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范文

香港基本法范文（精选11篇）

香港基本法 第1篇

(一) 香港基本法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定通过的, 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种制度、管理方面均进行了规定, 对于国家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因为香港基本法的制定, 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使香港地区可以获得繁荣稳定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 根据我国“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方针, 在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而是考虑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让香港实行“自治”。

(二) 香港基本法中关于解释权的规定

香港长达99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有着接近于英国的法律传统, 传统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 从法律的制定、适用到法律的执行, 无不体现着普通法的印记。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为了更好的管理香港, 全国人民代表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对香港社会的制度和管理作出了科学全面的规定。关于这基本法的解释权, 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具体见于第一百五十八条的条文,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 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 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 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三)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问题引发的争议

早在1999年, 就发生了一起关于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争议事件, 被称为第一次“人大释法”事件。具体事件就是香港特区的政府报告国务院提请人大释法, 其原因是香港终审法院对于“居留权案”中有关居留权的条款产生了分歧, 无法得出确定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此后, 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双普选”争论, 热度空前, 引发了全民的讨论热议, 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因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对相关选举办法进行了法律解释, 这一事件发生在2004年。之后第二年, 特区政府再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了法律解释, 是关于基本法行政长官任期的相关条款问题。

这三次人大释法的行为, 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香港特区方面提出的请求, 最终也为香港法治和社会的稳定起到的积极的影响, 但是, 在三次释法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人民争论和社会舆论也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的范畴与法律解释的权利问题很多法律人士和专家学者都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二、大陆与香港法律解释制度的不同

(一) 大陆法律解释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颁布的四部宪法都对法律的解释权归属问题作出了规定, 在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中都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宪法解释权。在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 (现行宪法) 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规定内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1) 关于法律解释权归属于立法机关, 其反映了我国的法治理念, 即立法机关是最了解立法原意的, 当法律条文出现了含义模糊、理解分歧的情况时, 由立法机关出面对法律进行解释, 是最能够将立法原意阐述清楚, 从而使法律达到应有目的的。这样的规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

我国大陆的现行法律解释制度主要由三大法律文件构建, 分别是《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协议》 (1981年) 、1982年宪法, 以及《立法法》 (2000年) 。这三大法律文件为我国构建起的法律解释体系中, 立法解释的效力最高, 司法解释、行政解释等法律解释都不能违背立法解释, 如果违背了, 则是无效的法律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 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为为汇总新, 其他法律解释从属的法律解释制度。上文提到的司法解释, 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法律解释, 行政解释则是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法律解释,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的法律解释分类是通过不同的主体来进行的, 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也是我国大陆法律解释体制的一大特点。

(二) 香港法律解释制度

香港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其政治社会方面受到英国的影响很大, 有着独特的法律传统, 与大陆有很大不同。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没有法律解释权, 行政机关同样没有, 其法律解释权专属于法院。也就是说, 香港的法律解释体制中, 行政解释和立法解释都不具有效力, 只有司法解释具有唯一性的最高效力, 或者说, 香港并不存在立法解释、行政解释这样的概念, 其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由法院进行法律解释。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针对法律条款本身的文字, 进行文义解释, 此后的判决中, 先前的法律解释就成为判例, 是可以直接依照判案的规则。在这种法律解释体制下, 法官的自由性很大, 对法律的影响也很大, 一般情况下不受控制, 只有在立法机关认为法官的解释确实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而通过重新立法, 对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控制。

香港有着“遵循判例”的传统, 但是, 也不是完全依靠判例进行司法活动, 香港有相当数量的制定法, 只是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 法院仍旧是唯一的最高的解释机构, 这是与大陆法系的最大不同。相对于大陆的立法机关解释法律, 香港由法院解释法律的制度有其优势, 即避免了立法机关专断的情况发生, 对立法机关随意立法、随意解释法律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因为法律制定出来后如何适用是由法院而不是立法机构本身决定, 其在立法时的独断独行就会有所控制。 (2) 其法治理念是立法机关在法律制定行为完成后就不应该继续参与法律的适用和执行, 法律接下来的运行就由司法机构来执行。

具体来说, 香港的普通法治下, 法院的最高解释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在判案的过程中, 法官在做出判决时所写的判决书可以作为以后同类案件的判案依据, 是必须遵循的“先例”; (3) 其次, 判决书中一般附带有法官对于案件的评论, 这样的评论性文字虽然没有确定的效力要作为接下来断案的依据, 但仍然是具有较高的指导性与说明性的, 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会被作为参考。

(三) 大陆与香港法律解释制度的多角度对比

1. 主体不同

相对于香港由法院独立进行法律解释而言, 内地的法律解释主体显然更加多元。不仅有立法机构, 还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且, 大陆的司法机关也并不是全部享受法律解释权, 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 其他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则不享有。而且,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如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冲突, 则无效, 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才是位阶最高的法律解释, 有着不可抵抗的权威。

在香港, 法院不仅有案件的审判权, 也兼有法律解释权, 法官在断案时作出的评判就是对于法律适用的解释, 具备法律效力, 之后的类似案件需要遵照审理。而且, 这种法律解释权, 不仅仅局限于香港的终极法院, 而是各级法院都拥有法律解释权。

2. 法律解释性质不同

香港与内地关于法律解释的冲突就是来源于两地法律解释的性质不同, 具体来说, 就是对于立法解释的性质认定不同。在内地, 立法解释的性质是和立法性质相同的,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即具有最高的法律约束类, 而司法解释在不与立法解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被承认, 但明显不具有立法性质, 只是有法律约束力而已。

在香港, 没有立法解释, 只有司法解释, 法院的判决在实质上有立法性质, 在提请人大释法的情况下, 如果香港法院作出的法律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不同, 双方对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性质认定又不一样, 则必然产生冲突。

3. 法律解释目的不同

关于法律解释的目的, 内地与香港都是更加重视客观性, 而排斥主观性的。但在追求客观性的过程中, 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更加侧重于尊重立法原意, 从其立法机构解释法律的机制就可以看出来, 而香港由法院进行法律解释, 其对法律实用性的追求则更加明显, 即追求法律文本本身所能体现的立法意图, 以及其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应该起到的作用。以“居留权案”为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法律时参考各类历史法律文件, 力求充分尊重立法者原意, 还原其立法本意, 在此基础上对法律作出的解释才是科学的解释。而香港的终审法院则是基于一贯的文义分析传统, 通过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的文本分析, 来进行法律解释。

三、香港司法实践中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几个问题

(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是否有主动权

人大的主动释法是否会引起民众对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权”的质疑, 对于“港人治港”的理念是否是一种破坏。

具体而言, 在有些情况下, 虽然香港方面没有提出释法请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面临释法的问题, 即案件涉及了中央或是对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对其做出回应。

另外, 还有一种情况是非诉事务, 在这类失误中, 香港原本具有法律解释权的机构———终审法院没有参与到案件当中, 而对基本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 就需要人大对其做出解释。上文提到的例子, 第二次人大释法事件, 即2004年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发生争议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基本法附件一的第七条和附件二的第三条的理解上, 首先是“如需”修改是否等同于一定要进行修改, 其次, 如果不进行修改, 这一规定是否还能够继续生效施行。最后, 如果要修改, 修改法案由哪一方提出 (4) 。当时, 面对这一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先征询了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的意见, 又组织香港特区成立专责小组搜集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和看法, 同时组织法学家会谈, 以维护“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促进香港的繁荣发展为原则, 全面谨慎地对《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主动进行了解释。香港终审法院也表示认可,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并不限于诉讼的过程, 可以在不存在诉讼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法律解释。

(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是否有效力

上文已经对香港基本法关于法律解释的条文进行了阐述,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香港基本发做出解释, 并且其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而且, 特区法院在以后的断案过程中引用该争议条款时应以人大的解释为准。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并不是都能像规定的这样清晰和准确的执行 (5) 。

上文中提到的居留权法律解释事件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立法解释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执行和尊重。这一事件围绕的是庄丰源是否具有居留权的问题。香港的《入境条例》中对于居留权问题有规定, 即认为偷渡入境者是不具有居留权的。而香港终审法官最终判定庄丰源有居留权。认为《入境条例》违反了基本法, 应该判定无效, 而忽视人大常委会曾对此作出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就对基本法24条作出的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入境条例》的规定是符合《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的, 而香港终审法院不采纳人大常委会的说法的理由是认为《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是作为普通法中判词的附带意见的存在, 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 事后人大常委会对此也没有作出更进一步的表示。

此类关于香港基本发的解释权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很多, 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法律工作者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摘要：通过对香港基本法中关于其解释权的法条规定, 并结合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受到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影响, 针对当前法律界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的争议, 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 通过与大陆法律解释制度的对比, 进一步揭示其法律特点, 并对香港司法实践中受到关注的几个问题发表针对性看法。

香港基本法 第2篇

通过代理机构注册离岸公司后,很多代理机构都会免费帮客户申请离岸银行账户,不过客户还是要对一些基本情况先有所了解,比如香港恒生银行个人开户怎么办理、香港恒生银行开户流程、香港恒生银行开户事项以及香港恒生银行开户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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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面,恒生银行开立离岸账户方便,也认可大多数离岸公司(除少数高风险地区或国家外。另外,由于在香港,许多内地企业家和投资者会选择在恒生银行开立离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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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银行开户所需提交的资料:

1、董事的身份证明文件(护照或来往港澳通行证正本;

2、商业登记证正本;

3、注册证书正本;

4、公司章程正本一本(英文版;

