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与传播范文

译介与传播范文（精选4篇）

译介与传播 第1篇

一、湖南媒介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20世纪80年代, 湖南出版了《诗苑译林》丛书, 这是由湘潭大学教授、诗人彭燕郊1982年初提出设想, 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 开始大规模译介, 它出版时间跨度长, 翻译阵容强, 在全国的影响也很深远。从1983年开始推出丛书的第一本, 到1992年停止出版, 10年里陆续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 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丛书总结介绍我国“五四”以来译诗的成果, “是五四以来我国第一套优秀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其中对日本文学翻译的, 有杨烈翻译的《万叶集》、林林翻译的《日本古典俳句选》、孙锢翻译的《日本当代诗选》、黎央翻译的《日本现代五诗人选》。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在我国现有两个译本, 1959年钱稻孙的《汉译万叶集选》选译314首。1984年7月, 杨烈的译本分上下册,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列入“诗苑译林”丛书。林林先译了《芭蕉俳句选》, 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1981年第4期上;之后, 他又译了一本《日本古典俳句选》, 列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丛书。在翻译方面, 1985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逸之翻译的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有关日本文学正式出版的研究专著如下:1998年, 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 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 黄爱华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 由岳麓书社出版。留日作家作品及评传有, 1984年, 何寅泰、李达三的《田汉评传》,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 何由、白舒荣的《白薇评传》,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白薇作品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南学者黎跃进翻译下列文章先后由学报发表:吉田精一的《自然主义文学》, 由《衡阳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 》1989年第3期刊出;高田瑞德、竹盛天雄的《日本唯美派文学及其代表作家永井荷风》, 由《零陵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刊出;山田博光、和田谨吾的《岛崎藤村明治年代的创作》, 由《六安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刊出。

二、湖南留日作家群与日本文学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20世纪湖南的留日学生在数量上形成了较大的规模, 但回国从事所学专业的不多, 而是通过文学创作成为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 为湖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黎跃进对湖南留日作家群及创作特点进行研究, 认为, 辛亥革命前, 湖南留日作家主要有黄兴、杨守仁、杨度、欧阳予倩、陈天华、刘揆一、杨昌济、宋教仁、唐群英、宁调元、杨树达、章士钊、向恺然等。他们的文学创作大都在辛亥革命前后, 这批留日诗人和作家以革命志士、政治活动家居多。辛亥革命后到30年代, 留日的湖南作家主要有成仿吾、李六如、白薇、易君左、田汉、钱歌川、孙良工、刘大杰、黎烈文、蔡仪、周扬、谢冰莹、魏猛克等。辛亥革命后10年的留日作家, 留日是为改造社会、学习实用技术或政治思想, 然后对文学产生兴趣而踏上文学道路;2030年代的留日作家, 大多留日前已经从事文学创作, 是为提高文学创作水平而东渡日本。湖南留日作家身处日本开放的社会环境, 接触新的文艺和社会思潮, 在日本特有的文化环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内在影响, 留日期间大量研读日本文学作品, 日本文学元素内化在湖南作家的创作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外国文学, 日本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有较大关联性, 湖南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如田汉和白薇的戏剧创作, 钱歌川、易君左、黎烈文和谢冰莹的散文, 孙良工和刘大杰的小说, 成仿吾和周扬的文论, 这批作家不仅有丰富的文学创作成就, 而且文学理论有所建树。

三、日本文学对湖南留日作家的影响

日本文学对湖南留日作家的影响在戏剧方面有田汉等。田汉是湖南留日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推动了中国话剧运动, 其受到了日本新剧的影响。田汉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日本留学时期, 如, 芭蕉俳句激发出田汉创作《古潭的声音》的灵感, 作品从日本徘句“古潭蛙跃入, 止水起清音”中感受到美的瞬间和超越凡俗尘念的追求, 作者以深邃的人生和审美解读古潭寓意, 渲染寂寞、感伤的内心情感。田汉与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如厨川白村、菊池宽、佐藤春夫、秋田雨雀、金子洋文等交流较多, 接受日本新兴文艺思想, 在理论上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 创作上受到佐藤春夫等的熏陶, 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 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 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谭桂林认为, 日本近代文学大师厨川白村等给田汉以重大影响。留学日本期间, 田汉从厨川白村等著作中接受了文艺的本质是苦闷的象征的阐述。

