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制度范文

官本位制度范文（精选9篇）

官本位制度 第1篇

一、历史上中国式专制制度与人的极致所欲

(一) 中国封建专制的摔性而为, 可满足人的最极致动物本能欲望

人的最原始、最极致动物本能欲望所体现的是对权力的追逐永不满足, 即对人的生杀予夺、对美色的贪婪攫取、对所欲之物的肆意占用永不满足。这种制度所展现的直白淋漓的权力欲、性欲、和贪物欲, 属于人性中固有的原始欲望, 非任何意识形态可以遏制的。在没有国民充分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法律制度是无法制约的!

(二) 中国式专制制度是“家天下”, 而非“公天下”

近代思想家严复曾指出:“中国自秦以来, 无所谓天下也, 无所谓国家也, 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 其兴也, 此一家之兴也, 其亡也, 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 其家亡, 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厉害者, 亦厉害于一家而已, 未尝为天下计也”。因此,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只能是极少数民族脊梁的慷慨赴义壮举;“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更是志士仁人的乌托邦!民族败类必然远远多于民族英雄!

二、封建制度长期存续的原因、因果报应与更替规律

(一)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长期存续的原因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长期存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官本位”文化制度。具体讲, 一是思想禁锢, “刑不上士大夫”的儒家等级礼治思想, 以“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神权理论相欺骗,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愚民教化实施等等;二是大搞“顺我者昌”即施恩于为自己夺权的追随者或为维护现政权培育鹰犬, 并通过科举制不断地培育发展培育文化与造就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才;三是实施“逆我者亡”即通过专政暴力工具对权力觊觎者以“五马分尸”、“灭九族”等的严酷手段相威胁;四是暴力统治工具逐步完善, 使反对者无法抗衡。总之, 思想麻痹、物欲引诱、暴力镇压, 其中暴力为先为重!

(二) 专制制度更替只能是“以暴易暴”因果报应

封建专制的“家天下”, 导致继承者的无知与奢靡相结合, 必然是统治能力递减, 因而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江山永固”。凡是自身热衷的强权垄断所造成的前因, 必然造就他人夺取权力垄断的后果, 中国封建王朝只能处于因果报应循环更替之中。若无外部力量的作用, 跳不出“家天下”的圈圈!

三、两千余年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 “官本位”文化制度培育了国民不健全的人格与病态心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谁掌控别人的生存就能掌控他们意志。而我国封建专制文化实际上是权利决定一切的“官本位”制度文化, 以封建专制君主为主的臣僚掌控国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这种等级制的多元文化, 必然会造成国民不健全的人格与病态心理。

(二) 国家观念淡薄、民族精神难以升华、国民凝聚力难以提高

民众国家观念淡薄必然导致主人翁意识的缺失, 洋奴哲学盛行;民族文化成为专制统治工具必然扼杀了民众的宗教信仰, 民众行为无法规范, 民族凝聚力不强;道德说教脱离实际, 势必成为官员谋权夺利的工具, 从而导致民众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这样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必然影响工业兴起与民族科学创新, 从而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综合国力不强。

(三) “官本位”制度文化仍然影响国民的“理性”现状

由于“官本位”等级制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 “有权就有一切”依然神奇, 因此权力争斗仍然你死我活;国民得不到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地位, 致使“主权在民”遥遥无期, 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实施艰难, 致使国民仍处于可悲又可恨、可敬又可爱的状态中。

四、文化制度决定民族崛起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在“官本位”文化制度根深蒂固、“有权就有一切”依然神奇的国度里,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也不可能有健全的人格!因此“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式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奋斗的愿景!

要使国民有健全的社会制度人, 必须要有健全的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再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民族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前提。如果能够把儒家的“仁者爱人”核心理念, 墨家的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 佛家所追求的真、善、美的行为准则, 法家的依法治国治吏的思想, 融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之核心, 公共权力不仅要在阳光下公开运行, 而且要奉行道家的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无为而治的准则。果真如此, 何愁中华民族崛起、祖国强大、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和谐社会必定是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积极向上而有凝聚力, 民主与法制健全的社会, 否则社会必不和谐又不稳定;和平外交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民族凝聚力与强大国防力为基础, 否则便是空谈;“弱国无外交”, 我国的国际大国地位必须通过正义地战争来确立, 忍辱求和、领土主权不保何谈民族崛起国家强大!

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要在历史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发挥应有的作用, 都必须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顺应历史潮流。我们党的伟大, 是在人民群众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 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只有一心为公, 立党才能立得牢, 只有一心为民, 执政才能执得好。

摘要：官本位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而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 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它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金本位。“金本位”描述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把当官或者官的大小当作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 “官本位”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官本位思想 第2篇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公务员福利 就该比公民福利高？

《人民日报》上一篇“公务员收入不高，你为啥不信”的署名文章在互联网上引发网友热议。文章称“应通过消除（公务员的）黑色收入、挤压灰色收入、科学设定白色收入，消解人们（对公务员收入高）的刻板印象”，也认为应该“健全监管、完善机制”，“让公务员收入清清白白”。

对此，有网友表示赞同，提出全国各地公务员的情况不同，不能一干子打死，也有网友指加强社会监督，让公务员的收入真正透明化，才是消除大众偏见的关键。但更多的网友则是提出了更大的质疑：如果公务员收入不高，那么，那些拼命要去考公务员的都是傻瓜吗？为何有些乡镇级的公务员都能开上汽车？基层公务员如此“坑爹”，为何一些基层公务员的子女还是可以进入公务员的队伍？

当然，其实些疑问的一个简单解释是大众混淆了政府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性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官本位”下衍生出的历朝历代人们对“公务员”的病态推崇，甚至是崇拜。

将认知聚焦常识让制度回归本位 第3篇

这些年,在如何深化医改、怎样完善全民医保制度的问题上,有两个奇特的现象:一是“专家”太多,“主意”过剩,而“专家”之间又“张飞不服马超”,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二是常识成了稀缺资源,使得一些本属常识范畴的事情(诸如管理体制与制度模式、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保基本与多层次、保基本与重特大疾病保障、社会政策与政府责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关系等),硬是被当作“高大上”的理论纠缠不休,既空耗了改革的锐气,又贻误了改革的机遇,给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实实令人扼腕痛惜。于是就萌生了就这个题目写点文字,把一些“ABC”的问题再絮叨一番的想法。

(二)

只要回顾一下“新医改”以来一些“医改大腕”奉献的主意与高论,就足以令人惊奇和震撼。不妨列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意”与“高论”:一曰“一手托两家”的“大健康论”(指由某个部门既管卫生又管医保);二曰“基本医保功能延伸论”(指将基本保障先向“保小病”延伸后又向“保大病”延伸);三曰“基金保障绩效放大论”(指将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划一块给商保公司运营);四曰“医保补偿论”(由医保基金补偿公立医院);五曰“合规费用论”(抛开“医保政策范围内”这个前提,凡是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医疗费用都应由医保埋单);六曰“二次报销论”(把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制度异化为普惠性的二次报销);七曰“再保险论”(用医保基金购买商业保险);八曰“商保优势论”(认为商保经办基本医保业务比医保机构更具优势)。林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正是这些“主意”与“高论”,“搅得周天寒彻”,像雾霾一样让人迷眼、迷茫、迷惑,使得原本简单、清晰的问题变成了迷思而让人不知所措。

出现这种不堪的胶着状态,并非“高大上”理论不具,亦非体制机制固有的复杂性难克,恰恰是与陈旧观念的束缚、既得利益的藩篱使得一些人不顾及、不尊重社会保险的基本常识、不恪守基本医保的制度本位有直接的关联。

(三)

常识。就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基本的、常态的知识。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的话说,“常识就是在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再证明的知识”。也就是说,常识是人们的共识,是国际社会的通识。难怪一位英国学者在谈论什么是现代治理时说:“所谓现代治理,就是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常识治理”。可见懂得常识、尊重常识、按常识办事是何等重要。

本位。就是一个事物在诸多事物中本来的方位,具体到基本医保制度,就是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原本的功能定位,即“制度本位”。各项制度的功能应该是明确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只要各就其位、各行其道、各尽其责,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就会有序运行、健康发展

