迹技术，能在一次化验检查中，同时完成对7种以上抗核抗体的检测和识别，而这些抗体大多是各种疾病的血清标记抗体，对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功能抗体论文 第3篇

关键词：妊娠早期,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促甲状腺激素,游离甲状腺素

证据表明[1], 在妊娠早期出现的甲状腺功能异常常常导致孕妇早产、流产, 以及对新生儿造成生长发育及疾病的损伤, 而氧化物酶抗体 (TPOAb) 更是造成此类疾病及并发症的元凶之一。而在临床工作中, 对于这类疾病的血清学检查往往容易被忽视, 或者检查非常片面, 忽略了对TPOAb的筛选检查。为此, 本研究选取各类妊娠早期的孕妇, 观察TPOAb与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及对妊娠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8月至2013年8月在我院妇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的孕妇82例, 年龄22~38岁, 其中经检查发现TPOAb阳性的妊娠早期孕妇42例作为观察组, TPOAb阴性的妊娠早期患者40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排除家族遗传性甲状腺疾病及除甲状腺异常之外各类免疫系统性疾病。

1.2 方法

所有受检者常规记录年龄、孕周、胎次及自然流产、死胎等不良既往史, 追踪记录受检者各类妊娠事件, 包括产后出血、流产、妊高征、死胎等。患者门诊采血3 m L、行酶联免疫法检测血TSH、FT4及TPOAb并记录结果, 仪器采用ADVIA Centaur XP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德国西门子产) , 试剂盒采用美国BECKMAN公司提供, 操作按试剂说明。

1.3 诊断标准

参照2012年版《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规定妊娠早期临床甲减为TSH>2.5 m IU/L, FT4<11.5 pmol/L;亚临床甲减:TSH>2.5 m IU/L, 11.5<FT4<22.7 pmol/L[2]。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正态分布的各统计指标均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数值比较采用t检验, 率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既往病史对比

两组患者在年龄、孕周、胎次差异上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既往不良病史 (包括流产、死胎) 观察组共12例 (占28.6%) , 对照组共5例 (占12.5%) ,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两组患者TSH与TF4水平对比

由表1所示, 观察组仅TSH升高及TF4降低并TSH升高人数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而仅TF4降低人数比例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P<0.05vs对照组

2.3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对比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总发生人数比例为26.2% (11/42) , 对照组患者不良事件总发生人数比例为10% (4/40) ,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4 TSH、TF4与TPOAb水平相关性分析

TSH与TPOAb水平呈正相关 (r=0.08, P<0.05) ;而TF4与TPOAb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r=-0.02, P>0.05) 。

3 讨论

3.1 TPOAb与甲状腺血清指标相关性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TPO) 是甲状腺素合成的关键酶, 其相关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相关抗体不仅能够发挥其细胞毒性作用攻击甲状腺过氧化物酶致使甲状腺素合成减低, 而且自身可以作为对甲状腺疾病的相关辅助诊断及检测指标[3]。李金生[4]对262例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分析发现, 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中, 其自身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79.36%和89.83%, 而且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中, 高浓度的自身抗体阳性率最高。本研究显示, 在TPOAb阳性的患者中, TSH升高患者数明显高于TPOAb阴性患者, 并且TPOAb与TSH水平成正相关, 而却与游离TF4无相关性, 说明TPOAb是通过影响TSH水平来影响甲状腺功能的, 对TSH监测不仅能够反应甲状腺功能水平, 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血液中TPOAb的水平。

3.2 TPOAb参与妊娠相关疾病

本研究显示, TPOAb阳性的早期孕妇发生各类不良事件明显高于TPOAb阴性孕妇, 说明TPOAb对甲状腺功能影响巨大, 并且由此能够引起孕妇各类不良事件。研究发现[5], 自身抗体阳性的孕妇血清TSH水平往往是升高的, 并且有发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趋势, 因此妊娠3个月的TPOAb阳性妇女流产发生率要比正常妊娠妇女增加一倍。而由于妊娠早期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浓度逐渐增加, HCG与TSH有相同的亚单位, 能够与TSH受体结合发挥类TSH作用, 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掩盖孕妇早期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事实, 极易被临床上所忽略。故妊娠早期及时检测血液中TPOAb能够有效的减少流产、死胎等一系列不良事件发生。

参考文献

[1]吴妙琼, 刘艳虹, 谭晓军, 等.妊娠早期单纯性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与不良妊娠的关系[J].广东医学, 2013, 34 (11) :1718-1780.

[2]滕卫平, 段涛, 宁光, 等.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J].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12, 28 (5) :354-371.

[3]李跃松, 朱亚妮, 殷政芳, 等.血清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J].检验医学, 2012, 27 (3) :195-198.

[4]李金生.甲状腺疾病TGAb、TPOAb测定262例临床分析[J].当代医学, 2010, 16 (26) :38-39.

