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议题论文范文

新闻议题论文范文（精选12篇）

新闻议题论文 第1篇

新闻媒体对“城管”议题的报道也建构其媒介形象。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 城管“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外部世界客观存在, 它是一种被建构的社会现实, 是一种虚拟的社会身份’ (1) ”。这种虚拟身份类似于“拟态环境”, 它“不是对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 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实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 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2) ”。因此, 我们通过媒体呈现的“拟态环境”看待城管, 出于对小贩这类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城管这类强势群体的不满, 逐渐形成了对城管暴力、妖魔的刻板印象。“城管”现象体现了公众与公务人员之间的矛盾, 城管也成为不良社会情绪的指涉对象, 因此研究“城管”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设置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10家报纸, 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闻媒体关于“城管”议题的话语建构。

(二) 样本选择

1. 样本界定:

以“城管”为主体的新闻报道。本次研究涉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倾向, 会议新闻、图片新闻和简讯均不在样本之列。某些样本虽不以“城管”为主题, 若符合样本要求, 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2. 媒体样本:

共选择10家报纸作为样本来源, 其中党报有广州日报、陕西日报、湖北日报、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 都市报 (或晚报) 有南方都市报、三秦都市报、楚天都市报、齐鲁晚报和新民晚报。

3. 时间样本:

选择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这6个月内10家报纸有关“城管”的新闻报道。

4. 样本来源:

分别在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读秀报纸检索中输入主题词“城管”, 检索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这一时段10家报纸的新闻, 共找到样本498篇。剔出重复样本和不符合要求的样本, 有效样本为294篇。

(三) 类目设置

在内容分析中, 本研究设立了报道体裁、报道来源、报道主题、事件性质、媒体在报道中的角色、媒体话语偏向等六个指标。

二、研究分析

在社会群体形象建构中, 妖魔化与污名化是对弱势群体进行塑造和描述的常用手段。“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指出, 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它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 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 (身负污名的属性) 和不具污名的一方 (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 之间的互动, 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 (3) ”。污名化将群体的负面特征形成刻板印象, 以此掩盖该群体的其他特征, 形成了该群体的独特“标签”, 这就是“贴标签”的过程, 也是污名化最常用的策略。

研究中, 笔者发现10家报纸对“城管”议题的建构存在污名化的倾向, 负面新闻居多。在分析中, 笔者采用新闻框架理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探究。宏观层次分析“城管”新闻的主题及事件性质;中观层次分析媒体对“城管”新闻的态度或评价;微观层次分析“城管”新闻的言语及修辞。

(一) 宏观层次

10家报纸对“城管”新闻的报道主题集中在城管体制、执法服务、执法冲突、执法困境、暴力执法、违法犯罪等六个方面。“执法服务”的主题最多, 共122篇 (41.5%) 。此主题以正面报道为主, 重在突出城管的工作成绩以及为群众提供服务的情况, 如城管整治扰民夜市、维护城市容貌、为高考学生提供便利、城管救人等。但“执法冲突”、“执法困境”、“暴力执法”、“违法犯罪”这四大主题均为负面事件, 共127篇 (43.2%) , 大多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 如“连云港城管执法冲突”事件、“临武城管打死小贩”事件、“延安城管踩人”事件、番禺“房叔”贪污事件等。

从报道事件性质来看, 10家报纸对“城管”议题的报道以负面事件居多, 占53.7%;正面事件较少, 仅占28.6%。负面事件多角度、分散, 且数量之多, 掩盖了单一集中的正面主题, 使得“城管”新闻呈现负面化、污名化的倾向。

(二) 中观层次

中观层次主要分析“城管”新闻的话语倾向。“城管”新闻以负面话语居多, 占49.3%, 与负面主题新闻的比例大体相近, 而正面话语仅占24.5%。媒体的负面话语主要有“批判”、“质疑”、“建议”等, 这主要源自对城管暴力执法、与商贩冲突、违法乱纪、执法不力等行为的批判, 以及对城管“花样”执法的质疑。

新闻主题的呈现是媒体精心选择新闻素材的结果, 这种选择本身就反映了媒体的态度。大量城管负面新闻的呈现, 以及媒体对这些负面新闻的“批判”、“质疑”的态度, 使得城管负面社会影响不断放大。尽管正面新闻也受到媒体的报道和宣传, 其对公众的眼球吸引和心理刺激远远不及负面新闻。因此, 负面报道倾向也促成了”城管”议题的污名化建构。

(三) 微观层次

微观层次分析将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 从新闻言语和修辞等细节分析“城管”新闻的污名化现象。鉴于正面事件和中性事件的报道中不存在污名化的倾向, 微观层次的污名化分析主要以负面事件 (媒体原创稿件) 为主。笔者仅选取两个样本概略分析城管的负面媒体形象及媒体话语呈现。

“粗野、暴力”的形象: (城管) 盛怒之下他无视同事的阻拦, 冲了过去, 用力掐住比自己矮了10多公分的她, 并意图顺势将其压倒在地最后, 在同事的不断劝阻下, 他才松手。 (《城管客村立交附近执法, 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

“公信力差”的形象:白天执法, 晚上摆摊, 这是近来发生在武汉城管身上的狗血剧情。两种分裂的角色扮演, 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 早出晚归为稻粱谋的人们, 容易对这“两种人生”感同身受, 平日给人留下不好印象的城管们, 似乎也在这样的剧情中悄然实现了转身。剧情至此, 凡夫俗子们为之感动, 摆摊城管就和北大那些深藏不露的保安们一样, 书写这个时代底层的励志故事, 然而, 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武汉城管, 辛苦了!》)

以上为新闻媒体对城管相关的负面话语。在“暴力执法”议题上, 媒体描述或回顾新闻事件的过程, 再现暴力冲突的场景。在“违法犯罪”议题中, 媒体简述相关城管人员违纪、受处分情况, 对事件的描述并不像“暴力执法”这类主题一样详细、生动。对“违法犯罪”事件的披露本身就带有批判、否定的话语倾向。

在负面新闻报道中, 媒体使用了大量的暴力动词 (如砸、殴打、踢、拽、骂等) 和带有否定倾向的动词 (如处分、受贿、停职、刑拘、记过等) , 并对城管行为贴上了“暴力、粗野”等负面标签, 这些负面标签在标题位置出现强化了城管负面形象的建构效果。

从整体上来看, 从新闻事件的选择、报道主题的呈现、再到微观新闻话语, 10家媒体在“城管”议题建构中存在污名化的倾向。

三、污名化引发的道德恐慌

媒体过多报道城管的负面新闻, 加之公众对处于弱势的被打小贩的同情、对处于强势的施暴者的憎恶, 容易引起公众对城管的道德恐慌。

科恩认为“道德恐慌”是“某个情境、事件、个人或人群显现出来, 并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威胁 (4) ”。可见, “道德恐慌是由对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观产生威胁的行为或群体引发的公众间的集体性恐慌。道德恐慌的主体是社会公众, 客体是偏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观的行为或群体, 客体经由传媒报道被主体认知并在主体间形成恐慌 (5) ”。个别城管的暴力执法、与商贩的冲突、违法犯罪等不端行为是对正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挑衅, 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城管的良好形象,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公众对城管的信任。而媒体对城管不端行为的报道增加了公众对此议题的关注和道德敏感度, 谈“城管“色变, 对“制服”反感。

以“延安城管踩人”事件为例, 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经媒体发布, 并顺便贴上“暴力、野蛮”的负面标签, 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异端分子”和“不道德”的情感指向。随着初始事件影响的不断扩大, 媒介报道开始从特殊事件转向由这种事件所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意味与问题打人城管是否为“临时工”、延安城管大楼、车辆超标等。媒体仍聚集目光, 等待相关部门的事件通报与处理。此时, 大篇幅的通讯、评论和深度报道出现, 质疑和批判的声势不断扩大, 媒介对公众的义愤及敏感“火上浇油”。尽管事件最后相关人员得到处分, 受害人也得到相应补偿, 但是这种极端化行为引起的道德恐慌并不会在事件终止后消失, 往往会在后续类似事件的突发中得到强化。因此, 道德恐慌更加重了公众对城管的不信任与反感, 使得城管重塑和维护自身形象变得更加艰难。

四、总结

本文从污名化角度分析报纸对城管议题的建构, 并分析了污名化产生的不良影响道德恐慌。城管形象的消减主要原因在于城管自身行为不端, 而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将这种负面影响再次整合、贴标签、打包、呈现给公众, 并放大了该负面影响。因此, 改善城管的媒介形象一方面需要城管的努力, 重拾公众的信任与赞扬, 消解道德恐慌的冰封;一方面也需要媒体谨慎选择新闻信息, 在对城管不法行为批判的同时, 多对城管做正面报道。

