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精选12篇）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第1篇

中国古代的小说是座丰富多彩的宝库, 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 对世界文学, 特别是对东亚小说曾经产生过至深至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小说, 曾经对世界文学, 特别是对东亚国家的小说, 产生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比如, 古代的朝鲜半岛在罗末丽初之所以产生《调信梦生》、《崔致远》、《虎愿》等稗说, 就与中国古代的传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 如中国的《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 对朝鲜半岛小说的发展, 更起着明显的作用。当《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在中国流行之后, 很快就传播到日本、越南与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今就韩国而言, 崔溶澈、朴在渊的《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闵宽东的《国内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出版翻译状况》、郑炳昱主编的《乐善斋文库藏书目录》与不久前出版的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等, 就从版本流布的角度有力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 在日本、越南等国也十分相近。如日本现代著名学者增田涉在说到江户时期大量引进中国的白话小说时说:“这些中国小说刺激京阪、江户的读本作家, 开拓出了至此我国从未见到过的新的小说世界。”在越南, 如中国的一部《金云翘传》小说, 被移植为喃传后成为名著, 不但在越南家喻户晓, 而且享誉世界文坛, 被译成多国文字。至于在西方, 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当然相对较晚也较弱, 但也不断地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如德国大诗人歌德读了《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清代小说之后, 大受启发, 认为人类的感情是相同之点超过了异国之情, 乃至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

二、面对当今世界

时至当今21世纪, 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是将渐渐被人淡忘, 还是仍然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魅力常在?

诚然, 目前的世界, 在经济上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趋向, 在文化上也有不少人在探讨全球化问题。然而, 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 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市场”, 不可能像规范全球经济行为规则一样来规范世界的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是有着相通之点, 但同时也有着不同之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上的强势, 常常在文化上也是以“欧洲中心”自居。东方的一些文学家, 也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认同西方霸权话语, 把一些肤浅、庸俗、末流的东西奉若神明, 热衷于走“西化”道路。与此同时, 现在的世界还有一种暗流, 就是越来越重物质, 重实利, 这对整个高品位的文化生产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总之, 面对21世纪的世界, 有两股风, 对作为东方文化之一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是不利的, 这就是:一股是崇西化、远东方的风;另一股是重实利、轻人文的风。但是,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 重视真正的文艺精品与学术研究, 拒绝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主张东西方文化多元发展, 相互交融, 携手并进。事实上, 在文化上的真正全球化, 就是这种相互交流、互补互利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 作为东方文化的源头和代表, 中国的文化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她不仅深深扎根在东方国家的土地上, 而且越来越对西方具有吸引力。更何况, 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刮目相看, 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 关注中国的文化。21世纪的世界, 正是以这样的情势, 为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敞开着大门, 创造了条件。

三、让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古代小说在新的时代中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只不过, 这种生命力在新时代经受着严峻考验。

我们作为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 有责任为全世界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欣赏中国古代小说而多出点力。为此, 我觉得当前除了本身加强研究之外, 有三项工作特别要注意。

第一项工作是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这包括中国的专业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以及各国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与各国的“国文学”研究者、“汉文学”研究者, 乃至同各种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由于历史原因, 有关资料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交流, 可以互通有无。同时, 由于国别差异, 各国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研究方法往往也多有不同, 相互交流, 可以优势互补。目前这方面的形势很好, 比之2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的译介。中国古代小说要走向世界, 最主要的无疑是要使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普通大众能阅读, 这个道理是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工作就需要各国的文学、语言工作者合力来做。过去已做过不少工作, 有的就做得比较好, 如1939年伦敦出版的克莱门特·伊杰顿翻译的《金瓶梅》 (英译本名《金莲记》) , 因为得到了老舍的指导, 就翻译得比较好。但总体上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在重视小说翻译的同时, 还要加强译介中国化、东方化的小说理论批评著作。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是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体系与批评机制。我们在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时, 也有必要让西方人领会与认同东方式的小说理论思维, 才能更好地促进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的小说, 认识中国的古代文化、审美观念和民族风尚。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信息化、数字化工程的建设。就文学研究而言, 在全球化格局下, 运用电脑、电子网络和数码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重要手段。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文化典籍的电子文本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各种电子书库、期刊检索网站和专门的文学研究网站的纷纷建立并不断更新完善等等, 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据有的学者统计, 目前至少有七百余种中国古典小说实现了数字化存储。但是目前的小说电子文本, 大多只有一般性的阅读功能, 不仅缺少相关的附加功能, 更缺乏综合性、系统性的小说研究资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台湾、大陆的学者都尝试对《红楼梦》做一些数字化工作, 但其工作的细致性与应用性都有一些问题。近年来, 对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作比较引人注目。围绕着《三国演义》数字化的问题, 中、韩、日三国学者已开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中国的周文业先生与日本的上田望先生等, 都做出了一定的实绩。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收获。同时, 期待着其他小说的数字化也能乘势跟上。我相信, 在新世纪, 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数字化工程迟早会完成, 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与传播。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 也是一个更加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紧跟全球资讯时代小说研究的新趋势, 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最后要说明的是, 中国古代小说在不断走向世界, 同样, 世界各国的文学也在不断地走进中国。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在这种双向、平等、互补的全球化潮流中, 世界文学才能繁荣, 各国的文化事业才能兴旺。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去迎接世界文学灿烂的明天。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要从大众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检验。只有不断地唤起大众的记忆和热情, 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所以, 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除了依靠翻译、讲解, 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 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释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 似乎也有它的必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 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 也是这样。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第2篇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中国古代神童类型及其启示 第3篇

所谓“神童”，指的就是那些智商超常，或天赋极高的少年儿童。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指那些成熟较早、聪明过人、智力超群、才思敏捷的孩子。他们并非什么神仙下凡、星宿转世的“神”，而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是一些才华横溢、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

在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还没有“童子科”，专门选拔那些绝顶聪明、具有超群才华的少年儿童。那些通晓儒家经典和会作诗文歌赋的早慧儿童，由地方官吏、朝廷大臣推荐，或个人报名，都可以参加考试。中选者称为“举神童”，或送入官学深造，或授以官职，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耀和为人羡慕的事情。

在这些早慧的少年儿童中，有的巧思善辩，如甘罗、刘弗陵、孔融、曹冲等；有的敏于应对，如黄庭坚、解缙、周起渭、王尔烈、宋湘、李士彬；有的精通诗文，如曹植、王勃、王维、李白、白居易、李东阳、梁启超等；有的工于琴棋，如林杰、王守仁、叶小鸾、夏完淳等；也有的擅长书画，如王羲之、王献之、苏小妹、苏轼等；还有的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如荀灌、李寄、耶律铸、秋瑾等。

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神童作一个粗略的归纳，就会明显地看到，他们成长、发展的结果，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幼年时期颖慧超群，随后得到精心培养和健康的发展，长大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艺术家、文学家或学者。例如唐代的王维曾官至尚书右丞，又是杰出的诗人与著名画家和音乐家；李白成为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泌为著名政治家，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宰相，封邺侯；白居易官至刑部尚书，又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北宋的杨亿曾官至工部尚书，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晏殊数十年历任要职，官至宰相，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司马光曾入朝为相，又是杰出的史学家；苏轼则是一代旷世奇才：诗词、歌赋、文章、书画、琴棋样样绝佳，属于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大师。明朝的杨慎一生好学博览，成为“明代著述第一人”；于谦官至兵部尚书，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张居正官至内阁首辅（宰相），成为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清朝的林则徐官至湖广总督，成为封疆大吏，又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文学家；魏源则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张之洞数任封疆大吏，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宰相），又是著名文学家；黄遵宪则成为晚清杰出的外交家和爱国诗人，等等。

第二种类型，幼年才华横溢，却天不假寿，英年不幸早逝。这种类型的“神童”又有两种情形：其一，尚未成年（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标志着已经成年）便夭折了，就像一颗闪亮的新星，刚刚出现在天边，尚未升到天空就被黑暗永远吞没了。例如曹冲只活到了13岁，苏福只活到了14岁，夏伊兰只活到了15岁，林杰、曹宗、戴大宾、叶小鸾、夏完淳、陆瑀华等人只活到了十六、七岁；苏小妹、邢居实等人也只活到了19岁。

其二，虽然已经成年，并以卓越的才华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相关领域的地位，正待进一步发展或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因各种原因而不幸早逝；就像一颗划过长空的流星，留下一束耀眼的光芒就永远消亡了。例如汉昭帝只活到了21岁，唐初的徐惠（唐太宗的妃子）只活到了24岁，晋明帝只活到了27岁，唐代杰出诗人王勃、李贺也只活到了27岁，明代宪宗时的礼部员外郎洪钟仅活到了27岁；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去世时年仅34岁，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的状元莫宣卿，去世时也只有34岁；三国时魏国杰出的文学家曹植，去世时亦只有40岁。

第三种类型，幼年天资聪慧，才思敏捷，可忽视了后天的培养和努力，成年后则无所作为。北宋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篇名文--《伤仲永》，介绍浙江金溪一个农家子弟方仲永，无师自通，从5岁开始善作诗，且“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可后来未拜师指导，也未努力学习，结果到20岁时便成为一个极平庸、极普通的人。又如清末民初时期甘肃永登县的王炀（yang）龄，小的时候以“神童”之名誉满乡里，成年后却不求上进，结果未能成大器。