功能抗体论文 第4篇

关键词：甲状腺抗体,阳性率,甲状腺功能,成人

近年来,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发病呈上升趋势[1], 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n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AITD)又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常见病因 ,其中桥本病和格雷夫斯病占大多数。 血清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作为自身抗体是AITD中特异性标志物,也日益受到界内的关注。 临床研究显示,TGAb、TPOAb不仅在桥本病和格雷夫斯病中显著升高[2],而且在正常成人中也有一定的阳性率, 女性普遍高于男性且表现出种族差异[3]。 国内大宗健康人群的甲状腺抗体报道尚不多见,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性分析大宗健康体检人群的甲状腺抗体的阳性检出率及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的相关性,以期为人群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的预防检测和早期诊断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健康医学部进行体检的健康成年人, 有完整病史、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功能和抗体检测。 排除标准:1甲状腺疾病或有关家族史;2超声提示甲状腺癌者;3下丘脑或垂体疾病史;4妊娠;5慢性疾病(肝硬化、肝功能异常、肾病综合征、肾功能异常、 慢性心功能不全、慢性感染性疾病等)、恶性肿瘤;6系统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7服用影响甲状腺激素水平的药物,如胺碘酮、碳酸锂、卡马西平或苯妥英钠。

最终入选15 007名,女7181名,男7826名,平均年龄为(44.38±11.62)岁;按不同年龄段分为6个亚组: <30岁组1399例,30~<40岁组3804例,40~<50岁组5312例,50~<60岁组2958例,60~<70岁组1116例, ≥70岁418例。

1.2方法

体检医生收集每个人的病史资料、用药史并进行体格检查及甲状腺触诊,于早晨8∶00~10∶00抽取外周血,送至中心实验室,离心后放置4~10℃冰箱保存直至测定。 测定指标包括:TPOAb及TGAb,由瑞士罗氏Cobas e601监测,采用化学发光法。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T4)、促甲状腺素 (TSH)、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T3)、 甲状腺素 (TT4), 由德国西门子Centaur XP监测 , 采用化学发光法,由加样、孵育、分离、激发和测定等步骤构成。

1.3诊断标准[4]

临床甲状 腺功能亢 进 :TSH <0.38 m U/L,FT3 > 4.10 pg/m L或FT4>1.89 ng/d L;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TSH<0.38 m U/L,FT3和FT4正常;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TSH >4.34 m U/L,FT3 <1.80 pg/m L或FT4 < 0.81 ng/d L;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TSH>4.34 m U/L, FT3和FT4正常 。 TGAb >115 U/m L为TGAb阳性 ; TPOAb>34 U/m L为TPOAb阳性。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 9.3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不同性别、年龄组中TPOAb、TGAb的阳性率、各种甲状腺疾病检出率以及在抗体在各种疾病中的阳性率,采用 χ2检验进行率的组间比较, 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计算甲状腺抗体阳人群发生各种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的风险(OR)。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甲状腺抗体与性别、年龄的关系

TPOAb总阳性率为8.97%;男性阳性率为4.38%, 呈无明显年龄分布特征,≥70岁组检出率最高,为6.25%;女性阳性率为13.97%,女性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421.34,P < 0.01), 且随年龄增高阳性率的检出逐渐升高,高峰在60~<70岁人群,为17.09%,随后下降。 各年龄段男性、女性TPOAb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1。

TGAb总阳性率为9.58%;男性阳性率为3.54%, 呈无明显年龄分布特征,≥70岁组检出率最高,为5.42%;女性阳性率为16.17%,女性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689.28,P < 0.01), 且随年龄增高阳性率的检出逐渐升高, 高峰在50~< 60岁人群中,为18.39%,随后下降。 各年龄段男性、女性TGAb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2。

注:总人群 TPOAb 不同年龄组间阳性率比较,χ2=29.0918,P < 0.01; 男 TPOAb 不同 组间 性 比 ,χ2=22.8542,P < 0.01; 女 TPOAb 不同年龄组间阳性率比较 ,χ2=20.8040,P<0.01

2.2甲状腺抗体在各种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人群中的阳性率及OR值

甲状腺功能异常总检出率为8.4%(1262/15 007),临床甲亢、亚临床甲亢、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的检出率分别为0.45%(67/15 007)、0.92%(138/15 007)、0.27% (40/15 007)和6.78%(1017/15 007)。

注: 总人群 TGAb 不同年龄组间阳性率比较,χ2=10.1294,P=0.0716; 男 TGAb 不 年 组 阳 率 较 ,χ2=18.3892,P =0.0025; 女 TGAb 不同年龄组间阳性率比较 ,χ2=8.8969,P=0.1132

TPOAb阳性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人群中总阳性率为29.32%(370/1262),其中,临床甲减人群中的阳性率最高为72.50%(29/40),OR值为34.59;TGAb阳性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人群中总的阳性率 为29.16% (368/1262),其中 , 临床甲减人群中的阳性率最高为62.50%(25/40),OR值为19.78; 双抗体阳性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人群中总的阳性率为20.60% (260/1262), 其中 , 临床甲减人群中的阳性率最高为57.50%(23/40),OR值为65.75。 见表3。