注释

1张洁:《“富二代”“官二代”媒介话语建构的共振与差异 (2004-2012) 》, 《现代传播》[J], 2013年第3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二版, 第113页

3王眉:《网络舆论的“污名化”效应与“多数的暴政”》, 《中国社会科学报》[J], 2011年第248期

4[美]约翰·菲斯克等著, 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71页

常委会议题 第2篇

需要做好的重点工作

一、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的事项

1、传达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会议精神。

2、讨论研究关于成立中共镇原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事项。

3、讨论研究中共镇原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重点是县上自选动作）。

4、讨论中共镇原县委常委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5、研究确定中共镇原县委常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

6、讨论修订县委书记在全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二、提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研究的事项。

1、讨论研究关于成立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事项（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文件组、宣传简报组、联络督查组四个工作组）及办公室各工作组人员抽调情况。

2、讨论研究《中共镇原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长，党委副书记；县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县直各事业单位和省、市驻县单位主要负责人，县纪委副书记，正县级老同志代表；县级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不在会议范围内的市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县委教育实践活动各督导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级各工作组成员。

四、动员大会召开后需要做的几项重点工作

1、召开全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业务培训会（1）会议议程共有两项：办公室副主任兰向飞同志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志刚同志作重要讲话。

（2）会议范围：各乡镇党委副书记、党委秘书；县直各部门分管同志、活动业务主办；县直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及活动业务主办；县委各督导组全体成员。

2、各乡镇、各部门上报各自召开动员会议时间，由活动办统一安排汇总后上报市委督导组。

3、县委各督导组督促指导各乡镇、部门尽快筹备启动活动。

五、与市委领导及市委督导组联系汇报的事项：

1、汇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动的筹备情况。

2、汇报审定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新闻议题论文 第3篇

摘 要：本文对EDUCAUSE在2000年至2015年发布的年度十大IT议题进行汇总后，选取了其中一些多年连续出现在列但近年来已淡出关注范围的议题进行分析。这些议题关注的问题曾经广受关注，但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和广泛实践后逐步得到了比较完善解决，因此可以称为成熟议题。这些议题的演变反映了国际上高等院校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做法的过程，对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实践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信息化；EDUCAUSE；成熟议题；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01-0022-03

在2000年到2015年发表的EDUCAUSE的年度十大议题[1-17]中可以发现，有一些议题曾经有多年在列，但近些年已经很少出现甚至不再出现的。这些议题普遍都经历了一个由兴而衰的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议题在过去某个阶段是受到业界的关注和重视，但随着研究讨论的深入和技术方案的逐步完善，已经比较好地得到了解决，可以称之为成熟议题。

与国际上高等教育信息化发达水平相比，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化发展整体上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这些议题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有些还是我国的高等学校在信息化建设中所正在面对的。因此，本文对这些成熟议题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汇总研究，以较好地展现所涉及到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为帮助解决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

一、信息化战略及与学校决策结合

信息化战略问题，无论是否出现在年度十大IT议题中，一直是经常出现在业内会议、刊物、讨论中的话题。信息化战略的必要性基于三个因素：（1）信息技术是一项战略资源；（2）信息技术是教学、科研、行政和社群（Community，与学校相关联且以社会关系互相关联的人群）联系的必要资源；（3）信息技术在学校的高效运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化战略是全校性的战略，需要学校管理层的支持和领导，而不仅是IT部门的战略。

信息化战略关注与提高现有运作效率或者扩展现有服务，更关心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学校的创新发展。信息化战略不仅要与学校的使命、愿景和价值保持一致，而且要支持学校战略目标的实现。在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成功制定和实施信息化战略需要学校的核心职能部分（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深度参与，以解决IT技术与服务如何支持学校达成其战略目标这一问题，才能决定正确的信息化工作重点。信息化战略应当以解决师生员工和社群的现实和未来需要为出发点，通过综合指导性、操作性和研究性的各种项目而实施，并以计划、实施和评审的循环方式不断向前滚动发展。

直至今日，许多高等院校仍然未能从信息技术中获取战略利益，主要是因为学校领导层只是将信息技术作为一项日常工具看待，而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在推动学校战略发展和改革、帮助学校获得领先优势方面的潜力。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高等院校的IT领导者和IT部门必须推动将信息化战略引入学校决策过程。这需要学校IT领导者具备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力、沟通和协商能力，也需要整个IT团队深入理解学校的战略目标和业务需求，成功制订并实施能有效支持学校发展的信息化战略，并且为各项需求提供良好的技术工具、能力支持和协助服务。

二、企业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2007年开始，随着ERP的广泛应用，新的问题开始涌现，包括跟随业务改进和用户需求的持续演进和升级、多开发商即开源软件与现有系统的集成、是否选择服务外包模式、用户终端的升级维护方式，以及为适应Web 2.0和移动终端而进行系统改造等。

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高等院校的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变得比一般商业应用的ERP系统复杂的多。最初的系统设计是为了解决财务和教务管理的需要，后来越来越多的应用添加进来，包括招生录取管理、职级晋升和薪酬基金管理、校友记录、Web访问界面、商业智能系统等等。高等院校的管理信息系统扩展到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不可避免地使新应用的增加和新功能的实现变得非常复杂和缓慢。无论是增强原有系统的功能，还是选择新的系统，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在不影响学校运行前提下，实现与多种多样的现有系统与功能之间的良好衔接和顺畅过渡，就是开发和升级过程普遍面对且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三、灾难恢复/业务可持续能力

高等院校缺乏业务可持续能力将面临因业务中断导致的直接损失、声誉损害和生源流失等风险，业务可持续规划和能力提升势在必行。毫无疑问，降低学校关键IT系统风险的责任落在了学校CIO和IT部门的身上，必须要落实灾难恢复和业务可持续规划的制订、分配和预备工作。

技术、人员和沟通三要素是完善的IT灾难恢复和业务可持续规划的基石。完善的IT灾难恢复和业务可持续规划应当包含两个部分：规定在应急响应和危机协调期间执行的有严格时间要求的行动，以及平时长期执行为业务恢复运行而进行准备的方案。传统上的灾难恢复模式——系统停机几小时乃至几天以等待IT部门从备份中恢复数据——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高等学校对业务可持续的需求了。完善的灾难恢复和业务可持续措施应当实施学校级别的协调指挥，除了IT部门，业务部门也必须要参与其中。学校每个内部单位都要了解自身在学校业务可持续能力中发挥的角色并为之做好准备，包括对于全校范围内业务脆弱点、优先级和依赖关系的识别和协调。业务可持续能力的提升需要学校各部门共同分担责任。

四、教师的技术培训、支持与协助

事实证明，大多数学科的大多数教师认为使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是重要的。但是，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仍然存在其复杂性，培训内容要与其所属的学科、教学方式和环境、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相适应，培训体系应当是多样、灵活和系统的。

成功实施技术培训和支持的要点在于保持教师们的兴趣和信心。实践证明，物质性的激励，例如增加薪酬或者减轻工作量，对教师们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并无太大帮助。成功的技术培训与支持中，培训和咨询人员必须要尊重教师群体的文化以及与IT文化的差异；认识到不同学科的教学对于信息技术有不同的需求；认同和了解教师所在学科的基本价值和原理。

正因为上述特点，IT技术人员必须要与有兴趣的教师合作，共同解决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各种问题，如各种IT设施的使用、教学方法与策略、知识产权问题等，并以建立知识库等方式为面临同样问题的教师提供支持。教学经验逐步积累，方法逐步成熟，并在技术出现升级或突破后继续对教学加以改进，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过程也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挑战，如发展速度的协调问题。众所周知的是，IT技术的发展变革一向很快，教师群体在教学方法上的进展要谨慎的多，两者的速度差距很难协调。另外一个挑战是如何在众多的新兴技术中选择适合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并加以实际应用。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数字化社会的来临，如今的高等院校中教师在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学校IT部门的工作已经逐步从与教师的少数先行者合作探索新的教学技术过渡到为占多数的主流教师使用教学技术提供支持，以及鼓励少数持保守态度的教师采用教学技术。在对学校和教师的需求评估的基础上，通过与良好技术实践经验的教师的积极合作，为不同类型教师设计和实施适合的协助与推广项目。

五、身份/访问管理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即高等院校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出于法律规定、财产保护和伦理规范的要求，高等院校原则上应当确保正确的人访问正确的资源和服务。但这一原则受到了病毒、木马、钓鱼软件、隐藏软件、以及故意的入侵和窃取行为的威胁。

