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范文

晚清上海范文（精选5篇）

晚清上海 第1篇

关键词：《飞影阁画报》,上海女性,吴友如

19 世纪末的晚清时代, 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非常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响, 几千年闭关的国门被迫打开, 每天都有各种新闻事件出现于中华大地。在这充满急迫感的年代里, 中华国民渴望有一种图文并茂的新闻画报让他们与世界迅速对接, 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出现图文传媒的社会语境。采用“选择新闻中可嘉可惊之事, 绘制成图, 并附事略”的模式, 将新闻事件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层面。《点石斋画报》是这个时期的最典型的、影响最大的新闻画报, 因为这种图文新闻内容贴近当下生活, 展现晚清各阶层人群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变迁, 及时地报道各种民俗奇闻。形式上文图并存, 趣味性十足, 又可以满足各种年龄、各种文化层次的人的阅读需要, 再加上附着于申报的发行渠道, 故很快风靡上海, 成为一种时尚[1]262。

1876 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开设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平板石印机构, 可用照相版技术翻印中国古籍, 对图文类书籍的出版给予技术上的支持;西洋绘画技法的传入, 使国画家们把西洋画法中的透视、解剖、注重形象写实等技法融合到自己的中国绘画技巧中去, 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海派”人物画风, 也给图文传媒带来绘画技巧上的支持。于是参与《点石斋画报》绘画者吴友如、张志瀛、周权香、顾月洲、马子明等20 余人, 参照外国报纸中的照片, 采用透视技巧, 再加上作者本人对西洋各种事件的想象力, 绘出了上海人所说的“西洋镜”画面, 有力地推动了西洋画技的透视技巧在中国的流行, 拉伸了图文传媒时代的纵深感。

海派画家吴友如, 是中国第一位用写实手法从事新闻采访的新闻画家, 吴友如独创了“专绘画报, 写风俗记事画, 妙有精美”的新绘画形式, 其绘画内容有市井风俗与国际时事, 也反映西方科技新事物。中青年时代的吴友如有机会出入于朝廷、海关内外, 目睹许许多多的奇人怪事, 闻听许许多多的街巷传言。吴友如最先接触由洋人引进的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 其画技线条流畅简洁, 构图繁密, 在传统的基础上参以西画的焦点透视法, 善于处理远近空间关系。他的中西融合的画法与时事新闻的选材, 把传统民间艺术与西洋的石印技术结合在一起, 体现了新闻性、通俗性和绘画技术上的创新意识。

光绪十六年 (1890) 吴友如独资创办《飞影阁画报》, 形式与《点石斋画报》类似, 也是每月出三刊, 连史纸石印。所不同之处是《点石斋画报》装订成册, 《飞影阁画报》为蝴蝶装, 《飞影阁画报》在内容则偏于闾巷传闻和女性生活, 除了新闻内容之外还有“画粹”三页, 如“百兽图”“、闺艳汇编”“、新妆仕女”等, 使得《飞影阁画报》成为研究旧上海风俗民情的重要资料。在这《飞影阁画报》中, 吴友如将目光投向晚清上海都市中的女性, 为她们开辟了一个“沪装仕女”的专门栏目来记录其日新月异的生活, 这也是后来吴友如画集“海上百艳图”的重要内容。本文正是站在图文传媒的角度上, 来分析《飞影阁画报》中所包含的旧上海女子的生活信息[2]121。

一、晚清上海女子的服饰妆容与习俗

上海租界出现于1843 年11 月8 日, 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 于11 月17 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自此长达百年的上海租界过程中, 形成了上海宝善街一带的畸形繁华, 也形成了四马路的公共娱乐中心的地位。在这里, 西方文明更多地浸润着上海人的生活, 引起了上海女子生活的巨大变迁。《飞影阁画报》的“沪装仕女”一栏, 就是以图画新闻的方式记录上海女子的生活细节, 而且偏重于上海女子服饰方面的记录。从该栏目所刊登的内容来看, 沪上女子的生活空间虽然已快速地跨入到西方文明中去, 但其服装仍保留着清代的特征:画面中的青年女子头发整齐, 身穿长过膝盖的上衣, 宽大的裤角盖住了小小的三寸金莲。晚清女子的着装非常保守, 不论青年或老者都是很严谨的装束, 不露半点肌肤。从“灿灿衣服”一图中可以得知, 当时也有时尚的上海女子在穿着西服洋装, 但也是选择最严谨的、不露半点肌肤的长裙。晚清上海女性仍然是普遍的小脚, 即便是年纪很小的女孩子, 都有了尖尖的小脚。“驰誉红菱”是一图专门表现女子夸示小脚的, 画面中的一个女孩子正拿着一位贵妇人脱下极小的小鞋正观赏, 说明贵妇的脚有多么小, 多么值得人羡慕, 这也许是对女孩子进行妇容教育的一种内容。这说明晚清女子仍严格遵守着清代裹足的习俗, 以尖尖小小的金莲为美[3]30。

