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绩效范文

治理绩效范文（精选11篇）

治理绩效 第1篇

关键词：税改,资源性治理,反治理绩效

税改取消了地方基层政权的主导治理职能税费汲取, 同时因为财权的削弱, 地方基层政权的运转逻辑从原有的“汲取型”向“悬浮型”政权转变[1]。虽然地方政权的财权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然而, 它所承担的任务和治理目标却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资源性治理体现了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 也隐含着中央政府为谋取政权合法性重整国家与农户关系的意图。但国家的意图却在实际的治理效果中大打折扣, 反而形成了治理的“反治理”绩效。原因何在?是地方基层政权自我利益的维系和扩张的结果, 还是向公共服务型政权转向的未完成所致, 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地方基层组织力量的空虚化有关。在有限的资源掌控前提下, 地方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和保持底层群众的满意度, 就以塑造标杆的方式处理资源的分配, 从而导致了有着朴素相对平均主义心态群众以及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失去利益的群众不满, 进而这种情绪很快形成传染机制。

一、税费改革前后的治理结构转变

1. 乡村治理强度的“软”化。

国家的税费改革使得乡村基层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在此过程中乡镇基层政权可谓两面都失去了信任。首先, 在税费加重负担下的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和失信, 对基层干部的税费改革造成的伤害仍然使得村民仍然对基层干部心有余悸。其次, 国家对税费改革的取消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地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 中央很快从税费改革调整到税费全部取消, 以至于基层政权干部在以后的执行力度中出现了种种阻力。

2. 村级集体组织力量的退化。

村级集体组织的运转显然受到税费改革强有力的冲击, 农村本身的集体经济力量在家庭承包制以来就有弱化, 虽然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但事实上农村经济“统”的力量愈趋弱化, 以至在有些村根本就没有集体经济, 并且对分散的农户无法施加集体的力量。而税费改革则从治理方面减弱了村级组织的管制力量, 国家对村级组织的力量使得村干部无法且没有力量去应对村内事务的处理。基层村干部的不作为和力量空虚化造成了地方混混力量的上升, 并且混混和相应的灰色社会性质的力量的介入成为村级治理结构的隐蔽性秩序[2]。

3. 治理的空虚化、形式化。

资源汲取的实质性治理消退之后, 村级组织必须寻找合适的空间建立自己运转的合法性。于是就产生了“软指标”的“硬指标化”, 所谓软指标的硬指标化是指乡村组织在原来的刮宫引产, 催粮要款等为代表的硬指标已不成气味硬指标的情况下, 将原来的软指标如村务规范化管理、发放资料等当作当前的中心工作即硬指标来抓[3]。

4. 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

如果说税费改革之前治理的强度一定程度上是以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作为平衡的, 那么税费改革之后, 乡村公共物品的治理供给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村庄已经没有能力有效动员村内的民众力量进行村庄公共物品的建设, 积累工、义务工和三提五统的取消造成村集体组织财政的困境。

二、资源下放的治理困境

1. 撒胡椒粉似的农业补贴与实际治理的脱节。

国家不仅取消农业税, 而且给予农民种植粮食以多种补贴, 包括粮食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和农资补贴等等, 而且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大, 现在农民种田每亩合计可以得到奖金100多元的补贴。实际情况是很多农民并不看重补贴, 出去打工的还是很多, 抛荒在有些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有学者指出, 与其采用撒胡椒粉似的给予农民好处, 还不如把这些钱统一起来办大事, 可以帮助农村债务的减轻, 帮助村庄的公共设施建设, 尤其是水利方面的投入,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乡村这一级的呼声却被农民的道德高度和国家威望所掩盖,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一级组织即使在村民已经默许情况下挪用补贴款来建设公共设施也会遭到上面的批评。

2. 合作医疗的刚性任务引起的干群两怨。

农村基本实现了合作医疗的全覆盖体系, 然而合作医疗作为国家对农民看病支出的保障措施, 并不能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许多农民抱怨合作医疗只能“看大病不能看小病”。由于村庄的流动性体制, 村干部为此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保证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为了达到相应的上报率, 村干部自己要拿出点钱先垫上, 等着村里人过年回来再向他们要回, 这其中村干部不知道为此要付出多少精力和时间成本。

3. 专项转移的支农政策脱离乡村社会的基础。

基于税费改革之后农村财政的困境, 国家建立了专项财政转移支持农村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但是专项转移支付的前提是村级组织干部必须能向上面跑, 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经常向上面跑关系的村干部就可以为村庄提供国家财政的支持, 而有些不能跑的村干部自然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在同一地区的村民会有比较, 看到别的村都建起一些东西, 而本村的什么都没有, 以至公共基础设施破坏, 水渠淤积, 电站失修, 道路泥泞不堪, 自然矛盾的集中点指向了村干部。

4. 低保等选择性补助措施不公所引起的治理困境。

作为一种非常技术化的治理手段, 农村低保以及一些社会福利救助需要详细制定出享受低保的生活标准, 然后通过村内村民代表会议的提议同意达到程序的公平。乡村干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低保名额实施相对较为私人化的网络治理[4]。虽然这种私人网络化的治理方式给村干部一定的治理空间, 但由于与公开宣称的公平性相冲突, 在实践之中必然大打折扣。

撒胡椒粉似的国家补贴方式与选择性的资源的下放体现了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一个悖论, 国家补贴的直补到户是国家不希望通过乡村组织直接下放到农户手中, 其含义是国家担心地方基层组织会截留农民的补贴, 表现了对地方基层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国家给予乡村民众的资源性物品却又不得不依赖于乡村一级的组织和执行, 乡村组织仍然担当着地方治理的主体任务, 国家必须以其为支撑建构公共服务型政权的转型。

三、税费改革后反“治理”绩效的机制成因

地方政府因为面临着治理的转型所承担着的职责已经不能控制资源下方的社会配置, 而造成这一重要的原因恰恰本身就是税改以后形成的逻辑所导致。税改取消了乡村组织汲取力量和动员力量的合法性, 钱集资不起来、农民又指挥不动, 乡村组织就成为了“悬浮型”的政权框架。所以, 税费改革的自身演绎的逻辑导致了基层组织力量的散化, 集体力量的实效使得原本已经分散、独立的农户更加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认为要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小集团, 不能让集团的规模过大, 否则就会陷入“搭便车”的难题, 而要解决大集团的行动逻辑就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力量[5], 原来的村级组织正是承担了国家强制性力量的角色。

国家选择性资源的下放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干部积极治理的激励性质, 但是这种激励又会造成乡村社会平均主义心态的反弹, 会产生“凭什么他有我没有的质疑”进而对村干部的治理产生怀疑, 对干部国家资源的分配中只注重关系不注重公平的气愤, “低保都是村干部有关系的人拿去了, 我们哪有份呢?”“农机补贴那也是村干部给自己亲戚拉拢的, 平白无故的人家会给你?”等等, 这些在乡村中散发的一种对干部以关系私分资源的方式充满着气愤的情绪, 使得村干部成为某些村民中极为不欢迎的人物。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必须依赖于地方自己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地方在税费改革前可以通过税费并收的方式完成自己机构的运转和地方公共服务品的供给, 税改以后已经失去其原有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村内原有的治理模式和平均主义心态的打破, 形成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极低评价, 在对乡村低评价的背景下却仍然保持着对中央政权的高度认同, 原来的用词如“党中央是英明的, 下面的人就是腐败”, “上面的经被下面的人念完了”仍然是村民口中频繁表达的词汇。乡村干部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却与农民形成了利益的暂时性脱钩,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乡村集体力量的退化和无力, 现在加上科层化的吸纳机制, 村干部主要的任务是完成上级的布置任务和考核目标, 对群众的治理能力却严重下降, 甚至把自身作为“虚化”处理, 出了事情也是找上级。

四、结语

原本意义上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税费改革逻辑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导致了相反的逻辑,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治理整合引发的是“反治理”的绩效, 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基层政权的矛盾状态和基层治理公共规则的不确定。当前利用资源下乡的机遇修复原本缺失的基层政权与群众之间的疏离关系, 最重要的是给予集体以治理公共设施的能力, 以提供公共物品建设为契机, 重新整合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在地方基层获得国家行政性力量和资源支配的同时, 要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 从而形成群众与治理的良性互动, 以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善原有的管制型治理结构, 所以在此当中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是集体组织力量加强的前提。我们当前面临的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地方基层治理转型能否成功, 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投入能否取得成效, 关键是要看地方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1]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J].社会学研究, 2006, (3) .

[2]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1980—2008) [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博士论文.

[3]申端锋.软指标的硬指标花:关于税改后乡村组织职能转变的一个解释框架[J].甘肃社会科学, 2007, (2) .

[4]刘勤.农村低保实践的偏差与规范———基于陕南丘村个案的分析[J].调研世界, 2009, (6) .

公司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第2篇

在我国经济飞速改革发展、资本全方位流通等背景交织化作用下，许多企业为了进行自身经营规模扩大、经济实力提升、产业架构形态调试，获取更多类型与数量的资源要素，都开始组织适当的并购活动。透过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动态观察分析，并购已然成为现代企业改革发展必经的适应性路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步延展出同行业、多元化、跨国等不同类型的并购形式。而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与发展的关键性规范引导体制，必然会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日后企业并购和内部治理工作得以同步顺利组织，预先理清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明显是势在必行的。

二、公司治理与并购两者之间的关联特性

(一)并购有助于持续改良修缮既有的公司治理结构

结合以往实践经验整理分析，开展并购项目，对于目标公司的资本结构有着极为高效的调试作用，即会对公司既有的治理结构造成深入性影响。众所周知，公司治理可以细化为外部和内部治理两类形式，基于此，便可以将并购顺势理解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类关键性适应路径。至于并购对目标公司最为深刻的影响细节，则主要表现为目标公司股权与高层管理主体的变更现象。首先，委托-代理理论主张将并购视为一类关键的外部治理方式基础上，协调性处理公司经理和一切所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事务，尽管说其间并购能够令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得以适度地缩减，进一步节约代理成本数量，不过合理的债权同样可以在减少代理成本的前提下，持续增加公司的价值。一旦说企业之中的治理体制无法顺利发挥其正向的影响效用时，并购自然地就会过渡转变成为一类惩戒体制，进一步针对公司一切出现不当行为的职员进行惩罚和接管。需要注意的是，在并购市场之中，作为并购主体，需要预先进行目标公司各类信息收集整合，目的是客观和细致性分析目标公司效益不高的原委基础上，静待其治理环境恶劣和价值降低到极限之后，及时提出进行收购的要求，如此一来，便可以保证及时辨别和富有针对性的规范经理失误行为，为日后目标公司治理环境整体性改善，奠定基础。其次，效率理论则主张并购能够在快速提升企业整体运营实效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协同效应，就是所谓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基于此，我们可以认定并购重组活动，会赢得许多潜在的社会效益，为了全面改善企业整体的效率水准，需要有关工作人员持续努力提升管理层的业绩、加快公司治理结构的重组与特定形式协同效应激发的进程。