先圣有言,“大道至简”。医改中许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看似“高大上”的尖端、复杂的问题,只要将认知聚焦常识,懂得常识,尊重常识,立马就变得简单明白了;医保运行中看似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只要让制度回归本位,各就其位、各行其道,认真做好制度分内之事,不缺位、不越位,也别错位,立马就变得条分缕析、径渭分明了。语云:“心正出良谋”。看来还须再加一句:懂得常识、尊重常识、遵循制度本位才能出好主意。

(四)

管理体制一定要适应制度模式的选择。这是基本原则,也是国际通识,可以说是属于常识范畴。离开具体的制度模式,孤立地看待、选择管理体制是很难评判是优是劣的。

由第三方(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而不是由提供医疗服务的部门管理,目的是为使医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趋于平衡,这是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它说明,这样的管理体制与制度模式是相适应的,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这样就避免了“内部人控制”“既当出纳、又当会计”可能导致的弊端和隐患。如果实行的是卫生福利计划制度(如英国等),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国实行的是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由社会保障部门(第三方)管理医疗保险事务本是应有之义。而且社会保险法也已载明,并授权国务院作出具体规定。

懂得并尊重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常识,就不会坚持“一肩挑”“一手托两家”的所谓“独特优势论”,也就不会抛出“由一个部门既管卫生又管医保”的所谓“大健康”论,更不会兴师动众(包括动用有限的外交资源)满世界求证该由谁管医保更合适这个伪命题了。

懂得并尊重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常识,在谋划深化改革、健全全民医保制度的改革举措时,就应该将管理体制与整合制度统筹考虑,统一部署。据说又有“高人”支招,要“反弹琵琶”,即先整合制度,管理体制以后再说。如果搁置、绕开管理体制,只整合制度,相关部门之间很可能因立足点、着眼点不同,对整合制度作出各自的解读和诠释,又可能出现新的“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局面。即使相关部门都能顾全大局,也会因统计口径不统一、信息不能共享、网络重复建设等而造成扯皮和浪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到闹出“乱子”的时候,再回头来“重新收拾旧山河”,再解决管理体制问题,或许会因“路径依赖”和“利益固化”更加阻力重重,或者因两套基础设施网络系统的羁绊而积重难返。那样,弯路就走得太长了,改革成本也就太高了。

(五)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其属性功能有质的区别。前者是政府依法举办、依法参保、覆盖全民,属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后者是根据市场需要由企业兴办,自愿投保、针对特定人群,属营利性商品,是社会保障的有益补充。二者必须“桥归桥、路归路”,虽在功能上可以互补,可以(且应该)在保障群众多层次需求上充分发挥作用,但在制度层面上,绝不可混淆、越位或错位。

懂得并尊重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常识,在大力推进基本医保、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过程中,就会自觉地坚持制度本位,依法依规支持、促进“两保”并行不悖、并驾齐驱,使“两保”都得以健康持续发展。

懂得和尊重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常识,就不会产生“商保崇拜”的虚妄,更不会罔顾法律法规,“任性”地将基本医保基金切割一块交由商保运营之类“移花接木”、“割肉补疮”的事情,使得医保制度支离破碎、不伦不类,导致“两保俱伤”。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某些医改威权人士自相矛盾的双面世相。他们以“政府派”自居,一听说引入市场机制就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别人打入“市场派”,并将医卫体制中存在的种种旧疾新患统统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然而,他们对商业保险公司介入基本医保业务(同样是引入市场机制、市场行为)却推崇备至,说它有诸多优势云云,又把“政府主导”的桂冠甩到太平洋去了,你说怪也不怪?!

(六)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方针是“广覆盖(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最先是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提炼概括出来的。这个方针,只有4句话12个字,简洁明白,但内涵丰富、逻辑严谨,是一个有机整体。广覆盖(全覆盖),是指保障范围要做到应保尽保,体现社会保障的普遍性原则;保基本,是指制度功能定位,就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也就是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多层次,是指保基本之外的医疗需求通过补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多种途径和办法满足;可持续,是指保障的稳定性、连续性、长期性和可靠性。这个方针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是指导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有序发展的总规矩,也是衡量制度运行是否稳健、可靠的基本标准。

(七)

“保基本”与“多层次”的属性、内涵、功能、定位原本是很清楚的,但由于陈旧观念的束缚、利益藩篱的障碍,便出现了一些与“本意”相悖的解读和主张。

一是将保基本矮化、丑化。认为保基本既不保门诊小病,又保不了大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什么“政府保基本、商业保大病”“基本保险只能过基本生活,商业保险才能过幸福生活”、要“通过商业保险来放大保基本的功能”云云。二是将保基本泛化、神化。把保基本的功能过度延伸,把保基本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边装,赋予其过多的“分外责任”。好像有了基本保险就可包打天下、万事大吉了。于是,大家都盯着保基本,而罔顾多层次,使商业健康保险等多层次保障发展缓慢,成为“短腿”、“弱腿”。三是将保基本与多层次对立。认为现在多层次发展不起来,主要是保基本“管得太多、太宽”,使得多层次缺少“发展空间”。四是将保基本与多层次功能错位。模糊二者的制度边界,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制度混搭”。于是将基本医保基金“切一块”给商保公司运营,并付给管理费,保证其有利可图。造成制度建设上的“非驴非马”现象,既制约了基本医保功能的有效发挥,也贻误了商保等多层次保障的发展机遇,并非“双促进”而是“两耽误”。

保基本是主体。保的是大众(即社会)的基本需求,化解的是绝大多数人因疾病造成的人生风险。保住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就保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安全理性的心理预期,也相应保住了社会安全。

多层次是补充。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互助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商业健康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公益慈善机构举办的各种医疗救助、医疗捐赠等等,都是对保基本的有益补充,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健康需求,都是社会保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保基本与多层次二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保基本是满足普罗大众的普遍需求,商业健康保险等则是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或者市场需求。二者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共生共荣、比翼齐飞的良性关系。世界保险发展史业已证明,基本保险越发展,保基本保得越充分、越到位,商业健康保险等多层次的补充保险就越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而不是相反。道理很简单,恰如一个人,只有在衣食无忧、病有所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追求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的消费(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等多层次的补充保险也只有在人们的基本医疗需求普遍得到满足后,才有可能去购买自己“特需的保险产品”,获得“特殊服务”。

多层次保障体系的格局,在我国远未形成,不但“块头”小、难当“重任”(有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业务收入中的占比为12.2%,占整个保险市场总保费收入的7.8%,而国际上一般都占到20%-30%;健康保险支出在全国卫生总费用中占比只有1.3%,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0%左右。商业健康保险发达的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在总保费中占比以及赔付支出在医疗费用中的占比接近40%),尚未形成气候,与现实需求(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市场需求)极不适应。多层次“多”不起来,不但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多元的多层次保障需求,而且严重“拖累”基本医保。一些本该由“多层次”承担的保障责任,一股脑地都塞到保基本这个“筐”里。使其超负荷运行、超能力发挥,自身苦不堪言不说,还“费力不落好”,反说成是基本保险制度的“局限性”,引来诸多不明就里的无端指责与诟病。这种被扭曲的状态从反面证明,必须让制度回归本位,各行其道,各尽其责。

(八)

保基本与重特大疾病保障,是一般与个别、“大众”与“小众”的关系,不能将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制度)异化为“大病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大数法则、采取共济互助方式筹集医保基金、化解参保者人生难以确定的疾病风险,即患大病的风险(一般头痛脑热的小病形不成风险),也就是说,基本医保本质上就是大病保险,这在国家层面的文件(如2007年国发20号文件)已有明确界定,也是国际通识。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制度)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旨在解决极少数社会成员(家庭)因患重特大疾病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及以上者)的特殊困难,以免其“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很显然,这是一种针对特殊群体的政策举措,而不是一个普惠性的制度安排,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明乎此,就不会将基本医保一会儿“向保小病延伸”,一会儿又“向保大病延伸”;就不会硬从医保基金中切出一块给商保公司去“放大保障绩效”,也就不会将这项政策举措异化为在一定医疗费用支付额以上的“二次报销”或所谓“再保险”了。

不少专家学者指出,从基本医保基金中切出一块交由商保公司运营,至少有四个过失:一是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改变了基金的属性和用途(支付商保的管理成本和赢利);二是肢解了医保基金,削弱了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三是权力PK权利,通过划拨基金,就把政府应负的托底责任转嫁给全体参保者了;四是使商保崇拜与懒政思维的“联姻”合法化。

