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反应论文范文

企业反应论文范文（精选12篇）

企业反应论文 第1篇

一、快速反应的系统整合

服装营销是一个从顾客需求到样品设计、布料辅料采购, 直到零售环节的复杂系统。要实现快速反应, 必须从整个体系入手。快速反应体系的要求是: (1) 并行工作。为了能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以及快速地制造出市场需求的产品, 就要求企业内部各部门开展并行合作, 实现最快响应。它需要包括设计到销售的所有部门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组成专业高效的项目组开展工作。 (2) 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持。企业必须快速地收集市场信息并能及时反馈到企业内各部门, 此外与供应商畅通的信息沟通也必不可少。企业只有快速地掌握市场信息,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对手一步。

美国服装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最先采用快速反应系统, 它是供应链系统的原型。其目的是为了抵御进入美国的廉价服装。企业通过建立一套敏捷的反应系统, 对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供应、储存和销售系统进行总体规划、重组、协调、控制和优化, 加快物料的流动, 减少库存, 并借助三维CAD系统及网络技术实施。在服装营销中存在着一条供应链:它是以服装企业为核心,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 从原材料采购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 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从而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快速反应系统主要是通过对服装供应链进行管理, 提高整个供应链对消费者需求的反应速度与准确性, 降低总的交易成本。快速反应系统包括服装企业外部和内部系统。外部快速反应系统是供应链中企业外部资源系统, 涉及到供应者和销售者。服装企业外部快速反应系统的重点在于对服装供应链快速反应提供决策支持。即在掌握有关服装营销流通信息的基础上, 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有关进、销、调、存等商业行为进行辅助科学决断。服装企业内部快速反应系统是一种个性化的服装设计、生产链, 用来快速、准确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时尚化需求。

二、快速反应的信息管理

服装企业的内部快速反应系统重点在于为企业构建信息化管理网络, 在ERP的基础上,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连接各环节互动, 加快信息的传递、加工、处理和保存, 从而实现产品供应链条的通畅、合理、高效, 既满足了生产又不造成大量库存。其中包括把握市场消费需求、了解服装销售情况的信息库, 企业随时掌握和控制内部的战略计划、营销规划、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项目进度、物流状态、财务情况、员工动态等功能模块, 以保证企业对市场营销的快速反应。在整个服装营销快速反应系统中, 信息化快速反应是整个服装营销快速反应的核心。根据市场消费信息、各种服装时尚要素信息, 建立起服装面辅料、流行色、款式库等信息的数据库。为服装设计师的时尚设计提供“元素”, 并实行信息系统的“动”“静”态管理。

整个系统可分为: (1) 控制模块。通过对整个生产流程的管理, 使各工序有序连接。管理部门根据订单要求、物料供应、产品特性等因素, 选定最合理的工艺, 排出精确到时间、数量的生产计划, 比如何时打小样、QC批准后何时开裁、何时缝制、何时熨烫、何时交货等, 然后把计划下达到各部门去执行。 (2) 物流管理模块。包括产品销售管理与库存控制。销售管理依据销售订单, 对销售产品、销售地区、销售客户等各种信息进行管理, 同时对销售数量、金额、利润、绩效等做出全面的统计与分析。因为销售订单贯穿整个生产流程, 因此必须依据订单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及销售计划。库存控制则主要通过控制存储物料的数量, 在保证稳定的物流, 支持正常生产的同时, 实现最小限度地占用资金。 (3) 消费者信息模块。主要是将采集到的消费者信息, 如对服装质量、款式、价格、面料的需求构筑一个信息数据库, 同时联系销售分析中的相关数据, 掌握产品需求与满足需求情况, 做出市场变化趋势预测与新产品开发等系列分析, 帮助经营者及时捕捉消费者需求, 并提高用户满意度。

三、快速反应的技术支持

在服装快速反应系统中, 必须建立一个立体多方位、反应灵敏、传递快捷、疏漏极少的信息网络, 服装企业应建立服装信息链和信息网, 以保证拉动型的物流管理所需的信息可靠、准确和及时。并且采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与科学的管理方法, 共同为快速反应物流系统提供良好的服务。

通过计算机技术, 对服装生产线实现科学编排和控制, 将库存控制、服装的设计排料裁剪 (CAD CAM) 、衣片分拣归类、流水线柔性管理和循环 (FMS/UPS) 、加工工艺和工序设定 (CAPP) 、质检和标签条码悬挂 (CAQ) 等技术形成开放式模块, 并借助企业内部网实现功能组合, 通过远程数据传输实现与外围管理、销售和情报系统的互联, 以使整个生产系统适应服装品种、规格、工艺的快速变化,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市场适应性。特别在缝制工序, 应在机种方面加大专用机的比例, 推广应用CAD CAM技术, 采用服装面料自动监测评价系统、自动拉布与自动裁剪系统、电脑控制吊挂传输系统、自动加压与立体组合整烫系统等先进的服装加工设备和技术, 提高对服装产品的设计能力和加工制作水平, 大力发展个性化、品牌化、功能化、流行化、环保化服装, 适应市场对服装产品“小批量、多品种、高质量、快交货”的要求。

服装CAD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技术对服装新产品、服装工艺过程按照服装设计的基本要求进行输入、设计及输出的一项专门技术, 是一项综合性的集计算机图形学、数据库、网络通讯等于一体的高新技术, 用以实现产品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 (1) 试衣CAD系统。通过彩色摄像仪或扫描仪将不同款式的服装和不同类型的服饰部件、图案储存在计算机内, 并将不同款式和类型的服饰 (包括帽子、围巾等) 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配套起来, 或将不同的图案填充到款式中去, 或更换头像, 体现不同的服装效果, 供客户选择。 (2) 款式设计CAD系统。可以让服装设计师们用数字化笔、板、鼠标等工具进行描绘、修改、调色、上彩, 直接显示在屏幕上, 并储存在计算机内;有时可以将储存在计算机内的服装部件、服饰等调用出来进行配套修改设计;还可以将设计好的面料或图案贴放在已有的款式上来显示平面的或立体的效果。最后通过打印获得设计稿, 完成款式设计工作。 (3) 面料设计CAD系统。主要让设计师们进行面料组织、纹织和图案的设计, 同时可以将设计好的面料在屏幕上模拟仿真, 体现设计者们的意图, 以供用户选择之用。还可以将已存的设计稿修改成为新的设计, 加快设计节奏, 缩短设计周期, 满足用户要求。 (4) 衣片设计CAD系统让打样师们通过数字化笔、板、鼠标等工具, 根据服装款式图和人体尺寸用直线、曲线来设计衣片, 并能在样衣制作过程中方便地对已存的衣片进行修改;可以让计算机根据输入的人体特征参数或尺寸用比例法、原型法等方法构画出衣片, 然后再进行修改;也可以将储存在计算机内的衣片修改成为新款式的衣片, 加快设计进度, 提高设计效率, 满足社会需求。 (5) 放码排料CAD系统。将样片 (净样) 的尺寸通过上述设计或数字化读图板读入计算机, 并通过修改及放码 (可用放码点位移量直接法输入、放码点位移量规则法输入或放码点位移量体型法输入) , 产生各种不同尺码的衣片, 然后经放缝得到衣片的缝纫毛样 (或称裁剪净样) 。

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 企业反应不一 第2篇

CCTV.com消息（新闻早8:00）：最近我们报道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将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这次改革最主要的.一点是四、六级考试将不设及格线，不发合格证书而是改发成绩报告单。教育部还重申，四六级考试和大学生能否毕业无关。对于这次改革，学校和考生普遍叫好，但一些用人单位却担心取消了四六级考试证书，会使他们在选拔人才时失去权威的评判标准。

在一个大型人才招聘会上，记者看到，不少企业在招聘时还是对外语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企业要求员工拥有四六级证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四六级考试是目前国内参加人数最多，也是最权威的一种考试，除此之外的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以及商务英语考试等因为参加人数较少，很难成为评判应聘者外语水平的标准。

企业反应论文 第3篇

“把降低成本看作是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不久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言论称，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人们，仅仅依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不可行。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并不足以显著地降下来，从而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

三类成本“压得企业很沉重”

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不足以完成好这个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周其仁坦言，有很多成本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只简单地降低企业成本是不够的。

除了企业成本以外，第一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法定成本。

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企业想雇佣一个员工，另一家企业也想雇，双方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劳动要素掌握在手中。这类成本是由市场竞争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例如，企业必须交税、员工社保的缴付。

周其仁认为，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让它们降下来的。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机构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见效的措施。

“你不降，他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这个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得不一定那么快。如此一来，不等市场成本降下来，很多企业就支撑不住了。”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地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后，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国家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巨大。根据国际经验来看，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的降低开支，否则这个财政的窟窿在短期内看上去只是增加一点赤字，长期来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

在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要付出的成本。

其实，不管经济如何下行，总是有发展的机会。“例如我每次经过儿童医院附近时，交通都被堵得一塌糊涂。深究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院的学生还不够，而是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要对潜在的巨大的需求做出反应，这中间是有障碍的。国内医疗改革强调公共服务的提升，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是，国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还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

增加供给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喊出来的，国家要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还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这就要靠价格机制来决定。

“目前，国内存在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所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这种情况让人们感到，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领域存在问题很可惜，另一方面潜在的发展机会还是蛮大的。”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以房地产行业而言，虽然全国过量库存的问题很严重，但是在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又冲得非常高。因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去调控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地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做出灵活的反应，就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

“专家们都在说要降低房地产库存，但国内的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这个关键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标，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要供应的数量。”

