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名言范文

晏子名言范文（精选6篇）

晏子名言 第1篇

1、婴闻之，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崇完好，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辜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

2、举之以语，考之以事，能谕，则尚而亲之，近而无辱以取人，则得贤之道也。

3、省行者不引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婴诚改之。

4、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贤相也。夫以贤相佐明君，而东门防全也。古者不为，殆有为也。

5、古人说过，作为一个忠实的臣子，不应该事事附和国君，因为国君认为是对的，并不一定都对。国君认为不对的，也不一定都不对。这个梁丘据对国君最会察颜观色，拍马奉承，不论对错，一味迎合，你听了也许心顺气平，可是对国家长远利益，又有什么好处呢?

6、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其义，事必因于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

7、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8、晏子对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义;养民不苛，而防止以刑僻;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

9、责己无以，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有不能瞻也。

10、进不失廉，退不失利。

11、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

12、寸之管无当，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齐国丈夫耕，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于奉上，而君侧皆雕文刻镂之观，此无当之管也，而君终不知。

13、婴之家俗，闲处从容不谈议，则疏;出不相扬美，入不相削行，则不与;通国事无论，骄士慢知者，则不朝也。此三者，婴之家俗，今子是无一焉。故婴非特食馈之长也，是以辞。

14、苦身为善者，其赏厚;苦身为非者，其罪重。

15、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

16、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

17、有以亡也。婴闻之，君子有道，悬之闾，纪有此言，注之壶，不亡何待乎?

18、臣闻之，以谋胜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羡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用力者不伤苦，此古之善伐者也。

19、吾闻知：量功而不量力，则民尽;藏余不分，则民盗。

20、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

21、故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有颜回、骞、雍侍。

22、婴闻之，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谓矣。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

23、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

24、任人之长，不疆其短;任人之工，不疆其拙。

25、臣闻之，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禄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纠与婴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行，特禄之臣也，何以补君乎!

26、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

27、不可，君得合而欲多，养欲而益骄。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得而有功，忧必及君。

28、量功而不量力，则民尽;藏余不分，则民盗。

29、我晏婴家不穷，我用国君的赏赐，使我三族的亲属都得到恩泽，遍及朋友，救济百姓。国君给我的恩赐实在太重了，我晏婴的家是不穷的。我听说过，得自国君的厚赐，又用来施舍给人民，这是臣下代替国君统治人民，忠臣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得自国君的厚赐而不施舍给人民，就是作为私有财产藏在自己的箱子里，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30、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31、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

32、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

33、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

34、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35、燕，万乘之国也;齐，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万乘之国为不足说，千里之途为不足远，则是千万人之上也。且犹不能殚其言于我，况乎齐人之怀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岂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36、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所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37、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

38、既名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几，不要幸，先其难乎而后幸，得之时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谓保其身。

39、婴闻之，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

40、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

41、为君，厚籍敛而托之为民，进谗谀而托之用贤，远公正而托之不顺，君行此三者则危。

42、有难不死，出亡不送。

43、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

44、臣闻大国贪于名，小国贪于实，此诸侯之通患也。今鲁处卑而不贪乎尊，辞实而不贪乎多，行廉不为苟得，道义不为苟合，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义，殊于世俗，国免于公患。

45、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

46、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背其君，非义也。今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

47、今君闻先人之过，而不能明其大节，桓公霸也，君奚能疑焉?

48、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齐旧四量，即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巨也。以家量贷，以公量收之。

49、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

50、钟鼓成肆，干戚成舞，虽禹不能禁民之观，且夫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而况夺其财而饥之，劳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严听其狱，痛诛其罪，非婴所知也。

51、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

52、善人不能戚，恶人不能疏者，危。

53、朝居言责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

54、现在我担忧的倒不是流星的出现，而是国君贪恋酒色，亲近小人，喜听谗言，疏远贤臣，长期下去，灾难必然降临到我们齐国。国君的这些过失，靠祈祷是帮不了忙的。

55、夫从南历时而不反谓之流，从下而不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不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荒亡之行。

56、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57、混沌何由凿，青冥未有梯。高阳旧徒侣，时复一相携。

58、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

59、其行公正而无邪，故谗人不得入;不阿党，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聚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主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

60、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民失，危道也。

61、卑而不失义，瘁而不失廉。

62、生有厚利，死有遗教，此盛君之德也。

63、不然。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身侧乎!

64、富贵不傲物，贫贱不易行。

65、君勿恶焉，臣闻下无直辞，上有隐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刖跪者辞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

66、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身侧乎!