身份/接入管理是实现学校的教育资源和个人信息可控访问的关键，保护学生记录、财务信息、研究数据和其他信息资产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完善的身份/接入管理策略目标是实现物理身份和电子身份的可靠关联，并在基于网络的数据资源和应用程序上实现安全无缝的授权。身份/接入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学校必须有统一完整的身份生命周期政策，并建议采用支持扩展的、集中的身份管理系统，以确保在分布在全校范围内的设施能够及时验证和更新每个人的身份状态。身份/接入管理的实现应当基于现有的标准和最佳实践，比如公开密钥体系（PKI）、数字证书、令牌、数据联合、单点登录、多设备支持等，并为包括访客在内的各种人群建立明确的凭据管理流程。

高等院校中常见的身份/接入管理的范围包括电子邮件系统、网络门户、ERP软件、学习管理系统和各种各样的网络应用。外包服务和云计算带来了新的两难问题：使用统一的身份识别会使服务提供商有存储校内身份授权信息的可能；而使用两套身份识别系统会给用户带来困扰，而且用户很可能出于方便考虑而使用同样的凭据（用户名、密码等），实际上不解决问题。从业界的实践来看，采取统一的校内身份识别系统仍然是更好一点的选择。

六、学习管理系统

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可以说是与其教学使命关系最为密切的IT系统。早年间，高等院校普遍应用了教务管理系统，以课程管理为核心实现教务行政管理功能，主要关注教学和课程管理的效率。学习管理系统就是从教务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教学探索的深入，课程内容管理、群组互动学习、学习社交网络、学习效果测试、电子课程档案、个人学习情况追踪等功能先后开发并集成到学习管理系统中。教师们也更深入地参与到学习管理系统的应用中，为学生提供在线的答疑和咨询、作业提交和批改、学习资料分享，召开在线的讨论会等。学习管理系统不仅是一个扩展了功能的教务管理系统，而是从理念上转向了以学生为中心，支持和协助学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学习状态，关注个性化学习环境的建构以改善学习体验。高等教育界人士已经提出了“个人学习环境”（ 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这一概念，作为学习管理系统的下一步发展目标。

对于学习管理系统的应用，目前高等院校最关心的问题是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效果和效率，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教学质量。对于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学校都应当提供应用学习管理系统进行教学的质量指南，进行必要的培训，并且定期地进行质量评估。

随着学习管理系统所包含的功能越来越广泛，采购商业产品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昂，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始采用开源系统进行开发和集成。从系统结构上，在一个系统中集成所有功能的模式也逐步被多个功能子系统之间松散耦合的模式取代。显然，新系统与旧系统之间的衔接和移植也是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结论与启示

对于EDUCAUSE年度十大IT议题中曾经多年在列，但近年来已淡出业界关注焦点的这些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议题反映的都是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基础性和保障性问题。

将信息化上升为学校战略，使信息技术成为学校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实施技术和管理措施，确保学校信息资源的有效、合理、可靠利用；响应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并引入他们的参与，为教学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信息技术支持，等等。这些议题受到了国际上高等教育信息化业界持续多年的充分探讨和深入研究，反映了高等院校在大量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对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实践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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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议题论文 第4篇

据教育部近年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显示,我国博士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1999年全国博士生招生数量为1.99万人,2008年上升为5.98万人,2015年全国博士生招生计划人数为7.31万人。伴随着高学历人群总量的增加,拥有高学历的女性数量也在不断攀升。数据显示,我国博士生中女性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21.9%提高到了2012年的36.45%。女博士群体规模的增加,使其在大众视野中逐渐凸显。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群体,被赋予了形色各异的评价。其中,关于女博士婚恋难、情商低等评价尤为突出,甚至有“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的调侃。对女博士“第三性”的命名,体现了社会评价的污名化。

美国传播学者塔克曼(Tankard)在《制造新闻》一书中指出,媒体犹如世界的一扇窗户,人们透过这个框架来认知世界。新闻框架的大小、左右、角度等会对人们产生影响。伊特曼(Entman)则认为,框架的本质是选择和凸显:“框架就是选择部分事实,透过对问题的定义、解读、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法的建议等强调方式,让这部分事实在文本中更加凸显出来。”

因此,本文有意探究新浪网中的女博士报道呈现出了怎样的女博士媒介形象,现实中公众对女博士所持有的污名化评价,是否与新浪新闻中对该人群的报道之间有关联,如果有,这种关联是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文本特征来体现的。希望通过解读女博士新闻报道的文本规则和结构,准确、全面地考察网络媒体是如何呈现女博士这一群体形象的,并找到影响媒介构建行为背后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分析单元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媒介内容角度对新浪网关于女博士的新闻报道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从其话语的方式、倾向等角度宏观地呈现媒体中女博士群体的整体形象,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选择网络媒体报道进行分析,是由于网络媒体以其海量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内容更新及时以及受众交互性的优势在信息传播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量,同时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目标媒体的选定上,本研究选取了新浪网作为研究个案。它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报道,在网络以及现实社会中的认可度较高,影响力较大。以其为研究个案,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在分析单元的选定上,选择以女博士议题内容为主的报道,包括新闻、文章、照片等。每一篇新闻或每一篇文章为一个分析单元。

(二)抽样设计和样本情况

由于每年的6月是博士生的毕业月,也是媒体报道女博士较为集中的时段,在报道量上和报道质上都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所以本研究选择2014年6月1日~2016年6月1日共计两年期间新浪网关于女博士的相关报道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操作为在新浪网中进行高级搜索,以“女博士”为关键词搜索新闻标题,时间范围选定2014年6月1日~2016年6月1日,通过人工筛选进行统计,剔除其中重复、无关(只提及但无任何具体描述报道)的报道,最后获取有效样本101篇。

(三)变量设计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本研究共设立报道数量、报道议题、报道体裁、报道倾向、报道篇幅共计五个变量,并根据这些变量对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和类目建构。

第一,报道数量:新浪网两年间女博士新闻报道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

第二,报道形式:分为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多种方式(结合了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

第三,报道体裁:本研究将报道主要分为消息、通讯、深度报道(包括专访、调查性报道等)、评论或述评、观众来稿或解答信箱、政策解读、图片或图表、其他。

第四,报道基调:根据新闻具体内容分为正面报道、无倾向报道、负面报道。正面报道指呈现女博士良好形象的新闻,如婚恋幸福、帮助别人、创业成功、学业优秀、工作出色等方面;负面报道是指对女博士产生不良印象的新闻,如婚恋困难、婚恋被骗、工作或求职不顺、违法犯罪、自杀或被害等;无倾向报道指正面负面兼有或没有明确倾向的新闻。

第五,来源媒体类型:指新浪网中关于女博士新闻报道的源报道媒体,分为全国性报纸或杂志(以发行范围分)、地方性报纸或杂志、新闻网站、电视台、新闻客户端。

第六,消息源:指报道从何处获知新闻事件,分为女博士本人,工作或学习单位,家属,警方,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网络消息,多方获取,媒体(从国外媒体或国内媒体获知),无法辨识或未交代。

第七,报道议题:指媒体主要关注新闻主体哪些方面的活动。本研究所分析的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科研学习、工作求职、婚恋感情、被骗/被伤害、违法犯罪、政策解读、疾病事故、其他。

三、网络新闻报道中女博士形象的研究结论

(一)报道数量少,形式单一,多为通讯

在数量上,两年间共有的101篇报道中,月份较为分散,报道数量未呈现规律性。2016年1月为整个研究阶段报道数量最多的月份,共计有21篇报道。这些报道主要集中在1月份发生的一起女博士恶性杀人案件、湖北女博士替考事件以及北京大学发布的《2015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上。

在形式和体裁上,53%的报道为纯文字形式,43%为文图或文图视频结合的形式,只有5%是视频形式。68%为通讯,14%为消息,4%为深度报道,13%为评论或述评。其中,评论或述评类文章主要关注女博士的婚恋感情或社会评价的反思。

(二)都市报对女博士报道数量最多

101篇报道中,有8篇报道来自全国性报纸,21篇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网站,6篇来自各地电视台,2篇来自新闻客户端,其余的57篇报道均来自全国各地的都市报。这主要由于都市报的受众定位主要是普通市民,这决定了它们的报道视角为市民视角,即关心市民所关心的话题,报道的群体和范围都较为广泛。

(三)消息来源多样化,女博士“为自己代言”