5、公司印章;

6、会议记录正本;

7、会计师签署的开户文件;

8、董事亲临银行签名:无论香港本地账号或是国内离岸账号,银行为了保障股东利益,都要求所有董事亲临银行签名,所以,在注册时,客户必须注意有关所担任公司董事及股东是否能够亲临银行签名。

香港瑞士银行开户条件,香港瑞士银行开户优势,香港瑞士银行开户费用,怎么在瑞士银行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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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瑞士银行账户有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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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瑞士银行的优势做简单介绍:

1、强大的世界国际金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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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业的代理机构拥有瑞士银行授予的见证面签权利,您只需找到相关机构就可以委托办理相关业务,省却了飞往瑞士所需的时间及金钱,为您在最短时间内提供最便捷的服务。

2、所需时间短,能尽快满足您海外贸易往来的需求。

香港基本法 第3篇

宣传预热，吸引各大媒体

2011年9月26日下午，香港贸易发展局、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和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召开“时尚香港@北京大集’新闻发布会”，香港贸易发展局、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市场运行处和外资管理处、朝阳区商务委等有关领导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香港商报等30余家北京和香港媒体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商务委有关领导就举办“时尚香港@北京大集”的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香港贸发局有关领导就香港参展商情况及“在京港商全城联动”计划进行了通报。

盛装亮相，汇聚时尚精品

10月3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朝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1北京“各地商品大集”第10期“时尚香港@北京大集”在朝阳区三里屯Village正式举办，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李薇薇、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红专、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曹万泰、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方舜文、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吴子衡、中联办经济部副部长杨益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典礼和相关活动。

此次大集共有42家香港优质企业参展，为北京市民带来极具品味的香港服饰、钟表、手袋、珠宝、礼品及家居精品等6大类超过60个时尚品牌的产品系列。其中，有半数的香港品牌是首次进京，集中展示了香港的创意文化和独特产品，进一步提升了香港品牌在北京的知名度，为推动京港两地的商务合作，协助更多的香港企业开拓北京市场打通渠道。

恰逢长假，屡攀销售高峰

此次活动恰逢十一长假，趣稚可爱的公仔娃娃、实用又不乏时尚的手袋、新颖别致的首饰、富有潮流感和设计感的服饰、香港传统结婚礼物等众多香港时尚品牌产品吸引大批的消费者前来选购。据统计，大集期间5天累计客流26万余人次，现场销售额达820万元，现场累计商贸对接共达178家次。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多场香港警察乐队巡回表演，并有著名音乐人及时装设计师亲临现场，成为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奠定了基础。

香港游记作文：美丽的香港夜景 第4篇

作文一：香港的夜景

圣诞节过后我们一家搭乘缆车，高高兴兴地到了太平山顶，来欣赏我心目中香港的夜景。

到了山顶已经是傍晚的时候，山顶的景色美丽极了。各种各样的圣诞装饰把山顶的各景区打扮得漂亮极了。我们在山顶快活地玩耍着，欣赏着美丽迷人的景点。早就听爸爸说香港的夜景特别好看。我也早就期待着夜幕降临，因为我从课文《香港，璀璨的明珠》得知她美丽迷人!今天我将身临其境，亲眼所见香港的夜景了。

夜幕降临，香港立刻亮起来了。“啊!”我不由地大声惊叫道，顿时被眼前的景色所惊呆了。五彩斑斓的霓虹灯把香港的高楼大厦打扮得花枝招展，灯光把香港每一个角落装点得流光溢彩;霓虹灯一闪一闪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让人浮想联翩，简直就是灯的海洋，光的世界。

香港真不愧是东方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我不由地从心里对眼前的香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此时此刻，我向远处望去，那香港的街道就像五颜六色的绸带，把香港分割成一块块光的天地;那马路上的车川流不息，车灯五光十色，站在山顶远远望去，简直成了车的海洋，灯的长河望着眼前的香港夜景，我的心情格外兴奋，我想我的家乡要是有一天也变得如此美丽迷人该多好!

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色所陶醉了，直到爸爸催我下山的时候，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太平山。

此时此刻我想大声喊道：“美丽的香港，我爱你!”

作文二：香港夜景

今天陪妈妈逛了一天街，又累又饿，以为导游会让我们去酒店用餐，出乎意料的是竟然在船上用餐。

我们上了一艘大船，来到了三层，围着桌子坐下。香喷喷的饭菜来了，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刚放下筷子，只听“嘟”的一声，船缓缓地开了。

我连忙跑到船面上看，只见周围的海水湛蓝湛蓝的，水里的鱼儿“护卫”着船前进。

不知不觉地天黑了，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只能看见远处高楼大厦雄伟的轮廓。忽然一幢高楼大厦亮了起来，犹如鹤立鸡群，把人们的眼球都吸引了过去。紧接着，一幢幢房屋都亮了起来，把天空都照亮了，本来黑暗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世界。一幢幢霓虹灯点缀着的大厦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水中，银光闪闪，十分动人。突然一幢特别高大的楼房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仰视，只见那尖尖的屋顶插向云端，犹如腾云驾雾。

香港的夜景真美!

作文三：香港夜景

今年寒假，我和妈妈一起来到了香港旅游。

夜晚，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真是美不胜收。站在太平山的遥望台上，可以看到香港的全部夜景。一幢幢天拄一般高的高楼屹立在香港的中心。无数的彩灯像是一颗颗星星从天而降，撒在擎天柱上面，显得非常美丽。向东望，海面十分平静，几艘轮船停在海面上。向西望，一幢幢高楼大厦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彩灯，把大厦装饰成一个美丽的花仙子。两栋大厦立在城市中间，一栋是中国银行大厦，另一栋是国际大厦。他们都是70多层，可高了!这两栋大厦是兄妹俩，昂首挺胸的立在众多大楼之间。中国银行大厦的顶上，有两根避雷针，闪耀着光芒。它那别具一格的造型，不用灯也显得很耀眼，周围五彩缤纷的灯光照耀在大厦的外层玻璃上，像带着无数的珍珠，无数的宝石。国际大厦的顶部则是橘黄色的旋转餐厅。它全身上下都镶着五彩珍珠的大衣。向下望，可以看到香港唯一的一个足球场，像一块闪着光芒的地毯。

香港的夜景是一副美丽的画。这画体现了香港的繁荣，祖国的伟大。是千百万祖国人民创造了它的一切，我爱香港，更爱伟大的祖国

作文四：香港夜景

黑漆漆的夜色沉重得仿佛一片浓浓的暮霭，皎洁的月光如水，温柔地从空中流淌下来。一架从飞往香港的飞机在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飞机内，按耐不住兴奋的我正趴在窗口边，好奇地张望着地面星星点点闪耀着的万家灯火，期待着香港的到来。

飞机已快抵达香港，从窗边往下看，香港仿佛一块闪闪发光的璀璨的宝石，闪耀着美丽的光芒。一簇簇夺人眼眶的万家灯火，如繁星般耀眼夺目。香港的灯光没有刺人眼球的射灯，一切安静又淡然，简单的万家灯火汇聚成了一条条闪烁着光芒的河流，五颜六色，让人感到温暖又亲切。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淡淡地闪耀着，却很吸引人眼球，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璀璨，仿佛一个个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一闪一闪的，好似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飞机降落在宏伟而壮观的香港国际机场。登上旅游观光车，车载着兴奋而快乐的我们驶向酒店。深夜，香港的街头已没有多少人影，只有路灯仍笔直地守候在马路两头，毫不吝啬地与路上匆匆驶过的车辆分享着它那温柔的灯光，为偶尔匆忙走过的人们照亮前方的黑暗。从窗边往外看，高楼林立，一座座高大壮观的大楼直冲云霄，一个个窗口里闪烁着奶白色的灯光，很普通却也很特别，整栋楼的灯光整齐地闪耀着，整栋大楼仿佛被纯白的灯光所萦绕，好像害羞似的，用白色的轻纱羞涩地遮住了自己的脸颊。随着车向前驶去，我们来到了维多利亚港。一艘艘巨大的货轮停泊在码头边，轮船上装载着一个个巨大的集装箱，工人们正马不停蹄地搬运着集装箱。夜晚的维多利亚港寂静无声，除了那些时不时响起的机器运作时的声响。斑驳的月光和淡淡的灯光挥洒在水面上，水面上波光粼粼，十分平静，只有晚风时不时撩起一层层绚丽的波澜。告别维多利亚港，紧接着，车子来到了灯火辉煌的新界与九龙半岛。远远望去，一座座高楼大厦矗立在水面上，五彩缤纷的灯火闪烁着七彩的光芒，乍一眼看上去，五彩斑斓的灯火零零散散，凌乱不堪，但仔细一看，星星点点的灯光也显得别有一番味道。万家的灯火虽然不排列整齐，但每一束灯光都拥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黄得亮丽;有的粉得可爱;有的绿得清新;有的蓝得自然;有的亮而不刺眼;有的淡而夺人眼球，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味道。

随着车快速地行驶着，一路上，香港的夜景被我们尽收眼底。伴着导游有声有色的讲解，我才了解道：香港的夜景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被称作世界上最浪漫、最美丽的夜景。名副其实，香港的夜景并不像别的地方那样，射灯与霓虹灯刺眼得使人睁不开眼。而香港的灯光很简单很普通，没有那些斑斓缤纷的霓虹灯，却一样绚烂，一样动人，当五颜六色的灯光闪亮起来时，你仿佛置身与一片温馨与浪漫的气氛中，围绕着你，让你感到温暖亲切。当那些零零星星的灯光闪烁起来时，整个城市都仿佛被这灯光所照亮，你仿佛被这耀眼夺目的灯光带进了另一个绚丽、美好的世界里，深深融入在其中。

这就是香港的夜景的独特之处。它的灯光或许不像别的地方那样耀眼、绚烂，它的灯光或许不像别的地方那样缤纷、斑斓，但是它却比别的地方多了一分宁静的美，那种美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它会让你感到舒服，感到愉快。我喜欢它，我喜欢香港的夜景，我喜欢置身于这一片温馨与温暖中。我喜欢它，这世界上，最美的夜景!

