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调查范文

物种调查范文（精选11篇）

物种调查 第1篇

1 甘肃省外来物种入侵现状调查

1.1 外来入侵物种统计 (见表1、表2、表3)

据调查统计, 甘肃全省范围的外来入侵物种共计23科48种[1,2,3]。微生物3科3种, 其中细菌1种, 真菌2种;植物14科39种;动物6科6种, 其中陆生无脊椎动物 (昆虫纲) 5属5种, 哺乳动物1种。国家林业局2003年公布的24种外来入侵有害生物黑名单中, 甘肃省有14种。在中国100种主要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 甘肃省有12种。其中陆生植物5种:刺苋、反枝苋、北美独行菜、欧毒麦、毒麦;微生物2种:番茄细菌性溃疡病菌、落叶松枯梢病菌;昆虫4种:苹果蠧蛾、二斑叶螨、美洲斑潜蝇、烟粉虱;哺乳动物1种:麝鼠。

1.2 外来入侵物种来源地统计

在甘肃省外来入侵物种中, 来源于美洲的有14科20种 (主要为北美洲) , 占总种数的41.7%;来源于欧洲的有9科18种, 占总种数的37.5%;来源于非洲的有4科5种, 占总种数的10.4%;来源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有5科5种, 占总种数的10.4%。由此可见, 来源于北美洲和欧洲的外来物种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 需要谨慎对待北美洲、欧洲物种的引进。严格分析和评估其在当地的适应性和入侵性。

1.3 外来物种的入侵途径

1.3.1 有意引进

一些物种是基于绿化栽培、保持水土、保护环境的目的引进的[4]。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忽视了其日后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效益。例如洋金花作为药用植物引入, 多花百日菊、滨菊等作为观赏植物引进, 逸生野外后, 影响当地城市景观、影响灌木丛生长和林区生态恢复。甘南、肃北的牧场黑麦草, 因其抗逆性强、易存活繁衍而以优质牧草引种将其引入到干旱贫瘠、植被覆盖率较低的草场以改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 也将黑麦草易感染的病原菌带入。

1.3.2 无意引入

(1) 随农产品的调运带入。二斑叶螨、美洲斑潜蝇等病虫害随外地调运的果蔬携带而来。 (2) 随苗木、树种的引入和新鲜带皮的原木运输引入。我省中部、西北部等大部分地区为土质疏松浅薄的黄土、沙壤土, 森林覆盖率低, 水土流失严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大兴植树造林, 到2000年以后大范围推广退耕还林。大量的种苗是从外省苗木基地调运来, 落叶松枯梢病菌、松疱锈病菌等真菌随着引进的苗木、树种携带而来。 (3) 由人为或动物活动无意传入。一些杂草种子随着人为活动携带转移, 或者粘附在动物皮毛扩散、通过动物粪便传播[5]。

1.3.3 自然传播

陇东南地区森林覆盖率高, 与秦岭山脉相连。有大量天然林和人工林与陕西、四川两省相接, 极易通过病虫害直接感染或通过风媒、虫媒、鸟媒等途径传播。

2 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

近年来, 随着入侵物种的的繁衍扩散, 种群扩张, 物种入侵给甘肃地区所带来的危害日趋明显。

2.1 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

入侵性杂草由于其适应性广、繁殖力强、传播快, 给农业、林业、畜牧业带来了很大影响, 特别是对天然牧场的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威胁。例如黑麦草、赖草、滨菊、苦苣菜、紫苜蓿等植物的抗逆性很强, 耐寒、耐旱, 可适应不同的土壤类型和条件, 在山地黄土、红壤土等贫瘠的土壤中依然能迅速繁殖[1], 成为单优势种群, 在林区、牧场、草场等自然环境中迅速占领一席之地。这些入侵性杂草争夺养分, 侵占其他土著种的生态位, 造成本土物种的衰退。加快了本地区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 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6,7]。

2.2 对林业造成重大损失

甘肃林区以人工林和经济林为主。物种单一, 生态链脆弱, 生态系统极不稳定。林区有大量的落叶松群落, 极易感染落叶松球座菌, 造成新枝枯萎死亡, 且造成大面积扩散蔓延。常采用砍伐烧毁枯树的方式[8], 致使木材的成材率降低30%～40%[1]。同时, 大面积的砍伐易造成水土流失, 土壤恶化, 严重破坏林区生态平衡和土壤再生能力。

2.3 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外来入侵植物大都是农田、果园、苗圃、林缘地区生长蔓延的杂草。竞争土壤养分和水分, 争夺生长空间, 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 造成减产。感染马铃薯块茎蛾可使马铃薯产量降低20%～30%, 番茄溃疡病严重时可使番茄减产25%～75%[1]。甘肃作为旱地林果主产区之一, 苹果小卷蛾、二斑叶螨等病虫可侵染包括苹果、桃、杏、李、山楂、石榴、沙果等在内的多种果树。降低水果的产量和品质, 危害农产品的贮存和保鲜。被感染的果品即使通过低温冷藏、冷冻都无法抑制病虫害传播或杀死幼虫。美洲斑潜蝇、烟粉虱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可侵染包括豆科、葫芦科、茄科、百合科、菊科、十字花科在内的40多个科的上百种植物[8]。很多常见的蔬菜如豆角、黄瓜、丝瓜、西葫芦、番茄、茄子很容易被感染。此外, 像北美独行草、苏丹草等外来入侵杂草是小麦蚜虫、棉花蚜虫等病虫害的中间宿主。多花黑麦草是赤霉菌的寄主[1]。杂草的蔓延为病虫害的繁殖和侵染创造了便利条件。反枝苋、刺苋、皱果苋、尾穗苋等杂草主要分布在蔬菜地, 危害旱地蔬菜的生长。

3 外来物种的防范与管理措施

3.1 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方法

3.1.1 机械防治

对于植物幼苗或草本植物可采用手工或机械拔除。对入侵初期, 或种群分布较少、繁殖能力较弱的入侵种采取机械防治的方法效果较为显著, 且有利于环境安全。但对于大面积扩散、或无性繁殖能力强、种子或孢子扩散能力强的物种用机械方法不易防治。如不妥善处理有害植物残株, 其通过无性繁殖很可能成为新的污染源[9]。

3.1.2 生物防治

从入侵种原产地引进专一性天敌以控制其种群密度。关键是通过引入原产地的天敌重塑有害植物和天敌之间新的均衡, 发挥生态制约机制, 恢复和重建这种生态平衡。生物防治具有控效持久、成本低廉的优点。但其缺陷在于, 一方面植物天敌的引入需要经过科学论证和生态隔离实验, 以避免带来新的入侵种;另一方面, 植物天敌在新环境中需要一个繁衍生存、稳定种群的有效过程, 无法在短时期内清除有害植物。

3.1.3 化学防治

化学除草剂具有高效、迅速、快捷的优势, 但同时带来新的环境污染和危害。长期使用容易使抗药性物种大量繁殖扩散, 防治效果降低, 难以持久。

3.1.4 生态防治

人为改变入侵物种的生长环境, 抑制其生长繁殖。如覆盖入侵植株减少其光合作用, 加速微生物的分解;有控制地焚烧;在入侵植物幼苗区种植牧草以消耗养分, 争夺生态位等。

3.1.5 综合治理

任何单一方式都难以解决入侵种的防治问题。需要综合运用以上各种方法, 优势互补, 建立和健全“联防联治”的综合治理体系。以生物防治为主, 机械、化学防治为辅, 佐以其他方法相配合, 实现高效、持久、安全、经济的防治目的。

3.2 外来物种入侵的管理措施

3.2.1 建立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审核制度

成立由农林牧等行业及环保、检疫、科研、高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甘肃省外来物种评估委员会。主要承担入侵物种环境影响测评和生态风险评估。对于需要引进的外来物种, 首先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分析该物种所带来的生态学效益。预测其将来的生态位、种群变化趋势。评估可能产生的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及风险预测。同时, 提出控制种群发展、预防生物灾害的配套措施[10]。

3.2.2完善防控监测体系

(1) 联合环保、农业、林业、畜牧、检疫、科研等部门, 成立甘肃省外来入侵物种调查防控专项工作组。在全省范围内面向林业、农业、畜牧等行业全面开展外来入侵物种系统调查。建立入侵生物电子档案, 实施网络监控。对于林区、农牧区危害严重的物种实施跟踪监控, 健全多点监测、及时应对的快速反应机制[11,12,13]。 (2) 加强和完善林业工作站、农牧工作站等基层农技工作站的检测和预警报告工作。加强人员培训, 提高技术人员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鉴定、分析和检测能力[14]。在其工作管辖区域范围内如发现入侵种, 及时上报, 全面监测。 (3) 对引种单位加强管理, 建立外来物种引种全程监测、备案登记、责任追究制度[15]。

3.3.3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生态安全意识

秦皇岛市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分析 第2篇

采用实地考察、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对秦皇岛市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来源地、入侵途径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秦皇岛市外来入侵物种共计32科67种.其中,外来入侵植物22科57种;外来入侵动物10科10种.分析了外来物种的入侵途径和入侵危害,提出了应采取的必要防范和控制措施.

作 者：李顺才 刘连新 胡晓东 徐兴友 孟宪东 LI Shun-cai LIU Lian-xin HU Xiao-dong XU Xing-you MENG Xian-dong 作者单位：李顺才,徐兴友,孟宪东,LI Shun-cai,XU Xing-you,MENG Xian-dong(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野生植物资源应用研究所,河北,秦皇岛,066600)

刘连新,LIU Lian-xin(河北省玉田县林业局)

胡晓东,HU Xiao-dong(河北省秦皇岛市农业环境保护站)

《物种起源》写作始末 第3篇

达尔文生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

如所周知，第一次以充分事实和完整理论来说明生物进化，把亚当、夏娃和伊甸园的编造故事彻底推翻的，就是达尔文。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在一七五九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论。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先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一八五九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一九七一年版，15页)

一八五九年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

《物种起源》写作的前提

和达尔文同年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一位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即颁布黑奴解放令的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虽然是偶然的巧合，但他们的事业的成功，却都是以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条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之后，工业、农业、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其它领域都繁荣发展起来了，达尔文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时，在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分枝，如细胞学、胚胎学、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为达尔文学说的产生和完成提供了前提和条件。特别是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于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对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莱伊尔证明了地球表层的一切变异都是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等变异是缓慢的、逐渐的，而不是激变的。这一“变异”的思想体系同达尔文亲自观察的和搜集的大量自然界事实正相符合。

然而，当时教会势力和宗教偏见依然统治着意识形态领域，当达尔文认识到物种不是不变的、也不存在什么“独立创造的物种”时，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承认谋杀罪”一样。但他的毅力和勇气终于使他“把一颗炸弹投到了神学阵营的心脏”。

从特创论到进化论

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学，不断坚持自学并从事科学实践；后来遵从父命，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准备完成学业后当一名牧师。达尔文那时的自然观当然属于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所谓特创论就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则是为了给猫吃。一八三一年四月他在神学院毕业后，十二月便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这次航行的目的在于探测航路、调查自然资源，为英国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做准备工作；达尔文的任务就是从事动物、植物和地质矿物的调查。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贝格尔号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次航行持续了五年，他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观察到大量以前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听过的自然界事实，它们同特创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大相径庭，当然无法用这些理论加以说明。在崭新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科学的革命家们必然要发展他们创造性的想象能力和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人说，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一位诗人，因为科学

上的创新既需要科学家的精确性，也需要诗人的想象力。达尔文就是这样跳出特创论的旧范畴，把进化论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的。