67、是以明君在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为也。

68、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69、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於淮北则为枳。

70、民不苟德，福不苟降。

71、有所谓君子者，能不足补上，退处不顺上，治唐园，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长乡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72、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

73、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

74、生和死是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再说人人都长生的话，那也未必是好事。

75、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恐烧其木，灌之恐败其涂，此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晏子名言 第2篇

2. 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

3. 不可，君得合而欲多，养欲而益骄。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得而有功，忧必及君。

4. 量功而不量力，则民尽;藏余不分，则民盗。

5. 我晏婴家不穷，我用国君的赏赐，使我三族的亲属都得到恩泽，遍及朋友，救济百姓。国君给我的恩赐实在太重了，我晏婴的家是不穷的。我听说过，得自国君的厚赐，又用来施舍给人民，这是臣下代替国君统治人民，忠臣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得自国君的厚赐而不施舍给人民，就是作为私有财产藏在自己的箱子里，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6. 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7. 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

8. 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

9. 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

10.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11. 婴闻之，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崇完好，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辜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

12. 举之以语，考之以事，能谕，则尚而亲之，近而无辱以取人，则得贤之道也。

13. 省行者不引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婴诚改之。

14. 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贤相也。夫以贤相佐明君，而东门防全也。古者不为，殆有为也。

从《晏子春秋》看晏子的丧葬观 第3篇

关键词：《晏子春秋》,晏子,齐国,丧葬

《晏子春秋》是记述齐国贤相晏子的一部著作, 是研究晏子及同时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晏子文化, 是中华文化特别是齐鲁文明的重要内容。兹以这部典籍为依据, 简单探讨一下齐国当时的丧葬礼俗及晏子的丧葬观。

一、齐国的丧葬礼俗

丧指哀悼死者的礼仪, 葬指处置死者遗体的方式, 丧礼为古代的“凶礼”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 丧葬仪礼日臻完善。从《晏子春秋》中, 可以看出齐国的丧葬礼仪主要有招魂、哭踊、入殓、出殡、守葬等环节。

招魂, 古人称为“复”或“复魂”。一般在人死之初, 派人拿着死者的寿衣登上屋顶, 面向北叫喊死者的名或字 (男名, 女字) , 然后将寿衣盖在死者的身上。齐景公的宠妾婴子死后, 晏子曾劝齐景公离开死者的房间, 因为有位懂道术的客人“将有鬼神之事焉。”此处的“鬼神之事”, 显然属于招魂仪式。

哭踊, 即哭丧。无声为泣, 有声称哭, 大哭叫号。此外, 人死后还要擗踊。捶胸叫擗, 顿足称踊, 一般为男踊女擗。庄公被崔杼杀死后, 晏子“枕君尸而哭, 兴, 三踊而出”;景公听说晏子死后, “行哭而往, 伏尸而号”, “操玉加于晏子而之, 涕沾襟”, “免而哭, 哀尽而去”等, 都属于哭踊之列。国君大臣如此, 一般的庶民也不例外:逢于何安葬完母亲后, “解衰去绖, 布衣縢履, 元冠茈武, 踊而不哭, 躄而不拜, 已乃涕洟而去。”

入殓, 是向死者遗体告别的仪式, 分为小殓和大殓。小殓主要指给死者穿衣服。“大殓”指收尸入棺, 又称“入柩”“落材”“归大屋”。“大殓”意味着死者与世隔绝, 与亲人永远诀别, 所以十分隆重。《晏子春秋》中有多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婴子死后, 齐景公守丧三日仍不许入殓;晏子提出“殓死不失爱, 送死不失丧”;晏子“二桃杀三士”后, 齐景公“殓之以服, 葬之以士礼”。

出殡, 又称“出葬”“送葬”, 即将死者棺材下葬墓室, 封土造坟, 是丧礼中最隆重的仪式。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在《晏子春秋》中也有不少:景公曾说:“削人之居, 残人之墓, 凌人之丧, 而禁其葬, 是于生者无施, 于死者无礼。”禁止人家出殡, 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不施恩, 对死者则是不讲礼。梁丘据死后, 景公要“欲丰厚其葬, 高大其垄”;齐景公经晏子劝谏后, “乃使男子者袒免, 女子发笄者以百数”为盆成适其母送葬。

出殡之后, 死者的亲属还要为其守丧, 亦称“守孝”“守制”。“守丧”指生者在一定时间内, 在声音、言语、饮食、居处、衣着等方面按照相应的礼仪和规定, 对死者表达哀悼之情的一种习俗。晏子在为其父守丧期间, “粗衰, 斩, 苴绖带、杖、菅屡, 食粥, 居依庐, 寝苫, 枕草。”

二、晏子的丧葬观

(一) 于生者有施 于死者有礼

死者肉体的“安息”之处, 人们称之为“坟”“墓”“冢”等。入土为安, 坟墓成了死者的“生活场所”, 所以古人对墓地的选择十分重视。父母死后合葬是古人的一项习俗, 所以后死者便以先死者之墓为墓地。由此, 便可能有种种不便。

