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思想范文

民间思想范文（精选9篇）

民间思想 第1篇

元人杂剧, 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有着动人心魄的公案剧;有着旖旎感人的爱情剧, 有出神入化的神仙道化剧…在这些门类繁多的元杂剧中, 许多吸收了道教思想, 引入了民间道教故事。有人研究, 认为现存道教故事剧可分为五类:全真教度脱故事, 符篆派道士驱鬼降妖故事, 名士隐居修炼故事, 神仙庆会故事, 经典寓言故事。[1]这五类故事在元杂剧中都有所体现, 从而道教思想也是表达地淋漓尽致。值得强调的是, 道教对元杂剧影响甚深, 尤其是全真教和正一教对元杂剧影响最大。

如:

《庄周梦》:[油葫芦]不如我跨风乘鸾朝玉京, 仙家日月永, 你只待浩歌一曲酒千锺。见如今春秋七国刀兵动, 不如我柳阴中一枕南柯梦。俺昆仑顶上人, 比凌烟阁上臣。试看咸阳原上麒麟冢。都一般潇洒月明中。

《黄梁梦》:

[醉中天]俺那里自泼村醪嫩, 自折野花新。独对青山酒一尊, 闲将那朱顶仙鹤引。醉归去松阴满身, 泠然风韵, 铁笛声吹断云根……

以上截取的元杂剧片断, 可以看出道教思想盛行一时, 剧中主角对现实世界的超脱, 对仙境之趣的追求。这些都源自道教成仙传说。古代道教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山海经》中既记述了“不死之山”“不死树”“不死草”, 也记述了“不死民”“不死之国”。被学者视为道教第一书的汉代《太平经》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 认为生必有死, 人死不得复生, 故应重视死亡问题。[2]因此书中虚构了一个神仙世界。元杂剧中的人物向往着一个超凡脱俗的国度, 希望能够进入这样一个世界:泉水如美酒, 涧水似蜜露, 遍地是金玉异物, 漫山仙草灵药。神仙们生活在这里, 乘云驾雾, 呼风唤雨, 吐纳天地之精华, 吸食宇宙之甘露。漠然虚静而恬适欢愉, 淡薄无为而自得其乐。[3看破红尘的他们, 虽然是被动意义上想超脱凡俗, 追求虚无飘渺的境界, 但是反映了一种道教思想观。这种神仙信仰立足于个人的自由和解脱, 在当时的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安慰, 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由于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屈服于自然的局限性。神仙信仰除了可以消除人生苦短, 强调现世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是当时人所推崇的。

又如:

《赵氏孤儿》的描写:春秋时代, 晋国武将屠岸贾为人阴险奸诈, 忌妒文臣赵盾, 数次暗害未能得逞, 于是, 就在晋灵公跟前造谣诬陷, 终于致使赵盾一家三百余口被杀;并且假传灵公之命, 逼迫赵盾之子驸马赵朔自杀, 将怀有身孕的公主囚禁起来, 意图斩草除根。赵盾的门客程婴和灵公的旧臣公孙杵臼冒死救下赵氏孤儿, 并由程婴抚养成人, 终于为死者报仇雪恨。所谓“我将这二十年积下冤仇报, 三百口亡来性命偿。”[4]

以上的元杂剧片断揭示了道教的又一个思想原则———善恶报应。这与佛教善恶观念有相似之处却又有所不同。佛教有三世报应之说, 何谓三世报应, 一曰现报, 二曰生报, 三曰后报。佛经宣传父作不善, 子不代受;子作不善, 后世子孙, 也不代受。它的要旨, 善自获福, 恶自受殃, 虽不一定现报, 然报应无论早晚, 只限于自身。[5]而道教突破自身报应的界限, 强调余庆余殃可以从本人流及子孙后世。这个特点大概是受中国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的影响。道教的报应思想是一点要报, 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可以遍及九族, 就有了“我将这二十年积下冤仇报, 三百口亡来性命偿。”。凡人之行, 或有力行善, 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 反得善, 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 是承负先人之过, 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 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 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 先人虽有余殃, 不能及此人也。[6]《太平经》很早就提出了“承担” (命运的分担) 概念。有人指出:某些罪恶可能只是上一代少数人犯下的, 但是, 其结果及于家族子孙后代和同乡。[7]道教也把重点放在神对于来世与此世的健康, 财富与幸福生活的许诺上。根据报应的学说, 由鬼神对所有的行为作出奖赏何惩罚, 不管这报应发生在今世或来世, 也不管报应在作案人身上, 或者———与灵魂转世说相反———报应在作案子孙身上。来世的许诺特别能够吸引大众的心。[8]因此《琵琶记》里有“人生里都是命安排”的感叹, 更多是对自身悲惨命运的无奈。道教思想在民间是深入人心的, 广大底层百姓将信仰寄托于道教, 道教在这个层次上有了“替天行道”的意涵。

又如:

《窦娥冤》四折中张驴儿见到窦娥的鬼魂, 即云:“有鬼有鬼, 撮盐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张驴儿在念道教咒语。民间道士经常用画符, 念咒等的手段为老百姓消灾除病。[9]在早期道教中, 符文被看作是上天下达神明指令的手段, 是天神给予的信物;而咒语是法师口中常念的三言, 四言的短语。连普通百姓张驴儿口中也能念咒语, 希望神仙附体助其神力, 可见元代人们对道教的深信。

元杂剧对道教的五祖七真、八仙等人物故事均有反映, 这些作品都是将道教情节和神仙人物的宗教行迹与民间传说杂糅而成, 在此就不一一论述。以上的零散例子只是道教思想在元杂剧影响中的冰山一角, 但可以看出元杂剧与道教关系密切, 当然这是与元代社会现实有着关系的。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 人们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道教乃至其它宗教信仰中, 引导百姓进一步去探究其人生意识, 强调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道教引导元人珍重生命, 享受生活积极思想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摘要：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思想文化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密切相关, 对中国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就元杂剧中民间道教思想的体现进行解说, 论述道教思想在元杂剧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元杂剧,道教

参考文献

[1]《古代文艺的文化关照》P196

[2]《道教与科学》P4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3]《神仙传》P3东方出版社, 2005年1月

[4]《元杂剧公案卷》P316华夏出版社, 2000年

[5]《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P2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4月

[6]《太平经合校》 (上) P2北京中华书局, 1960年

[7]《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P59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8年

[8]《儒教与道教》P16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50年民间思想风俗史 第2篇

所谓“精心掩藏的野心”，按照中学语文课本讲授的词组分析方法，先说中心名词“野心”。刁斗的野心在于他意欲通过书写一个始终徘徊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异类的故事，为从1953年到2003年间的50年间的中国大陆描绘一幅民间思想风俗史——还可以说得更言简意赅一些，刁斗要为解放后的普通中国人写一部思想史。所谓“精心掩藏”，是说作为小说的形式，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严肃整饬的编年史，它更像是一幅充满民间烟火气的《清明上河图》式的思想风俗图，以时间为轴，人物为纲，把五十年间承载着种种思想端倪的人物和事件一一搬入画卷，勾勒点染，纤细入微，把一切意图都埋藏在细节中间，一目了然，却又耐人寻味。

