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精选6篇）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1篇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

会综述

刘宗义

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支持下，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世界“文明对话”公众论坛共同举办的“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7月14~15日在上海举行，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北京和上海的著名专家学者近60人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发展趋势，世界经济新秩序形成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作用、影响与合作以及中俄经济合作的问题和前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世界“文明对话”公众论坛主席、俄罗斯铁路总公司总裁亚库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王镭代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学术交流分委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分别致辞。

一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发展趋势

当前，许多国家都在经历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的进程，但由于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应的降低，不排除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主席亚库宁、欧亚经济共同体副总干事、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拉季耶夫等俄罗斯学者则强调这次危机是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而不是金融危机。他认为，此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所实行的寅吃卯粮的财政体制，而金融界的投机加重了其严重程度。金融泡沫的出现不光与金融技术的发展有关，更与金融体系有关。从深层次来讲，这次危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危机。经济危机是周期性发生的，在一定时期，技术所允许的增长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走出危机对于新技术的需求是刚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与政治、社会的动荡密切相关，也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转型密切相关。要彻底摆脱危机，必须开展新技术革命和培育新资本市场。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将获得比较优势，而后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将付出更大的代 价。格拉季耶夫指出，尽管处于经济危机之中，有些新兴技术还是在不断发展的，如纳米技术、太阳能等，但新技术的发展带有强烈的人文色彩，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很有可能只是危机的开始，世界经济将走向二次探底。据格拉季耶夫推断，2015年左右世界经济将会出现真正令人震惊的一幕。

俄罗斯“纽康”专家咨询公司董事长哈京指出，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采取的措施是不断增发美元，这使得许多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家产生经济结构性危机，并造成国际金融体系垮塌。美国实际上是要依靠发行美元走出 危机，但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做法是没有前途的。美国的银行系统是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银行从业人员希望将这一体系延续下去。美国政府作为监控者，不想改变这一局面，而像日本这样的美国的债权国也不希望改变。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系主任梁赞诺夫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危机是自由主义的危机、自由市场的危机和全球化的危机。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化进程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整个世界将进入反全球化进程之中，这不是由于各国间的合作减少，而是由于各国更重视本国利益，各国将建立起民族经济调控体 系，保护主义盛行。再者，地区性市场体系将建立，各国之间的合作体系将加强，但地区一体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进展将十分困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海冰认为，金融危机既给我们带来了考验，也带来了变革。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将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政策。美国对其以往的行为反思不足，只想扩大出口并维持美元的地位，走的还是老路；欧洲因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原先的缺陷暴露得比较充分；而亚洲则充满了活力，但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未来5~10年内，我们需要新的战略思维。当前，全球经济的协调和分化同时进行，在全球层面，G20试图对全球经济进行整合，但有效性尚待加强。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在积极融入欧洲的同时，也应积极融入亚洲；中国也希望加强与日本及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但在此问题上，中国需要得到积极响应。在国家层面，我们需要突破意识形态、贸易保护主义和狭隘国家利益的束缚，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球利益。

关于当前欧洲经济出现的问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教授认为，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尾声，是欧盟一些贫穷小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欧盟由于只实行货币一体化，而没有实行财政一体化，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监管。但欧洲经济的复苏步伐不会被主权债务危机打乱，债务危机只是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现状。他认为，全球化进程有可能会停止，但已经形成的全球市场不会消亡。全球经济仍需要通过合作和协调找出一条共赢的道路。伍贻康教授强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欧元诞生以来欧盟面临的最大挑战。欧洲债务危机超出了欧洲的范畴，也超出了国际经济的范畴，对全球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俄方学者认为，欧盟在这场危机中即使解体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当前欧元面临背水一战，这是欧洲一体化的重 大机遇。欧盟一体化如果走强，将确立区域政府管理模式；反之，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受到严重挫折。伍贻康教授认为，就世界经济总体而言，国际经济体系将向区域一体化、货币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经济发展协调化、世界经济民主化方向发展。