综观中国历代“神童”成长、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

首先，神童们的聪慧超群来自他们的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很小的时候便开始识字背诗，五六岁时便学习作诗，9岁时已精通作诗的音律，他学习极其勤奋刻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直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地步。因此，他十五六岁时就在诗坛上崭露头角，得到诗坛名流的称赞。宋朝的司马光，6岁入学接受传统教育；从7岁开始，便广泛阅读，手不失卷，简直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为了抓紧时间多读书，不浪费光阴，他还自己设计用木头做了一个圆形的“警枕”。睡觉时，只要头从警枕上滚落下来，他就又披衣起床，挑灯夜读，直到天亮。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15岁时已经于书无所不通，文辞深醇，下笔有西汉之风。明朝的宋濂，6岁开始读书，每天要记诵2000多字的文章，9岁时便能赋诗。因为家里贫穷，13岁便辍学了。但他坚持自学，从不间断。买不起书，就向别人借书来抄，有不懂的问题，便虚心向别人求教，有时为了弄通弄懂一个问题，甚至顶风冒雨徒步数百里去请教。他发愤苦读，终因知识渊博，经纶满腹而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重用，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晚清的魏源，7岁读书，白天在私塾如饥似渴地学习；晚上回到家里，又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广泛阅读，经常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以致偶然出来，连自家的狗也把他当作外人而狂吠不止。他后来曾写过一首诗回忆自己小时侯学习情况时说：“终日一编不离手，终岁不窥园外柳。”正是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成为晚清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学家。

其次，神童的成长和发展，应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历史上的不少神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那些有识之士、师长们的奖掖、提携。例如唐代杰出政治家李泌就曾得到张说、张九龄、严挺之等重臣的器重和关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得到老诗人顾况的赞赏、推荐；宋初杰出的文学家王禹（cheng）就得到过府官毕士安的多方关心爱护，培养支持，提拔他当府学的“小教授”。明初的大学者宋濂，曾得到过乡贤张继之的帮助，保荐他入府庠学习几年，打下了坚实基础。明代中叶的名相张居正，自少年开始，就一直得到湖广巡抚顾麟的精心培养和鼓励。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丘逢甲，曾得到过福建巡抚丁日昌的爱护和奖掖。晚清的大文豪、大学者梁启超，曾得到礼部尚书李端棼的鼓励、关心和爱护。清末民初著名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蔡锷，也曾得到大学者梁启超多方面的帮助、关心和提携，等等。

当然，除了社会的大环境之外，神童们的成长更多的是来自家庭的培养和呵护。尽管中国古代神童的家庭出身，既有帝王将相，又有封疆督抚；既有学士名流，也有平民百姓。但总的说来，出自平民百姓之家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则是出身于官宦门第，书香之家。当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一旦发现他们的子孙天资过人时，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进行精心的培养，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和早日成才。例如唐初的徐惠，出生五个月便会喊人，不到一岁便能跟着大人说话。其父就精心培养她，3岁时便教她读诗赋文章。4岁就开始读《诗经》、《论语》。6岁时就能背诵儒家经典著作和很多古代名家诗文，8岁就会作诗了。宋代的苏轼，在他刚刚会走路说话时，父亲便开始教他认字背诗。到6岁时便送他跟眉山道士学习，7岁时就会吟诗作对，名闻乡里。明代的戴大宾，在刚学会走路说话时，父亲便教他学诗文；4岁时便能吟诗作对。5岁时就参加县试、府试、院试，都顺利通过，成为“秀才”；9岁时竟考中举人，14岁便点了“探花”。清朝的林则徐，三岁时便随父亲进私塾读书，6岁时就学做八股文，并能吟诗作对，12岁时就考取秀才。晚清的丘逢甲，两岁开始识字，四岁入私塾，六岁便能吟诗作对，七岁就会写文章。这些充分说明，环境对他们成长、成才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次，个人的勤奋好学固然重要，环境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然而，作为“神童”，其本身所具有的秉赋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东晋的王羲之，很小的时候开始练习书法，到7岁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名声远扬了。唐代的骆宾王从两三岁开始识字读诗，四五岁时便能背诵很多古代的诗文，且常常奇语妙句，出口成章；到7岁时，就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咏鹅》诗。白居易出身才六七个月时，就能认识“之”、“无”两字；五六岁便能学着大人做诗；9岁时就能辨别作诗的声韵、音律。晚唐的林杰，幼颖悟，五岁时便会吟诗写文章；6岁时便写出了传颂千秋的《乞巧》诗。宋代的杨亿，五岁时才会讲话，可一开口讲话便会吟诗，并吟出了《登楼》那样想象大胆奇特的诗歌；到7岁时就能写出很漂亮的文章了。晏殊幼时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五六岁时就能吟诗作对，7岁会写文章，受到真宗皇帝召见和亲自考察，并被赐予“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黄庭坚5岁时就能背诵“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7岁时便写出了《牧童诗》这样清新自然、立意新奇、想象丰富的好诗。明代的解缙，三岁时才开口说话，可一开口就会喊人，就认识字；5岁时便学习“四书”“五经”，看书过目不忘；一天与族祖一起玩耍，竟吟成五言绝句四首（《答族祖》）；到7岁时，他就能见景吟诗，出口成章了。丘浚幼即识字读书，能过目成诵；7岁时便能吟诗作对。李东阳自幼练字，4岁的时候就能写出直径一尺的大字，轰动京师，曾受到景宗皇帝的召见；不到十岁便能赋诗作对，出口成章。清代的陶澍（shu），很小时就在父亲的督导下识字，四五岁时就学习“四书”“五经”，到六七岁时便能赋诗作对。晚清的张之洞，很小时开始读书识字，四岁时便能过目不忘，五岁时就会对对子，以致老塾师不敢继续教他了；父亲不得不重价为他聘请了一位告老还乡的老翰林来当塾师。黄遵宪从两岁开始，曾祖母便教他唱山歌、儿歌；三岁开始就教他背诵《千家诗》，四岁就进了私塾；到六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对，且出口成章。这些都是一个人成材的基础。因此，当发现小孩有过人秉赋时，就必须及时地加以引导和培养。

中国古代小说阅读指导的方法探寻 第4篇

第一阶段:拟写倡议书———第四单元学习建议

一、组建《三国演义》《红楼梦》 兴趣小组。按作品分成两个大的个研究小组, 根据自己兴趣到课代表处报名, 可重复报名。请各班课代表在本周三上午课间操时将名单送到办公室。

二、课代表把小组名单统计好, 在班内公示。每个名著研究分课内研究小组和针对文本的拓展小组。课内研究小组研究成员不少于6人, 其他同学负责课外拓展 (内容自定) 。同学们推选出自己所在小组的学习组长一人, 负责本组人员的协调。组长工作包括:带领小组成员讨论第四单元所选课文《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 三顾草庐》《宝玉挨打》的学习目标, 成员根据学习目标分工。课外拓展小组最好有新的研究, 新的发现。

三、对课内文本研究小组的建议:

仔细研读文本, 围绕小说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设计问题, 研究思考问题的角度并设计具体问题和答案, 形成文字稿。文字稿提前和老师沟通。根据所设问题的层次, 组长组织上课时的顺序。讲课人要提前熟悉发言内容, 争取脱稿, 并调动其他同学的参与热情, 要有课堂互动。每节课要完成学习目标, 课堂要有总结, 要达到全体同学都要有收获的目标, 激发同学们阅读名著的热情。

对课外拓展小组的建议:可以参考资料, 还要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同学能够查阅《三国志》《汉代 风云人物》等。

四、本周大休, 每个同学明确自己的研究任务, 利用假期查阅资料。

第二阶段:划分学习小组, 形成文字材料。

这一阶段老师放手给学生, 让他们有阅读的时间, 在方法上也要给以指导, 要求学生写出讲课时的具体步骤, 这样做学生在读作品时就有方向感和任务, 也就会做到精读。

第三阶段:教学展示

下面展示的是学生写得不错的教案:

(一) 课题:诸葛亮的出场

教学目的:了解课文如何制造诸葛亮的出场

重点难点:作者安排人物出场的特点

小组成员:肖康, 赵剑龙, 张逸超, 宋晓龙

教学过程及内容:

导语: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他屡出奇谋, 用兵如神, 是刘备的重要谋臣,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作者如何安排这位传奇人物出场。

背景:徐庶在走马荐诸葛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他把自己比作奴马, 把诸葛亮比作麒麟, 把自己比作寒鸦, 把诸葛亮比作鸾凤, 把自己比作莹火虫, 把他比作明月, 又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 盖天下一人也。

那么请同学读古代小说101页第一段, 找出司马徽是如何推荐诸葛亮的?