从《飞影阁画报》中可以看到晚清上海女子的各种生活内容, 比如“鬓发如云”表现是旧上海女子早起梳妆的情形, 前来给她们梳头的显然是一位梳头娘, 桌子上摆放的刨花水、菱花镜和梳篦是当时很常见的梳头工具, 上海女子靠着这些东西和梳头娘的巧手梳出溜光水滑的云鬓。而“名花倾国”所表现的是清晨卖花的老媪, 因为富家女子要早起买鲜花插头, 所以卖花老媪等候在后门卖花给她们;在“落梅流韵”“、征歌选武”“、韵叶薰风”“、吹气如兰”“、宋宫遗韵”、“裁云剪雾”等多幅画中, 女性的身边都出现了水烟具, 这说明抽水烟似乎是晚清上海女子的一种时尚。

二、晚清上海女子知识状况及家庭教育职责

随着鸦片战争之后女学的兴办, 中国城市女子教育程度正在大幅度地提升。上海处于开埠的最前沿, 上海女子泽被雨露, 受教育的机会最多, 教育程度也最高。在“添香红袖”的画幅中, 画面上的三个青年女子在一个陈设华丽的书房里, 一位显然是女主人的女子正坐在一个毛皮椅子上, 指点着另两个女子整理书橱。女主人身着饰有华丽的皮毛、绣有盘锦图案的长袍, 下着宽裤角的长裤子, 隐隐露出莲角般的小脚。从她手捧书卷和书房里有着许多藏书的情形可以得知, 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女子, 同时也可以知道, 清代的女子教育已比较普遍, 女子已掌握了较高的文学水平与各种相关知识[3]9。又如在“意在笔先”一图里, 画面上的青年女子正在伏案作画, 从内容上来看是在作一幅四幅屏画。而旁边的另一个女子早已准备好一个扇面让其作画, 从而可以得知这位女子是一个经常给人作画的女画家;而“手和心细”一画中所表现的是女性吹笛击筑的场面, 几位女子聚集在一起讨论乐器, 并以音乐为消遣, 这也是当时上海女性的生活时尚[3]26。最特殊的一幅图画“有条不紊”, 表现的是一位女子正在拨打算盘算账, 从旁边两位提篮购物的女子来看, 算账女性当是一位店铺里的女先生, 从而可见当时的私家店铺里已有女子在执掌柜台, 其身份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商店里的财务总监了[3]84。

在家中相夫教子一直是旧式女性的生活方式, 在旧中国多子多福的家庭理念中, 儿女绕膝也是女性的一种幸福, 所以《飞影阁画报》里有多幅图画表现这种女性在家中教育幼儿的场面。如“龙华进香”一图中表现的是两个家庭的女性正带着自己的儿女去庙宇里进香的样子, 女性进香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家庭祈福, 也是为了给儿女祈福。带着幼小的儿女去逛庙, 就成了旧式女性带领儿女学习社会、学习生活习俗的一种主要手段[3]25。又如“欧孟仪型”一图, 表现的是两位母亲带着几个幼子在学习写字的情景, 从画面上看来这些年轻的母亲都有多个子女, 而教育子女、为子女发蒙的职责当然地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所以上海富家女子就在自家的书房里开设写字的案台, 手把手教育幼子读书习字[3]36。

三、晚清上海女子的社交生活及物质水准

晚清时期虽然封建制度的余威还在, 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 上海已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上已有了女学和各种场合的女工, 政坛上也出现了女子的身影, 故而带起了女子走出家门, 走入社会的风潮。所以在《飞影阁画报》里表现的女性社会交际生活是丰富而开放的。女性可以公开地出现在茶楼、戏楼、店铺、街面这种公共场合, 而且可以与男性眉目传情。如“明眸皓腕”一图中, 表现的是女性出现在弹子房的情景, 画面上四位装饰华丽的女子正在一间弹子房子娱乐消遣, 从她们熟练的打弹子动作来看, 打弹子显然已是上海女性所熟悉的一种生活方式[3]20。如“有女同车”表现的是两位女子乘坐敞篷的马车在街道上飞驰, 车夫拉着两位美貌女性穿街而过, 满面春风, 得意洋洋。而车上乘坐的女子表情从容淡定, 说明当时女性乘车出游是一件正常的事, 从而可以看出上海风气之开放[3]39。

从物质生活水平来看, 旧上海的女子虽然还穿着清式的服装, 梳着清代的发髻, 裹着尖尖的小脚, 但她们的家里已经有了西洋包车、缝纫机、留声机、望远镜、西洋火炉、西洋闹钟等生活用品, 街面上也有了西式水门汀、西洋路灯、西洋教学等设施, 这说明当时的西洋物质文明对上海的浸润程度, 这些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便利也使得旧上海女性眼界更加开阔, 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