二 世界经济新秩序形成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作用、影响与合作

为了更好地应对金融经济危机，两国专家一致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应该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军梅副教授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俄罗斯面临共同的风险：首先是美国开发新能源和建立绿色经济的挑战；其次是金融开放的冲击；再次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权威性风险；还有国际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和区域金融合作的挑战；最后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统计研究所所长、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副院长西姆契拉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足够的能力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有些西方人士低估这两个国家能力的做法是可笑的。当今世界通用的西方的各种评价体系中常有故弄玄虚的现象，造成人们对各国情况了解片面。按照西方的评价标准，一些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分析经济危机，不能光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忽视人文和精神因素。精神和道德因素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他认为，从历史大趋势看，大国兴衰是一个正常现象。危机可以促使文明发生突变和改革。目前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做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延续，我们应将其看作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拐点。中俄两国自然将会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领袖，这不仅是由于两国拥有巨大的资源，而且还由于两国之间的合作。中俄两国应从小的方面着手，通过具体的合作和交流——包括文化的交流，推进相互之间的战略合作，改变两国发展趋势。中俄两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应该拥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但他认为，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或者第三大经济体，没有积极要求加入G8，在G20中的作用也不突出，这使得其他国家感到疑惑，从而影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哈京认为，中国在建立自由经济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政府仍对经济发展发挥监控职能，而俄罗斯不仅在建立自由经济体系方面落后了，还放弃了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因此在危机中出现了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新教授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内最大的政治就是政府提出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到2020年转变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转向创新发展模式。为实现这一宏大战略目标，俄罗斯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现代化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是发展俄、欧、美“三角关系”，与欧洲国家特别是德、法、意、西和欧盟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构建互利平等合作的有效模式，要求“长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加强独联体的一体化特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关税同盟为核心的统一经济空间建设。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中国完全可以在俄罗斯融入东亚一体化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与俄罗斯携手开创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欧亚经济共同体副总干事格拉季耶夫院士回应认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建立的，而上海合作组织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建立的。中国正在努力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影响，这对于欧亚关税同盟非常重要。在欧亚经济共同体，除白俄罗斯外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而白俄罗斯已经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并通过货币互换成为了中国货币体系中的成员。如果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话，那么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此外，中国还可以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 国，甚至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高新技术中心和欧亚开发银行的成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唐朱昌教授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考验，世界经济再平衡使得中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俄罗斯害怕沦为中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中俄经贸关系迫切需要转型，中国应采取主动，从一般商品贸易为主向技术和服务贸易转型，从边境贸易为主向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次地区合作转型。中国和俄罗斯应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共同的储备货币；在图们江、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发展方面进行合作；在能源方面加 强合作；进行金融合作，双方建立本币结算机制；此外，还应加强在文化、教育、服务等软经济方面的合作，以人为本，提升中俄之间的信任度，其基础是相互尊重。上海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教授和院欧亚所所长余建华教授还建议中俄两国加强在G20、金砖四国以及俄罗斯将要加入的亚欧会议中的双边合作，以双边推动多边的发展。

三 中俄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和前景

中俄两国学者都不否认中俄经济合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哈扎诺夫教授指出，现在中俄经济合作主要表现为商品的买卖，这种情况不能满足双方的期望。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主要是石化产品，这种贸易结构是不健康的。中俄经济合作应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影响中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两国经济差距拉大、边境走私、双边投资水平低、远东移民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当前，中俄经济合作缺乏大的贸易机构和贸易集团的支持，双方政府应在此方向努力。此外，还应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给予两国公民更大的商业活动空间。还有俄方学者提议，双方应考虑贸易安全问题，在双边贸易中采用美元之外的货币结算。李新教授则强调，双边贸易结构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俄罗斯政府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改变经济结构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摆脱对原料、能源的依赖，但前景难以乐观。

陆南泉教授肯定地说，中俄两国货物贸易商品结构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俄两国货物贸易的品种结构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俄难以改变经济发展以出口原材料为主导的模式，而中国向俄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各种消费品。2009年中国对俄出口服装等生活用品与机电产品要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从俄进口的产品中仍以能源与木材等原材料为主，机电产品已降 至2%，至于高新技术产品仅占1.5%。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合作应朝着以下方面作出努力：要把科技合作放在首位；加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能源与林业传统领域的合作应进一步加强；从长远来看，劳务合作仍有潜力；旅游业的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货物贸易要继续发展。对中国来说，一是要提高商品质量，要创名牌；二是进一步规范化，非规范贸易已走到尽头；三是发展加工工业；四是根据发展对俄货物贸易的需要建立出口基地；五是与俄边境省区切勿盲目地建互贸区、开发区，更不要不切实际地急于创建自由贸易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合组织研究部主任陈玉荣教授和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田春生教授认为，双边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是成绩基础上的问题。去年以来，中俄能源合作获得重大进展，达成了建设中俄石油管道的协议，并且两国正式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开始就毗邻地区的发展进行协调。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巩固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但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复杂性，所以两国应建立正常的贸易平台和机制，为长期合作创造条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强晓云副教授建议双方对合 作应坚持正常、客观的心态，合作应以呵护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为目标，并采取现代化、多样化、合法化的方式。

格拉季耶夫建议，因为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备的科学和教育体系，在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只是目前缺乏资金，而中国拥有组织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供长期信贷的经验，所以，中俄两国可以建立新型合作机制，借鉴以前两国在原子能领域合作的经验，在民用航空领域、以专业经理人培养为主的教育领域以及卫生保健领域开展合作。哈扎诺夫建议，俄罗斯应鼓励中国向俄远东移民。同时俄罗斯也应考虑其他友好国 家的情况，鼓励中亚国家和韩国等向远东移民，最终在俄远东建立以俄罗斯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经济文化共同体。

中俄经济合作的重头戏是能源合作。2009年两国能源合作取得重大突破，陆南泉教授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其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特别是其实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使得油气公司资金极度紧张。同时，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俄罗斯通过与中国签署贷款换石油的协议，可使俄罗斯在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贷款换石油的协议，对中国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有 利于中国获得较为稳定的石油供应，对于扩大其他能源合作也可能起到推进作用。中俄能源领域合作的加强与扩大，对于巩固与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亦是十分重要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希罗科拉德教授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对华出口天然气的情况。他承认，过去几年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几乎已经陷入停滞。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主要存在两个难题：一是阿尔泰边疆区的西部管道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二是俄罗斯天然气报价太高，中方难以接受。对于阿尔泰边疆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普京总理已经亲自解决。至于天然气价格问题，由于新技 术的发展，各国对新能源的开发逐渐提上日程，俄罗斯天然气定价也面临一定压力。此外，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巨大，中俄之间天然气输送比较便利，无需要经过其他国家领土，可以减少不少麻烦。因此，中俄就天然气问题达成协议完全是有可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丁佩华研究员也指出，在向中国出口天然气问题上，俄罗斯应该考虑外部竞争的压力，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合作受阻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再者，能源定价过高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此次金融 危机的发生就有高油价因素的影响。

