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范文

效率优先范文（精选9篇）

效率优先 第1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没有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强调“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加注重公平，这也引起了一些误解，有人认为效率优先不能提了，也有人公开讲改革初期提“效率优先”可以，现在已经不适合了。为了正确把握这其中的精神，首先, 我们要与时俱进地理解公平、效率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一、公平与效率的区别

1. 各自的内涵不同

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公平。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公平简单地理解为分配公平，它主要指的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围广得多，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平等，由于一些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会成员在资源利用上不公平，结果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最主要的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

效率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是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还是不高?实际情况是，虽然经济的盘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有些人没有把效率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作为效率优先来看待，认为现在只注重经济增长不注重社会公平。事实上，GDP的增长不等于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也可以不同步。

2. 坚持的目的不同

在分配上坚持效率的目的是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坚持公平的目的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稳定，确保市场经济向着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发展。

3. 实现的手段不同

效率的实现是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坚决打击各种违反市场规则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公平”则是通过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帮助贫困地区和家庭发展经济，增加收入。

二、公平与效率的联系

1. 效率是公平的体现和基础

效率是公平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既是财产分配的公平，更是获得收入机会的公平。效率至上，尊重每个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承认收入多少与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相一致，奖勤罚懒，既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是公平的重要体现，如果付出与收益不成比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优不胜劣不汰，推崇平均主义，这才是最大的不公，最终只能是走向共同贫穷，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高效率，鼓励公平竞争，允许部分先富。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只有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以最少的投入创造出最多的适合社会需求的财富，才能为公平地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效率低下，社会财富不足，无论怎样追求公平，都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生活水平，更谈不上富裕。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追求效率，只有全社会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充足，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小康、共同富裕。

2.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障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公平是市场交易活动的灵魂和原则，是衡量市场是否有序、是否规范的试金石，是市场有序、高效运作的客观要求。如果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未获得收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以搀杂使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短斤少两、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违规、违法手段取得收入。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不仅会损害消费者、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必然会挫伤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因此，坚持效率优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以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为准绳。只有大家都在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公平竞争，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公平是效率的保障。“市无公平不立，商无公平不兴”。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够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落差压力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相反，不合理、超度的贫富差距，必然蜕变为两级分化，从而背离社会主义根本目标，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紧张关系，危及社会稳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最终必然导致社会效率的普遍下降。因此，社会效率的提高必须以社会公平为保障，富要合理、合法，贫要有帮、有济，先富带后富，国家帮后富。同时，要建立健全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成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基本生活有保障。

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公平说的是公平的竞争、公平的机会。没有效率，中国就无法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搞市场经济是不行的，所以竞争是公平的竞争，国家只有具有竞争力，民族才有生存权。国家只有发展了，社会才有公平，只有有了效率，国家才能发展，我觉得这两点不矛盾。

其次，还要从分配环节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成员或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经过初次分配的收入叫原始收入。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以后，还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通过再分配，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成员或社会集团中获得自己的收入，这种收入称为派生收入。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而再分配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宏观性调节，它要解决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公平。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接受的一套观念是，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由政府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相对于计划经济倡导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将市场机制引入初次分配领域，本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然而，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正是如此。可以说，只有在初次分配中关注公平，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货币资本拥有者创造更高价值的利润。所以，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再分配去解决，指望用财政、税收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初次分配中分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也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第2篇

也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本文分析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辨证关系，并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确立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就目前现实而言，它存在着加重而不是缓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助长畸形的.经济行为以及延缓了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制定等负面效应;因此，要“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关注公平不仅仅是来自公平本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来自继续提高效率的需要，改善公平，也是改善效率的过程。

作 者：赵降英 作者单位：温州医学院，浙江 温州 325027刊 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JOURNAL年，卷(期)：“”(3)分类号：F014.4关键词：收入分配 效率 公平

智慧资本：向效率优先说“不” 第3篇

智慧资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智慧资本却很难评估，它究竟包括哪些元素？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又该如何体现？

智慧资本是一个伞状概念，分为三部分：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人力资本指掌握组织所需知识的人的集合，关系资本是把个体的知识结合起来为组织创造价值，结构资本是经过验证的工艺流程和组织运行规则。当我们用财务数字来锁定结构资本时，它叫作“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经营许可证等，是财务报表上的无形资产，可以被买卖。然而，结构资本的涵盖范围更广，包括所有的流程化部分，既不容易被捕获，又很难简化为数字。我们无法在财务报表上簿记公司的管理风格，例如记下我们召集员工的方式值16元，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记录在财务报表上的只是智慧资本下的结构资本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智慧资本的整体很难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必须给出更多超越专利、商标和许可证范围的信息。

我们该如何发展和管理智慧资本，以更好地应对竞争？

特别要注意的是关系资本。价值来源于合作，如果一家公司有500名天资聪颖的员工，但他们不愿合作，那么这500名员工的人力资本产出为零。很多组织把人员、技能等都拆开了，分成市场部、运营部、采购部等。 公司如果要有竞争力，就要把人放到可以合作的整合状态中。公司可以从三方面加强关系资本：一是人力资源。我们根据哪些要素把人集中到一个项目上？不是员工的职务，而是员工和其他人的匹配度等要素。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工程师，很难创新。二是组织架构。公司需要有扁平的组织架构，还要有清晰的协作方式。 三是信息系统支撑，该系统提供数据并解读数据，让被锁住的智慧资本活起来。

人力资源、组织架构和信息系统能够促进关系资本的建立，但是组织中这三方面往往是分开的，由三个老板管理，应该把这三个人放到一起，共同创造智慧资本。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想走向全球市场，你对它们有什么建议？

中国公司需要同时做好三件事。第一重视创新，不断鼓励新技术、新流程、新创意。第二做好组织结构，要分权，而不是集权，支持公司业务可持续成长。第三调整领导风格，要放权，员工要自己定夺，如果做错了，再向领导请求豁免。如果一家公司上下左右都被严格的规章制度包围，员工不能越雷池半步，无法充分运用公司的知识资源，那么分权、创意都不可能出现，创新也不可能发生。

在我的课堂上，中国学生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效率”，他们不要“混乱”。这意味着领导要制定规则，告诉下属要做什么。但如果中国公司要国际化，努力的方向就恰好和“效率”相反。全球各地有不同的规则，你必须发现你自己的道路，领导者需要忍受“混乱”、“歧义”和“不确定”。这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就要激进地变革，你可以在公司内部设立某些部门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运作，减少级别，尽量放权，让适应这种思维的员工进去，让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让他们自由成长一阵子，例如让这些部门在三个月内设计新方案、新产品等。诸如此类的试验在中国公司内并不常见。