自然主义文学对湖南留日作家的影响, 表现为对辛亥革命后留日作家群的影响。辛亥革命前的留日作家主要关注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湖南留日作家创作中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 在刘大杰、白薇、谢冰莹等的自传性小说中有体现。从白薇在长篇小说《悲剧生涯》中的《序》不难看出, 她的创作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内在联系。白薇是留日青年典型的代表之一, 通过对白薇的研究, 建立日本文学与湖湘文化的对话, 展现出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 同时, 对研究五四时期湖南女性生存空间也存在重要价值。

唯美主义文学对湖南作家的影响, 如谷崎润一郎对湖南作家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戏剧创作中表现出唯美主义倾向是他在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同时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他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 传达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主题。欧阳予倩对日本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的研究, 还受到日本戏剧理论家和表演艺术家河合武雄、木下吉之助的影响, 日本文学和戏剧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来源。欧阳予倩留学日本期间研究了歌舞伎, 他的戏剧创作和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参照了日本歌舞伎, 形成了重复叙述、性格描写、重视独白、歌舞适度的戏剧观。白薇于1918年为逃避残酷的封建婚姻而东渡日本, 一直居住在日本的白薇有可能接受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谷崎润一郎是她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创作。

四、日本文学经典在湖南的阐释

对物语文学的解读。在佛教文化语境中, 滥觞于10世纪初平安朝的物语文学中的思想、道德价值取向、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受到佛教影响而积淀内化为一种定向思维图式, 《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和《竹取物语》等物语文学, 从精神还乡这种超验的心理图式、去恶从善这种完善的道德图式和幽玄枯淡这种典雅的艺术图式等方面, 初步探讨这种影响的文化表征。而《源氏物语》是紫式部中世纪的作品, 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汉译本于80年代初出版以来, 学界对其主题思想的理解主要有“批判揭露说”、“贵族恋情说”、“物哀精神说”。而以“物哀精神说”最为接近作品原意, “批判揭露说”这一主导观点是长期流行的“阶级社会批评”模式所致。现已有人使用新的批评模式, 如运用原型批评理论研究而获得新的认识和结论。

对自然主义作家的解读。岛崎藤村的代表作《破戒》使他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领袖, 是日本近代文学成熟的标志。但学界对《破戒》是自然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作品有不同意见。主张从日本近代社会和文化实际出发来解读《破戒》, 而不必以自然主义来否定它的现实主义, 也不必以现实主义来否定它属于自然主义。岛崎藤村的创作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特色, 表现在“通过私生活的真实再现, 表现出彻底的本能意识, 并最终体现破理显实的创作境”。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德田秋声, 他的作品丰富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内容, 对日本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贡献。

对唯美主义作家的解读。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 张能泉等从细腻的心理描写、精巧的奇妙构思、新颖的题材选取和独特的艺术视角等方面读其短篇小说集所呈现的艺术特色。

唯美主义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佐藤春夫与郁达夫关系密切, 郁达夫受到佐藤春夫影响, 使其成为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还注意到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狮吼社的影响。周作人与唯美主义关系密切, 闻一多的诗歌也带有浓郁的唯美主义倾向。学界研究了唯美主义文学文本在跨文化传播过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翻译与接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变异, 还研究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解读。对川端康成作品《古都》的阐释, 围绕“追寻”二字, 从三个文化视角即内外视角的传统美、文化冲突中的传统回归、文化整合中的文学追寻, 剖析了川端康成的《古都》, 这部小说体现的是日本文化传统和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而大江健三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怪诞”、“哲理性”、“意识流”的影响, 把日本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的技巧相结合, 在题材的开掘与主题的拓展上, 对残疾人和对原子弹爆炸和核威胁形成了他创作中的两大主题, 探索全球性的政治与社会课题, 用“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全面而准确地概括大江的艺术方法和创作特色。[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外国文学经典在湖南的传播30年研究” (课题号:101130B) 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论述湖南媒介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湖南留日作家群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日本文学对湖南留日作家的影响, 日本文学经典在湖南的阐释。

译介与传播 第2篇

[关键词]华夏文明;文化译介;传播基地;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0-0005-04