(二)公司治理会对并购绩效产生深入性的影响

结合施禾弗观念分析，因为许多外部大股东在企业之中都有着较大的经济利益获取需求，因此他们势必会积极有效地进行管理主体实时性监督与影响，具体就是保证这部分管理人员不会从事任何威胁股东财富安全性的活动。所以说，如若外部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能够适度予以增加，则能够确保很好地规避以往频繁滋生的代理冲突状况。而透过雷德观念分析，大股东之中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消极投票人员，在和内部人共谋过程中，往往会做出和许多中小股东最大利益相互违背的决定。特别是在外部监督不够严格和外部股东类型过多的环境下，一些控股股东经常会选择利用其余股东利益作为代价进行个人的利益获取，而其间沿用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包括证券回购、资产和定价转移等，最终目的就是促成其内部交易。

而随着我国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也开始得出相关性结论内容，具体表现为：第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股权快速分散等条件影响下，使得搭便车等挑战困境接连衍生，一时间令对管理者的监督工作压力变得愈加沉重，而股权某类程度的集中现象，则有助于鼓舞更多的外部股东及时参与到对管理者的监督工作中去。所以说，凭借生产力进行绩效度量，可以清晰性地验证，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的。第二，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绩效亦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学者梁岚雨经过一系列上市公司数据校验分析之后，发现股权集中度和企业市值-账目价值之比，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联，但是和利润率的相关性则明显较弱一些。

三、日后改良调试公司治理结构以促进并购绩效提升结果的有效措施

为了确保令公司治理结构得以有机调试基础上，获取更高的并购绩效，笔者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规划出以下合理性控制措施：

(一)融合贯彻不同经营公司的预设指标

须知公司的目标绝非单纯地进行最大的利润获取，同时还要开拓出更加长远的.发展前景，因此需要在竭尽全力开发研究全新的科技项目基础上，持续提升其创新能力和争取自主研发权力。为了保证这一系列目标得以更加高效率地落实，还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而政府要做到就是适当地简政放权的同时，避免完全放手的行为。

(二)提供必要的体制与外部环境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

想要确保更加快速地贯彻公司科学性治理目标，进一步赢得理想化的并购绩效，以及抢占更多的市场空间，则不单单要保证及时开发设计出富有竞争实力的产品来积极抢占公司主导控制权，同时还要提供完善的法律，以及严格的监督体制。

(三)进行适当规模的并购重组在开展这类重组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尽量结合市场不同阶段的反应状态进行逐步推进，切不可盲目关注进度，而做出有悖市场实际发展规律的行为。

首先，在并购环节中需要制定严密和高效的融资战略，借此杜绝融资风险的再度侵犯。其次，开展更深层次地公司和股份机制改造活动，如完成股权主体多元化的改革任务等。这样一来，便能够保证透过切实意义上完善法人的治理结构，健全股东、董事和监事会等，为日后股权、产权、经营权彼此间的相互分离，做足准备工作。再次，持续引入战略和机构投资者，主要目的则是保证更加科学合理性地应用资本市场这类经济杠杆，借此更加快速地解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构建起可靠的现代化企业机制、维护各类投资主体的基本权益，以及推动企业整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们仍需持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只有保证在更大空间范围、更多行业领域，以及更高层次上，进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活动参与之后，才可以更加高效率地开发应用国际和国内两类市场，保证令各项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发展空间得以有机拓展。

四、结语

绩效博弈与官僚治理机制 第3篇

毛泽东说，在路线确定之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干部。这个判断强调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吏治。在诸多管理工具中，吏治的关键则在于形成一套有效的干部激励机制，以帮助公职人员成长为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这种激励更多表现在通过构建量化指标来对官员的工作业绩进行测量，并且将测量的结果和官员的选拔任用结合起来。借助量化指标可以对官员的业绩和能力进行精确的区分。尽管如此，这种制度设计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绩效考核中存在集体数据作假等博弈行为：被考核者采取不正当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对数据进行调整，即出现社会学家所说的目标替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绩效考核从一种手段被异化为目的本身。

近年来，公共部门中量化考核及其引发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博弈这个近乎黑箱的组织现象。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胡德（Christopher Hood）教授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了量化考核的悖论：当一项绩效考核对被考核者的奖惩过大的时候，那么它扭曲被考核者的激励结构和诱发博弈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在他与合作者贝文（Bevan and Hood， 2006）对英格兰公共卫生领域的量化指标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对医疗救护响应时间的硬性考核规定导致了医护人员对数据进行违规修正的行为。例如，为了达到不超过4个小时救助等候时间的目标，一些病人被要求在救护车中等待，直到医院确定他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救助才允许这些病人进入医院。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海因里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就业培训中，根据参与人员完成训练后的就业状况来决定管理者的绩效工作的分配，确实诱发了项目管理者的策略性行为。例如，项目的管理方将一些就业前景不好的培训申请者（如低学历和少数族裔等）排除在项目外，以此来达到“提升”项目效果的目的。

基于中国情境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悖论。香港城市大学的陈汉宣教授和高洁博士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都发现量化考核诱发了不同程度的数据造假行为（Chan and Gao， 2012）。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老师及其合作者对中国官僚机构运作的近距离观察，也提供了与此相关的丰富证据（周雪光，2008）。高洁博士（Gao， 2015）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将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制中存在的博弈行为区分为良性博弈和恶性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博弈”是否导致了报告的绩效和真实绩效之间的差异。良性博弈主要包括棘轮效应和门槛效应，主要是指被考核者为了避免下一轮考核中更重的任务，将指标的完成水平限制在考核方确定的目标水平之下，或避免以较大幅度地超过上级确定的目标值。这类博弈行为以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近年来开始见诸文献。例如，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为了应对逐年上升的考核任务，基层派出所会把超额完成的犯罪打击任务，按照一定的比例“交易”给完成情况不理想的派出所，以此来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超额完成的派出所可以避免来年更重的考核压力，而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则可以通过考核。这类博弈行为出现的直接诱因是目前绩效指标的制定方式：下一年考核目标值的确定，是基于该指标今年的完成情况来制定，因此被考核者为了减轻考核压力，他们会避免在考核指标上完成得太过理想。

相比较而言，恶性博弈指的是被考核方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完成考核任务，而通过直接的数据造假来影响考核的结果。在一些情况下，恶性博弈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利益。例如，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对所在辖区的企业和居民进行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再如，为了遏制耕地锐减的势头，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为了平衡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耕地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允许地方在占用耕地的同时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是一些调查发现，“占优补劣”的情况较为普遍：非农建设用地占用的大都是良田沃土，而补充的耕地主要是土壤肥力差、生产能力不足及灌溉条件较差的耕地。表面上看，耕地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是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从长远来看，“占优补劣”的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些例子都说明，恶性博弈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民众和社会的利益来完成考核任务的。

此外，这些行为的隐秘性和敏感性也使得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各类博弈行为的普遍程度。但是从部分基层公职人员对考核数据真实性的质疑（Xiao and Womack， 2014），到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些顺口溜，例如，“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我们不难窥探数据“注水”的问题事实上十分严重。

博弈行为对官员选拔机制的扭曲

这些博弈行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博弈行为首先对政府的科学决策构成威胁。大数据时代的公共管理愈加强调数据驱动。尽管政府决策的数据来源是多方面，但是自身的统计体系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因此，博弈行为的发生首先损害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注水”的数据导致决策者对实际情况的误判。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数据的华丽，进而对数据进行人为的修正。如果这种行为具有普遍性，那么决策层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环境形成错误的认识。类似地，在犯罪打击领域，目前一种颇为流行的主张是，警力跟着警情走：警力资源的配置必须根据地方的治安状况来制定。如果基层派出所对反映他们绩效的治安绩效进行干扰或调整，那么数据结果将严重影响上级公安部门对治安形势的判断，进而误导警力资源的科学配置。

其次，博弈行为损害了政府组织内部的信任，增加了治理的成本和难度。政府绩效评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激励工具，但是由于博弈行为的发生，上级在考核的时候不得不加大了许多资金和技术投入用于减少博弈的空间。例如，在环保领域，环保部借助了污水排放在线监控来避免基层数据作假。尽管这些投入的效果如何有待评估，但是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博弈风险明显提高了上级政府的治理成本和难度。

此外，博弈行为的发生扭曲了官员选拔机制。从理想的层面理解，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无非是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如果数据造假非常普遍，甚至存在社会学家所说的“上下级共谋”对绩效结果进行非法干扰，那么绩效评估作为一把选贤任能的尺子将会失灵，在考核的“锦标赛”中胜出的将是那些善于对数据进行调整的官员，而那些实事求是的官员将受到淘汰。显然，放任这个问题存在，将严重污染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

但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考核作假？特别是考核技术日益改进的背景下，为什么博弈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对官员在考核中的作假行为，目前的解释，仍然局限于委托--代理理论。这个框架的基本出发点，是将政府组织间的上下级关系视为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以及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博弈行为的出现。许多研究都是从这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但笔者认为，尽管委托--代理视角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要理解这些行为的发生，就必须关注诱发博弈动机和行为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视角可以为博弈行为的发生以及这些不正当行为的顽固性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这个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是由不同的制度逻辑构成的，这些制度逻辑为个体的行为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要求。尽管制度逻辑是在社会的宏观层面运作的，它们塑造了行动者的认同（“我是谁”）、目标（“我追求什么”）和手段（“我要如何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制度逻辑视角也认为，个体依据制度逻辑行动会强化制度逻辑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制度化的行为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总之，这个理论流派强调制度逻辑和行为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制度逻辑塑造了个体的行为，而个体的行为反过来会强化制度逻辑。

新官僚精英机制的出路

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量化考核更容易诱发国家科层（state-bureaucratic）的官僚化逻辑。在这个逻辑占主导的制度体系下，官员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对上级制定的各种指令的回应和执行，因此他们必须将注意力聚焦于上级下达的指令。近年来，横向排名机制、末位淘汰和一票否决等考核技术的应用，使得被考核者对上级制定的各种指标更加敏感，前者的注意力被锁定在了自上而下分配的量化指标上。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被考核者不得不采用博弈行为来确保自己在考核中的优势。博弈行为的发生，事实上就是国家科层逻辑影响官员动机和行为的体现，而遵循国家科层逻辑的行动策略，反过来又固化了这一官僚化逻辑在制度环境中的主导地位。

从制度逻辑的角度出发，减少博弈行为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技术上和制度上缓解国家科层逻辑对官员行为的控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完善测量体系的设计，尤其是确定绩效目标的合理性。目前指标任务的制定存在“只升不降”的趋势，而且为了所谓的“打出多余量”，一些考核者惯用横向排名机制，这便意味着单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远远不够的，被考核者必须获得“相对绩效”的优势。在考核的高压下，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和自下而上的层层注水成为常态。事实上，不少经验研究已表明，目标任务的难度和博弈的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Bohte and Meier， 2000）。因此，如何提升目标和指标制定的合理性，是降低博弈风险的当务之急。