作文五：香港夜景

今天，我和妈妈在重庆办签证，去香港。

今天下午，我和妈妈装好了衣服。吃完中午饭，就敢三点四十分的飞机去深圳，第二天，我们就拿起行李，吃完早饭，就去过海关。我们先把章应了，在去排队。当我和妈妈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人了，简直说是人山人海。

香港的烈佬，烈佬的香港 第5篇

这两种说法，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对的。第一，黄碧云这次舍弃过往的浓墨重彩，使用近乎白描速写的语言讲述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男人的口述史，她并不追求传统意义的“重量级”书写，毋宁说她更想探究“轻”的力量到底能去到哪个程度，这种“轻”放到一个不承认自己苦难的人（主角名叫周未难）身上，更形残酷。

第二点，这个奖即使是颁发给香港、香港人，也不损黄碧云腾挪文字之功。的确，《烈佬传》里的烈佬们，以阿难为代表，象征着香港老一代最底层、低得不可能翻身的那些边缘人物，涉黑涉毒，一生出入于教养院、监狱和戒毒中心，是既伤害正常社会也被社会严重伤害的 “地底泥”。他们和他们青年时求存的那个香港共生死同荣辱，那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贪污泛滥、殖民霸道、黑白混乱的炼狱—至少对于草根阶层如此。

那个香港一直在当代文学缺席，谁也讲不好那个时代的故事，要不因为难堪，要不因为意识形态的站队或容易“被站队”。黄碧云此举，实在是偏向难中求，正如她自述：“以轻取难，以微容大，至烈而无烈，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他的是湾仔，而我们的是香港，飘摇之岛，我为之描图写传的，不过是那么一个影子。”这“影子香港”说，突然让我想起鲁迅的《影之告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孤介无疑也是黄碧云的孤介、烈佬阿难的孤介、一个会说不的香港的孤介。

讲述老香港底层故事的声音，除去原先某些老左派作家的心诚手拙之作，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说“地水南音”（一种粤语说唱）。最为人知的地水南音是《客途秋恨》，文辞雅致杂有口语，在发展过程中，妓院里受欢迎的“老举南音”像《男烧衣》、《女烧衣》，俗语成分渐浓，至于《烂大鼓》那样的就是色情“咸湿歌”了。但不可忽略的一个发展是，随着广播的出现，南音作为平民娱乐而没落，最后一代南音艺人走向个人历史、以歌申命，以末代宗师杜焕为代表，一曲长达六小时的《失明人杜焕忆往》既是他的个人史也是香港断代史，一唱三叹、欲怨还笑、坚韧断续，充满了犹如《烈佬传》的“无火之烈”。

是的，读《烈佬传》，我想起的就是《失明人杜焕忆往》，不单它们都是苦命人的申命，更是语言本身的相似，当一个历尽沧桑的人跟你诉说的时候，必然如此爽直坦诚，而且谢绝抒情。后来在上个月的香港书展，听黄碧云说起，果然她也想到了南音。此外，还有她中期作品里那些跳弗拉明戈舞的西班牙血性男女，也如幽灵在阿难那具被生活之恶压至佝偻但仍挺身弹起的微躯上起舞，一样在宣示和质问：“一个人的自由由谁界定？”

香港基本法 第6篇

时至今日, 香港回归祖国已有12个年头。在媒介话语中, 香港是如何被呈现的, 又历经了何种变化?为了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 从两处关键的截点分析三家媒体 (《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 对香港的报道, 一方面以求获得针对香港“媒介形象”的清晰图景;另一方面, 试图总结出新闻报道文本特征, 以求在更深层次上分析新闻话语的变化和趋势。

二、文献回顾

1997年香港回归曾引发学界对媒介活动的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开展的研究项目“世界传媒报道香港回归”, 参与者有潘忠党、陈韬文、李金铨和苏钥机教授。此项目的部分成果《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1) 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媒介报道进行了分析。

在《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一文中, 陈韬文等人使用访谈和量化的内容分析法, 探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将一个全球性事件“驯化”, 即如何强化事件与本国受众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各国传媒都有严重倚重本国的官方新闻源的预期。在新闻议题方面, “英国传媒突出的主题是大英帝国光荣的撤退和对往日光辉岁月的缅怀。美国的传媒大张旗鼓, 为香港的民主摇旗呐喊。中国大陆传媒标榜洗脱百年国耻和全国欢庆统一。” (2) 同时, 在各国传媒对香港前景的评价上, 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出现了明显分化:“中国媒体一律报道香港在每一方面都不会发生变化;要变化也只可能向好的方面变化。它们回避了一些实质性的报道, 着力于报道种种举国欢庆的场面。相反, 来自其他社会的传媒却都预言会发生变化。四个英语传媒体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比香港和台湾传媒更多提及变化, 并且更倾向于将西方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价值对立。香港与台湾的传媒似乎较现实, 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存两地的自主性, 而不是与北京共产主义政权展开原则之战。” (3) 传媒报道的这些特征正反映了“各国的外交路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而这些正式驯化基本的依据” (4) 。

潘忠党的《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一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媒介叙事的建构过程。他指出, “回归”报道是在党-国 (Party-s tate) 框架主导下建构的, 但是随着我国媒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 这种叙事又引进了党-国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某种契合。“市场资源的调动和民族自豪感的澎湃说明, 香港回归也是商机, 尤其对传媒以及那些依赖传媒而获取有利市场占位的商家来说是如此。” (5) 为何政党和文化商品生产者能同样青睐民族主义的叙事?他认为原因就在目前我国特殊的文化生产秩序。“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利益调适的主导力量都在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这种契合使得国家与市场的力量能够携手、联姻, 而联姻的具体方式就是在党-国的基本框架内, 国家力量与基于市场的利益集团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 通过隐性协议, 实现利益的调适。” (6) 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我国传媒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话语也将继续具有政治资源的价值, 并同时具有市场销售的价值” (7) 。

1997年以后, 虽然仍有学者对媒介报道中的香港呈现进行研究, 但是数量上大为减少, 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损失。

三、研究方法

面对数量庞大的新闻报道, 本文选择了《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以及《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为样本。本文选择新闻报道是按时间进行的。划定时间的具体方法是, 以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期为中点, 前后对称延伸10天。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内容分析法用于揭示不同媒体是用何种方式来建构香港形象的, 主要涉及新闻议题、新闻信源、态度倾向构成、语气强度;文本细读的方法用于从历史的角度归纳香港媒介形象的变化。

四、“团结友好”议题框架和“民主经济”议题框架

从上面两表格可以发现, 在对香港的报道上, 国内外媒体使用了明显不同的关注角度。总的来说, 《人民日报》呈现出“团结友好”议题框架;而《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呈现出“民主经济”议题框架。

1997年《人民日报》大量新闻的主要报道议题集中在“主权行使”和“文娱庆典”。实际上, 在《人民日报》的“主权行使”、“文娱庆典”、“民族认同”、“与中国内地关系”这几个议题中, 常出现多个议题共存于一篇报道的情况, 它们之间的结合程度非常高, 相互渗透。这些报道不断重复, 使得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两岸合作的不断增进成为这一热点事件的主要基调。2005年《人民日报》也有报道专门提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民主和经济两大领域。无论是1997年还是2005年, 这两家媒体最为关注的是香港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是否维持。这两个议题直接关系到美英两国与香港的合作关系。同时, 作为西方完整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法律也是两家媒体关注的一个重点。

五、新闻信源分布情况

三者最重要的新闻信息获得方式都是“记者所见所闻”。新闻记者作为主要新闻信源在三家媒体报道中占据着如此高的比例, 更加提醒人们对记者自身因素的重视。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内在因素, 是在解读新闻作品时不可忽略考虑的部分。

除去香港的官方信源, 这三家报纸对所在国官方信源的依赖程度都远超过对国外官方信源的依赖。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 媒体的叙事与所在国官方叙事的趋同。进一步说, 香港不同的“媒介形象”是一种渗透了媒体所在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再现, 而这种活动则或多或少地对他国的官方立场带有某种排斥的倾向。

2005年, 两份外国报纸对所在国官方信源的依赖有所减弱, 主要的官方信源来自香港官方。而《人民日报》仍保持相当比例的中国官方信源, 虽然应该考虑到中国官方与香港特首换届者一事件联系密切, 但是浓重的本国官方色彩始终是《人民日报》报道的特点。

《人民日报》由于偏重于对官方信源的选择, 因而对非官方信源的选择较少。这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在总体信源选择上较为狭窄的特点。

与官方信源相似, 除去香港的非官方信源, 三家媒体更倾向于选择所在国非官方信源, 尤其是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选择上。