你的意思是，“效率”这种大规模制造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知识经济？

从管理风格来说，是不适合的。知识经济并不是在效率层面竞争的，而是在某方面的特长上竞争。知识经济的专注点是从“不确定性”中走出一条新路。如果我们重视效率，就会关心如何用规则、过程等把成本降下来。这种战略是低成本战略，无法产生创新。如果要创新，就要把重点放在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上。在中国公司里，也完全可能发生这种创新，但是中国公司需要把机械制造部分同创新部分划分开来。在同一个组织内，不要让它们对掐，这需要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上做文章。

适应知识经济的新型领导需具备哪些个性特征？

这类新型领导需要能够忍受“不确定性”，不怕对老板说“不”。你不能让公司经理像军队里的干部，总是等着长官下命令。新型领导是在公司内部有创业精神的人，是营造协作氛围，擅长团结和组织团队的人。他是下属的导师，他要有能力调动其他职能部门创新。

效率优先 第4篇

关键词：效率,公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引言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效果如何, 要用平等的尺度和效率的测度做价值上的判断和效用大小的分析。平等与效率是理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能否协调平等与效率, 是人们判断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或经济组织形式是否优越的一个重要尺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经济上的联合, 平等和效率是组织追求的双重目标, 这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合作组织, 比农民单干和传统合作社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公平的内涵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按照合作社原则建立起来的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 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互助为出发点, 不以盈利为目的, 在提供效率的同时, 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也创造了公平。这种公平不仅仅体现为经济公平, 而是全方位的公平性体现。这种全方位的公平充分地体现在合作社原则及其规定中。

“自愿与社员资格开放原则”中规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自愿加入的组织, 向能利用其服务并承担社员责任的所有人开放, 不受社会、政治、种族、宗教歧视, 充分体现了农民在加入合作社的公平性原则;

“社员民主管理原则”则全面反映了合作社在民主管理制度方面的公平性。如原则规定, 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社员管理的民主组织, 社员积极参与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 选出的代表对全体社员负责。基层合作社的社员有平等投票权 (一人一票) , 其他层次合作社以民主方式组成。

“社员经济参与原则”规范了社员经济参与方面的公平性。原则规定, 社员公平入股并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资本至少一部分作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共同财产, 社员对其认缴的资本最多只能得到有限的回报。社员盈余分配应用于下列部分或全部目的: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如设立公积金,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按照社员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交易额比例返还给社员;支持社员同意的其他活动等。可见, “社员经济参与”原则是对入社农民经济公平的全面体现。

“自治和独立原则”是保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政治权利方面公平的有利保证。原则规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社员管理的自治、自助组织, 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如果与其他组织 (包括政府) 达成协议或通过社外渠道筹借资本, 社员的民主控制原则和合作社自治原则不应由此受到损害。

“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原则”是为入社农民能享有广泛的教育培训等受教育机会而制定的, 是一种机会公平的制度性规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社员、选出的代表、经理及雇员提供教育和培训, 使他们能有效地促进合作社发展;合作社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合作社本质及其优越性。

“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原则”则是确保合作社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合作与发展而制定的, 该原则显示了合作社在区域性、国际性公平发展机会方面的规定性。原则规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合作, 为社员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并促进组织的发展。

“关心社区发展原则”体现了合作社在惠及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如, 原则规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满足社员需求的同时, 要推动和促进其所在社区的持续发展。该原则充分体现了合作社成员发展、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与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发展观, 显示了合作社在推动社会共同进步方面的公平发展思想。

与盈利性企业和非盈利性公益性组织所不同的是, 合作经济组织兼具同时提供效率与公平的组织功能, 即:盈利性企业主要提供效率, 公益性组织则创造公平, 而合作经济组织则在提供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造效率功能

(一) 合作经济具有价格发现机制, 能实现农业资源优化配置

传统农业组织形式的农户单打独斗, 在自身经营素质和市场谈判能力及地位方面均处于弱势, 农产品长期以来价格偏低, 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其真实价值。这种效率低下的小农分散的单干形式导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落后, 农民长期贫困;合作经济组织的价格发现机制体现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经济联合的形式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料及各种资源, 通过统一购销、共同生产、统一经营、集体谈判等多种途径寻找并实现农产品的真正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农民通过经济合作的形式, 发现并实现农产品的最高市场交易价格。农产品交易价格越高说明农业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越合理, 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合作经济组织的这种价格发现及实现机制有助于社员通过农产品交易体现自己的劳动成果, 维护农户的经济利益。

(二) 合作共赢机制导致合作经济具有任何农业经济形式都无法比拟的高效率

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认为, 人的行为既有理性方面, 也有理性的局限性方面。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通常导致人是有限理性的。不确定性或复杂性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正如“天有不测风云”。单干农户在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小, 越分散, 农户承担的不测因素越多, 风险越大。农民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加入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统一采购、批量运输、共同生产、统一营销等手段规避市场风险, 共享合作收益, 通过合作有效规避了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不测风险。

合作经济组织这种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优越于农民单干, 更优越于传统合作社。林毅夫对传统合作社的经济绩效的解释认为, 1958年的合作化运动, 实际上是剥夺了社员的退社自由。享有退社自由的合作社性质是一种“重复博弈”, 没有退社自由的合作社是“一次性博弈”。在这个博弈中, 农民“自我实施”协约难以维持, 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 生产效率滑坡, 在生产队体制下劳动的激励和生产率都低于单个家庭农场和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下的劳动激励和生产率。因而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衷是追求社会公平, 但在追求公平过程中造成了效率极大的损失, 最终结果导致了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

(三) 降低交易费用机制和内化组织运营成本功能使合作经济组织运营体现出较高的效率

农户交易费用包括:农户与市场上的个体或团体组织的交易费用 (信息搜寻费用、交易签约费用、交易履约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制裁费用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 和农户与政府之间发生交易时的费用 (上访费用、误工费用等) 。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纵向一体化的系列经营活动使农民不必通过市场就能够实现经济收益, 降低了交易费用, 规避了市场风险。

降低交易对方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的方法通常是将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的有效手段。社员是独立生产者, 他们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既有市场关系又有层级关系。合作社一方面为社员提供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充分激励, 降低了生产过程大规模延伸到农业生产领域需要花费的巨额监督成本, 另一方面将社员的收益与其对合作社的使用联系在一起, 使社员分担合作社的风险和收益。社员从主观上向合作社提供质量高的农产品, 也愿意稳定地成为合作社的惠顾者, 这样就减少了合作社监督社员的成本。另外, 合作社成员之间彼此相互熟悉而带来的“声誉“的重要性也强化了社员自我约束的能力。