探究结果:司马徽又一次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说诸葛亮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 而自己将他比作兴州八百年的姜子牙与王汉四百年的张良, 这是第一次出场, 是以第三者推荐与名人对比来安排他出场。可以总结为:未见其人先闻其人, 作者借名人的口把诸葛亮描述成一个旷世奇才, 也正是这些名气促使刘备拜访诸葛亮。

第二次出场是刘备第一次拜访诸葛亮途中, 听到农夫唱诸葛亮写的歌, 再次说明诸葛亮名声在外, 所作之歌已在农夫之间广为流传, 而且歌中隐隐透着诸葛亮胸怀天下的气概, 他把天比作园盖, 把陆地比作棋局, 无不浸透着他的才气与胸襟, 这些也必然增加了刘备请他请他出山的决心, 第二次出场可谓是,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正式出场是刘备拜访诸葛亮的第三次, 作者先描写了诸葛亮的外貌, 形容他有神仙之概, 后来诸葛亮分析了曹操孙权的割据势力, 并给刘备建议, 诸葛亮身虽在茅庐, 天下变化尽在他掌中, 可见谋略之高, 眼光之远。

中国古代小说目录 第5篇

小说·白话小说 《西游记》 明·吴承恩 100回.〔明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本〕 《水浒传》 明·施耐庵、罗贯中 100回.〔天都外臣序本〕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120回.〔清康熙毛宗岗修订本〕 《红楼梦》 清·曹雪芹、高鹗 120回.〔程乙本〕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辑 40回.〔涵芬楼排印本〕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辑 40回.〔涵芬楼排印本〕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辑 40回.〔衍庆堂翻刻本足本〕 《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40回.〔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42 回.〔尚友堂重刊本〕 《三刻拍案惊奇》 19回.〔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型世言》 明·陆人龙 40回.〔奎章阁本〕 《熊龙峰四种小说》 明·熊龙峰刊 4回.〔日本内阁女库藏本〕 《京本通俗小说》 7回.〔缪荃悄刻本〕 《宜春香质》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 20回.〔明崇祯笔耕山房刊本〕 《隋炀帝艳史》 明?齐东野人 40回.〔通行本〕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楩 6卷.〔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三国志平话》 3回.〔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武王伐纣平话》 3回.〔通行本〕 《封神演义》 明·许仲琳 100回.〔清褚人获序本〕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明·罗懋登 100回.〔明万历二十六年三山道人刻本〕 《金瓶梅词话》 明·笑笑生 100回.〔万历本〕 《英烈传》 明·佚名 80回.〔通行本〕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蔡元放 108回.〔通行本〕 《三遂平妖传》 明·罗贯中 20回.〔通行本〕 《禅真逸史》 明·清溪道人 40回.〔通行本〕 《禅真后史》 明·方汝浩 54回.〔通行本〕 《杜骗新书》 明·张应俞 24回.〔明万历存仁堂陈怀轩刊本〕 《风流和尚》 明·无名氏 12回.〔通行本〕 《欢喜冤家》 明·西湖渔隐主人 12回.〔通行本〕 《续欢喜冤家》 明·西湖渔隐主人 12回.〔通行本〕 《剑侠传》 明·王世贞 4回.〔通行本〕 《万花楼演义》 清·西湖居士 68回.〔同文堂刊本〕 《洪秀全演义》 清·黄小配 54回.〔笔记小说大观本〕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56回.〔卧闲草堂本〕 《醒世姻缘传》 清·西周生 100回.〔通行本〕 《怡情阵》 清·江西野人编演 10回.〔通行本〕 《浓情快史》 清·嘉禾餐花主人 30回.〔啸花轩刻本〕 《镜花缘》 清·李汝珍 100回.〔点石斋石印本〕 《孽海花》 清·曾朴 35回.〔通行本〕

《续孽海花》 张鸿（燕谷老人）35回.〔通行本〕 《花月痕》 清·魏秀仁 56回.〔通行本〕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 60回.〔通行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趼人 108回.〔上海广智书局本〕 《糊涂世界》 清·吴趼人 12回.〔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 《瞎骗奇闻》 清·吴趼人 8回.〔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 《发财秘诀》 清·吴趼人 10回.〔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 《劫馀灰》 清·吴趼人 16回.〔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 《说岳全传》 清·钱彩 80回.〔金氏余庆堂刻本〕 《说唐》 清·无名氏 66回.〔通行本〕 《说唐后传》 55回.〔姑苏绿慎堂藏板本〕 《说唐三传》 清·中都逸叟编次 90回.〔通行本〕 《薛刚反唐》 清·如莲居士 100回.〔通行本〕 《绣鞋记》 清·乌有先生 20回.〔通行本〕 《海上花列传》 清·韩庆邦 64回.〔通行本〕 《平山冷燕》 佚名 20回.〔通行本〕 《赛花铃》 清·白云道人 16回.〔通行本〕 《九命奇冤》 清·吴趼人 36回.〔通行本〕 《狐狸缘全传》 22回.〔通行本〕 《二度梅全传》 清·天花主人 40回.〔通行本〕 《情梦柝》 清·蕙水安阳酒民 20回.〔通行本〕 《老残游记》 清·刘鹗 20回.〔通行本〕 《品花宝鉴》 清·陈森编 62回.〔通行本〕 《绿野仙踪》 清·李百川 100回.〔通行本〕 《飞龙全传》 清·吴璇 60回.〔崇德书院本〕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 100回.〔通行本〕 《杨家将》 清·佚名 50回.〔通行本〕 《呼家将》 清·佚名 40回.〔通行本〕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 240回.〔通行本〕 《韩湘子全传》 30回.〔通行本〕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 120回.〔通行本〕 《三侠五义》 清·石玉昆 120回.〔通行本〕 《七剑十三侠》 清·唐芸洲 180回.〔光绪二十九年集成本〕 《施公案》 清·佚名 180回.〔宝文堂本〕 《施公案续》 清·佚名 180回.〔宝文堂本〕 《刘公案》 清·佚名（曲本）107回.〔车王府曲本〕 《彭公案》 清·贪梦道人 100回.〔清光绪壬辰京都经国堂刻本〕 《三侠剑》 清·张杰鑫 7回.〔通行本〕 《小八义》 105回.〔通行本〕 《小五义》 清·石玉昆 248回.〔通行本〕 《八洞天》 清·笔炼阁编述 8卷.〔通行本〕 《侠义风月传》 清·名教中人 18回.〔萃芳楼藏版本〕 《儿女英雄传》 清·文康等 72回.〔北京聚珍堂本〕 《于少保萃忠全传》 40回.〔通行本〕 《十二楼》 清·李渔 38回.〔通行本〕 《九云记》 清·无名氏 33回.〔通行本〕 《青楼梦》 64回.〔通行本〕 《风流悟》 清·坐花散人 8回．〔通行本〕 《女娲石》 清·海上独啸子 16回．〔通行本〕 《醒名花》 清·墨憨斋 16回．〔通行本〕 《明珠缘》 明·佚名 50回．〔通行本〕 《八段锦》 清·醒世居士 8回．〔醉月楼刊本〕 《幻中游》 清·烟霞主人 18回．〔通行本〕 《五美缘》 清·寄生氏 80回．〔通行本〕 《醋葫芦》 清·伏雌教主 20回．〔通行本〕 《疗妒缘》 清·静怡主人 8回．〔通行本〕 《警寤钟》 清·嗤嗤道人 16回．〔通行本〕 《玉蟾记》 清·通元子 53回．〔通行本〕 《珍珠舶》 清·烟水散人 18回．〔通行本〕 《梦中缘》 清·李修行 15回．〔通行本〕 《都是幻》 清·潇湘迷津渡者 12回．〔通行本〕 《玉楼春》 清·白云道人 24回．〔通行本〕 《锦香亭》 清·素庵主人 16回．〔清初写刻本〕 《痴娇丽》 清·情痴反正道人 13回．〔通行本〕 《痴人福》 清·不题撰人 9回．〔上海书局石印本〕 《风月梦》 清·邗上蒙人 33回．〔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蝴蝶缘》 南岳道人编 16回．〔通行本〕 《绣球缘》 29回．〔通行本〕 《九尾龟》 清·张春帆 192回．〔点石斋刊本〕 《石点头》 12回．〔通行本〕 《野叟曝言》 清·不题撰人 152回.〔毗陵汇珍楼新刊本〕 《女仙外史》 清·吕熊 100回.〔通行本〕 《补红楼梦》 清·嬛山樵 48回.〔通行本〕 《后红楼梦》 清·逍遥子 30回.〔嘉庆白纸刊本〕 《红楼复梦》 100回.〔通行本〕 《红楼真梦》 清·郭则 64回.〔通行本〕 《红楼圆梦》 清·临鹤山人 31回.〔通行本〕 《红楼梦影》 清?云槎外史 24回.〔通行本〕 《红楼梦补》 清·沈懋德 48回.〔民国三年上海共和书局石印本〕 《绮楼重梦》 清·兰皋主人 48回.〔通行本〕 《增补红楼梦》 清·嫏嬛山樵 32回.〔道光四年本衙藏本〕 《蜃楼志》 清·庾岭劳人 24回.〔通行本〕 《歧路灯》 清·李绿园 108回.〔清义堂本〕 《天豹图》 清·不题撰 40回.〔丰胜书坊刊本〕 《梼杌闲评》 清·不题撰人 49回.〔通行本〕 《西湖二集》 清·周清原 34回.〔通行本〕 《绣戈袍全传》 清·江南随园主人 42回.〔通行本〕 《粉妆楼全传》 清·竹溪山人 80回.〔宝华楼刊本〕 《春柳莺》 南北鹖冠史者 10回.〔清坊刊本〕 《蕉叶帕》 清·无名氏 16回.〔清刻本〕 《绿牡丹》 清·无名氏 64回.〔芥子园藏板本〕 《巧联珠》 清·烟霞逸士 16回.〔可语堂刊本〕 《白圭志》 清·崔象川 15回.〔通行本〕 《双凤奇缘》 清·雪樵主人 80回.〔经文堂刊本〕 《后西游记》 40回.〔通行本〕 《新西游记》 清·陈景韩 6回.〔小说林铅印本〕 《后水浒传》 46回.〔通行本〕 《荡寇志》 清·俞万春 78回.〔通行本〕 《驻春园小史》 清·吴航野客 26回.〔通行本〕 《负曝闲谈》 清·欧阳钜源 30回.〔通行本〕 《飞花艳想》 清·樵云山人编次 18回.〔通行本〕 《凤凰池》 清·烟霞散人编 16回.〔通行本〕 《雪月梅》 清·陈朗 50回.〔德华堂藏版本〕 《东游记》 56回.〔通行本〕 《海上尘天影》 清·梁溪司香旧尉 60回.〔通行本〕 《海游记》 清·无名氏 30回.〔通行本〕 《恨海》 清·吴趼人 10回.〔通行本〕 《李笠翁小说十五种》 清·李渔 15种.〔通行本〕 《豆棚闲话》 艾衲居士编 12则.〔通行本〕 《续英烈传》 清·空谷老人编次 34回.〔集古斋梓刻，经国堂刊印本〕 《续金瓶梅》 清·丁耀亢 64回.〔通行本〕 《洞玄子》 1回.〔双梅影龛丛书本〕 《肉蒲团》 明·李渔 20回.〔通行本〕 《浪史奇观》 40回.〔通行本〕 《灯草和尚》 12回.〔通行本〕