3讨论

TPOAb的自身抗原为110 k D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PO)[5]。 TPO有多种异构体 ,存在异质性 ,具有多种不同抗原决定簇。 TPOAb是一组多克隆抗体,以Ig G型为主。TPOAb是AITD的标志性抗体,是诊断桥本病的金标准和格雷夫斯病的佐证。目前认为[6],抗体的出现与淋巴细胞浸润有关,抗体水平的高低与淋巴细胞浸润的程度正相关,这些抗体通过参与辅助T淋巴细胞的活化,激活补体和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导致甲状腺细胞破坏。 TPOAb阳性率为7%~20%[3,7,8],除了与应用不同检测方法有关外 ,还与种族、性别分布、年龄构成以及经济卫生理化环境因素有关,女性显著高于男性,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本组研究显示,TPOAb阳性率为8.91%, 在人群中的分布随年龄升高而升高,女性阳性率高于男性,女性的阳性率为13.97%,与文献报道相符[9], 抗体出现的高峰在女性的60~<70岁,达17.09%,较亚临床甲减发病高峰早10年[9],这也说明TPOAb导致甲状腺的损伤是一个潜在、慢性渐进的过程。

注:与非甲状腺疾病人群比较,*P < 0.01;TPO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G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甲状腺球蛋白(TG)是660 k D的可溶性高分子糖蛋白,具有高度异质性,免疫结构复杂[5]。 TGAb是一组多克隆抗体, 以Ig G型为主。 TGAb与TG结合后, 通过FC受体与结合抗体的相互作用激活NK细胞而攻击靶细胞, 导致甲状腺细胞破坏。 TGAb对致病性甲状腺球蛋白T细胞抗原决定簇的识别可以呈现中性、抑制或增强效应,这主要取决于TGAb所识别的抗原决定簇有无个体遗传背景,在某些AITD患者,其净效应可能是加重疾病以及对非显性T细胞抗原决定簇自身免疫反应的扩大,从而导致AITD的发生及恶化。 TGAb也是AITD的标志性抗体,往往伴随TPOAb同时出现,并且高滴度TGAb者更易发展至甲减[10]。TGAb的阳性率与TPOAb相似[6]。本组结果TGAb阳性率为9.58%,女性TGAb不同年龄组间阳性率的差异虽未达到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但有女性阳性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女性的阳性率为16.17%, 高于男性, 抗体出现的高峰在女性的50~<60岁,达18.39%。 本组数据中TGAb在临床甲状腺疾病中高达62.50%,提示TGAb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的发病机制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甲状腺抗体阳性是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危险因素[5]。 高建华等[11]的研究发现,在5年的随访中,原甲状腺功能正常而TPOAb或TGAb阳性者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甲减或甲亢)的比率显著高于抗体阴性者,1年后甲减的发生率达5.2%, 甲亢的发生率为3.7%。英国Whickham社区20年随访结果[12]同样也显示,甲状腺功能正常、抗体阳性者,每年以2%~4%的速度进展为甲状腺功能减退。 国内对亚临床甲减的随访观察发现[13],最终发展至甲减的患者均为AITD,甲状腺自身抗体明显升高,而且抗体浓度越高其自发消失的可能性越小。 初访时TPOAb和TGAb共阳性者, 随访时两抗体均消失的比率更低,仅为7.29%。 本组研究还应对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者进行的随访,以利于甲状腺疾病的预防和临床早期诊治。

本组数据中,TPOAb阳性者在临床甲亢、亚临床甲亢中分别占56.72%、18.12%,与正常人群相比OR值分别是17.19、2.90;TGAb阳性者,分别占56.72%、 21.74%,OR值分别是15.55、3.30。 国内外报道,在碘缺乏地区补碘后,甲亢的发病率会有一过性的升高[14], 虽然甲亢的发病率回落与前相同,但病因的构成发生了变化,由补碘前的非自身免疫性甲亢转为自身免疫性甲亢。 其机制可能为:长期缺碘的基础上增加碘的摄入量后, 引起了易感人群自身免疫性甲亢的发生,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这类疾病的缓解率[15]。 TPOAb和TGAb在Graves病患者中显著升高。 这组数据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证明免疫机制在甲亢发病中的作用。

本组TPOAb阳性者,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人群中的阳性率分别是72.50%、27.34%,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的7.08% (P < 0.01),OR值分别为34.59和4.94。 TGAb阳性者,在临床甲减 、亚临床甲减中的阳性率分别是62.50%、27.04%, 显著高于正常人群的7.77%(P < 0.01),OR值分别为19.78和4.30。 高碘导致甲减是甲状腺适应高碘摄入的一种现象[15]。 高碘致甲减分为自身抗体阴性和自身抗体阳性两类。 一般认为前者的发生机制与高碘致甲状腺肿相似。 随着碘摄入量的增加,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发展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危险性进一步升高,主要为AITD伴甲减。 本研究充分证明了免疫机制在甲减发病中的作用。