从事实开始，不是从理论出发

五年航行之后，在大量自然界的客观事实面前，虽然他已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物种之间是有承续性的，但一连串有关物种起源的问题，他还弄不清楚，例如：物种是怎样变异的？适应性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新物种的形成？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达尔文是在一八三六年十月由海外回到英国的，一八三七年七月他写出有关物种起源事实的第一册笔记，他“根据真正的培根原则进行工作，印发调查表，同熟练的动物饲养家和植物育种家进行谈话，阅读大量书刊，不根据任何理论，全面地搜集事实，特别是有关家养生物的事实”(《自传》)。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了，在创造有用的动物族和植物族方面，人类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自传》)。这就是他从家养动、植物的大量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人工选择”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的事实，创造了“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即：生物普遍发生变异，很多变异能够遗传给后代；由于生物都有高度的生殖率，而食物和空间有限，生物为了生存和传留后代，必须同周围环境条件进行斗争；在这种生存斗争过程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被保存下来，具有有害变异的个体将被淘汰掉，这样就会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达尔文把这一过程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一八三八年十月，即他开始系统调查的十五个月之后，他就做出了上述“物种起源”的蓝图，但直到一八四二年他才第一次用铅笔写出了三十五页关于物种起源的提纲。之后，他又在生物性状的分歧、适应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使他的学说更趋于完善。一八四四年他又把上述提纲扩大到二百三十页。一九○九年剑桥大学举行达尔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曾把这两个稿本出版，名为《物种起源的基础》(“Foundation of Origin of Species”)。

一八四四年，他的学说虽已大体完成，但他并不准备立刻发表，甚至为此给他夫人写过一封信，嘱托在他身后请几位朋友帮助整理他的材料再行出版。可是到了一八五六年，在地质学权威莱伊尔的劝导之下，他开始写一部有关物种起源的著作，到了一八五八年六月，已经写完计划中的第十章，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其内容要比以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多三、四倍。正在这时，达尔文收到了在马来群岛从事生物调研工作的英国生物学家华莱斯(一七九七——一八七五)的来信和一篇论文，他提出了与达尔文学说大致相同的自然选择理论。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地点对同一问题做出相同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同样说明了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科学技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华莱斯寄给达尔文的那篇论文，题为《论变种无限偏离其原始模式的倾向》。其实华莱斯在三年之前，即一八五五年，就发表过一篇有关物种问题的论文——《论支配新种引进的法则》。这件事使达尔文大为震惊，正如他在给莱伊尔信中所说的，“我从未看过比这更为明显巧合的事；即使华莱斯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份原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都成了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问题上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但他开始还想单独发表华莱斯的论文，把这一发现的“优先权”让给华莱斯。可是熟知达尔文研究工作的莱伊尔和植物学权威胡克则坚决主张同时发表华莱斯的这篇论文和达尔文的一八四四年原稿摘要以及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教授的一封讨论“物种起源”的信。达尔文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由莱伊尔和胡克联名把这篇“联合论文”送交林纳学会宣读并发表，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并论变种和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存续》。

华莱斯对如此处理也深感满意，以后他写了一部题为《达尔文主义》的论著，以表明首先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是达尔文。直到达尔文去世之后，华莱斯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给牛顿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当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达尔文已经抢先我的前面那么远了。现在我可以诚恳地说，正如多年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高兴如此；因为我并不热爱著作、试验和详细描述，而达尔文在这些方面则是杰出的，缺少这些，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信于世。”

由此可见，在这两位大科学家之间，“文人相轻”这一条不能适用了。把科学当作人类共同财富的人们决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谁先谁后那样庸俗的问题，他们所不倦追求的乃是如何使科学更有效地为人类的福利服务，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胸襟气魄！

二十一年一部书

上述“联合论文”发表之后，在莱伊尔和胡克的极力敦促下，达尔文于一八五八年九月再度开始写作有关“物种起源”的论著，距离一八三八年他对生物进化做出全面结论，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次他改变了以前的写作计划，大力压缩内容，精心挑选材料，用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来说明“物种起源”的问题。经过十三个月零十天的辛勤劳动，这部震撼世界的伟大著作完成了，书的全名为《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简名《物种起源》)。该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问世，第一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于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第二版三千册很快也卖光了，当时这确是一部使英国社会大为震动的书。

第二版是在一八六○年一月印行的；一八六一年第三版；一八六六年第四版；一八六九年第五版；一八七二年一月第六版。第三版以后的各版均有修正，第三版新加入一章《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见解的发展史略》，列于各章之首。在第六版中，又在第六和第七章之间加入《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种种异议》一章，在以前各版中这是第四章的一部分。

《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流传到英国以外，并有各种语言、甚至希伯来文字的译本。法文译本第一版于一八六一年末问世，翻译人为罗叶(C.Royer)女士。达尔文非常重视译文的质量，直接和译者通信，商订译文中的问题。一八六五年四至十二月，他曾亲自校订法文译本第二版，他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呵，我的天！这种校订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八六九年罗叶的法文译本第三次重印，但没有加入原著第四版和第五版的修正部分，这使达尔文很不高兴；跟着雷因瓦尔(Reinwald)答应把原著第五版译成法文，这又使达尔文感到十分满意。此外还有一个巴尔比埃(Ed.Bar－bier)的法文译本。

德文的第一个译本是在勃龙(Bronn)的监译下完成的，于一八六○年出版；但这个译本晦涩难读，而且译者任意删去了他不同意的一些部分，例如“这对于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会提出说明那一段就略而未译”。一八六六年卡鲁斯(J.Victor Carus)忠实地翻译了原著第四版，达尔文在给卡鲁斯的信中写道：“当我知道译文确是忠实的，我感到非常满意。”此后卡鲁斯还陆续把达尔文的其他著作译成了德文。此外，还有一个海克(D.Haek)的德文译本，是Kvner出版社发行的廉价本。

日文译本最多，截止现在一共有七种。即，立花铣三郎译：《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一八九六)；开成馆译：《种之起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の原理)》(一九○五)；大杉荣译：《种の起原》(一九一七)；松平道夫译：《种の起源》(一九二五)；内山贤次译：《种の起原》(一九二七)；小泉丹译：《种の起原》(一九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八杉一的日文译本。

第一个中文译本为马君武的《物种由来第一卷》(原著第一至第五章和“史略”)，一九○四年出版，一九○六年再版。一九○七年马氏游学欧洲，归国后，于一九一八年续译第六至第十五章，并重译前五章，一九一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序言中慨然叹曰：“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此外他还译过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和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这位工学博士当时大译进化论诸书，诚为一有心人也！此后，周建人于解放战争期间重译此书，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解放后，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重新合译，一九五四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转给商务印书馆重印，一九八二年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九五五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蕴贞的译本，其译稿是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完成的。一九七二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世骧等的译本，这是在谢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了译文更臻于完善，看来今后还会有新的中文译本出现。

《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就受到了教会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即使在今天，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美国各地的宗教势力还在要求教育当局批准凡是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时讲授圣经的《创世记》，企图以此抵销进化论的影响，宣传上帝的存在。看来这一斗争今后还要继续下去，因此我以为今天在我们学校里讲一点进化论，使学生对自然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它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的学说甚至对社会科学的进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达尔文离开人间已经一百年了，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他勇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风度，他至死方休的求知精神，总之，他的学说和一切美德将传于千秋万世，受人景仰，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叶笃庄

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

达尔文生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

如所周知，第一次以充分事实和完整理论来说明生物进化，把亚当、夏娃和伊甸园的编造故事彻底推翻的，就是达尔文。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在一七五九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论。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先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一八五九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一九七一年版，15页)

一八五九年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

《物种起源》写作的前提

和达尔文同年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一位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即颁布黑奴解放令的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虽然是偶然的巧合，但他们的事业的成功，却都是以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条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之后，工业、农业、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其它领域都繁荣发展起来了，达尔文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时，在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分枝，如细胞学、胚胎学、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为达尔文学说的产生和完成提供了前提和条件。特别是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于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对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莱伊尔证明了地球表层的一切变异都是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等变异是缓慢的、逐渐的，而不是激变的。这一“变异”的思想体系同达尔文亲自观察的和搜集的大量自然界事实正相符合。

然而，当时教会势力和宗教偏见依然统治着意识形态领域，当达尔文认识到物种不是不变的、也不存在什么“独立创造的物种”时，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承认谋杀罪”一样。但他的毅力和勇气终于使他“把一颗炸弹投到了神学阵营的心脏”。

从特创论到进化论

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学，不断坚持自学并从事科学实践；后来遵从父命，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准备完成学业后当一名牧师。达尔文那时的自然观当然属于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所谓特创论就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则是为了给猫吃。一八三一年四月他在神学院毕业后，十二月便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这次航行的目的在于探测航路、调查自然资源，为英国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做准备工作；达尔文的任务就是从事动物、植物和地质矿物的调查。

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贝格尔号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次航行持续了五年，他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观察到大量以前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听过的自然界事实，它们同特创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大相径庭，当然无法用这些理论加以说明。在崭新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科学的革命家们必然要发展他们创造性的想象能力和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人说，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一位诗人，因为科学

上的创新既需要科学家的精确性，也需要诗人的想象力。达尔文就是这样跳出特创论的旧范畴，把进化论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的。

从事实开始，不是从理论出发

五年航行之后，在大量自然界的客观事实面前，虽然他已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物种之间是有承续性的，但一连串有关物种起源的问题，他还弄不清楚，例如：物种是怎样变异的？适应性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新物种的形成？什么力量或条件决定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达尔文是在一八三六年十月由海外回到英国的，一八三七年七月他写出有关物种起源事实的第一册笔记，他“根据真正的培根原则进行工作，印发调查表，同熟练的动物饲养家和植物育种家进行谈话，阅读大量书刊，不根据任何理论，全面地搜集事实，特别是有关家养生物的事实”(《自传》)。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了，在创造有用的动物族和植物族方面，人类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自传》)。这就是他从家养动、植物的大量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人工选择”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的事实，创造了“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即：生物普遍发生变异，很多变异能够遗传给后代；由于生物都有高度的生殖率，而食物和空间有限，生物为了生存和传留后代，必须同周围环境条件进行斗争；在这种生存斗争过程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被保存下来，具有有害变异的个体将被淘汰掉，这样就会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达尔文把这一过程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一八三八年十月，即他开始系统调查的十五个月之后，他就做出了上述“物种起源”的蓝图，但直到一八四二年他才第一次用铅笔写出了三十五页关于物种起源的提纲。之后，他又在生物性状的分歧、适应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使他的学说更趋于完善。一八四四年他又把上述提纲扩大到二百三十页。一九○九年剑桥大学举行达尔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曾把这两个稿本出版，名为《物种起源的基础》(“Foundation of Origin of Species”)。

一八四四年，他的学说虽已大体完成，但他并不准备立刻发表，甚至为此给他夫人写过一封信，嘱托在他身后请几位朋友帮助整理他的材料再行出版。可是到了一八五六年，在地质学权威莱伊尔的劝导之下，他开始写一部有关物种起源的著作，到了一八五八年六月，已经写完计划中的第十章，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其内容要比以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多三、四倍。正在这时，达尔文收到了在马来群岛从事生物调研工作的英国生物学家华莱斯(一七九七——一八七五)的来信和一篇论文，他提出了与达尔文学说大致相同的自然选择理论。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地点对同一问题做出相同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同样说明了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科学技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华莱斯寄给达尔文的那篇论文，题为《论变种无限偏离其原始模式的倾向》。其实华莱斯在三年之前，即一八五五年，就发表过一篇有关物种问题的论文——《论支配新种引进的法则》。这件事使达尔文大为震惊，正如他在给莱伊尔信中所说的，“我从未看过比这更为明显巧合的事；即使华莱斯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份原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都成了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问题上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但他开始还想单独发表华莱斯的论文，把这一发现的“优先权”让给华莱斯。可是熟知达尔文研究工作的莱伊尔和植物学权威胡克则坚决主张同时发表华莱斯的这篇论文和达尔文的一八四四年原稿摘要以及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教授的一封讨论“物种起源”的信。达尔文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由莱伊尔和胡克联名把这篇“联合论文”送交林纳学会宣读并发表，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并论变种和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存续》。