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国家或企业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 会导致不平等现象。例如, 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 就要合力配置资源, 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配备显得更为重要, 提高生产效率最终会导致不同素质的人在收入分配上不平等。合作经济组织作为特殊的企业, 也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这种公平在此仅指收入分配的公平。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于1978年以后、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是为改善农民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经济上的联合, 这种不触动农民私有财产的经济组织形式比农民单打独斗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和高效率。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性质看, 合作社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企业。这种企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共同所有民主控制的企业”, 这种共同所有的所有权体现在民主基础上归全体社会所有;这种特殊性还表现在企业性质和合作性质、赢利性与服务性的统一, 即合作社的平等和效率的统一。

在效率与公平方向选择上,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的选择;二是以公平促效率, 以效率实现公平。虽然兼顾公平和效率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两大组织功能, 但这两种功能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等同。其中, 效率是第一位的, 公平是第二位的。因为效率是合作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创造公平的前提;公平为效率营造了环境和条件, 同时也促进效率的创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效率有两方面内涵:即, 合作经济组织效率和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效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不仅能实现外部收益内部化, 有助于合作组织成员利益的增进, 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能有效避免因市场调节不足产生的效率损失。合作经济组织的效率体现在获取规模经济收益、降低交易成本收益、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打破市场垄断等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效率体现为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比不加入组织的单干户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合作经济组织作为特殊的企业, 在效率与公平方向选择上, 应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是合作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效率是提供公平的前提和条件。

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作为理性“经济人”, 追求福利最大化是合作经济组织及其社员的理性选择。把机会均等、效率的实现放在首位是社会主义伦理学平等观的真实内涵。机会均等表现为一种效率, 机会均等和效率优先表现出一致性, 他们内涵于平等观本身又说明平等与效率的关联并表现出伦理学上的并行不悖。合作经济组织应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规律;效率优先能实现合作社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

效率优先是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合作经济组织正处在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 提高效率是合作组织生存和壮大的基础和前提。

效率优先意味着合作社社员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减少和节约对于发展尚不成熟的合作经济初级阶段的必要性。

效率优先意味着合作经济组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因此而带来的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财富的增加和提高以及合作社成员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的强大, 这是合作经济组织为社员谋福利和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最可靠保证。

效率优先能为合作社社员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是社员生活质量提高和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只有坚持效率优先, 平等的兑现才不是一句空话。

坚持收入均等化的平等优先, 必然培养人们的懒惰行为, 使那些有能力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害。“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效率优先的基本要求, 现实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在初级阶段的诞生不具有普遍性, 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效率优先的后果, 而是社会腐败、不公正现象的滋生物。

强调效率优先不意味着忽视平等, 而平等的兑现必然受到“初级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社会向人们提供各种均等的机会, 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取得成就的机会和范围都将受到政治体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此, 兑现平等并提高其公平程度必须以发展生产力、财富的增加为前提, 生产力发展不是提高平等程度的必然结果而是效率优先的缘故。我国农村经济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过低, 农民收入低下, 农民享受不到广泛的社会福利。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悬殊不具有普遍性, 是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的必然结果而非仅仅由于分配不公平所致。因此, 农村经济发展关键是提高效率, 在效率驱动力下创造财富, 为公平分配奠定基础、提供条件。提高效率, 让农民通过经济合作这一组织形式先富起来, 并带动大多数农民致富, 是农村富裕的必经之路。

六、提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营效率的对策

(一) 为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既决定着外部利润的存在空间, 也决定着通过制度创新将外部利润内部化的可能路径。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基础薄弱的大环境下,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寻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 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 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高效运行的内部机制

以立法形式使各种合作行为有法可依, 利用法律约束使合作社经营规范化;在合作社内部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 对合作社发展进行合理定位;经营制度内外有别;通过设立风险经营基金、制定保护价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提高社员抗御风险的能力;民主监督方面, 社员有权对董事会、经理人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与控制;利益分配方面, 按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利润的交易额和按股金分配相结合, 克服平均主义;内部积累方面, 合作经济组织所创收益按比例提取公共积累, 用于扩大再生产。

(三) 对农民进行合作精神的教育和培训

合作经济知识的欠缺和参与合作经济能力的不足是影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 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合作经济相关知识的培训与教育, 使合作意识深入民心, 让农民自愿参与、自由选择参加多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 在参与过程中体验合作经济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四) 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经营效率

制定相应措施使农民克服狭隘的心理, 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经营。通过建立保障机制解决农民合作经营的后顾之忧, 逐步扩大合作经营规模;注重提升品牌意识, 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获得社会认可, 通过品牌效应扩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规模, 不断提高经营效率。

七、结论

合作社遵守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和保证了合作社的公平性, 合作社创造效率的功能则表现为其降低交易费用、发现最优价格、配置资源以及合作共赢机制等。在农村合作经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 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鉴于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和条件, 应从社会制度环境、组织内部机构建设、教育培训及市场经营等多方面提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营效率, 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荣科.论平等与效率的方向选择和同步增长的障碍[J].求是学刊, 1993 (4) .

[2]、郭翔宇.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原则、目标与政策.统筹城乡发展[J].深化农村改革, 2004 (8) .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 第5篇

此番我们要讨论的辩题是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应该坚持效率优先于公平还是公平优先于效率。我方认为效率优先于公平。

首先，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辩题。熟知历史的我们应该都知道当代指的是20世纪40至50年代以后的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立足在当代这个阶段。对于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产生的社会矛盾都应有着较充分的认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项改革都与经济密不可分。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仍处在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以效率为先可体现出法的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法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选择、取舍。

并且我方认为效率优先于公平，理由有三：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根本任务要求我们以效率为先，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效率优先为的价值体系就应当被维护和坚持。才能顺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

第二，司法改革的要求让我们应该以效率为先。在司法公正实践中，人们进行诉讼的目的，并非是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公平，确切的讲是诉讼利益的追求。对当事人而言“公正”具体意义在于利益的权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每年有500万件案子且每年的递增率为百分之20左右。先试试我们每年都有许多案子都在延期和超期，过分追求公平，让案子无限期的执行拖延，它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就是拖垮了企业，拖垮了当事人，同样拖垮了司法机关。司法效率不仅仅是对当事人的效益问题，更涉及整个社会的效益问题。国家、企业和个人在诉讼中承受的成本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司法改革中，应该以效率为先。