总体来说, 同一国家的官方信源同质性通常较强, 用定量的方法衡量仍有相当的可信程度。而非官方信源所带的观点则差异颇大, 单纯使用定量的方法是不充分的。

六、报道态度倾向分析

“报道态度倾向”是从报道的数量 (篇幅) 上对语气的衡量。本研究测量态度倾向的量表是, 通过比较针对香港的报道中正面、中立、负面态度所占的篇幅, 并把它们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1997年还是2005年的报道中, 《人民日报》对香港报道所持的态度倾向相对简单, 以趋于正面的语气为主, 还出现了单一的“正面”语气, 这在其余两份报纸中均没有出现。

《纽约时报》对香港的报道态度倾向较为多样, 以中立为主, 正面和负面的态度均有涉及, 但负面稍微居多。在2005年的报道中, 负面的态度有所增加。

《泰晤士报》报道中对香港所持的语气要比《纽约时报》更倾向于负面。在1997年的报道中, 类似地, 在2005年的报道中, 《泰晤士报》负面的语气也有增无减。

七、信源引语强度分析

《人民日报》1997年的报道更倾向于选择带有“一般肯定”语气强度的信源引语, 对其重视程度超过带中立和否定语气的信源引语。同时, “极端肯定”语气强度的信源引语也为数不少, 这种倾向使《人民日报》在肯定语气的倾向上更为突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否定语气引语的极少量使用。而在2005年, 《人民日报》转为倾向选取带有中立语气的信源引语, 但是对否定语气信源则没有涉及。大量肯定语气的信源引语始终存在于《人民日报》的报道。因此, 《人民日报》在这两段时间里的信源选择上, 一边倒的情况十分明显。这种明显倾向诉诸感性的叙事方式与《人民日报》注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报道议题是相一致的。

《纽约时报》在1997年和2005年的报道中都更倾向选择带有中立语气的信源引语。而在选择带有态度倾向的引语的时候, 更多采用“一般肯定”和“一般否定”, 带有极端语气的信源出现得相对较少。同时, 《纽约时报》在1997年的报道比较平衡地选择带肯定和否定语气的信源;但在2005年否定倾向语气的引语却明显增多。

在两个时间段内, 《泰晤士报》对信源引语的选择上与《纽约时报》相类似中立为主, 倾向于“一般”强度的语气, 但偏向否定。总体而言, 《泰晤士报》报道对带肯定语气的信源引语的选择略少于对否定语气信源引语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正面=负面”的平衡的态度以及肯定、否定语气信源个数相当的情况, 仅仅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少数报道中出现。这与客观、公正的理想报道模式相去甚远, 不禁让人深思。

媒体再现环境的活动是带有主观的价值倾向的, 而且不同的媒体之间价值判断并不总是一致。对于香港而言, 各个议题都存在着从多个维度解读的可能。《人民日报》倾向于从与大陆团结、友好、合作的角度把香港诠释成为保持先进、稳定和繁荣的典型, 因而处处流露出乐观和肯定的感情色彩;而《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以西方的民主经济角度进行解读, 把香港描述成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退步者, 因而充满了悲观和失望之情。当然, 这样的解释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 语气和态度的背后隐藏着更多深层的原因,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八、历史发展中香港“媒介形象”的比较

(一) 《人民日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对1841年以前的香港, 《人民日报》描绘的是香港与中国大陆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英国人说香港150年前只是一个石岛, 一个荒凉的渔村, 这是无稽之谈。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 既有新石器时代遗址, 又有唐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化基础 (10)

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香港人主要以被压迫、被打压的形象出现。

他说, 香港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从中国抢走的, 港英当局在100多年中一直用鸦片毒害香港人民 (11)

在与中国大陆关系上, 香港扮演受惠者的角色。

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并不断扩大对香港供水规模的过程, 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自60年代中期起香港经济持续增长, 人口由300万增至631万。因此香港有识之士说, “没有东深供水工程, 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 (12)

而对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隔阂, 归因于英方的所作所为。

以前有一些香港同胞由于多年受港英当局的宣传, 认为大陆穷, 没有自由, 所以有时在大陆同胞面前总要表现出那种大英帝国臣民的傲气, 就是对我们机组成员也不例外 (13)

1997年到2005年, 香港经历了经济的动荡以及SARS等危机的考验, 《人民日报》对香港特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这当然也是对香港的现局和前景的肯定:

董建华先生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面贯彻香港基本法, 依法施政, 团结香港广大同胞, 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维护了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 (14)

总体来说, 在《人民日报》的叙述中, 香港的形象是“过去不错, 将来更好”。

(二) 《纽约时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纽约时报》涉及香港形象的报道主要始于1841年后, 尤其集中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任时期。香港的民主人权、政府行政都有了明显改进。

香港的优势在于, 它结合了中国的资本硬件中国人的商业才干、能力和资金, 以及英国的软件法治、独立审判及对契约和所有权的强调, 它们让香港变得富裕强大。 (15)

对于1997年英国离开香港, 《纽约时报》表现出对香港前景, 尤其是政治前景的担忧。《纽约时报》在提及香港新的城市标志时, 特别这样指出:

英国国旗即将降下, 中国国旗即将升起, 新的城市标志紫荆花 (相当不幸, 那是一种不结果的杂交植物) 和白海豚 (由于香港的过快发展而濒临灭亡) 都是商人打生财主意的对象。 (16)

这时, 香港成为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色, 而援助者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今天清晨, 查理斯王子, 英国主权的标志, 在一片怀恋和恐惧的潮声中乘船离开了香港, 留下美国作为裁决中国在香港一举一动的最为可靠和最有影响力的仲裁者。 (17)

2005年, 《纽约时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能力批评有加, 显然, 对于回归中国以后, 《纽约时报》认为香港的现状大不如前。

50万人, 其中有许多是专家, 在2003年7月1日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在春季非典型性肺炎流行时反映迟缓 (18)

《纽约时报》在2005年香港行政特首换届时某些报道对香港的政府行政有乐观的预测, 但实际上这种预测是基于1997至2005年香港形象的下滑而作出的, 对香港前景的展望仍不明朗。

(三) 《泰晤士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泰晤士报》在描述1841年以前的香港时, 常常用到“barren”一词, 在其叙述中, 1841年登上香港的殖民者才是这片土地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开拓者。

他在经历10150英里精疲力竭的航海后来到的这片殖民地, 到处充满着令人不悦的气味, 鸡和猪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但是Albert Martin, 像许多在他之前之后到来的士兵一样, 对它着迷了。 (19)

1841年以后的《泰晤士报》对香港形象的塑造与《纽约时报》较为相似。在《泰晤士报》的叙述中, 香港民众更加认同的是英国的治理。在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上, 《泰晤士报》并没有《人民日报》报道的那样强烈, 甚至显得非常冷淡。

许多香港人并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甚至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说他们是“香港华人”, 仅仅是“香港人”。 (20)

在2005年香港特首换届的报道中, 《纽约时报》的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其对香港行政特区第一任特首的表现给予严厉批评。这无形中和1997年报道形成对比。这时反映出来的香港形象,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在一个急切要保持必不可少的自由的城市, 他对公众意见充耳不闻, 尤其是对由香港年轻的、坦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提出的要求其负起责任的请求。 (21)

总体来说, 《泰晤士报》中的香港形象起伏较为明显, 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贫瘠村庄, 到英国治理下繁荣的国际大都市, 再到回归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 最后以对新一任行政长官的良好期望结尾。在最初的阶段, 它和《人民日报》差异甚大, 而在后两三个阶段与《纽约时报》基本一致。

九、结语

香港基本法 第7篇

Hong Kong(HK)worships the same ancestor,shares one language and enjoys similar culture with Inland,although due to certain historical reasons it had been governed by Britain for as long as 150 years.So it's not strange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ideas in translating Clinton and Bill Gates,two well-known figures around the world,and they are translated as克林顿and比尔盖茨respectively.At the same time political split and geographical division lead to som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China.If an Inlander comes across the name“贝理雅”in a HK newspaper,he/she will hardly know it refers to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布莱尔”.In the same way,HK people won't know“戛纳电影节”is the same film festival with“康城电影节”and will mistake it as another one.

Thes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ed terms bring inconveniences to people of the two places and impede,in one way or another,their interchange in culture,technology,ideology,literature,as well as in political contac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In the following part,I'd like to tell you the ins and the outs of the phenomen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in translated terms between HK and Inland and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it.

2 Phenomenon

The difference of translated terms between HK and Inland is shown in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fe.

2.1 Name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famous names in political circle,HK and Inland,in most cases,are in agreement,because they both adopt the translations made by Xinhua Agency.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exceptions.Bush,the ex-president of USA,is known as“布什”in Inland and“布殊”in HK.In translating celebrities names of other circles,the two places are diverse largely(Table1).

2.2 Plac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HK and Inland is also reflected in place translation(Table 2).

2.3 Film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names is another field that embodies this kind of difference(Table 3).

2.4 Technical ter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many new terms have been created and appeared in this field and surged into China immediately(Table 4).

2.5 Food

Although two places have different habits in drinking and eating,they enjoy some common foods and they give some of them different Chinese names(Table 5).

2.6 Others(Table 6)

3 The Features of HK Translation

3.1 Localization

Geographically HK is adjacent to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y share one dialect–Yue Dialect(a dialect of Chinese)and Mandarin(the standard Chinese)is not popular there until recent years.So in translating foreign names HK chooses Yue Dialect as the target language instead of Mandarin which Inland uses.In HK“soda”is“梳打”instead of“苏打”,“Bush”is“布殊”instead o“布什”,and“Madonna”is“玛当娜”instead of“麦当娜”.