说说主要的人物，刁北是梵高式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不像梵高总是思索麦田和上帝，他生在更为复杂荒诞和动荡一些的新中国，思索着乌托邦和桃花源。刁北的人生显然没有那么多绚烂得让人头晕的色彩，他生于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因为大历史中阴差阳错的小偶然坐过两次牢，爱看点生僻的闲书，爱参加点可疑的小聚会，和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又和一个女同性恋结婚离婚，之后沦落在社会边缘，靠给死人写墓志铭为生。刁北身上的不合群和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执著与梵高很相似，此外，他们的潦倒也有几分相似。但是，刁北显然比梵高要温和得多。他对抗自己所不愿意附议的东西的方式，始终是显得有些沉默而顺从的。刁北的气质是知识分子式的，他本能式的被动，悲悯，心怀温和的普世价值观，认为“人是大自然放的一个屁”，他心地善良，热爱知识，不贪生，不贪权，不贪财，不惹事生非，天资聪颖，却苟且而知足。他唯一格格不入的，是他的父亲。

“父亲”在这本书里，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年代，他对于权术有着本能的迷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儿子刁北，甚至出卖儿子，与之彻底划清界线。他极其善于躲避时代变更交替时的暗礁，懂得如何顺应潮流而生。对于旧时代，他念念不忘到了躁狂和赡妄的地步。但是，对于这个政治上令他头痛的儿子刁北，他内心里却又心怀某种难言的欣赏。儿子和父权，在这本书中的对抗，似乎已经不是单纯的伦理意义上的对抗。佛洛伊德的“弑父”在这里成了父亲对于儿子的戕灭。在书中，“父亲”临死时和儿子刁北的“和解”被书写得如同生活本身，却又有耐人寻味的某种象征意味。极左与极右，仿佛就在这个时候，交汇成为了一条不再相互对抗的水流，裹挟着更加安于现世生活，甚至于已经不再把“思想”作为生存第一要务的刁北，平静地流向生命的终极。在刁斗的笔下，50岁的刁北，如同一颗尘埃，在世俗的幸福中栖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刁斗对于和谐的某种诠释。正如我不知道世俗的幸福在多大意义上真的能够拯救自己。

在这条与“父亲”违逆而行的小路上，刁北始终保持着他作为独行修士的气质和生活方式。他不缺女人，总有女人着迷于他，并勇于献身，献身的同时，还一并献出了自己的心。对于那个献了身却没办法献出自己的心的女人，他温和地和她生活，又温和地和她离了婚。他总是这样，以宽容而柔软的方式接纳着进入他生活的女人，却从来不粘滞她们。他带着既欣赏又清楚的眼光看着这些女人，甚至，他还以自己的思想方式，教育着这些女人。连接他和这些女人的，是一条一条隐形而坚韧、荒诞而古怪的绳索。这些绳索在刁斗的笔下，是一个一个巧妙而荒诞的细节，让人实在无法忍俊。

我喜欢聪明的作家，能够把50年间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繁复的大事件几乎无一遗漏见缝插针而又天衣无缝地融入小人物的鲜活生活中的作家，是需要聪明和底气的。否则，他的野心也就成为了一种赡妄。我很可喜地在这本小说中看到了这三者融为了一体。

画蛇添足地再说两句。首先，从阅读的顺畅而言，这恐怕不是能够轻易从中得到阅读快感的一本小说。刁北的五十年生活整个被打乱，时空重组，人物交错。你必须时刻提防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段不知首尾的故事，有点“迷宫”式的绕，小心被绕晕了。我在有些痛恨刁北玩弄他的聪明的同时，仍然忍不住妇人之仁地想，也许，他是想让摊开这本小说的读者读得慢点，再慢点，他生怕读者小看了他那些精心掩埋的“野心”。其次，书中所附的那个“年表”，看上去，好像有些不知所云，其实，仔细看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与死亡有关。联系到每一段话前面的年份，再把那个年份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标志性大事件联想一下，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张年表，当然，那已经与刁斗无关。

《我哥刁北年表》

作者：刁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6月

民间思想 第3篇

羌族是我国西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现主要聚居在川西北岷江上游的沿河两岸。“其精神世界至今仍然还保留有较为明显的乡土局限性，在认识、适应客观世界的同时，衍生出相应的精神装饰，形成了羌族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宗教观。”[3]45羌族民间美术的产生和延续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其中，作为羌族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象载体，羌族刺绣与剪纸、羌族雕刻等民间美术，则体现出了造型完整、物象鲜明、象征意义明确和地域色调强烈的艺术特征，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和传承保护价值，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

一、万物皆灵性的自然崇拜宗教观：羌族刺绣工艺

羌族刺绣是羌民族传统的手工艺，是在织物上用针穿引各彩色线所绣出的图案，在羌区社会生活环境中有着广泛的装饰美化意义和悠久的传承历史。在生产方式上是以家族或家庭的个体形式进行传承延续，且自成独特的造型规律、色彩规范和功能形态，可谓是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羌族刺绣图案内容题材广泛，其素材均来自于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生存环境，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与他们宗教信仰相关联的“图腾”物象。羌族人民受大自然的熏陶，长期观察自然景物：日月山水、花草鱼虫和飞禽走兽等，这些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并对他们产生一定“影响”的、具备“灵性”的自然“景”和“物”，皆可作为刺绣图案的素材加以摄取。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认为万物皆有灵，有多神崇拜的习俗，所以在刺绣图案中便出现了大量的火纹、云纹、山纹、水纹等反映大自然景象的纹样；还有植物崇拜的阔叶纹、藤蔓纹、花朵纹、窄叶纹等。通过点、线、面的构成形式，组成二方、四方连续纹样以及几何直线型和曲线型等。所示的内容多象征吉祥如意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渴望，作品形象鲜明、色彩强烈，形成如“团花似锦”、“鱼水和谐”、“凤穿牡丹”、“花好月圆”等。羌族刺绣作品所呈现的装饰化特征和审美价值取向，凝聚了羌族人民对生活的祈祷和祝福，反映了他们超越现实的梦想；另一方面从表现手法的原真性和功能性上看，羌族刺绣集中呈现了古羌民族视万物皆有灵性、自然至上的原始宗教观念，流露出宗教思想在羌族民间美术中的深层次影响。