虽然在双抗体阳性在甲状腺功能异常人群中的阳性率低于任何单一抗体的阳性率,但是其OR值却成倍增长, 尤其是临床甲亢和临床甲减中, 分别是39.35倍和65.75倍 , 再次说明了这两抗体在对甲状腺的损伤致病的协同作用,应对甲状腺功能正常而双抗体阳性的人群密切随访。

值得一提的是,TPOAb阳性与妊娠关系密切[5]。 TPOAb阳性是发生产后甲状腺炎 (PPT)的危险因素, 还与流产、不孕、人工授精受孕失败以及产后抑郁相关。 妊娠早期妇女TPOAb阳性可能导致后代的智力水平减低。 但是如果及时发现并足量甲状腺素替代治疗,能够明显改善上述结局[16]。 关于TGAb阳性与妊娠关系的文献尚不多见。 故应加强本组人群中抗体阳性的育龄人群的随访,尤其是TPOAb阳性者,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

功能抗体论文 第5篇

肺炎球菌疫苗的保护机制主要是通过特异性抗体介导的调理吞噬作用将体内的肺炎球菌清除。所谓调理吞噬作用是指抗体、补体与吞噬细胞表面结合, 促进吞噬细胞吞噬细菌等颗粒性抗原的作用。由此可见, 注射疫苗后只有机体产生能够有效介导调理吞噬作用的功能性抗体, 才能发挥真正的免疫保护作用。通过体外调理吞噬实验 (opsonophagocytic assay, OPA) 检测抗体的调理吞噬活性, 能够直接反映功能性抗体含量, 实现对疫苗保护效力的准确评估[6]。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OPA与疫苗临床有效性的相关性要高于ELISA[7,8]。

近年来, 国际上多个实验室开始致力于OPA技术的研发, 试图建立一套稳定、可靠、标准化的检测方法。美国阿拉巴马大学通过长期探索, 建立了优化的多重调理吞噬实验 (multiplexed opsonophagocytic killing assay, MOPA) , 可同时对4种血清型的肺炎球菌功能抗体进行检测, 简化了实验流程, 减少了工作量并节约血清样本, 提高了OPA技术的检测通量[9]。并且国外部分药企已经开始采用OPA方法进行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临床效力评价[8,10,11]。但由于该方法操作较为复杂, 技术要求高, 目前国内该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比较缺乏。本研究参考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大学的MOPA实验, 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 旨在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应用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效力评价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HL-60细胞系购自美国ATCC (CCL-240) ;13个血清型的肺炎链球菌菌株 (带有特定抗生素抗性) 来源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Moon H Nahm实验室;5份血清样本来源于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免疫后的健康人群;SPF级新西兰乳兔 (3~4周龄) 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卫生部生物技术产品检定方法及其标准化重点实验室提供。

1.2 试剂

BactoTMTodd Hewitt Broth (THB) (批号:3071477) 、酵母提取物 (批号:2220095) 购自Becton Dickinson公司;RPMI1640 (批号:1393807) 、胎牛血清 (批号:1428479) 购自Gibco公司;二甲基甲酰胺 (DMF) (批号:3345C432) 、2, 3, 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TTC) (批号:2532B313) 购自Amresco公司;Anti-CD11b PE (批号:2184659) 、Anti-CD35PE (批号:2326940) 、Anti-CD71PE (批号:2292633) 、Annexin V FITC (批号:2202518) 、Propodium Iodide (PI) (批号:SLBB4626V) 和Annexin V Binging Buffer (批号:30435) 购自BD Pharmingen公司;4种抗生素:奥普脱欣 (Optochin, 批号:051M1257V) 、奇霉素 (Spectinomycin, 批号:102K05447V) 、甲氧苄氨嘧啶 (Trimethoprim, 批号:BCBC9232V) 、链霉素 (Streptomycin, 批号:2036B318) 购于Sigma公司。

1.3 仪器

菌落计数器 (型号:Proto COL 3) 购自英国Synbiosis公司;流式细胞仪 (型号:FACS Calibur) 购自美国BD公司。

1.4 HL-60细胞的培养及主代细胞库的建立

从ATCC购买的原始HL-60细胞经复苏、增殖培养、再冻存建立一个主代细胞库 (80管) 。

1.5 HL-60细胞的分化及鉴定

使用DMF诱导HL-60细胞分化5 d, 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具体分化步骤及鉴定方法参考文献[12]。

1.6 肺炎链球菌工作种子批的制备及鉴定

1.6.1 肺炎链球菌工作种子批的制备

来源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各型肺炎链球菌, 37℃培养过夜后转移至THY液体培养基中继续培养至OD600为0.6~0.9, 收集培养液加80%甘油混匀后分装冻存, 制备工作种子批。