(责任编辑 常 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5期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2篇

2008年6月14日，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辽宁大学共同主办的2008年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成功召开。中日双方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平主持。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首席领事奥正史、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孙新、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高洪分别致辞。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王洛林、日本一桥大学校长杉山武彦做了特别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经济学部教授宫川彰、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平川均分别做了基调报告。此后，在三个分科会中，中日与会学者对日本经济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区域合作及其他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且富有成果的探讨和交流。

一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及其对策

（一）消除通货膨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王洛林从宏观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指出中国应尽快消除通货膨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促进社会公平。

王洛林认为，从2008年第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以及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奥运会的举办，其影响都不是很大，中国经济还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面对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持续上升的高通胀率，中国采取了控制货币发行、给低收入者补贴等缓解通胀的对策。但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加上股市等资本市场波动及自然灾害可能使粮食歉收等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没有消除，需要进一步努力。

王洛林还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必须采取措施，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传统的依靠高能耗、高污染、大量的投资和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及时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措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使得日本在面临经济萧条时，其国民生活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响，社会贫富差距不至于影响到社会稳定。他认为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而且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世界各国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不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加大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要实现社会公平就会有困难。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朱玲从近30年来中国经济转型中对经济分配政策的调整入手，分析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及其变化趋势，认为促进中国社会公正的收入分配之路在于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首先，她分析了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的现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经济增长缓慢。1978―2006年，激励机制的培育，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贫困人口减少，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且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集中在西部的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较多。另外，虽然从平均收入系数看中国的省际收入差距变化不大，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大，特别是行业间的平均工资差异大，致使社会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收入不满。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已经从按劳动收入分配延伸到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比较低，约占50%左右。其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许多领域还没有彻底改革，社会结构存在不合理，特别是垄断收入、资本和行政权力的结合使劳动者谈判能力微弱，致使劳动者的收入较低。对此，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积极关注弱势群体。近十年来，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济制度，提高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推动贫困地区发展项目、西部大开发等，以此来缩小劳动者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针对这种差距，朱玲还谈到了价值观因素的影响，认为人们往往是胜者追求机会公正，败者追求结果公正；传统的“君、义、仁”的观念依然存在，新的价值观念也日渐深入，全民对于公正的标准还没有达成共识。而国家所采取的补贴农民和低收入者等收入再分配调整措施的力度有限，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改革有必要继续深化。

二日本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与展望

（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杉山武彦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增长时期的经济政策及国土开发政策入手，分析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日本实现发展经济与缩小地区差距同步走的政策目标所做的贡献。他回顾了日本推进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历史进程，强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到70年代，日本国内的地区差距比1961年缩小了一半，发展经济与缩小差距同步走的目标基本实现。可是，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泡沫经济和2000年交通市场竞争策略的实施,使地区差距又出现了扩大的倾向。不过，从总体上看，与60年代相比，日本的地区差距依然保持低水平；而且从长远来看，地区差距也处于缩小的态势。这与日本从60年代开始实行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和交通政策密不可分，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国土的全方位发展和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发达的交通网络奠定了日本经济长足发展的根基。最后，他指出，和日本一样，中国要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就有必要大力强化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但是，基础交通设施网的建设是各地自身发展和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地区差距的消除，最终取决于地区内部确保流动人口居住、就业的政策，以及地区间生活、收入水平差距的消除。

（二）完善再分配制度

宫川彰在发言中分析了劳动者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与雇用劳动关系的阶级结构。9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宽了对企业和劳动领域的限制，致使正式雇用人员减少，非正式雇用人员和临时就业人员增加，社会收入差距显著。宫川认为：针对现代的贫富差距，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见解，但各种见解的方法论都建立在个人主义、能力主义的基础上，忽略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事实上阶级结构才是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要因。尤其是现行的将计入经济收入范畴的“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农业和家庭内部劳动收入”、“财产（资产）收入”等内容抽象化，并视为同一类型的附加价值的分配部分来计算的计算方法,具有掩盖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中的“工资”、“利润”等本质上的差异的特性。根据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法则为：资本的积累=贫困的积累。他指出，若要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就有必要完善再分配制度――调整税收、扩大福利、完善社会保障，以此来冲抵资本积累法则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建立东亚共同体，消除国际差距

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经济统合与协作关系发展迅速。平川均针对虽然实现了经济统合却没有因此而缩小国际区域间的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的东亚区域统合政策的特点和课题。他指出，日本政府转变外交政策，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是出于以日美关系为轴心，在亚洲占据一席之地的政治外交考虑。而且除了经济共同体，东亚地区还必须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国际合作关系，设立相互协作的共同体机构，以调解国与国之间出现的问题，并达成政治上的共识。这样，国际差距才有消除的可能，同时东亚共同体才能够为国际区域经济的稳固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缩小国际差距。