华莱斯对如此处理也深感满意，以后他写了一部题为《达尔文主义》的论著，以表明首先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是达尔文。直到达尔文去世之后，华莱斯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给牛顿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当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达尔文已经抢先我的前面那么远了。现在我可以诚恳地说，正如多年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高兴如此；因为我并不热爱著作、试验和详细描述，而达尔文在这些方面则是杰出的，缺少这些，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信于世。”

由此可见，在这两位大科学家之间，“文人相轻”这一条不能适用了。把科学当作人类共同财富的人们决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谁先谁后那样庸俗的问题，他们所不倦追求的乃是如何使科学更有效地为人类的福利服务，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胸襟气魄！

二十一年一部书

上述“联合论文”发表之后，在莱伊尔和胡克的极力敦促下，达尔文于一八五八年九月再度开始写作有关“物种起源”的论著，距离一八三八年他对生物进化做出全面结论，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次他改变了以前的写作计划，大力压缩内容，精心挑选材料，用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来说明“物种起源”的问题。经过十三个月零十天的辛勤劳动，这部震撼世界的伟大著作完成了，书的全名为《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简名《物种起源》)。该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问世，第一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于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第二版三千册很快也卖光了，当时这确是一部使英国社会大为震动的书。

第二版是在一八六○年一月印行的；一八六一年第三版；一八六六年第四版；一八六九年第五版；一八七二年一月第六版。第三版以后的各版均有修正，第三版新加入一章《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见解的发展史略》，列于各章之首。在第六版中，又在第六和第七章之间加入《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种种异议》一章，在以前各版中这是第四章的一部分。

《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流传到英国以外，并有各种语言、甚至希伯来文字的译本。法文译本第一版于一八六一年末问世，翻译人为罗叶(C.Royer)女士。达尔文非常重视译文的质量，直接和译者通信，商订译文中的问题。一八六五年四至十二月，他曾亲自校订法文译本第二版，他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呵，我的天！这种校订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八六九年罗叶的法文译本第三次重印，但没有加入原著第四版和第五版的修正部分，这使达尔文很不高兴；跟着雷因瓦尔(Reinwald)答应把原著第五版译成法文，这又使达尔文感到十分满意。此外还有一个巴尔比埃(Ed.Bar－bier)的法文译本。

德文的第一个译本是在勃龙(Bronn)的监译下完成的，于一八六○年出版；但这个译本晦涩难读，而且译者任意删去了他不同意的一些部分，例如“这对于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会提出说明那一段就略而未译”。一八六六年卡鲁斯(J.Victor Carus)忠实地翻译了原著第四版，达尔文在给卡鲁斯的信中写道：“当我知道译文确是忠实的，我感到非常满意。”此后卡鲁斯还陆续把达尔文的其他著作译成了德文。此外，还有一个海克(D.Haek)的德文译本，是Kvner出版社发行的廉价本。

日文译本最多，截止现在一共有七种。即，立花铣三郎译：《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一八九六)；开成馆译：《种之起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の原理)》(一九○五)；大杉荣译：《种の起原》(一九一七)；松平道夫译：《种の起源》(一九二五)；内山贤次译：《种の起原》(一九二七)；小泉丹译：《种の起原》(一九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八杉一的日文译本。

第一个中文译本为马君武的《物种由来第一卷》(原著第一至第五章和“史略”)，一九○四年出版，一九○六年再版。一九○七年马氏游学欧洲，归国后，于一九一八年续译第六至第十五章，并重译前五章，一九一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序言中慨然叹曰：“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此外他还译过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和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这位工学博士当时大译进化论诸书，诚为一有心人也！此后，周建人于解放战争期间重译此书，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解放后，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重新合译，一九五四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转给商务印书馆重印，一九八二年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九五五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蕴贞的译本，其译稿是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完成的。一九七二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陈世骧等的译本，这是在谢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了译文更臻于完善，看来今后还会有新的中文译本出现。

《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就受到了教会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即使在今天，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美国各地的宗教势力还在要求教育当局批准凡是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时讲授圣经的《创世记》，企图以此抵销进化论的影响，宣传上帝的存在。看来这一斗争今后还要继续下去，因此我以为今天在我们学校里讲一点进化论，使学生对自然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它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的学说甚至对社会科学的进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物种调查 第4篇

选取辽宁滨海公路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调查穿越公路和死于公路上的动物种类和数量, 总结不同生境类型下穿越动物的种类特征, 从而为科学保护沿线动物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辽宁滨海公路西起葫芦岛的绥中县, 东至丹东的东港市, 连接沿海的6个直辖市和7个县级市, 全长1 443 km[4]。经初步调查, 公路沿线最主要的景观类型是湿地, 有462 km, 占全线的40.1%;第二大类是耕地, 长306 km, 占全长的26.6%;第三大类是城镇, 包括工矿企业用地, 长度是154 km, 占总长度的13.4%;第四类是草地, 长度是111 km, 占总长度的9.7%;未利用地长62 km, 占总长度的5.4%;林地最小, 是56 km, 占总长度的4.9% (注:除去盘锦湿地绕行路段和大连市内部分未建设路段, 总长度按1 153 km计) 。

滨海公路一般路段采用二级公路标准, 全线地势平坦, 基本为低填方, 两侧明渠排水。除道路路面车辆与排水边沟以外, 大部分段落无其他构筑物影响动物的通行。

1.2 调查方法

为更好地研究海滨公路路域生态特征, 准确调查主要的动物种类, 选择沿线为主要植被类型 (生境类型) 的段落作为样段进行调查。根据植被资料[5]与实地勘察进行综合判断, 人为选取湿地、水田、草地、旱田4种生境, 共8条样段进行调查 (详见图1、表1) 。每条样段长5 km。

分别于2012年3月24~25日、5月26~27日、7月21~22和9月10~11日选择视线良好的白天时段, 沿滨海公路进行了8次调查。采用样线法, 沿着样段 (5 km) 慢速行车 (20~30) km/h, 统计8条样段范围内横穿公路和死于公路的动物种类和数量, 并进行识别和拍照 (或拍照后请专家识别) 。其中, 对于鸟类, 只对步行进入路面的陆禽进行统计。

1.3 数据统计方法

利用相似性指数分析沿线不同生境条件下的物种种类的差异。相似性指数的计算方法为:Is=c/ (a+b+c) ×100%, 式中, a为群落Ⅰ的特有种数目, b为群落Ⅱ的特有种数目, c为2个群落共有种的数目。此外, 计算某生境条件下发现物种种数、穿越频次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比, 从而对不同生境物种的丰富度与频次进行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穿越公路的动物种类与数量

通过8次调查, 从种类上看, 共发现动物23种 (包括亚种) , 隶属14科 (包括亚科) 、18属。其中, 有8种为辽宁省有益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动物种类, 因此保护价值很高;从频次上看, 不同生境类型下穿越动物的种类和次数有显著的不同, 详见表2。

2.2 沿线不同生境物种相似性分析

通过计算相似性指数 (表3) 可以看出, 湿地和水田的相似性指数最大, 为0.615, 其次是湿地和草地、草地和旱田, 相似性指数均达到了0.400以上, 说明滨海公路沿线部分生境之间物种的相似性较大;而旱田与湿地、旱田与水田、草地与水田的相似性指数较低, 后两者均在0.200以下, 说明部分生境之间物种的相似性很低。因此, 对于滨海公路沿线不同的生境类型, 其动物保护措施不能一概而论。

2.3 沿线不同生境物种的丰富度与频次

分别计算四种不同生境类型中穿越动物的种数及频次所占百分比, 如图2所示。

注:*列入《辽宁省有益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野生动物名录》;文中动物命名及拉丁名参照《辽宁动物志》[6, 7]。

从物种的丰富度来看, 草地最高, 为0.319, 而湿地、水田、旱田在0.200~0.250之间。说明当公路沿线生境为草地时, 穿越公路的动物物种相对丰富。通过实地观察发现, 滨海湿地内的物种最为丰富, 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活动, 如鸥形目鸟类、鸻形目鸻科麦鸡属鸟类以及雀形目画眉亚科苇莺属鸟类等, 但这些鸟类非常警觉, 与公路保持较远距离, 未发现步行穿越公路的现象, 故不计入统计。

比较穿越物种的数量与频次, 主要看蛙类。滨海湿地占据绝对的优势 (0.465) , 从沿海到内陆, 湿地、水田、草地、旱田, 生境的水分条件依次递减, 因此穿越公路的蛙类数量逐渐减少。从总体看, 湿地与水田生境的穿越动物种类较少, 而数量较多;草地与旱田生境的穿越动物种类较多, 而数量较少。上述规律为有针对性地进行通道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保护对策

3.1 根据动物类别确定通道形式

针对公路对野生动物迁移产生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取的缓解措施是为野生动物设立专门的通道。常见的通道形式有路上式通道、路下式通道和涵洞式通道三类[8]。辽宁滨海公路在跨越生态敏感区时采用桥梁式, 从而保证下部陆地空间的连通。然而, 根据本次调查, 绝大部分的滨海公路为低填方段落, 穿越公路的动物种类有两栖类、爬行类和小型哺乳类, 因此, 应尽可能多的设置涵洞, 以降低公路对动物自由迁移的影响。

3.2 根据生境类型确定目标物种

辽宁滨海公路绵延1 443 km, 沿途景观类型多样, 物种丰富。根据本文分析可知, 不同的生境路段穿越动物的种类与频次差异较大。通道的设计如果同时考虑所有物种的生活习性和个体大小, 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因此, 要遵从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原则, 根据不同的生境类型确定不同的目标物种, 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 力争在花费最小的前提下实现最有利的保护。

根据本文的分析, 湿地与水田之间的动物物种不仅相似性大, 而且都具有种类较少, 数量较多的特点, 因此, 应将湿地与水田结合考虑, 以两栖类为目标物种, 寻找关键时期动物大规模迁移的习惯性路径, 适当增加涵洞的数量与密度, 保证动物成功穿越公路的数量。而草地与旱田之间的动物物种的相似性也较大, 而且都具有种类较多, 数量较少的特点, 因此, 尚需要对穿越动物的习性进行深入研究, 特别是小型哺乳类和爬行类, 注重不同涵洞之间内部环境的差异, 提高涵洞的利用效率。

摘要：选取辽宁滨海公路8个典型段落代表4种生境类型, 对穿越公路的动物物种进行了8次调查。结果显示:共发现动物23种 (包括亚种) , 隶属14科 (包括亚科) 、18属;湿地和水田段落穿越动物物种的相似性指数最大 (0.615) ;水田与旱田动物物种的相似性最小 (0.167) ;不同生境的路段穿越动物的种类与频次差异较大, 湿地与水田段落的穿越动物种类少而数量多;草地与旱田段落的穿越动物种类多而数量少。为此, 提出在动物通道设计中, 要根据动物类别确定通道形式, 根据生境类型确定目标物种。

关键词：动物物种,穿越,滨海公路,调查,动物通道

参考文献

[1] 肖安.中国最长沿海公路“辽宁滨海大道”正式通车.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 2009; (11) :56Xiao An.China's longest coastal highway Liaoning coastal highway opened to traffic officially.Roa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zation, 2009; (11) :56

[2] 段昌群.生态科学进展 (第5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Duan Chang-qun.Advances in Ecological Sciences (Vol.5)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0