周其仁团队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涨的同时，依然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好好利用，甚至有大量的工业厂房处于闲置状态，几乎达到了几百万平方米。这些土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有关这件事情，深圳市政府说了不算。只有全国的法规和行政命令来决定，导致这类成本降不下来。”

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出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又得不到，这个反应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缓慢。

以上三类成本，包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被称作是体制性成本。

从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经济的体制性成本。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那样，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国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系统地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关键所在。”周其仁强调。

从多个方面降低三类成本

无独有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也认为，“要积极审慎地去杠杆，重点是企业债务的杠杆。要多措并举地降成本，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我们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还要全力以赴地补短板，通过适度地扩大投资，来补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短板。”

有些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出台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例如湄洲市政府日前发布政策，全面清理涉企税费项目和减免政策，建立涉企税费目录清单，向社会公布。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一律按低限收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军事航空等要求前提下，工业企业厂区范围内容积率、厂房高度不再设定上限指标限制，绿地不再设定下限指标限制。

创新供地方式，组织开展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区域试点工作，探索实施工业项目用地弹性出让年限制度，根据产业类别分别确定20年、30年、50年不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完善工业用地政府回购、流转和收储机制。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制约市场活力的“硬伤”。2015年以来，浙江省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加大释放改革红利力度。

但专家也表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也在增加，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压力如何纾解也是道难题。

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比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但发展成本较高，金融、养老、医疗等行业还面临市场准入障碍，在这些领域，改革仍将深化。随着2016年营改增改革全面推开，这将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新纳入试点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涉及的上下游企业数量众多、影响大，将为很多企业带来更多的可抵扣项目，上交增值税会减少。

接下来，当地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释放改革红利，形成清单之外无收费和防止反弹的制度性安排，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惠企行动，推动建立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

企业避税盈余管理行为市场反应研究 第4篇

财政部于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于2007年1月在我国上市公司正式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导入了全面收益观, 结果使得会计的重心由注重利润表转向了注重资产负债表。2007年, 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于2008年在全国开始实行。在新税法中, 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变化:第一, 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得到了统一, 这使市场经济中的竞争环境更为公平;第二, 指出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当存在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税法不一致的规定时, 要以税法的规定为依据。基于此, 会计———税收差异产生了巨大的明显的变化, 使得会计———税收差异不仅包括基于利润表的会税差异而且包括基于资产负债表形成的由于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企业是否会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和所得税税法的不同而形成的会计———税收差异, 进行以避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当企业存在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时, 将会使在税前会计收益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应税收益下降, 或者在应税收益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 提高会计收益, 相应所得税税负会得以降低, 但这也造成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的进一步扩大。也即是说, 会计———税收差异会随着所得税税负的降低而呈现相反方向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内研究

Bernard (1995) 通过运用剩余所得评价模型得出企业的净资产和会计收益均与股票价格存在关系。Collins, Maydew&Weiss (1997) 为了探索净资产、收益与股票价值相关性的系统性变化, 对美国1953年至1993年的公司进行研究。Lev (1997) (1996) 则认为这些是由于经济模式从资本密集型转到无形资产密集型造成的。然而, Dontoh, Radhakrishnan&Ronen (2004) 认为, 是非信息依赖型交易的增加, 降低了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Elliott&Hanna (1996) 和Basu (1997) 则通过实验证明了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信息对股票价格解释力的下降是暂时性盈余项目的增加的结果。

(二) 国外研究

陆宇峰 (1999) 的研究发现净资产和会计损益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魏国强、陈建文 (1999) 首先将研究模型加以改进和完善, 对净资产和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结果显示净资产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 但是, 会计收益指标并不具有价值相关性, 这显然与陆宇峰 (1999) 的观点相违背。朱红军、陈信元、陈冬华 (2002) 运用剩余收益定价模型,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1995年、1996年、1997年作为考察期, 重点研究了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的三个变量:剩余收益、净资产和收益, 同时, 还研究了企业规模和股票的流通股比例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企业通过变更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增加或减少会计收益, 但如若企业变更折旧政策的行为未向有关税务机关申报或未得到税务部门的同意, 那么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必须进行纳税调整, 但这种调整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企业进行这种盈余管理行为, 即通过调整不影响应纳税收益的项目只影响会计收益的项目, 其行为就不会导致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上升, 但却增大了会税差异。因此, 认为如若企业存在类似于这种避税盈余管理活动, 则在使得所得税税负水平得以降低的同时, 也造成了会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据此, 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负相关

信息观认为, 当前,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 充满了较多的不确定性, 而且, 财务会计信息的作用并非是向资本市场传递企业的经营损益本身, 而是传递某些有助于使用者评估企业经营损益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真实收益就不可能仅仅通过企业的会计系统就能得到。信息观的思想即是会计信息有用性仅表现在其所提供的信号是否能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即是信息观下, 仅研究会计信息是否影响股票价格的问题, 并不需要考虑和研究资本市场是如何把会计信息作用于股票价格中的作用机理的问题。与信息观的思想不同, 计价观则以公司估值理论为基础, 以投资者的股票估值行为为出发点, 指出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于资本市场会以有关的会计数据和信息为变量对公司进行评价和估值, 从而使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对股票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即计价观研究的是资本市场是如何将会计信息转换到股票价格中的, 其希望打开的是联系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的黑匣子。本文仅根据信息观的思想, 研究会计信息提供的信号是否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产生了作用, 而不再进一步考虑和研究该作用是如何产生和转换的。虽然已有研究证实, 企业的财务会计损益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但基于以上分析, 据此, 假设2、假设3:

假设2: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正相关且相关性呈下降趋势

假设3:应税收益与股票价格正相关且相关性呈上升趋势

如果假设3成立, 即应纳税损益具有价值相关性, 由于应纳税损益可供人为操纵的余地较小, 比财务会计损益指标更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盈利情况和经营业绩, 猜测应纳税收益可能会对会计收益指标提供补充的或增量的价值相关信息, 股票投资者会综合利用会计收益指标和应纳税收益指标这两项指标的信息, 以此来对股票进行价格估值。据此, 提出假设4:

假设4:应税收益能在会计损益的基础上对投资者提供增量或补充的信息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年—2011年的数据为初选样本, 并根据研究的需要作出以下剔除:剔除金融保险类和ST的上市公司;剔除未对企业所得税率进行披露或披露的所得税税率为0的上市公司;剔除利润表中利润总额≤0的上市公司, 因为这类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通过公式进行估算出的是负数, 不能真实的反应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的关系;剔除利润表中的当期所得税费用≤0的上市公司, , 因为这类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也是负数, 即推算出的实际税率并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税率, 不能真实的反应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的关系;剔除推算出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100%的上市公司;剔除利润表中的基本每股收益 (EPS) ≤0的上市公司, 因为需要根据基本每股收益和当期净利润估算出当期实际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最后得到的2008年—2011年样本公司数量共4330个样本, 其中2008年915个, 2009年991个, 2010年1166个, 2011年1258个。本文所得税税率来自RESSET数据库, 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研究所用的统计软件工具EXCEL2003和SPSS11.5。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涉及到的变量有所得税税负TR、会税差异占总资产的百分比BTD、每股股票价格P、基本每股收益EPS、每股应税收益TPS等。表 (1) 是各变量的具体定义。本文的主要是研究企业是否存在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盈余管理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和所得出的假设, 如果存在此行为, 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会呈负相关, 因此, 为了检验假设1,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检验企业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关系的模型如下:模型1:TRit=α0+α1BTDit+εit。其中, TR为因变量 (被解释变量) , 表示企业的所得税税负;BTD为自变量 (解释变量) , 表示会税差异占总资产的百分比;ε表示残差;t表示时期 (年) ;i表示各上市公司。为了检验假设2和假设3, 我们可以比较会计收益、应纳税收益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及变化趋势, 以及两种收益指标之间的差异, 再来比较和研究两种收益指标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差异。众所周知, 财务指标之间较易存在多重共线性, 以单一解释变量模型进行分析比以多个解释变量模型进行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也更能说明问题。据此, 分别构建以下两个盈余资本化价格模型:模型2:Pit=β0+β1EPSit+εit。模型3:Pit=β0+β1TPSit+εit。其中, P为因变量 (被解释变量) , 表示每股股票价格;EPS和TPS为自变量 (解释变量) , 分别表示每股会计收益和表示每股应税收益;ε为残差;t表示时期 (年) ;i表示各上市公司。考察和分析了两种口径的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及变化趋势之后, 再对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的大小进行比较, 可以得到考察期内, 各年两种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及变化趋势的不同。为了对假设4进行检验, 将每股应纳税收益放入模型2中, 考虑到财务指标之间较易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 (每股应税收益-每股会计收益) 替代每股应税收益作为解释变量, 以弱化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存在的共线性的影响。据此, 设计出以下模型:模型4:Pit=β0+β1EPSit+β2 (TPSit-EPSit) +εit。其中:P为因变量 (被解释变量) , 表示每股股票价格;EPS和TPS分别表示每股会计收益和每股应税收益;ε为残差;t表示时期 (年) ;i表示各上市公司。如果实证结果表明, 模型4的拟合优度R2比模型2的拟合优度R2高, 就能说明应税收益指标能在在会计收益的基础上对股票价格提供了增量或补充的信息, 从而, 可以证明假设4的成立。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2) 显示TR均值大的年份往往BTD的均值也大, 这与假设1不符合, 因此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进一步进行验证。