《痴婆子传》 芙蓉主人 2回.〔通行本〕 《如意君传》 明·徐昌龄 1回.〔明刊本〕 《赵飞燕外传》 伶玄 1回.〔通行本〕 《杏花天》 14回.〔通行本〕 《绣榻野史》 明·吕天成 2回.〔通行本〕 《僧尼孽海》 明·唐寅 30回.〔通行本〕 《春闺秘史》 10回.〔通行本〕 《姑妄言》 清·曹去晶 24卷.〔通行本〕 《别有香》 16回.〔通行本〕 《春梦琐言》 1回.〔通行本〕 《控鹤监秘记》 1回.〔通行本〕 《素娥篇》 42节.〔通行本〕 《一片情》 14回.〔通行本〕 《妖狐艳史》 12回.〔通行本〕 《两肉缘》 12回.〔通行本〕 《碧玉楼》 18回.〔通行本〕 《桃花艳史》 清·佚名 18回.〔通行本〕 《风月鉴》 清·吴贻棠 18回.〔通行本〕 《灯月缘》 清·携李烟水散人 12回.〔通行本〕 《玉娇梨》 明·荑秋散人 18回.〔通行本〕 《龙阳逸史》 明·京江醉竹居士 20回.〔通行本〕 《闹花丛》 清·故苏痴情士 18回.〔通行本〕 《空空幻》 清·梧冈主人 18回.〔通行本〕 《巫梦缘》 佚名 18回.〔通行本〕 《娱目醒心编》 清·杜纲 18回.〔通行本〕 《永庆升平前传》 清·姜振名、郭广瑞 18回.〔北京宝文堂刊本〕 《昭阳趣史》 明·古杭艳艳生 4回.〔通行本〕 《株林野史》 清·痴道人编辑 16回.〔通行本〕 《林兰香》 清·清·随缘下士编 64回.〔道光十八年本，大连图书馆藏〕 《五色石》 清·笔炼阁主人 8回．〔大连图书馆藏原刊本〕 《桃花庵》 清 24回.〔通行本〕 《弁而钗》 清·醉西湖心 20回.〔通行本〕 《桃花影》 清·徐震 12回.〔通行本〕 《巫山艳史》 不题撰人 16回.〔通行本〕 《五凤吟》 清·云间嗤嗤道人 20回.〔通行本〕 《绣屏缘》 清·苏庵主人编次 20回.〔通行本〕 《锦绣衣》 12回.〔通行本〕 《载花船》 4回.〔通行本〕 《何典》 清·过路人编定 10回.〔通行本〕 《再生缘》 清·陈端生 40回.〔通行本〕 《笏山记》 清·蔡召华 69回.〔通行本〕 《岂有此理》 清·空空主人 12集.〔通行本〕 《廿载繁华梦》 清·黄小配 40回.〔上海大成书局石印本〕 《新中国未来记》 清·梁启超 5回.〔《饮冰室合集》本〕

小说·文言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又一力作 第6篇

2010年，岳麓书社“博导文丛”推出王齐洲教授的《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以下简称《考论》）。该书收集了作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国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其中不少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在当时学术界就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王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30余年，始终注重学术创新，强调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肇始于汉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15家并给以定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不能不从讨论《汉志》小说家开始。对于这15家小说，前人虽也做过一些辑佚与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探考了除无材料可考的《周考》、《臣寿周纪》之外的13家小说，发现了不少前人未曾发现的新材料，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如对《虞初周说》佚文的探考，对《汉志》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关系的研究，对小说家文体为说体文的揭示，从而对《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和小说家定义有了比较清晰而完整的认识。

王先生善于通过准确把握古代小说观念发展的关节点来揭示古代小说思想的发展路径。例如，他注意到传统小说观念在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艺文志》中表现出来的显著变化，并通过《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的细致比较，揭示了欧阳修小说观念的核心内涵及其在中国小说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第7篇

一、鬼神文化特征

鬼神概念如何在人类演进中产出的呢?在隋垠哲的《鬼神文化》中提到:“鬼神的观念诞生于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思维’状态下, 是‘万物有灵’思想直接作用的产物。”诚然, 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 其思维也是极不解放的, 遇见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 原始思维便起了重要作用。其基本内涵是通过联想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和人的生命活动进行相似性的类比。例如, 原始居民无法解释日月的由来, 看到人的眼睛也闪着光亮, 于是便产生盘古的眼睛变为日月的神话。

1、相信万物有灵, 鬼神无处不在

远古的人们认为每人都有灵魂, 从而推想世界上的万物也都有灵魂, 有思维和情感, 一只犬、一棵树甚至一块石头, 都是如此。例如太阳的早起晚落, 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等, 都是自己活动的, 既然这些事物都能自己活动, 他们必然也有灵魂。既然万物有灵, 那世上的鬼神是到处都有的。远古先民不能掌握自然规律, 所以认为“自然之神”在主宰。如雷神, 原始居民对电闪雷鸣感到极为恐惧, 他们幻想有相貌极为恐怖的雷神作怪, 《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雷神, 龙身而人头, 鼓其腹则雷。”道教创立以来, 创造出上至玉皇大帝下至三茅真君等一个庞大的神仙体系。佛教传入我国以来, 其所宣扬的佛教诸神亦随之传入, 如人们熟知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弥勒佛等等。除此之外, 还有民间流传的酒神、财神、土地等俗神, 应有尽有。“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 神是高级的鬼, 鬼是低级的神, 神鬼从来就是一家。”人们认为鬼更是“无处不在”了。地府有阎罗、判官、无常等诸鬼, 厕所有厕鬼, 被虎啮死后会变成伥鬼等等。

2、将历史人物宗教化

历史上许多的著名人士, 王侯将相、文士武官等被宗教人士宣扬成为本派的守护神, 并借其宣扬本教思想, 从而将其宗教化。如老子, 道教创立后就被神话成了太上老君。最早提到“太上老君”称号的是张陵的《老子道德经想尔注》, 曰:“一散行为气, 聚行为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的出现, 说明老子已宗教化。”而唐末所撰《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老子被神化为无所不能的创世神和造物主。又如令人不寒而栗的阎王, 佛教传入后出现的冥界主宰, 而历史名人韩擒虎、寇准、范仲淹、包拯被宣扬死后都相继成了阎王, 这无疑也是被佛教徒宗教化了。

3、祭祀和巫觋

鬼、神的造字本义都是与祭祀相关的。《说文》所引“鬼”字古文从“示”, “示”本义为宗庙里的先祖之形, 由此推想古文“鬼”字之义乃是祭祖时戴面具的巫师, 后来也就以“鬼”作为先祖神灵的代称。祭祀自春秋时期始盛, 对于统治者来说, 祭祀鬼神可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对于下层群众来说, 鬼神是自己的保护神。人们相信祭祀鬼神, 就会赐福于自己。就连大圣人孔子对鬼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并对祭祀活动十分看重,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将这一观点表述十分清楚:“我战我克, 祭必受福, 盖得其道矣。”此处之“道”便是指合礼之祀。此处之语不仅谈不上孔子对周代鬼神观的超越, 而且还体现了他对周代鬼神祭仪的恪守。有了祭祀当然就会有巫觋, 他们是伴随祭祀活动而出现的。女者为“巫”男者为“觋”, 他们行巫术的目的乃在交通鬼神, 利用鬼神之力以替人招徕福祥、免除祸害, 或是致祸于人。此即以为鬼神能福佑人或祸祟人。多半是装模作样, 大搞迷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古代巫觋的盛行从侧面也反映出鬼神文化的一大特点。

二、鬼神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内容的影响

古代的文学家们大多极聪明地为自己虚构各色灵怪故事寻找根据, 几乎都主张, 对鬼神之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可见鬼神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影响之深。唐代及唐前志怪中, 鬼题材占着极大比重。

1、人鬼关系

这里主要包括人鬼之恋和鬼灵复仇。人鬼恋的故事在中国鬼神文化中的传承中纷繁复杂、版本众多。第一篇“人鬼恋”的冥婚故事出现于曹丕的《列异传》中。此后, 在《搜神传》、《聊斋志异》等众多志怪小说中都有涉及, 冯梦龙《情史》一书, 专列“情鬼”一卷。在中国古代渊深积厚的复仇文化中, 鬼灵复仇占据重要位置, 描写鬼灵复仇的叙事文本也远较情爱作品为多。同样在《搜神传》、《阅微草堂笔记》、《广异记》等中多有体现。

2、鬼神法力

神仙具有超自然能力, 可以点铁成金, 按理说什么也不缺, 可这一点在古代小说中被刻画得不是这样, 神仙的贪婪有时颇令人吃惊。如在《西游记》中就刻画了不少贪财的神仙, 天蓬元帅就是一例, 甚至连如来在传真经时也会要“人事”。神仙的情欲也令人咋舌, 《聊斋志异》卷七《金姑父》一篇中的梅姑, 就是一位夺人丈夫的女神。