[3] Davide G B.Biodiversity impact assessment of roads and approach based on ecosystem rarity.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3; (23) :343—365

[4] 柏岩瑛.滨海公路的延伸意义.辽宁日报, 2006-3-27 (003) Bai Yan-ying.Significance of Coastal highway’s extension.Liaoning daily, 2006-3-27 (003)

[5] 董厚德, 杨民权, 董世恒, 等.辽宁省1:50万植被图的编制与应用.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Dong Houde, Yang Minquan, Dong Shiheng.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1∶500 000 vegetation map in Liaoning Province.Liaoning:Shenya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季达明.辽宁动物志两栖类爬行类.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Ji Daming.Liaoning fauna:amphibians and Reptiles.Shenyang:Liao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7

[7] 肖增祜.辽宁动物志兽类.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Xiao Zeng-hu.Liaoning fauna:Mammalia.Shenyang:Liao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8

“物种原始”真我谈 第5篇

北京人与甲骨文

北京人与甲骨文，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两件大事。

北京人生活在大约60万年前的华北地区，属于直立人种。这种“人”的踪影180万年前已在非洲出现，在人类演化史上，它们是第一个曾在非洲以外的地区讨生活的“人”。当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的遗骨和遗物，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业：经费与研究成员都由多国共襄盛举。这也是世界古人类学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

甲骨文则是中国史上商代的文字。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中周代有直接史料流传后世，而夏商两代，似乎只有后代人的追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作者太史公司马迁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为夏、商、周各做了一篇《本纪》，追溯三代王室世系，录其兴衰。而我们却无从稽考太史公的根据，以致疑信之间难以决断。

甲骨文本是商王室祭祀占卜的记录，掩埋于河南省安阳县商朝殷墟遗址3000余年，出土于西潮以海雨天风之势侵逼而来之际，为中国史提出了新的见证。这是不是什么征兆，难说得很。不过据说有人因而联想到南宋陈亮的这阕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

龙骨

本来北京人与甲骨文没有什么渊源，可是它们却硬是发生了关系，而且还你依我侬地浓得化不开。这得从中药的“龙骨”说起。中药里有“龙骨”这味药，不知有多久了。到19世纪末才有洋人发现，“龙骨”是各色动物的化石。不过对中国人而言，管它猿人龟甲牛胛骨，丢在药罐里炮制一番，就有治病效力，没有区别的必要。巧的是洋人找到化石的时候，中国人注意到了文字：有些“龙骨”上刻的有字(有些人可能不会觉得稀奇，因为民间流传，写有字的纸烧成灰能治病)。甲骨文就这么问世了。大概谁也想不到：中药铺装“龙骨”的罐子，竟然“科学”与“人文”都装得下，果真是“有容乃大”。

化石的意义

西方人也拿化石当药，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6世纪，李时珍(1518—1593)完成了他的巨著——《本草纲目》(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成)。为了“龙骨”，他的确下过一番“探赜索引、考镜源流”的工夫。他搜遍典籍，证明龙的存在，尽管“龙，神物也”，它也是会死的。李时珍还建议用“龙骨”当药的医生，应当知道龙的性子。

1565年7月28日(明嘉靖四十四年)，李时珍正在为著作《本草纲目》进行研究的时候，瑞士人杰斯纳(1516～1565)完成了《化石研究》，这本书标志着西方古生物学的诞生。这是第一本附有插图的讨论化石的书。附有插图，表示“眼见为信”，也表现了重经验的务实精神。

“化石”这个词，与古生物本来没有什么特定的关联，它原来的意思是“地下挖出来的物事”。地下挖出来的物事种类杂多，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比较特殊的矿物，例如宝石，比较特殊的岩石，例如大理石，都不难辨认；又有一些极类似生物的物事，由于保存完整辨认起来也不成问题。麻烦的倒是那些保存得不完整、保存状态极糟、和现代生物不是极不相似就是疑似之间难以拿捏的玩意儿。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难以归类的“化石”。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不难看出古人所面临的困难。

所以化石研究的第一步，便是“辨章考证”。杰斯纳的《化石研究》比起前人的著作，有两大特色。

第一，这本书附有插图。任何一种研究，在研究者还没形成共识、专业术语尚未发展之前，文字描述所能传达的信息毕竟有限。研究者的文字素养往往也是文字障碍的成因之一。附上了插图，读者容易理解作者所说的究竟是什么，这对凝聚观察与讨论的焦点，有莫大的帮助。

第二，杰斯纳明白地告诉读者：他的研究依赖私人博物馆。他自己固然搜集化石，然而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多金慷慨的收藏玩家才能汇集丰富的研究素材。杰斯纳在书中特别感激他的医生朋友肯曼提供收藏，并且还把肯曼的藏品目录公开。这为传统的自然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启发了现代博物馆的事业。化石研究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博览比较以外，别无捷径。博物馆集中了大量标本，学者徜徉其中，眼界为之开阔，阅历得以陶冶，这样才有机会将这群无法归类的玩意儿理出头绪。杰斯纳的著作一方面褒扬了收藏家，另一方面等于给了玩家一份收藏指南。如此收藏、研究相得益彰，学术进步也就指日可待了。

尽管这样，化石的现代定义——古代生物的遗骸与遗迹，自17世纪以来才逐渐发展出来。认识到化石的生物属性的同时，学者也发现了许多化石生物，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过去的生物与现代的生物形态上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自17世纪以来地质学的发展，确定了地层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地层越古老，包含的生物与现代的差异越大。最后化石反而成为理清地层关系的重要依据。

自然历史

18世纪末，一套自然历史的概念出现了。地层关系变成了地史关系：不同的地层代表不同的地球史时期。不同的地史时期有不同的生物相，表示地球上的生命也有一个发展历史。布丰是传播这套自然历史观的重要学者，但他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却是传统自然志的终结者。

布丰在晚年建构了一套地球形成理论，同时说明地史与生命史。根据他的看法，很久很久以前一颗彗星掠过太阳，扰动了太阳，火热的熔岩物质从太阳掉出来，形成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所以地球的历史便是一团火热的物质逐渐冷却的历史。生命必须适应环境，所以地球冷却的各个阶段，各有各的生物。不是在西伯利亚以及北欧发现了大象的化石吗?大象是热带动物，显然这些地区过去气候炎热。这个发现证明布丰的理论是正确的。

物种原始

不过有一个布丰没有仔细讨论的问题，到此显得越发重要了。这个问题是：生命史的意义是什么?布丰说明了不同的地史时期为什么有不同的生物，但是那些古代生物到哪里去了?新的生物又是怎么出现的?

这些问题，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物种原始”问题。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要解答的，正是这个问题。他的答案，读者想必已耳熟能详：古代的生物，灭绝了；新的生物，是从先前的生物演化出来的。在达尔文之前，灭绝说与演化说都有人支持，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所以到了19世纪中叶，“物种原始”问题正如达尔文所说，是科学界公认的谜中之谜。

中西异同

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放诸四海皆准。

这些讲的都是人文化成之后的世界。

物种调查 第6篇

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连接森林公园、郊野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大量生态景观资源,植被类型丰富多样,是生物多样性良好的栖息地和生境走廊[4]。然而,部分绿道沿线自然环境原始且较为敏感、脆弱,在建设过程中如遭到扰动和破坏,自然恢复周期将较为漫长,且易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影响绿道的生态功能。因此,摸清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类型、分布、发育现状及规律,对正确分析和评价深圳市区域绿道建设对沿线植被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在深圳区域绿道沿线系统采样及群落样地调查,探讨和分析了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分布的主要特征,以期为深圳区域绿道植物的保护与恢复提供基础资料。

1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地处我国广东省南部,地理坐标为E113°37′～114°46′,N22°27′～22°52′。东邻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南与香港新界接壤,背靠东莞、惠州两市。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雨量丰沛,年平均降雨量为1 933.3 mm;日照时间长,长年平均温度为22.4℃,最高日温可达36.6℃,最低日温为1.4℃,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120.5 h[5]。

深圳市区域绿道网主要由3条线路组成(见图1),其中2号线为区域绿道的主要干线,整体呈东西走向,由东莞大岭山森林公园进入深圳市西北侧,途经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森林公园、梅林郊野公园、笔架山公园、银湖森林公园、仙湖植物园、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园山风景区、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锣鼓山郊野公园等主要场所,总长233 km;另一条主要干线5号线全长约49 km,由东莞大屏障森林公园进入深圳,依次连接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黄牛湖水库、鸡公山至银湖森林公园与2号线对接。大运直线则由仙湖植物园连接罗湖林果场、大望文化高地、龙口水库一直到大运自然公园,全长约18 km[6]。

2 研究方法

2.1 野外样地布设与调查

于2011年8月～2012年8月先后分8次对深圳市区域绿道所有线路两侧200 m范围内各种植被类型展开了实地调查(根据《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珠三角区域绿道分为生态型、郊野型、城市型绿道3种类型[6],并分别以200、100和50 m作为控制缓冲区,该文为便于研究,统一选择绿道两侧200 m作为缓冲区进行分析)。以深圳市2010年Quickbird影像为基础,采用定点和随机选取典型样地的方法,选择代表性植物群落进行样地调查,样地基本为顺着绿道由外向里布设,每个样地面积为400～800 m2,共调查了39个样方(见图1)。每个样地均进行统一编号,GPS定位,并对所在地形、样地植物组成、物种多度、树高、群落覆盖度及绿道周边环境状况等一一记录,并拍摄相应景观和植物照片。

2.2 植被类型划分

结合《中国植被》《广东植被》及深圳植被有关研究资料[7,8,9,10],按照植物群落学-生态学原则,对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类型进行了等位划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被分类

以绿道周边Quickbird影像为基础,结合实地踏勘和样方调查数据,参照主要植被分类类型,对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主要植被类型进行解译和划分。将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分为4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型,36个群系及69个群丛(见表1)。

3.2 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主要植被类型及特征与分布

3.2.1 暖性针叶林

深圳市区域绿道暖性针叶林分布面积较小,为马尾松群系,散生分布于2号线的梧桐山至三洲田森林公园及大运直线部分绿道沿线。根据林内伴生种的优势种类群,该群系主要可分为4个群丛(见表1),乔木层常分为两层,第一层以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占优势,第二层以山乌桕(Sapium discolor)、降真香(Acronychia pedunculata)、鸭脚木(Brassaia actinophylla)等为主,林内常稀疏,物种多样性不高。

3.2.2 阔叶林

该植被型是以南亚热带分布为主的常绿阔叶植物为优势种、建群种形成的阔叶林,主要分布于5号线的银湖森林公园、2号线的梅林郊野公园、梧桐山-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及大棚半岛锣鼓山郊野公园绿道沿线等,包括南亚热带低山阔叶林、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矮林和南亚热带常绿灌木林4种植被亚型。

(1)南亚热带低山阔叶林:

该自然植被亚型分布范围较广,代表性群系主要有鸭脚木群系、山乌桕群系、石栎(Lithocarpus glaber)群系、藜蒴(Castanopsis fissa)群系、粘木(Ixonanthes chinensis)群系、岭南山竹子(Garcinia oblongifolia)群系、糙果茶(Camellia furfuracea)群系、水翁(Cleistocalyx operculatus)群系、潺槁(Litsea glutinosa)群系及血桐(Macaranga sampsonii)群系。其中鸭脚木群系在5号线的银湖森林公园、2号线的梅林郊野公园、梧桐山-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及大鹏半岛锣鼓山郊野公园绿道沿线分布广泛,常与假苹婆(Sterculia lanceolata)、黄牛木(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大头茶(Gordonia axillaris)、豺皮樟(Litsea rotundifolia var. oblongifolia)、水团花(Adina pilulifera)等构成群落的优势种、建群种;山乌桕群系主要散生于低海拔地区,常为植被破坏后前期演替植物群落,林内伴生种主要有布渣叶(Microcos paniculata)、毛稔(Melastoma sanguineum)、岭南山竹子、广东箣柊、豺皮樟、梅叶冬青(Ilex asprella)等;石栎群系、粘木群系及糙果茶群系仅在2号线三洲田至马峦山森林公园绿道沿线附近有分布;藜蒴群系主要在5号线银湖森林公园及2号线梧桐山至三洲田森林公园绿道沿线分布,常见伴生种主要有少叶黄杞(Engelhardia roxburghiana)、浙江润楠、亮叶冬青(Ilex viridis)、罗浮柿(Diospyros morrisiana)等;岭南山竹子群系则主要在2号线盐田段部分沟谷地段分布。