(二) 回归分析

(1) 模型1的回归分析。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的实证结果, 均显示会税差异的系数α1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数, 说明会税差异越大, 所得税税负越低, 即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水平的确与会税差异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证明假设1成立。即是说, 企业很有可能会人为调控那些不会对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影响, 但会影响会计收益项目, 以此进行盈余管理活动, 从而实现在不增加所得税纳税负担的情况下, 提高经营业绩的目的, 这也就可以相对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 (2) 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分析。由表 (4) 可见, 每股会计收益变量EPS的回归系数, 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的考察期内, 各个年份均在0.01水平下统计上呈高度显著, 而且这四个年度的每股会计收益EPS的回归系数β1均为正值, 与所提出的的假设一致, 表明企业的每股会计收益指标与股票价格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 也即财务会计盈余指标的确具有价值相关性, 会计收益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含量能影响到资本市场;且同时, 这四年考察期内, 各年度经调整的R2除2011年有小幅上升外, 其余年度大体呈下降趋势, 也即会计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呈下降趋势, 但并不明显, 可能是样本数量有限, 仅获得了4年的数据, 导致观察到的变化趋势并不显著。参照同样的过程和方法, 运用模型3对假设3进行实证检验, 最终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见, 与预期的结果一致, 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考察期内, 各个年度所选用的样本的每股应税收益TPS的回归系数β1均在0.01的水平下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高度显著, 而且, 每股应税收益TPS的回归系数β1均为正值, 表明, 企业的每股应税收益指标与股票价格之间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也即是说, 应纳税损益指标的确具有价值相关性, 应税损益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含量能够影响到资本市场;考察期内, 各年度经调整的R2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且较明显, 也即应纳税损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呈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 从而证实了假设3的成立。 (3) 模型4的回归分析。由表 (6) 可见, 与本文的猜测相一致, 除2008年外, 其余各年的每股会计收益EPS和 (每股应税收益TPS-每股会计收益EPS)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从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分析来看, 除2008年外, 每股会计收益EPS和 (每股应税收益TPS-每股会计收益EPS) 的回归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下呈高度显著, 这反映两者均与股票价格高度相关。从图 (1) 中模型2和模型3的拟合优度来看, 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这四年总模型4的经调整的拟合优度R2均比模型2的大。这就表明, 应税收益指标确实能够在会计收益指标的基础上, 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了增量信息, 从而证明了假设4的成立。

注:***是在1%下显著, **是在5%下显著, *是在10%下显著

注:***是在1%下显著, **是在5%下显著, *是在10%下显著

注:***是在1%下显著, **是在5%下显著, *是在10%下显著

注:***是在1%下显著, **是在5%下显著, *是在10%下显著

五、结论

目前, 会计税收差异已经成为事实, 且这种差异会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当然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会计-税收差异本身, 而是担心企业利用这种差异, 对会计损益或应纳税损益等数据, 人为的进行修改、调整, 进行刻意误导或欺诈投资者, 这样直接会导致资本市场的灾难。作者在实证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相互不信任的状况。虽说理性的管理者会基于会计-税收差异进行盈余管理, 与此同时, 资本市场中, 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也不再机械地、盲目地使用会计数据, 而会对会计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仍然存在这样的风险, 让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相互之间不再彼此认可。对于这一状况, 政府与企业不能避而不谈、无所作为, 而应该在面对这种差异时, 提供更加合理的政策, 采用积极的态度消除这种差异造成的影响。本文认为, 相关部门可以根据现有的基本条件, 从以下三个方案中进行选择或彼此相互借鉴参考:要做的是合并会计损益和应纳税损益使这两个损益指标变为一个, 即从根本上消除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最直接的是要求企业对外公布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使所得税的申报数据完全透明化, 使投资者自己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损益报告情况, 精确把握企业的经营状况;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 仅要求企业对外披露纳税申报表中的某些重点项目, 如应纳税所得额、当期应缴所得税、所使用的税率等, 这些都是目前财务报告所不涵盖的。通过这些信息, 投资者可以对企业的运营状况, 有更明确的认知, 减少因会计-应税损益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参考文献

[1]陈钰泓:《纳税筹划与盈余管理》, 《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

[2]陈晓、戴翠玉:《A股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手段》, 《中国会计评论》2004年第2期。

企业反应论文 第5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发布<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的公告》（2012年第200号公告）

为加强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进一步提高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质检总局令第1号）的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了《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

质检总局

2012年12月10日

附件：

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加强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总局令第1号）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适用于对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信息的处置，包括：风险信息收集；风险信息识别；风险信息研判；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措施发布、实施及解除；风险消减措施的评估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本规定所称风险，是指进出口工业产品对人身财产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环境保护、卫生以及对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合法权益造成危害的可能和程度。

本规定所称风险信息，是指与进出口工业产品检验监管职责相关的，涉及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危害社会安全、可能形成系统性、区域性危害，对进出口贸易、相关产业可能产生影响，或者对安全、卫生、环境、反欺诈等方面形成危害，需要及时进行识别、研判、处置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

本规定所称风险信息研判，是指对进出口工业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按照科学的风险评估方法，根据产品危害可能发生的概率、范围、产生及产生后果的危害程度等风险要素进行预测评估。

本规定所称预警，是指为使国家、社会公众和使用者免受进出口工业产品可能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或者潜在危害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性安全保障措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立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预警办公室)负责管理全国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的日常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指定技术机构负责全国有关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信息的统计分析、研判分级以及提出风险消减和预防措施对策建议等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性工作（以下称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

国家质检总局设立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信息国家监测点，负责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内的特定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进行监测、分析以及提出相应风险消减和预防措施对策建议等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建立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收集网络，建立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信息化平台，组织对风险信息进行收集、识别、报送、研判、通报和发布。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依据法定程序发布辖区内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措施，管理辖区内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收集、识别、报送、研判工作和管理辖区内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辖区内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收集、识别、报送和组织实施辖区内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工作。

第二章 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收集

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来源可包括但不局限以下方面：进出口检验监管不合格信息、境外通报召回信息、出口退运信息、各级政府部门通报信息、境外政府部门通报信息、医院伤害报告信息、消防事故信息、技术法规标准信息、媒体舆情信息、企业报告的信息、消费者投诉信息以及其它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向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或者检验检疫机构举报有关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

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使用过程中发现进出口工业产品存在风险时，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当地检验检疫机构报告相关风险信息和风险控制措施，或者直接向直属检验检疫局或者国家质检总局报告。情况紧急的应当以更便捷的方式立即报告。

直属检验检疫局对收集的风险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初步分析、筛选整理后，按照规定上报预警办公室。情况紧急的应当以更便捷的方式立即上报。

第三章 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研判

预警办公室和直属检验检疫局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可以指定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或者组织专项工作组对收到的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信息进行研判。

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或者专项工作组应当按照预警办公室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要求成立相应的专家委员会（小组），运用国际通行的规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风险信息调查、核实、实验室验证和评估工作，得出风险研判结果并形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当包括：风险研判的方法、风险类别、等级、危害、范围、残余风险、风险措施建议等内容。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需要提前向授权机构说明情况。

预警办公室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对风险研判结果进行确认，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会议确认。确认后的风险研判结果应当作为风险预警发布和质量安全风险处置的依据。

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或者专项工作组应当对收到的风险信息予以保密，未经授权不得发布相关信息。

第四章 质量安全风险处置

按照应急优先原则，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经过研判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的，依据法定程序实施风险预警或者快速反应措施。必要时，两者可同时进行。

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根据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或者专项工作组风险研判结果，依据法定程序决定实施相应的风险预警措施。

风险预警措施包括：

（一）向相关检验检疫机构发布风险警示通报。在产品风险属性发生变化时，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对产品风险进行重新评估；

（二）向生产经营企业、相关机构发布风险警示通告，提醒或者通知其及时采取措施，消减风险；提醒消费者和使用者注意进出口工业产品的风险和危害；

（三）发布风险警示公告，宣布对进出口工业产品的风险和危害的强制性措施，提醒消费者和使用者警惕涉及进出口工业产品的风险和危害。

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风险预警其中一项或者几项方式的组合。当风险属性发生变化时，应当根据风险研判结果及时调整风险预警措施。

为了有效阻止、控制和消除质量安全风险，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依据法定程序可采取的快速反应措施包括：

（一）依法有条件地限制产品进出口，查封、扣押、停止销售和使用、退运、监督销毁

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进出口工业产品；

（二）通报有关部门和机构；

（三）依法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生产经营企业进行处置，查封违法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查封出口工业产品生产经营或储存场所；

（四）组织调查特定时间段中同类产品或者相关行业或者关联区域内的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五）对有关生产经营者采取更加严格的检验监管措施。

（六）责令召回已经销售的风险产品。

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责任者，应当履行消除或降低风险的义务。

（一）当获知其生产经营的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风险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提交风险分析和消减报告，并且应当立即实施风险消减措施。提交的报告应当包括：产品缺陷分析、涉及产品的数量和流向、消减风险的措施、计划及预期效果评价等。

（二）应当以有效的方式向涉及的消费者、使用者以及其它有关各方通报真实情况以及为消减风险采取的措施。

（三）应当向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报告产品缺陷消减措施的实施和进展情况。

（四）需要申请解除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措施时，应当向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提交产品缺陷消除评价报告。

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措施的解除方式有：

（一）有规定实施期的，期满后自动解除；

（二）未规定实施期的，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确认风险消除或者降低后解除。

第五章 监督管理

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可以指定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就进出口质量安全风险责任者采取措施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充分性进行评估，对其提交的风险消减评价报告的真实性、符合性进行确认。

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检疫局对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措施等风险处置措施的实施和进展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开展检查和监督并通报结果。

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开展定期总结分析，并实施绩效管理。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需要对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人员开展培训、考核。

第六章 附 则

国家质检总局、预警办公室、直属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机构和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评估技术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调查、研判、确认及实施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措施等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工作应当遵守国家及国家质检总局的保密规定。需要对外发布的信息应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予以公布，任何个人、机构未经授权和批准，不得擅自发布。