二、神的威严与图腾象征：羌族释比法器装饰雕刻与建筑石雕

1. 羌族释比法器装饰雕刻。

“羌族释比（巫师）是羌族宗教文化传承人，又是羌族民间美术创作者，几乎所有创作出来的羌族美术作品，大多是出于他们之手。一个合格的羌族释比就是一个合格的民间美术工作者。羌族释比创作出来的雕刻作品不完全是为了装饰目的而创作，其中的主要作用是宗教用途，显示神的威仪与图腾崇拜。”[4]5羌族的释比法器种类繁多，都具有相应的美术装饰，但作为雕刻主要体现在其中的释比猴头帽、释比神仗、释比法印、释比符版等上面。（1）猴头帽装饰浮雕：猴头帽是释比最神圣的法器之一，是释比作法时必戴之物。用整张金丝猴皮或羊皮制作而成。无檐，成山字形，帽顶从左至右为三个凸峰，分别代表黑白分明、天和地，后飘三根皮丝带，帽后镶有猴尾巴，整体造型如猴头。帽前端装饰上圆下弯的两颗星月贝壳，代表眼睛；正面正中镶嵌有雕刻精细的浮雕“赏”字的铜牌或银牌（又称官赐铜牌或银牌），周围分布若干颗圆形骨牌。造型装饰神秘诡异，整体风格原始而野性。（2）猴头仗圆雕：释比神仗又称为“猴头仗”，因其在顶部雕刻有精美的“猴头”圆雕而得名。猴头形象雕刻生动，栩栩如生，有些神仗顶部则雕刻造型夸张、面目诡异的“鬼王”形象，以示神仗“威仪”，杖杆以高浮雕形式刻满龙鳞状纹样，体现其法力无边的威力。（3）法印雕刻与木刻符版：法印源自于佛教印证真伪的佛法之印，类似于印玺，它和符版也是释比作法时的常用法器。其雕刻主要集中在把手部分，把手的形状实际上是一个用圆雕表现的“坐猴”形象，乖巧可爱，印底用汉文小篆刻制；符版是制作“灵符”用的，用汉文小篆雕刻在木板上而成，释比作法事时形成“灵符”。释比文化是羌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灿烂明珠，有其自身的传承与封闭特征，由此而衍生的释比法器及其装饰雕刻体现出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和为宗教服务的功能目的性。释比法器中多处出现的“猴头”雕刻装饰及“鬼王”雕刻图像，充分印证了羌族释比文化中典型的“猴”崇拜宗教思想与“神”图腾象征意义。

2. 羌族建筑石雕刻石敢当。

羌民族地区的建筑雕刻常出现在建筑的一些附着物和建筑周边环境中, 其中石敢当雕刻最为典型。“建筑石雕是羌族民间美术的一大杰作, 它根据羌族建筑的多种需要与用途, 附着在建筑中各自的部位。羌族建筑中的这些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羌族建筑的内容, 不仅为羌族建筑装饰增添了工艺性, 同时在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中也确立了神在建筑思想中的神圣地位。”[4]6石敢当因上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而命名。究其渊源是汉族的一种文化现象, 用于镇宅辟邪的石碑。羌区的石敢当一般多采用青石材质进行雕刻和塑造, 在碑额上部有狮头、虎首等浮雕, 形象夸张凶恶，面目狰狞，体现了驱邪镇恶的强大威力；碑身正面用浅浮雕竖刻“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下部的怪兽用高浮雕表现，非狗非狐，模样丑陋，代表邪怪被镇压。石敢当既是羌族宗教思想中“神”的图腾象征，又是羌区建筑环境中不多见的民间美术雕刻作品，是羌民族住宅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宗教色彩浓郁的神龛装饰与祭山会：羌族剪纸艺术运用

羌族的剪纸艺术别具特色，与刺绣一样生动地反映了羌族的生活、情感与理想。它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象征意味更浓郁。羌族剪纸作为一种民间美术形式除了用于美化环境装饰外，更重要的功能便是为宗教服务，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作为各种神灵的物化形式来装饰民居室内的“神龛”和用于羌族宗教祭祀活动“祭山会”。

1. 神龛装饰。

羌族神龛是羌民族精神寄托的重要所在。在传统的羌族民居中，神龛位于进主屋门的左前方屋角，用木板制成，有秩序地贴满了灶薇花（一个大鼎中插着莲花的图案），羌族人称之为“神衣”，是羌族每户必备的陈设。作用是供奉家神，包括天、地、国、亲、师诸神，还有观音、牛马二王、财神、门神、灶王、文武天子、羊神等，也有笼统称为“角角神”，以此保佑家庭平安，六畜兴旺。羌人对神龛的装饰风格独特、迥异，除了传统的雕刻图案装饰以外，每年腊月都要运用剪纸这种独特的形式对神龛子进行修饰更新：采用红、黄、绿等各色“花纸”剪刻成星星状或各色花朵样图案，有的还在花朵中央贴上反光的金箔，贴在神龛之上。按照羌人的说法这就是“额子”，意思是代表日月星辰，喻为“光芒照耀”或“光宗耀祖”。

2. 祭山会。

羌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为“祭山会”（又称转山会）和“羌历年”，分别于春秋两季举行。春季祈祷风调雨顺，秋后则答谢天神赐予的五谷丰登，实际上是一种春祷秋酬的农事活动，却始终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更折射出古羌神秘文化的光辉。农历四月初一为“祭山会”，节日当天，羌寨里的每家每户都要上房顶插播杉树枝，室内悬挂剪纸花，或是扎纸花，点燃松光和柏枝……祭祀天神木比塔。活动中最主要的仪式便是“剪纸祭山”，这本是来源于羌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木姐珠剪纸救百兽》，但却赋予了羌族民间美术特殊的社会与宗教服务功能。后来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羌族人民便会以剪纸形式纪念天王木比塔和他的女儿。在这里，羌族剪纸不仅仅是一种民间美术形式，而是羌族人民通神达意，传达念想和意愿的物化表现，是人神共通的语言符号。同时，也论证了剪纸等羌族民间美术形式其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宗教思想的密切关系和宗教思想对其深层次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丁亚平.艺术文化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张彝.宗教观对羌族民间美术的影响[J].艺术百家, 2009 (8) .