目标的合理性，还意味着在制定考核指标和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地方发展程度和发展定位的差异，避免搞“一刀切”。广东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体系的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08年以来，该考核体系将全省分为四类地区，分别是都市发展区（广州、深圳）、重点发展区（粤西、粤北、粤东）、优先发展区（广、深以外的珠三角城市）和生态发展区（河源、梅州等）。四类地区的指标和权重设计，都是根据地区的发展战略来确定。通过差异化和个性化考核可以顾及地方发展的特色，实现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和结果的可比性。相反的，目标设定上的“一刀切”非常容易诱发博弈行为。高洁博士 （Gao， 2015）在其论文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陕西省某县，按照绩效考核的要求，每个地方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但是对于一些乡镇，由于当地有着较为发达的果树种植产业，农民通过种植业就可以获得高于外务工的收入，因此下达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硬指标是不合理的。为了应对这些指标，乡镇政府不得不捏造数据。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绩效目标不合理是诱发绩效考核博弈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要改善绩效数据的采集手段。博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考核方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破解这个问题的相应办法，就是提高绩效数据采集的独立性。例如，在耕地保护领域，卫星航拍技术的运用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卫星遥感技术的协助下，国土部门将一个地区同一地域的两个不同时间点的卫片进行对比，就可以直观地判断所拍摄地域土地利用的变更情况。这项技术的应用，明显减少了考核的主观性和被考核方博弈的空间。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手段和技术的应用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博弈行为，但可以减少绩效数据采集过程中对被考核方的依赖。当然，绩效考核的设计也需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应用技术化的手段提升绩效数据采集的独立性。

另外一个相应的方法是借助其他数据对绩效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校验。 Rawski （2001）的研究，就是通过比较GDP的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反差来对中国GDP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作者的逻辑是，GDP的增长必须建立在能源消耗的基础上，能耗下降但GDP仍然快速增长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单位GDP能耗剧烈下降，但是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数据作假。事实上，考核的竞争压力下如何挤出绩效数据的水分，也是决策层的重要关切。例如，李克强总理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来评估当时辽宁省的经济状况。英国著名的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受到这个方法启发将这三项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设计出了“克强”指数。这些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关键业绩指标非常容易受到操纵，一个相应的方法就是采用多个相关指标进行共同的测量和校验。

第三，要尽可能扩大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涵盖面。绩效评估研究的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于被考核者而言，理性的策略就是测量什么就重视什么。因此，在指标设计上要避免过于简单化。组织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为了避免出现选择性关注，政府绩效指标的设计必须包括关键业绩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此外，指标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即涵盖投入、产出、过程和结果。和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一样，许多地方政府在实施绩效评估过程中都存在一种结果至上的倾向，对完成绩效目标的投入和过程重视不够。事实上，在评价官员的实绩中，考核的设计者不仅仅要重视结果，还要考虑过程，即完成目标的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王汉生、王一鸽 ，2009）。

在指标的筛选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考核指标是否适合用于评价政府部门的业绩。如果考核的内容受到被考核者努力以外的因素影响，那么这些指标不宜作为有效的信号来评价官员的业绩。例如，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开始使用公众主观感知指标（例如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对政府机构的业绩进行测量，但是影响这些主观感知的因素除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外，还包括了许多被考核者无法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幸福感的许多研究表明，人格甚至是受访者填答问卷时候的心情，都可能会影响他们报告的幸福感的高低 （Schwarz and Strack 1999）。如果考核的设计者过于强调这些“民意指标”，那么可能诱发被考核者的抵触甚至是博弈行为。总之，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必须考虑权责一致。

最后，除了在技术上和方法上对考核进行改良外，笔者认为，政府绩效考核应该在政治问责和组织学习中寻求平衡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贝恩教授认为，公共部门的绩效考核应该包括评价、控制、预算、激励、学习和提升等功能（Behn， 2003）。但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目前对政绩考核的应用，过于强调绩效评估的控制和问责功能，而忽视了这项工具的其他作用。笔者认为，改进政府绩效考核的方向是，弱化绩效评估的问责取向，减少被考核者对考核的抵触，并且强化绩效评估在推动组织学习和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绩效考核的功能转变，可以促使对这项工具的应用回归理性。

总之，不同于目前主流媒体将考核博弈行为的发生归结于涉事官员的自利动机和道德缺陷，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必须重视诱发博弈行为的制度性根源。绩效考核的制度设计非常容易诱发国家科层官僚化的制度逻辑，这个逻辑将被考核者的注意力局限在各种自上而下制定的量化指标上。而在国家科层逻辑占主导性的制度环境中，包括数据造假在内的各种博弈行为，对于被考核者来说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对于博弈行为的出现，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和对策。没有这一点，如何寻找新官僚精英将成为无本之木。

治理绩效 第4篇

长期以来,在对公司的探究中,公司治理始终是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发生的一连串公司治理的问题,提醒人们仍然要对此予以关注。 关于如何才能破解治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增加公司治理绩效这些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专家们才借助信息技术获得了解决此问题的新途径。信息技术日益发展,导致其在公司治理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影响持久。因此企业治理绩效是否受到信息技术的推动,就成为在将信息技术和企业治理结合的过程中的值得进行分析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20世纪80年代,企业广泛采用信息技术,使信息技术日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变革了产业构成、导致新兴产业和业务的产生,提高了企业的运营速度。此外,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够带来优质信息、弱化信息不对称的优点,并且管理公司面临的重要难题是由此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委托-代理难题,因此,将信息技术和公司治理结合,有助于以新的视角分析并破解此难题。大部分学者觉得信息技术对公司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借助于公司治理方法、治理条件与治理体制等中间因素得以显现,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例如,Weil(2008)觉得信息技术不但影响了公司运营效率,还影响了其管理功能的效率;Grant(2011)将网络技术视为企业的核心资源。

(二)国内研究李兆熙(2004)认为信息技术将对改善中国大公司的治理现状产生明显的作用。因此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根除企业治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借助和信息技术有关的众多制度的构建来改善企业治理,最终增强上市企业的治理能力与价值。王德禄(2008)提出, 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重心应放在信息技术如何提高公司治理绩效,并最终带来全体组织绩效的提高。陈宪宇(2012)认为,如果以信息技术为背景,信息技术治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破解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信息技术是进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够增加公司治理的绩效。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以股东为代表的委托人对以经理层为代表的委托人的监管,是借助于特定的方法确保企业资料的可靠、正确、 实时,同时解决高层管理者、董事会和股东间的冲突,并且高效的掌控管理层。企业治理绩效受到股东对管理者的资料的掌控的影响。张杰持这样的看法:在信息技术环境下, 公司治理存在着明显的优势,优势之一信息技术克服了旧有的模式的缺点,能够使企业的所有者及时的获得公司的资料。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公司所有者掌控信息的程度和治理绩效成正方向的变动

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因为信息技术和公司运营彼此交融,因此在进行公司治理时,极大地影响了治理者之间的交流。何伟持这样的看法:此影响显示信息技术规范、分散了信息,提高了每个主体控制信息的强度,进而促进了主体间的交流。交流频度依靠主体间交流信息的数额显示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姚振华和孙海法经过分析后得出:交流频度能提高决策能力与增加企业绩效。李京勋与李龙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交流频度合理的调控了公司总部的知识对外国分公司业绩产生的后果。杨建君和康博纬通过分析也得出:交流频度与决策的创新程度和投资收益正方向变动。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治理主体之间信息沟通强度与治理绩效正相关

利益相关者学派强调物质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 并且强调了人力资本在这个知识爆炸而且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企业中占据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以前而且越来越重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Blair(1999)、我国的杨瑞龙和周业安(2000)等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他们强调的一个新观点是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公司的职工可能是比股东更有效的公司监管者。因为在现代企业中股东过于分散,尤其是中小股东,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企业内部的重要信息,所以在监管时会出现抓不住问题的关键,而失去了监管的能力。并且许多外部的中小股东因为已经习惯了“搭便车”的做法而早已失去了监管企业的本能和动力。相反,那些具备专业技能的企业员工,他们工作在最基层,能掌握大量的基础信息,而且他们的个人利益是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们既具有监管公司所必须的信息支持又具有监管公司的天然动力。因而让他们监管公司,参与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此外,许多学者也对此观点持赞同态度。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员工借助信息技术进行企业治理的参与度与治理绩效成正方向变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此文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95家公司,以当面交谈与作答问卷的方法搜集资料,其中当面交谈的公司数是25,另外70家公司是作答问卷。文件主要包含5部分的内容,与公司企业和个人相关的信息是选择题,和变量有关的部分则是通过给出分数取得,此分数反映的是对公司的主观评价。尽管这些分数并不十分牢靠,然而此指标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相应的定义,因此得到的分数能够进行对比。此方法简单、灵活,世界各国主要采用此方法搜集资料,并且所获得信息全面、牢靠。由于此文是对如何管理企业进行探究,因此对受调查者有较高的规定,通常为企业管理人员,由于在以往的调查研究里,众多学者都觉得管理人员对公司经营管理轻车熟路,正因如此,也才能准确解决所要研究的问题。此文主要着重于信息技术对公司治理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当确定调查对象的时候,就选择企业管理人员。

(二)变量定义(1)解释变量。根据研究假设,本文把股东、董事的控制信息的权利、治理人员交流的次数、员工成为治理的成员做为重要的解释变量。(2)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公司治理绩效。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怎样有效地进行公司治理。所以进行公司治理构建众多制度调和利益攸关者之间的联系,此安排旨在形成全面的监管、刺激、约束与进行决策的体制,从而有效地解决委托-代理难题。运用信息技术恰恰是为了解决此难题,所以,减少了委托-代理成本直观的显示了公司治理的绩效,专家们进行的分析也显示使用这些标准来能够较好地权衡企业的治理绩效,并且极具操作性。以此此文的运用委托-代理成本衡量公司的治理绩效。(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取决于企业的大小。刘力钢等众多学者论证了企业的大小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并且公司对信息化得资金支出取决于公司的大小,因此选择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三)变量测度研究中相关的4个主要变量,均无法直接测得,也缺乏数据支持,因此要有效地测量这些变量, 应描述这些变量,同时借助问卷来搜集信息。(1)股东、董事会信息控制权的测量。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从信息的获取、使用、处理、发布、传递等角度来考虑如何测量测度股东、董事会的掌控信息的权利。如表2所示。(2)治理人员间信息沟通的测量。信息是企业治理的核心,股东、董事会不但要强化控制,还要将信息进行共享以供交流。信息交流频度对企业治理至关重要,本文对交流频度的测量主要从股东、董事会到经理、业务部门的相互交流得以实现。沟通强度测度表见表3。(3)员工参与治理的衡量。众多国家的已经在法律上承认员工拥有进行企业治理的权利,同时详细说明了员工以何种方式进行企业治理。这意味着员工进行公司治理日益普遍。而有关如何衡量员工进行治理的程度,Haes认为信息技术给与了相应的技术支撑。 Carl Cohen在文章中提出利用参与的热情与深度来衡量员工参与度。然而刘银国觉得衡量员工参与度还要借助其他的平台与途径。所以,此文制成了员工参与衡量表见表4。 (4)治理绩效的测度本文根据前人研究以下4个指标构建代理成本测度量表5。