在党中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今天，翻译工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基于文化多元化的国际背景延伸而来的语言技术和辅助工具研发、翻译培训与多语信息咨询、本地化服务等相关服务已经形成一个新兴行业——语言服务业。语言服务已经渗透到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行业和领域。①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甘发[2013]3号）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需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吸收借鉴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建立健全对外交流合作的机制，搭建与国内外协作的平台，从而增强甘肃文化的国家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创造优势互补、区域联动、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建立甘肃华夏文明对外传播翻译研究基地迫在眉睫。本研究旨在探索甘肃省重点产业发展和重点学科建设的需求，充分利用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中心、网络传播中心、译介资源中心等平台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进一步完善甘肃文化外译宣介的学术架构，加大成果宣介的力度，提升甘肃文化国际传播的竞争力。

一、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翻译的研究现状

文化传播不仅仅是母语的国际输出，更是文化的翻译输出。基于文化全球化的大语境，翻译界崛起了一个新流派：跨文化传播翻译学派。② 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这实际成为一场真正的人类文明的非常规对话。随着通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国际性信息的大众传播对跨文化传播翻译的影响愈加强烈，向跨国界、跨时空、跨民族、跨文化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89年在英国华威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这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新视角的标志。1990年，由巴斯奈特（S. Bassnett）与列夫维尔（A. Lefevere）合编出版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翻译观”把文化交流作为中心，主张保留原语的原汁原味，因此对内容和形式同样看重。③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具体阐释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若干准则：跨文化传播培训的参与与体验，从纯粹的文化层面的研究转向跨文化人际交往，注重非语言传播，认识文化无意识，坚持非评判性的族群相对主义，重视传播与文化的关系。④ 他提出：“人们交流时存在着严重的意义曲解，理解和洞察他人心理的过程更加困难，难度超乎想象。”⑤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A.Nida）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中指出：“一切翻译的目的，都是寻求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⑥ 而且“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⑦ 萨默瓦（L.A. Samovar）和波特（R.E. Porter）在《跨文化传播》（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中提出：“译者应考虑文化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制度、信息的种类和相关词汇、信息发出者和译者的意图等诸多因素。”⑧ 丹尼尔·肖（D.Shaw）认为跨文化翻译不只涉及语言问题，更是交际的文化问题。⑨

国内的一批翻译学者在翻译研究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翻译视角，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2003）、《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2004），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和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论纲》（2007）都是代表性的作品。刘宓庆认为，文化翻译应遵循“文化传真原则”，即文化翻译的社会功能决定文化翻译应以丰富译语文化为原则。此外，麻争旗⑩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提出，翻译既是语言的传通，又是文化的交融。文化与传播互为存在的条件，翻译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译者必须深入到原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认识、把握它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的习惯，从而准确领会它所承载的一切意蕴。林瑜11的《翻译必须重视文化传播》认为，翻译的任务在于传播和沟通不同的文化，翻译是不同民族沟通思想、文化交流的行为。因此，文化传播必须重视翻译，翻译也需致力于文化传播。

二、甘肃省文化外译宣介现状梳理

甘肃优秀的文化资源为本土文化的外译宣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和现实载体。甘肃传统文化涵盖了几乎所有文化积淀的要素，包括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社会习俗、地方制度、宗教哲学、服饰、建筑、书法等。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立体的跨文化传播翻译系统，才能较好地解决甘肃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从历史渊源看，伏羲、女娲、轩辕都在甘肃。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甘肃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甘肃是丝路重镇，陇原典籍浩如烟海。上至古代神话，下至明清学术乃至现代作品，无不饱含甘肃传统文化的精粹，这些典籍的外译宣介是传播陇原文明的重要举措。翻译甘肃古现代文献，必然涉及华夏文化，进而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

但是，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外文化经贸沟通的桥梁，步入专业化和产业化融合的多样化发展阶段”12的大背景下，“作为桥梁的外语翻译人才在甘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却存在着数量不足，质量低劣，‘单科性翻译人才繁多，复合型人才奇缺，语种种类畸形，地区分布不均匀，学历、职称结构不合理等缺憾，严重制约了甘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难以从根本上适应甘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宣传甘肃名、优、特产和优秀历史文化的需求，更难以适应甘肃与国外经济、文化联系愈加紧密的现实要求”。13