从图1可见,有17%的报道所采用的消息来源是女博士本人,是所有消息来源中占比最大的构成。这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女博士群体面对媒体的态度逐渐开放,愿意面对媒体开诚布公地提供相关信息。同时,消息来源的分布较为多样和均衡,也能够透视出媒体面对该议题时,在采访时较为公允和客观平衡的态度。

(四)女博士的学业和职场是报道的焦点议题

通过以上数据可见,新浪网在两年间对女博士的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科研学习(30%)、工作求职(27%)以及违法犯罪(16%)几个方面。前两大议题和女博士本身就是学术领域高知群体的身份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媒体对女博士学业和工作的关注度较高,在此框架内的报道是意料之中。同时,由于网络媒体偏好冲突性、猎奇性事件,女博士作为被害者或施害者的违法犯罪议题的报道数量也占所有样本近五分之一。此外,婚恋感情类议题和被骗被伤害议题数量虽然不多,共计18篇,但两者多有交叉,如9篇女博士被骗被伤害事件报道中,有5篇事件皆由女博士婚恋难、择偶不慎等原因引起。

(五)正面和中立性报道占绝大多数

在报道基调上,有25%的报道呈现了女博士的正面报道,如《女博士帮2646个儿童摘掉近视镜》《兰州在读女博士三年服务敬老院百小时吁更多群体参与公益》《孟田华:80后女博士立志保护云冈石窟》《清华女博士回乡村开咖啡馆高考曾全省第五》等。这些正面报道主要集中在对女博士的个人典型报道上,如在学业科研、创业、职场的奋斗或成就。这些报道对女博士的先进成就作出肯定、赞扬,但大多流于典型报道的程式化,缺乏亮点和趣味,很容易被湮没在海量丰富的网络新闻中,不被受众所关注。

另有38%的报道是使阅读者对女博士产生负面印象的。例如,《海归女博士被骗11万警察致电称已破案拒不相信》《女博士花2万婚恋网站相亲被随便找人敷衍了事》《赌徒冒充公务员征婚骗钱女博士愿为其送牢饭》《无业男子冒充高富帅骗女博士80余万》《留美女博士回国探亲熟睡中被父砍死父亲竟称不后悔》等报道塑造了女博士在生活中被骗、被伤害的受害者形象;《女博士任副镇长受贿552万元家具家电全部笑纳》《女博士撞死一岁养女因7年未毕业患精神病》《女博士因琐事杀人并肢解伙同母亲抛尸》《斯坦福亚裔女博士因交不到男友毒杀同学》等报道塑造了女博士作为违法犯罪者的施害者形象;《双料女博士后得精神分裂症被遣返》《患癌女博士的情书:为了你,我会死皮赖脸地撑到最后一刻》《中科院怀孕女博士猝死医院单位发函:非施压》等塑造了女博士患病在身、因病去世的不幸者形象;《北大女博士论文抄袭国外专著遭撤销学位》《“炮轰校长”女副教授被指博士论文抄袭》《湖北一女博士替人考研被抓》等塑造了女博士学术造假、替考作弊等欺诈者形象。这些报道由于沾染了暴力、色情、违法犯罪等噱头,使其极具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在网络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力相对较大。

四、结语

根据恩特曼(Entman)对于新闻框架的定义,“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框架一件事,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两年中,关于女博士的报道从整理上看,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框架模式,即媒体对女博士议题的报道无论从消息来源还是议题的类型来看,总体上较为分散,并未体现出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尽管部分报道中出现了标题党、过度渲染色情暴力细节等问题,但这更大程度上与网络媒体的特性相关。在网络新闻报道中,为了获得点击率,编辑会将能引起受众好奇心、偷窥欲和感官刺激的报道放在显要位置。其中,负面新闻报道尤其能引起受众的阅读兴趣。因此,尽管只是偶发的女博士违法犯罪、被骗被伤害的负面事件,往往也会被反复提及。但具体到每一篇报道中,其所引用的消息来源大多数是均衡而非单一的,报道的立场总体上也是相对客观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前社会中对女博士的印象,与网络新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即网络新闻中女博士的报道总体上是平衡的、客观的,这与网络新闻平台对新闻采写所带来的影响密不可分。一方面,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拥有话语权,为自己和所属群体代言,网民也能极为方便地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单一、极化的意见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极大地丰富了媒体的选题来源,扩大了媒体报道对象,使得其不再像过去传统新闻时代一样易于构建对某一群体的模式化报道。当然,不能就此下结论认为网络新闻对女博士的报道是多元的、立体的、丰满的。就本文的分析样本来看,媒体对女博士相关议题并未体现出异常的偏好,总体上报道的数量较少,使得可供分析的样本有限,这也是本文的局限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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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国际新闻界,2007(4):19-23.

[3]万新娜.框架理论下新疆的媒介形象建构——以《人民日报》近10年报道为例[J].当代传播,2014(6):107-108.

会议议题 第5篇

1、各公司经理8月份月度工作总结报告及下月工作安排工作汇报

2、各公司问题分析及方案建议

3、人事任命及工作分工安排

4、各分公司任务指标制定及相关考核规定

5、确定每月第四周星期五下午为每月的月度工作总结安排布置会议，每个月必须执行

6、成立检查、监督小组成员：刘玉清、白学军、财务总监、审计总监

7、每月上报月度工作台帐报总裁办，公司报公司、部门报部门、个人也需报月度工作计划，台帐模板由总裁办统一制定执行

8、施行全员打卡制，烦属本楼办公人员，每天必须打卡，制度由总裁办制定

9、佩戴工作牌全员统一佩戴

10、人员重新调配确定

11、费用控制

12、旅游景区事项安排事宜

13、薪酬：基本工资年薪统一、业务人员、财务人员、行政人员统一

14、关于靶场：-

1、靶场卫生打扫-

2、KTV设施摆放-3餐厅、客房布置

4、增加现场管理人员，从内部调配-

5、外墙皮瓷砖脱落

引领“议题”主导全球话语 第6篇

其实“软实力”有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显得更加隐蔽和不那么一目了然，但其决定作用却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切。那就是关于议题和议程的设置。

按照传播学教科书上的简单定义，所谓“议题和议程的设置”，就是“或许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想，但可以告诉我们去想什么”的问题。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值得关注的议题。但什么议题能够被公众普遍关注和讨论却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了精心的设置，经过了精心的运作和安排而产生的。对于议题，公众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见仁见智，但讨论这个话题，不讨论那个话题，让议题成为真正的公共议程的意义就更为明显。

在今天以互联网和电视等为中心的媒介之中，一个话题或新闻没有变成一个公共议题之前往往就会迅速湮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今天以“注意力经济”为基础，以吸引“眼球”为目标的媒体世界中，它不能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这个新闻或文化潮流就不值得关注。就不可能得到持续的深入讨论。掌握了设置议程的能力，就套处处主动。让你在我的圈子里跑不出去。跟着别人的议题和议程起舞。就有点像在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纵有天大的本事和能力，纵有多么不同的意见，最后还是在别人设置的空间里活动，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应该承认。当下的全球化世界，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影响力也在于设置议题和议程的能力。如何让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有意义的议题，成为全球公众的一个议程。就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议题和议程设置的主导权非常重要。它能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一方面，它限定人们的思考的范围，另一方面，它引导你的思考方式和逻辑。

在形成全球性的议题和议程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高度的强势运作能力。也就是说，西方世界主导“话语”的能力在于，它并不仅仅传播论点，还设定议题和议程。在传统的议题和议程如“人权”等问题上，西方多年来移成了一套固定的议程，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跟着这些议题和议程打转。

随着当下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一些新兴国家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中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西方社会对于话语方面控制力的关切程度越来越高。对议题和议程设置的依赖也越来越高。往往出现了一系列由西方主导的新议题，被迅速转化为广泛公众议题的现象。如环境和低碳经济问题、生活方式的转变问题、动物权利问题等重要的新议题，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进而成为世界性议程，成为世界公众和媒体聚焦的中心。使得人们必然进入这些议题，参与其讨论。同时会迅速由讨论产生一系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更化的选择和公共政策，甚至产生难以扭转的公众“共识”，让任何人难以反对和质疑。只要反对和质疑，它就变成了负面的、在话语层面上缺少合法性的议题。这些新的议题的影响极大，需要各个社会层面都参与议程的设置，而不是仅仅由一个方面主导，这所形成的挑战是相当尖锐的。

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独特的见解和声音还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要在高端价值观的传播方面作长期的努力。一方面，这需要我们敏锐地发现重大的、带全球性的议题，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中国视点，并影响和说服其他人；另一方面。需要将议题不断放大和吸引公众的关切，将之转变为全球性的议程，从而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性的议题和议程，在未来的文化和社会进程之中发挥中国的影响力，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大众文化的议题和议程的设置有充分准备。实际上，迈克尔·杰克逊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全部是正面价值的展现，而是他所形成的议题和议程所产生的影响。《阿凡达》也不仅仅是一部娱乐电影，而是成功地以高科技、想象力和成熟的制作经验汇聚成全球性议题，并设置了公共的议程，由此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日本大选,教育热点议题 第7篇

一、教育费用,是否减轻家庭的负担?