(四)问卷设计问卷设计作为实证研究的起点,是准确分析的前提。制成一个问卷需要四步。第一,明晰问卷设计内容。第二,确定问卷的作答方式。第三,形成衡量变量的系统。最后,模拟调研并确定最终问卷。最终问卷的内容主要有5部分,第一部分,和公司基本情况有关的问题;第二部分,股东、董事会借助信息技术监督经理人员;第三部分,治理人员的情况交流;第四部分,员工借助信息技术进行企业治理;第五部分,公正、恰当地详述企业治理绩效。 后四部分全部使用李克特7点量表,划分为极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共7个等级,要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打分。

(五)模型构建为检验三个假设,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方程式如下:

其中,AC是治理绩效;IC是股东、董事会对经理层的信息监管强度;CF是治理主体间信息沟通频率;EI是员工运用IT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CS为企业规模,是一个控制变量;βi(i=1,2,3,4)为回归方程式系数。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总计采访95家公司,这其中, 面对面采访的公司数是25,借助问卷采访的公司数是70。 去除不合格的9份问卷与重复的12份问卷,合格问卷数是74。依据受访者的职位表6,对受访公司做了描述性的统计。从受访者职位及其岗位性质角度来看,93%的受访者为中高级管理者,其中信息部门经理的比重为72.5%。此文着重分析信息技术在企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选取受访者时,主体是管理数据的管理者及级别更高的高管。高级管理者占受访者的比重为93%,这里面,信息负责人占据中高级管理者的比重为72.5%,这些信息意味着此文采访的对象符合此研究对受访者应具备的条件。

注:调查方式中,I是面对面交谈,II是借助学校与政府分发

(二)信度分析表7显示,IC、CF、EI、AC的Cronbach’ s Ahpha系数全部高于0.7,这意味着4个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以供检测。当对此4个变量进行单维性检测时,在郭志刚看来,KMO应当高于0.7,Bartlett检验只有显著, 这才意味着量表在单维性检验中顺利通关,这样才可以得出此量表拥有合适的内部因子结构。根据表7的资料,4个变量的KMO和Bartlett全都通过检测,都高于0.7,这表明运用因子分析是十分恰当的。还能够根据上表得出,全部变量都是单维因子,并且各因子对变量的方差解释都超过70%。

(三)回归分析表8分析了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治理的三个方面之间的相关性,由表可以得出,此三方面与企业治理绩效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也证明对此三方面与企业治理绩效所做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非常正确。 为了进一步验证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企业治理三个方面在企业治理绩效中所起的作用,本实验借助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表9显示此实验的调整R2为0.946,这意味着回归的拟合度相当高。此外还表明本实验方差分析的F值是366.872,相应的P值是0.000,这意味着回归方程在0.01水平上显著。回归分析见表10。对表10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IC的t值是2.964,P值是0.004,。这就证明企业治理绩效与股东和董事掌控信息的权利呈正方向变动。专家们通常觉得股东和管理层间的应对公司治理失败负主要责任,强化股东和董事会掌控信息的权利,可以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最终增加公司治理绩效。这完全符合已经得出的结论。(2)从变量CF的t值是1.723,P值为0.087,因此治理人员的交流频率和治理绩效没有关系。理论上,许多专家认为二者呈正相关。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尽管沟通频繁,可是忽视了沟通的效果,为了完成沟通的任务而进行沟通,很难增加公司的治理绩效。(3) 变量EI的t值是5.893,P值为0.000,显著性很强。这证明员工参与治理和公司治理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往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员工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因此要强化对员工进行监管,员工只需履行义务, 并没有任何权利,而当代理论认为,企业要实现发展目标, 必须考虑所有利益攸关方。由于具有专门技术的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业绩存在密切关系,并且他们对公司的了解比较充分,所以让员工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是目前最好的途径,通过研究得出的结果也完全符合此看法。

注:**.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六、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此文利用回归分析法,以信息技术的作为新的出发点,探讨了股东和董事会掌控信息的权利,治理人员间的交流频度,员工加入公司治理和企业治理绩效的联系,得出了如下结论:(1)股东和董事会掌控信息的程度和企业治理绩效正方向变动。此结论强有力的证明了强化股东掌控信息的权力的重大意义。如果要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绝对不能轻视掌控信息的权力。以前专家认为:公司治理未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出,掌控信息的权力是改善企业治理绩效时需要着重关注的要素。(2)治理者的交流频度和治理绩效无正方向变动。 此结论虽然并不符合理论,然而和实际相符。导致此状况产生的因素是公司未能把握沟通的实质。当前很多企业频繁召开会议,可是却未能提出实质问题,也没有全面的沟通,只是单纯增加了会议的费用,提高了治理成本,不利于治理绩效的改善。(3) 员工进行治理达到的深度和企业治理绩效呈正方向变动。利益攸关方理论持这样的看法:由于具有专门技术的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业绩存在密切关系,并且他们对公司的了解比较充分,所以让员工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是目前最好的途径,通过研究得出的结果也完全符合此看法。此外,就人力资本专用性出发,企业将要支付的租金的来源是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因此当将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纳入其中的时候,员工离职就会增加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的花费等一系列成本;对员工而言,如果他离职,他就会贬值。因此员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所有者的物质资本等同,他们都面临风险,因此员工也要进行公司治理。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研究成果。

(二)政策建议

(1)保障股东、董事会的信息控制权。企业治理中起决定作用的部门是股东和董事会。要使信息技术真正有助于董事会的进行有效地监管,就必须确保董事会有效控制信息。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做到:第一,制度保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晰董事会在信息控制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能真正知晓企业,并行使自己对企业的权利。此外,要明晰股权所有者与董事会会员的责任,确保他们真正做到有效地监控经理层。第二,能力保障。经股东大会选出的董事会会员不但要掌握管理知识和特定能力,还要经验丰富。此外,还应具备操控资金和进行生产经营监管的才能。第三,动力保障。为了提高董事会成员对企业运营信息的兴趣,要允许让董事会成员持股,确保其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符,增加其积极性。第四,技术保障。建设电子投票、监管、机票体系,借助网络将信息传递给股东,帮助其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减少有关费用支出,最终增强企业治理绩效。

(2)转变公司治理信息传递模式与沟通方式,增强治理人员的沟通效率。信息在治理人员间的流通对他们的交流的影响极为直接,因此信息的有效流通能极大地改善企业治理绩效。在公司管理日益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公司面临如何高效的交流信息的问题。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不但效率地下,而且很容易失真,不利于股东和董事会在发现问题后迅速予以解决。经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股东、董事会要想决策正确并且有效约束经理人员,就只能依赖他们对信息的控制。以此为基础,本文建立了新型的企业信息传递模式。如下图1所示。图1的左方框依据作业团队进行划分。此结构的理论基础是“扁平化”结构理论, 此理论认为公司是由众多作业团队构成,各团队成员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发生联系。这些作业团队的职责和规范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借助网络将需要的信息上传至公司的数据平台,以供信息使用者利用。数据平台上的关键数据运用加密等技术确保仅有董事会、股东有权利用信息。此外, 公司还要注重采用恰当的沟通方式,信息技术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公司能借助可视电话等技术相互交流,不但可以有效地沟通,而且还能降低相关费用。并且构建董事、监事和股东及利益攸关方交流的媒介和渠道,能够确保公司信息及时、清晰为他们所掌握。

(3)鼓励员工参与。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首先,增强员工的参与意识。对员工进行培训,让其充分认识到他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其次,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公司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成一个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迅速、准确地搜集员工的观点看法,并汇总整理供管理层阅读,同时还要确保信息政策与标准与时俱进。最后,提升员工的信息技能。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学习相关课程,并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

摘要：本文以信息技术为出发点,借助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了信息技术背景下公司治理与其绩效的联系。研究发现:股东、董事会的信息控制权和公司治理绩效呈正方向变动;员工参与治理的程度和公司治理绩效也呈正方向变动;但治理人员的交流频度和公司治理却不呈正方向变动。

治理绩效 第5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债务治理；经营绩效

债务契约理论、财务信号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以及代理理论等理论认为负债是一种能提高企业价值的公司治理工具。国内外一些研究结论验证了这一观点。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我国沪深两市正常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排除了金融企业、中小企业板的企业以及数据不全企业，最终得到1098家样本公司。然后，用这些公司2007~2008两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我们的观点，即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所有债务（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均可对代理成本产生抑制作用，从而提升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依据产权理论，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构成了企业的合约结构。所以作为企业重要融资方式的负债，不仅是企业的一种资本来源，其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增加企业绩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例如，负债可以限制公司经理人利用自由现金流量为自己谋利（Jensen，1986）。

债务融资可以通过抑制代理成本提升公司财务绩效。根据Jensen and Meckling（1996）对代理成本的定义，可以将代理成本划分为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本文主要讨论债务对第三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所形成得可观测财务绩效。夏正东（2005）、李世辉（2008）等将

上述第三类代理成本分为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例如，代理人利用自由现金流量进行职务消费，这类成本是可以观测也可证实的，属于显性代理成本；而管理层违背资金提供者（债权人和股东）进行净现金流量为负的项目投资行为是很难证实的，属于隐性代理成本。

Hart and Moore（1995，1998）的研究认为由于短期负债需要短期内归还，所以当短期债务较多时，公司管理者会减少其在职消费，这一结论同李世辉（2008）对中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Bergolf and Thadden（1994）研究结果认为长期债务可以通过约束企业再融资来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姚明安等（2008）的研究结果认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企业投资。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债权人的治理作用可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即流动负债率和非流动负债率均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两类负债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和描述统计。

1、变量定义。

（1）因变量。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选择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反应样本公司经营绩效的替代变量。之所以选择总资产报酬率作为反映公司财务绩效的指标，是因为该指标不仅反映股权资金的报酬情况，也可反映债权资金的报酬情况，而且该指标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t—1期短期资产负债率（SZFLt—1），用该指标衡量样本公司短期债务的治理作用程度；t—1期长期资产负债率（LZFLt—1），用该指标来衡量样本公司长期债务的治理作用程度。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两个：

①公司规模指标（LNZC），选择公司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度量，通过控制该变量可以排除样本公司规模不同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②公司总资产营运能力指标（SL），选择总资产周转率来度量，通过控制该变量可以排除样本营运能力的不同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变量定义如表1。