许多地方长期从事医保工作的同志反映,有关方面推出这项“大病保险制度”,是“新医改”以来最不靠谱的一个举措,是地方最不情愿的一项“改革”,是多此一举(有的地方同志甚至称作是一个“肿瘤制度”)。笔者从事医保这么多年,真还没有见过一项改革有如此遭遇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全国31个省市区都制定了“大病保险”的试点方案,也选择了部分城市进行了试点。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违设计者的初衷:基金的使用效率未见提高,保障绩效也未放大(从理论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实际运行也是不可能的);商保的“专业优势”并未显现出来(有数据表明,商保办理一个大病患者的保障业务需要500元左右的成本,而医保经办部门则只需要300元左右,其经办成本大大高于医保经办部门);“二次报销”使患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平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这对解决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家庭的困难只是“杯水车薪”,而对中高收入的一般疾病患者来说又是无足轻重的“锦上添花”;社商混搭式的合署办公使得医保部门的工作量并未减轻,而医保基金被“肢解”后其保障能力减弱,不少地方出现了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甚至有些统筹地区历年滚存的基金也花光,出现了“全线飘红”的支付危机;商保人员流动性大给医保信息安全和参保者隐私保护埋下了隐患,等等。

为了正确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制度)的决策部署,几年来,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和评估工作,并将成果报告了高层领导和相关部门。《中国医疗保险》杂志也连续刊发了《急需雪中送炭,且慢锦上添花》、《关于重特大疾病保障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应该向太仓学些什么》等一系列文章,既阐述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制度的重大意义,又诠释这项举措的概念内涵、功能定位、路径选择和责任主体。同时,介绍国际上的两种做法:或者在基本医保内由特困家庭申请、进行家计调查后认定予以帮扶;或者由财政出资建立专项基金。中国医疗保险评估专家组也把“大病保险制度的试点情况”作为评估调研的重要内容。专家组根据地方反映的问题,在《2014年基本医疗保险评估报告》中作了实事求是的综述,建议对前段时间“大病保险制度试点”工作进行一次客观、公正、全面、正确的评估,兴利除弊、正本清源、规范制度、完善政策,把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真正办实办好。

《2014年基本医疗保险评估报告》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作出了重要批示:“报告反映的问题值得重视,亦表明加强医保重大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提建议请国务院医改办并医保专项工作组考虑,对反映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问题,抓紧研究解决办法”。人社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均作出批示,要求相关同志“按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办,协调做好后续工作”。我们期待着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能尽快落实,我们更期待医保专项工作组能够在深入评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甄选和充分的论证,把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制度)的概念内涵、功能定位、路径选择、责任主体等基本问题真正搞清楚弄明白,审慎地制定出台一个规范性文件,给各地开展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工作提供正确指导。如果没有真正做足“功课”就操切从事,匆匆出台文件,那结果必然是“三分面加七分水——又是一盆浆糊”,就更令人不堪了。

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 第4篇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现了高校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和90年代后进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钱化互相结合的产物。中外任何高校都需设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相反。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根据地教育建制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高校体制为基础，对建国前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改造，在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干部和改造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因而高校的行政部门不单纯是为教学研究等服务，而主要是统领大学一切事务的领导机关。在人们的记忆中，高校或教育，原先是作为一条“战线”而存在的，即如“工业战线”、“财贸战线”、“文艺战线”、“医疗卫生战线”、“体育战线”等一样，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统一的性质的。改革开放以来，和工农业或其它行业、领域相比，高校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如今在高校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高校颇类似于改革前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基本结构就是充分“官本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全国大学已分为“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等。与此相联系，高校中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院、系、所的院长、主任、所长；校和院、系两级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的组成人员都是由校或院、系行政部门任命。高校教师的岗位设定、薪资、提职，工作考核等等也无不与“项目”或“量化”挂钩，从而使高校出现了实利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重点被教育的对象，就是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气氛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

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其间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越演越烈的“官”与“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上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唯官是举”的新氛围。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的生态环境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在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虽经岁月流逝，名校的精神传承早已断裂，但还是点点滴滴体现在一些普通教师和领导的身上，书记和校长虽然也是“官”，但他们的身上都保有可贵的“书生本色”。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和书记，那是学校和教师、学生之福；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也只能自认倒霉。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社会声望的大学校长们，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竺可祯、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担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陈垣等，因为他们也没有“可比性”。单说建国后的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实权在握的“书记兼校长”，也都是一些声望卓著的专家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这些大学校长中，最特别的是郭影秋，他已担任云南省的省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因对历史的爱好和兴趣，主动要求转到大学工作，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早成绝响。

在那个年代，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小得多，掌握的资源更有限，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报负。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热爱教育，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有理想，有责任心，更有担当；都在极有限的空间里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吴玉章老校长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学的书刊资料社，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吴老，把被诬为“胡风分子嫌疑”，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大右派”陈企霞和陈学昭。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值“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都还惊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郭影秋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学生要好好读书，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及至“文革”结束，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1937年到延安的老院长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典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在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仍兢兢业业，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说到张鸣，这是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理当爱护。人民大学因有张鸣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才令人们刮目相看！人们发现，这所原来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质的大学也实现了全面的学术转型，有了一种真正的“大学气象”。说来令人欷嘘不已，人民大学这所曾在50-60年代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学，其经历的磨难比国内任何一所著名高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无情的解散。按理说，这段“浴火重生”的历史，应该使人民大学今天的目光比其它高校更深邃，胸襟更开阔，更大气，更重视人材。却未曾料想，就因为张鸣没能做到对个别领导抱持“敬畏之心”，加之又在一些具体工作问题的看法上和领导不一致，就被扣上“捣乱分子”、“破坏和谐”的大帽子而被免去系主任一职。试想在吴玉章老校长主政的时期，会发生这种荒唐事吗？和今天的人民大学的某些官员相比，论资格和官衔，吴玉章是中共元老，是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员；论学问，吴玉章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但“官气”两字，却和他一点也不沾边，吴老不愧是真正的教育家！当然，在某些人的眼中，或许只有“权力”最伟大，“教育家”是毫无份量的！

大学官本位何以久治不愈 第5篇

关键词：大学,官本位制度,使命,价值,学术共同体

大学官本位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在30年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 中指出: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 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 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 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

“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 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央《决定》要扩大高等学校的自主权, 改变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的状况, 加强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 而最重要的是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如果说, 当时《决定》尚没有直接针对大学的行政化和官本位问题, 那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则直指日趋严重的大学官本位问题, 非常明确地提出改变大学行政化的目标和要求:

“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克服行政化倾向, 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 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 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2]

《规划纲要》还提出了明确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试点意见, 如“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 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推进管理人员职员制”和“完善校务公开制度”等。

应该说中央对大学的行政化和官本位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 并且就如何解决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路线图。但遗憾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却仍然愈演愈烈, 对大学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一、大学官本位制度的恶果

大学官本位制度正在全方位地解构大学, 颠覆大学的理念, 蚕食大学的学术实力, 使大学流于平庸, 失去国家创新发动机的地位, 难以继续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的理性灯塔。

首先, 官本位制度使大学失去独立自主的办学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大学主要负责人被冠以“副部级”或“司局级”之后, 更认同自己的官员地位, 而把“教育家”只看做一个概念, 一个观念转变层面的问题。他们更注重对上级政府部门负责, 而非对自己所领导的大学负责, 他们在工作中格外注意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中建立的各种“关系”, 以求获得“政绩”, 得到晋升。他们所忙碌的主要是如何满足政府所提出的各种短期目标, 应对政府的各种考评等。他们不大可能冒失去官员地位的风险, 从政府争取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也不大可能关注大学的长远发展战略。目前校长或书记的岗位难以把一名学者培养成教育家, 更可能将其历练成官吏或熟练利用关系的“政客”。

官本位制度正在使大学办学模式单一化。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瞄准了“综合性、研究型、世界 (或国内) 一流”, 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为此游说各方, 甚至不惜贿赂主要有关领导, 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就是实现学术飘移, 升格学校的行政级别, 当然最终的目标自然要落在学校领导的官员级别上。其实, “从来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模式, 也不存在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追求的‘全球性研究型大学模式’。”[3]