第三，公平的相对性要求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时候应该以效率为先。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曾经说过：“任何一种不为集体利益打算的行为，都是自杀的行为，它对社会有害。”公平只是相对的，抽象的，一般只能做到个案公平，例如轰动一时的南京私企告“二奶”案和四川泸州“二奶”继承案，同样是小三，但得到的判决却不尽相同。体现了公平的相对主观性。不以效率为先。那么受损的最终将是社会集体的利益，没有效率的公平就是不公平。

司法改革是一项十分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期间，我们应当秉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以发的建设为目标，快捷有效地满足人类的愿望与需求。

效率优先模式下的尊严丧失 第6篇

其实, 这个光鲜的数据背后却隐含了科技政策制定中一种伦理缺失问题。换言之, 中国的科技政策是以效率考量为第一目标的, 这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吃大锅饭模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 如果不加限制将会滑向另一个极端, 效率优先的政策主旨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才华与思想的绞肉机。为此, 我们将探讨两个问题:首先, 效率优先模式与科研人员的存在状态;效率的道德问题。

今天多数科研人员感到压力很大, 精神高度紧张, 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成为一种职业标志。这与公众常识中理解的印象相背离。正如很多人对笔者说, 真羡慕你们做老师的还有两个假期。

他们哪里知道, 节假日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是什么促使科研人员都成为工作狂人呢?政策的效率优先取向。现在政策运行的高明之处在于逐渐取消强制性政策工具的选择, 过渡到自愿性政策工具的采用之上, 没有人强迫你这么做, 而你又必须这么做, 这才是效率优先政策模式的高明之处:欲擒故纵, 愿者上钩!

众所周知, 在大科学时代, 基金与项目是科研活动得以正常运行的血液, 缺少经济的支持, 所有的科研活动几乎将中止。因此, 争取项目与基金是科技界求得生存的第一自然法则, 它是刚性的, 谁可以绕过去呢?

而中国又拥有世界最多的科研人员, 再加上落后的评审体制, 以及诸多不公平条款的限制与歧视, 决定了中国在争取基金和项目的赛场上早已处于过度竞争状态, 暂且不论参与者水平高低, 这是群体密度决定的客观现实。如果再考虑到科技投入的结构性矛盾, 即总量不足与配置的日趋高度集中化, 更是让项目申请的赛场人仰马翻。

现在最遭人诟病的是:赢者通吃现象已经成为掠夺资源的主要杀手和创新的严重障碍。而这恰是科技管理中的最大浪费:一则人才的精力有限, 才华会被无数次重复申报所耗尽;二则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必然结果。现实生活中, 我们目睹了一些人依据马太效应快速实现优势累积, 另一些人则被评价体系阻隔在外围处于劣势累积路径上, 科技界的正常对流渠道在这种效率优先的政策模式下几乎被彻底堵死。在这种模式下, 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参与者内心几乎都是伤痕累累, 再也没有精力向学术理想和前沿真正推进。

效率优先带来的直接伦理困境就是产品质量的下滑以及人的尊严丧失。前者是俗语中的老母鸡与金蛋问题。金蛋的生产是需要充足时间的, 换言之, 任何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需要漫长的生产时间, 缺少时间的保证, 产品的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 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一味追求效率, 必然会带来质量的滑坡。

因此, 必须对基于功利主义的效率优先政策制定模式进行修正, 降低目前这种无序的过度竞争的态势, 让科技界回归正常的生长模式:有序竞争。这也是对人才的一种真正尊重。

为达此目标, 政策必须设立正常的保障性科技投入, 使一部分合格的科研人员从这种喧嚣的赛场上退出, 给予保障性的常规支持, 以五年为一个期限进行动态考核;同时, 对于那些喜欢选择竞争模式的科研人员仍然采用当下的申报形式, 但不能两者都占, 只能选择一种模式, 这样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低质量评审, 让科研人员真正根据自己的喜好安心地从事一些高质量的工作, 这也是当下科技界针对降躁应该采取的主要举措。

没有这种常规的制度性支持, 一味声讨学术浮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关于效率优先模式导致的尊严丧失, 早已是科技界普遍存在的一种令人沮丧的现象, 所谓成王败寇:有钱就有水平, 没钱你什么都不是。笔者曾听过这样的笑话:国家每年的GDP都按8%增长, 你的进步速度是否拖了国家的后腿?我承认我的进步速度赶不上国家的进步速度。任何一项政策都要尊重而不是蔑视或侮辱它的受众, 这恰恰是一个体面社会所应捍卫的最低道德。

效率优先 第7篇

一、当前我国教育价值取向研究的简单梳理

综观我国当前教育价值取向研究, 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 (1) 教育的社会取向价值研究。该价值取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 表现得非常明显。新中国建立之初, 我国教育的主导价值定位于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切地说, 是为了满足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为中心, 教育为政治斗争、为社会生产服务, 很少顾及个体的身心发展。在那时, 以个体发展需要为导向的价值追求属于过分理性化的需要, 常常被视为带有资本主义或者奢侈、浮躁等固有缺陷, 因而不能成为教育的主导价值。 (2) 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主张以个体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取向始于改革开放之后, 其理论基础是哲学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 以及心理学对人的智力、情感等诸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持该价值取向的研究者主张“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 提倡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提高人的素质, 培养人的个性、人格, 展示人的价值。[1]但是由于其理论基础大多来源于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抽象的人为研究对象, 忽视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这一客观存在, 使教育价值取向走向以人为中心的极端, 不可避免地与社会需要之间形成冲突。 (3) 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的价值取向。主张该理论的学者既看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个体身心全面发展的压抑和限制, 也看到了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对我国集体主义的极大破坏, 这也许算得上一个进步。但是, 在如何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上, 却没有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此外, 还有叶澜教授及其弟子提倡的生命价值取向, 以及较为“时髦”的多元价值取向等。

上述几种教育价值取向中, 无一例外地都关注教育带来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等方面的效益, 很少去关注通过教育的价值追求能给社会思想、道德等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发展教育并通过教育为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价值、带来效益是兴办教育的应有之义。但是, 当教育的价值追求定位于效益即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时候, 不论是以个体为核心, 还是以社会为主导的教育价值取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实现教育效率、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如何通过发展教育来推进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如何在实现扩大经济效益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同时, 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进而反哺并推动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 就需要正确地处理好经济学视角的教育效率与伦理学视角的教育公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对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定义及其关系的理解

