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方范文

抗战后方范文（精选4篇）

抗战后方 第1篇

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陈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履安先生, 台湾新竹县县长邱镜淳先生, 台湾彰化县副县长杨仲先生, 台湾中视公司董事长林圣芬先生, 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蒋平, 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郝成竹, 重庆市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李邦平, 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巡视员肖敏, 重庆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吴凯奇, 重庆市档案局 (馆) 长况由志, 副局 (馆) 长潘樱出席开展仪式并观看展览。

为弘扬“抗战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 加强渝台两地文化交流合作, 两地文化档案机构首次举办《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展》, 此次展览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市档案馆和台湾中时集团、新竹县文化局、彰化县文化局联合举办。

此次展览依托重庆市档案馆丰富的抗战历史档案, 以政治、经济、军事、文教为主线, 精选抗战时期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各界、各阶层重要人物的手迹, 配以人物图片、简介制作而成。展览涉及人物150余位。展出的人物手迹为题词或书信, 其中, 90%以上均为第一次公开展出或面世。与之相配的人物图片, 也有相当部分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如重庆市第二任市长张必果、第三任市长李宏锟, 抗战初期担任重庆市防空司令、抗战时期长时期担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李根固的照片, 均为第一次公开。

抗战大后方的“国际纵队” 第2篇

远涉重洋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悍然侵占东北三省，并扶植前清逊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日本在东亚的军事扩张引起了苏联的高度警觉。日苏双方的军事对峙，导致北起漠河、南至图们江口的边境摩擦与日俱增。仅1932～1934年，日苏在东北边境地区的纠纷共152起，1935年增至176起。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苏在吉林珲春张鼓峰地区、内蒙古哈拉哈河诺门罕地区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投入兵力之多、耗时之长，令人震惊。苏联高层越来越担心远东地区的国防安全。与此同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剑拔弩张，大有鲸吞苏联之势。为避免可能产生的两线作战，苏联希望通过军事上援助中国，以最大限度地牵制日本。缘于此，苏联秘密派出援华志愿兵与军事专家，亲赴中国支援抗战。日本在东亚肆无忌惮地军事扩张，同样引起了英美诸国的惴惴不安，有以陈纳德、林迈可为代表的民间反战人士驰援抗战。

抗战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齐聚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

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等。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了一批来自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奥地利、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8国，共计26名志愿者组成的援华医疗队;9月，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在香港亲切接见了这批医疗队员，之后，他们历经艰险，最终抵达大后方。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跸贵阳图云关，他们抵达图云关后，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这里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前线还闪跃着一群外国记者的身影。他们挥动如椽巨笔，舒展正义之喉，向全世界揭示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其中尤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最为有名。

不少海外科教界人士也积极投身中国抗战事业。1937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组织因抗战失业的工人与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群众运动。1939年，艾黎在香港创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争取海外援助，支持工合运动。艾黎还肩负着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亲赴皖南新四军驻地，协助兴办兵工企业。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的公益活动一直持续至建国初期。1987年，为配合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工合国际”得以复创并持续至今，因此成为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国际性社团组织。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科教人士则在无线通讯、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中国莫大的支持。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鹿地亘夫妇等也积极投身到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工作中，特别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谩骂为“娇声卖国贼”的绿川英子，用柔美的声音发出反战的呐喊，极大地挫伤了日军士气。

雄鹰翱翔 搏击长空

苏联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当时，苏联派出飞行大队于11月下旬飞抵南京。据时任空军南京总站长的丁普明在《抗战初期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记略》中记载，第一批飞抵南京的有C-B型轻轰炸机和E-15、E-16型驱逐机，此外还有空军志愿人员与地勤人员等。他们在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起降，与日军在空中展开拼命厮杀。日本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于1937年11月24日刊登了一则《苏联飞机终于登场，南京全力进行防空》的报道，指出“这次敌机跟以往敌机不同，不仅速度快，而且飞行技术非常巧妙”。

武汉会战后，日本凭借空中绝对优势，对重庆、成都、桂林等大后方城市采取焦土政策，实施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伤亡。尽管中国空军奋力迎击，但终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损失惨重。临危之际，苏联政府再次派遣空军志愿人员驰援中国。一支别具传奇色彩的雄鹰飞行队，展翅翱翔在大后方的晴空之中。他们比美国陈纳德所率领的飞虎队更早出现在重庆上空，协同中国空军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被中国军民亲切地冠以“斯大林之鹰”之名。