其次, 官本位制度正在改变大学的使命。大学的使命随着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从单一的教学发展到教学、科研和服务的结合。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大学的服务必须是在研究基础上的服务, 必须有利于学生的培养, 不能离开学术来谈服务, 更不能以服务吸引了领导层的眼球而沾沾自喜, 更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弗莱克斯纳 (A.Flexner) 认为大学主要关注的应该是学术工作———科研与教学。他指出, “现代大学要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极尽一切可能地促进知识发展, 研究不管产生自何方的任何问题, 以及培养人”[4]。今天我们的大学由于官本位作祟, 正在改变大学的教育使命, 大学本应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培养能够提出和解答问题的学生”[5]。而官本位制度与创新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价值冲突, 创新是不断质疑权威意见和观点的过程, 而官本位则是要学生唯命是从, 这就使学生失去问问题的兴趣、勇气, 甚至能力。我们的大学教师今天确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去, 但目标有时是功利的, 甚至是媚上的。大学的服务则更多地以领导的意志和获取利益为转移。哀哉, 大学!我们要切记, “打破常规、拓展视野, 这一直是高等教育特有的关切。正是因为拥有对我们自己、对世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 大学才能蓬勃发展”[6]。

第三, 官本位制度正在改变大学的价值取向, 造就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一些教师在官本位制度下精心设计和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们游走在从政和学术之间, 力求升官与学术职称晋升两不误。“双肩挑”者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校园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引领了价值取向和职业生涯抉择, 使得一部分优秀青年学者进退失据, 进入领导岗位后, 或者不能全身心投入领导工作, 或者根本不具有必要的领导能力, 更可怕的是利用手中权力捞取个人好处, 而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 逐渐失去领先地位, 仅仅徒具虚名而已。这种制度误导了大批学者, 葬送了一批优秀青年学者。

一些本来可以很优秀的学生, 只要全身心投入学习, 是可以在学问上不断进取, 成为优秀的毕业生的。但是他们却把学生干部作为一种工具, 来规划人生的道路。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批评学生干部, 只是想说他们中的一部分, 扭曲了价值观, 不是把担任学生干部作为一种服务, 一种人生经验, 而是利用学生干部身份来铺平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 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学生可能人数并不多, 但是却具有可怕的示范效应, 成为精致个人主义者“喜获成功”的展示橱窗。

第四, 官本位制度正在改变大学的基础结构。今天的大学从外观上看与30年前的大学最大的区别除“壮美”的校园建筑以外, 可能就是各个楼前和楼中目不暇接的金字招牌。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院系所名牌, 一类是各种奖牌, 一类是各种中心或实验室名牌。我们从这些牌匾中所嗅到的是大学的浮躁。毋庸置疑, 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是大学的学术核心、基本组织单元, 大学需要不断建设和细心呵护。当然这些机构有它遗传的缺陷, 就是很难跨学科解决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复杂问题。因此在大学中构建跨越学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 问题在于这些中心的成立太过随意, 经常是校长、书记或其他学校领导, 甚至学校职能部门领导一手建立起来, 他们决定建立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往往是上级领导的意图, 或者市场的需求。这种考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问题是他们对大学的基本属性, 大学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却考虑不多, 决策也很少经过学术机构 (比如学术委员会) 的讨论审批。这些机构在运行中更多地得到领导们的关爱, 分享更多的学校资源。更有甚者, 他们往往自任这些机构的领导, 在这些机构中他们往往独断专行, 更像政府部门中的首长或企业中的CEO。这些机构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功利, 急于求成, 做了一些大学并不擅长的工作, 而忽略了大学对社会和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在于通过基础研究进行创新, 也就是提供长远和战略上的服务。大学切不可把主要注意力仅仅放在这些中心上, 而忽略了大学传统的院系所的建设。

第五, 官本位正在解构大学的核心———学术共同体。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治理的基本原则是民主, 成员共享平等的权利, 具有共同的责任, 通过达成一致意见做出决定, 尊重个人思想自由的权利, 从而形成和谐的学术氛围。这几乎成了共同体成员的信仰。在这种学术共同体里拂去世俗的纷扰, 静下心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对于真理的探索工作, 对于大学教师的生存具有决定性意义, 成为吸引大学教师安之若素、安贫乐道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样的原则与官本位制度格格不入。在官本位制度下, 大学的人、财、物等重大决策权实际上都在主要领导手中, 在校园中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

由于大学管理中的官本位, 学术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学校领导所在的学科占据了不合比例的学校资源, 中层以上官员也相应占据了大量学校资源, 与普通教师相比他们获取了与其比例不相应的过多的重大科研课题和各种学术奖励。这就导致许多教师失去了参与大学治理的兴趣, 不得不去应对行政主导的偏向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一旦学术共同体遭到破坏, 学术研究就可能背离学术精神和学术至上的价值, 官本位制度成为学术出版“膨胀”和学术行为不端滋生的温床。

在官本位的制度之下, 学术共同体遭到解构, 当大学学术共同体不复存在或被扭曲之后, 依托于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文化品味与传统———“利益无涉的研究、对真理的自由追求、信息的自由分享、广阔而平衡的知识追求与传播、共同参与治理所包含的价值”[7]———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荡然无存了。

二、大学官本位制度为什么久治不愈

每年“两会”的发言、大量文章以及大学教师在私下与公开场合所表达的意见, 对大学的官本位制度已经进行了深刻广泛的口诛笔伐, 一位校长甚至公开表示, 把校长职务与副部级联系起来, 是对其的侮辱。中央文件也直面这一问题, 并且确定了改革的方向与路径。看起来已经进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快车道, 会很快得到解决。但是, 现实却是大学中的官本位愈演愈烈, 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 到底原因在哪里。

首先, 大学的官本位制度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 有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中, 中国创建了文武官制度, 整个社会围绕这样的制度运转。“读书做官”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几乎唯一的目标, 是读书人的精神和物质追求。在人们的观念中基本上只有官与民, 而二者的关系则是“上智下愚”, 官是父母官, 民是子民, 民主和参与根本不在封建国家治理的语汇中。自辛亥革命以降, 无数志士先贤尝试搏击官本位制度, 但是这种融化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制度却难以消失殆尽。

1949年以后, 中国以计划为核心治理整个社会生活, 建立了庞大的、全能的政府。社会各种机构 (文教体育卫生机构、群众团体、党派和宗教机构等) 都成为政府治下的分支机构, 都具有了行政级别, 负责人都成为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 在我国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第三部门或非政府组织。有问题找政府, 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于是官本位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 社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 社会的各种制度, 工资、医疗、退休和保险等都向政府官员倾斜。

其次, 在这种整体的官本位环境下, 我们可以说, 政府是大学官本位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政府把大学作为实现国家即时目标的工具, 作为政府的下属部门。政府任命大学的领导干部, 赋予大学领导干部行政级别, 按照国家干部标准与要求管理大学领导。在大学领导被赋予行政级别以后, 大量的政府官员蜂拥到大学“做官”。据统计, 2014年新上任的15位部属院校书记中有8位来自党政机关。在地方, 进入院校做领导, 已然成为地方官员获得晋升的重要渠道。政府官员进入大学以后, 把政府的工作范式和程序带到大学, 写报告和发文件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发命令、跑关系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教师和学生既没有权力选择学校领导, 也没有权力监督学校领导, 致使大学领导的权力不受监督, 官本位制度得以不断延续和强化。大学的官本位制度正在校内外形成利益链。大学设置行政级别, 就为政府安排大批官员打开了大门, 就为大学中的官员到政府从政开辟了渠道。这样就不断强化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地位,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演化成为官员之间的关系, 而官员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政府以行政化的方式配置大学资源, 强化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地位和逻辑, 大学领导不断“跑步”到政府, 力争“钱进”;政府的触角也延伸到了教师, 政府管人才, 主导了各种人才计划, 使得人才愈来愈等级化, 影响了大学和谐的学术环境;政府还管学科建设、管科研项目、管工程建设项目、管招生, 甚至管到教材。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对大学无所不管, 无所不包。