民间思想 第4篇

[关键词]徽州人物木雕儒学民间美术

按《中华民间艺术大观》说法：中国木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随着科学的进步，工具的改良。术雕的雕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应用范围也涉及很广：从墓葬棺椁到随葬木俑。从佛像雕刻到家具摆设。尤其到明清两代已不再建造大型石窟。主要是大规模的兴建豪华的府宅院林，木雕艺术也就大量应用于建筑装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徽州木雕。

徽州木雕，其产生的年代是公元14世纪到20世纪初，即元末明初到清末民初，正值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的晚期。其产生的土壤是黄山脚下的徽州古邑。“徽州”之称始于宋宜和三年(公元1121年)，领有歙、黟、绩溪、婺源、休宁、祁门六县，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初。钟灵毓秀的山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一个相当稳定、完整的文化范围，徽州这一名称也一直沿用了近千年。明·弘治《徽州府志：》(1488)有记载：“唐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于此。盖尚文雅。宋名匠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者：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理之学。成为东南邹鲁”。可见正当北方连年战争的时候，那些避乱南徙徽州的中原士族，在这里找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使古老的中华历史和深厚的汉民族文化渊源在徽州得以保存，建立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观念和等级森严的宗法秩序。徽州方志称这里“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里尽管是山垠僻壤，却领风气之先：这里是中国儒文化正统传承的典型地域，被人们称为“东南邹鲁”，是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的诞生地。又是明清中国出版业的重镇。徽州木雕就是依托了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成长起来的，所以她不仅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更具有汉文化的共同特质。尽管她生逢封建社会的晚期，但养育她的土地——徽州。由于优越的地域条件、雄厚的经济实力，深沉的文化滋养。使她奇迹般地创造了明清时期民间艺术的高峰。

正如前《中华民间艺术大观》所指：徽州木雕是应用在建筑上的雕饰部分。走进徽州古民居，触目之处几乎遍施雕刻。额枋、斗拱、雀替、梁驼、栏杆、楼沿护板等无不雕花缀朵。琳琅满目，甚至床、椅、柜、桌、案几上都精雕细刻，美不胜收。徽州木雕涉及题材不胜枚举。这尤其是其中有关人物部分，在整个徽州木雕中占据着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雕刻中最精美的部分。宋元以来，画坛中人物画的地位明显被山水画所超越。但这些民间雕刻的人物作品，却保持着生机和活力。面对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引发了我们的深深思索，这些出自于民间工匠之手，这些附丽在建筑、家具上的木雕，真的象一般人所想仅仅是种装饰吗?在对徽州人物木雕所选的题材进行梳理分类后，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蛰伏的儒家思想的影子，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几乎渗透在所有的木雕作品中。这些可以从《二十四孝》中看出，可以从《忠》、《孝》、《节》、《义》中看出，从《公艺百忍》中看出……这些已成历史陈迹的徽州人物木雕作品，成为我们窥探创造她们的那些民间工匠心灵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感受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儒文化。

张道一先生在《中国民间文化论》中把中国文化分为四种：一是以宫廷为代表的贵族文化。二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文人文化。三是以宣扬宗教为主的宗教文化。四是以农民为主的民间文化。他指出前三者(宫廷文化、文人文化和宗教文化)是在后者(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升华的。尤其“宗教艺术，则是直接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赋予宗教的内容，以便于大众中流传”。这种观念很有启发性。公认的中国宗教美术包括道教美术和佛教美术。而且都产生了璀璨夺目的艺术品和不可胜数的艺术家。而中国的文化被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每个人，每个领域。那么在艺术领域里究竟有没有“儒教美术”呢?

当然了，我们说的“儒教”并不象道教、佛教那样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宗教，而只是儒家学说的教化。儒学本是春秋诸子学说之一。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儒学遂有了尊荣地位。这其后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虽经历过几次挑战，但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在中国民众的心里一直由儒学支配着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千百年来，在以儒教为统治地位的漫长封建社会，儒教是如何影响艺术这一领域?是如何利用艺术这一工具的呢?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去探究一番的。

其实，有关艺术的教化作用，人们在很早以前就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孔子家语·观图》中载孔子看到周宫殿四壁上满绘圣人暴君之状，谓叹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在我国最早的一部绘画史著作一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也肯定了艺术的社会作用，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既然艺术能起到如此巨大的教化作用，作为“东南邹鲁”的徽州在营造居室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徽州人物木雕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母体文化中诞生的。它的身上自然而然地打着儒文化的烙印。儒学在两千年的发展中派别林立。呈现各种面貌，但体现在民间美术的儒家文化却是一条单纯、明晰的主线，它保留了儒家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又增加了平民所能接受的部分。二者相互联系，达到和谐和稳定。

所以，本文就从徽州人物木雕中抽取几个主要题材予以分析。以此来印证儒家思想对徽州木雕的影响。

首先是反映忠孝节义的题材

忠、孝、节、义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是常被联系起来代表一种伦理原则，其中“忠孝”又经常被单独使用。《忠经·保孝行》称：“孝者必贵于忠”。还说：“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报国尽忠，奉亲尽孝，两者是一致的《礼记》把“孝”与政治结合起来，与事君、做官、作战等国家行为结合起来。拓展“孝”的内涵和外延。汉代起，统治阶级就提倡以孝治天下，用父权来衬托君权的至高无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这样，“忠”与“孝”的就被联系在一起了。“节”的意思是指人的气节、节操。正如《论语·泰伯》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义”是儒家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和重要品质，是人生所追求的尽善尽美的精神境

界。儒家提倡“见利思义”。忠、孝、义、节作为中国民众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品质，在民间就是以民间艺术的渠道得到了最广泛、最为持久的传播。徽州人物木雕中反映忠、孝、节、义题材的有很多《二十四孝》、《穆桂英大战天门阵》、《岳母刺字》、《苏武牧羊》等，徽州木雕反复雕刻此类题材，起到了宣扬、教育的作用。

第二，忍

徽州木雕里可以经常见到这一类题材，就是一群人围着观赏一幅展开的横幅或立轴，上书一“忍”，也有在画面上写上“百忍图”的字样。据说这一题材出自典故“公艺百忍”。唐代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家庭和睦。唐高宗封泰山时临幸其居，召见张公艺，询问所以能睦族之道，张乃书写了一百个“忍”字呈上。唐高宗认为很有道理，并赐他缣帛。

关于用“忍”来治家，明代王阳明有一段话很中肯：“今人不忍，一言直忿，或铢两小利，遂相控讼。夫我欲求胜干彼。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遂至破产荡产，祸贻子孙。岂若含忍退让，使乡人称为善为长者。子孙亦蒙其庇乎?”儒家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儒家推崇的行为模式是取譬于己，推及于人。就是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达人而达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该也积极使别人得到。而自己不喜欢的行为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总之。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这样，对个体自律，在处理人际关系又要谦忍，自然人和关系睦，家和万事兴，政和国家昌盛。反之。“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不凶”。

当然了。儒家宣扬这种“贵和”、“忍”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和睦的社会秩序。但不可否认，它培养了中国人宽厚兼容的胸怀和厚德载物的品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总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