三日本“富国裕民”的制度设计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研讨会上，中日学者针对中日的贫富差距问题各抒己见，对中国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1.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及平稳增长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实行了小政府、轻赋税、高储蓄政策，着力发展教育、振兴科技、充实保险和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和提高弱势群体及贫困地区国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些“裕民”政策，有效地为其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等，保证了农民利益，促进了城乡共同发展。而且，在制定和实施具体政策时，日本政府还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之间的协调关系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樊勇明指出，这些 “裕民”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与其通过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国民经济总量的“富国”战略相配套，同步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合理共享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短时间内创造了“均等社会”。

2.经过泡沫经济后的“十年徘徊”，“重生产轻消费”的产业模式导致日本产业出现了空洞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又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但在国际比较中，日本国民在收入及能源消费、医疗、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安全感等方面都处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国民负担率也不高，这些都得益于其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2008年初始，日本政府确立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其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为改革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3.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其“富国裕民”、坚持发展经济与藏富于民的思想，为中国恰当处理政府指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尽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严重失衡、缩小差距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在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同时，研讨会还总结了日本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改革金融体制、变革公司治理模式、构筑国际经济贸易圈等方面的做法及其经验教训，对处于过渡期的中国具有更为切近的参考价值。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3篇

一、国际经济贸易人才的能力要求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社会对外贸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外贸工作者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还要具备综合的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 具备较高的商务外语沟通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第二,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必须掌握国际贸易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 要通晓我国外贸政策和理论、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进出口交易程序与合同条款等。除此之外, 还要熟悉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情况;第三,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要时时注意外贸工作的动态、情况、问题, 及时捕捉国际贸易信息和良好商机。要敢于创造新思维、探索新路子、开创新局面, 从而在商战中出奇制胜。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 课程设置贪多求全, 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许多高校要求学生修满一定的学分, 因此设置了很多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学生学习负担很重, 疲于应付, 难有时间和精力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在理论课与实践课方面, 许多高校过分重视理论课而轻视实践课, 甚至取消实践课或任意缩短实践教学的课时。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 学不能以致用, 走向社会时, 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

(二) 课程内容交叉、严重重复

由于课程设置贪多求全, 使许多课程的内容有所交叉。学生重复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上课不注意听讲, 教师也难组织教学。除此, 部分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老化、更新慢, 跟不上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 而在课时分配上, 受传统旧体系的影响, 难于舍弃。

(三)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过分理论化

目前, 毕业生就业压力相对较大, 在“以就业为中心设置课程”, “培养宽口径复合人才”的指导思想上, 部分高校依旧过分强调对学生基础知识的讲授, 而忽略了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实用技能的培养。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

课程体系构建的主导思想是以通识教育为目的, 培养多元化和动态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强调所有课程模块之间、教和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种课程体系下, 所有的知识都不是孤立的, 所有的课程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关课程的结合点, 通过各课程模块相互的结合点展开对各门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因此, 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时, 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以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原则;第二,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三, 坚持以“就业主体”为主, 兼顾个体发展的原则, 国际贸易专业要以就业为导向, 加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 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实现人才培养与职业岗位的接轨, 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

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

在“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基础上, 从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个方面, 建立一切为了学生, 适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新体系。新体系要把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 操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合起来, 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 课程的设置类型

1.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 包括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身心素质, 计算机应用能力, 语言表达、应用写作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在基础课设置上主要有:政治、计算机应用基础、数学、外语、大学语文等。

2. 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是经济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 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知识:一是经济学基础课程。是向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原理与理论。具体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法学、经贸应用写作、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二是经济类公共课程。包括金融学、国际贸易原理、风险管理概论、财政学等。三是经济类基本专业课。让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原理与实务;掌握市场经济与宏观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国际金融学理论知识。其课程主要包括市场营销学、市场经济与宏观管理、国际金融学、计量经济学。四是经济类基本技能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财务、企业、金融、电子商务等外贸业务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理论知识。课程包括财务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学、现代企业制度、电子商务、CI策划与企业文化、证券投资与期货、企业战略管理、消费经济学。

3. 专业课

在专业课设置上, 应拓宽专业口径, 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时可以自由选择。在重视理论知识传授与学生具体技能培养的同时, 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社会适应能力。专业课要与国际接轨, 要注重实用性。通过专业课的学习, 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讲, 专业课可设置为四大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实务课、专业知识课和相关专业课。

(1) 专业基础课。让学生掌握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及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国际商法基础知识、商品相关理论知识。课程包括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商法、商品学等。

(2) 专业实务课。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相关单据、结算的实务知识。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国际运输与物流、国际结算、外贸函电。

(3) 专业知识课。使学生掌握与国际贸易实务相关的知识。课程包括国际经贸地理、海关报关实务、世贸组织规则、外贸谈判口语。

(4) 相关专业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生物技术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基本知识、法律法规、经济合同的签订执行原则及注意事项;具备生物技术产品市场调研、市场开发与营销能力;掌握不同的贸易方式的理论及实物知识。课程包括经济合同管理、国际投资与管理国际服务贸易、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经济合作等。