例如, 逢于何父亲的墓地变为宫殿的地基后, 他母亲去世后父母的合葬便成了问题, 因为没有把死人埋在宫殿中的先例。晏子认为:“古之人君, 其宫室节, 不侵生民之居, 台榭俭, 不残死人之墓”, 所以“未尝闻诸请葬人主之宫者也”。古时候的国君不侵占活人的住所, 不破坏死人的坟墓, 因此没有这样的事例。但眼下“君侈为宫室, 夺人之居, 广为台榭, 残人之墓, 是生者愁忧, 不得安处, 死者离易, 不得合骨。丰乐侈游, 兼傲生死, 非仁君之行也。遂欲满求, 不顾细民, 非存之道。”现在的国君正好相反, 这使得活人不能安居, 死者得不到安息, 必然给国家带来危亡。最后, 连景公也认为“削人之居, 残人之墓, 凌人之丧, 而禁其葬, 是于生者无施, 于死者无礼也。”侵占人家的住所, 挖毁人家的祖坟, 凌辱人家的丧事, 而又禁止其父母合葬, 这样做对活着的人无恩, 对死去的人无礼。另外, 书中盆成适葬母之事与此类似。

(二) 殓死不失爱 送死不失哀

成人后死亡, 特别是老人寿终正寝的, 均有搁在家中最少三日后再入殓下葬的习俗, 俗称“隔三朝”。《礼记·问丧》中说:“三日而后殓者, 以候其生也, 三日而不生, 亦不生矣。”看来古人隔三朝有希望死者复生之意。

齐景在婴子死后三天, 拒绝让其入殓。晏子认为“死者之不可以生”, 未经景公同意便收殓了婴子。他赞叹古代的圣贤君主:“殓死不失爱, 送死不失哀。”收殓死了的人, 但不过分亲爱;为死了的人送葬, 但不过分悲哀。主张“即毕殓, 不留生事, 棺椁衣衾, 不以害生养, 哭泣处哀, 不以害生道。”收殓死者不报复生的幻想, 所备棺椁衣被不要妨害对活人的供养, 哭泣悲哀不要伤害了养生之道。若不听从劝阻, 将会“诸侯之宾客惭入吾国, 本朝之臣惭守其职”, 导致外国使者和本国臣子的不满。况且“朽而不殓, 谓之戮尸, 臭而不收, 谓之陈胔”, 陈列尸体和臭肉是“反明王之性, 行百姓之诽”, 有违明君的本性, 将会受到百姓的指责。

晏子以为, 人死不能复生, 不要因自己的宠爱而使丧葬之礼毫无节制, 凡事要适可而止, 以社稷大局为重, 以人民利益为先。

(三) 慧眼识佞忠 厚葬必忠臣

人们借举办葬礼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怀念, 葬礼办地隆重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希望死者得到安息, 所以建造豪华的坟墓也情有可原。对国君来讲, 厚葬忠臣是理所应当, 但若葬之非人也就可笑了。

齐景公认为梁丘据是忠臣, 所以在他死后准备把丧事办地隆重一些, 把坟墓建造地高大一些。晏子却认为“臣专其君, 谓之不忠”, 梁丘据并非忠臣。“导亲于父兄, 有礼于群臣, 有惠于百姓, 有信于诸侯”, 劝导国君亲近父兄, 对群臣以礼相待, 对百姓施加恩惠, 对诸侯讲究信用的人才算忠。接着反问景公“今四封之民, 皆君之臣也, 而维据尽力以爱君, 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 皆君之有也, 而维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 何忠者之寡邪?”如今全天下的人民和财富都归国君所有, 但为什么钟爱国君的人这样少呢?晏子点名真正的原因是梁丘据“防塞群臣, 拥蔽君”, 阻塞群臣、蒙蔽君王。最终, 齐景公停止了建造高大坟墓的劳役, 废除了对梁丘据厚葬的命令。

(四) 勿使民怨君 勿使侯轻国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人们在和宠物相处的过程中, 慢慢培养出了感情。宠物死后, 适当地安葬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毫无顾忌地大肆厚葬, 恐怕并不合适。

景公在其猎狗死后, 命令朝外的官员给它置办棺材, 宫内的侍从给它准备祭品, 并认为这样做是“细物”, 小事一桩。晏子却认为此种做法不妥:“孤老冻馁, 而死狗有祭, 鳏寡不恤, 而死狗有棺。”孤苦的老人受冻挨饿, 而一条死狗却享受祭祀;鳏寡无靠的人得不到救济, 而一条死狗还占用棺材。如此荒唐的行为, “百姓闻之, 必怨吾君, 诸侯闻之, 必轻吾国。”百姓如果知道这事, 一定会怨恨自己的国君;诸侯如果知道这件事, 一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如此便会“怨聚于百姓, 而权轻于诸侯”, 导致百姓的怨恨和诸侯的鄙视。于是景公命厨师杀狗烹肉, 拿来和群臣会餐。