第三, 在大学内部复制了政府的管理模式, 成立了与政府主管部门一一对应的职能部门, 以科层制的方式控制、管理学术事务, 管理层级增加, 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大学内部也以行政化的方式和逻辑配置资源, 那些“跑步”到大学担任领导的部门和学术机构, 就能获取大学的大量资源。大学为“双肩挑”者设置了理想的晋升路径, 提供了一般教师所不能及的机会。大学中的各项政策也向他们倾斜, 在大学中创造了官本位得以畅行无阻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大学内部的学者“自治”组织处于被大学领导者组织与管理的状况。这些组织的成员实际上由大学领导选任, 其工作范围由大学领导确定, 甚至工作日程也由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制定。所谓“校长治校, 教授治学”不过是目前官本位制度下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 当前大学所面对的激烈市场竞争对大学的官本位制度推波助澜。从社会整体来说, 从战略上看, 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不断压缩官本位制度存在的空间。但是很蹊跷的是, 大学在应对激烈市场竞争中却强化了官本位制度, 管理超越了学术成为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泉。大学正在经历一种管理范式的转变, 从传统的学院 (学者社团) 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意识转化。一套新的管理话语已经生成:市场价值、成本-效益、战略规划、成就指标、质量保障、问责和审计等。当前大学管理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行政主管控制气氛和市场优先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大学的商业价值和实践, 像管理公司、企业那样管理大学。于是大学的领导不仅是政府的官员还成为“大学”这一每年流通几十亿元巨大企业的CEO, 大学领导的这两种角色互相支撑, 互相强化。

第五, 大学中行政文化已经生成, 并且在不断发展, 不断挤压学术文化。大学既是传播文化的地方, 又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地方。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穆勒 (S.Muller) 指出, 大学“早期存在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人文标准正在受到规模、制度和程序的侵蚀。这种演变使得大学自治更难于实施”, 大学“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8]。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 (B.Clark) 更明确地阐明, “在学术事业和系统中最少被注意到, 但又变得日益重要的是行政文化从教师和学生文化中的分离。行政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相互影响作用, 他们每日的工作与教学和科研根本不同。他们把教师和学生看作是缺乏现实感的人, 甚至是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一种独立的文化产生了。”[9]一种新文化一旦生成就会不断向原有的主流文化挑战, 不断挤压原有的文化。这样, 在大学中两种文化———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独立并存, 相互冲突, 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大学治理中一个持久的、挥之不去的问题。这种新文化成为大学官本位制度的土壤和雨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大学的领导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代表行政文化, 帮助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获取更多的权利, 从而不断强化行政文化, 挤压学术文化生存的空间。

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重构大学的思想、制度和文化基础

我国大学被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传统所束缚绑架, 现在要根本改变这一文化传统,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我想首先要在社会、政府和大学之间形成共识, 即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不是企业, 大学是自由追求真理的地方, 是守护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社会与其代表机构政府要履行大学与社会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契约, 维护大学的学术自治。这是处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 是大学独享的特权。大学要捍卫学术自由, 因为学术自由是教师追求真理的基本保障, “追求真理”是大学永恒的使命, 是大学存在的基本理性, 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如果社会、政府和大学能够树立起这样的观念, 那么我们就向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其次, 大学的自治要有法律保障, 以法律的形式约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通过法制建设遏制政府干预大学的冲动。政府要依据法律尊重大学的自主权, 尽快改变以管理政府官员的模式管理大学的领导的做法, 取消大学及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 制定相应政策让教师能够参与大学领导的选任, 监督大学领导选任的全过程。制定大学宪章, 明确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容和边界, 规定大学主要领导的遴选制度与程序。

第三, 可以尝试通过大学理事会 (董事会) 制度的建立, 一方面在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起防火墙, 挡住政府的直接干预, 一方面体现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的合法诉求, 同时建立起对大学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第四, 构建现代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 将以学术权威为基础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 并且建立起组织保证机制。保证教师 (主要是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 参与大学的重大决策。建立“终身聘用制”和“教师投诉听证制”等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教师享有学术自由, 保障教师积极参与大学的治理。

结语

鉴于官本位制度在中国是一个顽疾, 已在大学生根, 成为大学的一种制度文化, 要想摒弃这种制度, 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中国大学要摆脱平庸, 建立起自信心, 迈向世界一流, 必须义无反顾地、坚实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第一步就是要取消大学及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这样做了, 大学的官本位制度也就开始坍塌了, 尽管路还很长, 但是毕竟宣示了政府的改革决心。同时大学领导要自省, 不断检讨自己的立场, 认识自己不仅仅是大学行政最高负责人, 不仅仅要向政府负责, 还要不断重申自己是大学学术的代表, 要对教师和学生负责。大学领导要有勇气顶住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 向社会索要和捍卫自主办学的空间, 在校内还要抑制行政权力的空前膨胀。大学教师要积极参与大学治理, 积极参加学术组织的工作。一心只读圣贤书, 只关心自己学科领域的世界, 就会失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 就会使官本位制度畅行无阻, 学术共同体的良好氛围就会荡然无存。总之, 中国大学要打破官本位制度的囿困, 需要政府、大学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N].人民日报, 1985-05-29.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N].中国教育报, 2010-07-30.

[3][5][6][7]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大学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N].北京青年报, 2015-03-23 (B2) .

[4]Flexner, A.Universities:American, English, and Germa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24.

[8]Dibiaggio, J.A. (1989) .The President’s Role in the Quality of Campus Life[J].Educational Record, vol.70, no.2.

官本位思想对于现代广告的影响 第6篇

儒家自汉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然而, 在主流文化在教育中发挥作用的同时, 儒家还发展出一套“官本位”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儒家的“从势”理论。这种思想不讲民众监督和人民主权, 与古代西方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从表面上看, 儒家一直倡导诸如“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仁爱思想。但是其核心则主要强调三纲五常的礼教思想。“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在儒家思想中人与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正是这一思想才使得儒家文化成为封建中国的所谓正统思想。而不是因为所谓的“仁者爱人”这样拿来愚弄百姓的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这种官本位思想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成为当今主流的社会意识。

这种思想的盛行原因有两点:一、社会主流信仰的缺失, 对于金钱和权力的崇拜是当前社会“官本位”思想盛行的根源;二、社会体制的弊端诱发和滋生了这种“官本位”思想的盛行, 比如当前的高考制度。

在国内商业广告制作中, 这种官本位思想更有着深刻影响。在广告传播中, 从势的心态被广泛应用于商品诉求表现中, 以迎合普通百姓的心理价值取向。通过商品曾获得的奖项及荣誉来塑造商品形象是广告的一种常见表现手段。在受众心中, 权力机构、权威部门认可或推荐的商品自然是信得过商品。

二、“官本位”思想发展为“成才教育”的渴求

儒家对于“官”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对于“官”的崇拜。从隋朝科举制以来, 这种崇拜更多的转化为人们对做官的渴求。学而优则仕。从古至今, 想要从草根变成官宦唯有读书这一个出路。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出仕”的态度从儒家的创立贯穿至今天。

儒家学说主张积极的“入仕”思想。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生追求成为儒门个人价值的追求观念。而这种观念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形成“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读书”的含义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 它早已超越了封建社会所强调的《诗书礼仪》等儒家文化的范畴, 而成为一个更为具象的概念。那就是“上大学”。从我们进入小学, 老师和家长就告诉我们:你以后唯一的出路和最好的出路就是上大学。考上大学就能“出任总经理, 当上CEO, 迎娶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考上大学就有地位有权势有钱花。考不上大学就去工地打工, 沿街乞讨, 饿死街头。而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也更是对此深信不疑。所以, 许多商业广告中就常用这种观念来左右人们的消费行为, 以获得商品营销的成功。

对于这种“入仕”思想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止步于此。随着包括中小学到高等院校, 从国内高校自考到国外留学热潮, 校与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学校也开始学会运用广告这一手段来为自己的生存谋求发展。纵观各大院校的招生广告, 除去突出师资力量与硬件设备的同时, 最大的诉求点就是所谓“名校”的概念, “名校”似乎已经成为了成才的代名词, 事业有成的保障。随着这股风潮, 就业单位也似乎成了帮凶, 不是名校不是重点高校的学生, 就业成为相当大的问题。使得不少考生如果没有考上名校, 宁可复读几年的时间。这样既浪费了青春又不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甚至影响力自己的未来。影响人们向着“名校”趋之若鹜的心态根源依旧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观念。

综上所述, 现代商业广告中在基于占领消费者良好的初次认知的前提下, 在商品广告信息中融入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承认和追捧的儒家文化, 并且以此提炼广告诉求与广告方向。一方面, 通过受众固有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其建立同频关系促进商业利润的目的;另一方面, 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性的传播活动, 在信仰缺失的当今社会为人们建立和找回零碎的传统文化记忆。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催眠形式使得人们接受商家的广告理念。使得各色商业广告能够更加的被受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鲁瑛:《商业广告制造消费者偏好》.怀化学院学报.2007.2