关于教育公平的解释有很多, 基于正义的视角笔者较推崇罗尔斯提出的关于公平的三条著名原则:一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相同的自由;二是一个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 如地位、职位、利益等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三是如果起始状况 (收入和财富分配) 不同, 处于不同地位者的利益就应该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2]

关于教育效率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教育效率的两种含义, 指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 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与产出。 (2) 教育效率就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的比率。 (3) 教育效率主要指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 即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笔者认为, 教育效率是一种结果性的概念, 主要是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质量规格, 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比率。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决断的问题。教育公平属于伦理学范畴, 其本质在于它是调节人们在教育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规范, 具有较高的道德意味。教育效率属于经济学范畴, 趋向于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虽属不同范畴, 但却统一于教育活动之中, 是发展教育所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就其关系而言: (1) 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教育公平是教育的基础, 教育效率是教育的一般要求, 教育公平的实现必须以教育效率的提高为物质基础, 并通过教育效率的提高来缩小教育差距逐步实现教育公平。而教育效率必须以教育公平为基本准则, 否则, 不仅无益于教育的进步, 反而会成为教育发展的绊脚石。 (2) 从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 教育公平理应优先。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教育的价值追求各不相同, 教育决策者也很难在同一时期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 但是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公平、正义始终应该是教育价值选择的应有之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发展的效率才是长久的效率。 (3) 从教育自身发展的层次来看, 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 应该首先强调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公平优先、注重效率。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教育公平是评价教育发展状况的主要依据, 教育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国家未来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依据正义原则, 不管是在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 教育公平都必须是民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 教育不能只顾效率的提高而忽视公平的重要意义。

三、正义原则下当前教育的诸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罗尔斯关于公平的正义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罗尔斯《正义论》所研究的正义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 它能为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几乎各个学科提供思考的视角和灵感, 当然教育学也不例外。[3]教育权利是现代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是体现权利平等的主要方面之一, 是实现其他平等权利的有力保证。下面本文用关于公平的正义来分析我国当前教育的部分问题, 并依据正义的原则提出相应的对策。

1. 当前我国教育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

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我国在教育公平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主体的“无差别性”等方面, 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保障。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之后的相关教育方面的规定都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无论性别、民族、种族、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 法律形式上的公平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权利适用有天壤之别。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教育上表现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匮乏, 教育投入不够等。[4]

尽管我国当前的教育还处于形式上的平等阶段, 运用法律形式来保障每个公民的教育权利并实际实施, 已经是我国教育的历史性进步, 从正义原则的角度来看, 上述的不公平并不是社会体制使然, 但是确实阻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要改变这一状况, 我们必须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 努力实现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 来逐渐减小这种教育不公平。资源的最初分配总是受到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这种方式是不合理的。在我国, 政府不可能提供给每位学生实质的平等, 地区经济的差距不可能轻易消失, 因而, 自由的平等体系也是不可取的。按照民主的平等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最终的出路, 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农村学生教育公平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接受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原则包括效率原则和差别原则。[5]利益原则认为, 一种结构, 当改变它以使一些人 (至少一个) 状况变好的同时不可能不使其他人 (至少一个) 状况变坏时, 这种结构就是效率的。此外, 比较有效的措施还包括加强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城市反哺农村教育, 推动城乡教育资源整合等。

2. 当前我国教育中存在“不正义”现象

教育领域跟其他许多领域一样, 有关教育的法律、制度一旦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就会困难重重, 出现一些不公正现象。教育资源就像罗尔斯所设计的原初状态下的资源也是“中度匮乏”, 进而必然产生资源争夺, 所以资源分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教育是否公平正义。我国教育的“不正义”现象以高考为例:

(1) 以高考成绩为标准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我国的高考选拔制度提供了到目前为止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但是这一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却遭人诟病。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出现在“差距”上, 而教育公平问题也是如此。高考平等既不能完全推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也不能完全推行“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推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随着马太效应发挥作用, 贫困地区的教育会变得更加落后, 这对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6]相反, 如果按照“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高等教育将会变成“精英的教育”和“富人的教育”, 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平等、自由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针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 最有效的措施是改革高考制度。事实上, 高考制度是比较经济的考试形式, 也能为追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等提供一定的基础条件。高考改革和高校招生体制改革最基本的办法是实行适当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和适当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概括地说, 就是主要提倡“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并兼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合理地调整高校招生指标, 建立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体系, 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

(2) “高考移民”的现象屡禁不止。由于不同地区教育状况和学生人数的差异, 当教育政策既无法保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也不能保证“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 许多家长运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社会地位为孩子寻求更多的升学机会, 便把孩子的户口转到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 以期在高考制度下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高考移民”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打破了原初状态下人们公认并相互遵守的社会契约, 是把自己的获利建立在别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一种不正义行为。

“高考移民”现象可谓屡禁不止, 为了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然而效果并不明显。要真正解决这种不良现象, 必须反思我们的教育政策, 必须增强公民的正义感和平等意识。教育改革必须有效地扩大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高校也应该制定相对自主的招生计划, 努力贯彻“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兼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7]同时, 社会各界也应该认真遵守和执行共同的社会规范, 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此外, 当前城乡教育差异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择校问题以及高中学校划分重点班、实验班、普通班、提高班等诸多不正义的教育现象也是关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现实问题。

正义原则下的教育公平并不反对提高教育效率, 只是它更加关注教育公平的伦理意义。任何一种教育价值取向, 只要它提高教育效率是以实现教育公平和注重个人的奋斗为基础, 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不制造新的不公平, 这种价值取向就是正义的。新时期, 我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社会伦理意义, 坚持公平优先、注重效率, 建设一个和谐的教育环境, 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好示范。

摘要：教育公平与效率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教育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相关性, 并统一于教育的价值追求。教育公平与效率都是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 两者不能相互归并或替代, 其中任何一种价值的缺失都不可能用另一种价值的增加来弥补。基于正义原则的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公平为基础, 注重效率的词典式序列发展, 对教育政策方针的制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育价值,公平优先,注重效率,正义

参考文献

[1]薛忠祥.当代中国教育的应有价值取向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09.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4]裴德海.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J].理论建设, 2008 (1) .

[5]彭泽平.对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 2003 (5) .