这批空军志愿人员主要由库里申科与考兹洛夫率领，驾驶的是空战性能更优的“达沙

式”轰炸机。库里申科抵达重庆以后，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讲解飞机特性，并将最先进的操作技术与战术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飞行员;他身先士卒，曾多次过宜昌、穿沙市，飞抵日寇占领的武汉，精准轰炸日军军事设施，并人机安全返回。

1939年10月3日，库里申科接受上级一项任务，要求率领飞行大队轰炸日军武汉军事基地。突袭任务圆满完成，共炸毁日机60余架。10月14日，晨曦渐起，库里申科再次率领飞行大队奇袭汉口机场，日军4名校官和一名尉官当场炸死，曾指挥轰炸重庆的日本第一联合航空大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共炸毁日机103架，击落驱逐机6架。

正当胜利曙光来临之际，库里申科所驾驶的左翼发动机被敌人击坏，只得被迫返航。库里申科用单个发动机冲出重围，沿着长江一路向西飞行。当飞抵万县陈家坝境内时，机身失去平衡，已无法再飞了。为了保持飞机的完整和万县居民的安全，他驾驶飞机平稳降落至流经万县的长江之中。飞机尚未沉没时，他叮嘱同机的轰炸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游向江边，并命令他们记住岸边特征标记，以便将来打捞。库里申科本人则因疲劳过度，被浪头顷刻间卷入江底。得知援华空军英雄在万县坠落，万县千余名百姓自发沿着长江边进行打捞营救。飞机上的战友已游至岸边脱离险境，库里申科却永远长眠于滚滚江水之中，年仅36岁。11月3日，人们在长江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库里申科所驾驶的飞机也被完整打捞上来。11月9日，万县数千民众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城郊太白岩山脚下。

英名不昧 浩气长存

相较于美国飞虎队的赫赫威名，苏联援华航空志愿兵的故事始终鲜为人知。抗战初期，基于种种原因，苏联不愿公开介入中国抗战。缘于这一背景，“苏联援华航空兵”的存在就属于高度机密，该项任务在苏联内部被称为“Z作战”。基于保密的需要，航空队员均使用化名，苏联国内严禁报道此事。来华的航空队员也处事低调，甚至对家人也缄默其口。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只是淡淡地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库里申科牺牲时，他的妻子在国内只是接到苏联政府的一纸阵亡通知单，被告知丈夫在一次演练过程中不幸遇难，至于丈夫牺牲的具体细节与葬身地点则全然不知。

直至1954年，中国学生朱育理到莫斯科留学，班上有一位名叫依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库里申科的女孩。一听库里申科这个名字，朱育理就联想到英雄库里申科的故事。一经询问，依娜很快确定中国留学生口中的飞行大队长正是自己去世已久的父亲。

万县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1958年7月7日，万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位于太白岩脚下的库里申科陵园迁至西山公园内。每逢清明节和库里申科的祭日，万县人民都按照中国习俗，抬着花圈来到墓前祭奠这位为中华民族自由解放而牺牲的英雄。1958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库里申科的妻子塔玛拉和女儿依娜来华吊唁，并应邀参加国庆观礼。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高度赞扬了库里申科来华支援抗战的事迹。拂去历史的尘埃，库里申科再次引起了两国人民的瞩目。

据资料显示，从1937年11月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1年初基本从中国战场撤出，苏联有8个航空兵群，先后有2000多名飞行员参加中国抗战，其中700多人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很多援华青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回国就牺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像库里申科一样，把中国的领土当作自己的国土来捍卫，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国家的人民来保护。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勇士们！

【责任编辑】王 凯

抗战后方 第3篇

一、业务与社务孰轻孰重的论争

抗战时期, 消费社社务包括是否按期举行会议, 社内陈设是否科学合理, 社员之间、社员与社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消费合作推进办法》明确规定, 消费社门面“一律漆成深绿色, 上加白色字体, 并以红底黄线‘合作’标记, 以便识别”;门面陈设、内部布置“力求雅洁整齐朴素, 以期表现合作之意义”[1]49。业务主要包括购销货品、经营手段与定价策略等方面。就社务与业务孰轻孰重, 时人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社务决定业务, 社务健全则业务“无不有不展, 财务亦无有不严密健全”;否则, 合作社“昙花一现, 旋归消失”, 社务因此是合作社“生命之所系”。然而, 无论机关消费社还是乡镇消费社, 缺点均是由于社务工作“做得不够”, 进而“影响了业务、财务的健全”, 如“集体鄙视有力的意见”, 职员“亦感觉到无法揣测”社员意见而“无所适从”[2]2。1943年10月, 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还就两者孰轻孰重进行了辩论。正方观点认为:“社务领导业务”, 社务是“合作社的基础”、“业务的原动力”, 社务“管督业务”, 可发挥“最高的连锁合作精神”以及伦理、道德、社会、教育、政治机能。反方则从合作社目的层面分析认为, 业务发达能“提高其职员待遇, 使其生活安定工作效率增加”, 进而“增加自给资金, 充实合作社资本”与“选择精干的工作人员”, 改良货物品质、降低货价成本还有助于完成“国民经济建设的任务”[3]4。尽管反方理由更为充分, 但最终结论仍认为社务重于业务。