[2]张葵阳:《宁波大学现代商业广告中的受众意识》.《商场现代化》.2008.4

[3]任君卿:《广告心理与策划》[M].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论文.2005

[4]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官本位制度 第7篇

所谓“官本位”, 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 官大的社会价值高, 官小的身价自然小, 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在封建社会, 王侯将相, 官分九品, 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 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 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 规定其等级, 划分其行政权限, 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极其严格, 并且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 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 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 等级森严, 上尊下卑, 界限分明, 不容僭越。官越大权力就越大, 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地位就越显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 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现代社会, 官员还仍然有特权, 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 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 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优势。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权为纲, 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 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 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 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 做官为了一切, 有了官位就能光宗耀祖, 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都能得到好处, 可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官本位思想势必导致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 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官僚主义等的盛行。

二、“官二代”现象

“官二代”一词, 主要是指官员的后代。其中的“二代”并非确指, 即可以是表示第二代 (儿辈) , 也可能是表示第三代 (孙辈) 。同时, “官二代”的外延又是极具弹性的, 它不仅包括直系亲属, 而且还可能包括旁系亲属。而“官二代”现象, 则是指在官员的亲属 (主要是直系亲属) 中存在的, 通过官员的权力和人际关系, 不经由公开、公正的渠道攫取资源和特权的现象。可见, “官二代”和“官二代”现象两个不同的概念, “官二代”不一定会通过这一关系来攫取中间的特权, 因此不能成为一种现象。但是, 人们通常会用“官二代”来代替“官二代”现象。

那么为什么在当今社会“官二代”现象会成为广泛关注的对象呢?这当中的原因除了反映出一种“仇官”的社会普遍心态之外, 还反映出我国就业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社会阶层之间的固化, 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 使得一部分处于社会上层的人, 世代都能稳稳地占据这一有利资源;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则很难通过合理的流动进入上层社会。在就业形势紧张的社会状况下, 能够在党政机关谋得一个职位, 往往是很多人认为的最佳选择, 因此, 公务员考试也就成为了竞争最激烈的考试之一。许多职位的招录比例常常是几千比一, 到最后却是“关系”说了算。在2010年5月举行的三亚市小额贷款担保中心招聘人员笔试行政能力测试中, 一名考生以令人瞠目的99分夺魁。后经记者调查核实, 获得99分的是与招聘单位属同一系统的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之女, 并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考前未列入公示报名名单等违规行为。据查, 温孝廉在违规为其女儿温某某获得报考资格后, 将其女儿温某某送到命题老师处进行考前辅导, 使温某某在此次考试中取得了99分的成绩。就这样在资源如此紧张的社会中, 很多“官二代”却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获得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种种好处, 甚至是获得权利、地位和金钱。

“官二代”现象是社会发展转型期出现的特殊的产物, 最主要的根源是深受我国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三、由官本位思想看中国的“官二代”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为求取功名不惜任何代价, 例如“范进中举”就是官本位思想的典型。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干部会拥有很多老百姓没有的特权, 社会地位也会随之上升, 并且可通过这一途径聚敛财富。这些亲身体验到仕途带来的各种便利的领导干部, 也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子女、亲戚安排到公务员队伍中去, 造成“官二代”变相的权力世袭。致使社会流动的空间缩小, 其他阶层的人就很难进入到上一阶层, 利益格局相对的固定化了。官本位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造成“官二代”现象产生的根源。

(一)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 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 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 为巩固其统治, 着手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此后, 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清代作家李伯元所作的《官场现形记》, 就曾针对封建社会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作出深刻的描述和批判。可以看出, 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上好学校需要靠关系, 找好工作需要靠关系, 甚至连看个好医生都需要靠关系。记忆里, 似乎从上小学开始这种“官本位”思想都已经逐渐开始在儿时的交往关系中表现出来, 班干部因为是其他同学与老师联系的纽带, 手握考勤、收交作业本和向老师打小报告的权利, 在班级里总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虽少不更事只是享受于管制别人的优越感, 但“官本位”的思想已开始萌芽。此后, 这种自小形成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生今后的学习与生活。其实, 每个人对社会阶层的意识并不是生来就有的, 而是后天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习得的, 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内化。所以说, 社会的大环境造就了人们对社会分层的界定。

“官本位”思想在现在虽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体制环境, 但毕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不可能仅靠刚实行了60多年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就能把存在于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消除。

(二) 政府部门权力过大, 拥有大部分社会资源

官本位思想源于政府部门权力过大, 官员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控制, 权力过于集中, 也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来进行监督, 相对来说人民则是处于无权的真空状态。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 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普遍存在着“接班”现象, 父母退休之后可以由儿女进入该部门顶替其原来的职位, 在当时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官二代”现象和它如出一辙,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对这种现象如此不满呢?这是因为在过去, 人们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 不论在仕途还是其他领域, 可能获得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机会很大。能够上大学就是捧了“铁饭碗”了, 毕业之后分配到稳定的工作, 真正能深刻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的大部分官员和领导干部, 都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平民家庭, 甚至是农民家庭, 靠着自己努力学习才走到今天的位置。随着改革开发的加快, 大学生毕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许多人无论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他们被体制排斥在外的命运。就算是有幸能进入到体制之内, 在晋升方面仍然受到限制。没有所谓的“关系”支撑, 只能一辈子做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某些“官二代”却能在大学毕业后不费吹灰之力的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有些是在未进大学之前就已经有合适的职位在等其毕业了。因此, 在面对“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而逃回二、三线城市的人, 却发现二、三线城市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好, 选择再次逃回“北上广”。大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人情、关系的重要性要低很多, 机会选择也相对公平很多, 大型企业、私企多看中的是能力, 自己的努力付出还是能有所回报的, 就算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有晋升的机会。小地方一般是“熟人社会”, 干什么事都要有“关系”, 办个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 对于家庭没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年轻人, 所获得的资源很有限。索性还不如逃回“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自食其力、实现自我。

(三) 政治阶层利益固化, 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

对官位、权力的崇拜导致政治阶层利益固化, 成为产生“官二代”现象的重要原因。父辈对于财产和权力的积累, 使“官二代”一出生就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获得了先赋地位。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体系, 一个人做了官获得了权力, 就有义务为他的家族和家族的其他成员带来优势资源。领导干部通过自己手中所拥有的特权, 可以帮助其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如果子女通过父母获得相应的权利, 这种权力同时会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了, 使得本该属于优秀者的位置被侵占。

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以及其带来的官本位思想影响的加深也给“官二代”现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除了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以外, 由于公务员又稳定不繁重工资待遇也相对较好, 社会上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岗位上。其结果就是, “官”的地位在人们心理上的又提高了一层。人民手中握有的权力相当少, 当官的手上握有的权力又非常多。这种不正常的思想严重腐蚀了中国社会流动途径, 社会阶层之间出现断裂。

四、对如何遏制“官二代”现象的思考

“官二代”现象的出现, 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性, 因此, 这一现象的出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饱受非议。要彻底的根除这种现象, 就要铲除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 纠正官本位的思想。达到该目标任重而道远, 透过现象探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根源, 对症下药, 从本质入手找到解决途径。

(一) 破除“官本位”思想, 强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

要破除官本位思想, 推进制度创新是关键, 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经之路。建立健全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 在公平公开招考的基础上, 保证选拔过程的严肃性和纪律性, 使组织能够任用优秀的人才。严格民主推荐和年度考核机制, 让真正有才干之人得到重用, 无能的庸碌之辈则被淘汰。建立领导干部长效的追究机制, 即使是退出领导岗位也要追究其责任, 不因官职大小区别对待。形成比干部考核机制更加严格的, 以工作实绩和人民拥护程度为标准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在推进制度进程的同时, 要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拓宽参与渠道, 切实保障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权。

进行重大改革或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策时, 应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意, 使政府决策成为民主决议。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二) 转变政府职能, 调整分配方式

政府的各项工作要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而政府的职能要适应社会的需求, 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 政府对市场有绝对的控制权, 不仅扭曲了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调整, 而且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之所以调整政府的职能, 就是要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即政府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把权力交还给市场,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 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的实质是变革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原有的经济体制是由国家机构全面控制着主要社会资源, 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在全社会对所有制形式、产权关系、户籍制等, 进行多层次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实行市场经济, 把权力交还给市场, 有利于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完善税收制度;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机会, 对权威的崇拜就会减少。“官二代”的优越感也随之减少, 从而使财富和资产取代行政权力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三) 打破阶层的固化, 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

正常的社会形态, 应当是要保证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 让社会成员有机会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来改变代际的社会地位。形成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取代封闭、固定式分层结构, 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首先, 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特别是平衡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保证社会成员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特别要以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契机, 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其次, 要保证就业机会的公平, 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 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

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区别, 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会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 不具备消灭不平等的条件, 只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才能缩小等级差距。封闭的社会分层把人们束缚于某一社会地位, 容易形成具有共同利益且与国家总目标相悖的集团。历史上,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 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而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来获得与社会总目标相关的个人利益, 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之下存在的社会差别不仅不会危害社会, 相反会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既铲除了类似“官二代”这种官场畸形现象滋生的土壤, 又能提高社会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孙壮珍.《我国官本位政治文化与“官二代”现象内在逻辑解析》.克拉玛依学刊, 2011.3.