第三，读书及第

儒家历来十分重视读书。《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说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身受儒学浸淫的徽州人自然非常注重教育。徽州虽地处万山从中，但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在长期的谋求生存发展的斗争中，徽州人深刻地体会到，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是立足社会与得到发展的关键。他们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的好事是读书，重文兴教蔚成风气。徽州民谣“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因此对延师办学有极大的热情。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注重对人的智力的开发成为悠久的传统。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据史书记载，歙州州学、祁门县学始建于唐，这是徽州最早出现的地方官学。于此同时。民间私学也纷纷出现。办学形式有村塾、学馆、家塾、义塾等。由于私学林立，难以统计，故史书以“唐学盛矣”来说明私学的发达。进入宋元。徽州更是文风昌盛，儒学蔚兴，因中进士、举人人数众多而获“东南邹鲁”之誉。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同时“贾而好儒”、“亦商亦儒”，以起雄厚资财，扶助振兴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对促进徽州教育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徽州教育昌盛，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所以，作为徽州人生活的最主要的读书及第就成为木雕经常选用的题材。如《五子登科》、《三进士》等。另外，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下的儒生，皓首穷经。而其中能金榜题名的却少之有少。所以徽州人物木雕中也有反映古人苦读的画面，例如《买臣负薪》，出自《汉书·朱买臣传》“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至50岁才拜为会稽太守，以此来鼓励学子发奋读书。

通过以上对徽州木雕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徽州木雕不仅是明清时期的一个民间艺术的种类，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而且还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木雕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珍贵的艺术宝库，我们不仅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中。所展示的社会内容里体会到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以宣扬教化民众。而民间艺人们就用他们的方式来表现。想一想，从小生活在雕刻着忠孝节义、谦让恭俭环境里的人，耳濡目染，自然也就身体力行。我想这就是民间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的体现吧。

民间思想 第5篇

关键词：古代齐国,民间体育,强身健体,思想

体育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它能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 是政治制度的创新。齐国人民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豁达的精神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 使人民的精神生活变得充实, 推动了齐国体育的发展, 成就了中国体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随着齐国民间体育的盛行, 强身健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体育健身理念在当时得到了齐国人民的大力推崇。齐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较多, 涉及的范围较广, 包括围棋、百戏、赛车、秋千、田猎等众多项目[1]23, 其内容之丰富满足了齐国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实现了体育强身健体的真正意义。

一、齐国民间体育的盛行

1.以休闲娱乐为主体的民间体育文化。齐国的民间体育的种类极其丰富, 包括投壶、飞鸢、秋千、蹴鞠等项目。投壶是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游戏, 在齐国的宴会风靡一时, 早在春秋末期时就已经出现, 到战国时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当时存在文武分途, 由于部分文人不擅长习武, 因此将精力放在饮食、礼仪以及衣冠辞色之上。投壶由射箭转变而来, 在游戏过程中要讲究礼节, 并保持从容安息和养智游神的状态。投壶在齐国的广泛流行, 让它成为齐国贵族在歌舞宴会上的极受欢迎的游戏。飞鸢又被称为风鸢, 后发展为风筝, 据史料记载, 飞鸢兴起于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以精细的锦帛和丝绸闻名天下, 当时的飞鸢是用竹木和丝帛制作而成。根据对历史的研究, 处于齐国的潍坊如今被称为风筝之都是无可厚非的。秋千是中国历史和现代历史上极受欢迎的游戏活动, 据史料记载, 齐桓公北伐之后, 秋千才被传入中国, 由此可以总结出秋千是由北方传到南方的, 之后便在齐国盛行起来[2]56。蹴鞠又被称为古代足球, 据真实史料记载, 蹴鞠兴起于战国时期, 《战国策·齐策》中详细描述了当时齐国都城的繁荣昌盛。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其民无不吹竽鼓瑟, 击筑弹琴, 斗鸡走狗, 六博蹋鞠者。这里的蹋鞠指的就是当时极其盛行的蹴鞠, 这句话中表示出在当时的齐国, 蹴鞠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 并被人民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并与当时的音乐和游戏并驾齐驱, 成为当时极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一种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体育活动。鞠的制作材料是皮子, 在内部填充毛发, 再加以缝制。蹴鞠的玩法是由多人组成阵形, 相互踢击, 曾在齐国的军营中较为盛行, 并发展成为一种提高军队素质的训练手段。2004 年, 众多体育文史专家就世界足球起源进行研究和探讨, 并根据中国历史史料以及古代文献资料进行多角度论证, 最终得出结果, 世界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临淄, 并得到了亚足联和世界足联的认可。

2.追求民俗与艺术相结合的民间体育活动。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的艺术正处于迅猛发展的时期, 卓越的成就让齐国艺术达到有声有色的境界,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众多被世人赞叹的艺术瑰宝。在现代体育中, 杂技和舞蹈分为不同类型, 但和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客观上来看, 现代体育中的艺术体操和竞技体操就是由杂技和舞蹈转变而来的, 虽然现在还未得到有效的论证。齐国文化中百戏和舞蹈的盛行, 满足了齐国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丰富了齐国民间体育的内容, 给齐国人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当时齐国时期的乐舞分为多个种类, 其中包括杂舞和雅乐舞, 雅乐舞适用于庄重的场合, 例如朝廷盛会、祭祀等大型活动。杂舞由民间俗乐演变而来, 主要用于娱乐聚会等小型场合。杂舞中融入了大量的杂技技巧和动作, 难度系数较大。中国古代的乐舞是由歌、乐、舞三个部分组成, 是一种特殊的音乐体裁。齐国的都城临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变得繁荣昌盛, 其人民都擅长吹拉弹唱。齐国的百戏技被称为“大角抵”, 是西汉时期各种类型杂技的总称。从齐国遗址中所挖掘出的汉化石砖可以看出大量的内容丰富的百戏表演形式, 我国曾在山东沂南的北寨村挖掘出一幅画面强大、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汉乐舞百戏画像的全图, 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齐国乐舞百戏的全貌。画面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表现的是杂技, 其中包括了七盘舞、跳风弄剑载竿等表演形式, 第二组表现的是震撼的乐队表演, 第三组表现的是“刀山走索”表演, 第四组表现的是马戏和鼓车表演。在齐国百戏艺术体系中, 杂技是其中核心部分, 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在表演中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功, 其中包括腿部、腰部、顶部等部位的基本功, 而齐国时期的杂技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此外, 摔跤、角力等类型的项目被统称为角抵, 兴起于秦代, 其表演形式包括持械相搏、徒手相搏以及徒手对器械。角抵项目曾在齐国风靡一时[3]16。