然而, 社会舆论对社务的重视与当时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截至1943年, 重庆市各社均“无社务活动, 社员除购买货品外, 社与社员间可以说并无其他关系”, 管理权实际“操诸镇公所及监事等绅士手中, 民主管理事实上做不到”;社员大会因“召集困难, 多未召开”, 多数社“亦无社务会议”, 事务“均由理事主席或经理决定”。乡镇社情况实际更为糟糕, 社职员“均缺乏合作意识”, “除生意外全无社务活动”, 社员与社“无任何联络”[3]9。有鉴如此, 寿勉成强调, 社务“较业务为基本, 将社务办好, 则即能将业务办好”[4]1。有人也表示, 社务健全则“业务必可随时充实”[5]15。还有人提出了详细要求, 如开会前“作充分的准备与计划”, 利用“国民月会”与社员“接触谈话”, 组织研究会“作精密之研讨”, 服务部应“偏重教育性的服务事宜”[3]1。总之, 时人之所以强调社务工作, 主要是因为社务混乱影响了业务的运营, 关注的重点其实还是如何维持盈利。

二、交易对象问题

关于交易对象问题, 国民政府各项合作法规均明确规定, 严禁合作社与非社员交易。实业部通令各社“凡与社外人士交易者, 应先依法履行入社手续”[6]235。《消费合作推进办法》也规定, 消费社“以对社员交易为原则, 凡欲与合作社交易而一时不能正式入社者, 得先加入为预备社员”[1]50。行政院核定的《陪都及迁建区普设消费合作社配销平价物资办法》也规定“不得对非社员交易”[7]90。

尽管法令规定甚为明晰, 但并未被严格执行, “与非社员交易者竟占多数”。各消费社以机关社“限制非社员交易者居多”, 市民乡镇社“则反是”[8]50, 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关社资金大多由主管机关拨发, 货品供应较为充裕, 而乡镇社资金相对有限, 与非社员交易可保持一定盈利以维持正常运营。为保证消费社的持久运营, 时人李仁柳反而要求各级供销机关“采取与非社员交易的政策”[9]24。究竟是否与非社员交易, 时人表达了不同看法。屠绍祯认为, “凡是主张不和非社员交易, 不但不合理, 而且减弱运动的力量”, 实际完全有必要“将其利益推广到外界去, 使每个人都享受到”;若不与非社员交易则是“减少合作社的营业, 作茧自缚、自掘坟墓的灭亡政策”。由于与社员交易免税属“分配行为”, 而不是“交易行为”, 但与非社员交易“完全是交易行为, 应该纳税”。折中办法是红利“应该给予的, 惟可比较社员为少”[10]54。屠绍祯的意思甚为明显, 即在保证社员利益前提下, 借助与非社员交易来扩大经营规模, 增加合作社资金积累。然而, 李仁柳根据对战时中国情形的分析认为, 与非社员交易不登记的缺点甚为明显, 导致“不少人竟在合作社与消费者之间做其投机取巧的生意”, 非社员也不能“享受分配盈余的权利”, 合作社因此实与普通商店无异。李仁柳强调, 在商人操纵物价、资金短绌的情况下, “只有切实的执行不与非社员交易的政策, 才能刺激或吸引非社员的消费者加入合作社为社员, 才能显出合作社与普通商店不同的地方”[9]22。但有鉴于“交易限于社员, 似难完全达到理想”, 时人因此主张与非社员交易“以差别价格及盈余分配吸引之, 使非社员渐变为社员或足以资补救”[3]8。在资金短缺、物价飞涨的恶劣环境下, 折中方案不失为维持消费社运营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货品来源与供应机关问题