2、数据选取。

我们通过巨潮资讯网和RESSET数据库搜集了本文所需的数据。这些样本公司属于正常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且排除了金融企业和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因此，通过筛选最终选出符合要求的有效观测值2196个。在本研究中，我么使用stata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对两个解释变量进行了一般描述性统计。分别列示了样本上市公司长、短期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标准差。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2.54%（43.34%+9.20%），负债总体水平偏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平衡，短期资产负债率偏高，其均值为43.34%，且在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为22.48%）；而长期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偏低，其均值为9.2%，仅占总负债17.5%，且负债水平在公司间存在明显差异（标准差为13%）。

三、回归检验与分析。

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来检验研究假设：ROA=β0+β1×SZFLt—1+β2×LZFLt—1+β3×SL+β4×LNZC+ε其中，β0为截距β1β2β

3、β4分别代表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经过比对处理面板数据的三种模型发现最适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公司营运能力及公司规模等因素后对2007——2008年样本公司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两个解释变量均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不管是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对公司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提升作用；但长期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大于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这表明长期负债对公司绩效的作用程度大于短期负债。本文前述假设通过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可以解释为：负债能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从而促使公司提高财务健康程度，进而提升公司财务绩效，但长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大于短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因此，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提升空间较大，尤其是在目前流动负债率偏高（样本均值为43.34%）而长期负债不足（样本均值仅有9.2%）且长期负债治理效应较大的情况下，应该提高长期资产负债率，从而提高公司财务健康程度，进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四、研究结论。

对于负债融资是否存在治理效应以及治理效应为正还是负目前还没有形成定论。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不平衡的特征，将债务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分别考察其治理效应，以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做出一点贡献。

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第6篇

摘要：公司的经营绩效一直是公司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好的治理结构能有效改善和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并能增加公司价值，而较好的公司绩效也同样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发展。。本文以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提升公司的绩效，进而加强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公司治理；经营绩效；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281-03

一、引言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为加快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发展，2010年国务院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为整个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创新创造关键在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云南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务院的政策，大力支持和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为研究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提供比较有利的政策条件。因此，研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对企业减少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绩效、改善财务状况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公司治理的主要对象，核心内容是监督与激励，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公司相关者的利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通过查阅公司治理理论的文献，发现近年来国内外对公司治理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对公司治理理论还没有达成一致。

（一）国外研究现状。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制约着企业内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确保投资者、经理人和职工都从这种制度安排中获利。斯雷佛和维斯尼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资金供给者的资金回报问题，资金供给者如何确保管理者在其任职期间不侵吞他们的资本或者将他们的资金用在没有回报的项目中。奥利弗·哈特在他的《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一文中指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的设定。更准确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张维迎将公司治理结构视为一种制度安排。他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样一些问题。”杨瑞龙（1999）认为，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其核心是扬弃“股东至上主义”的逻辑，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潮流的“共同治理”逻辑。这一逻辑强调，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具体说，就是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等。这种共同治理的逻辑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李维安（2002）则把公司治理看作是一个控制、指导和协调公司的系统，包括公司治理主体、公司治理客体、公司治理结构等内容，是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融合，是治理方法、治理过程、治理目标与治理结果的统一。刘汉民和刘锦（2001）从动态和静态的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认为公司治理是有关各方（合约当事人，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工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依据法律和合约规定，对公司高层经营活动行使权力。从静态上看，公司治理表现为一种结构和关系，是所有者、董事（含监事）与经理人员之间的权利制衡关系；从动态上看则表现为一个过程和机制。

三、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概念

（一）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是一个在处理企业各利益关系方之间利益关系过程中而形成的动态概念，是指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制约企业各利益关系方权利与责任并形成有效决策的过程。公司治理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一套规定各利益方（股东、经理人员、债权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规则，如对他们各自的权利与责任的界定；另一方面是一套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其本质是一种关系合约。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权利分配间题，其核也问题就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之间的权利分配和相互监督与牵制，即哪些权利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享有，送些组织机构之间通过享有各自的法定权利和章定权利，共同构成了公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从而保障公司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经营绩效。企业经营绩效，也称公司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在实际工作中，评价一个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往往从分析它的财务报表中的数据而来。一张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不仅能够直接反映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和分配活动的状态或状况，而且可间接揭示财务活动的效率或能力。我们常说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这四大能力就是一个公司经营绩效水平的财务运行效率的直观体现，这也是一个企业经营效率水平的主要表现。企业的经营绩效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国内外对经营绩效理论的研究分析总结，经营绩效主要受股权结构、经理层、公司成长性、企业规模等因素影响。本文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探讨其对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四、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的现状分析

2008年8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通过行动计划实施，培育了一批具有云南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促进云南创新型、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明显。2014 年，年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达233 家，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1.32%，比2013 年增长9.91%，其中10 ～ 100亿元的企业达38 家，增长15.15%。

（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聚集发展效应显著增强。目前为止，云南省已建成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华科技产业园、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腾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云财富工业园区、红河工业园区、红塔区工业园区、文山三七产业园区等11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三）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于“六大优势领域”。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领域集中分布在生物及医药技术、电子与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及高效节能、环境保护等“六大优势领域”。全省“六大优势领域”共有高新技术企业649 家，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87.23%。

但是，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也面临着以下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下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分布在昆明、玉溪、曲靖等经济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对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带动面窄、辐射作用不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看，昆明、玉溪、曲靖、红河、楚雄、大理等6 个州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达662 家、占全省的88.98%，其中，昆明辖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为494 家、占全省的66.40%。

其二，企业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不足、质量偏低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科技人才。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少不了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由于云南地处西南，对高质量人才吸引力不够。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队伍不强，缺少专业化、高素质的高层次科技人才。

其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升级发展受到制约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小、风险高、不确定性大，股东拥有创新产品和技术而往往不具有传统抵押物，不符合银行传统的信贷要求，因而较难获得大银行的融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前期研发、生产投入很大，使得企业自身资金积累很少，发展后劲不足。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缺乏资金保障，直接影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升级和规模扩展。

五、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一）董事会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董事会一方面对公司的经营方向、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商量与决策，并且对公司管理和负责；另一方面还要对公司的高管层比如经理层进行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司政策的正常执行，可以说，董事会在公司中是核心的地位，是联系上层股东与下层经理的纽带，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与高效率是公司顺利经营的保证，也对公司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分，在研究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关系时，股权结构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公司中的股权比较分散时，这时公司的受益人是管理层中的经理层，在经济现象中小股东也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因为经理层就会利用所掌握的公司信息进行谋利，从而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但是当公司的股权集中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时候，这几个股东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监督公司员工，从而能够使得自己的股权有增值的空间，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上层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能提高公司自身价值。

（三）监事会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监事会对公司董事和经理的监督成效往往是通过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反应出来的，通过召开监事会会议，监事会成员可以进行及时的沟通，对公司在过去时间里做出的有损害公司价值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经营战略和管理决策提出异议，也可以针对其他一些平时的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从战略和管理上对公司进行改进，增加公司的经营绩效。

六、提升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策略

（一）完善董事会治理，使其作用有效发挥。董董事会会议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应付上级检查和作样而设立的花瓶摆设；再者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一般现象是公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时才会召开董事会，这种召开方式本身就是被动的，董事们的态度自然就不够积极主动，在会议过程中也就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对绩效的作用也不显著，因此就要提高董事们参与董事会会议的积极性，做好战略部署。

（二）适当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健全股权激励机制。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以及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建立动态的、与公司绩效相关的管理层人员股权激励机制是势在必行的。管理层激励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地将管理人员的个人私利与公司长期发展和股东的利益有效结合起来。同时激励的对象范围也可以根据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密集等特点，扩大至核心技术人员等关键员工，从而更有效地提局闻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

（三）监事会明确职责，加强有效监督。做好监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监事素质，各监事会要定期组织监事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熟悉相关的政策规定，熟练掌握财务、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和监督水平。另外，监事会必须明确指导思想，促进企业发展。发展是企业的目标和最终要求。无论是公司的利益，还是职工的利益，都只有在企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中才能有效实现。监事会要树立“支持董事会和总经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支持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工作。

七、结束语

高新技术产业是云南省及至全国新兴发展的重要行业，本文通过理论分析，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确实存在一定相关性，所以完善公司治理对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往后发展成为健康的主导经济行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另外，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和时间等方面的原因，对一些问题理解不够深入与透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系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省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编号：2016YJCXS7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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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峰（1990--），男，汉族，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陈欣欣（1992--），女，汉族，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企业管理中绩效评价与共同治理 第7篇

一、绩效评价是实现共同治理目标的前提

无论从为企业价值分配提供依据的角度讲, 还是作为设计激励机制的基础方面考虑, 绩效评价在共同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都反映在事前信息的提供上。事实上, 在各利益相关者治理效果的事后鉴定证明方面, 绩效评价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因此表现为彼此之间会出现契约的解体、缔结不断循环往复过程。绩效评价为旧的契约的履行提供依据, 各利益相关者的绩效充分说明企业价值的分配是否达到均衡状态, 报酬契约的设计能否充分激励代理方等。同时, 绩效评价又为新契约的缔结提供了公共信息。绩效评价所体现的旧契约中某些利益相关者治理效率低下及激励不足的问题, 为当前契约当事人进行新的契约的再签谈判, 在讨价还价中提供了依据, 从而给某些利益相关者有益的启示, 重新考虑策略, 改变境况持续恶化的现状, 降低契约的再签成本。由此, 绩效评价是实现有效决策与控制的可靠基础, 是各利益相关者不断完善契约设计的必要条件, 是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

二、绩效评价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的保证

在共同治理模式下, 经理不仅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受托人, 担负着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责任, 同时作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方, 其自身也有不同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函数, 有可能会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目标的实现。这种目标不一致就会产生“代理问题”。而代理问题所造成的委托人利益受损的程度就是消除代理问题的“代理成本”, 其取决于代理人风险承担能力、工作努力水平与代理人要求补偿的期望。因而, 共同治理的主要内容就体现在利益相关者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 通过激励机制来调动经理的积极性, 防止经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背离, 因为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终能否实现, 归根到底取决于道德风险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 保证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

激励机制的实现要依靠绩效评价与报酬契约。绩效评价是订立报酬契约的依据、基础和前提。报酬契约是激励主体根据绩效评价的结果对激励客体的固定收入与风险收入、短期收入与长期收入按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原则形成的一整套报酬制度, 让激励客体做出有利于激励主体的行为和决策。可见, 绩效评价系统设计的科学性, 直接决定了报酬契约的有效性。利益相关者通过绩效指标来评判对经理人的奖惩, 有效地监督其行为。绩效评价是将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的目标利益函数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步骤之一, 依据正确的绩效评价结果才能设计出具有充分激励数额和合理结构的报酬契约, 最终减少代理成本。