3.2 Humanization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HK translation is humanization,which is displayed to the full in translating the female's names.In order to show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female,when translating their names,HK tend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syllables and use words that are of these features,such as“丽、珍、丝、芙、嘉”.The HK translation of the name“Rachel”,for instance,is“丽珍”while the Inland is“雷切尔”.Other instances are tha Michelle Jones in HK is“钟美雪”,while in Inland is“米歇尔琼斯”and Jennifer in HK is“珍妮花”,while in Inland is“珍妮弗”.

3.3 Commercialization

HK is a city that is highly commercialized,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mmercialization is embodied in translation,especial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names.As we know that the name,to certain extent,decid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a film,which is also true in its translation.Consequently,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viewers,HK adopts the strategy of free translation instead of the literal one.If the American film Silver Strand is translated literally,its Chinese translation is“银色海滩”.But when it is released in HK,it was translated,according to the plot,as“军官、士兵和他的情人”which became more attractive immediately.The name of the film Chocolate is insipid,but in its HK translation some flavor is added to it and it is translated into“情迷朱古力”.Undoubtedly,these clever transl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these films in HK.

4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4.1 Different target language

If the method of transliteration is taken in translation,the results would depend on the target language.Although the language into which HK and Inland do the translation is Chinese,the target language adopted by the former is Yue Dialect and the latter is Mandarin.In translating the word“hacker”,for instance,HK uses the character“骇”to translate the syllable“ha-”while Inland choose another one“黑”.As a result we have two translations“骇客”and“黑客”.Other examples are“荷里活”and“好莱坞”for“Hollywood”,“梳发”and“沙发”for“sofa”,“沙律”and“沙拉”for“salad”and so on.

4.2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one object

In translation,transliteration,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re used by both HK and Inland,but these methods are always adopted to different objects.In translating film names,for example,Inland places“faithfulness”in the first place and usually uses literal translation while HK prefers the free one,which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or the same film.In translating some common nouns,for another example,HK employs the method of transliteration and Inland employs free translation.So strawberry is“草莓”in Inland and“士多啤梨”in HK.Cases are the same to“boss”and“tips”and so on.

4.3 Different life styl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People in HK lead a quicker life than Inland people.Because time and energy can be saved,short and pithy terms are more welcome than long and complicated ones.If you look through the examples listed in the paper,you'll find that in most cases HK translations are at least shorter than Inland ones.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cultural activity,which means a country or region's culture can be embodied in its translation.So we see HK's translations for the films“Pay It Forward”and“Dr.Dolittle”are“拉阔爱的人”and“D笃佬日记”.If you want to know their meanings,you must know something about HK's culture.

5 Conclusion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or the same thing between HK and Inland have,to some extent,become a barrier to the exchange of the two places,no matter in economy,politics or culture.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I think,is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With the exchange of HK and Inland becoming frequent,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the inconveniences with it will be less and less.And in the process,what we both should do is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ong points and do it 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each other.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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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幸居.香港与大陆译名差异现象浅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2):133-136.

[3]范守义.网络语与商业语的特征[J].外语与翻译,2003(1):30-36.

[4]谭晓丽.大陆、香港两地网络词汇翻译与译名统一[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4):163-164.

[5]黄大方.香港专有名词翻译之特点[J].汕头大学学报,2001(4):34-42.

香港基本法 第8篇

关键词：施叔青小说,他者,香港殖民经验

《香港三部曲》是施叔青创作生涯的高潮, 也是施叔青一系列香港的故事的阶段性总结, 是香港波诡云谲的命运通过欢场男女获得寓意的登峰造极版本。本来是铆足了劲头来书写历史的, 有着树碑立传式的创作企图, 却让广东下女黄得云作为一段风云历史的开端。一个无根的飘零者, 以最堕落荒诞的舞步迎来一场庞大的世纪盛会。香港百年风云, 原是过眼云烟。黄得云的传奇就是香港的传奇。一反传统大河小说庞大家族式的叙述架构, 施叔青让一个妓女成为她的大河小说的叙述起点, 卖身为妓的女人要么是被家庭遗弃, 要么无家可归。与古中国的大家庭的游离状态是妓女基本的生存方式, 社会底层的女性流浪者是她们的社会角色。妓女黄得云, 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家庭的流浪儿, 却开启了香江百年恩怨。妓女黄得云飘零的身世与香港历史获得隐喻关系, 而施叔青之于香港的过客身份更是掺杂其中, 使得小说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联系有了更多解读性。作者将能够搜罗到和能够想象到的历史都一字儿排开, 来者不拒。从19世纪末的香港大瘟疫、大罢工等一系列真实可考的历史事件, 到还原的19世纪90年代, 街镇市集, 穿衣打扮, 桃红柳绿, 可吞纳的尽可能成为入幕之宾。施叔青自述:“我是用心良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风情背景。” (1) 可是施叔青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 她笔下的香港历史铺陈在妓女黄得云和与之有联系的男人所织就的细密网络上, 香港的华洋杂处带来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命运间的复杂关系, 都被施叔青以一种个人化的边缘叙述立场对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

一、“他者”影像———“粉蝶”

叶维廉认为, 一个地区的文学应该描写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 但很少有能真实的反省香港殖民经验的作品, 自由地表现香港的殖民性。在他看来, 唯有这样的文学才算是真正的香港文学, 深入香港内里, 感受和摹写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施叔青在《她名叫蝴蝶》的序里提出:“我把舞台搬到华洋杂处的殖民地, 任由殖民者现身说法, 斗胆地尝试国人作家未曾涉足的领域———深入白人统治者的内里, 审视殖民者的诸般心态。” (2) 毫无疑问,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在真实地反省香港殖民经验、自由地表现香港殖民性上, 具有强烈的探索意义。“第一部《她名叫蝴蝶》, 突出蝴蝶的象征, 影射香港的形成。” (3) 精致娇弱如女人的黄翅粉蝶, 使得香港被赋予阴性特质, 蝴蝶美丽迷幻的外表下是曾经丑陋稚嫩的蛹, 每一只蝴蝶都承受了破茧再生的命运, 飞翔的姿态越炫目, 就可看出此前的痛楚越意义非凡。蝴蝶娇弱阴柔的外表, 却不代表她的柔弱。香港就是破茧的蝶, 蛮荒偏僻的岛屿经历百年沧桑历史巨变, 终于以目眩神迷的姿态重生, 施叔青将香港这座都市的孕育看成丑陋的毛毛虫破茧成蝶的传奇。奢华靡丽的都市香港从表面上看来精致又脆弱, 然而在这背后却闪烁着与殖民时代抗争黑暗里的亮光。

“对西方来说, 他者植根于东方之中;对于男人来说, 他者植根于女性之中, 对于西方男性来说, 女性和非欧洲是合一的。” (4) 将殖民地“他者化”, 是西方殖民者东方主义的一项策略, “他者”是殖民者的凝视对象, 凝视本来是大人惩罚小孩, 白人惩罚黑人的一种方式, 对对方的凝视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权威显现, 是一种赋予压迫感的注目。在殖民者那里, “凝视”是将被殖民者“他者化”的基本方式, 华人通译屈亚炳被召唤到警察司气氛森严的大办公室, “怀待上校斥退警卫, 亲自关上门, 回到橡木大写字台前, 不先坐下, 双手按住台桌, 居高临下俯看比起自己矮小如侏儒的屈亚炳。后者被看得双手紧贴裤缝, 垂眉低眼, 仍感觉到那对蓝眼珠冰冷的目光直剁得他两腿打颤, 很快要站不住” (5) 。在殖民地官员居高临下的凝视下, 屈亚炳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

香港正是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他者”, 为了满足被凝视, 施叔青的小说《她名叫蝴蝶》, 描述了在香港开埠之初, 妓院南塘馆就刻意营造这种“他者”给西方人看, 比如, 妓女们身着清朝旗装, 打扮成中国皇室公主的样子, 屋子里的摆设统统印满中国标志, 各种古玩器皿, 不一而足。把一个西方人最想看到的中国, 拙劣地拼贴出来, 这个中国停留在古老、神秘、梦幻的昨天, 是西方人冒险奇遇的目的地, 敞开温暖的怀抱, 任凭胜利的征服者随意攫取和肆意享受, 可是黄得云清楚, 这个捏造出来的中国和她毫不相干, 犹如戏剧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 华丽灿烂的背后是虚假空洞和装模作样。