正是在对当下时事和民风的关注中, 《飞影阁画报》的创办者用真实的画幅记录了晚清旧上海的生活场景, 特别是记录了生活在家庭这个隐蔽角落里的女性生活变迁, 让后世看到了在鸦片战争的冲击过后, 中国女性走进社会的步伐, 以及她们曾经有过的美好与美丽。

参考文献

[1]薛永年.清代绘画史[M].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2]姚霏.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从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看都市文化 第2篇

小报折射出一个中下市民的上海

都市大半是移民组成的，也是水晶般的文化多面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看，像新感觉派书写的流线型饭店、商厦、舞厅、跑狗场，再到张爱玲的颓落富贵家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下往上看，如上海小报。要说表现旧日上海中下市民的平常生活，哪里也不会比小报更多、更具象、更真切了。

衣食住行，是小报扑面而来的内容。我们看小报讨论流行服饰最起劲，不过很少谈宴会的女性晚礼服或天价首饰，反是不厌其烦述说男士应穿马褂还是西装，女装应不应该袒露等等。态度是纯市民式的，先是嘲讽、保守，甚至有《打倒西装》、《禁止烫发》这类题目出现，不久，就顺应潮流了。1934年小报《金刚钻》有篇文章说：“衣不贵精而贵清洁，不贵贵而贵与貌相宜。”这是典型的中下市民“服装观”。我看现在上海的主流市民，实行的还是这个。吃也一样，菜市场的纷扰呀，吃点心如何又好又便宜呀，什么《上海小吃摊速写》、《平民化的早点心》、《说大饼》，是小报经久的主题。住房方面，小报哪像如今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高尚住宅的广告，1930年《笑报》登的是《谈谈我的弄堂状况》，1932年《晶报》刊载的是《一楼一底十一家》。至于出行，小报不讨论自备轿车的牌子如何高档，满眼都是怎样坐电车，黄包车要不要取缔的问题。这就是小报的“上海叙事”，是活的都市生活史、风俗史。比较庸俗的，是“教导”你都市的衣食住行的种种“门槛”，让你精明，不吃亏(但不是坑蒙拐骗指南)；健朗的是在都市日常生活与摩登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让你稳重地、开放地对待现代都市全新的物质潮流。所以小报总是将“时髦”不知不觉地部分纳入“日常”。

中下市民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交流，便体现在都市“流言”上。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部分解读了“流言”的寓意，张爱玲把自己唯一的散文集命名为“流言”，我想这两位作家都找到了“流言”对于都市的存在意义。流言不同于谣言，不仅包括邻里问的闲言碎语，更是市民生活的常态。住在弄堂里的芸芸众生，通过制造和传播流言来表达他们的精神期望。都市里的名人处在接受流言的交叉点上，围绕名人的是是非非演绎成都市的叙事。这种叙事与小报的休闲游戏特征和私人化、边缘化的言说方式正相吻合。小报所指称的“名人”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无论是电影明星、艺术家、政治家、作家，还是算命先生、假道人、妓女、主仆恋爱的主角、怒杀奸夫的女“英雄”，只要能够一鸣惊人，均可进入小报的名人谱系。蒋宋联姻细节、张学良风流韵事、鲁迅葬礼、丁玲失踪、穆时英向舞女求婚等，成为小报上浓墨重彩的流言故事。流言一旦有了终结，便成为传奇。传奇沉淀为历史，历史演化为都市的寓言，反反复复。至此，由弄堂后门出发，流言变成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小报能自下而上地看待上海?其中之一，取决于小报文人的趣味、生活方式和办报动机。小报文人群体的成分较为复杂，但并非穷极无聊的乌合之众。除了少数专职小报文人外，包括谴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海派作家，大报大刊编辑，寓居海上的洋场名士，实业家和医生等等。其中，不乏世家子弟、名人之后。比如较极端的，有做过浙江实业银行经理、大光明等三家影院董事长的胡治藩，是位商界精英，古文、英文俱佳，他就办过《司的克报》，还为小报写过小说《黄熟梅子》和《十里莺花梦》，是位名副其实的小报文人。像胡治藩这样拥有优越社会地位的小报文人当然不是多数，但至少提示我们：这样的人虽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出于个人的爱好，趣味偏于“旧报人”，把文章当作娱乐休闲和抒发胸臆的自留地，抱着“玩”的主旨来从事写作。平时生活方式喜好赋诗、填词、收藏、写小说、做票友、逛游戏场所，就可能成为小报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是偏于大众的，而非精英型的。大众文化趋同于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流动于都市的中下层社会空间。因此，小报想象的上海，成了一个既符合中下市民口味，又体现小报文人理念的上海。