三、绩效评价是企业价值分配的依据

当企业处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模式之下,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 是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所有的。共同治理的重要内容, 就是设计正确的契约结构与内容, 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称。因此, 决定分配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关键, 就落在了绩效评价的环节上了。绩效评价的操作, 是评价主体利用其掌握的信息, 运用一定的方法、程序、指标等, 对评价客体进行量化分析, 最终做出判断的过程。在共同治理模式下, 只有通过绩效评价, 各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才能得到公认的精确统计, 从而实现报酬以业绩为基础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 并确定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通过计量和报告各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保证了企业决策和利益相关者相联系, 决策权力的安排与利益相关者拥有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匹配。绩效评价的失灵, 有可能造成企业价值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非公正分布, 导致企业决策不能及时适应环境的变化, 不能达到最有效地合理分配资源的需要, 进而影响到治理效率及治理目标。

四、共同治理是绩效评价的有效补充

上世纪70年代以后, 知识资本初见端倪, 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利用, 人力资源的作用日益突出。企业开始认识到应将营销、生产、研发、财务、人力资源各职能部门协调统一, 从整体上加以考虑。只有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企业才能持续发展。因而, 各国的公司治理理念, 越来越多的向“共同治理”模式靠近。按这种“共同治理”逻辑构建的绩效评价系统, 评价主体应扩展到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等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在这一模式下, 仅仅对企业的生产效率绩效评价, 已不能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了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度、新产品数量、员工满意度等评价指标。除了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上的变化外, 共同治理模式下绩效评价范围也扩展为企业整体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分别参与到企业价值形成的不同阶段, 对企业绩效评价测量不同, 这就要求绩效评价应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企业做出全面的、综合的评价。评价目标也由股东财富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企业的长期价值有赖于员工的知识与能力, 有赖于企业与投资者、客户、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 不同治理模式下其绩效评价主体、内容、目标、方法都各有差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绩效评价系统是共同治理模式催生的产物, 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服务。在现代社会中, 人的知识被划分为默示知识与明示知识。明示知识可计量, 可表示。绩效评价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映明示信息。因此, 依据绩效评价设计契约, 仍是不完备的契约, 仍不能充分激励人力资本释放其默示信息。而对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 则可以弥补基于绩效评价的激励机制的不足, 从制度层次上实现利益相关者互相监督, 使其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展示默示信息, 达到共同治理的目标。因此, 共同治理成为绩效评价中的有效补充, 不应该加以忽略。

五、共同治理与绩效评价是环境与系统的关系

共同治理是通过一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 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 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绩效评价, 主要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果。绩效评价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 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有效的共同治理结构, 有助于绩效评价的改进。绩效评价的执行, 最终要落实到人, 而人的行为要制度去约束, 无论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如何完善, 没有制度保证其贯彻, 其评价结果仍然难免与目标相悖。因为对于愿不愿意用指标以及如何用指标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设想在一股独大的单边治理环境下, 经理成为大股东的代言人, 在制度设计上必然遵循单边治理的逻辑, 对企业绩效的评价, 必然是依据其是否能给股东带来利润最大化作为标准的。因此, 在这种单边治理环境下, 我们无法指望绩效评价结果能代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反, 如果制度的设计能够保证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 经理有足够的动力为各利益相关者服务, 那么绩效评价自然能客观衡量各利益相关者的绩效。因此, 共同治理结构设计是否有效, 是决定绩效评价是否客观反映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根源。有缺陷的治理结构, 无法保证绩效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公司治理、社会审计与公司绩效研究 第8篇

公司治理是当前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它是随着企业制度逐步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它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其本质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 即以股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泛称 (青木昌彦、钱颖一, 1996;张维迎, 1999) 。其核心是在法律、法规和惯例的框架下, 保证以股东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一整套公司权力安排、责任分工和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是公司正确决策和有效管理的基础, 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和有效的治理机制, 公司的长远发展将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隐在的深层危机, 影响企业的成长进程, 甚至导致企业的衰败和灭亡。社会审计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特殊的、有效的“经济警察”监控制度安排, 实质上是为审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安全提供了一种第三方担保。

典型的分类方式将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包括各种组织安排或者程序以平衡公司股东、董事、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Beasley, Carcello, Hermanson&Lapides, 2000;Felo, Krishnamurthy&Soleri, 2001) 。其中, 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审计委员会的特点和董事会主席与CEO是否二职合一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效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Carcello&Neal, 2000;Cohen et al., 2002) 。按照定义社会审计属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也有学者从社会层面、公司层面以及公司间层面三个角度对公司治理进行分类研究 (陈仕华、郑文权, 2010) 。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有关公司治理评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日益深入, 公司治理评价的内容从专题性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特别是1997年,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公司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安然事件”的爆发掀起了西方公司治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颁布, 标志着公司治理在中国的受重视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2002美国SOX法案更是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司治理及治理效率问题的关注。

尤其是在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受到广大投资者的质疑。在中国也频繁爆发了会计丑闻和审计舞弊事件, 如郑百文、黎明股份、银广厦、琼能源、大庆联谊、达尔曼等, 这些舞弊事件不仅造成信息失真, 而且导致了信息使用者决策失误, 给审计利益相关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舞弊事件最终导致审计市场、资本市场失灵而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些事件也给社会审计行业敲响了警钟。而且中国的公司治理正处于一个深度变革的时代, 还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司治理系统, 市场对公司的约束力量较小。因而, 怎样确保审计师的独立性、怎么样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社会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和效率问题急需解决。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完善公司的治理系统, 才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进而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

二、理论阐释与研究假设

1.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

Yermack (1996) 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分析董事会规模, 他利用福布斯杂志19841991年间公布的美国500家最大公众公司的数据, 得出了董事会规模越大, 则公司绩效越差的结论。Eisenberg等 (1998) 则利用芬兰的中小公司的数据, 同样得出了董事会规模越大, 公司绩效越差的结论。因此现有的国外文献总体而言倾向于认为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具有相关性。同时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小越好。在国内, 孙永祥 (2002) 对国外有关董事会问题的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综述, 并首次对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 认为就整体而言, 董事会规模越小, 越有利于公司治理。

2. 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

关于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各学者研究结论不一, 主要存在三大类结论: (1) 存在正相关关系, Baysinger和Butler (1985) 的研究表明,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比例和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Beasly (1995) 研究了独立董事比例与虚假财务报告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发现独立董事的比率越高, 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越低。杨洁、郑军和承龙 (2004) 以2002年中国医药板块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白重恩、刘俏等 (2005) 指出, 董事会构成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确有一定的共性, 实证研究发现,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对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帮助。 (2) 存在负相关关系, 如戴利和达尔顿 (Daily Catherine M.and Dalton Dan R, 1993) 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 那些绩效高的公司恰恰是独立性依赖较少的公司。David (1996) 的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比例与托宾Q之间呈反比例关系, 而与其他业绩计量指标之间并没什么相关关系。之后, 埃格拉华和诺波尔 (Agrawl.A.and Knoeber Charles R, 1996) 同样发现, 外部董事与反映公司绩效的托宾Q具有负相关的关系。 (3) 不存在相关关系, Fosberg (1989) 的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公司的监督乃至资产回报率没有关系。Hermalin和Weisbach (1991) 以及Mehran (1995) 等人的许多研究都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绩效之间有什么显著的相关关系。Lauralin (1996) 利用有关的公开资料对董事会构成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整体业绩没有相关关系。关于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的研究多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期依赖, 独立董事制度才真正受到各国的重视并不断完善。

3. 二职合一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主席保持独立性可以强化董事会的监督作用, 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指出, 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 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代理损失会增加, 而两者的职能也会发生冲突, 难以维护股东及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Boyd (1995) 对董事长与CEO的合一与分离, 及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认为两职的合一或分离与公司绩效是相关的。Rechner和Dalton (1991) 的研究表明, 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 (以会计报酬表示) 之间具有关系, 即那些采用两职分离的公司一般比不采用的公司绩效更好。李维安和张国萍 (2005) 研究指出总经理和董事长两权分离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主要是因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不合一的公司更具有明确的盈利目标。

4.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

Shleifer and Vishny (1986) 认为, 较高的持股能部分解决监督行为中的“搭便车” (freerider) 问题 (Grossman and Hart, 1980) , 激励大股东提供较强的管理监督, 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监督收益, 他们的模型表明, 大股东或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可以有效发挥监督管理者的职能。会芳 (2004) 考察了第一大股东变更对公司绩效所带来的影响, 但她没有观察到第一大股东变更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影响。苏卫东和黄晓艳 (2004) 发现, “一股独大”会助长经营者机会主义;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防治机会主义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谢军 (2006) 通过对第一大股东和股权集中度的治理激励功能的考察, 得出, 第一大股东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较高的持股会激励第一大股东更密切地关注公司业绩, 并更积极地实施管理监督和管理改善。

5. 社会审计公司绩效。

社会审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系统, 能有效地监督管理层, 保证其按照企业的利益经营, 另一方面有效地审计能防止大股东通过“隧道行为”对小股东利益的损害。笔者认为社会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 由于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单位本身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而不是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 其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三、研究结论

国际内部审计发展趋势中所提到的“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是建立在有效治理体系的四个主要条件的协同之上的, 这主要四个条件是:董事会、执行管理层、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监事会规模及二职合一) 与社会审计关系的理论分析中我们看以看到,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社会审计之间其实是一种替代和补充关系, 当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混乱时, 为有效保护投资者, 就需要社会审计来进行有效地监督, 然而公司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审计费用, 才能得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当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足以完善时, 公司用于社会审计的费用将大大减少, 而利益相关者又能得到利益保障。

摘要：公司治理是当前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它是随着企业制度逐步产生、发展和完善的。由于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受到广大投资者的质疑。国内外掀起了公司治理和社会审计的研究高潮。基于此,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文献研究法在理论上确定公司治理、社会审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关键词：公司治理,社会审计,公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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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影响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 第9篇

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与环境绩效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Russo[1]研究认为高管激励能减少废气排放量, 提高工厂环境绩效。 Berrone和Gomez-Mejia[2]发现,在重污染行业中,环保治理机制能增强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长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增强污染防治的成功率。 Carl和Kock[3]研究发现董事会特征、管理激励、公司控制的市场和企业的法律监管体系能决定企业环境绩效水平,而不同的治理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现有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关于环境保护活动中的利益分歧。 Walls[4]发现公司治理的所有权与环境优势显著正相关,而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则呈负相关。

我国关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环境绩效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 陈璇[5]研究发现,增加董事长在上市公司持股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水平, 而总经理持股量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吴德军[6]研究发现,高管的长期薪酬(以年末持股数度量)与公司环境绩效正相关。

综上, 以新兴经济体为样本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 以中国重污染行业公司为实证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管理激励) 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揭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一)公司股权结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被寄予的希望不仅仅是创造经济效益, 还有通过经济溢出效应带动整个行业和地区有效发展,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因此,国有企业在执行国家经济政策、 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理应在保护环境、提高环境绩效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国有重污染上市公司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股权集中会给公司行为带来更严格的监管和优先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股东利益。 在股权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下, 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无需担心股权分散可能出现的外部市场接管, 大股东可以专心致力于经营,从各方面支持上市公司。 从这一角度看, 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 同时由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绝对控股, 往往会更容易对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激励, 这也对上市公司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企业注重环境问题,保持竞争优势。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大规模董事会为公司提供了多维度的决策咨询,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必要资源提供便捷,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外在形象, 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此外, 大规模董事会可以聘任有能力的外部董事有效监督和治理公司。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大规模董事会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