王德威曾指出:“施将妓女的命运与殖民地的兴衰等同观之, 其政治寓意已呼之欲出。” (6) 殖民史与女性命运相交织:以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来解读的话, 似乎会使得小说的所谓殖民书写有着太多的观念性的植入。殖民/被殖民, 西方/东方, 男性/女性, 这样的一一对应结构, 把施叔青的香港书写更加明晰化。史密斯在风景如画的布莱敦向往冒险的奇遇, 童年时便有过离家出走加入吉普赛人队伍, 穿洋过海到处流浪的浪漫愿望, 他身上流着叔父浪迹天涯的血液。如果早生半个世纪, 那么亚当·史密斯想象自己会是香港割让给英国后, 第一批的登陆者。《东方主义》谈到, 在19世纪的欧洲, 性得到体制化, 没有“自由的”性爱, 这时候东方就成为欧洲人寻找性爱的地方。史密斯的香港之行某种层面上也是一次性冒险, 将远在英国的带着处女芬芳的初恋情人永远留存在记忆当中, 在黄得云这个黄翅粉蝶布下的中国阵里, 英国人史密斯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这不是爱情, 史密斯告诉自己, 这是一种征服” (7) , 即便史密斯被黄得云拥入怀中是因为一场香港史无前例的鼠疫, 香港妓女黄得云充当了他的救赎人和保护者, 可是史密斯仍然以殖民者、白种人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这样认为。“这个南唐馆的前妓是情欲的化身, 成合坊这座唐楼是他的后宫, ……他的女人长衫大袖垂眉低眼, 匍匐在地曲意奉承。” (8) “他是她的统治者”, 在这个女人面前, 他如同帝王那样权力无边。史密斯落脚香港以后, 发觉这里瘟疫肆虐, 灾难丛生, 连能否活着都难以保障, 与来之前完全控制这里的理想相去甚远。只有在黄得云身上, 史密斯找到了君临东方的感觉, 香港在殖民者的想象世界里就是永远臣服于他的“他者”。黄得云用女人的躯体在想象世界里为史密斯营造了一个被征服的理想国。“百年来香港的屈辱史, 也如黄得云一样是提供它的殖民宗主国海外冒险、享乐和发泄的一具‘娼妇般’的肉体。” (9) 瘟疫结束时, 黄得云似乎失去了那种拯救意义, 随即被史密斯抛弃, 她原来是拯救者, 现在变成了“黄色婊子”, 她是什么, 完全依赖于他说什么, 黄得云代表了史密斯这个殖民者的需要和厌恶。

二、“洋紫荆”———“杂交”与“模拟”

霍米巴巴指出:“在殖民统治下, 土著的反映往往不是单纯的抵制, 也不是单纯的接受。在多数情形下, 是接受与反抗并存。” (10) “杂交”是霍米巴巴理论构架的标志性术语之一, “杂交’指的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11) 区别于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 “杂交”重新审视殖民话语, 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对立不一定是所有问题的前提。种族、性别、文化、甚至气候上的差异的力量扰乱了殖民话语的权威表现, 它以混乱和分裂的杂交文本出现于殖民话语之中。在殖民化过程中, 殖民者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削弱或改变被殖民者的文化认同, 淡化殖民地本土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意识, 导致殖民地历史文化记忆的丧失。与此同时, 被殖民者有时候看起来接受了现实, 但这种接受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抵抗并仅仅是一种政治意图的对立行为, 也不是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一种简单否定或排斥。往往只是文化差异中的疑问或修改, 便会使其变得面目不一。

香港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遍山洋紫荆》, 这部小说呈现出这种后殖民语境中的“杂交”。“香港的花以洋紫荆为代表。它属不育的杂交种……” (12) 香港总督把它命名为洋紫荆, 将它当做香港的象征。洋紫荆作为一种杂交植物, 与作为殖民地的香港, 在某些方面构成了隐喻关系。香港复杂多元的文化气质呈现为文化上的多种变异与嫁接。华人通译屈亚炳是殖民地的土著, 但是他与殖民者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微妙驳杂。年幼时最富戏剧性的经历是头天还在屈氏书院随着秀才老师摇头晃脑背诵四书五经, 第二天早晨就在修女严厉地注视下捧着圣经跪在上帝面前。少年时曾经有过当传教士的梦想, 可是因为母亲离开收容母子的怀恩天主堂, 决定以九龙寺院为终老之处, 玛利亚修女指责她背叛天主断送了屈亚炳的少年理想。后来他刻苦学习英文, 志愿是当法院的通译。他自以为英文能说能写, 可以用双语来回翻译传达法官与被告、证人的所思所言。殖民者却认为华人缺乏法律常识, 对法律术语茫然尤知, 英文有许多微妙之涵义, 华人语文天赋再好, 限于文化上的隔阂, 还是体会不到它的精妙神髓。既然无从意会, 言传上不免有困难。屈亚炳一心向“洋”, 对西人本领膜拜嫉妒、又爱又恨。“他佩服洋人本事通天, 大至水上走的汽船、陆地上跑的火车、致人于死他的枪炮炸弹, 小到煤油灯、照相机、肥皂、钟表, 还有这望远镜, 样样透着新鲜巧思” (13) , 对待顶头上司史密斯, 他倾尽全力来讨好, “屈亚炳抱手坐在史密斯办公室外一把椅子上, 守护神似的严阵以待, 一听里面有些微动静, 弹起身, 恭立门边, 等候上司使唤。” (14) 殖民地官员史密斯在屈亚炳面前犹如帝王, 屈亚炳只有胆怯逢迎。

屈亚炳接手了被英国上司抛弃的女人黄得云, 可是每每想到“英国人留下的鼻息、唇渍、口沫无所不在”, 他就觉得异常屈辱。每次受用英国上司抛弃的女人之后, 他总是“重复地讲赤柱海盗头子杀死两英军的故事, 屈亚炳一味强调海盗头子徐亚保神出鬼没本领高强, 每次结尾总是略去圣约领教堂为英国军官立碑纪念不讲” (15) 。在对历史事实有选择地讲述中, 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复杂情绪, 显然, 在无法与英国人抗衡的现实之下, 故意建立了想象世界里对殖民者的胜利, 在对海盗的义举念念不忘的同时, 他获得犹如发泄般的心理平衡。大浦乡民烧毁了英国人的临时警察局, 屈亚炳自觉站在击退敌人的山头, 与同胞举臂欢呼, 高大而又神气。他耻笑失败而逃的怀特上校, 恨不得从背后狠狠踢他一脚泄愤。当晚, “他饱涨胜利的酩酊, 他有足够的力气与自信;把他的上司、失败的英国人从他盘踞、受用过的女体驱逐出去。” (16) 屈亚炳期待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 唯一一次, 他再无须在床上给黄得云重复那个海盗头子杀死英军的故事。短暂的胜利之后, 乡民被镇压了, 屈亚炳那晚最初的激情成了最后的激情, 从此拒绝和黄得云的身体厮磨。当黄得云希望和他结婚时, 屈亚炳变得分外清醒和冷酷, 他心中的妻子是低眉顺眼、平胸小脚的古中国闺秀, 而眼前的黄得云在他看来完全像个外国女人。

贯穿整个作品的妓女黄得云“是一株嫁接过的妖娆的树, 已经变了种的异树。土壤是东莞的, 浇淋滋润她的却是泊来的风和雨” (17) 。东莞下女出身的黄得云却操着熟练的外语, 胸部丰满如西洋女人, 言行举止开放无拘, 和洋紫荆、香港一样, 带上了明显的“杂交”气质。在第一部《她名叫蝴蝶》里, 黄得云和英国人史密斯短暂的欢愉之后即被抛弃, 主因无疑是因为她的殖民地华人的“他者”身份。第二部《遍山洋紫荆》里, 黄得云被华人通译屈亚炳最终抛弃, 却因为她身上妖异的“杂交”气质, 有太多洋人的特征, 在华人眼里, 她再次成为“他者”。在第三部《寂寞云园》里, 黄得云却凭借着中西通吃的“杂交”优势, 在西方殖民者西恩·修洛那里获得了青睐。在经典的后殖民话语体系中, 性别间的关系和东西方关系有着一一对应的互喻关系, 女人臣服于男人就如同东方受到西方的控制一般, 女性是柔顺的、被动的阴性特征, 男性是有攻击性的、主动的阳性特征。在《寂寞云园》里, 黄得云显然颠覆了这一点, 她虽然身份低贱, 沦落风尘, 但她靠着自己仅有的资源———身体, 为自己不断争取利益和生存空间。相对于来自殖民宗主国的性无能的男性对象, 殖民地女性黄得云却精明果敢、充满阳刚力量, 这一安排似乎影射了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势力上的此消彼长。

香港基本法 第9篇

关键词：香港档案,结构功能,图书馆模式

档案是历史的重要载体, 没有档案的国家 (地区) 就没有真正的历史。香港档案事业一度在英国殖民化治理和日本侵略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挣扎。即便在特区政府时期, 诸多档案同仁仍然苦恼于档案法的缺失和档案事业的不受重视。但是, 客观地看待这一情况, 理当避免走马观花式, 一味赞美的表面化词句, 也应当避免因为香港档案事业固有缺陷而造成将弊病夸大其词的另外一个极端。可以说, 香港档案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 尤其是回归中国以来, 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这与香港地区学界、立法会、档案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奔走呼吁都是密不可分的。在有限的权限范围内, 香港历史档案馆的同仁们辛勤奉献, 尽可能地争取档案事业的发展, 努力在提供利用和扩大公众影响上下工夫, 才取得了香港档案事业的巨大进步。

2007-2008年笔者随团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 访问和咨询了中文大学档案事业的发展情况, 并在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产生了一些感想。大陆档案学界所介绍的香港档案事业发展情况, 对于大陆的档案学界具有“扫除盲点”的作用, 偏重于介绍香港档案事业的发展。实际上, 对于档案的鉴定与整理、保护与修复、公共推广与服务, 大陆和香港都有相似的地方, 这些方面都有专文阐述;香港地区的档案人员编制, 也和大陆的国家档案馆相似, 按照公务员待遇实行, 这些也都只有细微的差别, 本文就不再赘述。本文所描述的是香港档案事业中几个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地方, 概括起来讲就是:“永久性”案卷为主体的馆藏收集对象, 保存编排“结构功能”的原始记录性并重视索引的分类整理方法, 对解禁档案实行图书馆阅览模式的开放利用方法正是这些地方能够给我们大陆地区的档案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保管期限以“永久”类卷宗为主体的历史主义核心意识