小报的读者更是与中下市民阶层联系着的。小报雅俗共赏，作者、编者中后来也有了左翼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们有意打人下层，茅盾、曹聚仁都曾客串主持过小报的副刊。穆时英、张爱玲后期都在小报上发表作品。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也常读小报，就像现在的数学家可能闲暇时读读侦探，读读金庸。但小报读者的主体是中下市民，如职员、店员、工人、小贩、游民。张爱玲提到在上海读小报的人，除了她那无所事事的父亲，一是公寓里开电梯的(《公寓生活记趣》)，一是“牛肉庄”里红润肥胖的伙计(《童言无忌》)，他们对小报文化品格的影响是最大的。

都市文化品位在小报逐渐下移

小报的都市文化品格，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不仅跟小报文人群体成分的演变和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编者、作者长时间与读者碰撞的结果。我想以晚清小报“开花榜”的变迁历史为个案，来分析一下小报是怎样雅俗易位、斯文渐亡的。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编办的《游戏报》开了中国文艺类小报的先河，而在小报上选举“花榜状元”又是《游戏报》的“创举”。当初李伯元设计此活动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迎合市民的愿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还在于旧文人喜好风雅的情趣。李伯元确定的“花榜状元”的“条例”，与其他后继的小报不同，他承续了明清名士以“韵”为主的品评青楼女子的规则，不仅注重女性的容色，而且深入到情性、气质等方面。明清名士认为：青楼美人应该“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非独捧砚拂笺，足以助致。即一颦一笑，皆可

以开畅元想。彼临去秋波那一转，正今时举业之宗门。能参透者，文无头巾气，诗无学究气，禅亦无香火气”。(见收入《香艳丛书》一集卷二的《悦容编·借资》)这里把不可言传的神韵之美，看作是女性美的极致，也是诗文的最高境界。欣赏女性美与感受文学艺术之美，是一回事，与市侩式的狎妓心理有着天壤之别。张春帆(漱六山房)曾借了小说人物总结说：

南亭亭长的选拔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他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他的品行。直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他置诸榜首，独冠群芳，所以那个时候的花榜状元，倒着着实实的有些声价。(《九尾龟》第183回)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第一次高中“花榜状元”的小林绛雪和“艺榜状元”的小林宝珠，都是色艺俱佳的名姝，非一般烟花女子可比。

《游戏报》的“开花榜”，不仅使当选的妓女身价十倍，报纸销量也创下了“当时上海新闻界还没有哪家报纸达到过的发行数字”。(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可惜，赢得读者如此青睐的原因并不如首创者那么一厢情愿，偏偏是市民们对花间生活的探幽欲望在作怪。市民读者误读了编者、作者的真实意图，不仅没有收到高雅的效果，反而迅速滑向恶俗。继《游戏报》之后，《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都紧锣密鼓举办“花榜状元”活动。民国之后，将“状元”改为“花国大总统”，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第一次举行花国大总统的选举。小报编者看到市民对此趋之若鹜，便乐此不疲地一次次举办。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1920年代中期，大约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与首创者意愿不同的是，这些步《游戏报》后尘的“花选”早已变异为在利益驱动下的商业操作，堕落为小报编者的牟利手段和妓女进身的台阶。小报得到妓女的贿金后，拼命有目的地宣传。为提高销量，把选票印在报纸上，投票者必须把选票从报纸裁下，填上妓女的名字送到报馆去，到期开票，才能以得票最多者为状元或总统。谁要捧红自己喜欢的妓女，就多买报纸。于是，小报的发行量大增，不少濒临末路的小报报馆就依靠“开花榜”来挽救倒闭的命运。在后期花选活动中，小报编者和作者在介绍参选妓女的“业绩”时，虽然还打着强调色艺俱全的幌子，但色情的成分大大增加，使报纸的品位越来越低下。

考察“花选”活动从兴盛走向衰微的过程，可以看到小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起初，首创者的主旨虽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发生了错位，但是，歪打正着却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于是编者收到了意外的经济效益，在利益诱惑下，编者和作者彻底放弃了仅存一点儿的士大夫的“雅兴”，坠入世俗氛围之中。当世俗变为恶俗，势必又引起读者的厌弃。失去读者自然就失去了报纸存在的基础，最终在一片鄙夷声中落下帷幕。“花选”是一个个案，彰显了小报的美学趣味由“雅”而“俗”、由“尚情”而“趋利”的变化过程。小报在经历这个过程时，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最初自作多情的风雅倡导者渐渐转换为世俗的认同者，从城市风习的观赏者演变为城市世俗的制造者。由小报而及其他，所有报刊的文化品格都受制于读者，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着读者的阅读兴味，然后共同营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小报文学成为市民日常的消费读物