三、鬼神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影响

鬼神文化不仅为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内容素材, 还为其培植了思想的土壤, 这一种特殊的文化对古代小说尤其志怪小说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心态层面来看, 魏晋六朝志怪折射出时人对人鬼关系思考的智慧闪光。”

1、借鬼说人

作家在他的作品里, 以鬼的形象作为人的生命的对立面揭示出人生的种种荒诞与无奈, 剖析出生命诸多层面的异化特质。其中多是讽刺的。如《聊斋志异》、《萤窗异草》、《耳食录》等无不极力用鬼神世界来反讽现实, 在看似荒诞不经的表象之下, 展现出的是生动鲜活的人间万象。

2、世情如鬼

神鬼奇谲的行为无非是作家丰富想象力的创作, 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借鬼界以讽人世的传统基础上, 用人情小说的写实手法, 把鬼界当作人世描写。”就如《西游记》中写天庭, 划分神界森严等级的依据, 完全是人间朝廷的写照。地狱的善鬼超生, 恶鬼受刑同样是人们用鬼神文化来惩恶扬善心里的反应。

3、人能胜鬼

这种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对古代小说思想有积极的作用。《子不语》中就讲述了一只恶鬼遇见“豁达先生”仓皇落跑的故事。《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刘香宛言》讲一老翁毫不怕鬼, 最后女鬼羞愧逃走。

总而言之, 鬼神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 无论内容上还是思想上, 其影响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

摘要：鬼神文化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 “鬼神”二字从被提出以来, 经由民间、道教和佛教的各种夸张和奇异化, 使得它玄乎又玄且光怪陆离。这亦引起小说家的重视, 他们的小说尤其志怪小说中多涉及鬼神。流传几千年的鬼神文化无疑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和思想上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鬼神文化,特征,中国古代小说

参考文献

[1]隋垠哲.鬼神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2]龚斌.鬼神奇境[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166.

[3]柳岳梅.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古代鬼神崇拜[J].北方论丛, 1998 (4) :73.

中国古代鬼题小说的源起考述 第8篇

一、中国古体“志怪”小说考

“志怪”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广为流传, 今天很多学者还在运用着。此概念最早出现在《庄子》中, 《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 志怪者也。”[1]3《列子·汤问篇》也有类似的说法:“夷坚闻而志之。”[2]116所以这种专门记录怪异之事的作品, 《庄子》称它为“齐谐”, 《列子》则称之为“夷坚”。这个时候, “志怪”的含义仅为人们书写或记载怪异人事的一种行为, 还并没有将其看作一种真正的文体。这便和六朝以后的“志怪”有着很大的差异。“志怪”变成真正小说实体的专名, 则有赖于两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出现,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专写神仙鬼怪之作的小说集。其实, 记录怪异之书最初也没有以“志怪”命名, 以“志怪”命名开始于东晋祖台之的《志怪》 (一称《祖氏志怪》) 和孔约的《志怪》 (一称《孔氏志怪》) 。而“志怪小说”之称, 则始于唐人段成式, 他在《酉阳杂俎·自序》中说:“固役而不耻者, 抑志怪小说之书也。”[3]5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小说分为六种, 第一种就是“志怪”, 并说:“古今志怪小说, 率以祖《夷坚》、《齐谐》。”[4]58此后志怪小说便成为人们对记录神鬼怪异之事的一类小说的统称。这个小说分类的称谓, 在今天的很多《文学史》中, 已经定型化而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术语, 它和志人小说相对, 专指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及其在后世的延续衍化的一派, 即通常叫做笔记体志怪小说的那类作品。

林辰先生曾将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人们生活的小说统称为“神怪小说”。 (另外, 使用“神怪小说”这一概念的还有欧阳建、胡胜、陈平原、郭昌鹤等人) 他并且以此编撰了《中国神怪小说大系》一书, 收集了上至汉代下至晚清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神怪小说, 他认为“神怪小说”之称, 早在清末小说评论家邹弢的《小说话》、黄摩西的《小说小话》、冥飞的《古今小说译林》等那里就出现了。笔者也沿用他的观点, 认为中国古代写鬼小说从大类上属于神怪小说系列, 遍及笔记、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体裁, 语言上则分为文言和白话。

二、“鬼”在古文本中的形象流变

关于鬼的定义, 尽管有《论衡·订鬼篇》中所描述的“鬼者, 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 其精为人;亦有未老, 性能变化, 象人之形。”[5]1278这种“鬼物”、“鬼魅”, 亦即“怪”类, 却不是“真正的鬼”, “真正的鬼”是《尸子》中所说的“鬼者, 归也。故古者谓死人为归人。”[6]59鬼的字形从甲骨文看, 是一个头上戴着面具的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描述:“人所归为鬼, 从人, 象鬼头, 鬼阴贼害, 从厶。”[7]89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历来贯穿着一种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 那么从幻境转向人世, 鬼便与人有了联系。人死后的灵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因此世人的观念中便出现了阴曹地府, 便有阎王判官, 便有生死轮回;人死为鬼, 鬼也可以变成人或他物, 从而与人的现实世界再一次联系起来。

最初的写鬼小说产生于何时呢?顾炎武认为, “仙论起于周末, 而鬼论起于汉末。”[8]154据白化文先生的考证,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便引入了轮回、地狱和因果报应等观念。“中国古代的小说中, 不涉及鬼、神的极少, 涉及宗教, 则魏晋以下, 必然和以上的概念相联系, 而且越变花样越多, 逐渐脱离佛教, 而成为民间信仰。”[9]18鲁迅先生也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 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 而作者的态度, 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中国本信巫, 秦汉以来, 神仙之说盛行, 汉末又大昌巫风, 而鬼道愈炽, 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 渐见流传。凡此, 皆张皇鬼神, 称道灵异, 故自晋迄隋, 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0]25可见, 佛教的传入对写鬼小说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勃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鬼题小说

如果说两汉是“仙”的时代, 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鬼”的时代, 特定的时代背景使“仙”的地位下降了, 而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鬼”的地位则明显上升了。到了南北朝, 由于佛教的兴盛, 鬼变成了小说中的主角, 但人们并不把鬼作为崇拜的偶像, 人们对于鬼总是持有一种既爱又恨、既敬畏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原因的关键在于鬼与生命的夭亡、与人自身紧密联系, 当鬼与死亡与黑暗联系在一起时, 鬼是可憎可恨的;当鬼与亲人与愿望联系在一起时, 鬼又是可亲可爱的。人与鬼的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人与鬼刚刚开始相互融合的阶段。表现在写鬼小说中, 人、鬼世界在总体上还是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比如《搜神记》中鬼的形象正处在这一位置。如那个著名的宋定伯捉鬼的故事中 (又见《列异传》) , 宋定伯和鬼一开始就是势不两立的, 最终利用自己才智把这个鬼捉了回去卖钱。这也是由当时人对鬼的态度决定的。

出现于汉魏时期的重要之作是《列异传》 (旧题魏文帝曹丕所撰) , 这是写鬼小说史上的第一部。它使一批鬼的形象第一次在小说史上出现。对后来的写鬼小说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中最精彩的故事有南阳宋定伯捉鬼卖钱, 以及蒋济为亡儿送礼走后门的情节, 叙事生动, 对话精彩。两晋时期的小说, 有承前启后的干宝著的《搜神记》。另外还有东晋时期的《搜神后记》 (旧题陶潜所撰) , 它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熟, 成篇故事增多了, 且有散文化的倾向。晋戴祚的《甄异传》中, 多有以鬼怪形式, 揭露鬼神谋私受贿之事, 明显影射人间官场,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东晋旬氏的《灵鬼志》, 多记录鬼怪灵验的崇鬼思想, 受佛教影响很大, 记佛事之多前所未有。南北朝时期的写鬼小说进入鼎盛时期, 这时候有祖冲之《述异记》, 书中故事常与历史、实地、真人联系, 现实感较强。另外还有任昉《述异记》、东阳无疑《齐谐记》, 南朝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刘义庆的《幽明录》, 作品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文笔优美, 可与《搜神记》相媲美。

就以最为著名的《搜神记》为例, 其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 作家以“实录”的精神来写小说, 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人生彼岸世界的好奇与关注, 对无限延长人的生命的渴望与追求。这种现象与远古的鬼神崇拜是分不开的, 远古的鬼神信仰是鬼魅小说孕育的沃土, 以“鬼魅”为主体的小说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志怪小说中所描绘的鬼世界不再是片断的和模糊的, 它已经是一个多彩、完整而又清晰的虚幻世界, 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其深刻性和广泛性是不容否定的。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第9篇

一、中国古代园林发展历史简述

中国古代园林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萌芽期———转折期———繁荣期——衰落期[1]。

1.中国古代园林萌芽期。

中国古代园林这一发展阶段时间段为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采用的是分封制, 各封建奴隶主在自己属地划定特定的区域, 依托自然环境或种植刍秣、饲养马匹;或兴土木, 围场狩猎, 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这种在奴隶主属地被称之为囿的区域是中国最早园林的雏形。秦汉时期, 出现了苑这一形式的建筑。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至汉代建宫设苑不下三百处。苑已经具备了中国古代园林的一些重要特征, 由囿到苑的转变昭示着中国古代园林的萌芽。

2.中国古代园林转折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思想上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方面, 政治上的分裂致使中央集权被削弱, 豪门士族势力迅速崛起。豪门士族为彰显身份地位, 纷纷创设原本只属于中央政府的园林, 致使民间私家园林数量增多。另一方面, 思想上的百家争鸣, 加之社会的动荡, 使得佛教与道教流行, 带动了寺观园林的兴盛。民间私家园林数量的增多, 寺观园林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古代园林从萌芽到繁荣的转折。