就目前现状来看，甘肃省文化外译宣介研究面临着跨文化传播翻译宏观语境的缺失和本土文化译介力度不够的双重困境。第一，基于跨文化翻译研究的译者匮乏;第二，基于本土文化的译介不足;第三，基于甘肃“走出去”的文化产品开发译介力度不够，外界民众对当代甘肃文化了解不足;第四，甘肃对跨文化传播的翻译能力和水平与发达省份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目前亟需开展跨文化传播翻译的基地建设，加强对现有文化资源的深入开发及外文传媒的建设，打造高水平的国际传播翻译团队，不断提高外译宣介水平，优化对外传播功能，更好地提升甘肃文化软实力，实现甘肃文化的有效传播。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

采用理论与实证、田野与思辨、定量与定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法，建设翻译素材语料库。运用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文献研究、归纳、案例对比分析等方法，分析和论证文化传播翻译过程。通过对相关材料与文献的收集和研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架构研究的理论框架、展开思辨的论证，彰显传播学理论对文化传播外译研究和实践的解释力。目前，语料库建设工作基本完成，包括省情、文化、民俗、旅游、环保等89大类。

让世界了解和认识甘肃是传播甘肃华夏文明的重要工作。就甘肃文化传播与翻译现状而言，我们既要引进外来文化，更要向外介绍甘肃的文化精粹，才能真正做到“让世界了解甘肃，让甘肃走向世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肩负传播文化任务的译者，在向本省读者介绍外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把本省文化推向世界。甘肃要建设文化大省、吸引外界目光，靠的就是传播媒体及其跨文化传播能力。文化传播与翻译这种“软力量”有助于改善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加强甘肃与世界的联系。为此，甘肃有必要改善传播语言、手段、内容，增强甘肃的话语权，实现有效传播，从而塑造和提升甘肃的文化形象。

四、基地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翻译理论与文化传播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探索，将会为跨文化传播翻译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研究视角，拓展文化传播翻译的适用性，解释文化传播翻译的方法和策略选择问题，丰富文化传播翻译研究的内容，拓宽文化传播翻译研究的深度。在跨文化传播密切交融的语境下，翻译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而是一股塑造文化的重要力量。从跨文化传播翻译的角度来探讨和阐释翻译，开启了一个注重翻译活动中社会文化因素、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新阶段。综合考虑文化传播和本土文化外译的种种变量，从理论分析层面厘清文化传播语境下本土文化外译的实现机制，为甘肃本土文化的外译宣介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撑。

跨文化传播翻译的功能因其明显的目的性将得到极大体现。第一，有利于提升甘肃省文化对外翻译水平;第二，有利于带动本土文化外译宣介资源开发;第三，优化翻译资源，搭建外媒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低成本和无国界的优势，调动民间翻译或外语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开展跨文化传播。

五、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基地建设的若干尝试

（一）基地建设

依托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甘肃历史文化深厚的积淀，建立甘肃文化对外传播翻译研究基地，整合翻译人才队伍，进一步完善甘肃文化外译宣介机制，提升甘肃文化国际传播的效率。具体而言，“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基地”建设包括“华夏文明译介中心”、“华夏文明网络传播中心”、“华夏文明译介资源中心”。

“华夏文明译介中心”旨在发挥高等院校外语资源优势，研发文化译介的标准，规范语言服务业市场，搭建甘肃华夏文明翻译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口、笔译人才，更好地为甘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该中心应专攻典籍翻译、文化翻译、旅游翻译、经贸翻译、文学翻译、法律翻译、影视戏剧翻译等。

“华夏文明网络传播中心”旨在甘肃华夏文明网络传播的平台搭建、成果推广，集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于一体，实现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的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化。利用互联网等多模态、立体化、多语种的传播方式，建设多语种“甘肃华夏文明网”，设立文化长廊、甘肃奇苑、甘肃藏珍、旅游驿站、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等板块，呈现丰富多彩的甘肃文化，传承甘肃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译介资源中心”的核心功能是通过田野调查，使用人类学、民族学、口述文化等方法，搜集、挖掘、整理原生态的甘肃华夏文明优秀成果和文化翻译理论资料，为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提供资源支撑。

（二）人才培养与初步成效

《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提出，语言服务业可分为：核心层，经营或业务的主要内容即提供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技术开发、培训或咨询服务的企业和结构;相关层，经营或业务部分依赖于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的机构或企业。14 目前，依托西北师范大学成立的“翻译硕士（MTI）教育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翻译基地”、“传神—西北师范大学翻译基地”、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符号学研究中心”，以及与翻译公司、旅行社等成立的三个“翻译硕士实习实训基地”，是甘肃省跨文化传播翻译基地建设的初步探索，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团队教师翻译出版的“21世纪科学前沿丛书”荣获2013年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荣誉;丛书策划人被“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验交流会”组委会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21世纪科学前沿》被“全国第十五次社会科学普及理论研讨与经验交流会”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读物。