[2]郝宇青, 朱琳琳.《中国产生“官二代”现象的原因》.探索与争鸣, 2011.9.

[3]朱岚.《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 理论学看, 2005.11.

官本位制度 第8篇

提出“语用本位”也是有依据的。《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学习语用—语用, 就是概括的过程。当然, 会不会断章取义, 估计也会有质疑的。

一、阅读比写作更常用更有用

早晨在公园锻炼, 听到几位退休工人在争论。一位说, 报纸上讲企业退休人员又要加工资了, 要加10%。另一位马上说, 不可能, 报纸讲的应该是那些没有加的地方, 我们这里已经加过了。于是两派人就争了起来。这时有个人说:“我们语文水平太低, 理解不了。加还是不加, 我们争也没用。”我想, 这争论大概应该归“阅读本位”管吧?人们在生活当中运用最广运用最多的, 不是写作, 而是阅读。如果学校语文教学不管用得最广用得最多的怎样读好文章 (现代社会“文章”的范畴已经远非仅指书面的了) , 而一味去追求怎样写好文章, 那不是到非洲推销美白润肤剂?

再说, 顾名思义, 阅读教学以“阅读本位”, 管好阅读能力的培养, 那是名也正言也顺, 是理所当然的, 总不能挂羊头卖鼠肉吧。在现行文选型教材的教学体制下, 学语文的绝大部分时间是阅读教学, 拼音识字、理解感悟、背诵积累、议论欣赏、增长见识自然是阅读教学常有的行为, 认读能力、感受能力、理解能力、鉴赏能力、评价能力、记忆能力是阅读教学应该培养的能力。

二、不能以写作能力否定阅读能力

有一种说法, 写作能力高于阅读能力。会写的必定会读, 会读的不一定会写。

从学业考试来说, 可能是这样。但是, 走向社会, 并不需要以此来优胜劣汰。读和写是两种能力, 这两种能力都应该有各自生存的领域, 就好比两种运动员, 跨栏运动员会跨栏, 他的短跑速度也必定不错;而短跑运动员, 不见得跨栏也都是一把好“手”。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竞赛项目上取得好成绩。把读和写的能力绑在一块来臧否人生, 以写作能力的高低来判定阅读能力的高低, 这并不是科学的方法。

就学业考试来看, 这种评判也是不科学的。2013年浙江省高考, 语文卷的写作题是综合三位作家的说法, 写自己的所思所感——中国作家丰子恺: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 不会转弯的。英国作家赫胥黎:为什么人类的年龄在延长, 而少男少女的心灵却在提前硬化?美国作家菲尔丁:世界正在失去伟大的孩提王国, 一旦失去这一王国, 那就是真正的沉沦。考试当天, 网站上就公布了题目, 但是把“孩提王国”写成了“海底王国”, 引得网友纷纷吐槽, 说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太难了, 质疑到底是考写作还是考阅读。

题目的是非暂且不论, 按照命题的效度要求, 写作题应考出写作能力。如果对提供的语料理解不深透, 就扣不准题意, 也就不可能写出好文章, 写作就会失分。表面看似乎是“写作”失分, 实际却可能是“阅读”失分。也许有人会说, 看, 这就是阅读能力不好, 写作能力也就不好。但是, 阅读能力栽在写作能力上, 这能算是科学的学业考试吗?

三、写作能力并非“写作本位”培养出来的

“写作本位”说:“一切语文课, 都是写作课。表面上是阅读课, 骨子里必须是写作课。”且不说这样做是在误导教师, 把所有的语文课都当成以前教材的“习作例文”课来教, 单用这样的教法就能培养出写作能力, 也令人生疑。不错, 有些文章适当地梳理一下文章思路, 点一点表达的诀窍, 可以让学生少走一点弯路, 短期看是有些效果的。但是, 真正的写作能力, 并不在于他知道一些写作的知识和术语, 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写作的原理和秘诀, 而在于“多读多写”。

多读多写, 这样的名言警句, 可以从许多著名的或不太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口中书中找到, 已经不需要我们去引用了。我们只要看一些简单的事实。

未受过系统知识教育而成为大家的大有人在。往远的说, 《诗经》作者不可能受过什么“写作”教育。往近的看, 小说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无疑是“写”的大师;脱口秀周立波活跃在大江南北的舞台, 无疑是“说”的名人。就圈内而言, 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周一贯先生, 发表论文1200多篇, 著作130多部, “著作”远远“超身”。可如此能说会道善写的人, 竟然都是小学学历。他们受过“写作本位”的阅读教学吗?他们是在一次次自己的读书实践中感悟、反思、总结, 掌握了写小说、脱口秀、发专论的真谛。就是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些青少年作家, 估计也很难找出依据, 他们的语文课堂, 也不是所有的课都上成了“写作课”。

四、“写作本位”是急功近利的做法

有个专家说, 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 需要考核的只有说或写, 笔试就是写……绝对不会问你读过哪些书, 读懂了没有, 或者问你会不会读书消遣。诚如专家所言, 考核是这样, 书面考试更是这样。你阅读了理解了, 只“意会”可不行, 必须得“言传”。但是, 在一般情况下, 阅读理解是个性行为, 并不需要由另外人来检测。可见, 提出“写作本位”, 目标是对准考核考试的。

语文的书面考试, 为人诟病多年了, 因为它并不能涵盖一个人的语文能力。组词、造句、填空、词语解释等, 能笔试却无多用, 朗读、普通话、口语交际、发现问题、阅读兴趣、情感道德等, 大有用却难笔试。尽管如此, 纸笔考试毕竟有其长处, 不仅不会寿终正寝, 现在看生命力还越来越旺盛。有考试存在, 就有针对考试的教学行为。经验证明, 大量做作业题能提高笔试成绩。因此尽管《语文课程标准》“提倡少做题, 多读书”, “题”还是少不下来, 因为“急功”会有“近利”。

同样, 把阅读教学比较广博的功能, 窄化为“写作本位”, 的确也会有“近利”——在考核考试中可以外显, 获得好评价, 但“内秀”“底蕴”不见得都在皮囊内。社会上众多的“写作培训班”, 其实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如果没有近利, 他们只能退出市场。

但是, 按照《语文课程标准》一个“致力”、三个“打下基础”、十项“总体目标”, 这样的急功近利能解决吗?