现代报刊具有文学生成和传播的重要机制，小报也不例外。作品见于报端，供市民日日消费，随读随散，其中只有极少部分另行出版，绝大多数就这么遗留在已逝的报刊中了。而那些大量散佚的作品，恰好是今天我们顾及不到的大面积的通俗文学实存。比如，1940年代的市民作家王小逸共写了一百多部小报小说，有单行本的不足十本。周天籁写了大约五十多部小报小说，只有六部出过单行本。最有名的作者尚且如此，何况大量的无名作者呢?因此，要接近1940年代文学的全部真相，你就得坐到上海图书馆去翻阅那些发黄的小报。

文学既然是依赖报刊而生存，必然逃不脱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建构起来的互动系统。其结果，小报文学面貌的最终形成，市民的阅读爱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追求“实录体”的效果，是小报文学的显著特色。它注重展露都市生活的广度，追求拟真化。不像精英文学那样，以揭示思想的深度和创造审美艺术形式为目的。小报铺陈多样的社会生活，如军阀横行、金融危机、抢购风潮、工人罢工等；写各种人物的生活姿态，有买办、商贾、银行家、寓公、政客、军人，也有职员、店员、学生、姨太太、舞女、娼妓、白相人、流氓等等。同时他们也表现都市广阔的人文景观，像交易所、跑马厅、游艺场、舞场、妓院、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等等。总之，林林总总的大小社会事件和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触及到了，都被不厌其详地记录在案了。这种文学，表现斑斓的市民风情，色彩明艳，但由于线条简单，看多了自会觉得单调、粗疏。当编者了解到读者对于繁冗的叙事产生厌倦情绪的时候，就会萌生花样翻新的想法。《铁报》在1945年复刊的时候曾向王小逸提出写“别裁小说”的要求，王小逸煞有其事发明所谓“藕断丝连”小说体，隆重推出新作《观光团》。整篇小说用观光团到上海参加“庆祝收复胜利大会”这一微弱线索，将十五个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每个故事假托《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广陵潮》、《九尾龟》、《官场现形记》、《东周列国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西厢记》、《珍珠塔》、《聊斋志异》、《子不语》、《玉梨魂》大约十五种说部的名目和人物，表现出光复后上海滩上新奇古怪的“众生相”。它很有今日“戏仿”的意味，但事实上只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晚清“集锦式”小说的翻版。我们可看出小报作家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的苦心，这种翻造是根据读者的需求自觉指导作者进行的。

另一点，流通决定了小报文学的基本面貌。连载小说是主要形式，有时小报一个版面可以容纳六七个小说连载。连载小说写一段刊一段，写到哪算哪，如果中途作家生活发生变故、兴趣转移或报纸停刊，小说也就戛然而止。小报小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成品现象，是连载化特点造成的，责任不完全在作者。张恨水的《锦片前程》，1932年至1934年连载于《晶报》，未完就停止了。读者是改变写作路向的指挥棒，凡能引起市民兴趣的小说，编者为了经济利益就会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连载一年后，已长达五十余万字。周天籁准备杀青，可报社老板邓荫先获知消息后，“急来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因又写三十余万字，共八十万字，要求结束。又来阻止。至一百万字时，一切不顾，将女主角‘饮恨而殁’，‘全书完’付之”。(见周天籁《逍遥逍遥集-亭子间嫂嫂》自述)

小报文学追逐风潮，是它的生存策略。编者要时时关注当下的文化动态，及时捕捉信息，然后策划和引导作者写出与都市息息相通的作品。比如小报与新文学文坛曾经壁垒分明，1930年代初《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看出新文学已经在读书市场扎根，便首先将其引入。不料报纸销数急剧下降，为了生存，只好再把新文学作家驱出小报。到了1940年代，小报编者意识到新文学对新市民读者的作用，萌生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形式的意向。1946年的《铁报》上曾连载过一篇仿鲁迅《故事新编》的小说，也名为《故事新编》。全篇小说由《黑市国》、《民蛀国》和《聋哑国》三个短篇构成，每个故事虚拟一个“国家”，讲述一则寓言，隐喻一种龌龊的社会现象，讽世的意图十分明显。此《故事新编》当然不是彼《故事新编》，但作者用模仿鲁迅来赶时潮的企图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模仿还有1949年《辛报》上仿张爱玲《金锁记》的同名长篇奇情小说《金锁记》，仿苏青《结婚十年》的小说《恋爱十年》。这些接近于“抄袭”、“比附”的做法，曲折地表达出小报作者对新文学成果“心仪”的心理。小报也随着都市的发展在“求新”，在“进步”。