3.中国古代园林繁荣期。

隋唐至清中期是中国古代园林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中国国家统一, 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 人民富足。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员到文人富商, 纷纷自建园林。隋唐至清中期的园林展现出的最大特色在于, 将诗画等艺术形式融入到园林的布局与造景之中, 使得园林凸显出人文气息。无论是从园林的数量规模还是艺术价值, 隋唐至清中期的古代园林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4.中国古代园林衰落期。

清朝末期, 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封建文化也呈现出衰退之势, 这种衰退的社会态势对中国古代园林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一方面, 历经历史的积淀, 中国古代园林在继承前一时期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暴露出衰退的倾向, 前一时期积极创新的精神在清末园林中已经荡然无存。同时,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 大量西方文化的融入, 促使中国古代园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迈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国古代园林的类型探析

1.按照园林的占有者身份划分。 (1) 皇家园林。顾名思义, 皇家园林是专门供古代帝王及其家属休憩享乐的园林。由于统治阶级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认为国家的广阔土地、山川河流都是属于皇家的。受此观念影响, 皇家园林在规模布局方面讲究宏大, 在人力物力投入方面也颇为惊人, 例如颐和园就是花费3000万两白银在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的基础上重建的。要知道, 康熙中期, 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约为2900多万两。重建颐和园的花费比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还要多。在巨额经费的支持下, 皇家园林常常引入真山真水, 园中建筑美轮美奂, 无论从建筑装饰用料还是艺术设计角度审视, 皇家园林都堪称一流。现存较为著名的皇家园林除上文提及的颐和园, 还有北京北海公园以及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等。 (2) 私家园林。私家园林的拥有者多为王公大臣、富商大贾、文人墨客。与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相比, 私家园林规模较小。由于空间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 私家园林不可能像皇家园林一样将真山真水置于园中, 一般借用假山假水来布局, 建筑突出小巧精细的特点, 色彩也较为淡雅。现存较为有名的私家园林有北京恭王府、上海豫园、苏州拙政园等等。

2.按园林所处地理位置划分。 (1) 北方园林。位于北方地区的园林被称之为北方园林。这一类园林的突出特点就是富丽堂皇, 占地面积宽广, 气势恢宏的同时秀美稍显不足。同时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 北方园林中较难看到常绿植物以及众多河流湖泊。北方园林较为聚集的地域为北京、西安等古都。 (2) 江南园林。位于江南地区的园林被称之为江南园林。江南自古就是我国经济富庶地区, 人口稠密, 致使江南园林规模大多偏小。但这一地域, 河流湖泊、常绿植物、奇石怪石众多, 江南园林精致细腻, 淡雅朴素。但由于面积的局限, 略显仓促感。江南园林大多位于江苏、杭州、扬州等地, 其中苏州园林为典型代表。 (3) 岭南园林。位于岭南地区的园林被称之为岭南园林。处于这一区域的园林, 因其自然条件优越, 植物终年常绿, 河川众多, 独具热带风情, 建筑高大而且宽敞。岭南园林的典型代表有广东顺德的清晖园、番禺的余前山房等等。

三、中国古代园林设计特点探析

中国古代园林在设计上具有诸多特点, 这些特点使其在中国建筑史、文化史、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 就以私家园林江南园林的典型代表———苏州园林为例, 探析中国古代园林设计的特点。

1.强调意境的营造。

中国古代园林在设计上追求“意境”。意境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 它是人们对园林设计, 包括色彩、布局、格调等的一种感觉。皇家园林要凸显出威严的意境, 而私家园林则要彰显高雅的意境。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的典型代表, 十分强调宁静高雅的意境。苏州园林宁静高雅意境的彰显是以园林色调、匾额、楹取、书条石、雕刻、装饰等布局为重要载体的。

苏州园林大多用大片粉墙为基调, 与栗壳色的梁柱, 黑灰色的瓦顶搭配, 衬以白墙与水磨砖所制灰色门框窗框, 组成淡雅的色彩。苏州园林在进行命名时也较为考究, 例如荷风四面亭、玉兰堂、松风水阁、海棠春坞、雪香云蔚亭、与谁同坐轩等等, 仅从这名字就能引发无限的遐想。听雨轩, 如此婉约细致的名字, 估计很难将其与解决人有三急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如此种种, 数不胜数。不仅如此, 苏州园林中随处可见文人墨客的诗文, 唐代褚遂良的《诗经》、宋代苏轼亲笔《赤壁赋》、明代董其昌所书曹植的《洛神赋》等。色调的营造, 名字的选取, 随处可见的字画以及诸多细致的装饰、布局都彰显出苏州园林宁静高雅意境的设计特点。

2.注重山水的融合。

中国自古就有山水文化, 在中国古代园林中也不难发现山水文化的踪影。北方由于地域环境因素的限制, 河流湖泊较少, 但在园林中依旧能发现山与水两种元素, 江南园林以及岭南园林更是如此。由此可见, 山水的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园林设计的特点之一。

苏州园林在山水融合方面别具特色, 探究中国古代园林山水结合的设计特点, 以苏州园林为例进行解析最佳。苏州园林在设计时, 往往以水池为中心, 配以假山、瀑布等各种不同的景色, 这也成为中国园林在设计时较常采用的手法。具体而言, 苏州园林中水的妙处在于能够在园中形成广阔的空间, 给人以幽静、宁静的感觉, 在水周围山石的倒影以及天光云影、碧波游鱼、荷花睡莲等, 为园景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2]。因此, 围绕水布局山石, 山水融合的设计思路被广泛应用于苏州园林。在较大的苏州园林中, 水池还往往支流迂回盘曲, 形成许多小景。部分苏州园林更依山势构建溪涧、水谷和瀑布等景, 在水面上, 还架以小桥, 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 将山水融合, 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园林设计特点凸显得淋漓尽致。

3.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

中国古代园林在设计时, 花草树木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说花草树木是组成园林景致必不可少的因素。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成为中国古代园林设计又一特点。在不同地域的园林中, 花草树木的布局不同, 北方园林花草树木布局较为整齐与对称, 与气势恢宏的园林氛围交相辉映。而江南园林在布局花草树木时, 或直接模仿自然或从山水画得到启示, 常采用以不整形不对称的自然式方式布局。

以苏州园林为例, 园林花草树木大多经过精心的栽培, 姿态和线条以苍劲与柔和为主, 能与园林中山石、水面、房屋有机结合, 形成了江南园林独特的风格。苏州园林在布局花草树木时, 常利用各种树形的大小, 树叶的疏密, 色调的明暗, 构成富于变化的景色, 在形成自然山林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拙政园中部二岛, 用较多的落叶树配以适当的常绿树, 与土坡上茂密的竹丛和池边的芦苇相组合, 掩映于宽阔的水面上,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在花草树木的映衬下, 苏州园林犹如略施粉黛的美人, 更显妩媚动人。

从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过程来看, 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从中国古代园林的类型来看, 地域环境深刻影响着园林的布局;从中国古代园林的特点来看, 在共性中存在个性。通过以上阐述, 民众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园林, 能够自觉去保护, 认真去欣赏中华民族这一沉淀厚重文化与历史的瑰宝。

参考文献

[1]陈刚.谈中国古代园林[J].新疆林业, 1998 (2) .

[2]杨先艺.中国古代园林的设计特征[J].唐山学院学报, 2003, 16 (1) .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第10篇

李绿园著《歧路灯》是为自己子孙也为天下世家子弟而作。书中除“理智施教, 爱而不娇”八字方针外, 还有一条极重要的劝诫:“戒酒戒赌。”当时他清醒地认识到, 教育问题迫在眉睫又形势严峻, 但他无力改变的是:“哪家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作者不但通过故事表现, 还通过诗词、议论一再强化这个观点。平顶山李绿园故居内, 展示有多位文学家对《歧路灯》的称赞。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 《歧路灯》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 被专家们称为“我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部教育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州书画社 (现河南古籍出版社) 所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 在社会上引发巨大反响。这本书序言是姚雪垠所作。姚先生写道:“从抽象道理说, 这本书在今天对做父母的如何教育子女, 青年人如何不受流氓阿飞引诱, 不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吗?再看小说中写的那位盛公子是一位布政使的孙子, 不务正业, 整天呼朋引类, 吃喝玩乐, 不是可以作某些高干子弟’的一面镜子吗?”联想到当下“官二代”、“红二代”不断爆出的违法乱纪行为, 专家们会发现姚先生多么具有长远眼光, 这本书又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 第11篇

摘 要：本文根据明清文学专业基础课与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的具体内容以及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探讨了如何在教学过程中避免专业课与专题课内容的重合，以达到重新整合与优化教学内容。