丧葬本身无可厚非, 但若因做法不当而使得百姓抱怨、诸侯鄙视, 那就不是“细物”了。

(五) 必有补死者 勿深害生者

中国古代的丧葬礼节详细而完备, 在如何具体操作问题上, 晏子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曾反对景公把孔子封到尔稽, 理由之一便是孔子“厚葬破民贫国, 久丧道哀费日, 不可使子民。”孔子提倡厚葬浪费民财致使国家贫困, 主张长久守丧哀而不止, 不可能爱护百姓。孔子的弟子鞠语在母亲死后, 举行了很隆重葬礼, 并且守丧三年, 哭声悲痛。景公听说后, 对此表示赞赏。晏子却认为:“古者圣人, ……非不知能累世殚国以奉死, 哭泣处哀以持久也, 而不为者, 知其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 故不以导民。今……崇死以害生, ……圣王之所禁也。……此……路世之政, 道事之教也。”古代圣人不会竭尽所有来祭祀死者, 不会旷日持久地哭泣守灵来哀悼死者, 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对死者无益, 对生者有害, 因此不这样去引导人民。尊崇死者来伤害生者是圣王所禁止的, 并不适合为政治民。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晏子的丧葬观, 在变通的基础上, 以维护姜齐的统治为主旨。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 对今天的社会丧葬仍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62-01-01.

[2]孙彦林等.晏子春秋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 1991-11-00.

晏子名言 第4篇

景公登路寝之台a，不能终，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说b，曰：“孰为高台，病人之甚也！”晏子曰c：“君欲节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从之以罪，卑亦从以罪，敢问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为宫室也，足以便生，不以为奢侈也，故节于身，谓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d。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e，卑狭者有罪，高大者有赏，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殚乏矣，而不免于罪，婴恐国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诚费财劳民，以为无功，又从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岂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台。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注释：

a景公：即齐景公（约前550—前490），名杵臼，春秋时期齐国君主。 路寝：帝王或诸侯的正殿，用以听政。

b说（yuè）：同“悦”，高兴。

c 晏子：即晏婴（前578—前500），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历经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五十余年。晏婴聪颖机智，有政治远见。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则既富灵活性，又坚持原则，出使他国不辱使命，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d璇室玉门：雕饰华丽的宫室。

e顷宫：当作“倾宫”，高大巍峨的宫殿。因其十分高大，望之欲倾坠，故称。 灵台：供帝王游乐的地方。

大意：

齐景公攀登正殿的高台，不能一口气上到顶端，中途坐在台阶上休息，他怒容满面，不高兴地说：“谁修筑的这么高的台？坑害人不浅啊！”晏子说：“您如果想节省体力，就不要让人修这么高；既然让人修这么高，就不要怪罪修建的人。现在台修高了，就要给修台的人加上罪名；修低了，也要给加上罪名，我冒昧地问一句，这样役使别人可以吗？古时候君主修建宫室，是为了生活方便，因此不奢侈华丽以贪图享受。他们自身节俭，又教育百姓。到了夏朝衰落的时候，它的君主桀背弃了为君的德行，修建了装饰华丽的宫阙。商朝衰落的时候，它的君主纣修建了高大的宫室和灵台。修得低矮的有罪，修得高大的有赏，因此灾祸延及自身。现在您的情况是，修高了也有罪，修低了也有罪，这比夏、商的君主桀、纣还厉害。百姓精疲力竭，但仍避免不了罪名。我担心国家将有覆灭的危险，您也不能享有齐国了。”景公说：“您说得好，我自己知道修建高台确实劳民伤财，还没有什么用处，更埋怨那些修建的人，这是我的罪过。假如不是先生您的教诲，我哪能守住国家的基业呢？”景公于是走下台来，向晏子拜了两次，不再登上高台。