[6]陈中原.中国教育平等初探[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

效率优先 第8篇

一、运用的落脚点:有利于学生的自主探究

在小学数学学科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主旨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不但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集体学习,还可以通过检索数据库、专家教学系统、专门的学习网站等自测自学,而对于在现实世界中时间或条件不允许或成本费用太高的实践活动,通过信息技术可以模拟出相关的逼真的情景,从而使学生既有在实际生活中学习的体验感受,又能便捷高效地获取相关知识经验,这就能使体验式学习、探究性学习、发现式学习等自主探索的学习方式充分地走进课堂,走进学生的学习世界.如学习“统计”时,运用信息媒体播放一段交通路口的情景录像,引起学生思考:在这一段时间内各种机动车各有多少辆通过路口?因而产生需求记录一段时间内通过的各种机动车的辆数;汽车通过一段公路要用多少时间,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在自己计算前进行模拟演示,为学生的自主探索留下了空间和时间,让学生在逼真的情境中产生浓厚的探究兴趣,因而在学习活动中更加积极主动.

二、运用的切入点: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选用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我们应充分利用可切入的知识点,围绕知识点的揭示、阐述、展开、归纳、总结等环节,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教学,我们认为:小学数学中的几何知识、统计知识、行程问题等都是非常好的知识切入点.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数学问题.所以我们在小学数学第五册“两步应用题”的教学中,首先通过上网查询资料,从学生最关注的有关奥运赛事出发,注意从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中寻找数学知识的“原型”,依靠学生对感性材料的直接兴趣,激发学生去创新.又如教学小学数学第八册“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时,课前我们安排学生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上网)搜集有关数据,课上学生代表汇报.他们带来的材料有的是某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有的是中国土地面积大小,有的是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收视率通过生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有说服力的数据、统计材料,学生不仅轻松地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而且成功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爱科学的思想教育.

此外,还应考虑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对小学低段的学生,教学中应以教师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演示为主,演练结合,精讲多练.“演”是指教师对于一些操作性的技能边操作边解说;“练”是指演示后通过具体练习让学生模仿并巩固相关操作,并提高学生运用信息技术的实践操作能力.对于小学中、高段学生,可以逐步引导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开展多向交流,自主学习.当然只在课内有限时间内完成这些,肯定有些勉强,我们可以向课外延伸,课内与课外互相结合、互相补充,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的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与小学数学学科中进行丰富多彩的创作和信息交流活动.

三、运用的策略:效率优先策略

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小学数学教学时还应注意形式要灵活,效率要高,在教学中使用哪些信息技术,到底是用传统的小黑板,还是网络化教室,在什么环节上使用,都应该由我们的教学目标来决定,而不是图新鲜,搞“花架子”,这就是说,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小学数学教学时还要讲求效率优先原则.如教学行程应用题:“有一列火车长200米,若以每分钟800米的速度通过一段1400米长的隧道,要用多少分钟?”教学时,教师先用媒体在屏幕上出示铁路、山、隧道背景的画面信息,接着有一列火车正开过来,在车头接近洞前时及车尾刚刚出洞时,让学生观察火车和隧道,并闪烁其线段图,分析火车通过隧道的距离与隧道的长度有什么关系.学生通过观察形象化的火车运行的动态演示,好像正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观察这一运动过程,这样,既能活现教材内容,又能把知识形成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学生面前,是一般的出示卡片、模型、挂图或线段图难以比拟的,当然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相反,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或者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是可有可无的,则尽量少用或不用.用还是不用,如何运用,则要根据内容需要和学生实际而定.

四、运用的要求:力求循序渐进

学生的个性差异要求教师要根据这种差异设计教学,教师在教学各环节都应该考虑到学生的现有知识要与所授知识的“梯度”相吻合.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也要注意“梯度”的问题,要力求循序渐进.小学生不同于中学生,由于小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还欠熟练,往往因相关同步知识不具备而使辅助教学本身遇到障碍,因此,从课件播放到教学的推进都需要力求循序渐进,不要以为有信息技术的直观辅助,学生就容易理解掌握而一味地贪快求速,影响了教学质量,使教学辅助手段的运用目的走向了它的反面.正确的做法是要使教学课件的播放放慢速度、把握进度、提高效率.

同时,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数学教学时要注意信息污染与网络安全,让学生在绿色网络环境下接受数学教育.

效率优先 第9篇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10 年增长,与化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有很大关系,但是化肥的低利用率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和环境酸化等面源污染问题［1］。为了缓解面源污染,我国政府采用补贴等政策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以下简称为配方肥) 。截至2012年年底,中央财政补贴已经累计到57 亿元,这项补贴效果引起了农经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技术效率能够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关系,因此一些学者从技术效率角度对配方肥补贴效果进行评价,然而对于补贴能否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邓祥宏等［2］认为补贴能够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而Hiroyuki Takeshima等［3］指出配方肥补贴的使用反而会增加商业化肥的投入,对提高农业技术效率不利。由于补贴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公共预算经费,而面对着不断膨胀的资金需求,我国公共预算本身就很有限,若补贴政策未达到期望的效果,将直接导致资金浪费或者滥用。因此,研究补贴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从技术效率的角度来研究配方肥技术及其补贴效果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的文献采用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 使用OLS、SFA等参数估计法研究微观个体的异质性和使用DEA等非参数估计法研究宏观地区［4 － 5］。例如,张成玉等［6］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发现采用配方肥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单产,该技术具有一定的增收节本的效果; 葛继红等［7］使用SFA法发现采用配方肥能够提高水稻种植技术效率。但是上述文献均没有考虑配方肥补贴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虽然邓祥宏等［2］运用传统DEA法测算了配方肥补贴政策实施前后的技术效率,得出补贴扩大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的结论,但是未考虑自然灾害、政府政策、宏观经济环境和人力资源等环境变量的影响,这与技术效率经常受这些环境变量影响的实际不符; 又由于DEA第一阶段估算的投入差额不小于零,会产生数据截断问题。因此,本文使用Tobit模型代替Fried等［8］的SFA模型。

鉴于此,本文首先将配方肥补贴因素纳入投入变量中,利用环境因素对投入差额的影响来修正投入变量,以减少环境变量与投入变量同时纳入造成的估计偏差,然后利用全国28 个省区市补贴政策执行前后的比较数据,应用四阶段的DEA模型测算了补贴政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后分析技术效率地区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补贴地区优先序。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由于配方肥补贴通过对配方肥采用的影响可以间接地达到对农业产出产生作用,因此这配方肥补贴可以被看作像土地、劳动力、资本一样的投入要素。农业技术效率表示为农业要素投入与产出的相对效率,反映了生产可能性集合T的内部技术状况［9］,因此从农业技术效率视角来研究配方肥补贴实施效果是比较合适的。在众多研究农业技术效率的方法中,DEA法是一种最简单可行的研究方法。它是由Charnes等提出的,直接从生产可能性集合入手,能够测算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 DMU) 相对效率,从而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技术效率的研究中［10］。通常,用DEA估算得到的3 个技术效率值( 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和综合效率TE) 来判断决策单元( DMU) 的有效性。