预警办公室和直属检验检疫局对收到的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信息进行分类、归档、统计，并做好风险信息的档案管理工作。

进出口工业产品风险信息档案保存期限为三年。涉及重大案件、典型案例等事项的档案，做长期或永久保存。

国家质检总局和直属检验检疫局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工作规范。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企业反应论文 第6篇

一、客服热线拨打成功率高 各环节表现较好 服务水平均一

“热线拨打成功率”指的是拨号三次中至少接通一次的热线占比。监测结果显示，消费电子企业客服热线的拨打成功率为98.2%。

就热线服务四个环节的监测情况看，接通情况表现最好，转人工＜20秒的热线占比为92.7%，好于商业热线平均标准（80%）；相对而言，问题解决环节稍逊一筹，热线话务员的业务知识需加强。

二、计算机、团购客服水平较高，家电、网游客服尚有不足

单次服务水平达标的消费电子企业客服热线占近六成（58.2%）。从行业分类来看，计算机客服热线达标率为100%，其次为团购网客服热线；而家电和网游客服热线的达标率在50%及以下。

三、网游客服各环节表现均不及其他热线 尤其需要加强业务知识熟练度

相比较而言，网游客服热线在各环节的表现均不如其他客服热线，尤其在问题解决环节“业务知识熟练，应答同步”方面指标实现率未达到60%。

四、客服热线未来发展应更注重细节，社会化媒体成服务中坚力量

消费电子企业客服热线的服务水平已经处于高水平，未来的发展应更注重细节，尤其关注“礼貌清晰报读开头语”、“主动询问问题的细节”和“熟练掌握知识库、话术内容”等方面，提升服务主动性。

社会化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本次监测中八成半被监测企业有开通官方微博，但仅三成微博设有客服专区，社会化媒体迅猛发展给客户服务带来新的课题，企业微博承担客户服务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纺织服装企业快速反应研究述评 第7篇

关键词：纺织服装企业,快速反应,供应链管理

近一段时间, 运动服装品牌库存积压, 库存难以清理的新闻屡见不鲜。国内知名运动品牌李宁、安踏、特步等都未能幸免。库存积压如此严重, 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市场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一直以来的粗放经营, 服装企业根据一年所开的4季订货会现场客户的订货量来确定产量, 然后再安排生产, 这种模式获得的需求信息来自于分销商, 而不是最终的消费者, 会造成预计需求和实际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而导致库存积压。

我国服装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构建供应链管理模式, 当时构建的是一种典型的“推式”供应链模式, 从面料到成品, 大量产品形成库存, 后来通过分销商以各种促销方式, 最终把产品推向消费者。90年代后期, 企业通过开发内部资源, 逐渐从“推式”供应链向以客户为原动力的“拉式”供应链转变, 但由于企业忽略了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企业的产品仅仅停留在流通的中间环节, 根本没有达到现实的销售, 产品库存和资金周转受阻, 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服装行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季节变化的总体特点, 要求企业拥有较强的过程控制力。服装品种、款式变化快, 要求服装企业必须迅速适应市场需求。服装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就需要进一步缩短对市场变化的响应时间, 及时有效的了解客户的需求, 以最短的时间将产品生产出来并送到客户手中。于是, 快速反应系统日益受到纺织服装企业的重视,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纺织服装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快速反应能力对于服装企业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从快速反应的概念、快速反应能力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体系、快速反应系统的构建三个方面, 来对服装企业的快速反应的研究进行一个评述。

快速反应的概念

快速反应 (Q uick R esponse, Q R) 的概念是由美国服装生产商协会 (A m erican A pparel M anufacturers) 在1987年首次提出的。次年, 美国纺织服装联合会 (Textile A pparel Linkage Council) 给出了一个快速反应的较为明确的定义:快速反应是一种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向客户提供过合适数量、合适价格和高质量产品的一种响应状态, 并且在快速反应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以减少库存, 其重点在于增强企业生产的灵活性。[1]快速反应的策略的适用程度很高, 不仅在纺织服装行业适用, 也适用于其他消费品制造业。目前, 快速反应的理论已经在商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并且随着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快速反应的概念也逐渐趋向于完善。D.H.K incade等在比较了纺织服装和其他消费工业中现存的理论上和实际中关于快速反应战略的定义后认为, 快速反应可被定义为库存控制、信息共享、条形码技术、生产计划和颜色深浅分拣技术这5种技术组成的集成体, 并且他们指出所有快速反应定义中的共性有三点:交易各方的信息交流、减少时间、客户需求的响应时间。[2]Lowson等1995年指出, 快速反应是一种反馈与响应合作协调过程。快速反应以渠道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被各部分间综合快速的信息所驱动, 从零售店到上游, 利用坦诚和开发的交流, 因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信任程度, 快速反应的目的是推进增值的伙伴关系。[3]快速反应的实现离不开供应链的运作, 因此, 我国国家标准将快速反应定义为: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利用ED I等信息技术进行信息交换与信息共享, 用高频率小数量配送方式进行补充商品, 以实现缩短交货周期, 减少库存, 提高顾客服务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一种供应链管理策略。

以上关于快速反应的定义各有所不同, 但包含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和理念, 即通过信息的沟通尽可能的减少流程的总时间, 以给客户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务。综合Q R的不同定义也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不足:其一, Q R的概念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有将其定义为一种战略, 也有将其定义为方法的集合, 没有统一的概念, 其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其二, 对于Q R的核心内容:信心的共享、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快速反应的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

快速反应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体系

纺织服装企业现实的行业和产品特点、经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对Q R战略日益加深的认识, 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快速反应的战略, 但在企业具体实施Q R战略时, 还存在一些影响快速反应的因素, 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Cipriano和A ndrea在纺织服装行业的快速反应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中提出制约快速反应的几个方面:技术因素, 服装概念生成及打板制版、生产等方面都需要技术的支撑;组织因素, 无论是新的方法的实施还是新的技术应用, 都需要组织结构的改变以适应新环境;环境因素, 快速响应的实施需要企业从战略上进行改革, 为快速反应系统的应用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4]马夫侠通过实证分析认为, 企业的销售和生产能力、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产品的设计研发、先进技术的应用和供应链管理能力, 是影响纺织服装业快速反应的几大因素。[5]周旭东和夏蕾通过分析目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现状, 提出在营销管理中应用快速反应的重要性, 指出加快服装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快速反应的技术保障;实施供应链管理是快速反应的必要条件;而网络化销售凡是使快速反应的发展趋势。[6]

这可以看出, 关于快速反应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都是理论分析和定性分析, 缺乏定量的分析。虽然不同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但是基本都提到了下面几个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 企业的环境。企业对自身的产品特点及Q R有正确的认识, 并计划实施快速反应战略是很重要的, 推行企业的战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企业环境。

第二, 企业的信息化程度。企业的快速反应中, 快速准确和有效的传播信息很重要。快速反应就是将从消费者、下游零售商那接收的最接近实际需求的信息反馈给上游的制造商, 并采取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措施。因此, 安全满足需求的信息系统必不可少, 对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

第三, 供应链管理水平。对于纺织服装企业, 从产品的设计, 再到制造, 最后到销售, 这是一条供应链的运作, 很少有一个企业可以涵盖着所有的流程, 而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快速反应, 离不开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协调合作, 因此, 对于整条供应链的管理就至关重要, 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快速反应, 企业就需要增强自身供应链的管理水平。

明确了快速反应的影响因素, 那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其快速反应能力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一些学者对企业及供应链快速反应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

关于快速反应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杨长辉提出了分别对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快速反应能力的评价指标, 三者统一构成了制造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指标, 并分别提出了量化的分析, 最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快速反应能力进行实证评价。[7]姚巍通过探索快速响应的本质影响因素, 构建了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综合评价体系, 给出了以灰色关联分析为主体的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评价方法。姚巍从结果层、运作层和支持层三个层面构建了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评价体系, 其结果层包含的主要指标由产品交付水平和产品创新水平;运作层包含的指标从四个角度出发, 分别是物流角度、生产角度、产品研发角度和信息角度;支持层的指标只有一项竞争战略匹配度的战略支持指标。[8]李隽波指出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指标要能反应企业的各个方面, 总结评价制造企业快速反应能力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时间、质量、响应速度、生产能力、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六个方面, 并对快速反应能力的评价指标相关研究活动提出了展望。[9]曾敏刚等结合我国服装企业供应链现状及服装业的特点, 从供应链时间、成本、顾客满意度三个方面, 建立了基于供应链的服装企业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指标的结构模型, 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再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来评价服装企业供应链快速反应能力。[10]

供应链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指标相关的研究有很多, 但关于某个具体行业或者企业相关的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指标的研究比较少。不过, 整体的供应链快速反应能力评价的方法, 对于具体的企业快速反应能力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综合以上关于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指标的研究, 可以发现, 大多学者所采用的评价指标都是依据供应链的流程来选取的, 从最初的设计到最后的销售, 选取的评价指标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的质量速度、物流和信息的速度、管理水平、顾客满意度这些方面相关。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 可以根据所要评价的侧重点选取所需要的指标来进行快速反应能力的评价。

快速反应系统构建

快速反应系统 (Q R S) 是美国服装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最先采用的, 它是供应链系统的原型。其目的是为了抵御进入美国的廉价服装。企业通过建立一套敏捷的反应系统, 对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供应、储存和销售系统进行总体规划、重组、协调、控制和优化, 加快物料的流动, 减少库存, 并借助三位CA D系统及网络技术实施。[11]快速反应系统支持纺织服装企业很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快速地根据最新的市场要求, 做出适当的产品计划和时序安排。