【点评】

齐景公统治时期距离齐桓公称霸已过去一百余年，此时齐国国力日渐衰弱。因此，齐景公即位之初就梦想着能恢复齐桓公的霸业。然而，齐景公这个人虽有复兴齐国的壮怀，却比较贪图享乐。为此，作为辅政之臣的晏婴多次进谏，以正君主之失。选文就是其中一例。在中国古代，君主修筑高台本就是劳民伤财之举，无非是让宫室更加华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没有实际的用处。由于台太高，齐景公未能一次登顶，于是大发雷霆，准备责罚修台之人。晏婴见此，便用夏、商两朝的亡国之君桀、纣为例进行劝谏，意在指出作为一国之君应当勤于政事、节俭自身，避免奢侈浪费，并以此教育百姓，改善社会风气；同时还应当爱惜民力、心系百姓，如此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齐景公虚心接受了晏婴的建议。纵观齐景公统治的五十余年，齐国政治相对稳定，国力有所恢复，这与晏婴等人的不断进谏和齐景公的虚心纳谏是分不开的。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由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晏婴劝告君主勤政戒奢、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

晏子名言 第5篇

摘要：国家财富观是晏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财富的获取方面，他反对过分聚敛，提出“取下节”思想，主张适度使用人力资源，合理适时开发自然资源，反对通过战争掠夺财富。在用财理念上，反对奢侈，注重节俭；尊重民意，提倡财以利民；注重功效，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对用财目标、重点进行选择的依据。其分配理念从“幅利论”思想出发，反对藏财，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理念和国家财富分配原则，国家财富分配应向下层民众倾斜，特别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从本质上讲，其国家财富观是道德伦理型财富观，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本阶级与时代局限，在人道主义和民本哲学思想指导下，表现出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和对强者权利意志的约束，具有一定的科学色彩。

关键词：晏子；《晏子春秋》；国家财富观

财富观是先秦经济、文化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在先秦诸子的相关著述、言论中有鲜明表达与体现。在当时的条件下，财富的占有主要集中于国家与个人手中，因此先秦诸子也相应地形成了国家与个人财富观。其中，春秋时，齐国杰出的政治家晏子的国家与个人财富观是很值得关注的。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学界对晏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生平考证、政治思想等的论述，而对其财富观尤其是国家财富观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就其国家财富观略作探讨。

晏子( ?-前500 年)，名婴，谥平仲，莱州夷维(今山东高密县) 人，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前后从政五十余年，“三世显名于诸侯”［1］，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齐国的执政大臣，他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在处理齐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国家财富观。由于其言论主要保存于《晏子春秋》，基于此，本文着重以这一典籍作为文本对象分析其国家财富观。

一、国家财富的获取理念.

一般认为国家财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总和。［2］这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就春秋时期而言，国家财富应当是一个国家所拥有、支配的物质财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总和。它是维护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必要基础与因素。如何去获取财富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春秋时期，国家财富的获取主要依靠田赋、关市之征以及盐铁国家专卖等。此时，诸侯国为了争霸或维护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纷纷加重对农工商阶层的剥削。这在齐国有充分反映。《左传・昭公三年》载：“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3］《昭公二十年》载：“县鄙之人，入从其政，拷橹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4］可见当时齐国对田赋、关市等的赋敛、剥削是很严重的。

对此，晏子非常反对，认为“重敛于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本文所用版本为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凡此书引文，以下只标篇名），“藉敛殚百姓”（《内篇问上》），会导致百姓过度贫穷，加重公室与百姓间的阶级矛盾，致使“怨聚于百姓”（《内篇谏下》）。认识到这点后，晏子提出了自己的国家财富获取观。他在回答齐景公“贤君之治国若何”的问题时，认为贤君治国表现在四个方面：“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内篇问上》）。在此，他提出了“取下节”的国家财富获取观。另外，他所说的“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同上）、“俭于藉敛”（同上）、“节取于民”（同上），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取下节”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晏子以前，人们对国家应采取何种方式获取财富已有一定的认识。《国语・周语中》载：“王(按：指周襄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对（按：指富辰）曰：‘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然则民莫不审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财不匮竭，求无不至，动无不济，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归诸上，是利之内也。’”［5］《楚语下》载斗且之语曰：“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妨民之财用。” ［6］这些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

国家财富获取方式的思考，但缺乏理论认识的高度和深度。而晏子则针对春秋中后期赋税日趋严重的趋势，较早提出“取下节”思想，并把它作为与“任贤”、“爱民”等春秋时所公认的治国理念相提并论，对于后世主张薄税、反对重敛思想的形成有理论先导作用。

春秋时期，以庶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还必须为国君、国事无偿服劳役、力役。作为人力资源，他们的劳动及劳动创造的财富，也是构成国家财富的来源。“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财富的创造只能依靠体力的支出，财富的尺度也只能是劳动的时间。”［7］因此，为获取更多的国家财富，满足国君或统治集团的欲望，统治阶级往往极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役使与剥削。对此，晏子认为毫无节制的役使会让百姓陷入了“尽力不能周役”（《内篇谏上》）的境况之中，“民之力弊矣”（《内篇杂下》）,让民众疲惫不堪，耽误农时，造成“下之疾其上甚矣”（同上）的矛盾状态，引发社会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为在通过劳役获取国家财富时，应坚持以下的基本原则：“不从欲以劳民”（《内篇问上》），不能“夺民农时”（《内篇谏下》），“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内篇问上》），“使令不劳力”（《内篇谏上》）。也就是说，不能因个人私欲以役使百姓，过度使用人力资源，纵使是为国家所需的劳役，也要坚持适度原则，不能与农时相违，妨碍粮食生产，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限，过度压榨其劳动力。可以说他的主张是比较适中辩证的。