根据代理理论, 独立董事比内部董事更能有效行使监控职能, 因为独立董事更容易客观看待问题和评估公司业绩。 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Miller[7]指出,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在环境问题决策更具有独到的见解, 所以较高独立董事比例预期可以减少污染。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 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Core[8]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在提高董事会效力方面显得很重要。 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董事会活动也就越频繁,更有助于董事之间交换意见,更能有有效行使董事会职能并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 对于重污染行业的公司而言, 更多的董事会次数能更好地提醒管理层重视环境问题,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更好地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关注企业持续发展。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c: 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公司管理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Michelle Rodrigue等[9]认为,为了规避因环保问题带来的风险, 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更乐意致力于实施环境政策。 而且为了激励高管采取环境政策,重污染行业也更乐意将环境绩效与高管薪酬联系在一起。 若企业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不仅仅会影响高管其短期薪酬,更会影响其职业生涯保障。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高管短期薪酬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Berrone和Gomez-Mejia[2]在整合制度理论和代理理论基础上, 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 且长期薪酬对环境治理有着正向显著作用。 Dowell[10]也发现那些采取严格的环境标准的公司得到了较高的股票市场绩效。 因此, 为了股票价值上升,高管们应该做出减少污染的决定,使公司避免消极环境行为的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b: 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对象和方法

本文选择上交所2010-2012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不全以及ST、ST*公司, 最终选取了215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本文的上市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均来自巨潮资讯网, 本文所用到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公司治理数据、股东数据均来自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和EXCEL软件。

(二)研究变量和评价指标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 本文选择了环境绩效为因变量,选择了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年份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个自变量的衡量方法见表1。

国内学者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主要采取的是CEP指数或美国环保署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 但目前我国对环境绩效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 还没有建立统一的 数据库 。 本文借鉴 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14031环境绩效评估标准评价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 该标准分为管理绩效指标和操作绩效指标,采用“内容分析法”将定性的描述定量化, 便于后续研究。 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 总的规则是指标没有进行披露为0分、该项指标仅有少量叙述或仅是定性描述为1分、该项指标有较详细的阐述或有定量数据叙述为3分。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面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公司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与环境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国有股东相比非国有股东更有助于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假设1a得到验证。 第一大股东持有比例对环境绩效影响在0.0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股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提高公司环境绩效,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假设1b得到验证。 董事会规模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0.1水平上显著为负,假设2a未得到验证,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董事会规模的扩大降低了董事的决策效率,难以就是否采用环保政策与措施成一致意见, 不利于实现公司的环境战略。 独立董事对环境绩效影响不显著, 说明我国独立董事监督职能未能得到很好发挥,独立董事机制仍需改善,假设2b未能得到验证。 董事会会议次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董事会履行职能存在联系,证实了我国董事会会议能有效监督公司提高环境绩效,维护相关利益者权益,假设2c得到验证。 高管总薪酬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总薪酬的增加有助于公司环境绩效的提升,假设3a得到验证;高管持股与环境绩效无显著关系, 这与我国高管持股比例偏低现象有关, 不能发挥高管持股在环境治理的有效作用,假设3c未能得到验证。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公司治理内部机制能够对公司环境绩效产生影响。 在股权结构方面,国有股、股权集中与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在董事会特征发面,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环境绩效呈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与环境绩效呈负相关, 独立董事机制未能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影响;在高管激励方面,高管总薪酬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长期薪酬却未能发挥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 因此,政府应重视国有重污染上市公司在保护环境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通过适度的国家控股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企业应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董事会机制, 特别是发挥独立董事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重视高管长期薪酬对环境绩效的正向作用。

董事会诚信治理与企业绩效研究 第10篇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作为企业文化软实力,在企业文化治理层面应重点突出。我国的海尔、美的都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在文化治理层面重点突出诚信建设,以诚信占领市场信誉优势,公司绩效逐年提升,其绩效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诚信治理理念对提高企业绩效有重要作用。但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诚信却是日趋衰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诚信危机。创维公司董事局主席侵占公司财产,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严重破坏了企业形象,直接导致企业绩效下滑。针对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企业的不诚信行为主要是缺乏诚信的治理理念,因此,要探讨企业的诚信问题,必须从企业的内部治理入手, 董事会作为内部治理的核心,能否做到诚信治理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并且董事会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主体,应担当起道德责任,为道德风气改善做努力,在经济变革时期,企业更应大力倡导诚信的核心价值观,推动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本文从董事会的社会属性(诚信角度)出发,构建了董事会诚信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并用SPSS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董事会的诚信治理是否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进而为企业的文化治理提供向导,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董事会在企业内部治理的特殊作用,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成为了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Yermack (1996)对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以美国的452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凹性曲线关系。Moyer,RAO(1996)使用MVA与EVA作为绩效测量指标,发现不同领导结构与业绩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异。Black,Kim(2012)指出外部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的中心元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董事会结构改革可以积极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甚至公司的性能。Xie,Fukumoto (2013) 发现了不同于Yermack的实证研究,他们使用日本公司的数据,发现当董事规模比较小时, 公司绩效与董事会规模显著正相关,当董事会规模较大时,公司绩效与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王跃堂、赵子夜等 (2006)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蔡玉程、王淑珍(2007)指出,多数学者倾向于董事会要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张振、陆佳(2011)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创业板上市的59家公司进行了分析, 证实了董事会规模和女性董事比例都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样两个假设。

显然,国内外学者大多集中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和董事会领导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很少有学者从社会属性(诚信角度)来分析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 本文在设计董事会诚信治理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企业董事会诚信治理进行量化评价,通过提炼诚信治理指标体系,构建了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董事会诚信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问题。Hermalin,Weisbach(1998)指出,在现代公司治理的实践中,董事会居于核心地位。失信行为只会给企业带来负面效应,只有从诚信出发,才能给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才能提高企业绩效。Black et al(1999)认为,在个人道德上缺乏诚信的领导,摧毁一个公司的速度比领导人做出糟糕的策略摧毁公司的速度更快。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领导者短期的诚信行为,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暂时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和惩罚。企业失信行为会破坏企业与客户、供应商以及政府的关系,损害公司的声誉,影响企业的绩效。George (2003)指出,企业需要真正的、拥有最大诚信的、致力于建设持久组织的领导者,领导者的诚信、责任感是他们的核心价值。Telford,Gostick(2003)认为,人们渴求有道德的领导 , 通过一项 全球75000人参与的 调查 ,Keozus,Posner (2002)认为诚信是最重要的领导特质。Palanski,Yammarino (2009)的研究表明,组员个人的诚信水平与组织的诚信水平直接相关,组织的诚信氛围与组织的诚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满意度与领导的诚信度正相关, 领导诚信与员工诚信、团队诚信观念正相关,以及企业绩效与领导诚信度呈正相关。Adams et al(2010)认为,由公司的失信丑闻所引起的对公司治理的持续关注,也使如何改进董事会成为政策讨论的中心和学术研究的焦点。卓柳迎 (2004)认为,企业全体员工追求的企业文化、企业伦理层面上的东西很难模仿,公司治理唯有诚信为本,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价值。朱晓辉(2004)认为,一个企业内如果能培育起一种诚信的核心价值观,并涵盖公司内所有员工, 那么无需任何其他成本,就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张耀伟 (2008) 认为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董事会治理质量的改善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醋卫华(2011)认为,每一次公司的失信行为爆发都会严重破坏企业、市场和监管机构的声誉,使企业面临价值下跌的困难,安然、世通公司的不诚信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声誉,最终导致破产。诚信和领导诚信对企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作为最重要的领导者,其诚信治理对企业绩效有重要作用,因此应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企业绩效与董事会诚信治理显著正相关

国内外对于诚信维度的直接研究比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公认的测量维度,一些学者对诚信的内涵进行了探索。Wells,Kipnis(2001)认为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诚直,并对这三个方面分别作了定义:诚实:实事求是,说真话,发布真实全面的信息。诚实重在对行为主体的言语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行为的规范和要求。守信:言而有信, 言出必行,是对行为一致性的把握,要求行为必须与言语保持高度的一致。诚直:做事情秉公方正,不掺杂私心邪念, 不枉断曲行,诚直是对言行自身的规范和要求,即言语和行为必须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Lowe,Cordery, Morrison(2004)指出,诚信就是通常用来表达例如道德、伦理、责任、诚实等的思想。Palanski,Yammarino(2007)认为, 诚信的定义有很多,导致很难衡量和测试,他们在参考了近30篇关于诚信定义的文章后,把诚信的含义分为5种:诚信是整体性;诚信是语言和行动的一致性;诚信是在逆境中还能讲信用;诚信是对自己真实、诚实;诚信是道德伦理,包括诚实、信用、公正。之后他们进一步指出,诚信应当定义为个体行动和语言的一致性,这种定义与Simons的观点非常的相似,Simons(2002)也把诚信定义为在语言和行动之间 感知模式 的一致性 , 之后Michael,Palanski et al (2009)通过研究也把诚信定义为语言和行动的一致。唐国战(2005)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角度来看,认为诚信的内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 一是诚实。就是忠诚老实,主要是对人处世的道德准则。二是守信。就是遵守诺言,实践自己的诺言。言必信,行必果。三是信任。诚实守信讲的是独立行为的规范,用来规范每一次行为。信用和信誉就是用来表述个人或群体诚实守信者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特征的概念。而信任,则是对他人或社会团体一种相信并敢于委托的态度,表明主体对他人的可靠、忠实、正直和诚意具有坚定的信念。因此在诚信维度的选择上,本文着重参考了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诚信的内涵划分为六个维度:真心、实意、诚实、规矩、信用和声誉。Delaney,Huselid (1996) 提出通过认知组织绩效和认知市场绩效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绩效,对认知组织绩效的测量包括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客户满意度、员工关系等,认知市场绩效包括市场占有率、销售增长率等。Kaplan,Norton(2001)提出战略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内部流程、顾客满意、学习与成长四个层面来评级企业绩效。Cooper(2000)提出评价企业绩效可以用市场增长率、经济值增加、资本成本、资本收益率等。 我国学者王忠宗(2002)认为,绩效应包含效率和效果两层意义,并提出了以企业和员工双赢为目的的绩效考核指标:社会责任、服务、成长、顾客、市场等。周毅(2007)认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有:市场份额、销售增长率、利润率、 新产品开发、市场增长、员工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员工离职率、员工缺勤率、工作投入度等。通过对以往国内外学者的文献回顾可知,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发展空间方面来衡量企业绩效。为对企业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本文重点参考了Delaney,Huselid和周毅的研究成果,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测量企业绩效的8个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利润率、销售增长率、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新产品开发能力、产品和服务质量、市场份额。