赵洪珊、韩福成在服装产业反应系统的构建中, 提出快速反应系统适应了服装市场快速变化的特点;快速反应系统是群体竞争的有力武器;信息技术是快速反应系统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12]赵婷婷、裘建新在服装快速反应机制与系统的构建一文中指出, 对于纺织服装行业来说, 快速反应系统的实施基础一般应该包括三个主要的部分:零售商、服装制造商、面料制造商和纤维供货商的广泛合作网络;先进的信心管理系统;集合了所有环节、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中试基地。他们给出了快速反应系统的形成过程 (见下图) 。并提出我国实施快速信息化过程中存在服装业信息化人才的缺乏和软件的专业化程度低、性价比低这两个主要问题。在最后给出了构建和实施快速反应机制与系统的对策:集群, 供应链网络中, 纺织服装行业的快速反应系统需要集合上中下游各个不同企业网络下的协同合, 应鼓励大中小企业联合, 形成巨大的生存销售网络;技术, 可以采用委外管理或者外包来有效利用资源并可以借用电子商务平台来推进信息化, 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做出快速的判断, 拓展销售市场;管理, 为了促使商品快速流通, 减少库存, 这不仅需要对生产制造进行控制, 还需要加快其他供应环节的快速反应, 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11]

我国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快速反应系统的重要性, 并在纺织服装企业信息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就, 也开发使用了一些快速反应系统的子系统, 如:服装CA D、ER P、CA PP、PD M等。但纺织服装快速反应系统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受本企业软硬件环境的限制, 也受到整个供应链的协调的影响。对于快速反应信息系统中最重要的信息, 其共享和集成程度、利用率, 是否支持商务智能决策及不同企业信息系统间信息的转换等研究, 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以提高快速反应系统的功能。

从1987年快速反应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到现在, 20多年来关于服装快速反应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并且这个概念还被应用到了其他许多注重“时间”、“速度”、“客户满意度”的行业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快速反应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但在具体实施快速反应战略时, 效果却不一定可观。这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快速反应系统的构建和实施。企业的软件和硬件条件、企业的信息化程度都影响着快速反应系统的构建和实施, 而快速反应战略的具体实现是依托快速反应系统。二是企业所处的供应链的协调程度。快速反应的主要目标就是给最终客户提供快速满意的服务, 这离不开整个供应链的协调, 并且, 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迟都会影响整体的快速有效性。因此, 企业在加强自身软硬件条件的同时, 也要加强供应链管理的能力, 协调好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从设计环节到销售环节的快速反应, 能够更好的发挥快速反应的优势, 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 更好的把握市场。

参考文献

[1]Ko E,Kincade D H. Product line characteristics as determ inants of quick response implem entation for US apparel manufacturers. Clothing and Texile Research Journal,1 998,1 6（1）:1 1 －1 8.

[2]Kincade D H,Cassill N,Williamson N. The quick response m anagement system : structure and com ponents for the apparel industry[J].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1 993, 84（2）:1 47－1 55.

[3]Lowson B.A rent in the fabric:adoption of quick response strategies in our industry[C]//Textile Institute 7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Textile Institute,1 995:1 －1 7.

[4]Cipriano Forza, Andrea Vinell,Quick response in the textile-apparel industry and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1 997（8）:1 25－1 36.

[5]马夫侠.纺织服装企业快速反应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南京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09.

[6]周旭东, 夏蕾.快速反应在服装营销中的应用[J].纺织学报, 2004 (25) :1 1 5-1 1 6.

[7]杨长辉.制造企业快速反应理论及应用研究[D].中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 2004.

[8]姚巍.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评价体系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07.

[9]李隽波.制造企业快速反应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科技与管理, 2007 (1) :40-42.

[10]曾敏刚, 周彦婷.基于供应链的服装企业快速反应能力评价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 2009 (1 7) :420-424.

[11]赵婷婷, 裘建新.服装快速反应机制与系统的构建[J].上海纺织科技, 2006 (34) :84-87.

环境管制下的企业反应行为研究 第8篇

关键词：环境管制,企业,反应行为

一、一般环境管制手段及其效果

政府对企业进行环境管制的主要目标是使企业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其具体的手段包括:标准、禁令、 (不可交易的) 许可证或配额、分区、责任。标准一般包括技术标准和执行标准, 即通过规定企业的经济行为中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排放。这个方法, 较为简便, 而且检测成本低, 在许多地方被广泛使用。但技术管制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饱受争议的技术标准的制定。禁令一般都是禁止性控制, 可能是技术控制也可能是执行控制。它一般和标准同时施行, 以确保标准得到执行。 (不可交易的) 许可证或配额主要是政府通过总量控制来限制污染排放。总量控制一般表现为对新企业的进入限制。某种程度上, 是通过限制产出扩大来限制排污的。因此, 被广泛的受到非效率的批评。分区则一般是指根据环境污染的地理差异与环境资源禀制定分区以便进行环境管理, 其目的是充分考虑到环境管理的空间上的异质性。责任工具则一般是指一些用以确保规则执行的工具, 如惩罚、罚款、责任及履约担保的工具。这套工具的本质是保证其他规则执行的规则。

二、企业的反应行为及原因

政府环境管制手段的执行就是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博弈过程。对于任一环境管制手段, 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有不同的反应行为。但经验的看, 大部分国家的环境管制是针对同行业制定的。政府环境管制下的企业反应行为, 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企业规模和政府执行力, 因为不同的企业规模对环境管制的承受能力不一样, 有学者认为:中小企业经济规模过小也是影响污染治理的因素之一。而政府的执行力, 更是关系到环境管制的执行程度。不同的企业规模, 即不同力量的企业, 与不同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差异, 会导致不同的博弈组合与博弈结果。传统的博弈模型是将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设定为零和博弈。有人指出, 企业和政府的环境博弈是一个零和博弈。其实不然, 因为这个假设是建立在企业环境行为传统假设之上的, 并且忽视了技术创新的因素。而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行为, 企业可以通过积极遵守环境管制而获得先动优势, 从而与政府获得双赢。那么在政府管制环境污染行为, 企业生产环保产品的情况下, 就是非零和的博弈结果。

因此, 假设某一污染行业内, 企业规模有大、中、小三类。大型企业在生产上有一定的规模效应, 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在排污治理上, 也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中型企业有一定的技术特点, 针对某一地域市场或特定市场生存, 在排污治理上, 成本较高, 基本上没有规模效应。小型企业针对某一地域市场或特定市场生存, 规模较小, 排污治理会使其负担较大的成本, 限制其生存。这三类企业, 对环境管制反应各有其特点。针对同一管制, 大企业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因为排污治理, 不仅是个投入问题, 也是个技术问题。大企业在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中, 既有能力, 也有冲动。熊彼特认为, 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创新投入。因为大企业既能承担技术创新所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 又有能力把技术创新作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且创新活动本身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效率, 会产生规模效益。也有学者指出小企业更有创新的冲动, 在技术创新上有更多的数据可以支撑小企业做出了更多的技术创新。但是, 离开技术类型和技术原理谈企业规模在技术创新上的差异是没有意义。因为不同的技术种类, 需要投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经验的看, 有的技术创新只需要少量的实验的成本, 而有的却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而环境治理技术的创新, 一般认为需要较大的成本投入。没有任何文献显示, 小企业在环境技术创新上取得了相关成果。

三、环境管制的改进

针对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政府执行力背景下的行为, 要使政府的环境管制更有效率, 而不被扭曲, 一方面要根据行业和企业规模, 分别设计环境管制制度。我国目前的环境管制, 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企业“关停并转”、排污收费制度等。除了企业“关停并转”是针对小企业的, 其他的相关环境管制制度并未就企业的大中小进行细致的考虑和区分。这也导致我国环境管制执行困难的重要原因。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环境管制制度的设计是无比的琐碎和细致的。而环境管制制度的完善本身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 针对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的异质性, 制定操作性强的环境管制制度, 分别制定相对有效率的技术标准和执行标准, 是可行的选择。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环境管制执行力。提高政府环境管制的执行力, 不仅需要在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还需要加强廉政建设, 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但是同时可以通过制定一些环境信息工具, 协助政府提高环境管制执行力, 降低环境管制执行成本。如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使企业和政府的环境工作实现公开化、透明化。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政府的监督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公众、舆论的压力, 避免环境管制寻租, 迫使政府提高环境管制执行力。

企业反应论文 第9篇

2012年天猫淘宝191亿元的“双11”盛宴背后, 快递企业却经受爆仓考验, 不少快递公司出现了“爆仓”, “快递变慢递”现象比比皆是。2013年阿里集团CMO王帅在“双11”之前对媒体透露, 今年淘宝依旧会进行“双11”促销, 销售额预期超过300亿。如突破300亿, 将挑战中国快递最极限的运能, 可能会压垮物流体系。同时, 国家邮政局要求各大快递公司做到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不发生集体投诉事件、不得发生特大爆仓问题。这就对我国快递行业各大快递公司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随着今年“双11”的结束, 来自国家邮政局监测的数据显示, 11月11日, 以淘宝网为代表的主要网商全天共产生订单快递物流量约1.8亿件。全天各快递企业共处理6 000多万件快件, 是去年“双11”最高峰3 500万件的1.7倍。然而, 随着“双11”的完美收官, 电商粉丝们发现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没有普遍出现所谓快递“爆仓”、“快递变慢递”的现象。