4. 实验与实践教学

实验与实践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素质, 使学生具备掌握学习方法, 理解掌握和固化新知识的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 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决策能力, 接受挫折能力, 竞争能力, 团结共事能力, 最后达到具备跨学科溶汇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习、ERP实战模拟实习、海关报关实务课程实习, 公益劳动、军事训练, 毕业实习。

实验与实践教学环节是大多数高校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为培养国际贸易毕业生的实践能力, 可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模拟实验室与国际贸易场景模拟实验室, 将整个国际贸易流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全部设计在内。实习形式包括商贸实习、行业见习、专业讲座和建立稳固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在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中, 有相当部分只能在实际工作中获得, 因此应拓展教学空间, 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 建立互利互惠机制, 共同建设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匹配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培养实用型人才。

(二) 课程设计的结构比例

综上所述,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课程体系改革中, 要建立把单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的课程体系, 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教与学中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有效地发挥课程体系改革的效能。在当今, 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脚步的加快, 中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要求也逐渐走高, 高等教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必须适应社会的需求, 转变理念, 以市场为导向, 来培育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不断的改革创新, 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李瑢.素质教育视角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构建[J].当代教育论坛, 2008 (10)

[2]陈向阳.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 2008 (3)

[3]许南, 刘宏青.关于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新思路[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1)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4篇

世界“文明对话”公众论坛是由俄罗斯、印度、希腊等国发起，并于2002年成立的代表不同传统、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商界人士等进行不同文明间对话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机构，总部设在维也纳。该组织具体体现了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同文明间对话议事日程》的决议。

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体系发展趋势

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世界“文明对话”公众论坛主席亚库宁、欧亚经济共同体副总干事、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拉季耶夫等俄罗斯学者一致认为，这次危机是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危机，并非单纯的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所实行的寅吃卯粮的财政体制，而金融界的投机加重了其危害程度。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企图通过继续增发美元来渡过危机，结果导致依赖外部市场的许多国家发生结构性经济危机，并造成国际金融体系垮塌。俄方学者认为，由于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加之国内不动产市场投机盛行，中国很可能会陷入危机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可能只是危机的开始，世界经济将走向长期萧条。格拉季耶夫院士推断，2015年左右，世界经济将会出现真正令人震惊的一幕。要彻底摆脱危机，必须开展新技术革命和培育新资本市场。但目前各国的做法是逐渐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深挖洞，广积粮”，与欧美剥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系主任梁赞诺夫教授认为，在后危机时代，整个世界将进入反全球化进程之中，各国更重视本国利益，保护主义将兴起，同时将广泛形成区域性市场体系，但区域一体化的进展将十分困难。

关于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教授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尾声，是欧盟一些贫穷小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欧盟由于只实行货币一体化，而没有实行财政一体化，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监管。但欧洲经济的复苏步伐不会被主权债务危机打乱，债务危机只是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现状。鉴于此次危机的影响，全球化进程有可能会停止，但已经形成的全球市场不会消亡。同时，中俄两国应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伍贻康教授则进一步断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是欧元诞生以来欧盟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范畴，也超出了国际经济的范畴，对全球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欧盟率先退出财政刺激计划，将使其经济复苏滞后，甚至可能出现二次探底，但欧元决不会崩溃。就世界经济总体而言，国际经济体系将向区域一体化、货币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经济发展协调化、世界经济民主化方向发展。

二、世界经济新秩序形成过程中

中国和俄罗斯的作用、影响和合作

对于中俄两国如何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统计研究所所长、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副院长西姆契拉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足够的实力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从历史大趋势看，危机可以促使文明发生突变和改革，我们应将当前的经济危机看作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拐点。中俄两国自然将会成为世界经济领袖，这不仅是因为两国拥有巨量资源储备，同时还因为两国之间能够并善于开展合作。两国应通过具体的合作和交流，包括文化的交流，推进两国战略合作。中俄两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军梅副教授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五大挑战：美国开发新能源和建立绿色经济的挑战；金融开放的冲击；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权威性和风险；国际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和区域金融合作的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教授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考验，世界经济再平衡使得中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俄罗斯害怕沦为中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中国应主动推动中俄经贸关系转型：从一般商品贸易为主向技术和服务贸易转型；从边境贸易为主向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次地区合作转型。他建议中国和俄罗斯应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共同的储备货币。上海市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建议双方还应加强在文化、教育、服务等软经济方面的合作，以人为本，相互尊重，提升中俄互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新教授建议，中俄两国应该共同推进航空技术研究和大型生产合作项目，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发展合作，向对方企业开放本国电信市场；而在区域合作领域，应该推进中国与前苏联地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合作，积极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欧亚经济共同体副总干事格拉季耶夫院士回应认为，在欧亚经济共同体，除白俄罗斯外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而白俄罗斯已经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并通过货币互换成为了中国货币体系中的成员。如果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话，那么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三、中俄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和前景