此外，在人才培养环节中，加强翻译社会实践教学与研究。从2013年起，依托外国语学院成立的“馨译”外事志愿服务团队，先后完成了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兰洽会、 第三届国际旅游节开/闭幕式礼仪、国际文化产业大会、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志愿活动、亚洲合作对话丝绸之路务实合作论坛、张掖国际旅游节、中国—中亚合作对话会的外事礼仪与语言服务任务。2014年12月，“馨译”外事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暨首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151名教师因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成绩卓著，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2013～2014年，学院分别完成了敦煌外语导游的培训任务、甘肃省商务厅的“俄语短期培训”任务和“甘肃省卫生医疗系统高级英语培训”任务。

（三）理论研究与成果

注重开展跨文化传播翻译理论研究，包括文化传播的本质、翻译策略、文化传播语境下翻译的特点、翻译遵循的原则、文化传播语境下本土文化外译研究的可行性和意义等。基于当前的宏观传播语境和甘肃本土文化现状，充分利用外译宣介甘肃本土文化的手段和策略等。同时，开展实证调查，开展甘肃历史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自然人文文化、饮食文化、学术文化、现代和流行文化等外译现状调查研究。

2013年以来，学院教师先后承担了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金项目“新世纪外国通俗小说网络汉译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结构、现状、发展”，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边疆项目“以综合认知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学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基地建设研究”、“甘肃文化资源的符号传承流变及其符号学意义”、“敦煌文化历史的传承机制与创新构建”，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甘肃地域文化产业化策略研究”，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学英语教改拓展项目——会展口译课程建设”，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留学回国人员科研项目“中英翻译人员职业胜任力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笔译员胜任特征模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双语项目“民俗史学研究英译项目”等。团队教师发表的《从图腾文化看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CATTI三级与翻译专业本科课程的衔接：实践与反思——以西北师范大学CATTI校本课程开发为例》、《基于职业笔译员胜任特征的翻译人才培养》、《翻译专业笔译教学：理念与方法》、《从兰州国际马拉松成功举办谈城市文化内张力的提升》、《影视翻译的实践路径偏离与理论研究式微》等数十篇文章，具有较重要学术价值。

（四）甘肃文化外译实践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着眼点是：甘肃历史文化的外译宣介——翻译介绍甘肃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甘肃民俗文化外译宣介——翻译传播甘肃民俗文艺文化;甘肃人文自然文化外译宣介——翻译传播甘肃自然和人文景观;甘肃饮食文化外译宣介——推介传播甘肃地方饮食文化;甘肃学术文化外译宣介;甘肃现代和流行文化外译宣介等。由此，使外界更好地了解甘肃、走进甘肃。2014年，赵子贤先生编、赵逵夫先生注的《西河乞巧歌》，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翻译基地”团队翻译后，英、汉双语版正式出版发行。译著《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谈判课》获2014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社科成果奖二等奖。学院在第二、三届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征文活动中获优秀组织奖，承担完成了甘肃省旅游局“甘肃之旅”汉译英和汉译日翻译任务。

六、结语

建设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基地，有利于梳理现有文化资源，加大跨文化传播力度，加快跨文化传播国际化步伐;规范语言使用，扩大语言服务范围;培养跨专业的外语传媒人才与服务团队，向来甘肃旅游、参会、经商者提供语言服务;组织搭建外语服务团，培训甘肃窗口服务行业人员。依托“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基地”，可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通识型的翻译人才，提升甘肃省的语言服务质量。通过组建外语语言服务团队、培训甘肃语言服务业和窗口服务业人员等途径，面向国际传播甘肃华夏文明，同时把基地建成一个以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传播为特色、以文化翻译人才培养为核心、以文化翻译研究为支撑的高水平、综合性、网络化学科平台，成为西北乃至全国有良好声誉和社会影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基地。

[注  释]

①1214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年。

②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总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③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4.