由此, 有几个问题就值得大家去思考, 为啥今年快递没有出现“爆仓”?快递行业如何实现快速反应能力?各快递公司提前做好准备, 调整流程, 尽快送达快件。

2 电商对物流的要求:实现快速反应

电子商务将给人类带来一次史无前例的产业革命, 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将人类真正带入信息社会。然而, 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发现作为支持有形商品网上商务活动的物流, 不仅已成为有形商品网上商务活动的一个障碍, 而且也已成为有形商品网上商务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京东网总裁刘强东指出, 中国B2C要发展, 拼的是物流处理能力。但随着电子商务的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物流能力的滞后对其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快速反应能力是物流行业竞争的焦点, 电商网络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选择、比较商品的信息收集时间和成本, 购买决策后的送达时间就成为关键因素。物流行业要顺应交易方式的变革, 以快速反应弥补电商的不足。因此, 为了促进电子商务和物流业健康发展, 建立实现快递行业的快速反应机制就非常有必要。

3 电子商务环境下我国快递行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快递行业高速发展, 但投诉、爆仓等问题不断

近年来,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 以及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 购物体验的不断提升, 用户的消费习惯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网络购物成为很多网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截止2012年12月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13 205亿元, 同比增长64.7%, 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预计2013年有望达到18 155亿。随着网购、团购的日渐受宠, 大量订单频致快递“爆仓”, 派送出现延时, 引发消费者投诉。邮政快递投诉集中的主要问题;一是快递送货不及时, 误时索赔难。二是邮寄物品损坏、丢失等现象普遍存在。三是部分快递公司人员的素质差, 文化水平低。统计显示, 导致快递行业投诉超高的问题, 主要是快递送货不及时和邮件包裹丢失、损坏等。“快速”是快递行业最基础的属性, 也是客户最关心的核心指标。如何提高快递速度, 特别是节假日、团购等货物量大的时候, 快递反应速度, 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3.2 快递“网点加盟”发展模式, 统一化管理难度大, 导致服务水平低下, 快速反应能力不足

快递网点加盟让“四通一达”迅速成为巨无霸, 却也带来大量投诉。直营让顺丰独占民营快递鳌头, 却也造成了网点密度低, 成本高等硬伤。加盟还是直营, 这是一场扑朔迷离的较量。“加盟是国内民营快递的过渡阶段, 直营才是终极航向。”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说, 原因在于加盟模式便于低成本铺网, 加盟模式不易管理, 服务质量无法控制,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2013年4月, 国通、汇通、宅急送的消费者申诉率高达56%、54%、45%, 位居前三。而申通、中通、韵达的申诉率也均在20%以上, 圆通的申诉率为14%。而采用直营模式的顺丰和四大外资快递的投诉率均不高于5%。加盟商这些割据的诸侯实力一旦足够强大, 就很难把持住局面。

同时, 其核心缺陷在于利益多元化。“对加盟商来说, 就是给企业加盟费, 用企业的品牌而已, 送一担赚一担的钱, 不在乎贯彻总部服务质量和标准。”加盟模式还容易引发低价竞争, 大部分快递公司只关注于价格战, 因为如果要按照高标准执行, 提高效率、实现机械化作业, 成本会非常高, 没有盈利空间。

3.3 快递企业众多, 集合度不高

目前, 我国快递市场规模排名世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相对于美国95%的CR4指数, 我国CR4只有50%, 行业集中度还相对比较低, 日本快递市场也同样有很高的集中度。而在快递行业中, 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是产品成本差异和企业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内快递企业规模偏小、实力较弱, 大部分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快递产业尚处在发展期, 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在我国快递业日益开放, 国际大企业抢占市场的背景下, 也要求我们加快快递市场的战略合作与资源整合, 从而提高行业集中度, 加强竞争力。

3.4 快递企业软硬件设施落后,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难以满足市场要求

快递业爆炸式的增长同快递公司受自身条件和国家宏观环境制约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快递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 快递公司应改善经营管理, 加大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以及人才培养, 扭转低价竞争局面。同时, 政府应慢慢提高准入门槛,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并积极给予快递行业政策和资金扶持。在国家邮政局2013年快递旺季服务保障工作媒体通气会上, 中国快递协会会长李惠德介绍各快递企业迎战“双11”的准备情况时透露, 今年13家国内主要快递公司光在硬件方面的投入每家均在10亿元以上, 光这13家快递企业硬件升级就耗资百亿元以上, 主要用于信息系统、自动化分拣、安检等设备的优化升级。

3.5 电子商务形势下快递货流不对称, 导致成本升高

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快递运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特别是2013年“双11”共产生快递1.8亿件, 但由于快递货流不对称, 如大城市的出货量加大, 小城市的派送量剧增, 进出比例差距过大, 单线货流很大, 造成大量运力空驶, 运输成本大幅增加;同时使部分网点不堪重负, 营运成本直线上升;住宅用户的增多, 导致派送成本增加等。

4 建议或对策

4.1 构建全网物流平台———提升快递企业快速反应能力

实现物流快速高效目标的核心是精准匹配和无缝对接。随着科技的发展, 物流领域的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2013年5月30日, 阿里巴巴集团、中国邮政集团、顺丰集团、三通一达 (申通、圆通、中通、韵达) 等共同宣布, “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项目正式启动, 合作各方共同组建的“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成立。中国智能骨干网将在不断完善物流信息系统的同时, 依托国家现有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和规划, 建设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物流仓储网络, 提升社会物流效率和基础设施利用率。此前,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在一个非公开场合表示, “物流, 我们今天要想明白, 快递只是把物流最后一公里解决掉, 如何解决物流配送过程中的仓储配送?整个物流基础设施在中国是很差的, 中国智能骨干网建立的不仅仅是一套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我们在建一个中国商业的基础设施。通过数据、仓储、配送, 让国家投资的高铁、公路、水运基础设施利用起来, 让商业运转越来越快。”

4.2 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实现企业的快速反应

通过信息技术对快递中心的信息实行系统化管理, 对各种快递业务的相关数据进行电子化储存与管理, 对各个快递环节产生的快递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分析、传递, 并向货主提供各种作业明细信息及咨询信息, 这对现代快递中心是相当重要的。美国凯利伯快递公司设立了一个公共型快递中心, 该公司通过建立先进的信息系统, 为供应商提供培训服务及管理经验, 优化了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 为客户提供JIT快递计划, 大大提高了快递服务效率, 并为货主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信息支持。

在“双11”之前各快递公司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韵达快递即时监测、跟踪全网络各地快件流向、流量的最新情况, 提醒货量集中区域的客户, 控制发件量;申通快递增派了30%的人手, 增加了转运中心, 大单还可以不进转运中心, 直接发往收货城市。

4.3 快递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由“网点加盟”到“直营”

我国快递业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 加盟模式功不可没,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能保证一家企业永葆青春。在快递业的起步阶段, 这种模式或许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到了现阶段, 它便渐渐显示出致命的弱点。快递行业领先的EMS和顺丰, 一个是国企, 一个是做直营的民企, 后者已经成为优质快递的代言人, 深受消费者信赖。而采用“网店加盟”模式圆通、申通、韵达和中通, 并没有形成差异化竞争, 而且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快件延误、破损、遗失事件频发, 消费者怨声载道, 却也无可奈何。在未来三五年内, 那些加盟转直营的步伐走得快的企业将会获得很大的优势, 即通过加盟向直营的转变, 使服务质量实现可控, 直营模式是快递企业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关键。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直营是快递企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即使再痛, 也要走下去。当然, 并不是说要搞“一刀切”, 全部实行直营,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城市可以采用直营, 而且必须直营;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或城市可以考虑加盟, 而且只能加盟。笔者认为, 在未来的发展中, 快递企业应该采用直营与加盟相结合的模式。

摘要：随着电商迅猛发展, 快递业也迎来一个春天, 但是快递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服务差、速度慢、成本高、响应慢等。文章阐述电子商务与快递之间的关系, 分析在电商环境下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期实现快递企业快速反应。

关键词：电商,快递企业,快速反应,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白秀艳.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物流快速反应实现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22) :234-236.

企业反应论文 第10篇

关键词：企业医院,卫生服务提供者,利用者,反应性,水平指数

1 前言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医院为保护劳动力,保障和促进企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主辅分离成为必然,脱离企业这张温床,必将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困难。如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医疗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何生存与发展是一大难题。研究影响企业医院反应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以好的反应性吸引患者,并为之提供适当、及时的服务迫在眉睫。

1.1 调查背景

反应性[1]是WHO评价卫生系统运作绩效的3个内在目标之一,是指卫生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群对卫生系统改善非健康方面普遍的合理的期望,并不考虑健康的结果。好的反应性是吸引患者的手段之一,促使卫生系统从非医疗因素方面注意人们的期望,注意保护和提高基本人权,为卫生决策者提供卫生系统工作效率、资源配置的信息,为卫生系统改革与发展找到工作的方向。

反应性主要分为对人的尊重和以患者为中心2大部分及8个小部分[2]。其中,对人的尊重部分包括尊严、自主性、保密性和交流;以患者为中心部分包括及时性、社会支持、基本设施质量和选择性4个方面。

调查研究企业医院反应性,使医院重视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合理需求,促进供需双方的信息交流,改善医患关系,减少纠纷。同时,也为管理者提供一种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即可提高卫生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的尊敬程度和改善服务态度的方法,达到维护和不断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的目标,提高卫生系统效能。

1.2 调查内容

1.2.1 根据访谈对象对反应性8个部分(包括尊严、自主性、保密性、交流、及时性、社会支持、基本设施质量和选择性)的评价得分、以及对反应性各个组成部分权重的评价获得反应性水平指数,与其他省市数据进行比较,评估企业卫生系统反应性水平。

1.2.2 分析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医疗保障形式等情形下,不同人群对企业卫生系统反应性8个部分的评价,找出不同人群在改善非健康方面的普遍的、合理的期望,降低卫生系统反应性的不公平性,做到“以人为本”。