劳动固然创造财富，但一些产自于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因自身的使用价值，也被视作财富。《国语・周语上》云：“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8］《楚语下》云：“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9］这些资料就说明了上述观点。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自西周以来，国家都派官员守护管理山林川泽，视其中的自然资源为国家之宝，开发利用，谋取专利，形成了国家特权财富收入。当时的齐国的主要措施是“官山海”,即矿产、水产等由国家经营，实行盐铁国家专卖。但过度的开采必然会破会自然生长规律，引起资源的枯竭或无法再生。晏子在继承齐国早期“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10］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大宫室，多斩伐，以逼山林；羡饮食，多畋渔，以逼川泽”（《内篇问上》），必然会导致“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禄”（同上），即会引起老百姓与神灵的怨恨，山川会收回自己的财富。国家应当“节宫室，不敢大斩伐，以无逼山林；节饮食，无多畋渔，以无逼川泽”（同上），这样才能够“山川纳禄”（同上），即山川献出财富。这种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了现代财富理念中的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增加国家财富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映了晏子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水平。这在先秦时期是非常难得的。另外，晏子还反对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专利，提出了“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同上）的主张，认为山林池泽应向百姓开放，不独占财富，这样能够达到“民亲”的政治效果。デ镎焦时期，战争频繁，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侵占别国的土地、财产，获取财富。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晏子反对“以兵降城，以众图财”（《内篇谏下》）财富获取方式，提倡“不侵大国之地，不m小国之民”（《内篇问上》），“地博不兼小，兵不劫弱”（《内篇问下》），“不以威退人之君，不以众兼人之地”（同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诸侯皆欲其尊”（《内篇问上》），“外归其义”（《内篇问下》），使本国“长保威”（同上），也就是说能够为诸侯国所尊，树立国家的政治道义，长期保持国家的强大。可以说，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反映了晏子国家财富追求应服从于国家政治利益的经济思想。

二、国家用财理念.

所谓国家用财理念，是指国家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境况与形势，在使用、消费国家财富时，所应遵循、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在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其中晏子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他身为国相，执掌国政，对齐国的经济形势、财政收入等问题自然了解得比较全面，在处理国家经济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用财理念。

第一，反对奢侈，注重节俭。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毕竟是有限度的。在财富供给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以国君为代表

统治阶级的消费水平过高的话，必然会引起国家财富分配链中的失衡，使另外一方财富占有不足，必然会引发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对此，晏子有较深的感悟与体认：“厚身养，薄视民，……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故雠敌进伐，天下不救，贵戚离散，百姓不兴。”（《内篇问上》）

“消费有示范效应，而示范效应是社会性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同消费行为有密切联系。”［11］由于诸侯是国家的代表，其消费自然也就不是纯粹的个人消费，而是国家消费的反映，必然会对整个社会消费产生导向作用。而“奢侈性消费是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中的一种，它同样会对社会风气产生消极影响。”（同上）可以说，晏子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钟鼓成肆，干戚成舞，虽禹不能禁民之观．且夫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 （《内篇谏下》）“（景公）惟图耳目之乐，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饰驾御之伎，则公不顾民而忘国甚矣。……夫驾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乐之，国必众为之。”（《内篇谏上》应当说，在春秋时期，晏子是最早认识到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消费与社会风气关系的第一人。

在上述认识下，晏子认为国家财富的消费必须以节俭作为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贤君治国四大策略之一：“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内篇问上》）。可见，晏子是把节俭上升到一个治国理念角度进行认识的。所以他积极提倡国君向古代圣王学习，节制日常生活消费。“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同上）“为君节养其余以顾民，则君尊而民安。”（《内篇问上》）国君应通过自身的“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的节度消费，“示民知节”（《内篇谏下》），积极发挥社会示范效应，来引导社会风气。

第二，尊重民意，财以利民。晏子是民本主义思想的提倡者，看重“民”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内篇问上》）。即谋划事情时考虑符合道义就一定能够有所得，做事情在注重民意的基础上必然能够成功。在这种政治观点之下，国家财富的使用、消费等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大事，必然也要听取、注重民意。为此，他提出“用财之费顺于民”（《内篇谏下》），即国家财富的使用、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要顺应民意的先见卓识。从实质意义上，国家财富的使用、消费与分配等，不是个体性行为，而是国家、社会性行为。既然如此，国家财富的消费决策不能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应当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才能显示出它所具有的社会性。应当说，这是一个富有现代国家财富理念的问题。关于此点，晏子已表现出一定的认识。