(一)升学支援

根据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的速报数据,今年春季,升学到4年制大学的升学率达到了50.2%,第一次超过半数。因此,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也随之增加。根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调查,从高中入学到大学毕业所需的费用,平均每人为1,023万日元。如何对这部分费用进行补助,是各党发表公约的重点之一。

自民党在竞选时,提出了不需偿还的“支付型”(给付型)奖学金作为高中、大学政策支援的卖点。“现在家庭生活已经很困难,如果再有贷款类需要偿还的经济负担,会更加承受不了”。基于此种考虑,很多学生选择不申请奖学金而放弃升学。这个“支付型”(给付型)奖学金被自民公明的联合执政党引入重点政策之中。另外,自民党还呼吁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费无偿化。公明党则提出了:(1)初中及高中生教育相关费用的部分免税政策;(2)根据家庭收入,减免高中学费政策;(3)设立经济困难的小学、初中、高中生的支援基金等。

同重点支援低收入者的执政党政策相对,民主党则提出了“高中无偿化”方案,并计划于2010年度开始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向公立高中的学生提供相当于每年12万日元左右的就学支援金,实现真正的教育无偿化。私立高中的学生家庭也同样每年可获得12万日元左右的支援金。同时,向低收入者支付双倍支援金,大约为24万日元,并创立向大学生提供只要申请就能获得的奖学金。

社民党在无偿化的对象中加入了入学金,并提出增加义务教育经费,将被下调了到国库负担率1/3的义务教育费,重新恢复到1/2。国民新党则提出“生活补贴减税“的政策。

共产党除了提出公立高中无偿化之外,还提出建立“学费直接补助制度”对私立高中入学进行补助:对家庭年收入不满500万日元的家庭,实行入学金全额补助;年收入不满800万日元的家庭进行半价补助。同时,共产党也提出“支付型”奖学金的创办和国家奖学金的无利息化。

各个党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创立高中、专门学校、大学的“支付型“奖学金制度,对旧有教育资助制度进行扩充和改革。

(二)育儿补贴

各党的公约也对育儿支援策略着重考虑。自民党最先提出了幼儿教育的无偿化。政府将对3～5岁所需的幼儿园保育所的费用负担分阶段减轻,目标是到2012年度实现完全免费。公明党与自民党同样主张无偿化,并提出将现行的到小学为止的儿童补助延长到初中生毕业,并且金额倍增的主张。

民主党的政策也涉及到了幼儿教育无偿化,不过,重点是“儿童津贴”。目标是将每月26,000日元的儿童补贴上限延长到初中毕业,并从来年开始实施半额支付。

其他的在野党也提出了相关政策,社民党提出儿童补助应支付到18岁,每月1万日元(第3个孩子以后2万日元每月)。其他各党也提出要将补助时限延至初中毕业,支付额为每月2万～3万日元。共产党还提出了幼儿园和保育所的费用减免,增加公共保育(由市、镇、村设立且通过认定的保育所),把杜绝“待命儿童”现象作为政策目标。

日本的教育经费支出比其他的发达国家低很多,民众的家庭教育费用负担沉重。根据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的调查,日本的教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200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支出率在3.4%,是资料中28个国家的最低水平。

因此本次大选中,大部分的政党都将教育支出提高到OECD的平均水平(5%)作为目标。自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数值,而只提出“达到OECD各国的一般水平”,民主党和社民党则明确提出要达到GDP的5%。

这些政策真的能实现吗?

譬如,为达到OECD教育支出占GDP的平均水平,日本的教育预算要达到7兆日元以上。关于自民党和公明党提出的幼儿教育无偿化政策,文部科学省的估算需要7,900亿日元。民主党提出的“儿童津贴”一项就达5兆3千亿日元,高中无偿化和奖学金的扩充政策更需要9,000亿日元。

自民党提出2011年度之前完成包括提高消费税的税制修改以扩充财源,为此实现“OECD一般水平”单纯计算也至少需要提高3%的消费税率。然而,这一切都是要以通过税制改革实现“景气复苏”为前提的。

民主党的实现方式是,削减对独立行政法人的补助金和无效率的政策项目,杜绝浪费,严格执行政策的优先顺序。但如果要实现与教育相关的政治承诺,就需要缩减金额相当的其他政策,否则无法实现。但至今,如何实现承诺,在各政党的发言中依然没有清晰的解释。

另外,关于某项政策是不是真的作为最应该优先实现政策,也还存在质疑。譬如,关于高中的学费,现在也有针对低收入者的减免制度。但对于经济上存在困难的学生,除学费以外,有关的学习用品、制服、修学旅行等方面的费用负担更大,故有学者指出,对这种学费之外的费用实际上应该优先予以支援。

东大教授小林雅之指出,日本解决教育经费及家庭教育费用负担问题“需要有整体意识”。他指出,日本的教育经费占总预算比例低,家庭教育费用负担沉重的问题,最近几年总算有政治家来关心了。然而,自民党等提出的支付型奖学金和民主党等提出的高中教育无偿化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早已扩充完备。不是选择哪一个,而是两个都应该选择。

问题是,日本现在这样的政策变成了只在大选的时候才被提起,如果实现不了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在岌岌可危的财政状态之中,如何确保财源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何调整财政结构进行应对才是要务。因此,通过社会整体来对教育进行支持,这种意识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有整体意识的人没有增加,那么增加教育预算依然困难。

二、小班授课

教员工作繁重,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的孩子们学习程度又各不相同。针对教育一线出现的这种状况,各党都提出了“推进小班授课”的政策承诺。其政策出发点为,如果减少一个班级里孩子的人数,那么学生将会得到更为细致的教育。

日本平均每个班级的儿童数是28.2人。在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加盟国中排在倒数第二位。初中也排在倒数第二,为每班33.2人,同OECD平均的23.8人相比,存在约10人的差异。文部科学省的官员也承认,“日本如果以班级规模来论,依然属于后进国”。

自民党在政治公约中提出,“在4年以内实现少人数班级授课”。只是,由于各个地域情况不同,每个班级为多少人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公明党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人数,在政策中只表明:需要进行多个教员指导少人数班级,推进班级的团体教育。

共产党提出“30人以下班级”,社民党提出“班级学生数以20人作为目标,当前争取早日实现30人以下的目标”。

民主党以改善“平均每名教员的学生数”为指标,推进少人数班级。日本的现状为:平均每名教员的学生数,小学19.2人,初中14.9人,而OECD平均的水平为小学16.2人,初中13.3人。民主党以达到OECD的平均水平为目标。

然而,关于实现少人数班级究竟需要多少财政预算和经费,无论是自民党、公明党,还是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都没有在公约中给予明确的说明。

假设实现了民主党所提出的目标,达到OECD平均的教员配置,文部科学省的初步估算为“教员应增加十几万人,人事费需要8,000亿日元左右”。

三、国立大学营运费

关于作为营运大学的基础性经费,日本政府交付给各国立大学“营运费补助金”。对此,政府的财政重建线路中的削减方针一直没有转变。小泉政权内阁会议决定的经济财政营运的基本方针“骨太06”(施政方针06)从2007年起到2011年度,平均每年都降低1%。2004年度是总额为1兆2,415亿日元的营运费补助金,截至2009年度已变为1兆1,695亿日元。5年间削减了720亿日元。目前,要求取消削减方针的声音逐渐提高。

自民党在公约中提到营运费补助金时使用了“充实”这样的字眼。然而,该党的一名负责人表示,“增加营运费补助金在财政上来讲十分困难。这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以前的削减方针”。

与之相对,民主党提出的是“重新评估自民党及公明党的削减方针”,共产党则提出了“使削减了的720亿日元再次复活”的口号,社民党也提出削减方针应该有所“转换”。

其实,对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支出,日本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0.5%,在OECD加盟国是最后一名。另外就高等教育支出的变化来看,如果将2000年的数字看为100,2005年英国的财政支出是148,美国是132,韩国是136,OECD平均是127,其他国家全部超过了100,而日本仅为93。在加盟国中低于100只有日本。