3.与军事体育相互融合的民间体育文化。田猎曾被齐国作为一种提高军队素质的训练手段, 由于田猎本身具备很强的休闲娱乐性质, 因此在齐国受到了大力的推崇并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普及开来。春秋时期, 齐国的军事训练中, 田猎被广泛使用, 并发展成为军事训练中的重点内容。田猎不断的发展, 受到了齐国人民的大力推崇, 成为齐国人民休闲娱乐的方式。齐国人民曾在《诗经》中表达对田猎的崇尚和赞美, 齐国的桓公、景公都曾是田猎爱好者。在当时的齐国, 上到国君下到普通百姓, 都相当喜爱田猎, 由此看来, 田猎在当时已经成为齐国的风俗时尚。赛车是先秦时期“六艺”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专业技术。到春秋战国时期, 战车在战争中逐渐被淘汰, 作为军事战争工具的战车逐渐转变为供达官显贵们休闲娱乐的工具, 并在齐国民间广泛流传。赛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已经在齐国极为盛行。当时的赛车被作为衡量御技的方式, 比赛的结果决定御技的高低。对马的选择和训练是赛车取得理想成绩的关键, 此外, 御者的身体素质对赛车的结果也相当重要, 齐国人民在不断的赛车过程中用聪明才智渐渐地掌握了赛车的策略。史记中曾经记载过一段关于赛车的真实故事, 田忌与齐王等人赛车, 田忌总是输多赢少, 便求助于齐国著名的军事家孙膑, 孙膑给出的办法是用三匹马中体力最差的来和对手中体力最强的马匹比赛, 然后用马匹中体力最强的与对手中体力中等的马匹比赛, 最后用马匹中体力中等的与对手中体力最低的马匹比赛, 最终, 田忌以这样的比赛方式大获全胜。由此看来, 当时的齐国人民已经从赛车比赛过程中总结出丰富的经验, 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战略思想。齐国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历史竞赛中成就了辉煌的篇章。

二、齐国人民强身健体思想的形成

齐国民间体育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齐国文化学术思想, 到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齐国的养生思想的兴起, 齐国人民渐渐地形成了强身健体的意识。《管子》一书是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在齐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书中以养生理论为根本, 倡导强身健体思想, 内容之丰富, 在当时的齐国受到了广泛的推崇[4]12。《管子》中强调:人作为生活的主体, 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 注重培养精气神, 并科学分析了人类的饮食起居和生活规律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书中明确表示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必须加强重视饮食起居, 动静合理, 劳逸结合, 只有进行适当的运动才能实现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此书中的内容就是强身健体思想的具体体现[5]7。《荀子》一书由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所著, 他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由于他一直居住在齐国, 因此他的思想对齐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6]39。《荀子》一书中明确指出,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益寿延年原因之一是后天的养生保健以及适量的运动, 与先天的命运毫无关系, 并一再强调进行适当的运动对人体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书中极力推崇“劳逸结合”的观点, 对齐国的文化思想带来有力的影响, 正好与如今的养身理念中倡导的“动以养身”的观念不谋而合[7]33。荀子在书中表示了对齐国民间体育艺术的赞美, 他认为齐国民间体育的多样化丰富了齐国人民的生活内容, 民间体育具有娱乐休闲性质的活动项目满足了齐国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并有效提高了齐国人民的身体素质。随着齐国文化不断的发展, 人类的健康体质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为了满足人民对身体健康的追求, 齐国的民间体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人民积极地参加内容极其丰富的民间体育活动, 为齐国人民拥有健康的身体发挥出重要作用, 并在齐国受到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的追求与热衷。

综上所述, 古代齐国的民间体育在中国传统体育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其中包含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的内容, 表现出齐国时期的文化、经济、政治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 有效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7.

[2]郑晓.齐国文化探析[J].新华出版社, 2000.

[3]王阁森.齐国史[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4]孙立亭.《管子》养生思想钩沉[J].管子学刊, 1993 (4) .

[5]乐爱国.《管子·内业》篇新探[J].管子学刊, 1992 (4) .

[6]张永军.《管子》养生观探析[J].管子学刊, 2001 (4) .

民间思想 第6篇

关键词：民间对外交往,思想观念,辩证把握

“民间对外交往”, 顾名思义是指非官方的团体组织、公司个人的涉外业务与活动交往等相关事务, 由此广泛的对外交流需要积极引导广大公众树立健康的国际意识, 以便妥善处理涉外事务和对外关系, 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然而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 有不少人还不清楚如何适应与外国人打交道, 向广大民众普及国际交往中正确的思想观念已是当务之急, 这不仅需要懂得一些外事方面的礼仪常识、政策法律, 但是怎样做到以科学和辩证的思想观念来指导对外交往活动尤其重要。大家知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概念, 后者就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关系即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交往。[1]“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只有在普遍的交往中, “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 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2]

本文“思想观念”一词是指民间对外交往中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的发展观,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努力做到“五个统筹”, 其中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指应使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 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着力推进对外交往的全面和谐发展。而“辩证把握”是指运用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来指导活动, 特别是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前提下, 更要科学分析辩证把握, 尤其要处理好我国民间涉外交往中的各种关系来为国家发展服务。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选题考虑, 本文着力从以下四个层次来分析我国民间对外交往中思想观念的辩证把握问题。

一、业务内容上, 应把语言交流和语境融通结合起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就鼓励“走出去”, 而当前也十分注重“请进来”;由此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这首先需要的是语言。但民间对外交往又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成为思想交流的工具是与观念相联系的;人类的观念是一个极其广泛的范围, 人类心理活动的一切结果, 包括概念、思想、情感等都可以看作观念的范围。语言是形式, 思想为内容;由于中外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迥异, 从而中外语言文化在诸多方面相去甚远, 这需要对中外文化差异有一个清晰认识, 只有尊重特定文化的特有惯例, 才能更深入地汲取中外文化的精髓。因此在外语学习中, 务必注重对方语言思想文化的约定俗成, 不可断章取义孤立地学习片言只语, 使用外语交流而不去融通对方文化习俗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尴尬局面。

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间对外的人际交往是由语言作为工具或桥梁来进行思想沟通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隐含着使用该种语言的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底蕴, 所以语言交流必然涉及到中外文化思想的探讨与交锋。国际化进程将各个民族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 了解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 同时也要融入中外语言思维方式、国民性格、礼仪习俗、家庭模式等方面差异来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 担负起维护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安全之义务。当前面对全社会对外语的“疯狂追逐”,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彰显文化传承的价值, 确立主导价值理念以抵制错误思潮, 这在民间对外人际交往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生活方式上, 应当包容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信仰

一般认为, 宗教是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造成的历史产物, 而基督教思想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则认为人类 (即始祖亚当和夏娃) 是完全信仰上帝的。在这我们不妨尝试把信仰分为两类:一是宗教信仰;二是政治信仰。

当今之中国, 由于旧的“信仰”即广泛意义上的儒家思想与新的信仰并存, 还夹杂着西方各种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在我国各层面的教育、媒体等众多方面加以贯彻与巩固, 同时也需关注生活中的宗教信仰在民间对外交流中的影响作用, 我们在民间对外交流中也应辩证地把握好“尊重对方信仰”与“坚持自己信念”的关系。