④⑤〔美〕爱德华·霍尔著、何道宽译：《无声的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在书中，爱德华·霍尔具体阐释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若干准则。

⑥Nida，E.A.&de.Waad：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Nashville： Thomas Nelson，1986.奈达主要探讨了交际活动性质、翻译活动要素、通用语与方言间、语体间的差异导致翻译上的困难，翻译即译义、翻译修辞功能与手段，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等。

⑦Nida，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110.

⑧〔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闵惠泉等译：《跨文化传播》（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⑩麻争旗：《翻译与跨文化传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11林瑜：《翻译必须重视文化传播》，《鄂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3刘福生、王谋清、冯 蓉、李玉明：《甘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外语翻译人才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译介与传播 第3篇

在整个20世纪40——70年代, 中国的翻译活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 王尔德的译介和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 他的小说、大部分戏剧都无人问津, 只有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集》在此时独树一帜, 分外引人注目。据资料查证, 其实早在1942年巴金就开始尝试此书的翻译, 他先后翻译了《自私的巨人》、《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 然而他在《快乐王子集》后记中曾表示过不满意自己的译文, “然而我不满意自己的译文, 我失了勇气于是我把原书搁回在书架上, 不去动它。” (巴金, 1953:218) 就这样巴金把此事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1946-1947年间, 巴金又重新开始翻译王尔德童话, 之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8年3月初版。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集》一经问世, 就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和欢迎, 这一版本也是迄今为止王尔德童话最流行的译本。在王尔德译介和研究的最低靡时期, 巴金又怎么会选择译介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呢?巴译本的《快乐王子集》又怎么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同呢?

二、解析巴金译介《快乐王子集》的原因

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译者一贯的文学创作思想对原著的积极解读。在当时的中国文坛, 巴金已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首先, 巴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 都需要读者能够接受, 要考虑中国读者的反应, 他认为文学要有目的性, 要真正能够移情才好。其次, 巴金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贯穿他整个一生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思想情感中。可以说, 在现代中国文坛, 很少有像巴金这样表现出如此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学家和翻译家。

巴金的这一文学创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翻译选择。事实证明, 巴金在选择翻译材料时, 十分看重作品艺术价值的同时, 更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人道关怀和思想的进步性。巴金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这类的翻译文学作品包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以及王尔德的童话集等。这些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和人道精神, 揭露了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下层人民悲苦的生活。

在王尔德译介的低沉期, 巴金以一位独特的人道主义作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王尔德的童话作品, 他没有人云亦云, 没有随意附和他人的评价。可贵的是他发现了王尔德童话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人道主义精神。而这一解读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规范, 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意义。由此可见, 对于王尔德童话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解读, 才是译者译介其作品的基础和根本。不可否认王尔德童话的语言优美, 故事构思精美, 作品的艺术美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作品的艺术价值巴金也是十分肯定的。巴金看到了他的童话作品探讨了“美与爱”的重要课题, 在这些“美的故事”里却也有对社会的控诉、对底层人们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巴金正是用自己的方式有选择性地解读王尔德的童话作品, 他的认识也与当时主流评论界对王尔德颓废派的认识不同, 因为他发现了王尔德童话作品可贵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而选择译介了此部作品。

三、解析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特点

在我国翻译史上, 翻译家们一直以来对意译和直译持不同的态度。而在巴金看来, 这两种翻译方法实为同一范畴, 不需要刻意区分, 否则就过于片面和教条化。他曾经说过:“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 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 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 也都是意译。” (罗新璋, 1984:550) 巴金认为在翻译活动中, 直译和意译都是必不可少的, 译者不能过于机械地拘泥于原文, 否则会导致字字对译;同时也不能过于随意, 这样会走向乱译。其次, 作为翻译家, 巴金特别强调译文要对读者负责。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译文要有现实意义、积极向上, 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第二、译文语言应该明白晓畅, 便于读者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内容。所以巴金的译文一直以来就是通俗易懂、自然流畅, 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最后, 巴金其实把文学翻译看做是文学创作, 即译文要有本身的文学价值和文学韵味。

在《快乐王子集》中, 巴金把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认为采用何种方法翻译应看哪种方法能够更好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艺术意境。比如在《快乐王子》中, 王子对小燕子说到自己生前居住的宫殿。“I did not know whattears were, for I lived in the Palace of Sans-Souci, where sorrow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Oscar Wilde, 1990:12)