本文所使用的四阶段DEA模型的突出特点是:先由Tobit模型建立环境变量与投入变量的关系,然后剔除环境变量的影响,使得估算结果能够反映真实的技术管理水平。它由4 个阶段构成:

第一阶段: 使用投入导向BCC模型进行传统的DEA测算,如公式( 1 ) 所示,得到投入差额和3个技术效率值。

式( 1) 中,xij表示第j个DMU第i种投入; yij表示第j个DMU第r种产出; λj为投入系数; sij表示投入差额,sij= [xij- λXi]且sij一般不小于0,表现为冗余S+或者不足S－; θk表示第k个DMU的PTE值。当 θk= 1, 即PTE和SE同时为1, 表明DMU处于有效状态; 当 θk< 1,表明DMU处于非有效状态,θk越远离1 说明技术效率越低。非有效状态又分为3 种情形: PTE和SE在[0. 9 ~ 1] 范围内,表明DMU处于短期易改善状态; SE < 1 且规模报酬递减,表明DMU处于规模过大状态; SE < 1 且规模报酬递增,表明DMU处于规模过小状态。

第二阶段: 以投入差额为被解释变量,以外生环境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Tobit模型,如公式( 2) 。其中,每一个投入差额对应一个模型,并运用MLE方法估计环境变量的参数。

式( 2) 中,sij表示第i种投入差额变量,即第一阶段的sij,zj表示第j个环境变量,j ~1,2,3,4,βj表示第j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u表示随机误差。

第三阶段: 将 βj的估计值代入调整公式( 3) ,计算调整值xAij。

式( 3) 中,表示环境变量参数的估计值;表示所观测的最差环境。

第四阶段: 将xAij与原始产出变量在相同环境下再次进行DEA测算。

3 配方肥补贴对农业技术效率整体影响分析

根据测算配方肥补贴实施效果的研究目的,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投入、产出和环境变量选取如下。

3. 1 变量选取

借鉴郭军华等［10］的研究,选择农业机械动力( 反映技术总体水平) 、配方肥户数( 反映劳动力数量) 、役畜存栏数( 反映拥有资产水平) 、配方肥使用量( 反映生产资料) 、配方肥财政补贴( 反映政策支持水平) 为投入变量。由于统计年鉴中产出变量都是每亩均值( 1 亩= 667m2) ,为了保持一致性,投入变量均除以耕地面积,分别用M、L、H、F和S表示,因此这样模型中不用考虑土地投入变量。

根据农业补贴 “保供给、促增收” 的政策目标,选择亩均增产( Y) 、亩均增收( I) 为产出变量。其中,亩均增产是指施用配方肥的项目县与邻近非项目县相比每亩增产数量,亩均增收是指施用配方肥的项目县与邻近非项目县相比每亩增收金额。

环境变量是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影响,但不在样本可控范围内的外生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政府对农业的相关政策、人力资源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选取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R、财政支农比例EX、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E和受灾面积D来衡量环境变量。其中,R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 EX由财政支农支出占当地农业总产值比例确定; E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数。参考李然［11］的研究,设定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0 年、6 年、9 年、12 年和16 年,并以该地区不同层次受教育人数占该地区总人数的比重为权重。一般来说,农民人均收入、教育年限和财政支农比例的增加将提高农业技术效率,而自然灾害会增加农业投入,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3.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十五”时期财政支农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新浪财经宏观数据、 《历史的跨越———农村改革开放30 年》和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DMU上,剔除数据不全的青海、西藏,将大连和宁波分别合并到辽宁省、浙江省内,从而得到28 个省级行政区作为DMU。其中,每个DMU包含5 个投入变量、2 个产出变量和4 个环境变量,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为了评价不同区域内的技术效率,按照国家“十五”区域经济规划方案,将28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八大经济区: 北部沿海地区( 京、冀、鲁) 、黄河中游地区( 晋、蒙、豫、陕) 、东北地区( 辽、吉、黑) 、东部沿海地区( 苏、浙、沪) 、长江中游地区( 皖、赣、鄂、湘) 、南部沿海地区( 闽、粤、琼) 、西南地区( 桂、渝、川、贵、滇) 和西北地区( 甘、宁、新) 。

3. 3 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投入、产出和环境变量的选择,本文构建了四阶段DEA - Tobit模型。该模型主要特点是,剔除环境变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后,使第四阶段DEA测算出的技术效率值更能反映真实的技术管理水平,所以四阶段DEA - Tobit技术关键是使用Tobit模型确定出环境变量。

( 1) 运用DEAP2. 1 软件进行第一阶段DEA测算,得到估计结果见表2 左半部分。平均来看,全国28 个省级行政区在保持投入和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若想达到有效的运作水平,则可以减少43. 8%的投入; 若想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则平均减少28. 1% 的投入。具体而言,有82% 的地区农业生产是无效率的,说明我国整体技术效率还很低,只有北京、上海、浙江、黑龙江和吉林五的3 项效率值均为1,处于技术效率前沿面上。各地区技术无效率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其中,辽宁、江苏、湖南、广东、海南、云南制约技术效率的瓶颈是规模效率,且它们规模状况也不同,辽宁、湖南、广东、海南和云南存在规模过大问题,江苏却存在规模过小问题。可见这些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帕累托改进。

( 2) 使用Tobit模型,确定环境变量。受环境变量影响,传统DEA估计值不能反映各地区技术效率的真实水平,所以必须剔除环境变量影响。确定外生变量的过程为: 首先通过建立Tobit模型,确定外部环境变量与投入差额的关系; 然后采用MLE逐步回归法,根据可决系数的显著程度来决定新变量的取舍; 最后确定出对技术效率有影响的环境变量。研究发现,z2、z3 和z4 对5 个投入差额变量不显著,只有z1 与除亩均配方肥户数差额变量外的其他4 项投入差额变量存在显著负关系,表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会促进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 见表3) ,而亩均配方肥户数差额变量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差异性太大。