因此,从诚信的维度出发研究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根据以上对诚信维度的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2: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真心治理显著正相关

假设3: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实意治理显著正相关

假设4: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诚实治理显著正相关

假设5: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规矩治理显著正相关

假设6: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信用治理显著正相关

假设7: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声誉治理显著正相关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将诚信的六个维度指标作为自变量,企业绩效的八个指标作为因变量,并且在参考以往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过程中引入了两个调节变量:企业性质和企业年限。目的是在研究不同企业性质和年限的企业中,董事会诚信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上述待检验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架构了董事会诚信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参考以往一些学者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需要,重新设计了适合本理论假设的测量指标,形成了问卷。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单项选择的形式,描述被调查企业的背景情况,包括企业的性质、企业成立的年限、填表人的职位以及工作年限。第二部分是对董事会诚信维度的设计,设计了董事会诚信的六个维度,问卷采用五级量表法,采用正向计分,1代表很差,5代表非常好。第三部分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测量企业绩效的8个指标,问卷同样采用五级量表法,正向计分,1代表很低,5代表很高。然后用Cronbach’s Alpha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分析,结果测得a值为0.979,大于0.7,说明该问卷具有非常好的信度。至于效度分析,董事会诚信维度与企业绩效测评问卷的设计结合了前人的量表,而这些量表经过了大量的实际运用和检验,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其次,采用主成分析法检验效度,根据Kaiser准则,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共有1个,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8.477%,大于75%,KMO值为0.971,Bartlett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可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由于董事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诚信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价值理念,是一个长时间的累积过程,短期的诚信并不能形成企业的诚信。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企业为成立年限在两年以上的。在被调查的人员选择上,由于本研究的侧重点是董事会的诚信治理,因此,本研究主要选择企业的管理者即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总经理以及股东,他们的职位能够提供比较全面、真实的信息。本调查问卷涉及到广西、青海、湖南、湖北地区的建筑、商贸、制造业等,由作者自己直接实地发放,相关管理者现场进行填写,然后直接回收数据资料,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5份,经过整理,有效问卷一共176份。被调查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在对调查问卷进行了效度和信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用Person简单相关系数法来探讨董事会诚信维度指标与企业绩效指标的相关性。得出董事会诚信维度指标与企业绩效指标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2的研究结果来看,企业绩效八个指标与董事会诚信维度的真心、实意、诚实、规矩、信用、声誉分别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2、假设3、假设4、假设5、假设6、假设7得到验证;由于企业绩效每一指标与董事会诚信维度的每一指标正相关,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注:** 代表 p 0.01,* 代表 p 0.05

(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对数量之间关系分析的一种方法,利用回归分析的目的是探求董事会诚信六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路径系数。本文以企业绩效指标为因变量,以真心、实意、真诚、规矩、信用、声誉六个维度为自变量,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主要是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以及回归系数的t值和显著性验值。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董事会诚信测量维度的六个维度的VIF值均小于10,因此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董事会诚信测量的六个维度,其t值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且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正,因此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利润率、顾客满意度、员工满意度、工作投入度、市场份额、新产品开发能力与董事会诚信维度测量指标的真心、实意、诚实、规矩、信用、声誉六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由此本文的假设2、假设3、假设4、假设5、假设6、 假设7均得到验证。由企业的各个绩效指标与董事会诚信测量维度的六个指标均显著正相关,可知企业绩效与董事会的诚信治理显著正向相关,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在研究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大多学者都是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和董事会领导权角度来证明董事会效率对企业绩效具有重大作用,而本文从董事会社会属性出发,把诚信引入董事会治理中,从社会属性(诚信) 得出新的结论:董事会诚信治理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绩效的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利润率、 顾客满意度、员工满意度、工作投入度、市场份额、新产品开发能力与董事会诚信维度中的真心、实意显著正相关, 因此,董事会对企业真心实意的治理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企业绩效的八个指标与董事会诚信维度中的诚实、规矩也显著正相关,因此,董事会对企业的诚实治理、规矩治理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企业绩效的八个指标与董事会诚信维度中的信用、声誉也都显著正相关,因此,董事会对企业进行信用、声誉治理也能够积极提高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发展。

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第11篇

这些年来, 学者通过对公司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总体上都将公司管理视为一种制度, 公司治理是相联系的股权、董事会、管理层之间利益的均衡, 这种管理观念被称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激励四部分。

二、公司绩效的内涵

公司绩效是指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活动所产生的经营成果。公司绩效主要是用于衡量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否成功达成、是否有效的评价和判断。公司绩效的内涵较为丰富, 它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 与众多竞争者相比较所体现的优势, 也包括投资回报率和会计利润率, 还包括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克服威胁和抓住机遇的能力。

三、公司治理机制影响公司绩效的主要因素

(一) 股权结构治理。

第一, 股权集中度高, 企业业绩较好, 这说明一定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 大股东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进行自己的任务, 从而这使得公司的收益增加, 同时减少小股东“搭便车”的情况, 避免因担心监督成本问题而疏于对管理层的监督;第二, 国有股、法人股比例越高, 公司业绩越好。对于法人股来说, 它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只能从盈利中获得股息红利, 与公司的长远利益相匹配, 而国有股较大比例又容易造成垄断, 因此注意国家股比例的同时去适当增加法人股持股比例, 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第三, 股权之间的制衡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多个大股东的存在, 有利于抑制单个大股东对私有利益的追求, 从而能提高公司绩效。

(二) 董事会治理。

首先,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成倒U型曲线联系。一定范围内, 董事会规模扩大, 公司绩效提高。但这必须是在适当的区间里, 要适宜调整董事会规模, 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其次, 董事会的成员数量越多, 公司绩效越低。人数过多会导致交流与合作的分歧, 难以达成一致的观点, 错失好的机会, 不利于提高绩效。

(三) 监事会治理。

一方面监事会规模对企业业绩有积极影响。监事会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够提高企业业绩, 要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 形成真正的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监事会不受重视的自身地位, 以及自身机制不完善, 没有尽职尽责, 使得监事会目前还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四) 高管激励治理。

首先, 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薪酬激励, 公司绩效会相应提高。高管薪酬制度的制定应结合公司业绩的发展程度, 制定的薪酬并非越高越好, 而是有一个合理的薪酬范围, 这离不开高管自身与公司实际情况的综合考虑;其次, 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明显。在我们国家, 已经开始对高管人员实行股权激励, 但持股比例低且整体应用不足。同时, 股权集中的状态使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并不显得十分必要。

四、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现状及缺陷

(一) 股权结构不合理, 股权过分集中。

目前, 我国的国家股占主导, 社会股持有人所持股份都比较分散, 地位较弱, 公司治理机制效率低下。社会股分散, 社会股权持有者受持股的数量限制无法参加大会, 无法行使控制权, 无法保障其利益, 制衡机制的作用受到影响。

(二) 董事会独立性不够。

董事长与管理者职位设置相重叠, 董事会结构不合理, 内部董事数量多, 这些问题使得管理层可以对自己的经营情况做出评价, 导致权力失衡, 难以形成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公司治理机制的完整。又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 董事会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 最终损害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 监事会功能有限。

监事会的权力并不突出, 只拥有部分检查企业内部事务与管理的权力, 不能参加公司事务的评议与决策, 无控制权, 公司忽视监事会的存在意义, 使其职能并没有得以有效发挥。然而对于监事会自身来说, 它的建设不健全, 监督职能缺损, 受控于公司管理层, 独立性减弱。

(四) 高管激励机制存在缺陷。

首先, 报酬结构不合理, 形式大多是工资加奖金, 不能更好的利用年薪制、分红、知识工资等新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其次, 管理层的报酬也偏低, 这样使得一些高管人员通过违规或违法方式获取非正当收入。另外, 管理层持股较少, 这都会造成企业业绩下降。

(五) 公司治理制度不规范。

各机构设置的职位不当或职权不能充分发挥, 导致董事会的决定权被剥夺;管理层权力过大, 监事会难以发挥其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二职合一, 也为个人专政, 独断专行提供方便。这些都会损害利益, 造成公司绩效的下降。

五、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绩效相关建议

(一) 优化股权结构, 提高企业业绩。

首先, 正确看待增发新股这一手段, 利用它调整股权结构的功效, 大幅提高社会股, 使其有权行使股东控制权, 保障小股东利益, 发挥制衡机制的作用。控制国家股的比例合理, 解决国有股的负面效应, 从而充分保障经济的平稳进行;其次, 通过分置、转让、兼并、收购等方式, 实现股权架构的优化与提升, 加强股权集中度, 但是要注意股权集中的适度与范围, 避免出现股东间相互竞争导致利益受损, 企业业绩下降的现象。

(二) 强化董事会功能, 提高决策和监督效力。

首先, 保证并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合理安排董事会成员结构及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人员组成方面要注意各种知识结构、技能能力的相匹配, 使其能够代表大多数股东的利益。对独立董事的选拔任命也需遵循一定规章与办法, 确立其权利以及义务, 使得独立董事做出自己合理的决定, 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其次, 建立有效的董事激励机制, 提高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最后, 采取董事问责机制, 保证董事会决策的正确性, 使董事合理合法进行职权活动, 提升公司效益。

(三) 完善监事会职能。

首先, 切实强化监事会的机构设置, 使其真正拥有监督的能力和作用, 内部包含职工代表, 外部则以精通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士为主;其次, 确保监事会的独立性, 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 定期评估以确保工作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做到全过程、全方位监督。

(四) 合理设计高管激励体制。

首先, 要改变单一的工资形式, 利用年薪制、分红、知识工资等新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 货币性非货币性薪酬要兼顾, 保险因素与激励因素均需受重视;其次, 要提高工资水平, 避免一些高管人员为得到更多的报酬, 而采用违规或违法方式获取非正当收入, 损害公司利益;最后, 要适度地给予管理者股票或期权, 使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 对于表现较差的管理人员要果断采取措施。

(五)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首先, 要做到所有权到位, 在企业的管理活动中, 要使所有权与决策、经营权相分离, 更要重视监督权的重大作用;其次, 要尊重和保护利益相关者, 不损害他们的权益, 还要严格遵守员工招聘制度, 对任职与升职要有合理依据, 提高公司办事的透明度, 强化信息披露。

六、结论

综上所述, 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涉及到方方面面, 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探讨, 要提供一个系统的、全面的阐述, 使得公司结构更赋有效率, 各机构之间更加匹配, 相互制衡。由此看来, 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及公司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把握其作用, 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摘要：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与否关系着企业的命运, 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机制能否带来好的绩效, 已经成为企业和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基本内涵入手, 论述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并指出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现状和缺陷, 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高管激励,公司绩效

参考文献

[1]王晓娜.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D].天津大学, 2010.6.

[2]邓杰.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D].江西财经大学, 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