在民本思想基础上，晏子还认为国家财富的使用要给下层人民带来利益：“利多则民欢。”（《内篇问上》）“明君必务正其治，以事利民。”（《内篇谏下》）“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内篇问上》）认为人对利益、财富都有天然的追求欲望，利益多就会高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若要在政治上治理好国家，获得天下认可，就必须采取包括运用国家财富以利民的策略。显然晏子的财以利民观念是从维护齐国公室统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

第三，注重功效，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对用财目标、重点进行选择的依据。《内篇谏下》“景公为履而饰以金玉晏子谏”条记载了一位鲁国工匠为齐景公制作衣服鞋子，花费很大，但非常不实用。晏子认为其罪有三，其中一条是“用财无功，以怨百姓”。意即耗费了很多钱财，结果没有功效，招致百姓怨恨。又，同篇“景公登路寝台不终不悦晏子谏”条载，晏子批评景公修建路寝台，景公检讨自我“费财劳民，以为无功”，实际上也是晏子思想的反映。国家财富的使用有其目的，必须有实际功效，否则就是变相地浪费国家财富，引发社会矛盾。上述两则资料就说明了晏子的这种认识。

国家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财政支出，以服务于国家与民众，谋取利益，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晏子提出了创见：“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按：当作“羡荣”），民有如（按：当作“加”）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内篇问上》）意即衡量事情的大小，权衡利益的轻重，使国家增加荣誉，百姓增加利益，凭着这些来做事的，一定能够成功

。这实际上反映了晏子在有限的国家财力之下，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标准与依据，有重点地选择财政支出目标进行国家建设的思想理念。

三、分配理念.

《内篇杂下》载，庆封逃亡后，齐景公把他的食邑分给晏子，晏子不受。他说：“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慢，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在此，晏子提出了著名的“幅利论”，认为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但过于满足欲望必然会招来灾祸。因此，需要对追求财富的行为加以限制，在端正道德的基础上，使之处于正当适宜的范围内。此论谈的虽然是个人财富观，但国家作为一个获取、占有、使用、消费的社会主体，它同社会个体一样，都具有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对待国家财富也必须持有“幅利”观念。

在此观念基础上，晏子反对国家“藏财”，即反对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不进行社会再分配，提倡“府无藏，仓无粟。”之所以如此，他有自己的思考。《内篇问上》载其论云：“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内篇杂上》又载云：“量功而不量力，则民尽；藏余不分，则民盗。”社会财富过度积累、集藏于以公室为主体形象的国家当中，必然意味着社会下层群体的过度贫穷。在强烈的贫富两级反差、对比中，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产生，引发公室政权灭亡。可见，晏子是站在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藏财弊端的；也可以看出他主张国家财富再分配的积极态度。

国家掌握财富目的是什么，国家又该如何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对先秦时期而言，这是富有挑战性的经济问题。对此，晏子是进行回答的历史第一人。他在回答景公“古之盛君，其行何如”的问题时说：“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内篇问上》）可以看出，前句是说国君身居君位，可以使政治清明，教化得以推行，不以权势威迫天下人。这是就国君的政治作用而言。而后句则是从经济角度指出国家掌握财富的功能与目的：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嗜欲，而是为了平衡社会物质、财富占有的有无，使贫富平均。在此，晏子不仅首次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理念和国家分配原则，而且从经济角度回答了国家掌握财富的目的：调节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差距，使社会在经济上达到一种和谐而非两级贫富对立，实现在封建等级秩序下财富占有的相对公平，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好而理想的社会经济财富分配平等状态的诉求。 有无，均贫富”理念指导下，晏子在国家财富的分配上，反对“厚藉敛不以反民”（《内篇谏下》），积极提倡向下层民众倾斜，发挥国家在改善社会各阶层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达到国家主导下的财富分配、占有的均衡，发挥、实现国家财富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作用。他说：“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内篇问上》）“为君节养其余以顾民，则君尊而民安。”（同上）“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同上）只有如此才能化解因贫富极度反差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富民，实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安定。

在向下层民众倾斜的国家财富分配中，晏子特别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表现出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在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基础上，他鼓励统治阶级去了解社会贫困情况，根据弱势群体的具体情况及时进行贫困救助。《内篇问下》载：景公出游，询问应当如何作为才能效法先王的巡游时，晏子说：“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并批评他“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在这种情况下，齐景公“命吏计公掌之粟，藉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廪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钟，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再联系《内篇杂上》所载：“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可以看出，晏子具有明确的运用国家财富进行弱势群体救助的理念与具体措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在相关部门运作下，国家财富应发

挥社会救助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在国家发生灾难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运用国家财富进行救灾救荒，在正常条件下要了解弱势群体情况进行救助；要了解救助对象的不同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国家经济救助。

四、关于晏子国家财富观的思考.