2 调查方法

2.1 抽样方法

对当日在门诊各科候诊的单号患者和病房各科的单号住院患者进行随机面对面的调查;对医务人员按照职能科室、临床科室和医技科室进行整群随机抽样,发放调查问卷。

2.2 调查表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设计的关键知情人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应答者基本情况和对反应性8个部分的认识,结合企业卫生系统具体实际,添加费用查询和投诉方便程度两项。用Likert量化法分4个等级(总是、经常、有时、从不)对8个部分进行分析,按照0~10的分值标准,0分为最差,10分为最好,分别对8个部分进行打分,从而得出每个访谈对象的反应性各个部分评价得分。

2.3 资料分析

采用Excel电子表格建立数据库,经逻辑校对后用SPSS10.0和Excel进行统计分析。

3 质量控制措施

调查员首先在该院职能科室进行了40人的预调查[3],根据预调查结果对调查表内容、问题次序、调查方法等进行了具体的定义;及时收集和审核当天的调查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调查员,采取双人录入、双重录入进行质量控制。

4 调查结果

4.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包括供给方121人,需求方为一周内门诊部分就诊人员和住院患者共127人。本次共调查248人。

71.78%的被调查者年龄在30~59岁,是较敏感的知情者;女性占59.68%,多于男性。79.84%的研究对象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来院就诊的127人中,19人享受公费、劳保;98人享受基本医保;10人为自费;工作人员均享受基本医保。

4.2 企业医院反应性水平测算结果

见表1。

由表1可见,企业医院反应性总体水平指数为7.198,供方反应性水平指数为7.135,需方反应性水平指数为6.586,供方和需方反应性总体水平指数经t检验(t=3.1425,v=246,P<0.002),有统计学意义,供需双方在反应性总体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对企业医院反应性总体评价中,认为很好、好的为85.08%,认为一般、差和很差的为14.92%,供需双方对企业医院反应性的评价是肯定的。

4.3 企业医院反应性各部分评价结果

表1结果显示,对企业医院反应性各部分评分中,社会支持网络及保密性分值最高,分别为8.495分和7.849分,选择性和基础设施质量分值最低,分别为6.909分和5.575分。供需方在对8个部分评价的排序上是一致的。

按照反应性程度不同(分值≥6的为程度高,分值<6的程度低),对供、需双方反应性水平各部分分值进行比较(图1)。

经卡方检验,显示双方在沟通、自主权、选择性和基础设施质量方面评价有统计学差异,表明二者在上述4个方面认识上有差异。

5 讨论和建议

5.1 企业医院反应性总体情况及差异分析

5.1.1 企业医院反应性总体情况

企业医院的反应性水平指数为7.198,医院工作人员的反应性指数为7.135,来院就诊人员为6.586,需方对医院反应性评价低于供方反应性评价,存在统计学差异。

在反应性8个部分打分中,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需方认为8方面的重要性依次为尊严、及时性、保密性、交流、自主性、基础设施质量、社会支持网络、选择性;供方认为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尊严、及时性、交流、自主性、保密性、基础设施质量、社会支持网络、选择性。供需双方在自主权、沟通、选择性和基础设施质量方面评价有统计学差异,表明有认识上的差异存在;在及时性、保密性、尊严和社会支持网络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

5.1.2 供需方对企业医院反应性评价差异产生的原因

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于疾病诊治的认知不同,供需双方掌握的医疗信息不一致。患者总是怀抱美好愿望,期望得到像在商店购物那样热情周到的服务,而医务人员并不这样认为,一种情况是疾病的诊治须按一定的操作规程进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医务人员过于自信,对工作不精心,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一种必然现象。

5.2 建议

总体看,企业医院反应性水平较好,大部分人比较满意,但是离人民群众的普遍期望还有一定差距,有较大空间可以改善提高。

5.2.1 转变观念,开展人性化服务

医学是一门由技术和人道两大要素构成特殊学科。如果只注重病而不注重人,如果把患者看成等待“修理”的机器,势必造成临床医生只会看病不会看人,只会治病不会治人,只有技术,没有艺术。所以,我们要树立人性化服务理念,认识到人性化服务的重要性;把人性化服务作为一个战略,一种发展的武器,制定一系列措施,用心做好每项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5.2.2 弘扬企业人文精神,实现医患和谐与理解

从医院管理者到普通员工都要大力提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让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不但使患者躯体上的疾病得以康复,而且精神上也能恢复健康、愉悦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胡善联.卫生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贺鹭,郑建中,梁维萍等.山西省病人反应性分析[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3,34(12):8-10.

预防接种的一般反应及异常反应 第11篇

多数情况下，一些人接种疫苗后会引起发热、注射局部红肿、疼痛或出现硬结等炎症反应，我们称这类反应为一般反应，也叫正常反应。这是由疫苗本身的性质引起的（各种疫苗均可引起），多为一过性的，不会造成组织器官不可恢复的损伤。这类反应往往不需处理，一般2～3天可自行恢复；对于反应较强的个体亦可单纯对症治疗，如降温或局部热敷等。

个别人接种某种或某些疫苗后可能发生与一般反应性质及表现均不相同的反应，如接种百白破疫苗后发生的无菌化脓；接种乙脑、麻疹等疫苗造成感染扩散等。这类反应我们称之为异常反应。这类反应症状有时可能很严重，需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异常反应的发生与受种者体质有密切关系，过敏体质者或免疫缺陷者往往更容易发生，这在广泛的预防接种中是一种可见的现象。

企业反应论文 第12篇

在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影响企业经营运作的公共政策与法规的出台一直是社会各种利益团体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结果。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轨时期,政府不仅通过政策和法规影响企业,还大量地在微观上干预企业(Child和Tse,2001;2005)[1,2]。因此,制度理论认为转型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制度体系(比如政府控制和社会网络等)获取资源(Peng,1996)[3]。DiMaggio和Powell(1983)[4]甚至认为,法律与管制、行为准则以及文化认知倾向等制度因素对组织战略选择的决定作用要比竞争因素更显著,因此,组织的战略选择只能受到制度的约束而被动接受。但是,我国企业在制度化环境的面前,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比如“吉利集团”为了进入轿车领域,就通过质疑现有的制度规则,并游说各级政府和媒体呼吁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最终获得在轿车市场参与竞争的资格。

考虑到制度战略观的重要性,已有大量学者对制度环境下的企业战略反应行为进行了研究(Peng,2002)[5]。即使在相类似的监管的情况下,企业战略管理的方式也不同。组织所面临的环境充满动态性,稳定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组织无时无刻面临着来自环境快速变化反应的挑战。通过文献研究发现,虽然我国企业的制度反应策略或行为大量存在,但在学术研究上还是一个未被充分研究的领域。同时尽管国内外已经有一部分学者从资源基础观等理论出发试图证明企业的社会绩效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但从20多年的研究结果来看他们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并且这类研究结果与企业战略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不一致,因此基于制度战略观与资源基础观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成为研究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新视角。

此外,企业战略反应行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绩效高低,构成了“环境———反应———绩效”的中间环节。但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绩效的研究仍然聚焦于企业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互相影响中,鲜有学者从企业战略行动本身来评估企业的绩效水平。而且,我国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转型经济社会,研究这一社会中的企业制度反应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以华东地区的企业为研究样本,以企业绩效作为制度压力影响的结果变量,并以战略反应为中介变量,企业资源为调节变量,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制度压力、战略反应和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模型。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反应

制度规则更多地诠释着其客观性,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应当去遵守,也因此被法律强制实行,同时受到大众的支持。面对习惯、社会义务以及价值观的影响,企业的行为通常处于非选择性的状态。制度化也有其分类标准,它在社会中互相诠释或典型化(Meyer和Rowan,1977;陈惠芳,1998)[6,18]。Lawrence和Lorsch(1969)[7]在其文献中最早出现了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Peng(2002)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制度战略观,强调企业战略的选择一定程度地受到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制度与企业之间动态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企业战略的选择。

早期的制度理论的中心假设是制度环境对组织的顺从有很大的影响(DiMaggio和Powell,1983)[4],但是这种假设忽视了组织与环境关系中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因此,Oliver(1991)[8]作为近代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强调组织不仅被动接受环境,还会根据环境主动进行战略选择。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一方面企业的战略选择必须满足社会规范、价值和公认假设的前提框架,企业的战略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期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Oliver,1991,1997;Scott,1995)[8,9]。另一方面,企业应当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工具衡量企业自身的效率从而决定应该采取何种战略(Williamson,1985;1991)[10,11]。

因此,同一地区同行业的企业面对的制度压力相近,然而不同实力的企业选择的战略却有差异。当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较大并且组织的目标与制度要求或规范的一致性较高时,企业会选择顺从型战略以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并且当制度要求与企业的经营目标一致程度较高时,顺应制度的要求可能还会带来绩效的优势。

然而,当企业察觉到迎合制度压力而企业的经济收益会随之降低时,此时企业会考虑到顺从制度压力的交易成本,当企业感知到顺应制度要求会带来更高的成本并且企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去反抗该制度压力时,企业会选择参与型战略。一方面表明企业履行了制度的要求呈现顺从的态度以此来获取利益相关者认可;另一方面企业有意向参与到与制度制定相关的过程中以此达到将制度制定的方向偏向对企业有利的方向的目的。

当企业对外部压力集团的依赖程度越低并且企业的成长要素与制度环境的关联度越小时,组织抵制制度压力的可能性就越大。企业可以利用其雄厚的实力以及庞大的背景对该制度环境下的整个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并且会牵涉到当地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多方利益相关群体,甚至可以利用其社会影响力改变制度的要素或者改变公众的预期,如此来证明其合法性,即企业选择挑战型战略选择。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A(H1A):制度压力对顺从型战略反应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1B(H1B):制度压力对参与型战略反应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1C(H1C):制度压力对挑战型战略反应存在负向影响。