这次大选实现了政权交替,对大学的预算有可能会增加。对此,文部科学省带着些许的期待。但营运费补助金即使只是削减1%,也会有100亿日元的空余。因此,文部科学省也做好了“为了实现其他的政策目标,大学预算有可能被继续削减”的准备。

四、全国学力调查

日本正在全国进行的以小学6年级、初中3年级为对象的学力调查,开始于2007年,预算费用为每年约60亿日元左右。不过,教育一线的教师和教育委员会大多认为,“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得到同等价值和劳动的分析结果”,“那些钱用到别处可能会更有成效”。

关于这一问题,自民党以公约明示今后学力调查还将继续实施。不过,共产党和社民党则提出了,停止现在以全体人员作为对象的调查方式,采取抽样调查的新方式。民主党在公约里对此没有明确表述。不过,民主党提到,“抽样调查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的主张。

本年度开始的教员执照更新制度,也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争论焦点。自民党提出,教员每10年就需接受教师执照更新讲习,并将此规定为教师的职责义务,自民党表示要继续此项方针。不过,共产党认为“这是在培养对政府唯命是从的不敢说话的教师’”;社民党则认为,这“只是增加了教员的负担”,而呼吁终止;民主党也从“事业分类”的角度出发,认为“效果不显著。增加了教员的负担,导致一线教育人员疲惫”,而呼吁“废止”。

五、《教育基本法》修改

自民党在公约中表示,要实现“安倍政权提出的《教育基本法》修改”。

《教育基本法》对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进行了反省,提倡对“个性”的尊重。安倍政权于2006年12月提出了修改,强调“培养热爱祖国和乡土的态度”。此次,在原来的理念中,提出了强化品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等。

关于《教育基本法》,民主党也提出修改案。民主党的《日本国教育基本法方案》在《教育基本法》修改讨论时,作为对立提案也向国会提交过。民主党在“我们的教育目标”上提出要“培养有热爱日本之心的涵养”。这个《教育基本法》修改案还提出,将地方的教育行政权从教育委员会移交给当地行政一把手。“协议制的教育委员会责任不明确,欺侮和旷课问题无法应对”,“由通过选举直接产生的一把手负责在改进方面会更为有利”。但是,教育委员会制度也是对战前教育模式的反省,这一制度可以保持教育对政治的中立。因此,如要对此改变,会困难重重。

试论3G时代“议题融合”理论 第8篇

3G, 全称3rd Ge ne ration, 即第三代数字通信技术, 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每一次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都会带来传播革命, 而传播革命反过来又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推动信息技术的进步。中国正式进入3G时代意味着新媒体革命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而整个社会也将因为这一次传播革命发生巨大变化。3G时代几乎人人都拥有信息终端手机, 每个人都可以收集和发布信息。传统媒体在发布信息和设置议题方面的绝对优势逐渐被削弱,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遭到质疑, 议程设置理论面临挑战。

一、3G时代传播环境的变革

如果说网络的出现标志了信息社会的产生, 那么3G的出现也许预示着“后信息社会”的到来。在3G时代, 移动通信技术将真正被纳入大众传播领域, 手机也将完成由通讯工具到媒体的蜕变, 成为一种移动的新媒体。3G为目前的传播环境带来的转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从技术层面来看, 3G实现了传播媒介的移动化。3G手机是一个可移动的、可随身携带的媒体, 这是以往任何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一直以来的趋势是将固定电话的功能转移到手机上, 而今后, 电脑化的移动通讯设备将成为历史的必然。”[2]3G手机的运用将标志着终端的普及和使用, 手机用户可以与电脑终端的网民一样获取和发布互联网上的信息。3G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传播或被传播, 这将意味着一个人人传播时代的到来。

从传播领域来看, 3G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媒介融合。3G技术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受众角度的媒介融合:3G技术引领手机媒体进入了媒介融合的最高境界“媒介形态融合”。3G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产生一种与今天媒介形态完全不同的手机媒介, 这种媒介融合了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优点:“比电脑更普及, 比报纸更互动, 比电视更便携, 比广播更丰富”。[3]

从社会结构来看, 3G的出现将导致个体公民社会的出现。在3G时代, 多种传播方式融合, 时空界线被打破, 传统角色错位和转换, 这些将导致整个社会经历了从网络出现以来最为激烈的变革, 微观行为主义者产生, 个体公民社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的价值被重新衡量, 个人的力量被无限放大, 传播中群体的概念被消解,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思想、互不相同、却又能随时随地发表观点并进行互动的社会个体。

3G时代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值得我们思考。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假说, 首先是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提出的。1972年, 他们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阐释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认为, 大众传播媒介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4]此后, “议程设置”成为传播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说。

“议程设置”理论在3G时代面临这样的质疑:首先, 其理论基础是一种单向的线性传播。它将传者和受者完全剥离, 传播者处于施控一方, 受传者处于受控一方, 因此传播者决定了传播的内容和数量, 对受众起导向作用。毋宁说在3G时代, 即使是现在所处的网络时代, 传者与受者也逐渐合二为一, 实现了双向互动。其次, “议程设置”理论的前提是受众与新闻事实是隔离的, 受众无法越过大众传播媒介直接接触到新闻事实。而在新的传播环境中, 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很多时候, 第一个到达新闻现场的不是记者, 而是普通受众。2006年英国地铁大爆炸时的第一张现场图片就是一个普通人用彩信发送的。此时, 引入全新的“议题融合”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二、3G时代的“议题融合”理论及其新特点

1999年, “议程设置”理论的两位创立者麦库姆斯和肖面对传播环境的巨变, 对“议题设置”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并在《个人、团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和《公共议题的衰落:个人怎样与媒介融合以形成新的社群》等论文中提出了“议题融合”理论假说。

“议题融合”作为一个社会传播过程, 可分为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分别是:寻求团体阶段, 寻求团体的“议题”阶段, 寻求引导的阶段, 寻求引导传播媒介阶段, “议程设置”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5]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个人通过加入某些议程来加入某个团体, 媒介在个人与他人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系中, 发挥着重要的功能。[6]大众传播媒介从“团体议题”中进行选择某些议题并加以强化和放大, 形成“媒介议题”, 受众或个体接受“媒介议题”从而形成“个人议题”。在一定意义上, 人们之所以要加入到某个议程, 是因为他们需要加入某一个群体, 以获得社会的归属感;而媒体的重要性之一, 在于它可以通过“议题”将个体联系起来。个人具有强烈的归属感, 希望加入到某个团体, 然后人们带着“个人议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它传播媒介, 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 (即“个人议题”) 相一致的团体。个人加入某一团体, 就是将“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相融合的过程。正因为个人有强烈的融合于社会、加人团体的愿望, 才促使人们使用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 希望将“团体议题”与“媒介议题”融合。人们使用某一种传播媒介, 也是因为这一传播媒介“议题”与他们的“团体议题”相符合, 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议题融合”理论与传统“议程设置”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议题融合”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大众, 着重研究社会大众为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 如何使用传播媒介以及使用传播媒介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而“议题设置”则往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出发点, 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受众。[7]“议程设置”理论实际上是“议题融合”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议题融合”这一持续不断的社会传播过程的一个或两个阶段。

3G的出现导致传播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变, 而“议题融合”理论也在3G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 议题融合速度大大加快

议题融合速度的加快主要取决于传播技术的进步, 从网络技术到3G技术, 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命都标志着议题融合速度的加快。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相对闭塞, 个人的认知范围被限制在极小的空间里, 因此个人与团体的距离非常遥远。由于无法获知团体信息, 人们的导向需求非常强烈, 只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寻找想要归属团体的信息。这些因素导致“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的融合速度非常缓慢, 而且人们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少量通过人际传播) 实现这种融合。在网络时代, 个人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渠道被极大地丰富了, 个人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加入自己想要归属的团体。虚拟社区里有无数个网友组成的“圈子”, 这些“圈子”一旦形成往往会有自己独特的“议题”, 个人因为“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能在某方面的达成一致而加入这些“圈子”, 使“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迅速融合。

而在3G时代, 议题融合的速度极大地加快了。首先, 每个人都拥有信息终端, 在手机里多种传播方式融合, 信息传播的时空界线被打破, 传统角色在错位和转换。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的价值被重新衡量, 个人的力量被无限放大, 传播中群体的概念被消解,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思想、互不相同、却又能随时随地发表观点并进行互动的社会个体。这是一个“我即媒介”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媒体的行列, 形成自造影响力, “个人议题”、“团体议题”与“媒介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其次, 3G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 理论上可以每秒2M的速度传播, 而将来的4G、5G时代, 信息传播的速度将更加迅速, 而目前宽带互联网达到用户桌面的速度为每秒1M。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得个人与团体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快捷, 也将大大加快议题融合的速度。