1.6.2 冻存菌种活力检测

将冻存菌种与未经冷冻的细菌同步稀释后, 37℃过夜培养后进行菌落计数, 计算冷冻细菌的复活率。

1.6.3 冻存细菌抗生素抗性及敏感性检测

在分别含4种抗生素 (奥普脱欣、奇霉素、链霉素、甲氧苄氨嘧啶) 的培养基和不加抗生素的对照培养基中, 划线接种13个型的肺炎链球菌, 37℃培养过夜后进行观察。

1.6.4冻存细菌工作稀释度的确定

按照参考文献[12]的方法进行工作稀释度的测定。选择菌落数为80~120 cfu/spot的稀释度作为最佳稀释度。

1.7 补体制备及鉴定

取SPF级新西兰乳兔颈动脉采血获得补体, 按照文献[12]的方法测定该批次补体的非特异性杀菌率。

1.8 调理吞噬试验

将待测血清在56℃水浴中灭活30 min, 按照参考文献[12]的方法进行操作。经菌落计数后, 用软件Opsotiter3计算样本的调理吞噬滴度。

2 结果

2.1 HL-60细胞的表面标志鉴定和活力测定

经测定, 未分化的HL-60细胞表面标志表达量:CD35为7.03%, CD71为88.87%, 活细胞比例为88.89% (图1) 。HL-60细胞在诱导分化5 d后表面标志表达量:CD35为71.78%, CD71为10.97%, 活细胞比例为72.96% (图2) 。阿拉巴马大学参考方法的标准规定, 分化后活性细胞比例应≥65%, CD35表达应≥55%, CD71表达应≤20%。本实验测得的各项指标均符合阿拉巴马大学参考方法的各项质量标准, 可用作OPA实验的效应细胞。

2.2 肺炎链球菌工作菌种的鉴定

2.2.1 冻存工作种子的复活率

结果显示, 13个血清型的冻存肺炎链球菌工作菌种的复活率分别为:1型94%, 3型92%, 4型96%, 5型95%, 6A型94%, 6B型93%, 7F型91%, 9V型93%, 14型94%, 18C型94%, 19A型95%, 19F型96%, 23F型95%, 均高于90%。

2.2.2 工作菌种的抗生素抗性与敏感性检测

结果显示, 各型工作菌种均只具有其特定的抗生素抗性, 对其余3种抗生素均为敏感。见图3。

2.2.3 工作菌种的工作稀释度确定

13个血清型的冻存肺炎链球菌工作菌种的稀释倍数分别为:1型3333×, 3型6250×, 4型2000×, 5型16666×, 6A型6250×, 6B型3030×, 7F型6666×, 9V型1250×, 14型1250×, 18C型1470×, 19A型10000×, 19F型6250×, 23F型6250×, 均符合阿拉巴马大学标准中稀释倍数应≥1000的要求。每个血清型对应的稀释条件下, 存活的细菌数为80~120 cfu/spot。

2.3 补体的非特异性杀菌率

经计算, 制备的补体非特异性杀菌率:1型为7%, 3型为9%, 4型为35%, 5型为1%, 6A型为58%, 6B型为57%, 7F型为12%, 9V型为36%, 14型为35%, 18C型为1%, 19A型为5%, 19F型为4%, 23F型为47%。符合阿拉巴马大学标准中非特异性杀菌率应≤70%的质量标准。

2.4 血清样本的调理吞噬指数检测

2.4.1 杀菌曲线

5份血清样本的杀菌曲线见图4。图中可见, 各血清样本针对各型肺炎球菌的杀菌曲线均为标准的S型曲线。

2.4.2 调理指数

经菌落计数及软件Opsotiter 3的计算, 各血清样本的调理指数结果见表1。

3 讨论

OPA实验中涉及四个主要元素:效应细胞、靶菌、补体及抗体血清, 缺一不可, 对于试验的成败都非常重要。本试验中, 效应细胞选用的是HL-60细胞株 (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 。通过悬浮培养, HL-60细胞能持续增殖, 人为诱导后可以分化为成熟的中性粒细胞, 具有吞噬能力[13]。HL-60细胞在未分化和分化后表面标志物的表达情况会发生变化, 如CD71和CD35。CD71蛋白在细胞增殖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表达情况可以指示细胞的增殖状态;CD35是一种跨膜的补体结合蛋白, 存在于成熟的粒细胞表面, 其表达情况可以显示细胞的分化程度。HL-60细胞未分化之前, CD71的表达量较高, 细胞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分化后CD71的表达量降低, 细胞增殖能力减弱, CD35的表达量升高, 细胞进入分化后的成熟粒细胞状态。利用流式细胞仪对细胞表面标志物的表达情况进行监测, 可以实现对细胞分化程度的判断。HL-60细胞的活性及分化程度越高, 吞噬能力越强。

MOPA实验中的靶菌, 是带有特定抗生素抗性的各型肺炎链球菌。将靶菌按抗性不同进行分组, 每组中的4种靶菌分别携带不同的抗性。利用这一特点, 可同时对4种血清型的肺炎球菌进行功能抗体检测。制备工作菌种后, 对各型菌种的特定抗生素抗性及敏感性进行确认非常重要。此外, 为了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需要确保对照孔中的活性细菌数在70~180 cfu范围之内;因此对工作菌种的冻存活力及工作稀释度的核实也必不可少。