1.2 企业战略反应与企业绩效

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企业选择顺从型战略和参与型战略是由领导者的价值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所驱动的。Carroll(1979)[12]指出公司在应对制度压力的同时也引导管理者实施相关战略计划。然后通过对资源的投入、开发策略和激励员工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如果企业自身缺乏对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的认识,那么其战略反应会显示不够清楚,在面对制度压力时很容易表现出缺乏长远规划行动结果,导致绩效水平会降低。邓新明和田志龙(2009)[19]利用我国的经验数据,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我国企业制度反应策略模式与绩效的关系,发现基于合作的制度反应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绩效,尤其是社会绩效。

企业选择挑战型战略的结果表面上是企业获得了合法性,然而企业选择该战略是由其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企业在面对与经营目标计划不一致的制度压力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会选择利用其资源实力影响制度制定者朝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制定制度规范,而不会冒着其经济效益下滑的风险去顺从制度的要求和规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A(H2A):顺从型战略反应(a)/参与型战略反应(b)对企业社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2B(H2B):挑战型战略反应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1.3 企业战略反应在制度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当新制度理论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进行区分后,关于企业绩效的新观点随之而产生:企业不仅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还与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紧密相连。在企业面临技术环境的压力时,企业的目标专注于效率,因此更追求经济绩效;然而在面临外部的制度压力时,企业会追求社会绩效。这种社会绩效是制度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包括法律法规、行为规范以及信仰体系。研究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并不仅仅考虑从单个企业出发(Hoffman,2001)[13],因为制度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在组织环境中是否以合法的身份存在,组织的行为需要外部的认同,而提高企业绩效尤其是社会绩效常被用来获取组织合法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企业通过实施顺从型战略严格遵守规则和规范,追寻无形的公认规范以及模仿常规制度模式以获得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此路径受到企业追求合法性以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驱动,因而顺从战略更多的提升了企业的社会绩效;而挑战型战略通过塑造价值观和标准,主导制度构成要素和形成过程,该路径主要受到企业经济利益的驱动,因此挑战型战略更多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由上述分析可知,制度环境的压力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了影响,即企业首先感知到制度压力,进而根据自身实力选择不同战略类型最终通过实施战略来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A→B→C),该影响路径正是管理学研究的中介效应(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2005)[20]。也有一部分学者对该路径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初步探索。邓新明和田志龙(2009)[19]利用中国企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制度反应策略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沈奇泰松(2010)[21]分别利用案例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探索了企业社会战略反应对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中介效应定义,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H3):顺从型战略(a)/参与型战略(b)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1.4 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随着对企业资源能力研究由企业内部逐渐延伸到企业外部,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共同作用也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Fombrun和Shanley,1990;Barney,1991)[15]。资源基础观认为,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战略的基本构成,相对于动态的外部环境,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更容易掌握,更适合作为实施战略的依据(Grant,1991)[16]。

前文对企业绩效的分析主要从组织制度外部环境出发,探讨了外部制度与企业战略反应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然而组织内部的要素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方式和企业绩效的高低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选择有利自身的战略模式后需要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实施该战略进而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邓新明和田志龙(2009)[20]研究表明,企业制度反应行为与最终绩效的影响关系与企业资源是相关联的:更具攻击性的战略与企业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声誉与规模)相关。

企业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以及技术资源等市场资源,还包括企业外部拥有的制度资源,比如管理者社会关系网、与社区公共的协作关系等。就顺从和参与战略而言,由于驱动因素主要是为了获取合法性以期提升企业的社会绩效,因此当这些企业的资源更加充足时,他们遵守规则和规范、模仿常规制度模式,平衡和满足不同制度要素的要求以及与制度主体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强,从而他们能更快更好的提升企业的社会绩效。对于挑战型战略而言,企业选择该种战略模式的驱动因素主要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企业资源越丰富,其抗压能力越强,在主导制度构成要素和形成过程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以期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价值观和标准,实施该战略的结果是企业的经济绩效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及调节效应的定义,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A(H4A):企业资源会对顺从战略(a)/参与战略(b)和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正向节作用。

假设4B(H4B):企业资源会对挑战型战略反应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与测量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分布在华东地区的、在现公司工作两年以上的企业管理者和在职MBA学生,要求至少是在企业基层管理岗位及以上层级就职。问卷发放日期为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0日,近3个月的问卷发放与收集时间,本研究发放问卷的数量为网络形式200份,纸质问卷200份,总共400份,总回收的问卷有270份,有效问卷为248,有效问卷率为62%。

2.2 相关概念测量

本研究中的相关变量的测量主要参考了现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以确保信度与效度。其中,自变量———制度压力,主要基于Scott(2001)提出的包括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的制度环境整合模型基础上外延的Qu等(2007)[18]的量表为基础;中介变量———战略反应,以相关成熟的量表(Oliver,1991;邓新明和田志龙,2009)[8,20]为基础,并考虑到调研对象对于每一个问项的理解程度最终将战略反应的量表定为3个维度:顺从型、参与型、挑战型战略反应;因变量———企业绩效:结合制度压力的分析框架,分为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两个维度(Deephouse和Cater,2005;沈奇泰松,2010)[22];调节变量———企业资源,在Wernerfel(1989)等学者的基础上,首先根据西方文献中关于企业资源的相关量表(Boddewyn,1994;Dahan,2005)建立初步问卷,并结合邓新明(2008)等人中国情境调研的成熟量表对企业资源进行测量。本文所使用的量表均为5分李克特量表。

3 研究发现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均采用的问卷形式,因此,需要对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检验(Hair等,2008)[23]。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各个变量进行分析,4个变量的KMO系数分别达到了0.795、0.827、0.833和0.806;并且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都符合要求,在进行信度检验时,各变量的信度系数也都到了0.7以上,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同时累积方差解释分别到达了62.858%、59.095%、61.809%和50.760%,说明变量的解释水平也较好。

对于区别效度的验证,根据Anderson和Gerbing(1988)的建议,计算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及误差。结果表明,各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都不含1.0,表明各变量是具有显著区别的概念,区别效度得到了验证。

3.2 假设检验

为了准确检验制度压力对战略反应以及战略反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本文将企业性质、企业规模、成立年限和行业位置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提出的假设。

3.2.1 制度压力对战略反应的影响

表1是制度压力对3种类型的战略反应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4中制度压力的系数分别为0.568和0.301(p<0.001),说明制度压力对顺从型战略反应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当企业面临制度压力时,企业会有压力或者动力对自身的战略方案进行调整,最终采取顺从型的战略和参与型战略反应行为。假设1A和1B得到验证。模型6中制度压力的系数为-0.089(p<0.05),说明制度压力对挑战型战略反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以理解为当企业面临制度压力越大时,企业会有压力或者动力对自身的战略方案进行调整,尽管企业有意愿采取挑战型战略以获得制度带来的效益,但是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仍然不会以一种公众可预见的方式对制度规则进行谈判,即假设1C得到验证。

注:*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3.2.2 战略反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如表2所示,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55和0.277,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企业的顺从型战略和参与型战略均对企业社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可以理解为当企业在决定采取不同的战略反应后,其绩效的表现呈现正向相关性,因此假设2A顺从型战略反应(a)/参与型战略反应(b)对企业社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得到验证。模型5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了挑战型战略反应这一解释变量后其回归系数为0.120,并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挑战型战略反应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理解为当企业决定采取挑战型战略反应后企业的经济绩效会随着提高,即假设2B得到验证。

注:*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3.2.3 战略反应的中介作用检验

如表3所示,模型1中中介变量顺从战略的系数并没有达到显著性要求,因此该回归结果表明顺从型战略并不能中介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设3A(顺从型战略(a)会中介制度压力与对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成立。模型2中,自变量制度压力与中介变量参与型战略的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参与型战略能部分中介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设3A(参与型战略(b)会中介制度压力与对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验证。

注:***P<0.001;**P<0.01;*P<0.05。

3.2.4 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检验

如表4所示,模型2中交互项顺从战略*企业资源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企业资源并没有调节顺从战略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设4A(企业资源会对顺从战略(a)和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影响)不成立。模型4中交互项参与型战略*企业资源的系数为0.127,并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资源调节参与战略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设4A(企业资源会对参与战略(b)和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影响)得到验证。模型6中交互项挑战型战略*企业资源的系数为0.171,并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资源调节挑战型战略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设4B得到验证。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选择企业绩效作为制度压力影响的结果变量,并以战略反应为中介变量,企业资源为调节变量,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制度压力、战略反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模型。研究结论表明:(1)制度压力对企业战略反应有着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2)战略反应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其中顺从型和参与战略对企业社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而挑战型战略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正向影响。(3)在制度压力与社会绩效的关系中,参与型战略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4)企业资源在顺从战略反应与社会绩效以及挑战型战略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注:***P<0.001;**P<0.01;*P<0.05。

本研究主要理论贡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构建了制度环境对战略反应行为以及企业绩效影响研究的模型,为制度理论和战略管理的研究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2)本文结合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展示了企业制度环境中合法性需求对企业行为的隐形驱动作用,并将对企业行为的驱动因素分析从企业内部的因素延伸到了组织外部的制度范围和组织间关系。(3)本研究构建并检验了“制度压力———战略反应———企业绩效”的分析模型,并将企业资源这一调节变量加入模型中验证了其在战略反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为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的隐形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首先,对于政策制定者,既要有正式制度的强制力推行,也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对于政策接受者,不仅仅只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对于强制性的政策压力,顺从是一种战略选择,但绝不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