(二) “个人议题”与“媒介议题”直接融合

3G技术将大众传播和一部分人际传播融合于手机这个终端之上, “个人议题”可以绕过“团体议题”与“媒介议题”直接融合。

在传统媒体时代, 报刊、广播、电视的信息采集和发布是非常专业的, 普通人无法直接参与。大众传媒很少直接接触“个人议题”, 只有少数“读者来信”、“观众 (听众) 来电”或投稿等能够传达“个人议题”, 但这样的“个人议题”又是经过层层“把关”后筛选出来的, 必然与大众传媒的“议题”相一致。“媒介议题”可以影响“个人议题”, 而“个人议题”几乎不可能与“媒介议题”融合。到了网络时代, 大众传媒的专业化特性逐渐减弱, 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到媒介的生产过程中。但有关普通民众“个人议题”的各种信息 (图片、影像等) 被传统媒体获取之后仍然成为传统媒体“议题”的一部分, 信息的传递还是依赖传统大众传媒。

到了3G时代, “个人议题”与“媒介议题”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一方面, 现在新闻事件中第一个达到新闻现场往往不是专业的记者, 而是普通民众, 包括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记录图片和影像资料形成“个人议题”, 这些“个人议题”往往成为大众传媒争夺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 由于手机成为了信息终端, 信息的发布不再依赖大众传媒, 人们可以利用彩信、短信等方式自行传播, “个人议题”可以直接转变为“媒介议题”。

(三) 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衰弱

从传统媒体时代到网络时代,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功能逐步被削弱, 3G时代也许意味着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的消亡。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机制在传统媒体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限, 个人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 而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主要的信息源, 大众媒介报道什么或不报道什么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该“议题”的认知。由于传统媒体的版面和节目时间限制、媒介的报道方针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 大众传播媒介很多“议题”是不予关注的, 而这些“议题”有时正是受众需要了解的。在网络时代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遭质疑。由于网络传播具有数字化、多元化、小众化、全球化、多媒体化、实时性、交互性、广容性、选择性和匿名性的特征, 使得传者和受者的界限被彻底打破, 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大大拓展, 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 人们能够接受到海量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网民们不再仅仅是接受媒介设置的“议题”, 还会颠覆媒介所设置的“议题”, 甚至主动为媒介设置各种“议题”。

进入3G时代,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存在的基础遭受冲击, “议程设置”功能抑或消亡。首先, 个人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关注的“议题”是有限的。3G时代人们能够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获取海量“议题”, 个人精力的有限性导致停留在每个“议题”上时间的减少。同时, 大众传播媒介设置“议题”的方式和时间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从手机获取多种“议题”时, 从而对“媒介议题”采取回避态度。其次, 在3G时代, 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手机作为3G时代的信息终端, 具有庞大的用户群和广域覆盖、病毒性传播、占用个人时间碎片的特征, 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信息终端。人人都是传播者,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自行传播和接收信息,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众传播的生存空间缩小, 对个人的影响力急剧减弱。

三、对3G时代“议题融合”理论的再思考

“议题融合”理论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假说, 能够很好地解释3G时代的传播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状态, 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传播学研究而言, “议题融合”理论为3G时代的传播学研究确立的一个新的视角和研究课题。传播学在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养分之后, 不断发展壮大, 引入了“议题融合”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议题融合”理论可以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一种假说, 而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学研究中。

对整个社会而言, “议题融合”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随着3G时代的到来, 社会公众不再被动接受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 而是主动寻求信息和获取信息。“议题融合”理论将传播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 注重公众的能动性。“议题融合”理论以人为本, 关注个人加入团体寻求信息的内在动机, 强调融合是为了消除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相对“议题设置”理论过于强调大众媒介的力量, “议题融合”理论则强调媒介背后的力量, 即人的力量。

尽管“议题融合”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3G时代各种“议题”运行的图景, 并呈现出全新的特点, 但面对3G时代急剧变化的传播环境, “议题融合”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不足。

一方面就个体而言, 3G时代的“议题”对受众的判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议题融合”过程中大众传媒“把关人”角色弱化, “议题”的真实性需要受众自行辨别。3G时代的意见领袖往往是发布或流转信息频繁的人, 他们自然形成一些信息集散点。或者有时他是某个突发事件的在场人, 他在短时间内被很多人“关注”, 他发布的第一手信息被迅速地散布出去。这些“议题”的发布迅速、直接、互动快, 但也可能真假信息混杂, 因此个人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对社会团体而言, “议题融合”可能会加深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 增加社会分裂的可能性。虽然“议题融合”理论的初衷是加强个人与团体的联系, 减少社会的不和谐, 但由于传播环境的变化, 反而会加大社会分歧。3G时代个人将被不断细分, 人们逐渐分散为一个个更为细小的团体, 团体之间矛盾的加深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议题融合”虽然使得“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之间的融合加深, 但却导致“团体议题”与“团体议题”之间的分歧加大, 甚至导致社会的分裂。

总之, 对“议题融合”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很好地解决3G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不足, 更好地理解3G时代议题的内在运动图景。

摘要：3G时代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当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已无法解释3G时代一些新的传播现象时, 出现了一种新的议题理论——“议题融合”理论。“议题融合”理论是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拓展与丰富, 能够有力地解释3G时代的传播现象。3G时代的“议题融合”呈现出三大特点:议题融合的速度加快, “个人议题”与“媒介议题”的融合更加直接, 以及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将逐渐衰弱抑或消亡。

关键词：3G,议题融合,议程设置

参考文献

[1]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174.

[2]千本倖生.挑战型经营[M].经济界出版社, 2008, 转引自赵新利.从日本3G的发展看传播格局的改变[J].青年记者, 2009, (3) 下.

[3]刘明洋.3G背景下的报业数字化策略[J].青年记者, 2009, (3) 下.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14.

[5]黄瑚, 李俊.“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J].新闻大学, 2001, (夏) .

[6]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J].国际新闻界, 2004, (4) .

危机议题中的政府干预 第9篇

“天价烟事件”是在发生后11天政府开始介入, “躲猫猫事件”是7天, “周正龙事件”是9天, “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4天。从其干预的主体来看, “天价烟事件”是南京市委书记, “躲猫猫事件”是云南省委宣传部, “周正龙事件”是陕西省林业厅, 而“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铁道部。干预的方式多为表态、回应说明以及解释强调等。对政府的干预行为, “天价烟事件”首先由南京电视台公布, “躲猫猫”是云南网, “周正龙事件”是新华网, “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人民网。政府干预后, 公众反应不一。但从议题开始消散和消亡的时间来看, 也有长有短, “天价烟事件”是3个月, “躲猫猫事件”在一个半月后议题开始消散, “周正龙事件”是一年零一个月, “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20天。

从上述情况中, 我的判断和结论是:

从干预的时机来看, 过于滞后。分析表明, 在上述事件中, 政府多是在该事件成为网上舆情热点, 网民急切要求政府部门介入干涉时, 政府部门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错过了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良好时机, 往往造成网民的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 舆论的意见分布对政府极为不利的时候才开始介入干预, 由于很多干预主体往往不具备危机管理和议题管理的专业知识, 在应对时多少显得稚嫩一些。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的最优时间一般是事件发生后的12个小时内必须做出回应和启动危机公关的预案。

从干预的主体来看, 多是越级干涉, 事件的直接相关主体往往沉默或者缺位。在目前的很多舆情热点的干预主体来看, 由于基层本身的素质和公关意识等不够, 造成舆情事件到来时多少显得慌乱和不知所措, 有时候往往造成事与愿违, 火上浇油的后果, 网民的呼声和要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思想和不作为的张力, 必须要求更高级别的来回应, 但是往往必须更高级别的回应才能推动事件本身的解决, 这和我国官场内部的潜规则不无关系, 这已经超出了我们论述的范围。

从干预的方式来看, 多是被动表态和着手处理事件的行为。我国网民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参与网络热点的讨论主要是为了情绪宣泄和满足成就感, 他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重视”。这源于我国几千年来“官尊民卑”的思想, 因此某种意义上我国的网民是“好应对的”、“识趣的”, 一旦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被官方或者社会主流所认可, 自身的成就感得到满足, 就会“功成”而退。政府部门的表态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成就感。但正确的表态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平息网民的情绪, 为自己争取更加主动的空间, 而不是对事件的辩护乃至狡辩, 表态的目的诉求和态度一定要明确, 不要模棱两可, 犹抱琵琶半遮面。还需要说明的是表态时要统一口径, 切勿“各搭各的台, 各唱各的戏”。