补体在OPA实验中同样处于重要地位。补体除了与型特异性抗体协作共同参与调理吞噬作用之外, 其本身还具有一定的非特异性杀菌能力。如果补体自身的非特异性杀菌力太强, 会使特定型别的靶菌被大量杀死, 导致试验失败。因此试验中需要先对补体的非特异性杀菌率进行测定, 必要时需要对不同批次补体进行筛选。血清样本在试验前需要进行灭活补体的处理, 还需要检测是否含有抗生素, 从而排除对试验的干扰。血清样本恰当的预稀释倍数十分关键,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 如果预稀释倍数太高, 容易导致杀菌不彻底, 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而预稀释倍数太低, 则容易导致杀菌率太高, 无法检出具体的调理滴度。

本研究中, HL-60细胞检测结果显示, 分化5 d后活细胞比例为72.96%, CD35的表达量为71.78%, CD71的表达量为10.97%, 符合MOPA参考试验的标准要求。工作菌种检测结果显示, 工作菌种的冻存活力均高于90%, 抗生素抗性与敏感性与预期结果一致, 工作稀释度均≥1000, 符合标准要求。补体的检测结果显示, 非特异性杀菌率均≤70%, 符合要求。对5份血清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 两平行样本孔间的差异<3倍, 杀菌曲线均为标准的S型曲线, 符合MOPA试验各项要求。上述结果表明, 本研究已经成功建立了MOPA检测方法。

功能抗体论文 第6篇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收集2013 年1 月—2015 年5 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ALDS患者111 例。 其中AIH患者36 例;男15 例,女21 例;平均年龄( 40.5±23.3)岁。PBC患者70 例;男47 例,女23 例;平均年龄( 55.3±24.6) 岁。 PSC患者5 例; 男3 例, 女2 例; 平均年龄( 43.4±17.6) 岁。 病毒性肝病351 例。 其中慢性乙型肝炎( CHB) 患者186 例; 男100 例, 女86 例; 平均年龄( 40.3±27.9) 岁。 慢性丙型肝炎( CHC) 患者127 例;男59例,女68 例;平均年龄( 39.7±18.5) 岁。 病毒性肝炎后肝癌( HCC) 患者38 例; 男28 例, 女10 例; 平均年龄( 67.9±45.6) 岁。 另选40 例健康检查者作为对照组。

1.2诊断标准

ALDS参照国际AIH组修订的评分标准[7]和美国肝病学会PBC指导建议[8],病毒性肝病诊断标准采用2004 与2005 年制定的丙型病毒性肝炎与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中的诊断标准[9]。

1.3 方法

1.3.1间接免疫荧光法

使用德国欧蒙公司试剂检测抗核抗体( ANA) ,抗体滴度大于1∶100 为阳性。

1.3.2免疫印迹条带法使用

德国欧蒙公司试剂检测肝病自身抗体,包括抗平滑肌抗体( SMA) 、抗线粒体抗体( AMA)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 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 AMA- M2)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1 型( LKM- 1) 、抗可溶性肝抗原/ 肝胰抗原( SLA/LP) 、抗肝细胞溶质抗原1 型抗体( LC- 1) 。 由欧蒙公司提供的阳性条带位置标准图判定膜条上阳性结果。

1.3.3肝功能检测采用

HITACH7600- 11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血清中丙氨酸转氨酶( ALT) 、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 、谷氨酰转肽酸( GGT) 、碱性磷酸酶( ALP) 和免疫球蛋白( Ig G) 。 质控品测试均在控制范围内进行。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各组疾病自身抗体阳性检出率

ALDS组、病毒性肝病组和健康对照组ANA的检出率分别为88.2%、15.9%和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7.8,P<0.01)。将ALDS组中各项抗体包括ANA、SMA、AMA、SLA/LP、LKM-1、LC-1以及AMA-2的阳性率与病毒性肝病组及健康对照组比较后发现,以上7种自身抗体在3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见表1。

2.2各组疾病患者组内不同疾病的自身抗体检测结果

收集的111例ALDS组根据临床诊断可分为AIH、PBC和PSC 3个小组。351例病毒性肝病组患者可分为慢性乙型肝炎(CHB)、慢性丙型肝炎(CHC)以及肝炎后肝癌(HCC)3组。其中ALDS组中AIH与PBC两组ANA阳性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SC因标本量少不易比较。在肝病自身抗体中AIH的SMA阳性率(47.2%)明显高于PBC组(17.1%),但PBC组的AMA阳性率(95.7%)则显著高于AIH组。在病毒性肝病中CHC患者血清ANA阳性率为21.3%,高于CHB(12.4%)和HCC(15.8%)。见表2。