对于这个宫殿名字, 巴金采用意译的方法把王子居住的宫殿译为“无愁宫”, 而当时周作人是直接音译为“商苏西”, 又在其后加了标注“此言无忧”。巴金的译法会更直接、更容易地让读者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在《快乐王子集》中, 巴金译文的语言特色尽显无疑。原作王尔德的语言十分美妙, 富有音乐感, 风格清新, 优美动人。巴金在译本的后记中写道:“二十年前我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的童话 (或译仙话) 的念头。可是我始终不敢动笔。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 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 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 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 (巴金, 1953:217)

可见巴金十分欣赏和看重王尔德童话的语言特点, 虽然他十分谦虚, 但其译文语言自然流畅、明白易懂, 读起来朗朗上口, 整体的文风与原文比较接近, 同样清丽动人。

“And a delicate flush of pink came into theleaves of the rose, like the flush in the faceof the bridegroom when he kisses the lips of thebride.” (Oscar Wilde, 1990:29)

“一层娇嫩的红晕染上了蔷薇花瓣, 就跟新郎吻着新娘时, 他脸泛起的红晕一样。” (巴金, 1953:163)

巴金在翻译时, 十分追求译文的艺术性, 注重译文的选词和句式的艺术美, 强调译文一定要有生命力, 能够被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他不拘于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 打破原文的句子结构, 根据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重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使译文自然、流畅、生动。

《少年国王》原文:“Such, at least, was the storythat men whispered to each other. Certain it wasthat the old king, when on his death-bed, whethermoved by remorse for his great sin, or merelydesiring that the kingdom should not pass away fromhis line, had had the lad sent for, and, in thepresence of the Council, had acknowledged him as hisheir. ” (Oscar Wilde, 1990:79)

巴金译文 :“至少人们偷偷地互相传述的故事是这样的内容。有一件事倒是确实的:老王临死的时候, 不知是因了忏悔自己的大罪过, 还是单单为了不让他的国土从他的本支落到别人的手里, 他差人去把那个孩子找了来, 并且当着内阁大臣们的面承认孩子是他的继承人。” (巴金, 1953:4)

《快乐王子集》除了集中体现了巴金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特点外, 人们还可从译文中窥探出巴金这部译著的期待读者群。《快乐王子集》于1948年初版, 现在看来童话的既定读者群应该是小读者, 而当时巴金是把王尔德童话作为文学范畴进行译介的, 他并没有特别设定这部译著的读者群为小读者, 因为译文语言并没有刻意浅化为儿童语言, 这从以上译文中皆可看出。而这种选择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很大关系。然而由于他的译文语言通俗易懂、简洁流畅, 不乏口语化的特点, 让儿童以及成人都可以理解和接受。巴译本对读者界定不确定的特点也恰恰给其提供了广为接受的有利条件, 或许也是这本小书之所以至今还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四、结语

在20世纪40——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 王尔德童话的译介在中国处于停滞期。然而, 巴金却在这一时期特立独行地译介了王氏童话, 且巴译本的《快乐王子集》迄今还颇受读者喜爱。作为一位人道主义战士, 巴金一贯的文学创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使得他发现了王尔德童话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并最终成功译介了王氏童话。通过分析可知, 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特点乃不拘一格, 直译与意译兼容并用, 以读者更好地接受原作为目标。所以巴译本的语言晓畅易懂、文字自然、优美、生动, 译本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欢迎与青睐。而当时, 巴金在中国文坛已是赫赫有名的作家, 享有很高的文学地位, 这一事实也可为巴译本《快乐王子集》广为读者接受的原因之一。笔者对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进行了个案分析, 阐明除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之外, 译者的文学地位、文学创作思想和对作品的个性化解读对王尔德童话在当时中国的接受也有重要影响。

摘要：在20世纪40——70年代, 王尔德的译介与研究基本处于冷遇期。而这一时期, 巴金却选择译介了王氏童话并结集出版且受到读者欢迎。通过分析巴译本《快乐王子集》的译介与接受, 不难发现巴金一贯的文学创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其享有的文学地位以及译者合理翻译策略的选择才是促使《快乐王子集》问世且为中国读者接受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巴金,人道主义,《快乐王子集》,译介,接受

参考文献

[1]奥斯卡·王尔德.快乐王子集[M].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3-220.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550.

[3]周作人、鲁迅译.域外小说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1-8.