(2)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

该类型植被亦为绿道周边主要常绿阔叶林类型,分布于2号线梧桐山-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绿道沿线海拔较高的地方,优势种主要以润楠属、椎属、荷木属、青冈属为代表,常见群系为何木群系、米椎(Castanopsis carlesii)群系、浙江润楠(Machilus chekiangensis)群系。何木群系优势种类主要以山茶科为主,包括荷木(Schima superba)、大头茶等,其它伴生种主要有鸭脚木、罗伞树(Ardisia quinquegona)、鼠刺(Itea chinensis)等;米椎群系主要以壳斗科为优势种类,包括米椎、岭南青冈(Cyclobalanopsis champinonii)、石栎等,乔灌草层种类一般较为丰富;浙江润楠群系则主要以樟科为优势种,包括浙江润楠、短序润楠(Machilus breviflora)、豺皮樟等,乔木层其它优势种还有大头茶、鸭脚木、假苹婆、杨梅(Myrica rubra)等。

(3)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矮林:

该类型植被因生长地风大,所以林木生长矮化、密集,分枝低而常成丛生状态。主要代表类型有鼠刺群系和大头茶群系,分布于2号线梧桐山-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绿道沿线。鼠刺群系主要以鼠刺、降真香、密花树(Myrsine sequinii)、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等为优势种,群落高度一般为3～4 m,林内常密集;大头茶群系以大头茶占绝对优势,由于面向海边,海风较大,林木生长矮化、密集,分枝多且成丛生状态,主干不明显且多弯曲。

(4)南亚热带山地灌木林:

该植被类型主要以豺皮樟、米碎花(Eurya chinensis)、桃金娘(Rhodomyrtus tomentosa)、山苍子(Litsea cubeba)、山黄麻(Trema orientalis)为优势种,常分布于低山丘陵和山地,多为植被破坏后在干旱、阳光充足的生境下形成。代表性群系主要有豺皮樟群系、米碎花群系、山苍子群系等。豺皮樟群系主要分布在2号线大鹏半岛锣鼓山郊野公园,灌木成丛散生,该群系植物种类较为丰富,主要以豺皮樟、银柴(Aporosa dioica)、梅叶冬青、变叶榕(Ficus variolosa)等为优势种;米碎花群系以米碎花、桃金娘、岗松(Baeckea frutescens)等低矮灌木为主,其它常见有野牡丹(Melastoma candidum)、山芝麻(Helicteres angustifolia)等;山苍子+山黄麻群系主要为植被破坏后恢复的前期植被类型,以山苍子、山黄麻占优势,其它还有盐肤木(Rhus chinensis)、土沉香(Aquilaria sinensis)等。

3.2.3 红树林

深圳市区域绿道红树林分布面积很小,仅在2号线龙岗段大棚半岛段七娘山脚下的海岸滩边上,为典型的红树林。群落组成以秋茄(Kandelia candel)、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老鼠簕(Acanthus ilicifolius)占优势,外貌结构及种类组成较为简单。

3.2.4 人工林

深圳市区域绿道周边人工植被占整体植被的大部分,其中以桉树林、相思林、荔枝果园及公园改造林为主。

(1)桉树林:

桉树林是深圳市区域绿道分布面积较大的人工林之一,在深圳各条绿道沿线均有分布,其中以2号线宝安区绿道与东莞交接处、凤凰山森林公园、淘金山驿站至梧桐山驿站、大棚半岛雷公山附近及5号线银湖森林公园等绿道沿线分布最为密集。桉树树种主要以柠檬桉(Eucalyptus citriodora)、大叶桉(Eucalyptus robusta)、尾叶桉(Eucalyptus exserta)为主。该类型群落结构一般较为简单,常分成两层,乔木层为桉树植物,第二层则以铁芒萁为主的阳性草本层或是以次生乔灌木为主的次生林。

(2)相思林:

相思林在深圳市区域绿道分布以5号线分布面积较多,主要分布于5银湖森林公园、茜坑水库及光明与东莞交接处等绿道沿线。2号线在区域绿道沿线特别是自然植被地区沿二线关分布较多,常以台湾相思(Acacia confusa)为主。相思林代表有台湾相思群系、大叶相思(Acacia auriculiformis)和马占相思(Acacia mangium)群系,林内常见伴生种主要有鸭脚木、降真香、黄牛木和豺皮樟等。

(3)荔枝林:

荔枝(Litchi chinensis)林是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分布面积最多的人工林,各区绿道沿线均有较大面积分布,其中以2号线的宝安区、南山区、5号线光明新区茜坑水库至东莞区域绿道沿线分布面积最大。

(4)林分改造林:

林分改造林主要为桉树林和相思林改造后的植物群落,主要分布在凤凰山森林公园、银湖森林公园、茜坑水库周边及大棚半岛的锣鼓山郊野公园等绿道沿线。林分改造林既有单一种植某一植物的纯林,也有混合种植的混交林。根据建植后优势种组成,主要可分为南洋楹(Albizia falcataria)群系、楝叶吴茱萸(Tetradium glabrifolium)群系、白千层(Melaleuca leucadendron)群系、石梓(Gmelina arborea)群系、藜蒴群系、岭南山竹子群系、樟树(Cinnamomum camphora)群系、木油桐(Vernicia fordii)群系、米锥群系等。其他常见林分改造树种还有阴香(Cinnamomum burmannii)、荷木、红花羊蹄甲(Bauhinia blakeana)、铁冬青(Ilex rotunda)、肉桂(Cinnamomum cassia)、铁刀木(Cassia siamea)等。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及分析表明,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景观类型丰富,多样而复杂,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的自然林和人工林交错镶嵌的森林景观。从植被景观的分布格局来看,人工植被所占比例最大,其主要原因与区域绿道的规划和建设路线多途径果园、林分改造突出的森林或郊野公园等有关。人工植被以荔枝林的分布面积最广,其次是分布在森林公园或郊野公园的林分改造林。自然植被包括暖性针叶林、阔叶林及红树林等20种植物群系的46个群丛,其主要分布于2号线的梅林郊野公园、梧桐山-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大棚半岛的锣鼓山郊野公园及5号线的银湖森林公园等绿道沿线。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的分布格局一方面反映了深圳市区域植被总体空间分布特征,即深圳植被在西南部、西部及西北部主要以人工林为主,而以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次生常绿阔叶林为主的自然林主要分布于深圳的东部及东中部地区[11,12];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深圳市随着近3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人为干扰严重,部分植被的自然生境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了深圳市目前植被景观的现状格局。

绿道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线状廊道[13],其建设过程中首先将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包括绿道及施工范围内的植被或行动缓慢的动物被破坏或是直接致死、人为干扰而导致入侵植物的侵入等。在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的野外调查过程中,发现新建的区域绿道沿线,如银湖森林公园、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绿道沿线等,部分植物群落遭到严重破坏,包括一些珍稀濒危植物群落如粘木、金毛狗群落等,并在部分线段绿道周边发现入侵植物严重,对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然而,另一方面,绿道作为具有通道功能的景观要素,也是联系斑块的重要纽带[14],研究证明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绿道可把孤立的生境斑块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提高不同生境的连接性,从而促进斑块间物种的扩散与迁移[2]。绿道沿线植被对于稳定绿道沿线生态系统结构,为提供生物物种栖息生境和廊道具有重要意义。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不同区域植被景观破碎坏程度差异较大,区域绿道作为重要的迁移通道,可把不同区域破碎化程度不同的生境斑块有效的连接在一起,尤其是与较大的自然林斑块相连接,能够减少甚至抵消由于景观破碎化对沿线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总之,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空间分异明显,植被类型丰富多样,不同类型植物群落结构复杂多样。绿道作为一种生态廊道,在建设过程中更应该加强对沿线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

摘要：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深圳市区域绿道建设对沿线植被的影响,通过野外实地调查,结合植物群落学-生态学等方法,对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分布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区域绿道沿线植被景观类型丰富,多样而复杂,可划分为4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型,36个群系及69个群丛;荔枝林和林分改造林等人工植被分布面积较广,自然植被则仅在2号线的梅林郊野公园、梧桐山-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大鹏半岛的锣鼓山郊野公园及5号线的银湖森林公园等地段分布。

华奥物种挑战诉讼 第7篇

华奥物种的主营业务是以基因诱变和转基因等技术为手段,通过物种改进和纯化,开发现代农业所涉及到的动物物种、植物物种和农作物物种等业务。作为中国领先的农业科技解决方案提供商,华奥物种登陆纽交所备受关注。华奥物种当年以16.5美元的发行价进行交易,成功募资2.83亿美元。

然而,华奥物种没有想到日后会遭遇诸多挑战。上市半年后,华奥物种即面临了集体诉讼,对其股价及业绩造成了很大影响。

2008年4月美国律师事务所Schiffrin Barroway Topaz&Kessler,LLP发表声明代表在华奥物种集团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6日首次公开发行(IPO)之后购买该公司证券的所有投资者,向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指控华奥物种未披露及未如实披露公司的信息,认为华奥物种在所有相关时期内的登记声明存在错误和误导。

诉讼声明一经发布,华奥物种的股价立刻每股下挫3.34美元,跌幅逼近38%。2008年4月8日的这一收盘价较该公司仅仅数月前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价累计下跌了11.04美元,跌幅66.9%。此次诉讼后,华奥物种的股价再也没有反弹至发行价的高度。

舌尖上即将消失的物种 第8篇

鳗鱼

鳗鱼寿司、盖饭或盒饭,是大大小小日本餐厅非常普遍的食物,价格虽然不能说便宜,但大家也不会觉得是多珍贵的食物。就在这两三年之内,鳗鱼已面临绝种命运,这是很多老饕没想过的事。

日本鳗鱼专家冢本胜巳说:“世界上的鳗鱼,七成被日本人吃掉。”这两三年来,过度滥捕和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使得全球鳗鱼产量大减,价格水涨船高。科学家预测,如果再不采取任何行动,可能不出5年,鳗鱼就会在地球上绝迹。2013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会议,就建议把全球19种鳗鱼列入濒危物种名单。

鳗鱼是地球上古老的鱼类,已经存活千万年。这是一种同时存活在河川和大海的鱼类。它在海中产卵,一生只产一次卵,产后就死亡。孵化后的仔鳗,随着洋流洄游,接近陆地时会经历变态,成长时期在河川生活,成熟后经历第二次变态,又返回大海中产卵死亡。

我们在日本餐厅或寿司店常吃的鳗鱼是河鳗,多数是渔民在捕获鱼苗后,用淡水养殖的。日本、中国、菲律宾是主要的鳗鱼养殖国家。野生鳗鱼现在几乎捕不到了,就算日本餐厅卖的鳗鱼,99%也是养殖的。

除了河鳗,日本人也喜欢吃捕自浅海泥沙地的一种海鳗星鳗。星鳗主要产地在日本濑户内海靠近宫岛的海域,是一种夜行性动物,需要在半夜捕捉。这几年星鳗的产量锐减,同样面临快绝种的命运。