《申报》视野下的晚清上海娱乐生活 第3篇

一、晚清上海娱乐的阶层变化:从精英阶层到大众阶层

中国乡土生活教育人要过一种勤俭节约、朴素节制的生活, 而“在近代, 上海是中国最有资格以拜金主义为其标志的商业都市, 是整个社会都向财富表示敬意的大拍卖场, 在这里, 拼命花钱与拼命赚钱一样得到社会的怂恿。”[4]无论社会地位高低, 财富多寡, 每个人都被裹挟进商业消费的大潮, 更有人感慨:“今上海之人动辄以费钱之事以为可乐, 是尚不知何者为乐也, 安见其能乐也?”[5]

作为最先深入民间社会的近代商业报刊, 《申报》就是要争取最广泛的读者来吸引广告。因此它在报道各种娱乐方式时, 尽管也有考虑到社会精英阶层的需要, “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 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 及长歌记事之类, 概不取值。”[6]但更多的时候《申报》的姿态是面向市民大众的。上海租界内的普通市民大部分为外来人口, 和传统的家族式社会关系完全脱节。平常百姓的娱乐活动较少, 如赛龙舟、听社戏、元宵观灯等传统娱乐活动, 庆祝、纪念的含义大于娱乐, 都无法融入市民们的日常生活, 晚清上海都市的形成提供给了每个市民娱乐的机会和权力。《申报》在《上海乐事解》中认为无论穷富, 只要是生活在上海的民众, 都应该享受大众化的消闲生活, 这些娱乐不仅花费不多, 还可消除身心疲惫, 更赞叹“古人求长生不死之术, 令至今日而居上海, 亦将以为神仙不啻矣。”[7]

租界内的商家为求牟利, 设计了各种娱乐方式, 高中低档次不一, 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相应的娱乐方式, 这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看戏。“自有京班百不知, 昆徽杂剧概删除。街头招贴人争看, 十本争排五彩舆。”[8]京剧在百余年前的上海已经崭露头角, 风头甚至盖过了昆剧、徽剧等其他剧种。当时还流行花鼓戏, 该戏为男女同台, 以地方土话演出, 内容多为儿女私情, 迎合了一般市民的趣味, 更重要的是戏资低廉, “取价甚廉, 囊有数十青蚨即可入座。”[9]像工匠、车夫、店铺伙计还会选择去茶楼听书, 便宜且怡然自乐。“丽水松风杰阁齐, 评茶有客日攀跻。解取及时行乐意, 千金一刻莫因循。”[10]描绘了城隍庙丽水路上的茶馆听说书的风光。还有一些市民会相约几人去妓家打茶围, 喝茶比吃花酒的开销要少得多。此外, 包括照相、溜冰、打桌球、吃西餐等这些来自西方的大众化娱乐方式也成为晚清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都市娱乐阶层从精英到大众的变化, 源于晚清上海商品经济的繁荣, 当市民习惯了都市生活的节奏, 就有更多固定的时间来放松休闲, 娱乐活动的阶级界限已被打破, 无论高低贵贱, 每个人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有娱乐的权利和机会, 娱乐不再囿于有闲有钱阶层专有, 越来越大众化, 走入市民当中。

二、晚清上海娱乐的节奏变化:从自然休闲到礼拜日制度

中国传统的休闲观念是和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农业生产和发展的自然节奏来合理安排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 进入明清时期, 人们的生活“以望朔为节奏, 每月初一、十五进行郊游宴饮等活动。这种节奏虽然并未与二十四节气配合, 但基本上仍同时并行, 互不抵消。”[11]在开埠后的上海, 西人往往会利用礼拜日开展各种娱乐活动, 那些和西人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采用礼拜日制度, 这种符合都市商业生活节奏的礼拜日制度开始被《申报》推广。

1872年《申报》刚创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的长篇评论文章, 从务实功利的角度, 详细介绍西人七日一休息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和工作的益处。开篇谈到人生短暂, “百年易过, 何须劳碌以终身, 万事难成。”所以应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 “一心安泰, 方能行乐以及时。”这样人才能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愉快的精神状况。为了让市民在心理上容易接受, 文化上追本溯源, 举出子贡“浴风咏故里”的例子, 表明不但“圣贤亦有游观之侯, 即有休息之时”, 而且古代无论“宰相百官”、还是“士农工商”[12]都有休息的时间。文章特别强调了一种积极的休闲观, 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表明西人七日一休息适合人身心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愉快的精神状态, 并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传统观点认为的放下正经事情去放松休息会浪费时日不同, 文章认为适当的休息不但不会浪费时间, 妨害正业, 而且还能收到辅助正业, “增益其所不能”的有益效果。在这种中西休闲观的比较中, “勤劳”、“懒惰”一类中国传统道德评判标准不再受到重视, 而是从能否提高工作效率的实用主义角度来进行评判, 反映了都市文化背景下, 商业繁荣必然会带来休闲娱乐业昌盛, 高收入与高消费互为因果。这种休闲观念的变化, 表明“从价值观念来看, 新的休闲观念与重道德、轻实效的传统价值取向相比, 更多地具有重功利、重实效的务实功利色彩, 这是与近代商业化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变化相适应的产物”。[13]