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第4篇

【关键词】李白诗歌 法国 译介

李白的诗歌由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们传播介绍到法国，在法国大地上掀起“李白热”。本文将对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将法国的李白诗歌译者与译作相结合，梳理发展脉络，并探析其对法国诗歌界的影响。

一、不同时期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1.十八、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初步译介。这一时期对李白诗歌译介贡献最大的当属德理文侯爵。1862年，德理文侯爵在巴黎出版了唐诗翻译集《唐诗》，选译李白诗歌24首。其译本与原诗基本逐句对应，附详细注释，原诗中涉及的典故、隐喻详细标注，篇幅较长，比较忠实诗歌原文。但作为最早的李白诗歌翻译者，其译文也出现跳译、漏译的情况：如《将进酒》中，他只翻译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会须一饮三百杯”和“钟鼓馔玉不足贵”到“惟有饮者留其名”这16句，涉及“岑夫子”到“请君为我倾耳听”和“陈王昔时宴平乐”到“与尔同销万古愁“这14句未译。

2.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非汉学家的创作性翻译。朱迪特•戈蒂耶，法国著名的唯美主义诗人，是此时期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1867年，朱迪特•戈蒂耶，在家庭教师丁敦龄的帮助下出版了其创造性的译著《玉书》。收录李白诗歌达19首。《玉书》中所译李白诗歌均未作注解，也不参照前人的译文，而是凭朱迪特•戈蒂耶自己的喜好与想象重新书写。其译诗用符合法国审美的西式表达诠释中国古典诗歌，既迎合法国人的欣赏视角，又符合他们的诗歌阅读习惯，因而在法国受众庞大，影响深远。朱迪特•戈蒂耶这种不遵循原诗格式、不作注释与解说，自己重新组织语言再创作的方式也是一种翻译处理方法。只是在这种处理方法下，其作品中有一部分虽署名为李白的诗歌，无法与李白诗歌原文相对照。

3.二十世纪译者身份多元化。这一时期，李白诗歌的译介研究多由一些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法国外交官、法国学者以及留法学生来从事，李白诗歌的研究和译介更加深入展开。据可考证资料，可以梳理出以下人物：保尔•克洛代尔、贝儿佩尔•布尔诺、吉斯兰•让•玛丽、姚昌复、乔治•马古利、保尔•戴密微、让•皮埃尔•迪耶尼、吴德明、保尔•雅各布、泽诺•比亚尼、帕特里克•卡雷和程纪贤。

保尔•克洛代尔翻译了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贝儿佩尔•布尔诺著有《李太白诗歌四十首》，选译与中国绘画、书法、儒家和道家思想相关的李白诗歌；1925年，吉斯兰•让•玛丽与姚昌复合作译著《狂热的蝉：李太白诗译注》；法国汉学家乔治•马古利编辑《中国文萃》，选译李白多首诗歌；30年代留法学者徐仲年、罗大冈对李白诗歌进行了研究和选译。徐仲年著有《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和《李白诗》，罗大冈著有《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1962年，著名汉学家保尔•戴密微主编，让•皮埃尔•迪耶尼和吴德明等汉学家合作编译《中国古诗选》选译了李白诗歌。在保尔•戴密微的带领下，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还曾被多次重译成法文；1983年，汉学家保尔•雅各布出版法译唐诗集《唐诗》，选译李白诗歌；1984年，巴黎的阿尔夫出版社出版了李白、李商隐的诗选；1987年，泽诺•比亚尼和帕特里克•卡雷合作出版《空山：3-11世纪中国诗选》，选译了李白诗歌。九十年代初，法籍华人文学家、翻译家程纪贤(1929～)，笔名程抱一出版了《水云间：中国诗歌新译》，选译李白多首诗歌。

二、结语

从德理文侯爵到程抱一，不难发现其翻译风格与翻译内容都是明显存在差异的。译者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与专攻选译迎合自身研究方向的李白诗歌进行选译，译文又会因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的了解程度而呈现差别：德理文侯爵忠实原诗采用直译，朱迪特•戈蒂耶采用不忠实原文的意译，程抱一则以文本为基础，以实例为根据，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李白诗歌的译者历经：来华传教士-法国汉学家-留法学生、法国外交官-法籍华人程抱一，经历了法国人---中国人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受众面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译文的质量也逐日提高。

参考文献：

[1]董斌孜孜.诗仙远游法兰西——李白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J].贵州社会科学,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