从报道干预行为的媒体上看, 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很多人对网络舆情热点问题讲求“网络上的事情就要由网络来解决”, 这个思路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 但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虽然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化的媒体, 但由于其通路本身的繁复性, 影响力是有一定折扣的, 传统媒体在与网络媒体的互动过程中, 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 因此政府介入的最好宣传扩散形式依然是通过影响力较大的传统媒体来实现。

IEC/TC56会议议题 第10篇

IEC/TC56 (可信性) 负责可信性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及维护工作。可信性包括了可用性及其影响因素, 如可靠性、维修性和维修保障 (包括报废管理) 。这些标准为设备及系统整个寿命周期的可信性评估和管理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和工具。I E C/T C 5 6秘书处设在英国, 下设4个工作组, W G 1 (可信性术语) 、W G 2 (可信性技术) 、W G 3 (可信性管理) 、W G 4 (系统可信性) 。I E C/T C 5 6现有成员国3 3个, 其中P成员2 4个, O成员9个, 我国是P成员国。

IEC在可信性领域已发布且现行有效的标准有48项, 正在制修订的有13项。全国电工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 A C/T C 2 4) 对应I E C/T C 5 6的工作。

2 2009年会重点议题

IEC/TC56 2009年工作会议于10月11～15日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国家成员体共有1 6国的3 9名专家, 由国内8名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代表除参加全体会议外, 还参加了W G 2、W G 3、W G 4的专题项目讨论。各工作组讨论了现有T C 5 6标准的修订情况和计划以及一些新项目的进展情况。

2.1 热点和重点标准动态

●IEC 60300-1《可信性管理第1部分:可信性管理体系》和IEC 60300-2《可信性管理第2部分:可信性管理指南》将开始修订, 该两项标准将合为一个;

●新标准IEC 62550《备件管理》回到最初状态, 重新准备C D文件;

●新标准IEC 62508《人因可信性指南》已完成CDV的意见收集, F D I S将在几个月内完成;

●由我国主导制定的IEC 61907《通信网络可信性工程指南》现已进入F D I S阶段。T C 5 6秘书处和W G 4召集人都给予我国专家很高的评价, 是“T C 5 6近年来最出色的项目组”, “本项目组自成立起就有良好的管理, 用电子邮件的形式解决所涉及的问题, 简捷、有效地推进了工作。这是W G 4第一次在24个月内完成一项I E C标准项目 (从立项到C D V征集各国家委员会意见的整个流程) 。”

●IEC 62628《软件可信性指南》目前处于工作草案 (W D) 阶段, 我国工信部电子五所肖静和华为公司陈斌是该标准项目组主要成员。

2.2 新工作项目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国、日本的技术报告和德国的一份新工作草案。

●来自我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张淑萍在T C 5 6全体会议上做了关于“通信网络可信性分析评估方法论”的报告并回答了与会专家的问题, 本报告现已作为我国在T C 5 6第二个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提交T C 5 6秘书处;

●来自我国工信部电子五所的潘勇在WG4会议上做了“通信网络可信性验证方法可信性仿真测试”的技术报告, 旨在进一步完善网络可信性标准体系。该报告得到了W G 4专家的认可和支持, 并希望尽快形成正式提案。

●日本代表在WG2会议上做了关于“随机事件风险分析技术”的报告;

●德国代表在TC56全会上做了关于“包含再利用元器件的软件产品的可信性功能和测试要求”的报告, 该项目2009年9月已作为WG4的新工作项目提案发布。

3 国内工作计划和建议

全国电工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继续加大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力度, 除了推荐相关的国内专家参加我们关心的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外, 还将继续推进我国新的工作项目提案“通信网络可信性分析评估方法论”, 并将“通信网络可信性验证方法可信性仿真测试”技术报告进一步完善, 形成新的工作项目提案提交T C 5 6。

中行“洗钱”背后的政策议题 第11篇

消息甫出，舆论哗然，中行客户经理在新闻采访中表达的一些不太合规的行为和话语，的确也让观众嗅出了一丝“地下钱庄”的意味。当然，市场真正关心的是中行此举是否变相避开了目前资本管制的一些相关规定。

中行此后的解释也一波三折，开始表示似乎是在监管部门的授意下进行，后来又删除了相关的声明。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市场做出了这样的解读──中行肯定是开展了一些对私客户的换汇业务，同时这些业务超出了个人购汇每年5万美元额度的上限，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在境内被换成外币，而是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平台被输入海外市场，成为离岸人民币，此后再进行换汇。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购汇额度的问题被绕开。因为这笔资金并没有在境内购汇，因此也就谈不上额度限制问题，但其中肯定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个人似乎并没有被明文规定可以被纳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这项业务应该已经在广东地区开展，但并没有公开。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抛开中行在实际中如何操作，这样的一个举措本身的确有值得尝试和推广的合理性。

在监管层面上，由于不涉及外汇业务，外管局对此似乎并没有管辖权力，人民币跨境业务管理的相关归属部门应该在央行。从目前两个部门的表态来看，外管局表示不知情，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需要花点时间弄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行此举应该经过了某些授权。而且中行对此有一套相应的产品流程，这也表明中行被允许在某些地区“先行先试”。

刘利刚认为，中国应该鼓励私人资本流出，这对于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汇率政策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尽管目前存在很多资本管制，但很多国人仍通过各种手段将资金输入海外市场，这表明相关需求不仅很大，这些资本的流出也没能被纳入统计与监管。其实这种用灰色渠道转移资金才是一种洗钱行为。

刘利刚也曾通过多个渠道呼吁，中国应该放宽个人购汇额度的限制，对于民间资金的跨境划转也应该采取更加宽松的手段。这样的一项改革不仅符合居民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资金单边流向中国造成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货币政策有效性、通货膨胀、单向本币升值的预期以及资产泡沫。事实上，中行本次被报道的“优汇通”的相关产品流程中，就规定只要是合法所得就可以汇出，即“按需操作”，这也符合改革的逻辑和方向。

从富士康事件看“议题管理” 第12篇

所谓“议题管理”是指政府或企业等“组织”在危机发生后, 采用适当的传播策略对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即“议题”) 施加影响, 进行引导, 从而为“组织”的危机处理创造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富士康连环跳”并不仅仅限于个别员工所采取的个人行为, 这一危机事件之所以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富士康的“口诛笔伐”, 恰恰是因为它点燃了长期积累的“舆论引爆点” (例如, 收入分配不公, 福特式管理所导致的人情冷漠等等) , 因而形成了“富士康=血汗工厂”这一体现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议题”。

按照议题管理的标准来衡量, 富士康所采取的加薪、聘心理咨询师等应对策略只能说是短期性、浅层次的危机应对, 基本上没有跳出“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窠臼。这样的做法能够应付一般性的危机事件, 但对于处理这类“公共议题”型的危机事件而言就显得杯水车薪了。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发现在“富士康”的危机处理过程中, 包括郭台铭在内的“组织传播者”的一次次鞠躬道歉, 态度不可谓不诚恳, 但依然无法赢得公众的谅解,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对“议题管理”的认知, 以至于未能有效回应媒体和公众的指责和质疑。具体来说, 富士康在“议题管理”方面的苍白无力乃至于完全缺失表现在以下一些例子当中:

在被记者追问“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时, 郭台铭与记者开玩笑说“你们 (新闻媒体) 是血汗行业’嘛”。【点评:重复记者的话, 等于认同了媒体设定的议题, 变相承认自己是“血汗工厂”, 同时不恰当的幽默激起了媒体和公众更为猛烈的抨击】

郭台铭在赶赴深圳前保证对媒体公开透明, 但在记者会上又临时取消问答环节, 而在被围堵时, 有记者突然抛出富士康与工人签订的“自杀免责”的“秘密”协议, 郭表示“不知情”。【点评:缺乏网络舆情的研判, 实际上那份协议已经在网上曝光;没有认真识别和准备“最难回答的问题”, 因此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与“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式的短期行为相比, “议题管理”是一个更具前瞻性、长效性和战略性的过程。富士康的案例反映了目前我国企业危机公关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重视被动回应, 而忽视主动的“议题设置”;重视对策的制定和实施, 而忽视对舆情的全面研判;重视传播的形式 (例如, 盲目追求声势, 千名心理咨询师进富士康, 铺设数万平米防护网, 等等) , 而忽视传播的实质内容和效果。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在危机公关中重“危”轻“机”, 不善于进行“议题管理”, 从而未能把“危机”变为“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