在晏婴所处的时期，齐国以陈（田）氏为代表的私门同公室间的经济、政治矛盾已比较尖锐。由于陈氏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适中惠民的新经济策略，因此政治上很得民心，大有取代姜齐政权之势。对此晏子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齐为田氏乎。”（《内篇问下》）反映了他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敏锐把握。如何去挽救姜齐政权，成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倡导、采用新的国家经济策略，打破传统的代表宗室、贵族利益的经济剥削、占有方式，成为适应政治、时代的必然。他的国家财富观就是这种必然的产物。

春秋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一种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个体与国家究竟该如何去追求与占有财富？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先秦人对纯粹经济行为的伦理关怀与构建财富价值理念的时代思索。早在西周时代，芮良夫已表现出对此问题的思考：“夫王人者，将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12］批评周厉王的专利是不义行为，透露出一定的伦理色彩。到了春秋时期，随着“义”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便把相关的财富活动与它紧密结合起来，使此时期的财富观带有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德、义，利之本也。”［13］“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14］其中，晏子是重要代表，认为“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15］，“义厚而利多”（《内篇问上》）。不过与春秋其他人物相比，由于身处执政之位，致力于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其道德伦理财富观更具体现实，更富有实践性，而不是空洞的理论主张。他的国家财富获取观、用财观、分配观实际上多是这种道德伦理财富观的具体化，实质上是用道德伦理的原则约束统治阶级的占取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同时实现一种具有浓厚道德伦理和谐色彩的财富分配，达到社会的和谐而非矛盾斗争。

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晏子维护公室统治，但是道德伦理不同于阶级意志。从哲学层面上，“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6］，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及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追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阶级性。这使他的道德伦理（“义”）性国家财富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本阶级与时代局限，在人道主义和民本哲学思想指导下，表现出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和对强者权利意志的约束（如反对过分聚敛与奢侈逐欲，主张减轻敛与节俭），“以避免由于满足强者意志而牺牲弱者利益所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对抗状况”［17］。这也使其国家财富观更富有价值与意义。

晏子能在国家财富的获取、使用、消费、分配等不同层域，表现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这说明其国家财富观已有一定的体系性。这在春秋时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他的一些理念，诸如主张对自然资源合理适时开发，尊重民意，财以利民，注重功效，以国事大小、利益轻重作为对用财目标、重点进行选择的依据等，都具有一定的现代财富科学色彩，对当代国家财富思想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オ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34页。

［2］高敏雪：《国家财富的测度及其认识》，《统计研究》第12期。

［3］［4］［13］［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35、1417、445、1317页。

［5］［6］［8］［9］［10］［12］［14］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版，第48、521、12、527、227、13-14、290页。

［7］丰子义：《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哲学研究》第6期。

［11］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晏子名言 第6篇

阅读下面两段文言文，完成912题。

【甲】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节选自《邹忌讽齐王纳谏》)

【乙】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召吏欲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我君以鸟之故而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毕，请杀之。”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 (《晏子春秋•晏子谏杀烛邹》)

【注释】①弋：捕鸟。②烛邹：人名。齐国的一个官员。

9.解释加点的词语(4分)

①臣之妻私臣( ▲ ) ②王之蔽甚矣( ▲ )

③是罪一也 ( ▲ ) ④数烛邹罪毕( ▲ )

10.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两个句子的意思(4分)

①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2分)

②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2分)

11.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说明了什么问题?(1分)

12. 从劝谏目的和劝谏方法看，两篇文章有何差异?(4分)

参考答案：

9.私：偏爱 蔽：受蒙蔽 是：这 毕：尽 完

10.(1)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受下等奖赏(“谤讥”“闻”译错1个扣1分)。

(2)让诸侯们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君主重视禽鸟而轻视人。(“重”“轻”译错1个扣1分)

11.说明在此之前，齐国的朝政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

12.目的：甲文邹忌劝谏是为了使齐威王除弊(或者是广开言路);乙文晏子劝谏是为了让景公不杀烛邹，以免落下“爱鸟轻人”的罪名。(2分)

方法：甲文邹忌劝谏时以类比设喻的方法说服齐王，乙文晏子劝谏时采用正话反说(或反语、以退为进)的形式(方法)让齐景公明确了事情的荒谬以及后果的严重。(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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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较阅读：《出师表》《邹忌讽齐王纳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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