注: ***、**、*分别代表1% 、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

( 3) 使用调整公式( 3) ,利用系数的估计值调整投入变量,并将调整后的投入量重新代入DEA模型中,进行第四阶段DEA ( 见表2 右半部分) 。平均而言,在控制环境变量后,全国综合技术效率均值由0. 385 上升到0. 822,说明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这与张江雪等［12］研究得出综合效率有所提高的结果相一致; 并且纯技术效率均值由0. 562 上升到0. 864,规模效率均值由0. 719 上升到0. 946,说明各省级行政区规模状况由规模报酬递减转为规模报酬递增,存在投入不足问题。具体分以下4 个部分进行分析:

1) 处于技术效率前沿面的地区由5 个增加到11 个,说明它们各项投入配置比较合理,达到帕累托最优,且吉林和浙江仍处于技术效率前沿面,主要原因是浙江近几年配方肥实施效果较好,吉林凭借土地资源丰富产生规模效应带动了农业大机械的应用。而上海、北京和黑龙江从技术效率前沿面退出,说明它们以前技术效率高是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过高引起的,而真实的技术管理水平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高。北京由于政府补贴和机械投入配置不合理和规模过大,因而造成规模报酬递减; 上海由于配方肥的补贴过多而相应的机械投入不足和规模过小,因而造成规模报酬递增; 黑龙江由于土地规模较多而配方肥采用较少,造成补贴和机械投入不足和规模不足,进而造成规模递增状况。

2) 山西、江西、河南、湖南、海南、云南和新疆的调整规模较大而上升至效率前沿面,而安徽和贵州调整规模较小而处于效率前沿面,说明它们以前偏低的技术效率主要由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偏低造成的,而非它们的技术管理水平较低。这些地区的配方肥技术推广在全国比较领先,相应的农业机械投入配置也较为合理。

3) 河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甘肃、山东、陕西的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前6 个地区存在规模不足,而后2 个地区存在规模过大。

4) 辽宁、江苏、广东主要由于纯技术效率下降导致投入不足,存在帕累托改进余地; 福建、内蒙古的纯技术效率上升而规模效率下降,造成规模不足,存在改进空间; 宁夏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有所提高造成规模不足,也存在技术效率上升的空间。

根据八大经济区农业技术效率得分,依次为:0. 814、 0. 942、 0. 998、 0. 685、 0. 925、 0. 738、0. 749 和0. 790,得到八大经济区农业技术效率排序为: 东北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3 个省的农业技术效率都很高,区域集聚带来 “1 + 1 > 2”协同效应,使整体区域排在首位; 山西、河南虽处于技术前沿面,但由于内蒙古规模不足引起 “短板效应”,使黄河中游地区效率得分下降,排在东北地区之后; 湖北由于规模不足拉下长江中游地区效率得分。

4 补贴地区优先序

一般认为,技术管理水平能够体现农业技术效率的软实力,因此对于不同位置的DMU,补贴资金应该优先投入技术管理水平高的地区。首先,为了清楚分析每个DMU所处的位置,纵轴以技术效率0. 822 为界限,横轴以亩均补贴2. 02 为界限,把全国28 个省级行政区分为低高、高高、低低和高低4种类型( 见图1) 。从整体看,28 个省级行政区分布呈现两大集中区和两个边缘点态势: 一个集中于靠近技术前沿面区域,已经覆盖到全国1 /2 的区域;另一个集中在亩均补贴分水岭附近且技术效率在[0. 459,0. 866] 区域; 两个边缘点是上海和广西。

然后,使用战略分析法,划分为 “现金牛”等四类区域( 见表4) 来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地区差异的原因:

( 1) 吉林、新疆和辽宁属于 “现金牛” 区域。这类区域虽然财政投入较低,技术效率却处于技术前沿面。主要因为这些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土壤肥力较强,素有 “北大仓” 和 “塞外粮仓” 等美誉,因此应该发挥土地规模优势,发展 “三化型大农业”,挖掘机械生产潜力,充分发挥省际区域集聚效应。由于这3 个地区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所以不仅要继续按耕地面积为补贴依据,还应大幅度提高单位补贴,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出 “产出效应” 和 “收入效应” 的双重效应。河南、安徽、山东、贵州4 个省也属于低高地区,但受到耕地规模限制,所以不可盲目通过增加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来发展农业,应该引导科学配肥、施肥,研发优质种子和生态环保农药,发展 “精准型、生态型”农业模式。农业补贴资金应优先投入到科研项目中,加大推广资金投入力度,转变补贴对象从土肥站转移到技术采用者手中,真正起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

( 2) 海南属于 “明星”区域,其技术效率的增长与较强的技术管理水平和较高的财政补贴分不开。

( 3) 广东属于 “瘦狗”区域,其作为我国粮食主销区,农业发展水平较低,耕地资源比较匮乏,使得技术效率低。而属于同类区域的江苏既没有利好机会,农业资源也匮乏。

( 4) 上海属于 “问号”区域,其虽有财政补贴的利好机会,但是农业机械水平过低,资源投入配置也不合理。宁夏属于西部干旱地区,受气候的影响较大,所以财政投入应优先投向灌溉等水利基础设施,发展 “可持续绿色农业”模式。

根据各个DMU在上述矩阵中所处的位置,应该采取不同的财政投资战略。对于处于 “现金牛”区域的DMU,由于它们多数属于粮食、油菜籽或棉花主产区,因此应该采取协同发展,建立粮食生产区域集群,如东北粮食生产区、西北粮食生产区以及长江、黄河中游地区粮食生产区等,同时需要大规模注入新的财政资金,使区域或者产业集聚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例如,近几年我国政府加大财政资金投资13 个粮食主产区,实现规模经营,13 个省区市协同发展农业,产生了 “1 + 1 > 2”效应。对于处于 “明星” 区域的DMU应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以巩固其明星地位。对于处于 “瘦狗” 区域或者“问号”区域的DMU,如果不是粮食的主产区或者敏感农产品的主产区,应减少或者停止投资,以避免或者减少资金浪费。一方面减少的资金转移到与以契约建立供应链联盟关系的主产区,以达到满足长期粮食消费的需要; 另一方面,因为粮食生产周期较长和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可以通过国内期货市场平仓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和进口不占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以解决短期消费之需。所以利用补贴资金进行战略投资,实行战略区域协同,削减农业生产弱势区域的财政补贴,重点补贴资源条件好、生产规模大、区位优势明显的农产品和粮食主产区［13］。

5 结论

本文在考虑政策和环境因素下使用四阶段DEA- Tobit法,测算了配方肥补贴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和补贴地区优先序,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是正向的环境变量,技术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第Ⅰ、Ⅱ类区域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而对第Ⅲ、Ⅳ类区域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不大; 此外,“八大”区域技术效率排序为: 东北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