礼拜日制度的休闲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为单纯性休闲。如妇女的休闲, “第一关心逢礼拜, 家家车马侯临门。娘姨寻客来相请, 不向书场向戏院。”[14]和礼拜天休闲相配合, 如观戏一类的娱乐活动格外丰富。“演剧每逢礼拜朝, 规模最好在芳霄。行家得眼争前看, 贴遍优名预作标。”[15]“清早纷纷送戏单, 新来角色大奎官。恰逢礼拜闲无事, 好把京班仔细看。”[16]礼拜天的休闲活动有时从礼拜六夜晚就已经开始, “酒兴方阑戏馆招, 才听玄索又笙箫, 无端忙煞闲身汉, 礼拜刚逢第六霄。”诗后还解释说:“礼拜日任人游玩焉, 前一日曰礼拜六, 是夜尤为热闹。”[17]

另一种为功利性休闲。工作之外的休闲成为了一部分人功利色彩浓厚的社交活动, 目的无外乎赚钱牟利。市民特别是商人在休闲中去谈买卖、拉关系、找门路, 这批人成为了休闲娱乐业主要顾客群。“巨贾千般未足夸, 洋商交易羡丝茶。每逢礼拜公司放, 百万朱提散客家。”[18]这些功利性的社交活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单纯放松消遣, 而是增加了商业活动的内容, 这正是都市化所带来的娱乐功能的变化。

三、晚清都市上海的节奏变化:从自然节奏到社会生活节奏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市民的消闲娱乐活动不再依据“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奏, 人们往往会在午后去各消闲场所娱乐。“茶楼先推丽水台, 三层楼阁面河开。日逢两点钟声后, 男女纷纷杂坐来。”[19]妓女则因为梳妆打扮, 要稍晚一点才会出来招揽生意。“四点钟敲月影斜, 千家妆就貌入花。相邀彩伴无他乐, 不坐龙船坐马车。”[20]

晚上是租界内娱乐的主要时间。一方面是同租界作息制度主要根据外侨的生活习性而定有关, 另一方面也受到租界市政发展的推动。1865年12月租界工部局安装了首批10盏煤气灯, 揭开了租界路灯煤气灯照明的开始, 一年后发展为两百多盏。租界煤气灯的使用预示着人们从自然节奏的生活方式中彻底解放出来。煤气灯的使用从洋行、街道拓展到茶馆、戏院、客栈、酒馆直至居家。“夜市燃灯”成为了市民心中的沪北十景之一, “电火千枝铁管连, 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羡, 彻夜浑如不夜天。[21]文人墨客纷纷投书《申报》, 吟咏煤气灯:“西域移来不夜城, 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 路上徘徊听五更。”[22]“竿灯千盏路西东, 火能自来夺化工。不必焚膏夸继晷, 夜行常在月明中。”[23]“谁知铁树竟开花, 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 烛天银粟照万家, 辉光灿烂欺明月, 烟焰迷离夺彩霞。一路笙歌常彻夜, 楼台为尔更繁华。”[24]

1882年7月租界内改用新电灯, 新电灯的强光让煤气灯黯然失色, 如同白昼, 外滩到处都是欣赏夜景的人流。“ (是晚天气晴和, 各电灯点亮后) 其光明竟可夺目。美记钟表行止点一盏, 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 无异白昼。福利洋行亦然。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 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凡有电灯之处, 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 作干红色。故自大马路至虹口招商局码头, 观者来往如织, 人数之多, 与日前法界观看灯景有过之无不及也。”[25]观看电灯也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娱乐方式, 人们对电灯的光亮赞叹不已。

煤气灯和电灯的安装使得上海市民开始适应全新的作息习惯和对时间的感受, 成为了晚清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象征。市民娱乐不再受自然光线的限制, 许多白天才能进行的娱乐活动可以放在晚间开展, 晚上成为市民消遣娱乐的主要时间。

四、晚清上海娱乐的空间变化:从私人场所到公共空间

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消闲娱乐的空间有限, 一般就在家庭、家族或乡邻之间进行。重要的节庆活动往往由宗祠一类的场所充当临时的娱乐场地, 很少有固定常设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固定的公共消闲娱乐场所总是和商业发达相伴相生的。上海的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商业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如《申报》所报道的:“上海之地商贾聚集, 为中华之第一大码头, 船舶往来货物充积, 生意之盛, 年胜一年, 为今之计, 凡有所举动必当先有益于贸易之事, 至于兴土木之工, 以供人之游目骋怀, 皆其后也。”晚清上海社会出现较早的娱乐场所主要为青楼、戏园、茶室, “花街柳巷, 雏女妖姬, 各色名目, 实难数计。[26]酒楼不下百区, 烟馆几及千处, 茶室则到处皆是, 酒肆则何地能无, 戏园、戏楼亦十余所。”[27]