三、思想意识上, 既要坚持中国特色也应有全球意识

“中国特色”一般是指深深地打上中华民族烙印的东西, 比如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而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爱国是需要建立在理智、真诚和行动基础之上的。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 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化的关系反映在思想观念领域, 就形成了全球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对待全球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 必须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意识和国家意识和谐地统一起来, 提倡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各个国家共同发展、双赢共存。另外, 全球意识也会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然,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等于世界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讲爱国主义仍是十分必要的;在全球化时代的民间交往中, 我国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既要具有全球意识, 也应具有本民族国家意识。

四、文化取向上, 需要一元主导与多元交融相结合

世界上存在的价值观是多样和多元的, 这是客观事实;我们的价值观需要“和而不同”, 即应包容不同地区、民族, 文化和习惯, 尊重他们各自正当利益。然而多样性也需服从于主导性, 主导性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需要我们处理好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二者辩证统一。

在现实生活与学习中, 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来繁荣我国的文化, 有利于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要增强国际影响力, 使中华文化传播得更远, 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特别是要及时吸收世界各国当代科学和进步文化的最新成果, 占领科学文化的制高点,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桑玉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8 (1) :120.

民间思想 第7篇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要点之一, 它是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 是一种价值取向。袁勤生倡导并实施的以人为本的管理, 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和员工是企业的主人这一坚定信念基础上的管理理念, 有具体内容和实施措施的管理方式、方法, 它不仅能有效的调动人的积极性, 且有利于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袁勤生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是激励管理, 眼下企业和社会管理普遍实施的是防范性管理, 甚至是补救性管理, 而“袁勤生管理思想”倡导实施带超前性的激励管理, 注重激发人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他的心爱工作激励法、参与管理激励法、言者有功激励法等十二种《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法》,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获得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社举办的半月谈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的特等奖, 他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和全国总工会联合授予“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袁勤生管理思想”的主体灵魂是改革创新,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四改一渗透” (全面改革经济分配制度、招工用工制度、干部任用制度、产生先进和企业产、供、销管理制度, 彻底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并将其渗透在改革和管理全过程) , 到本世纪初的“开明管理与以人为本”, 系统的体现了深化改革和全面创新。

“袁勤生管理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 有站在全局角度, 高瞻远瞩, 思考发展策略, 思考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才引进等问题的战略管理;有尊重人、理解人、对任何管理对象和事情首先换位思考而后决策的人性化管理。有不断强化激励措施的持续推进式管理, 有将管理向外延伸促进规范员工社会行为的开放式管理, 其中许多著名观点如:“开除职工是厂长无能的表现”、“允许职工七进七出”、“鼓励人人假积极”、“罚款是管理工作中的暴政”、“提倡员工爱一行干一行”、“爱什么学什么”、“员工在外表现实行明确规定, 发现考核”、“客观原因造成的违纪可以豁免”、“实行言者有功”、“一线工人管理厂务的每周值班长制度”、“引进人才不应放首位”、“改变人们一切向钱看, 首先各级干部不能一切用钱管”、“罚款是护富欺贫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要解决贫富矛盾”、“惩治腐败新论点”等等, 已成为“袁勤生管理思想”中的精彩亮点。

“袁勤生管理思想”的形成, 经过长期的实践, 探索和研究, 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南京大学原商学院院长著名管理学专家周三多曾发表文章指出:“袁勤生管理思想, 不是从西方引进的, 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管理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创新和实践, 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提到企业管理, 不少人都会说, 我国企业管理落后, 这是事实, 但袁勤生推行的以人为本的开明管理, 已走在世界管理潮流的前列, 这同样是事实”。北京大学原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 在为袁勤生的管理专著作序中说:“他成功的关键, 就是在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一套行之有效,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 以及超前创新的科学管理理念。”

2014年4月17日, 由中国管理英才论坛和中央电视台“魅力城乡”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袁勤生管理思想”学术研讨会。这是一场高级别的专题研讨会, 首都有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新闻单位120人参加。许多专家学者与会就“袁勤生管理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发表了各自见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顾问、中国未来研究院院长秦麟征说:“袁勤生管理思想是在传承借鉴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突破创新, 他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居于前沿和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中国和世界未来对人性化管理的需求将更加强烈, 而袁勤生管理思想必将可以更好的满足中国和世界未来对管理的这种需求”。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研究管理中心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王铁军说:“袁勤生的可贵之处, 第一是创新精神, 第二是创新思维, 第三是创新实践, 这是很难得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知识经济学专家卢继传说:“袁勤生是我院资深研究员、学术委员。‘袁勤生管理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管理思想。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研讨,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特色的管理创新, 提高民族素质,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吴少平说:“袁勤生管理思想为我们树立了充满正能量的示范。他在40多年的管理实践和研究中, 将自己经营的企业作为实验园地, 倡导以人为本, 实现了柔性引导和刚性管理的有机结合”。中国决策学与管理学知名学者、中美商学院副院长李新政教授说:“袁勤生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的小工厂大思想, 在他的大思想中让我看到了一个农民思想家的崇高境界, 他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 吸取了关于‘道、经、技’这三个概念的智慧, 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挥。袁勤生管理思想之‘道’, 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其管理之‘经’, 是首先管好自己, 以身作则的实干精神。其管理之‘技’是以人为中心的开明管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 作为袁勤生的常熟同乡人, 在研讨会上说:“袁勤生出生于农村, 是在那块生长庄稼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思想家,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老袁在30年前就提出来了。30多年来, 他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的思想理论。我们对他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从孔子开始包括毛泽东在内, 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可是, 这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但很少有思想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强盛的国家如果没有思想家是很危险的”。

民间思想 第8篇

一、农村思想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搞好农村文化建设工作, 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 已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1. 加强思想农村文化建设, 有助于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为新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农村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凝聚人心, 发挥广大农民自觉践行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为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 可为经济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 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 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有积极作用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 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 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也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民间音乐在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的民间音乐历史悠久, 凝结着我国历代人民集体的智慧, 种类繁多、地方特色分明, 在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1. 优秀的民间音乐是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内容, 是建设新农村文化的根基

民间音乐产生于本土, 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反映了当代群众的审美情趣。许多原汁原味, 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遗产, 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要重视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 应该让优秀的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下去, 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

2. 广大农民是建设新农村文化的主角, 从事民间音乐创作表演的民间艺人是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骨干

农民群众是从事民间音乐创作表演以及传播的主体。在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众中, 散布着许多“民间艺术家”。这些艺人及团体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 传唱着许多民族精神, 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热爱党, 拥护党, 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发挥这些艺术家的积极作用, 对促进农村人民群众自身文化建设十分重要。

3. 优秀的民间音乐在弘扬民族民间文化, 创建农村特色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曾指出“本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做好地方性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利用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需要, 是弘扬民间文化艺术的需要, 更是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特色文化村的创建活跃了民间文化艺术的血脉, 提高了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 推动了新农村文化建设。