注:ANA—抗核抗体; SMA—抗平滑肌抗体; AMA—线粒体抗体; SLA/LP—抗可溶性肝抗原、 肝胰抗原;LKM- 1—抗肝肾微粒体I型;LC- 1—抗肝细胞溶质抗原I型抗体;AMA- 2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丙酮酸脱氢酸合物。

2.3各组抗核抗体阳性患者核型分布

本实验显示,ALDS和病毒性肝病患者各组均存在ANA阳性, 其中AIH最常见的ANA核型为颗粒型( 58.1%) , 其次是均质型, 着丝点型及核膜型未见;PBC以着丝点型为主( 63.5%) ,其次是核膜型;PSC以核膜型为主( 75%) ;病毒性肝病则未见特定荧光核型。 见表3。

2.4两种疾病各组患者肝功能指标

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肝功能指标ALT、AST、GGT、ALP均明显高于病毒性肝病患者及健康对照组,3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尽管Ig G( 18.3±7.8) 也高于病毒性肝病组及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

3 讨论

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并无定论, 国内外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断、 鉴别和治疗[10]。现已有研究证实免疫因素与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存在联系, 可能为机体遭受病毒感染后诱导自身抗原修饰从而激发自身免疫导致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11]。 因此,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病与病毒性肝病患者检测自身抗体与肝功能之间的关系具有临床意义。

本研究表明自身免疫性肝病中ANA总阳性率88.3%明显高于病毒性肝病16.0%( P<0.0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自身免疫性肝病中AIH、PBC、PSC患者ANA阳性检出率分别为86.1%、90.0%和80.0%;病毒性肝病患者ANA阳性检出率分别为12.4%、21.3%和15.8%。两组阳性检出率相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P<0.01) 。 因此,可以认为自身抗体的检测可以对自身免疫性肝病与病毒性肝病进行鉴别。

根据血清中检出的肝病自身抗体的不同, 将AIH分为I与II型[12]。 I型AIH自身抗体以ANA、SMA阳性为主。 本研究中ANA合并SMA阳性患者有23 例,另有3 和8 例分别单独出现ANA和SMA抗体阳性, 结合临床资料分析,符合Ⅰ型AIH诊断占AIH的73.5%,与国内外报道数据大致相同[13]。抗LKM-1和抗LC-1抗体是Ⅱ型AIH的标志抗体,本研究中有3例出现抗LKM-1阳性,1例出现抗LKM-1和抗LC-1抗体均为阳性的患者。抗SLA/LP抗体为Ⅲ型AIH的标志抗体,研究中有8例为阳性,其中1例与AMA-2合并阳性,表明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之间并不是独立存在。因此,在自身抗体阳性的患者中,可以根据不同自身抗体显示的结果对自身免疫性肝炎进行更为具体的诊断。

注:ANA—抗核抗体; SMA—抗平滑肌抗体; AMA—线粒体抗体; SLA/LP—抗可溶性肝抗原、 肝胰抗原;LKM- 1—抗肝肾微粒体I型;LC- 1—抗肝细胞溶质抗原I型抗体;AMA- 2 抗线粒体抗体亚型—丙酮酸脱氢酸合物;AIH—自身免疫性肝炎;PBC—原发性胆汁肝硬化;PS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CHB—慢性乙型肝炎; CHC—慢性两型肝炎; HCC—肝炎后肝癌。

注:ANA—抗核抗体; SMA—抗平滑肌抗体; AMA—线粒体抗体; SLA/LP—抗可溶性肝抗原、 肝胰抗原;LKM- 1—抗肝肾微粒体I型;LC- 1—抗肝细胞溶质抗原I型抗体;AMA- 2 抗线粒体抗亚型—丙酮酸脱氢酸合物。 AIH—自身免疫性肝炎;PBC—原发性胆汁肝硬化;PS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CHB—慢性乙型肝炎; CHC—慢性两型肝炎; HCC—肝炎后肝癌。

注:ALT—丙氨酸转氨酶; AST—天冬氨酸转氨酶; GGT—谷氨酰转肽酶;ALP—碱性磷酸酶;Ig G—免疫球蛋白。

PBC中自身抗体以AMA为主。 AMA被分为M1- M9 亚型,其中AMA- M2 最具诊断特异性[14]。 PBC中并未检出抗LKM- 1、LC- 1 抗体,而AIH则会有阳性结果出现,因此可以根据AMA的检测结果与AIH进行区分。 在诊断PBC时,AMA可以作为重要指标辅助临床医生进行判断。

ALDS正日益受到临床的重视,该疾病有时会与病毒性肝病合并出现[15]。因此临床上存在病毒性肝病患者中检出自身抗体阳性的情况,但此类阳性检出率较低。若此种情况出现时, 病毒感染的血清学指标会干扰临床医生诊断ALDS,所以该类病患者应检测自身抗体以确定患者是否存在ALDS。 ALDS和病毒性肝病患者检测自身抗体不仅为疾病的诊断提供依据, 也可对治疗起一定指导作用。 ALDS患者需使用激素类免疫抑制剂治疗, 而病毒性肝病患者则使用干扰素类药物以增强患者的免疫力[16]。若诊断错误后对两种疾病给予相反的治疗将会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后果。 本研究中CHC中出现抗LKM- 1、LC- 1 抗体阳性患者, 提示存在交叉免疫现象。 抗LKM- 1、LC- 1 抗体阳性患者使用干扰素抗病毒治疗后会加重病情,因此要提高警惕。