关键词：明清文学；明清小说；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263-02

一

“明清小说研究”是赤峰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第六学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之一，中国古代文学是赤峰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必修课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方向所有专题课，均是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高年级学生所开设的选修课程。选修这类课程的学生，都要求在之前修过中国文学专业课，且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以及重要的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作品等都有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初步具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专业课程开设之后进一步开设与原有专业基础课程不同、带有专题研究性质的提高课程，是按照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和主要体式进行的，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明清文学史专业课与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又不同，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明清文学史的基本格局与研究现状基本上是非主流文体的小说和戏曲，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主流文体的诗文词，则居于边缘地带。以目前高校通用教材、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例：第七编《明代文学》凡十二章，其中小说戏曲占八章（小说五章，戏曲三章），诗文占三章，散曲与民歌合占一章。第八编《清代文学》凡八章，其中小说戏曲占六章（小说占四章半，戏曲占一章半），诗文占二章。以赤峰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所用郭兴良、周建忠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为例：第七编《明代文学》凡九章，其中小说戏曲占八章（小说六章，戏曲两章），诗文词曲一章；第八编《清代文学》凡七章，其中小说戏曲占六章（小说四章，戏曲两章），诗文词曲一章。可见，明清文学史叙述已经完全背离了明清时期的文学真实，但从学术研究和文学演进的角度，又具有一定合理性。名家名著的评析乃小说戏曲章节之主要内容，然精英文学史观与学术研究资源分布不合理。仍以袁行霈教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第七编《明代文学》凡十二章，小说戏曲占八章，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汤显祖各占一章，另有两章分别讲述“明代杂剧”与“明代传奇”。第八编《清代文学》凡八章，小说戏曲占六章，其中《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各占一章，《长生殿》与《桃花扇》合占一章，另有两章分别讲述“清初白话小说”（主要是《醒世姻缘传》和李渔）、“清中叶小说戏曲”（主要是《镜花缘》和蒋士铨）。

中国古代文学——明清文学无论是从教学角度还是从研究角度，主要方向均为明清小说、戏曲，而其中又以小说为主。这样就出现了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与明清文学专业基础课交叉应该怎样解决的问题，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程讲述什么内容，而明清文学专业基础课程又应该讲述什么内容？对这两部分重合部分又该如何处理？如果都以小说为主，那应该怎样侧重？

二

基础课和专题课教材的性质与范围：“基础课教材有述有论，以述为主；专题课教材有论有述，以论为主。”就是说，专题课虽然也有传授知识的内容，但比基础课有所拓展和深化；专题课论析的成分居多，尤其是有争议的内容和人物形象塑造、细节描写方面。明清小说研究课开设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学生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提高他们的理解分析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明清小说研究的内容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设计：一种是全面综合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带有宏观的史的规模和性质，涉及到的作品比较多，包容面广，力求提炼和概括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比如我们既要讲述明代“四大奇书”、“三言二拍”等明代短篇小说，又要讲述主流小说史之外的其他小说，比如“剪灯三话”系列、《石点头》、“才子佳人”小说系列、《阅微草堂笔记》等；另一种是突出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即以在历史上和群众中影深广的文学名著为重点，明代小说重点讲述“四大奇书”、“三言二拍”，清代小说重点讲述《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通过对具体作品及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鉴赏水平，同时也兼及某些相关的文学规律阐释。学生不可能在短期内阅读很多作品，一些在文学史上属于二三流的作品，也没有必要硬性要求阅读，涉及面过宽就容易流于空泛，反而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名著既是学生比较熟悉的，研究一些比较复杂、具有典型意义、在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作品，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对问题的思考，从而达到提高他们分析能力和鉴赏水平的目的。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体现着教师多年在明清小说方面的研究心得。有一些问题，有些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有些则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在具体课程讲述中，我们应该既介绍共识，也不回避分歧，在摆出各家观点之后，任课教师一般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或者问题本身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得出结论，也只好实事求是地存疑，以待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艺术方面的欣赏，教师也只是提供一种角度、一种感悟、一种体认，重要的还在于引发学生的兴趣，启发他们自己去思考探索，在审美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平。

三

为了整合教学内容，经过文学院专家论证，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课明清小说部分拟讲授内容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明清文学专业课中关于小说部分一共38学时。总课时工54学时，留下部分课时讲授明清戏曲、明清诗文，其中关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最多也只能安排6学时，在这样短的时间几乎无法深入探讨这些作品的深层次意义，只能放到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中去讲解。因而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主要讲授内容设计如下：

两表对照可以看出，明清小说研究专题课尽量避免与明清文学专业课重复。专业课已经讲过的，专题课尽量不再讲述，专题课是专业课的深化。以第十二讲《红楼梦》与《甄嬛传》为例，一部是屡创收视历史记录，网络播放量已突破20亿，独占鳌头、红遍全国的电视剧，一个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文学作品。只要是细心的受众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无论是在语言运用还是情节设置、人物安排等方面都有一定相似之处。本课要结合《红楼梦》与《甄嬛传》具体内容展开讨论，组织学生搜寻《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模仿与借鉴，以期通过时下流行元素激发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赵志毅.文本与人本：高校德育方略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周先慎.明清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小说传统 第12篇

据鲁迅考证, 《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第一次提到“小说”的名字, 但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屑之言”, “非道术所在, 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1]这里的小说, 跟孔子曰“虽小道, 必有可观者焉”里的“小道”大概意思相近, 就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闲言碎语和东家长西家短的东西。孔子认为即便是这么一些“小玩意儿”, 也值得加以研究。

跟现在所谓的“小说”意义相近的最早提法, 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 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把《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等十五部“小说”编在《艺文志》的末尾, 可见, 在中国, “小说”一开始就不是入流的。

这里我们说的小说, 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把“故事”、“传奇”、“演义”、“小说”、“讲史”全都一锅烩了, 但是这些名称, 原本各有所指。我们现在, 统统用长篇、中篇和短篇加以概括, 方便是方便, 但是失去了特点。粗略地区分, 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讲史, 这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正统, 《列国志》《隋史遗文》《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两晋演义》《三国演义》《南北宋演义》《精忠传》等, 都是这一类。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良好愿望, 官修的史书非常正规认真。“讲史”“演义”这一类的小说, 就是以正史为依据, 以前朝的真人为主人公, 以真事假事为演绎搞出来的一类娱乐大众, 寓教于乐的艺术样式。夏志清教授说:“中国人浸淫于儒家经典既久, 自然养成他们深求寓意的习惯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无论怎样加上寓言性的伪装, 它们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2]也就是说, 听说书的听众, 喜欢追根究底。说书者必须给虚构的故事加上真实的材料, 至少附会一些典故, 这才能让他们安心地听下去。文化传统的影响, 导致我们的在文艺接受心理上, 喜欢有头有尾的东西, “无一个没有出处”, 那才是上品。夏志清教授还指出, “作为古典叙事文的最高典范, 《史记》尤其常常被拿来作为批评小说优劣的标准。甚至《红楼梦》这样一部很难使人联想到正史的作品, 也曾被拿来与之相比。”[3]

作为正统叙事文典范的《史记》, 给小说作出了一个标高, 古代文学批评家下意识地就拿小说来跟它附比。这就好像说“某某是市长, 我是他村里的老乡”的心理相类似, 给自己找一个依据。在中国, 小说的地位是车浆贩水之徒鸡鸣狗盗一类人的艺术, 远不能跟西方小说在艺术门类中的地位相媲美。很多作品的作者不详, 有些知道作者, 但是关于作者本身的资料也很少。像《〈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于罗贯中, 《水浒传》之于施耐庵, 至今仍然对其作者地位充满了疑惑。

第二类是志怪神魔荒诞不经的作品, 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的那类“明代神魔小说”, 还有《聊斋志异》之类的奇谈, 都可以归属到这一类。如“天地混沌如鸡子, 盘古生其中, 一万八千岁”[4]如“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 怒而触不周之山”[5]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姮娥窃以奔月”[6]如《绿野仙踪》《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宝太监下西洋》《三遂平妖传》等。这一类的归纳, 我打乱的通常学者们按照朝代时间顺序分类归纳法[7]。从先秦诸子寓言到清代的聊斋, 都统统可以放在这个瓮里。《论语》说, “君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类“小说”违背了圣人教诲, 更不入正统方家法眼。

第三类, 是“世俗小说”时髦一点可以说“写实小说”, 鲁迅把大部分归纳为“人情小说”类里。这种小说从“唐传奇”发韧, 把世俗生活的场景引入小说, 记录现世人生和社会, 类似于西方文艺理论说的“风俗画”。后来这类“风俗画”渐渐演变成了主流, 从《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孽海花》《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二十年目睹之怪异现状》《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等, 蔚为大观。这类小说被“五四”以后的作家学者特别看重, 主要是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提供了“五四”的作家学者移植西方的文艺理论的丰厚土壤。

第四类是“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铁花仙史》《梦月楼》《两交婚》《玉楼春》等。著名学者郑振铎似乎对“才子佳人”小说不甚以为然, 说它们“死守着才子佳人的陈套而不知变通, 故在其中, 佳作却绝少见到。”[8]并对《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在国外不止有一个译本且很受欢迎感到不解。实际上, 西方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差异也许就在这里, 西方更关注“人与情”, 写人和写爱情, 虽然未必在艺术上有多大的创见, 但是跟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看法类同, 能引起共鸣。爱情, 尤其是曲折迷离的爱情, 如上面所列举的小说, 跟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的一些故事, 就很能类比。这恰恰不是“演义”和“神怪”所能达到的效果。另外, 用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加以硬套, “才子佳人小说”可以归纳到类型小说当中去。当今流行的情爱小说, 在套式上, 并不比这些“才子佳人小说”高明多少, 而在故事的叙述技巧上, “才子佳人小说”还要更胜一筹。很多学者把《红楼梦》也放到“才子佳人小说”范畴里去, 但它达到了同类小说无法企及的地步。《红楼梦》的特异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这类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俗套和明显的说教内容, 且在人物类型的塑造上, 性格鲜明, 栩栩如生。

从以上的类别和介绍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小说, 主要的核心还是顺应传统的道德伦理, 而不是特别关注于人的本身。所谓的道德伦理, 也就是“大道”“正道”。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类型的小说, 都喜欢“惩恶扬善”“劝恶从善”, 讲忠义, 说道理, 谈轮回报应说。《金瓶梅词话》这样的“淫秽小说”, 最后也要得出“轮回”和“报应”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 使小说在写到人时, 很少能正面描述。传统小说不是没有表达男女情爱方面的内容, 而是说, 这种表达对传统伦理道德缺乏超越性, 它们基本上还在这个伦理道德的控制范畴内, 不会造成真正的危机。