进入2000年代以来，中俄经济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陆南泉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合组织研究部主任陈玉荣教授强调，2009年中俄能源合作获得重大进展，达成了建设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两国还正式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开始就毗邻地区的发展进行协调。中俄学者也都强调了两国经济合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例如俄方投资环境、贸易结构、政治互信等确实影响了中俄经济进一步合作，中俄之间应建立正常的贸易平台和机制，保障贸易安全，为两国长期合作创造条件。但同时也强调，双边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是成绩基础上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哈扎诺夫教授指出，现在中俄经济合作主要表现为商品的买卖，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这种贸易结构是不健康的，中俄经济合作应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俄方学者认为，两国经济差距拉大、边境走私、双边投资水平低、远东移民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影响着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李新教授强调，双边贸易结构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俄罗斯政府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改变经济结构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摆脱对原料、能源的依赖，但前景难以乐观。

格拉季耶夫院士建议，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备的科学和教育体系，在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但缺乏资金，而中国拥有组织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提供长期信贷的经验，所以，中俄两国可以建立新型合作机制，借鉴以前在原子能领域合作的经验，在民用航空领域、教育领域、卫生保健领域开展合作。哈扎诺夫教授建议，俄罗斯应鼓励中国向俄远东移民，同时也鼓励中亚国家和韩国等向远东移民，最终在俄远东建立以俄罗斯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经济文化共同体。

关于中俄天然气合作问题，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希罗科拉德教授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对华出口天然气的情况，并乐观地认为中俄就天然气问题达成协议完全是可能的，但磋商过程可能比较繁琐。

中俄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体系转型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5篇

2013-06-08 稿件来源：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目前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50%以上，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突破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瓶颈，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一个从企业到政府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3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浙江大学儒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民间金融、民营企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和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阐述了本次论坛的背景和意义。在主题发言环节，裴长洪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十八大以来中央精神学习体会与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劳动参与率和资本投入下降、二产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三产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动力不足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正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内都将处在一个8%左右的增长水平上。在此基础上，他分析和预测了2013年宏观经济走向，认为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将会减弱，工业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而东西部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趋势。此外，浙江省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许奇挺博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陈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丁剑平教授，中国建设银行浙江衢州分行行长、杭州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李建林依次作了主题报告。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0余篇，与会专家就“民间金融改革”、“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三个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

一、民间金融改革研究

温州债务危机的前因后果仍然是与会学者持续关心的一个核心议题。浙江财经大学谢作诗和马汴京等人指出，引发温州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以及政府庞大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宏观政策的多变也客观上产生了巨幅拉高短期利率，进而导致企业财务成本恶化的后果，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和金融制度缺陷则起了助推的作用。他们认为温州债务危机不仅没有证明温州企业家精神死亡和“温州模式”失败，而是证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和“温州模式”的活力，也证明经济有序运行需以稳定的宏观货币、财政环境和健康的微观经营环境为前提。

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至今已逾一周年，其进程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浙江省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许奇挺博士指出，当前温州民间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主要围绕“两化”，即阳光化和规范化。阳光化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民间金融活动从地下转到地上，主要包括以下三条途径：第一是新筹建带“温州”二字的金融机构，从而把现有正规金融体系的一大部分机构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二是已有正规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也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是向民间资本开放新发起金融组织，例如小额贷款、村镇银行、信托和保险等机构等。“规范化”指构建民间金融体系，通过建立和健全制度来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的有序运行。例如，温州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成立了地方金融管理局、金融犯罪的侦察支队、金融仲裁院和金融法庭等机构，还建立了金融的监管和审判联席会议制度；在民间金融法律法规方面，逐步建立和健全民间金融组织准入规范，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等；在民间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目前正在构建民间金融信用体系、民间金融再担保体系以及民间金融信息的监测评价体系等。

由于缺乏规范性，民间金融往往又被称之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存，实际发生的最终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浦汉淞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该领域，采用借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关系和交易关系来解释非正规金融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关系（借贷双方之间距离的远近）和交易关系（借贷双方的交易是否直接）与社会关系一样，皆对非正规金融最终表现出的优越性以及局限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广东发展银行总行杨鸿运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正规金融不能推动非正规金融发展，与此相反，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促进正规金融的发展。原因主要在于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程度不高，无法形成理想外源融资供给结构，隐藏于地下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无法大规模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福州大学陈琳对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了实地调研，对正规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和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两种主要形式，即“标会组织”和“自由借贷”进行了全面比较分析，认为在现行金融体制和体系下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有其必然性，但一些非正规金融组织由于缺乏“阳光化”，在运行过程中蕴含了较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因此，当前政府金融职能和监管机构不仅要正视农村中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而且要积极提供条件改进和完善农村非正规金融。

人民币国际化同金融市场体系和功能完善、金融业整体竞争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存在密切关系。围绕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海财经大学丁剑平指出金融市场人民币衍生品及其利率市场化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衍生品直接受到利率市场的影响，民间金融的利率价格是一个关键要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在于给中国创造一个“低通胀＋财富增长预期”的经济增长环境，让外国人持有人民币（以金融资产形式放在中国）实质是变相冻结了人民币的流动性，同时推高中国股市和民众的财富预期，而获取人民币的“铸币税”收益是次要的。

利率市场化在微观层面上会对企业融资期限结构和运营绩效产生直接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周建芳和上海财经大学王婧婧的实证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进程显著改善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具体表现为降低了企业对短期借款的依赖性，提高了企业的长期贷款对利率的敏感度，即提高了成本收益权衡对融资决策的影响，企业的运营绩效也随之获得改善。其中，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非国有、小规模企业的债务结构的改善更为明显，非国有、小规模企业对短期融资依赖性显著降低，长期融资受抑制的情况也得到显著改善。