以香港历史档案馆为代表的香港档案工作, 在保存具有永久价值档案这一点上, 与大陆地区的档案工作有区别。大陆地区的档案工作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从永久、长期、短期等一套系统严密的时段分类体系, 可以说各个时段的历史档案都较为齐备, 能够充分地反映机构活动的历史面貌。但是这一点也存在着缺陷, 即由于大量长期、短期档案纳入馆藏往往导致了后期鉴定工作的庞大繁复;而且由于机关档案的长期、短期部分与机构中短期的活动密切相关, 从而形成了大陆地区的档案馆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行文件查阅中心”的角色。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自成立以来, 提供的服务利用多数以机关查考为主, 具有历史主义核心考据性质的科研活动反而退居次要。

香港地区的“永久”保存的单一保管思维直接面对的是历史, 即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 永久性保管的文件能够全面反映机构活动面貌。而长期性案卷的增加, 使得大陆档案馆直接面对该卷宗形成的机构, 形成了该机构文件参阅中心的角色, 使得大陆地区档案馆的工作量大为增加。实际上, 对于那些长期、短期的卷宗, 完全可以继续保管在该机构手里, 自我管理, 方便本地查考, 从而减少了中间环节, 方便自身, 也减少了档案馆的工作量。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 随着大陆地区档案馆的馆藏总量的日积月累, 长期、短期案卷的不断鉴定、销毁, 永久性案卷也将上升为主体。以永久性案卷保管为核心取向必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 受香港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并可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 是香港唯一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各个机构形成的档案一般都保存在各个学校机构手里。笔者考察的过程中, 发现历史档案在香港中文大学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 即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档案保存在中国文献研究中心, 这部分档案并非是中文大学自己形成的档案, 更没有义务指导收集该学校的档案, 而是保存着对于研究香港地区乃至大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档案文献。另外一部分机构形成的文件, 并没有加工成“档案”的形式, 而是保存在各个机构手里。以学生成绩为例, 香港中文大学并不保留学生个人成绩, 而是允许学生个人携带成绩单和大学修业的资料。大陆地区的学生报考香港中文大学, 不存在移交档案的问题, 而只需携带简单的中学成绩资料即可。

二、整理编目严格遵循历史主义的“结构功能”原始记录性理念

档案工作的核心标准是历史主义, 即档案的内容必须具备原始记录性, 但这只是狭隘的理解。严格意义上说, 档案形成的直接环境、条件都是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电子文件的保存已经对图像、影音运行所需要的软件支持、硬件环境提出了同等的存档要求。对于档案保管的历史主义要求而言, 档案管理部门在后期的过度整理加工实际上破坏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一点上, 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的高校档案部门接收档案以后, 不作任何加工处理, 只简单分类整理, 偏重于制作索引。与历史主义观念相悖的是, 国内的一些档案馆不止一次地更换封皮, 任意改换卷盒和拆分整卷, 不在档案前期形成阶段介入、开放利用、鉴定、宣传上下工夫, 而是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形象工程”上, 实在是舍本逐末。

香港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分类简便、科学, 以档案来源作为整理原则, 保持档案文件在原部门内的文件次序和编排系统, 不作任何加工和改动, 只作整理著录、编制目录索引,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档案的原始结构组成。可以说, 档案原有的编排顺序以及结构, 正是机构特有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档案原始记录性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更高层次的原始记录性, 长期以来被大陆档案界所忽视, 但是在香港地区乃至西方世界, 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大陆地区存在着无法按照原来顺序编排, 很大程度上因为各个归档机构本身管理的混乱, 对档案的管理也纷乱芜杂。大陆档案学界长期以来呼吁以件为单位实行立卷制度, 但是都无法实行, 实际上这是各个立卷机构对自身文件的管理没有效率的结果。随着大陆档案馆逐渐以有效、细致、耐心的工作介入到档案形成过程中, 重视文件周期的整个生命过程, 加上随着祖国大陆行政机关效率的逐步提高, 尊重历史形成的“结构功能”的原始记录性,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档案管理经验, 这也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三、查阅利用方面“参照图书馆”的开放利用模式

香港历史档案馆设有政府出版物中央保存图书馆, 收集政府出版物和有关香港的书籍、期刊和报纸等, 从而形成了香港历史档案馆的特色馆藏。不仅如此, 香港历史档案馆向公众提供的开放利用服务, 参照了图书馆的模式, 重视查阅、阅览服务。而大陆的档案查阅, 要求手续齐全, 在档案馆的严格控制下, 查阅有限范围内的指定资料, 各方面的权限都有严格规定。

香港地区对已经解禁的档案利用服务就相对自由开放。《政府资料档案 (取阅) 则例》规定, 多数政府档案封存30年后即可开放, 公众可以在历史档案馆的阅览室查阅档案。他们只需填写有效期为一年的阅览证和填写一份简单的申请表, 然后提供档案参考编号, 既可查阅 (免费) , 也可复印 (复印签章等按等值收费) 。档案查阅者在查阅档案时, 可以使用电脑、打字机、口述录音机做摘录, 但是不能涂改、污染、毁坏档案, 其他的守则如不吸烟、不喧哗、不得在阅览室饮食、私人物件不得带入阅览室等都与图书馆里阅览管理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图书馆内的阅览室也不得涂改、污染书籍, 只可做摘录。

但是在这一点上, 大陆地区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大陆地区的档案馆利用档案, 即使按照档案法律法规应当开放、解禁的档案也仍然控制非常严密, 公众的知情权在档案专业人员的严格监督下才能够行使, 档案的摘录、查找、翻阅等都受到严格限定。这固然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和档案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 但是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化发展所导致的。从历史的趋势上看, 大陆地区遵循档案法律法规面对公众免费查阅、浏览是发展趋势。

笔者所考察的香港中文大学, 对于各个部门分散保管的文件, 查阅者可以在征得保管者同意的情况下翻阅, 查考;对中国文献研究中心的档案文献资料, 也遵循图书馆查阅的原则免费提供利用服务, 这些都与香港历史档案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尤其指出的是, 香港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是不能借出的。但是大陆地区的档案部门在履行了相关手续后, 是可以携带档案出馆的。档案的原地查阅政策使得档案的原始面貌得到有效的保护, 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害, 而大陆地区档案可以离开档案馆, 容易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当然, 香港地区的档案事业发展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其核心的问题就是档案法的缺失, 收集管理权限虚弱, 档案管理过于分散, 这一制度和法律上的双重缺陷导致香港档案事业仍然处于低迷的时期。祖国大陆的档案事业体制, 以集中管理为模式, 档案法律和法规齐全, 档案保护技术完备, 档案科研活动频繁, 配备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 机构完整, 结构明晰, 权责明确, 无论从资金、人员、机构、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均非常重视国家的档案工作, 无不对档案事业的重要性和发展规划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陆地区又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暴露出大量的问题, 诸如档案重视程度不够, 收集困难, 馆藏优化启动缓慢, 档案事业投入资金不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大陆地区的档案事业的网络状体系已经基本完成, 目前上至国家核心机关、军队等重要领域, 下至企业、中等初等学校等基层单位, 都设有档案部门履行档案之责。

反观香港, 全港只有香港历史档案馆 (前身名为政府档案局) 等几处保管档案的机构, 表面上是涵盖了全港地区。但是由于各个地方机构并无责任向历史档案馆移交档案, 因此香港历史档案馆并不能起到中央档案馆的作用, 也不能起到档案汇集中心的角色, 因此馆藏范围非常有限。笔者在香港历史档案馆主页搜索高等教育和香港各个大学的资料, 结果寥寥无几。一方面, 档案学界都明白一个常识, 若无丰富之馆藏, 勿论广阔范围内的利用和研究。另一方面, 历史档案馆馆舍建设仓促, 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历史档案馆人员也已经减少, 政府要员对建立档案的态度很随便, 在没有档案法约束下, 不履行档案移交手续, 也可以随便删改会议记录, 不需负法律责任, 类似这样的问题相当严重和突出。

档案的集中管理体制虽然易造成一些弊端, 诸如缺少个性和特色, 缺乏创造性和积极性, 但是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 却基本完整地保存了国家与事业机构活动的历史记录, 避免了核心信息资料的遗失, 为国家和后世保留了丰富的史料。在这一点上, 社会主义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是有制度优越性的。因此, 香港地区和大陆档案事业相比并非只有优势, 而是存在着自身的劣势。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地区, 目前固然暴露出很多体制性的问题, 但是与香港地区相比仍然具有天然的制度、法律优势, 我们切不可一味妄自菲薄。

香港电影金像奖只能支持香港电影 第10篇

最新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名单揭晓，未料内地因为部份佳作或表现上佳的影人并无进入入围名单内而大鸣不平。甚至有人指责香港电影金像奖对港片（或合拍片中以港人为主的影片）“偏爱”而忽视内地作品和电影人。台湾金马奖则不止将大陆電影和电影人列入提名名单，甚至也获奖，为什么金马奖可以反而金像奖将内地电影排除在外？

这是对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误解。

从1981年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起，其最基本宗旨就是鼓励香港电影和对优秀香港电影和电影人进行褒奖。到该活动由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接手（之前是由《电影双周利》主办）后，制定了更严格要求，甚至连非胶片拍摄的电影也排除在外（但是这一条规定将会作出修改，因为数码拍摄已成潮流）。香港电影金像奖从来就只是为香港电影服务而不是为了所有中国区域的电影服务，排他性很强，是非常纯粹的区域性电影奖项。