三、民间音乐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及其引起的民间文化保护热潮的推动下, 民间音乐不断衰落的状态虽有改变, 但现状仍不容乐观。其内在原因是, 农村文化正处于由传统的自在自发到现在的自由自觉的转变阶段;处于由原来的传统封闭到现代开放的转变;处于多元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过渡。同时, 中国现代化过程对民间音乐的外部冲击, 使得我们的民间艺术在消失, 我们的某些文明地点也被边缘化了。

四、民间艺术在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中的发展途径

1. 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 弘扬民间艺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思想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以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先进的思想文化, 要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只有这样, 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有助于广大农民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2. 大力发展民间艺术教育, 加强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

民间艺术不仅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最好的形式之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坚持教育革新, 深化教育改革, 将民间艺术课引入课堂, 更好的发挥大学教育的在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作用, 更好的使我们文化发展、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变得更自觉、更有效。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充分认识民间音乐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加以合理运用, 使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陈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探析[J].兰州学刊, 2008.4

[3]张炯.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教育作用.人民日报, 2000年07月25日第二版

民间思想 第9篇

关键词：幼儿教育；民间儿童游戏；指导思想；实施策略

幼儿教育需要广泛吸纳源自生活的内容素材，来完成结合生活、贴近生活、融入生活的幼儿教育，形成幼儿成长的生活感知能力，增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而民间儿童游戏则是非常好的生活教育素材，是幼儿教育所需的文化资源。

一、幼儿园开展民间儿童游戏的指导思想

1、应当将传统传承和内容应用结合起来。民间儿童游戏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一方面，是需要进行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将传统传承和内容应用结合起来，特别是深挖其中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德育和智育内容的一些元素，结合现代教育理念进行科学应用。

2、应当将封建教习和幼儿教育区别开来。民间儿童游戏是脱胎于民间，其中有些游戏含带有一些陈旧过时、内容不宜的文化成分，需要及时从其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剔除，将不符合幼儿教育的内容元素摒弃，才能适应当前幼儿教育的需要。

3、应当辩证的进行教学引入和教学应用。教师在取用民间儿童游戏并应用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持有辩证的看法，进行科学的全面分析，对比当前幼儿教育的需求，结合幼儿自身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文化认同和具体的不同层次需求，合理地设定民间儿童游戏的规则。

二、幼儿园开展民间儿童游戏的实施策略

1、科学设定民间儿童游戏时间。教师需要结合幼儿园一日生活，科学拟定儿童的游戏时间。一方面要兼顾儿童在游戏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进行一定的科学引导，拟定专门的民间儿童游戏的相关活动，并且通过科学的时间规划，保证儿童的兴趣专注力，避免幼儿产生排斥心理或其他教学安排的时间冲突。我在实施民间儿童游戏教学时，就重点将游戏的时间设置在早间室外游戏环节，一般是一周一次，不占用其他活动时间。

2、规范设置民间儿童游戏场地。教师在择取适宜当前年龄段幼儿进行的民间儿童游戏后，需要科学规范地设置儿童游戏场地，一方面要符合游戏需要，另一方面要符合当前幼儿园的现实条件并保证幼儿参与过程中的安全性。

很多民间儿童游戏都需要一定的场地，像跳房子、跳大绳、斗鸡等，都需要教师做好场地准备，也这些也是我经常用来组织游戏教学的项目内容，在进行游戏前，我都会清理场地内的设施和地面，避免幼儿受伤、磕碰等，同时重点做好全面的游戏监控和管理，避免发生幼儿离群遇险。另外，在教师组织群组参与的一些游戏项目时，应注意科学分组，或者适当安排好对应的观察和管理措施，避免在游戏过程中产生幼儿间的争执矛盾和摩擦，减少一些具有竞争内容的游戏上人员群组分配的不均，避免在游戏场地内出现影响游戏进行和造成儿童参与过程困难和危险的各项事物。

3、合理安排民间儿童游戏材料。在进行民间儿童游戏教学时，一方面需要保证游戏材料的充裕性，减少幼儿争抢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儿童受伤、误食等，需要保证游戏材料质量，避免含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并避免过小的游戏材料应用，及时清点儿童游戏材料，防止发生管理疏漏。

4、创设适宜的民间儿童游戏氛围。一些需要有组织的多人员配合的游戏，都需要教师进行游戏氛围的创设，增进游戏趣味，通过教學引导和现场掌控措施，保证幼儿能够愉快参与并保证参与的顺利和安全。特别是需要加强幼儿的情绪引导和安全管理，避免儿童产生摩擦和冲突，也避免儿童遭遇危险。

如我在指导幼儿进行老鹰捉小鸡、木头人、躲电报、捉迷藏等游戏时，都会通过播放音乐、动作夸张表演等方式来创设轻松的游戏氛围，带动幼儿进行参与，并且控制现场情况，像捉迷藏这一类游戏，就需要全面观察，避免幼儿身体划伤、跌打损伤和磕碰，避免控制不当，造成儿童走失、遇险等。

5、施行科学的民间儿童游戏教学指导。教师需要结合幼儿的学习兴趣，分析幼儿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结合民间儿童游戏本身，进行一定的科学教学引导，在保证游戏趣味性的同时，保证对幼儿教育形成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服务于幼儿的全面综合成长需求。例如叠石子游戏就是一项源自于周朝的古老儿童益智游戏，通过叠放石子来锻炼儿童的平衡和手脑协调能力，而幼儿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困难，产生倦怠情绪和心理浮躁情况。我在进行教学时会适当帮助学生完成，减少游戏的困难程度，同时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情绪观念，控制幼儿的情绪，调节性情，懂得心平气和处理游戏问题，以达成游戏益智怡情作用的发挥。

6、培养儿童对民间游戏的文化认同。教师需要在幼儿教育中结合民间儿童游戏，将特定的文化观念、文化符合、文化元素等进行融合，培养儿童的文化认同感。特别是一些结合了非常浓厚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元素的民间儿童游戏，更是需要教师挖掘游戏教学中的文化价值，产生对幼儿文化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幼儿教育应当深度挖掘民间儿童游戏的文化资源价值，形成高效的综合利用，并服务于当前的幼儿成长教育。这需要幼儿教师从生活环境中总结提炼，运用科学的辩证态度审视民间儿童游戏，充分发挥民间儿童游戏的民族性、地區性、文化性的优势，结合我国当前幼儿教育的理念和要求，实现更好的幼儿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 高伟.试论幼儿园开展民间儿童游戏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策略[J].蚌埠学院学报，2014，06：113-117+120.

[2] 吴宝珊.浅谈民间儿童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开发与运用[J].学前教育研究，2004，Z1：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