二、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像一对紧密联系的孪生兄弟，共同构成了民营经济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要因素。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有力支撑，也离不开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与改善。当前大部分民营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并且不同程度由家族所有和管理的所谓“家族式”企业，根据全国工商联（2011）的调研显示，国内85.4%的私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截止2010年末家族上市公司数为762家，占全部2063家A股上市公司的36.9%。

不同的家族企业界定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该问题既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充满争议的问题。浙江大学周生春和陈倩倩对中外家族企业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认为应该从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传承以及家族性四个维度来界定家族企业，在给出了家族企业的抽象理论性定义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标准。浙江大学陈凌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家族企业要满足四个条件：企业由家族所有；家族对企业战略方向有影响力；创始人或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运营；由子女接管父业或后代参与企业运营。当前中国大陆由于“标签模糊”和“文化饥饿”等问题使得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强调家族企业只有在具备“健康”的前提下才能“长寿”，进一步指出只有当家族企业精神、企业行为、企业环境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反馈，并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时，才能形成当前中国大陆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生态。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具有独特的非经济利益。浙江大学窦军生和张文冉等人从家族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家族企业中的非经济目标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吸收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同构理论和组织身份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思想和观点，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家族企业中的非经济目标的整合性概念模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辛金国和吴燕虾认为，家族企业绩效评价需要综合考量家族、经营、社会三方面的绩效，而且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是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因素对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体现了家族企业所独有的特性。

家族企业中家族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家族对企业的影响机理与作用途径一直是中外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杭州师范大学王明琳和徐萌娜等人指出，家族企业中业主与家族经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最大特征是嵌入了利他行为。他们通过改良演化生物学的Hamilton亲缘系数，以及引入本土社会学“差序格局”概念分别度量了利他行为的水平和结构，实证研究发现利他行为的水平和结构（差序结构）与代理成本皆呈反比，但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随企业内部组织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企业成长至一定阶段后，对代理成本的积极效应逐步下降，消极效应逐步上升；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也随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代理成本的积极效应离不开良好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河森等人则探讨了亲缘关系如何影响家族成员间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的分配机理，实证研究发现亲缘关系对家族成员间权力分配的影响体现为业主权威效应与差序格局效应两个方面，控制权分配中的差序格局效应最为明显，所有权分配次之，管理权再次之，亲缘关系在管理权分配上已起不到主导作用。

有关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是会议集中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南开大学马连福和石晓飞认为民企创始人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创始人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高于不存在创始人的公司，而且因创始人角色不同表现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例如，只有创始人作为董事长或董事长兼CEO时才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和蒋灵多通过构建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研究了不同政治关联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发现不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生存概率最高，而在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中，高关联企业的生存概率显著大于低关联企业，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生存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效应的结论；研究还发现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提高，企业生存受融资约束的影响表现出一个从不显著到显著，影响程度从小逐渐变大的趋势，其政策含义是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企业的融资难困境，进一步调整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调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才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路径。

三、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在民营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中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山东大学丁雪玲和陈学胜以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各省市民间投资的整体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区域间的民间资本投资额度及投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省份（山东省除外）要优于内陆省份；其次，民间投资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上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再者，民间投资效率的静态和动态衡量结果不一致，特别是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来度量投资率的情况下，表明区域民间资本投资在数量和质量上没有达到同步。他们指出各地方政府在出台民间资本投资政策和实施细则时有必要充分虑及上述特点，确保民间投资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基于外部约束条件和内部禀赋条件的交互选择视角，温州大学汪占熬和陈小倩对温州民营经济转型路径的内、外部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理想路径应该是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以对外投资带动民营企业自然转型，同时在内部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要避免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扰，当前“大投入大产出”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他们指出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重点仍然是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同时兼顾新兴产业的培养，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核心目标是发展具备传统行业优势的总部经济以及特色文化产业，同时，通过电子商务及金融服务等平台提升和优化围绕优势产业的中小企业集群。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也引起与会专家的热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玉燕和王建秀等人考虑了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结构因素和可持续化因素，综合构建了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模型，并运用PCA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0年期间东、中、西三大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他们的研究发现三大地区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中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有所提升，但与东部相比存在差距，目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而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存在“政策诱导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制度改进效应”、“投资结构失衡效应”以及“结构惯性依赖效应”。

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研讨 第6篇

1.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全球化的稳步实现。

从世界经济这一角度而言，国际资本流动利用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强有力地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市场壁垒，与此同时结合贸易商品流通、大宗资源流通以及文化观念融合，逐步推动国际金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稳步促进经济全球化。

①促进银行业不断提高信用水平，不断完善金融市场。

各个国家的银行业务考虑到外汇业务、风险规避以及利润获取的需要，往往持续进行套汇套利、短期拆放等国际金融活动，大量在世界货币市场、世界金融衍生物市场从事经济行为。

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国际性的金融监管单位都会逐步健全组织管理措施、提高国际间信用水平、逐步优化国际金融行业。

②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促进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国际性的资本流动归根结底就是追求金融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由市场所决定的“利益至上”观念势必使得大量国际资本聚集于具有极高利润、同时具有极高风险的市场投资领域。