为保证货品的充足供应, 财政部、经济部在法令解释中强调, “经营消费供给业务之合作社, 进货不限于社员”[6]256。《各机关消费合作社购运货物办法》规定, 各机关消费社可向当地合作供销处或联合社进货, 当地无合作供销及联合社则向外埠进货[1]60。具体而言, 货品主要来源于市场、合作供销机构、联合社、物品批发处、国货公司与市场。重庆市供应日用必需品机关则包括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财政部盐务管理局重庆分局、财政部食糖专卖局重庆分局、经济部日用品必需品管制局、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市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以及消费社联合社等, 各供应机关侧重点各有不同, 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多侧重各机关消费社的供应, 市消费合作联合社多倾向于各镇消费社, 大部分货品均在“各物资机关进行批购”[11]5。出于节约成本考虑, 消费社通常采行“总社进货不零进, 分社销货不批进之制度”[12]60。当时, 货品既来源于东南联合办事处、各界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重庆市生产合作社供销处[13], 也来源于全国最大的供货机关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 它内设总务、采购、销售、推进、会计、产制、运输、统计各组, 四联总处以基金方式投资五百万元, 采购方面采取远道运输、本部批购、发料收货、特约经售等方式进行[14]38。

抗战后方 第4篇

关键词：大后方美术；结构层；意义层；资料现状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28-1

一、“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的结构层和意义层

“抗战大后方”美术是多元化的文化层面。虽说大后方是抗战的战略基地，但是必然存在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国民政府将陪都设在重庆，重庆的中心地位即已形成。而以陕北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区域。在西南，有黔军、滇军，还有被称为“第三势力”的桂系军队。在这些政治与军事力量周围都积聚着一些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尽管他们都具有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但在具体的行为方式及组织形态上都存在差异。在美术界，作为知识分子的画家，一是在各个美术院校教学兼创作；二是在各种协会工作；三是自由职业者，到处写生作画，并开办展览。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中，经常会出现错位现象。艺术家的社会身份是复杂的，有的一身数职，有的不断变换岗位，有的游走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与文化间隙中。当时流行的漫画与木刻，其作者的专业身份很杂，不少画家，原先并不从事木刻创作，多是画中国画或画西洋画，甚至还是雕塑家，但在抗战来临时都拿起来木刻刀，宣传抗日。

二、“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中的资料现状

（一）历史出版物

一般而言，出版物是历史文献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正式出版物，多作为研究的依据；但完全依靠出版物进行研究也容易出问题，即导入那先前已被人设定的陷阱而无法还原历史。比如采用某些评论性文字，或依据当时各种活动的信息统计出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存在着欺骗性。特别在抗战时期，因为战乱的缘故，信息渠道不通畅，有些消息容易误传或失传；也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原因，某些报道或评论可能会失实。特别是那些非正式出版物，消息来源本身也许就有问题。所以，出现在当时出版物上的信息，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所放大，以致以偏概全。

另外，因为战争的环境及个人的原因，许多美术现象很容易被媒体所忽略，而被忽略的并不等于不重要，但被当时媒体忽略的东西现在很难寻觅，重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历史似乎就是留存在当时文本中的历史，或者说，还是那些当时就掌握话语权的人所叙述的历史。如何去除历史现象中这种权力的影响，进行重新书写？这是一个难题。对于抗战史，这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权力的影响及其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去除因权力而造成的遮蔽现象。

（二）人物传记

因为“抗战大后方”人员的流动性强、结构复杂，艺术创作取向也不一致，很难为各种断面提供联系。因为人物生平故事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就是人际关系，即社会交往。

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事圈”能解答许多文献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人事圈”有时也就是学术圈。譬如，社团组织大多是一些志趣相投或关系亲近的人结合在一起，其艺术主张较为接近；而美术院校中的师生关系基础就是因学术而产生。艺术创作的主体是人，而艺术自身也就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在抗战时期，更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更强调艺术活动中宣传的普遍性及广泛性，组织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即使是比较纯粹的学术性活动，其艺术观的异同也极容易构成创作主体间的集聚或离散。战争期间人员的流动性强，有不少巡回展览，还有不少写生活动，特别是那些活动性较强的画家，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圈子里。在关注到他们艺术活动中的学术联系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社会联系，即私下关系。

（三）回忆录

现在，能够找抗战亲历者访谈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们知道，不论他人的访谈记录还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也会存在问题。不用说事后的采访，就是在事件发生时的现场，对亲历者的采访涉及到诸如动机之类的内部问题，也不一定都能得到真实的材料，更何况在抗战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里。

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面胜利，国民党退守台湾。此后，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亲历者对于自己在这一阶段的历史，尤其在抗战大后方的种种经历，特别慎重。有的事情绝口不提，若无法回避时则趋利避害，许多具体情节被简略了甚至有意误置。因此，口述材料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尽管有许多问题，但毕竟是亲历者，总会提供种种线索或迹象，为我们进一步查证提供了方便。只是在采用时，注意一些旁证资料及所产生的互证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德生.抗战图史：老烟画的抗战记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2.

[2]薛家宝，吕洪灵.中国美术馆藏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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