这跟西方小说作为一种与正统伦理宗教作斗争的源流相比, 显得非常不同。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曾特意地指出, 小说的最重要的艺术精髓, 就在于其“幽默”和“暧昧性”。这种特性, 正好是跟宗教的要求相悖所有宗教对于世界的判断, 都是彰明的, 不容置疑的, 具有至高无上的明确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长篇小说《十日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部小说诞生的时间, 跟我们明代小说勃兴时期相近, 正处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强调个人的重要性, 尊重个人价值的整体文化诉求相一致。《十日谈》里写到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情爱, 恰恰为宗教伦理所不能容忍。顺着这条线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像拉伯雷的《巨人传》、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卢梭的《爱洛依丝》这一系列的作品, 都是跟正统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正统宗教伦理进行斗争的作品。人性的力量的体现, 在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还遮遮掩掩,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 干脆就来个暴风骤雨式的轰炸, 把人性张扬到了极致状态。这里的代表作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乔治桑的《康素爱罗》等作品。在悲惨世界里, 钟楼怪人和埃斯特拉达的爱情, 在浪漫主义文学里, 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一旦作为神圣的人存在, 无论他们的身世是多么的卑微, 他们的爱情和欲望, 都要得到充分的肯定。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姿态, 在小说发表的当时, 就一直受到了宗教势力的打击, 但是非常符合当时欧洲新文化的愿望。在他们这种狂飙突进式的表达里, 传统的宗教势力和伦理底线, 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绘画上,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油画、雕塑大师把最大的精力投注在描绘美好而生动的人体上, 跟文学这种精神具有一致性, 都是致力于歌颂人类自身的美好, 对窒息人性的传统道德伦理加以大力的鞭挞。

这样一种个性鲜明的文学力量, 对于解放人这样一个目标而言, 具有相当巨大的能量。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 甚至“启蒙”和“革命”了。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杂志《新小说》, 接着其他的杂志相继出现, 有《绣像小说》 (1903) 、《月月小说》 (1906) 、《小说林》 (1907) 等。清末这些开明的学者和新闻家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 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面临着现代世界的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的现象,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小说;因此, 这样的小说应该被那些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来替代。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新小说 (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在当时, 尤其是“五四”时期, 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 , 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 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 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 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 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 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

到了“五四”时期, 这种对“旧小说”的不满, 最重要的是对“旧文化”的不满, 终于出现了大爆发。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这里, 他一下子就把“旧小说”里最为重要的“仁义道德”都给翻盘了。这样一句话, 定下了“五四”文学的基本调子。

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这样一批留洋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学人, 用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作为参照, 把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一股脑地都给否定了。周作人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 简单的说一句, 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 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9]周作人特别强调在文学中进行“人道主义”的实践, 这些都是欧洲文学的重要特质;而中国传统小说则恰恰相反, 太背离对人和人性的关心了。周作人像鲁迅一样, 几乎把传统小说一棒子打死了, 他说:“中国文学中, 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 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 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 迷信的鬼神书类 (《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 神仙书类 (《绿野仙踪》等) (四) 妖怪书类 (《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 奴隶书类 (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 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 强盗书类 (《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 才子佳人书类 (《三笑姻缘》等) (八) 下等谐谑书类 (《笑林广记》等) (九) 黑幕类 (十) 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10]

“五四”领袖中, 胡适比较温和, 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例子。胡适在干实事整理国故上有着相当巨大的贡献, 他亲自整理标点和评价了很多传统小说, 对《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长篇小说加以崇高的评价, 认为应该把他们置于但丁、乔叟和马丁路德这些伟人之列[11] (有意思的是, 这里, 新派学者不再用《史记》来作对比了, 而是把西方的文学大师作为参照物) , 但是总体来说, 他对传统小说的评价却不高, 对传统小说里弥漫的儒家思想、单调的叙述文体以及技巧的拙劣都不太满意。

著名的学者郑振铎对传统小说有着深湛的研究。他说:“在离今六七年的时候, 我也曾发愿要写作一部中国小说提要但连写了五六个星期之后, 便觉得有些头痛, 写不下去。那些无穷无尽的浅薄无聊的小说, 实在使我不能感到兴趣。”[12]

“五四”运动在一开始, 精神的内核其实就是“全盘西化”,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旧伦理道德体系, 并且坚决扬弃“旧小说”。通过对西方小说的译介和鼓吹, 来灌输一种新的思想。对于这一代学者来说, “旧小说”虽然也有像《红楼梦》这样的杰作, 但总体而言是糟糕的。通过引进西方现代小说来加以置换, 他们希望让中国小说达到脱胎换骨的功效。

在创作实践上, 大胆地采用白话文是其一, 认真地赞颂人性美是其二。通过行之有效的创作实践, 文学摆脱了“小道”的形象, 步入了文学殿堂。但是这样一个变化, 以全盘否定传统小说为沉重代价, 其中的利弊, 有待后来的学者加以认真的研究。

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 文学都有自己延续性很强的传统。在西方, 文学传统的脉络非常明晰, 可以从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古罗马奥维德的《变形记》、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到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古典主义时代的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的作品到浪漫主义雨果、乔治桑、歌德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 一直延伸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在这个系列中, 后来的每一位作家, 都能够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得到足够多的文学资源和精神养料, 其中的继承性毋庸置疑。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 以西方文学为自己的楷模, 以西方的精神为表达中心尺度, 无论从文学的思想模式还是表达技巧上, “新文学”都跟“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新旧这两个词, 也产生着一种微妙的暗示, 因为我们都曾被强烈地暗示过, 旧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都应该被抛弃, 尤其是旧的文化。丰富浩渺的中国古代文学, 本来应该可以作为后来作家无穷的创作资源, 这么一割裂, 新的文学家却无从吸取和继承, 只能硬生生地转向西方, 又发现那其实不是自己的真正父亲。这里面的尴尬和痛楚, 导致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 也许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以继承“五四”文学精神为出发点的新时期文学, 遇到的同样是这样的问题。作家们的灵感不是来自本民族文化的前辈, 而是西方译介的文学、思想著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 那种欣喜和心领神会的快感, 大概比“五四”的前辈还要强烈。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模仿达到一定阶段之后, 文学表达的最终资源出现了匮乏, 作家发现自己的灵感一下子被抽空了。那些已经被鄙视和被否定的传统小说作为一种庞大的资源, 在当代作家的心目中, 好像一堆如山的垃圾。现代白话文小说一直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文学资源和精神资源是不是都能够全盘引进, 从而构成我们自身文化的核心, 并推动整体文化的发展?就像哲学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度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生活深处, 以至于我们误以为这本来就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一部分一样, 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 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中国传统小说?那些好像垃圾一样的传统小说, 是否能够得到新的审视?这里面蕴含的问题非常多, 不经过仔细认真的思考, 不经过艰苦的发掘和整理, 就无法对这个宝库进行激活, 那么, 这些珍宝就如同没有掌握“芝麻开门”密码前的阿里巴巴, 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瞠目结舌。

同样, 传统文学的研究, “五四”之后带来的问题也相当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 资料的搜集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 问题在于, 这些资料搜集好了之后到底怎么办?用什么思想和方法加以整理?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有益的启发?

新时期以来, 跟文学创作一样, 传统文学的研究, 不断地采用了西方的各种方法: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甚至还有来自自然科学界的系统论、控制论。方法论越多越迷茫, 因为我们的思考模式, 已经在这一百多年的西方东进的文化渗透中潜移默化了, 我们已经潜意识地被修改了。

在各式招数都操练过一番之后, 古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存在着为搜集而搜集的倾向, 很多人沉迷在这种炫技式的资料排比罗列当中, 牛角尖越钻越深, 专门找偏门、绝门的资料, 为研究而研究, 为找资料而找资料。有时候, 资料搜集和考证的功夫越深, 研究者可能就越迷惘。这就好像一个厨师在面对一大堆山珍海味的原料,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它们烩成一盘珍馐一样痛苦。

不管怎么说, 面对着一大堆的遗产而无法有效地继承, 总是痛苦的。现代文学到当代的创作, 我们对传统文学否定太多, 太彻底。研究传统文学的学者和研究现代当文学的学者之间, 几乎毫无共同语言。这里面让人觉得非常怪异, 在一个非常讲究继承的艺术门类里, 双方竟然会存在这么大的隔阂。

其实, 这就意味着其中肯定出现了大问题。

我们走的也许不是一条光明大道, 但是就这么埋头走着, 谁也不抬头看看前面。

摘要：中国的小说, 主要的核心还是顺应传统的道德伦理, 而不是特别关注于人的本身。所谓的道德伦理, 也就是“大道”“正道”。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类型的小说, 都喜欢“惩恶扬善”“劝恶从善”, 讲忠义, 说道理, 谈轮回报应说。《金瓶梅词话》这样的“淫秽小说”, 最后也要得出“轮回”和“报应”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 使小说在写到人时, 很少能正面描述。

参考文献

[1]《中国小说史略》。

[2]《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夏志清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3]同上。

[4]《艺文类聚》引徐整《三五历记》。

[5]《列子·汤问》。

[6]《淮南子·览冥训》。

[7]郑振铎把小说分为“笔记、传奇、评话、中篇和长篇”五类。这是体例法, 我的方法是以内容为分类, 这样更加方便了解。

[8]《郑振铎说俗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9]《人的文学》。

[10]同上。

[1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