鲨鱼

人类爱吃鱼翅,为了获取鱼翅,全球每年要杀死超过7 000万条鲨鱼,导致公海三分之一的鲨鱼种群濒临灭绝。近年环保组织高呼戒吃鱼翅拯救鲨鱼,其实不只鲨鱼,生态环境转变,加上现代人太会吃,餐桌上许多常见的海产和陆地生物,已经逐渐减少。

鲸鱼

日本是海洋大国,自古靠海吃海,以鱼类等海产为主要肉类食材,吃的鱼种类很多,吃鱼的方法也很多,像做成刺身、寿司、烧烤、低温煮熟等。近年,日本人常吃的几种鱼开始面临绝种,许多传统美味或将步入历史。鲸鱼料理是日本一种古老的特色食物,日本人在1 000年前就捕鲸,鲸鱼肉曾经是他们的主要蛋白质来源。这几年鲸鱼数量锐减,濒临绝种,日本人照旧捕鲸,受到动物保护人士的大力谴责。

黑鲔

黑鲔也叫蓝鳍金枪鱼,是日本料理寿司、刺身常用的一种高级食材,近年数量也骤降,日本人自然难逃“吃完全球蓝鳍金枪鱼”的罪名。

金枪鱼是海洋中的一种“热血动物”,世界上大部分鱼类都是冷血动物,金枪鱼是少数温血鱼类之一。金枪鱼有许多品种,欧美人较常吃的多为长鳍金枪鱼、鲣鱼,把这些鱼弄碎制成罐头,用来做三明治或沙拉。日本人吃金枪鱼则首选蓝鳍金枪鱼,它在金枪鱼中体形最大,腹部的肉最肥美,价格也最高。

正因为蓝鳍金枪鱼在日本料理中地位“崇高”,价格媲美松露和鱼子酱,渔民争相捕捞,近10年来也敲起灭绝警钟。尤其在地中海地区,渔民围捕成群的未成年蓝鳍金枪鱼,拖到养殖场圈养,直到可以宰杀,地中海的这种鱼因而迅速消失。尽管动物保护组织呼吁停止在地中海捕捉蓝鳍金枪鱼,但只要有人愿意付高价买这种鱼,渔民就会继续捕捉。也许要等到哪一天,蓝鳍金枪鱼真的被捕完了,渔民才会收手。

石斑

如果蓝鳍金枪鱼、鳗鱼是给日本人吃完的,那么石斑鱼濒临绝种,就是给中国人吃完的。

石斑是粤菜中的高级食材,喜庆宴席上的石斑鱼,跟鱼翅地位不相上下,都是最上得了台面的“富贵菜系”。全球有逾160种石斑鱼品种,其中龙趸、东星斑身价最高,其他例如老虎斑、老鼠斑、青斑等,也是中餐厅菜单上常见的。

近年中国对石斑鱼需求量大增,滥捕石斑的情况严重,石斑数目不断下降。三年前,世界自然基金会已经警告龙趸濒临绝种,呼吁禁食这种鱼。2013年香港大学一项研究也指出,现在共有20多种石斑面临灭绝危机,其中红斑、西星斑、老鼠斑更是极危一类。如果继续滥捕没有保育,到时不只没有石斑吃,还会危害珊瑚食物链。

珍稀禽畜

不只许多海产食材濒临绝种,就连许多禽畜、传统作物,也在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物种绝种或濒临绝种,让许多流传久远的传统美食,可能从此步入历史。

1. 成华猪

回锅肉是中国川菜一道传统名菜,既是川菜馆的招牌美食,也是四川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家常菜。做回锅肉,除了姜蒜、青椒、红椒、豆瓣酱等材料,最重要的当然是猪肉。不是什么猪肉都能做出上乘回锅肉,对川菜大师来说,做正宗回锅肉,一定要用四川土猪成华猪。但是,我们现在去四川,再也无福享受到这种正宗美味了,因为现在成华猪的数量比熊猫还少,可想有多珍稀,而且要是不“保种”,绝种是迟早的事。

成华猪一身黑毛,腿短、颈特别粗、背宽,屁股也大。这种土猪生长周期比其他杂种猪长,相对需要养更久,养猪户认为成本比较高,纷纷放弃养这种猪。研究成华猪保育的四川农业大学教授白林曾表示,猪种的保护基数必须在600头以上,种群数量太少,只能近亲交配,基因会变差。但现在成华猪所剩数量已经不到600头,成都市专门建了一个成华猪的保种场,但也仅有1 00头左右,要“保种”恐怕不易。

2. 金华猪

吃川菜非吃回锅肉不可,说到杭州名菜,就不可不提东坡肉。现在很多餐厅都卖东坡肉,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正宗的东坡肉一定要选用浙江猪种金华猪。选用金华猪做成的东坡肉,肉质酥烂、入口即化,而且不油腻,有人说这是吃肉的“最高境界”。你可能没有看过金华猪,但应该听过金华火腿,正宗金华火腿就是用金华猪后腿腌制而成的,是浙江一种特色风味食品。

金华猪又名“金华两头乌”,身体和腿的毛色是白色,但头顶和臀部却是黑皮黑毛。这种猪是“中国四大名猪”之一,因为是黑白花色,也被誉为“熊猫猪”。事实上,金华猪现在就像熊猫般珍稀,价格水涨船高。

3. 北京鸭

除了东坡肉和回锅肉,其实还有许多传统美食,也因为原料品种绝迹,早就名不副实,闻名中外的北京烤鸭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传统的北京烤鸭,原是用产于北京西郊玉泉山一带土鸭制成,但是这种土鸭几乎已经绝迹,现在的北京烤鸭原料都是英国的樱桃谷鸭,并不是真正的“北京鸭”。这是英国人用北京鸭的遗传基因,混种改良培育出来的鸭种,然后引到中国,占领中国市场。

4. 北京油鸡

外来物种面目没有那么狰狞 第9篇

过去的50年中,生态学家对外来物种进行了大量研究,可研究结果却令人感到意外。研究表明,外来物种确实有威胁。但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自然界,而是我们人类。自然界有很大的弹性,它的生态规则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有秩序。

对入侵物种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58年,以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爱尔顿的《动植物入侵生态学》为标志。爱尔顿认为,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似,我们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数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也是如此。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任何物种都必须为有限的生存空间竞争,如夏威夷群岛这样的地方就容易遭受外来物种侵害,因为其生态系统比较简单,物种较少,为新物种的入侵提供了更多更大的空间。此外,由于小环境中物种较少,那里的居民抵制外来物种的能力也较差。爱尔顿写道:“简单环境的生态平衡比复杂环境的生态平衡更容易被打破,在外来物种面前也显得更脆弱。”生物多样性越低,入侵率越高。

爱尔顿是最早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健康联系起来的科学家之一。他指出,生物多样性程度越高,抵御能力越强,越有助于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未受任何侵犯的天然生态系统可以被看作是具有免疫力的系统,而外来物种的入侵则是一种疾病。

外来物种入侵是病的比喻让人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但问题是全世界生物学家50多年的研究竟然未能证明物种入侵是一种生态疾病。

外来物种进入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时,改变环境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如:吃掉本地物种(澳大利亚棕色树蛇在入侵关岛的50年中,当地的13种鸟被它们吃光了9种);传播疾病(在夏威夷,外来鸟的长势异常迅猛,因为它们对一种鸟类疟疾寄生虫也同样是外来的抵抗力比本地鸟要强的多);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改变环境(一种澳大利亚树种就通过改变入侵地的野火频率和强度而改变了那里的环境)。

事实上,入侵物种完全战胜当地物种的事并不常见,如美洲灰松鼠于1876年被引进到英国后很快就成了新环境中的祸害。而在灰松鼠增多的同时,当地的红松鼠却在减少,英国人非常喜欢红松鼠,尽管它也有破坏性,但比灰松鼠要小。

多年来,灰松鼠几乎成了入侵物种战胜当地物种的典型例子。但是,尽管现在英国的红松鼠还剩下不到万只,我们依然不能确切地说,在竞争中灰松鼠取得了胜利,或红松鼠已经甘拜下风。其实在灰松鼠到达之前,英国的红松鼠种群数已经呈阶段性衰减趋势。

入侵生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如果街上出现了一头狮子,人们会感到很惊奇,因为那是稀奇事,也是会给人造成危险的。可人们却对到处蔓延的外来花草和后院出现的古巴树蛙置若罔闻。大多数外来物种都不着痕迹地与新的生态系统融在了一起。

海洋环境似乎对外来物种特别宽容。几百年来,尽管外来的蟹、蛀船虫、海绵、蛤和病菌被船以各种方式带到了世界各地,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例关于外来物种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的记录,不管是通过捕食、还是竞争或疾病。

物种入侵不是一种非输即赢的游戏。并不是入侵者按一比一(或一比二,或更多)的比例替换本地物种。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全赢游戏,即生态系统能接受越来越多的物种。事实上,不论是海洋还是陆地生态系统,最令人吃惊的是,外来物种实际上提高了当地的生物多样化水平,而不是降低了其多样化水平。换一种说法就是,物种入侵不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运动于世界各地的物种能增加地方性物种的多样性,但并不增加地球上物种的总量,而地球物种的总量只有减,没有增。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外来物种出现在新环境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它入侵这个新环境的机会就越大。人类活动越多,环境受到的侵扰就越大,人类所到之处,就是杂草、种子、蛇和老鼠等入侵物种出现的地方。如果条件成熟,任何一种本地物种都可能成为世界上其他环境中的入侵者,并且任何生态系统都可能被别处的物种入侵。对外来物种去处最准确的预测是房地产的开发,某一地区的经济活动越频繁,即被人类使用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在那里发现外来物种。我们人类走到哪里,入侵者就会跟到哪里。

外来物种并非来自火星,它们不是“另类”。他们的行为和我们息息相关,使它们到处传播的正是我们人类。许多观赏性植物、被当作宠物来养的蛇都是我们主动引进的。我们喜欢外来的东西,它们有许多诱人之处,也正是这些诱人之处才使它们接近了我们人类。

有些物种给我们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有些还引起了一些物种的悲剧性灭绝。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大体上说,大多数外来物种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它们已经与当地的环境融为一体,愉快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草坪上,在我们的家中。似乎我们也很乐意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物种灭绝新说（上） 第10篇

从物种面临灭绝危险的角度来看物种保护的每一个问题，就显得这些问题简单而且相互之间通常没有关联性。更糟糕的是，听说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会使人情绪化，觉得情况很严重、问题无法解决，而不是认为这是可解决的问题。就好像整个医疗领域，完全只是被当作延缓人类死亡的手段。医生每次都会这样开头：“你已经必死无疑了。让我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稍事延缓。”

医学解决人的健康问题。物种保护解决生态健康问题。同医学一样，物种保护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良好。现在，人们正在重新修复那些曾经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在减少对其他生态系统的破坏。在解释具体做法之前，我先详细说明一下人们对物种灭绝的关注是多么夸张，以及物种灭绝是如何扭曲人们对物种保护的认识的。

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人类造成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之中，其可怕程度可与6600万年前造成恐龙灭绝的第五次生物大灭绝相提并论。事实并非如此。地球史上的前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中，70%甚至更多的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消亡。这种事情当今不会发生。英国的《自然》杂志近期在一项野生动物数量锐减调查的介绍中指出：“如果目前所有的濒危物种在几个世纪中灭绝，并且以这种速度持续下去，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可能会在几个世纪或几十个世纪后到来。”