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资本流动恰恰契合了金融资金配置的内在动力要求，促使大量资金的国际间合理再分配，客观地发挥着繁荣、优化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的良性作用。

(2)维持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均衡。

从调节国际性收支的角度而言，当某国家在国际收支领域出现暂时性的收支逆差，该国家的整体货币汇率往往下跌。

一旦国际资本卖家认定货币汇率下跌为暂时性情况时，往往大量买入该国家流通货币，以期望汇率上升后的倒卖利润，这种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能够产生短期的国际资本内流现象，与此同时减少乃至彻底扭转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逆差现象。

这样一来，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各个国家更为方便地调节贸易收支平衡。

具体而言，有关政府机关能够向国际性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用于弥补这种贸易收支不平衡;国家中央银行能够相应调高货币利率、逐步公开金融市场业务，已达到吸引国际金融资本的目的。

面对国际贸易收支的暂时性顺差，相关部门则可以选择与前面所述相反的宏观调节手段，政策性鼓励个人以及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争取实现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稳定。

(3)减弱经济、金融领域的周期性波动。

国际资本流动并不单单局限于国际资本输出、输入国家的基本经济领域，也绝不单单是微调、被动的资本运作，它在优化资本输出、输入国家金融、经济领域方面具有突出作用。

国际资本流动一方面允许资本的输出国输送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使得资本输入国利用有限的金融成本进口大量资金，给予输入国走出经济衰败的资金保障，进一步避免了时间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满足输出国向外输出扩张金融资本的要求，进一步巩固了输出国的经济，从两方面弱化了国际经济的周期化波动。

2.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消极影响

(1)冲击世界货币体系。

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趋壮大、迅猛发展，国际间惯用的浮动汇率体制受到了不良影响。

一方面而言，国际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国际性汇率的`短期浮动，加强了国际货币汇率体系的不稳因素;另一方面而言，各个国家的金融管理部门会针对本国实际调节、干预现行的浮动汇率货币体制，而国际流动资本往往会针对政府宏观调控产生极大的削弱作用。

(2)破坏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稳定。

国际资本的世界性流动逆转，极有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经济动荡以及国际金融波动。

众所周知，戴蒙德、戴维格的金融恐慌模型以及其他经典的经济危机模型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实践方法探讨了国际性的资本流动对于经济、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

这些经典理论直接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突发逆转的深层次原因;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模型都突出强调了国际资本流动一旦面临突发逆转，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危机以及不可估量的损害。

(3)打破国际持久性贸易收支的平衡。

上文已经说到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减弱甚至消除贸易收支的暂时性不均衡情况，但是一旦某国经历持久性的贸易逆差现象(具体特征就是本国的货币汇率持续快速下跌)，国际性的投机资本家预测该国的货币必将贬值，由利益驱动便会迅速撤回资金，更有甚者将手中持有的该国货币全部兑换以保证自身利益，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大量国际资本外流，加剧该国的贸易收支逆差状况。

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巨头的投机行为也会伴随各国货币利率的变化而时有发生，这种纯粹投机性质的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频繁流动，逐步扩大了国家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情况。

此外，国际流动资本会在部分地区局势动荡时进行规模化的输入输出，也给国际贸易收支平衡造成的不良影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贸易顺差国家往往采用提高货币利率、缩小通货膨胀等手段减少货币发行，但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在保障货币平价汇率稳定的条件下，某个国家的利率提高往往吸纳大量国际资本，使得该国外汇储备激增，并且伴随着国内货币的流通量增加等迫使货币利率下降的状况，也完全抵消了该国政府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

同理可知，国际贸易逆差国家的种种货币宽松政策也会被愈加流通的国家资本市场所抵消殆尽。

综合而言，独立国家的货币宏观政策针对贸易收支项目的作用往往相反于国际资本流通的作用方向，也就不可避免地减弱甚至抵消政府宏观调控针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

二、我国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消极作用的必要措施

1.有序放松市场以及解绑资本管制我国现有外汇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保障以人民币为币种的国际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但是也要明确我国的相关资本项目采取循序渐进，有序管理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资本开放的过程必须提前预测、优先控制。

大量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首先保障合理有序的政府宏观政策、稳健可行的银行体系以及切实有效的部门监管，才能实现资本项目的成功开放。

2.扩展货币政策的应用范围以及政策工具的灵活性现有的外汇管理制度往往无法有效控制管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得央行投放市场货币时必须被动考虑资本流入的不良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中央银行务必灵活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施行针对资本流入的冲销办法，减弱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不利影响。

这种冲销行为可以利用再贷款业务、调整相应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部分市场业务等办法实现。

具体而言，公开市场这一主动举措能够实现更好的冲销效果。

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公开市场买卖一定限额的有价证券，以此来明确调整政府的净债权，自由调控大量基础货币。

最终实现基础货币总供应量的有效控制。

针对货币宽松政策，央行可以尝试买进有偿债券，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力度;针对货币紧缩政策，也可以任意自如的施行返销举措。

3.提升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我国务必施行有效政策扩大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府监管，预测、评估、控制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重大风险，努力保障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

具体而言，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国际资本流动控制的监管体制，使得监管工作有效、明确、直接、规范。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