那么，金马奖为何会将港片、大陆电影也列入评选范围？

说来话长。1966年之前，香港的长城、凤凰和新联（简称长、凤、新，即银都前身）制作的影片影响甚大，并屡创票房新高。因此，其时台湾当局仍以“正统”自居，为要笼络香港左翼以外的电影公司，故而在举办电影金马奖作为“中华民国”电影最高荣誉奖项时，在所谓符合港九影剧自由工会（这是为对抗以长、凤、新为主体的华南电影工作者联会而成立的组织）条件下的香港电影公司、电影及影人，均有资格参加金马奖提名、评选。故而早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香港许多电影均不但参加了金马奖评选并曾获得过多个奖项。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两岸关系开始缓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李行为首的金马奖委员会不仅率领台湾导演组织率先与大陆和香港导演组织每年举行两岸三地导演会议，还在金马奖引入大陆电影、影人参加该个奖项评选。这样，金马奖就成了两岸三地中文电影的一个大聚集、大评选。

由于历史原因，金马奖就成了现在的中文电影中一个重要奖项。此外，香港电影金像奖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支持本土电影工业，其深层原因也有法制方面的因素。故而，金像奖也就只能将内地电影联同中国台湾等地的电影一样，被列为子奖项“亚洲最佳电影”的单个奖项中。

明乎此，对香港电影金像奖为何“偏袒”香港电影也就有一些了解了。

香港基本法 第11篇

一、滥用新闻自由催生责任承担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 泛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新闻传媒的主要思潮, 奉行自由主义的出版理论, 强调绝对的传播自由。《华尔街日报》前总编辑汉米尔顿层这样说:“传媒公司本为私有企业, 公众未曾给予它任何特权, 它也就没有理由向公众担负任何义务。所以, 刻意强调公共利益, 于传媒而言是不合适的。”

从那时开始, 大量的色情报导、虚假信息、政治丑闻、抹黑报导、偏帮一方的报导等频频见诸报端。社会针对报刊媒体的批评此起彼伏。这些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出于政治或者经济因素, 传媒报道有失偏颇;第二, 传媒报道损害公众利益, 刊登虚假广告;第三, 刊登色情等有害社会公德的报道, 第四, 不及时报道对社会及公众影响巨大的重大和突发事件;第五, 侵犯个人隐私;第六, 传媒被特定阶层控制, 侵害公民舆论自由。

针对这些现象,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教授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和时代公司的共同资助, 于1942年组织并成立了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 历经4年多的调查研究, 最终发表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1947) , 委员会另一成员威廉·霍金同期也出版了《新闻自由:原则框架》。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这两部著作强调“附有义务的新闻自由”并首次阐述了可问责的新闻界与负责任的共同体概念。

作为传媒社会责任的创立者,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界所应负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表述:“首先, 新闻媒体应该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具体语境中作出真实、全面而智慧的报导;其次, 新闻媒体不仅应该成为当日事件的传播者, 更应该成为为当日事件的大众评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再次, 新闻不仅是当日事件的报导者, 还应成为一种呈现特定社会价值目标的途径, 或者说新闻媒体应该承担起教育者的社会责任。”

二、媒体特殊功能要求承担社会责任

媒体被视为是社会的第四种权利, 监督社会。1968年,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 (Maxwell Mc Combs) 和唐纳德·肖 (Donald Shaw) 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导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 得出结论: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 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 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理论。拉扎斯菲尔德和墨顿经过研究后提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

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社会信息来源的最主要的管道, 所以一旦大众传媒不承担社会责任或是履行社会责任不充分, 肆意运用大众赋予的新闻自由, 任意妄为, 将对公民、社会、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三、香港新闻传媒拥有几乎绝对的自由

1997年,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 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 香港除国防和外交外, 还享有其他事务高度自治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其中, 当然包括之前存在的新闻管理制度。香港也成为世界上言论最自由的地区之一, 在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上, 香港传媒值得大家喝彩。

在香港, 只要是正常成立的法人机构, 只要向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提交注册申请, 按照相关注册条例便可以自行注册报刊、通讯社等传媒机构。不同的传媒类型的注册费用不一样, 最高也只要1040港币。香港报纸、杂志以及各类刊物也基本为民办, 自负盈亏, 刊登的新闻报道不需要事先审查, 拥有绝对的新闻报道权。

此外, 加之香港没有一部针对新闻传媒的管制法律, 新闻传媒基本是靠本身的社会良知在运作。种种原因加诸一起, 新闻传媒会因为实际掌控者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甚至是一己私利, 滥用新闻自由, 成为金主控制变成其获取私利的工具, 刊登大量的不实报道、虚假报道等不负责任甚至危害社会的新闻报道。部分心怀叵测的政客和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利用传媒, 控制传媒报道的方式、方法, 违反新闻道德, 滥用新闻自由, 侵害公众的知晓权, 误导公众, 甚至引发公众反对社会的浪潮。香港新闻界尊重人权, 让公众充分享受言论自由权力, 自由之花只有建立在限制的肥沃土地上才能开出最绚丽的花朵, 所以在追逐这种几乎绝对的自由的同时, 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小觑。

四、香港传媒在占中时期的传媒责任缺失

从2014年9月28日开始, 香港发生学生上街示威事件, 外界称之为“占领中环”或者是“雨伞革命”。香港各大媒体基本都围绕该事件作出报道, 市民也给予了空前的关注。

2014年9月28日当晚, 因为学生非法集会和占据道路使香港港岛的交通瘫痪, 香港警方在屡次劝说退场和警告无果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使用武力, 使用了催泪弹的方式以便驱散非法占领人士。2014年9月29日, 香港的四大主流报纸, 包括星岛日报、东方日报、明报和苹果日报均用头版头条, 大幅照片展现学生在街头被催泪弹催泪的惨状, 苹果日报更是用“民主占领香港”等标题误导香港市民, 将非法集会和占据道路包装成为香港争取民主;将违法的学生写成是为香港社会发展前途抛头颅、洒热血;将香港警察的正常执法写成是用暴力打击手无寸铁的、为香港争取民主的“先驱”, 却丝毫不提及此次运动的违法性以及警方在使用催泪弹之前对学生的一系列警告话语。

同时, 香港的电视媒体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2014年9月29日, 香港两大免费电视, 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 放弃正常的电视节目, 循环播放警方使用催泪弹的新闻, 新闻记者也集中采访非法占道的学生因此受到的伤害程度, 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 学生的惨状、学生的抗议、学生的哭诉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对警察、政府的报道几乎没有, 所有新闻报道都几乎站在非法占道的学生一边, 缺乏公正性、客观性。

再来看香港的网络媒体。香港浏览最多的综合类网站为雅虎新闻, 上面播出的视频以及新闻也大多为转载或者拍摄的一些立场明显偏向占据街道的学生的报道。而在免费网络视频网站youtube上, 关于学生受到催泪弹的攻击而有的一些惨状更是铺天盖地。

随后的港媒报道更加能看出媒体的选择性和倾向性, 这些新闻报道将民众带入了一个不理性的漩涡。2014年10月14日, 有人拍摄到一条短片, 疑似警员在抓捕之后对疑犯拳打脚踢。这条短片未经过证实以及来龙去脉的调查便直在香港的各大电视循环播出, 包括香港NOW TV, 无限、亚洲电视等。民办的纸质媒体则呼吁要严查、严惩涉事警员。这条短片发生的背景其实是示威者向警察淋洒不明液体, 最后证实是尿液, 同时, 部分示威者袭击警察。警察在无奈之下, 才开始履行正常职务, 正规执法, 逮捕相关人员, 在逮捕过程中疑犯涉嫌袭警, 于是出现了短片上的一幕。香港民办传媒断章取义, 缺乏社会责任担当, 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 作为新闻事实的从业者都应该有辩证的思维, 报道新闻事件应该采访事件关联的所有人的看法和意见, 客观呈现给读者和受众。而从占中爆发的第二天的港媒报道来看, 大部分的民办香港传媒都立场偏颇, 无客观公正可言。媒体在其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 选择性地报导了一些事件。受众因为看了这些经过媒体把关人选择的新闻形成了自己对示威抗议不准确的判断, 反对政府执法, 增加了政府执法的困难程度, 被迫只能让示威者占据街道, 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稳定、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 动摇了香港法治根基。

以上种种, 我们可以看出香港传媒在占中事件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 传媒本身的把关人没有将维护社会稳定以及香港繁荣这一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考虑在内。

传媒可能无法影响公众怎么想, 但是却可以影响公众想什么、如何去想, 可以说传媒现如今是形成社会舆论的中心位置。为此, 传媒应履行好议程设置的功能, 同时传媒也应通过规范的舆论引导, 让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试想, 如果传媒不能站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向受众呈现事件真相, 不仅会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更会让公众产生错误判断, 使一些突发事件进一步恶化, 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作用以及舆论引导作用应该要得到政府相关管理人员高度重视。

摘要：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传媒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肆意妄为, 将传媒仅仅作为获取私利或者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 罔顾社会与公众利益, 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2014年9月28日, 香港爆发占领中环运动, 传媒针对这次运动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拉长了这次运动的周期,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香港民办传媒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严重。笔者身处深圳, 能第一时间了解香港传媒的各项报道, 本文分析了新闻传媒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而后再从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发生以后的半个月香港传媒的表现分析香港传媒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关键词：传媒,社会责任,占领中环

参考文献

[1]转引自西奥多·彼得森:《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 载佛雷德里克·S·希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展江、王征、王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尔科姆·麦肯姆斯 (Maxwell Mc Combs) 和唐纳德·肖 (Donald Shaw) 议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