在上述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中，时间跨度反映了目前生物灭绝速度的极大不确定性。科学家的估算结果也有很大差异，每10年物种消失的比例从0.01%至1%不等。“目前所有的濒危物种”一词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自保联盟）提出。该联盟编制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自保联盟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人类已识别的150万种动植物以及联盟科学家研究过的76 199种动植物中，约有23 214种濒临灭绝。因此，倘若这些物种在未来几个世纪内灭绝，且在几百年、几千年内，甚至更长时间里始终保持这样的灭绝速度，那么我们可能确实处在由人类造成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早期阶段。

2015年1月的《纽约时报杂志》头版，刊登了一篇有关物种灭绝的文章，便是对物种灭绝错误认识的典型例子。标题虽为《大量研究显示，海洋生物面临物种大灭绝的危险》，作者卡尔·齐默却并没有描述这件事。相反，文章内容相对比较乐观。文中指出，虽然大量海洋生物处境不妙，但与陆地野生动物相比，其灭绝速度要慢很多，人类还来得及反思自己的行为，避免同样的错误出现在海洋中。文章还指出，自公元1500年以来的几个世纪中，陆地上共有514种生物已经灭绝，而海洋中灭绝的生物只有15种。最近50年，没有任何海洋物种灭绝。文章中，卡尔·齐

默引用了《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为《驱除海洋原虫：全球海洋生物群减少》，作者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生态学家道格拉斯·J.麦考利及其同事。文章指出：“人类虽然还未引起全球海洋生物灭绝，但已经严重影响了海洋野生动物，改变了每一片海洋的功能及其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文章解释了没有生物存在的暗礁、海口、海湾在不断增加的原因。伴随着这些暗礁、海口、海湾数量的增加，海洋鱼类总量减少了38%。

物种灭绝这一思路对人类反思海洋生物面临的危险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海洋生物几乎没有灭绝。广阔海洋是统一的水体，海洋生物流动性大，总会找到合适的地方躲避危险，甚至能躲避现代化的大规模捕捞。大西洋鳕鱼曾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鱼类之一。由于几十年来人类的过度捕捞，大西洋鳕鱼产业在1992年彻底崩溃。近日，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组织者之一杰西·奥苏贝尔指出，据估计，今天科德角海域鳕鱼总量约为1815年鳕鱼总量的3%。但由于采取了有效的管理措施，大西洋边缘北海的鳕鱼产业有所好转。没有人希望鳕鱼灭绝，自保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鳕鱼收录在内。

就职于南佛罗里达大学的生物地理学家约翰·布里格斯在2014年11月写给《科学》杂志的一封信中的内容，是我看到的对目前物种灭绝现状最好的总结。他在信中指出：

“多数物种灭绝出现在海岛或是淡水水域，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在陆地或是海洋中。生物保护的最大问题不是物种受到灭绝威胁，而是上千种曾经分布广泛、繁殖力强的生物数量锐减，而且其幸存者目前仍处在危险的境地。”

布里格斯关于物种多在海岛灭绝的观点值得具体研究。与大陆相比，海岛较遥远，生态系统单一，人类对生态、进化的了解大部分源于对海岛的研究。（虽然澳大利亚面积较大，但由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也被看作海岛。）达尔文正是在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太平洋岛屿的考察中得到灵感，撰写了《物种起源》这一旷世巨著。解释说明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是爱德华·威尔逊与罗伯特·麦克阿瑟合著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1967）。

由于海岛处于孤立状态，新物种已经出现在许多海岛上。然而，在这些新物种进化的同时，一些攻击性极强的凶猛物种也在同时进化，新物种还不能抵御这些竞争者和食肉动物，可能受到致命的威胁。受攻击时，它们无处可逃。岛屿保护主义者约什·顿兰估计，全球岛屿占地球表面积的3%，但自公元1600年以来，在所有灭绝的鸟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分别有95%、90%、60%在岛屿上灭绝。虽然数据惊人，但这些生物灭绝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只局限在它们生存的岛屿上，对占地球表面积97%的陆地及海洋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人们听到的物种灭绝的惊人数据主要是关于岛屿物种的，而且那都是些过去的事了。现在，岛屿上大多数极易受到攻击的物种早已尽数灭绝了。

少了这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岛屿的生态系统并没有被破坏。物种变得不同，但一切仍在继续。岛屿上多数具攻击性的物种不太凶猛，丰富了整个岛屿的生物多样性。布朗大学的生态学家多弗·萨科斯（Dov Sax）指出，在新西兰的植物中，外来植物种类与本土植物相当。新西兰有2104种本土植物，2065种外来植物。位于南大西洋的阿森松岛曾是一片贫瘠的岩石，达尔文曾感叹该岛“赤裸裸的丑陋”。过去200年里，人类为阿森松岛带来了植物与动物。现在，这些动植物为阿森松岛构建了一个能充分发挥功能的云雾林。（阿森松岛的故事为环境新闻记者弗莱德·皮尔斯的作品《新荒野：为何入侵物种将是自然的救赎者》提供了新视角。）

人们花了数年时间，动用了火力威猛的步枪、直升机，还借助很多猎犬和领头羊，才将岛上 16 万只山羊全部消灭。

近来我们听到的是人们开始采取新措施来保护海岛上易受攻击的地方物种，使其免受攻击性食肉动物的威胁，从而显著降低未来的物种灭绝速度。新西兰就是有此举动的英雄。威廉·斯托森伯格创作的《鼠岛：食肉动物的天堂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拯救行动》（2001）一书，就是讲了这样一个英雄故事。世界上的每一个海岛都深受外来掠食动物的困扰，这些具有强烈破坏性的外来猎食者被人类引入，例如大大小小的各种鼠类、山羊、野猪、驴子、（关岛）树蛇、（阿留申群岛）狐狸等等。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因一些他们心爱的独特生物易受攻击而陷入绝望，一筹莫展。其中便有一种栖息在地表的鹦鹉——鸮鹦鹉（世界上唯一不会飞的鹦鹉）。这些保护主义者决定采取措施——消灭鸮鹦鹉栖息岛上的所有老鼠。他们成年累月地不断诱捕老鼠并投放灭鼠药。这项工作完成时，岛上一只老鼠都没有了，鸮鹦鹉最终可以安全地在岛上繁衍生息。在其他岛屿上，为了保护当地濒危物种并消灭威胁这些物种的捕食者，人们也采用了类似方法，效果显著。

现在，全球范围内有800多个岛屿已经消除了物种灭绝的最大威胁，更多岛屿正在加入这一行列。其中一些可谓场面壮观。上文提到的岛屿保护主义者约什·顿兰，正主持展开一场灭羊大战，要消灭正在破坏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平塔岛和伊莎贝拉岛的所有山羊。顿兰花了数年时间，动用了火力威猛的步枪、直升机，还借助很多猎犬和领头羊，才将岛上16万只山羊全部消灭。虽然工程艰苦而浩大，但只有山羊被彻底消灭，才能确保这些岛屿安然无虞。2014年12月，《纽约客》的环境观察员、评论员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指出，新西兰人目前正在计划更大规模的行动。一个名为“无捕食者的新西兰”的组织正协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国行动，来消除所有侵入性的老鼠、白鼬、鼬鼠和猫，这样才能使整个新西兰成为几维鸟、沙螽（一种大型昆虫）、鸮鹦鹉、鞍背鸦（鸟类）、大蜥蜴（一种奇异的蜥蜴）及其他本土动物的庇护所。

这对诸多岛屿来说是个好消息。然而，对正在面临气候变化的整个地球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大灭绝事件似乎正在酝酿中。

对那些怀疑全球变暖真实性的人而言，只需随便找位田野生物学家聊聊，就可以打消他的疑问。从事田野研究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对平均温度的微妙变化、生长季节长短、降雨模式等因素很敏感。这些生物体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它们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面临环境变化，动植物有三个选择：继续生长，适应环境，或者死亡。

生物的进化速度与普遍性超乎人们的想象。约翰·汤普森在《从未停止过的进化》（2013）一书中，总结了所有生物体长久以来的活动。2013年，英国约克大学的保育生物学家克里斯·托马斯在接受《新科学家》杂志采访时表示：“人类只是近期才逐渐意识到生物的进化发生了那么多变化。”对于人类应该如何看待气候变化的问题，托马斯说，“看起来好像是（气候变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进化速率”。

广东部分岛屿紫菜物种研究 第11篇

传统的紫菜物种分类主要依据形态学和细胞学特征, 如藻体形态、细胞层数、体长、厚度、边缘细胞、雌雄生殖细胞分布、染色体数目等［5］。随着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逐渐应用于红藻的分类系统学研究中, 特别是质体基因rbc L与核基因nr SSU序列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已广泛用于红藻的亲缘关系和系统学研究［6］。为了解广东沿海紫菜物种自然资源现状及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笔者于2012 年冬季对广东3 个沿岸岛屿进行了紫菜物种资源调查, 对采集样品进行形态、细胞学分类以及基于rbc L和nr SSU基因序列的系统学研究, 以期为紫菜物种的研究及保护保存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集与地点

2012 年12 月在广东平屿岛、外伶仃岛和下川岛部分海区进行紫菜物种采集调查, 详细采集位点见图1。样品采集尽量保持藻体完整, 编号分装作好采集记录。材料阴干后, 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

采集岛屿概况为: 1) 平屿岛 ( 23°20' N, 117°04' E ) , 在南澳县勒门列岛西部, 北距南澳岛7km, 面积0. 03 km2, 目前为无人居住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2) 外伶仃岛 ( 22°06'N, 114°02'E) , 位于珠海市东区, 地处珠江入海口, 面积4. 23km2; 3) 下川岛 ( 21°39'N, 112°36'E) , 地处广东台山市的西南部, 位于珠江口西侧, 海岸线长约346 km。

1. 2 细胞学观察

根据紫菜物种分类描述, 依据藻体形态、颜色、质地等外部特征对同一地点采集的紫菜样品进行初步归类。挑取优势物种中典型性状的藻体进行细胞学观察, 包括藻体长、宽 ( 30 株重复) 、厚度和细胞内腔高的测量; 使用Nikon 90i显微镜观察和记录藻体生殖细胞分布、藻体边缘形态等; 将藻体组织用固定液[V ( 无水乙醇) ∶ V ( 冰醋酸) = 3∶ 1]固定, 用WITTMANN ( 1965) 醋酸苏木精法对细胞分裂中期染色体进行观察与计数。综合观察测定结果进一步作分类鉴定。

1. 3 基于rbc L和nr SSU序列的系统学研究

挑取经形态和细胞学观察分类鉴定的紫菜物种, 用改良的SDS法制备样品DNA。检测各样品DNA的浓度和纯度, 于- 20 ℃ 保存备用。扩增紫菜物种rbc L和nr SSU序列的引物分别参照BROOM等［7］和MLLER等［8］。PCR反应体系和扩增条件经优化后, 产物送至上海生工公司进行双向测序。

利用NCBI上的Blast工具对测序结果进行同源性分析, 确定为紫菜物种的目的基因片段。用DNAMAN进行正反向序列的拼接, 完整的序列在MEGA 5. 1 中计算相应的同源相似度, 并分别用NJ法 ( neighborjoining) 和ME法 ( minimum-evolution) 构建聚类树。软件用自举检验值估计系统树分支节点的置信度, 自举重复数为1 000。构建聚类树用Genbank下载的紫菜rbc L和nr SSU序列作为对照, 物种及序列号分别为坛紫菜 ( AB118585; AB013181) 、皱紫菜 ( GQ427201, 仅有rbc L序列) 、长紫菜 ( HQ687520; HQ687588) 、条斑紫菜 ( P. yezoensis) ( HQ728197; HQ728189) 、甘紫菜 ( P. tenera ) ( HQ687543; HQ687577 ) 和圆紫菜 ( HQ728201; HQ728193) 。所用的外类群为红毛菜 ( Bangia atropurpurea) ( AF169330; AF169341) 或肉色星丝藻 ( Erythrotrichia carnea ) ( AF087118;AJ880417) 。