五、不是革命是改良

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 的确有许多弊端, 语文课堂上, 内容分析占据大量时间, 但对语文能力的培养却并不见有多大效果。课文内容很重要, 但内容分析很次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写作本位”“指向写作”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它说成是阅读教学的一场革命, 这只能是舆论宣传的一种策略罢了。

因为把作文放到“统帅”的地位, 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上世纪80年代, 就有北京景山学校异军突起, 主张“读写结合, 以作文为中心” (见《小学语文教师》1986年第3期) 。厦门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组也主张“以阅读为基础, 以写作为中心” (见《福建教育》1985年第12期) 。后来还有许许多多关于作文教学的实验课题, 都主张把写作的地位加以强化, 甚至于自编以作文为中心的教材。

局部的改革算不上革命, 只能说是对整个语文教学的一种改良。语文教学有很多弊端, 因此就有许许多多有针对性的改革。比如“让日记推翻命题作文的统治地位”、“情境教学”、“海量阅读”、“诗意语文”、“心根语文”、古诗词的“吟诵教学”、“绘本阅读”、“经典阅读”等等, 都有一定道理, 提倡者自己实行起来, 据说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把这些都要说成是全局性的革命, 把这种局部的改良说成可以覆盖所有语文教学, 那只能算是摸到象腿就说大象是一根柱子的以偏概全了。

语文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每一项子工程很好地去建设、经营, 都会有出色的业绩。有的教语文, 根本不抠字词句段标, 不讲语法修辞, 只体会内容情趣;有的教语文, 根本不讲文章的布局谋篇、过渡照应, 只是让学生就文章的观点、事例作自己的解读, 或猜测、或补充、或引证、或争论。这些课, 看不出是“指向阅读”还是“指向写作”, 学生是在素读、裸读。这样的课上多了, 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不期而然地成长了。这也应该是阅读教学的一种改革。

六、都是口号惹的祸

中国是个口号大国。口号有优势, 语言简短, 倾向明显, 情感强烈, 鼓动力强。但也有明显的弊端, 霸气毕露, 以偏概全, 大而无当, 内涵各解。刊物上有潘新和教授对“写作本位”的立论, 也有管建刚老师对“指向写作” (跟“写作本位”微殊) 这一概念的阐释, 从背景和内涵看都有一定道理。比如我就比较赞同管建刚老师说的一段话:

“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 不是不需要“内容理解”。“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 不排斥“内容的理解”。……然而“内容的理解”要简化, ……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去抠。……不是拿着课文中的一个反问句, 要求改成陈述句;或者是找到了文章的中心词“机智”, 反反复复地让学生去找“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主人公的机智”。

他还说:语文“本体性课程内容”, 低年级应以“指向朗读写字”为重点, 中年段应以“指向阅读策略”为重点, 高年段应以“指向写作”为重点。

最近在某刊物又看到管建刚老师对“指向阅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表明自己的观点和实践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不是“死抠”文章之法, 强调自己只是局部的理解和实践, 是自己看成的一个“宝”。

这样, 一个口号式的主张才逐步地有了具体的含义和辩证的思考。读了这些话, 我们可以看到“指向写作”的初衷和内涵, 它是针对阅读教学的弊端提出来的。是否可以说, “指向写作”的完整表述是“小学部分有写作经验的老师教学小学高年级部分课文的阅读教学可以指向写作”?但是光看口号, 谁会想到有这样的内涵呢?口号和内涵的距离也太大了。

官本位制度 第9篇

一、“官本位”思想的由来

纵观我国历史, “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自隋朝科举制度开始, “官本位”思想逐步走向兴盛, 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 由于失去了根基, 与封建体制相互依附的“官本位”思想也随之逐渐走向没落。“官本位”思想经过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发展, 已然形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 自成一个生态系统,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和渗透, 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里。“官本位”思想产生、发展及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官”这个群体和“官场”这个场域。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当官发财;官为贵;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人们的心中, 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官本位”思想:官位高低意味着权力的大小, 有权就有一切, 成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官本位”实质上也就是权本位。一旦“官本位”思想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标准, 人人追求当官、当大官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不可否认,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盛行几千年, 必定曾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它已成为不合时宜的消极腐朽的东西, 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对于“官本位”这个新兴的词汇, 江泽民也对此作出了新的科学界定, 他在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深刻指出:“官僚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所谓‘官本位’, 就是以官为本, 一切为了做官, 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这种意识, 流传了几千年, 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 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俘虏。”他进一步强调说:“当前, ‘官本位’意识的要害, 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 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 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 因此,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 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

二、“官本位”思想在中国高校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利影响

“官本位”思想经过在中国几千年漫长岁月里的沉淀,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标准或者说是价值目标, 人们总是在自觉或者自发地践行这些观念, 我们常说的“当官发财”、“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等就是这种思想的日常表现, 它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官本位”思想不仅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而且渗入社会每一个领域, 所以高校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这一思想严重地制约着我国高校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了中国高校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如张鸣所言, 所谓高校“行政化、官僚化”就是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 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 一切环节, 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行政的力量、官的权力高于其他一切, 在这样的体制下, 中国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就凸现出许多不利影响,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导致腐败现象严重

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 高校出现过度“行政化、官僚化”, 是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掌控着高校的一切, 所谓的官们掌控着如职称评定、课题申请、学位授予、教学评估等大权。在这种体制下, 各种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肆意滋生, 如论文或文凭造假盛行、金钱至上、关系为王, 影响极为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 部分高校争取项目不是靠学术积淀, 而是靠到主管部门“活动”;出成果不是靠潜心研究, 而是靠炒作;至于与“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也时有出现。另外, 随着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 高校领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导致个别领导大权独揽, 走向腐败, 我们在报刊媒体上时有发现。

2. 激化高校内部矛盾

在“官本位”思想的不利影响下, 各级行政领导掌控着学校的各种权力, 高校的利益分配自然而然会向行政方面倾斜, 因此, 在一些高校, 经常有些学术上平庸的人, 凭借与校领导良好的关系, 凭借行政权力, 被评上了与其自身实际水平不相称的教授职称。这种歪风斜气和分配上的不公平导致高校内部矛盾的激化, 阻碍高校的自身发展, 更不用说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在社会上也形成极坏的影响。

3. 违背师德师风教育

根据中央十六号文件, 高校一直承担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担。“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这是对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 可是在“官本位”思想的不利影响下, 很多教师只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 比如经常只关心自己课酬发了多少, 科研经费有多少以及评职称等, 哪里还有心思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相反他们的这些利益观还会对学生造成极功近利、政治淡漠等不利影响。这种境况实在令人堪忧!

4. 致使学术精神沦丧

在高校“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 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高校教师学术成果造假、论文抄袭频发, “学术交易”时有发生, 通过利益交换获取课题等。这些行为致使高校教师学术精神逐渐沦丧, 高校学术精神受到极大的挑战, 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影响, 高校不再是学术和学习的净土。

5. 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德高为师, 学高为范”, 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 也应该有崇高的品德。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 不仅在学习方面是榜样, 在做人方面更是如此, 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师, 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影响他的学生。但“官本位”体制下的高校氛围是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的, 甚至这种歪风邪气会引导学生向负面发展。

6. 打击教师的积极性

在“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 高校的“官”要比普通教师大, 他们在很多方面和领域享有比普通教师更多的特权, 如在职称晋升、学位获取、课题申请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享有更多的特权。这样的不公平必然会产生种种不正之风, 普通教师在这种风气会越来越处于弱势, 同时也严重地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采取相应对策治理高校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高校要发展, 就必须要破除“官本位”体制, 确立“民本位”体制, 还高校纯净的学术氛围, 为学生提供干净的学习场所, 而“以人为本”刚好就体现了这一点。要破除高校的“官本位”体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

1. 增强高校法制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 坚持依法治理, 加强法治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因此, 高校所作出的一切决策, 不能搞行政领导一言堂, 而是要高度重视高校全体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程序, 制定符合高校发展的规章制度, 做到高校管理有法可依, 有制可循。这是破除“官本位”体制的必由之路。

2. 多元参与治理学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会议报告提出,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就是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高校管理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理念, 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同时, 要积极鼓励学校各个层面如教职工、学生等都来参与治理学校, 形成一股合力, 推动高校的全面发展。这是破除“官本位”体制的有效方式。

3. 强化高校服务意识

“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 这是高校管理的根本所在, 高校行政系统要本着“以生为本”、“教学至上”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树立行政系统“服务第一、管理第二”的理念, 为学生、教师和高校发展服好务、站好岗。

4. 优化高校利益分配

为了调动高校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 高校要在制度、政策等方面为教师提供保障, 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 要向一线的教师倾斜, 确保教学科研做得不错的教师收入不低于行政领导, 既保证高校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 也极大地促进高校教师的积极性。

摘要：从我国历史发展上来看, “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 自先秦开始, 兴盛于明清, 辛亥革命后走向没落, 但几千年的影响无法在短时期内削除。近几年, 这种思想在高校甚嚣尘上, 极大地阻碍着中国高校的发展。因此,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积极探讨“官本位”思想在高校发展过程产生的弊端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校,“官本位”,对策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