ALDS患者和病毒性肝病患者的自身抗体主要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AIH以颗粒型为主,其次是均质型;PBC以着丝点型为主,其次是核膜型;PSC以核膜型为主;病毒性肝病则未见特定荧光核型。 由此根据特征性核型诊断与鉴别自身免疫性肝病非常有临床意义。

ALDS是以肝脏为靶向器官的一类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会出现某些生化指标异常的情况。 研究中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肝功能指标ALT、AST、GGT、ALP和Ig G均明显高于病毒性肝病患者及健康对照组。 因此,肝功能也可作为一种指标辅助鉴别与诊断疾病。

通过对ALDS与病毒性肝病患者的检测结果提示,ALDS是与自身免疫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肝病,常伴有特征性自身抗体谱。 自身抗体对不同慢性肝病的诊断与鉴别有重要意义, 其中ALDS的诊断可结合生化和自身抗体检测的结果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功能抗体论文 第7篇

关键词：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过氧化物酶,妊娠结局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甲减) 可能对新生儿神经系统发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 具有加重和促进亚临床甲减发展的作用, 是否亚临床甲减及TPOAb阳性对产妇妊娠结局有影响有待进一步证实[1]。因此, 选择本院确诊的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产妇, 旨在分析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2年3月至2015年6月期间于本院确诊患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产妇160例。纳入标准:符合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诊断标准 (孕早期:10≥血清促甲状腺激素 (hormothyrin, TSH) ≤10组>2.5 m U/L;孕中晚期:TSH≤10组>3.0 m U/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正常, 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 (free tetraiodothyronine, FT4) 正常或轻度降低) 。入选产妇资料160例, 其中包括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合并TPOAb阳性患者80例作为观察组,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合并TPOAb阴性患者80例为对照组。观察组产妇年龄21~34岁, 平均年龄26.6岁, 体重60~95 kg。对照组产妇年龄22~35岁, 平均年龄25.5岁, 体重60~91 kg。同时选择同期无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产妇80例作为常规组, 其中产妇年龄20~34岁, 平均年龄25.3, 体重59~96 kg。三组产妇的一般资料之间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统计所有产妇资料, 包括年龄、孕周、孕产史、饮食等的一般资料, 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蛋白尿、早产、妊娠期糖尿病、羊水异常、胎膜早破、产后出血等的发生以及新生儿的情况进行分析。嘱患者前日凌晨开始, 禁进食, 次日9点空腹经脉取血2 m L, 应用化学发光法进行患者FT4、TSH以及TPOAb水平的检测[2]。化学发光法使用仪器 (MAGLUMI 2000PLUS) 由深圳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的妊娠并发症情况

对照组与常规组相比, 各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此外,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发生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羊水异常、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发生剧烈呕吐、妊娠期尿蛋白以及早产的几率高于对照组 (P<0.05) , 见表1。

2.2 三组患者新生儿的结局对比

常规组与对照组相比, 新生儿体重及各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新生儿体重低于对照组, 且发生新生儿窒息、低体重儿比率均高于对照组 (P<0.05) , 见表2。

3 讨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 (hypothyroidism) 是一种慢性内分泌疾病。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仅有TSH水平轻度升高, 而甲状腺激素水平正常, 患者本身无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或仅有轻度甲减。妊娠期妇女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病率约为2.3%。临床研究显示, 正常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是儿童神经系统发育的保障, 并与机体能量代谢等一系列生理功能相关, 因此对于孕妇而言, 可能影响胎儿发育以及最终的妊娠结局[3]。

本研究结果显示, 单纯亚临床甲减产妇妊娠结局与常规组相比, 产妇并发症以及新生儿体重和并发症等情况之间无差异, 提示单纯亚临床甲减对妊娠结局无显著影响。此外, 观察组发生剧烈呕吐、妊娠期尿蛋白以及早产的几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新生儿体重低于对照组, 发生新生儿窒息、低体重儿比率均高于对照组, 这些结果均提示, 亚临床甲减合并TPOAb阳性能够增加妊娠结局不良的比例, 同时可影响新生儿的正常发育, 增加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率。

总之,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可影响妊娠结局, 加重孕妇剧烈呕吐、妊娠期尿蛋白以及早产的几率, 同时使发生新生儿窒息、低体重儿的比率升高。

参考文献

[1]张惠欣, 秦玉珍, 刘文慧, 等.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对妊娠早期先兆流产的影响[J].疑难病杂志, 2013, 12 (3) :198-199.

[2]关燕鸣, 简凤萍, 梁锐根, 等.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对妊娠早期先兆流产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 2014, 12 (24) :19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