2 结果

2. 1 物种与细胞学观察

该次调查采集的紫菜样品依据形态及细胞学分类观察, 优势种群中确认到种的分别为平屿岛的坛紫菜、长紫菜、皱紫菜, 外伶仃岛和下川岛的皱紫菜、多枝紫菜, 这些优势种紫菜的形态和细胞学观察描述为:

坛紫菜。平屿岛坛紫菜叶片多为披针形 ( 图2- a - 1 ) , 呈暗绿紫色, 采集月份藻体长7. 5 ~17. 5 cm, 宽1. 1 ~ 3. 6 cm。叶片基部边缘由1 ~ 3个细胞组成的锯齿状突起 ( 图2 - a - 2) 。藻体单层细胞, 厚度为50. 28 ~ 68. 07 μm, 细胞内腔高17. 21 ~ 36. 34 μm ( 图2 - a - 3 ) 。藻体雌雄异体, 雌雄生殖细胞均分布在藻体稍部至中上部边缘。随机测定藻体性比, 雄株∶ 雌株∶ 未定性 ( 无明显雌雄生殖细胞) = 58∶ 56∶ 41, 雌雄比例接近1∶ 1, 该次采集测定的样品中未见雌雄同体的藻体。藻体营养细胞的染色体为n = 5 ( 图2 - a - 4) 。

长紫菜。平屿岛长紫菜呈长叶形或披针形 ( 图2 - b - 1 ) , 淡黄褐色或淡紫红色, 藻体长7. 1 ~21. 7 cm, 宽0. 6 ~ 1. 6 cm。叶片边缘具1 ~ 3 个细胞组成的锯齿, 近基部的锯齿较紧密 ( 图2 - b - 2) 藻体单层细胞, 厚度约为40. 61 ~ 57. 87 μm, 细胞内腔高16. 33 ~ 34. 08 μm ( 图2 - b - 3) 。雌雄异体, 精子囊器和果孢子囊分布于藻体边缘至藻体中上部。随机测定藻体性比, 雄株∶ 雌株∶ 未定性= 98∶ 84∶ 84, 雌雄株比例为1 ∶ 1. 17, 该次采集季节长紫菜雄株略多于雌株。藻体营养细胞的染色体为n= 5 ( 图2 - b - 4) 。

皱紫菜。平屿岛采集的皱紫菜藻体圆形或肾脏形, 呈典型的花簇状 ( 图2 - c -1) , 藻体长2. 4 ~6. 2cm, 宽1. 9 ~ 5. 7 cm。叶片基部边缘有稀疏的锯齿, 多为1 个细胞的小锯齿 ( 图2 - c -2) 。藻体单层细胞, 厚度为49. 54 ~ 61. 26 μm, 细胞内腔高16. 35 ~ 35. 28μm ( 图2 - c -3) 。藻体雌雄同体, 果孢子囊与精子囊器呈区域性分布在藻体边缘。藻体营养细胞的染色体为n =5 ( 图2 - c -4) 。外伶仃岛、下川岛采集的皱紫菜外形与平屿岛皱紫菜相似 ( 图2 - d -1、2 - e -1) , 但藻体稍小。叶片边缘同样有锯齿细胞 ( 图2 - d -2、图2 - e - 2) 。藻体厚度较平屿岛皱紫菜薄, 分别为35. 16 ~ 49. 56 μm、39. 12 ~ 53. 25 μm, 细胞内腔高14. 64 ~ 24. 28 μm、18. 56 ~ 31. 23 μm ( 图2 - d - 3、图2 - e - 3) 。藻体雌雄同体, 藻体营养细胞的染色体为n = 5 ( 图2 - d - 4、图2 - e - 4) 。

多枝紫菜。外伶仃岛多枝紫菜呈掌状, 并分出2 片以上的分枝或小叶片, 有的小叶片还可作二回分枝 ( 图2 - f - 1) , 藻体长3. 1 ~ 6. 8 cm, 宽1. 3 ~5. 4 cm。叶片边缘具1 ~ 3 个细胞组成的锯齿状突起, 近基部的突起小而紧密 ( 图2 - f - 2) 。藻体厚度为32. 09 ~ 43. 77 μm, 细胞内腔高12. 95 ~ 25. 58μm ( 图2 - f - 3) 。藻体雌雄同体, 精子囊一般分布于藻体的边缘, 果孢子囊分布于分枝的内侧, 呈区域分布。藻体营养细胞的染色体n = 5 ( 图2 - f -4) 。下川岛多枝紫菜形态与外伶仃岛多枝紫菜相似 ( 图2 - g - 1) , 藻体长2. 3 ~ 4. 6 cm, 宽0. 7 ~2. 7 cm。叶片基部边缘有锯齿状突起 ( 图2 - g -2) 。藻体单层细胞, 叶片厚度为30. 47 ~ 39. 96μm, 细胞内腔高11. 99 ~ 20. 81 μm ( 图2 - g - 3) 。生殖细胞分布性状、染色体数目与外伶仃岛多枝紫菜相同 ( 图2 - g - 4) 。

2. 2 基于rbc L和nr SSU序列的系统学研究

通过PCR扩增7 个紫菜的rbc L和nr SSU序列, 分别获得了1 500 bp和1 800 bp左右特异性专一的目的产物。测序结果经Blast比对, 确定为紫菜的rbc L和nr SSU序列。

根据MAGE 5. 1 计算7 个紫菜样品之间的同源性系数, 结果显示 ( 表1) , 在紫菜的rbc L序列中, 7个紫菜的同源相似度为89. 4% ~ 99. 6% 。其中平屿岛皱紫菜、坛紫菜与长紫菜之间的同源性较高 ( 96. 2% ~ 99. 4% ) ; 外伶仃岛与下川岛的皱紫菜、多枝紫菜4 个样品之间的同源性系数为98. 7% ~99. 6% ; 平屿岛3 种紫菜与外伶仃岛、下川岛2 种紫菜同源相似度较低 ( 89. 4% ~ 90. 9% ) 。在紫菜nr SSU序列中平屿岛皱紫菜、坛紫菜和长紫菜三者之间的同源系数差异最小 ( 97. 9% ~ 99. 2% ) ; 外伶仃岛、下川岛的皱紫菜、多枝紫菜之间的同源相似度为97. 1% ~98. 7% ; 平屿岛3 种紫菜与外伶仃岛、下川岛2 种紫菜的同源系数稍低 ( 93. 8% ~95. 2% ) 。

图2 7个紫菜的形态与细胞学观察a.平屿岛坛紫菜;b.平屿岛长紫菜;c.平屿岛皱紫菜;d.外伶仃岛皱紫菜;e.下川岛皱紫菜;f.外伶仃岛多枝紫菜;g.下川岛多枝紫菜;1.形态;2.藻体边缘;3.横切;4.营养细胞染色体Fig.2 Morphology and cytological observations of seven Porphyra species a.P.t-pyd (P.haitanensis from Pingyu Island) ;b.P.d-pyd (P.dentata from Pingyu Island) ;c.P.c-pyd (P.crispata from Pingyu Island) ;d.P.c-wldd (P.crispata from Waidingling Island) ;e.P.c-xcd (P.crispata from Xiachuan Island) ;f.P.r-wldd (P.ramosisima from Waidingling Island) ;g.P.r-xcd (P.ramosissima from Xiachuan Island) ;1.morphology;2.margin;3.cross-section;4.chromosome of thallus cells

%

图3 7个紫菜rbcL序列构建的简单聚类树分支上的数值分别代表NJ法和ME法的置信度值Fig.3 Phylogram of seven Porphyra species calculated from rbcL data Numbers above internal branches indicate bootstrap values by NJ and ME methods.

根据7 个紫菜样品rbc L序列构建的聚类树 ( 图3) , 可分为2 大分支。一支为下川岛、外伶仃岛的皱紫菜和多枝紫菜, 4 个紫菜以100% 的置信度聚类在一起, 其中外伶仃岛、下川岛的多枝紫菜聚类在一支; 另一个分支为平屿岛的坛紫菜、皱紫菜和长紫菜, 其中, 坛紫菜和皱紫菜聚类在一起 ( 100% ) , 长紫菜以99% 的置信度作为其姐妹分支。在紫菜nr SSU序列构建的聚类树中 ( 图4) , 7个紫菜分为3 个分支。第一个分支与rbc L序列建立的聚类树相似; 第二分支里平屿岛的坛紫菜和皱紫菜以97% 、96% 的置信度聚类在一起; 长紫菜则位于7 个紫菜的基部 ( 100% ) 。

在与Genbank下载的紫菜rbc L和nr SSU序列构建的聚类树中 ( 图5) , 可分3 个分支。第一分支下川岛和外伶仃岛的皱紫菜、多枝紫菜聚类在一起 ( 100% ) , 与条斑紫菜、甘紫菜形成姐妹分支; 第二分支中2 个长紫菜以98% 的置信度聚类在一起, 坛紫菜、皱紫菜再以98% 置信度作为姐妹分支;圆紫菜则独立的分为第三分支, 位于进化树的基部。

3 讨论

3. 1 物种性质与分布

通过对采集藻体的形态及细胞学观察分类显示, 广东省冬季 ( 12 月) 这3 个沿岸岛屿有4 个紫菜优势种, 即坛紫菜、长紫菜、皱紫菜和多枝紫菜。细胞学观察显示, 4 个物种的染色体均为n =5。坛紫菜的染色体观察与TSENG和SUN［9］、ZHOU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 长紫菜、皱紫菜染色体数与陈伟洲等［11］报道结果相同, 而多枝紫菜的染色体数目为首次提出。在紫菜属分类中, 曾呈奎和张德瑞［12］将藻体营养细胞单层且具一个色素体的真紫菜亚属根据藻体边缘有无刺状突起, 又分为全缘紫菜组 ( section edentata) 、刺缘紫菜组 ( section dentata) 和边缘紫菜组 ( section marginata) 。张德瑞和郑宝福［13］在研究中国紫菜及地理分布时指出, 刺缘紫菜组的种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 特别是暖温带或亚热带地区。该次采集的坛紫菜、皱紫菜、长紫菜和多枝紫菜为真紫菜亚属, 且藻体边缘均具有刺缘, 从而证实了广东沿海分布的紫菜物种性质是属暖温性的刺缘组紫菜, 染色体均为n= 5。

从调查采集区域、现场和样品的观察分析来看, 这3 个岛屿地理分布的纬度相差不大 ( 23°20'N, 117°04'E至21°39'N, 112°36'E) , 但紫菜物种分布略有差异。这一季节平屿岛优势种为坛紫菜、长紫菜, 习见种为皱紫菜。长紫菜分布在潮间带的高潮位, 坛紫菜潮位居中, 皱紫菜分布的潮位最低; 外伶仃岛和下川岛地理距离相对较近, 优势种均为皱紫菜和多枝紫菜。在潮间带分布上, 这2 种紫菜分布大体相同, 位于中、低潮位。平屿岛为无人居住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调查结果也显示该岛紫菜物种的数量及分布丰度远优于外伶仃岛和下川岛, 这一情况应该引起重视, 采取必要的措施及时保护保存中国的紫菜物种自然资源。

3. 2 紫菜rbc L与nr SSU序列的系统学研究

了解紫菜的分类学地位, 确立其在分子系统学中与其他藻类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地位是深入研究紫菜及开展保护保存紫菜物种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工作。目前NCBI中关于皱紫菜的研究只有杨立恩等［14］报道过rbc L序列, 多枝紫菜的分子序列尚未见报道。文章首次扩增了皱紫菜的nr SSU序列、多枝紫菜的rbc L和nr SSU序列, 为紫菜物种的系统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