较之空间有限的茶馆、戏园, 身处日益喧嚣的都市生活中, 市民无疑对视野开阔、树木繁盛、芳草如茵的公园有很强烈的需求。《申报》就为此撰文, 感叹“上海之地, 前时则荒野耳, 僻处海滨, 风俗真朴, 不特无可游之地, 亦且之游赏之人。”在都市中久居让人“意厌烦嚣, 情耽清静”, [28]而西人在公共公园开放问题上, 对华人有诸多限制, 为了争取市民正当游园的权力, 《申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申报》曾发表题名为《请弛园禁》的文章云:“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 弛于彼而禁于此, 抑独何欤?况该花园创建之时, 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 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敛聚者也, 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29]后又有《论公家花园》一文说:“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 胡为乎只许洋人驻足, 不许华人问津, 何也?”[30]报纸有关公园的开放问题的言论, 除了事关民族情绪、种族歧视情绪外, 更把市民的游园活动和争取公共娱乐空间、分享城市公共资源联系起来, 做出了理性思考, 表现出一种自觉的近代市民意识。在舆论压力下, 租界后来专门开设了一个华人公园, 但面积很小, 风景不佳, 实在让人没有游玩的乐趣。

晚清上海真正能成为重要公共娱乐空间的是张园。张园风景如画, 适合观光旅游, 设计上还符合西人的养生之道, “考泰西治园之用意, 乃为养生设身起见, 与中国游目骋怀之说似同而实不同。”[31]即多参加户外活动, 多接触大自然, 推崇一种有益健康的户外游玩方式。张园不仅在于引领了晚清上海的大众休闲娱乐方式, 更重要的是它的大众性特征和公共性程度是最高的, 张园中的娱乐活动大概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观赏型, 使市民体验到逛乡村庙会的熟悉感、亲切感。不仅有赏花评妓、看戏听曲、气球载人表演, 张园还将慈善和娱乐联系在一起, 为赈灾募款演放焰火, “俄而遥见空中如金蛇飞舞, 车马塞途, 不可复进, 乃命停骖, 而下步至门前, 则人山人海, 拥挤殊甚, 阍者照票揖之入。”[32]第二类为参与型, 让市民感受到西方技术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新奇感。包括打弹子、玩抛球、骑脚踏车、照相留影等。第三类为消费型, 有着浓厚商业消费气息, 是祝寿、结婚、纪念会、追悼会、宴客的场所。1886年10月6日著名文人袁祖志在此贺六十岁生日, [33]1890年4月27日, 张叔和、王韬、蔡尔康等22人为《申报》主笔何桂笙祝寿。[34]张园还承办物品展销会, 市民可购买到许多时髦的舶来品。《申报》称“观此出品会, 既可多增实业之知识, 又可饱受视听之娱乐, 诚一举而二得者也。”[35]在晚清报人的眼里, 参观物产会即可增加商业知识又可达到游玩的目的, 商业消费和娱乐功能并重。

“张园其实是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36]是上海绅商各界创造性地从上海社会的实际出发, 成功地调动了中西方文化资源创造出地这么一个独特的公共娱乐空间。

五、晚清上海娱乐的性别变化:从男性独乐到男女共乐

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内、女主外”的生活方式, 使得妇女的娱乐空间十分有限, 多在家族、亲戚邻里之间进行。只有在佳节喜庆的日子才有机会去逛庙会、赏花灯、观社戏, 绝不可能出入像茶馆、戏园这些公共消闲场所。到上海开埠以后, 在外国妇女的带动下, 无论是官宦之家的良家妇女, 还是娘姨、女堂倌、娼妓纷纷出入社交场所, 戏院看戏、游园观剧、品茗看花、打弹子、放风筝、出入西餐馆。《申报》有文章说:“上海地方之妇女喋躞街头者不知凡几, 途间或遇相识之人, 欢然道故, 寒暄笑语, 视为固然。若行所无事者, 甚至茶轩酒肆, 杯酒谈心, 握手无罚, 目贻不禁。此风日盛一日, 莫能禁止。”[37]

1873年, 一名富商之女韦阿宝因观戏爱慕上当时的名伶杨月楼, 两人秘密成婚, 后杨月楼以诱拐罪被发配充军。这起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 引发一场社会各阶层有关妇女娱乐权力的大讨论。上海县署很快以“杨月楼案”为由头发布《邑尊据禀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 把观戏和风化教育联系在一起, 认为戏剧内容“淫荡”, 观众“男女杂沓”, 目的“始则勾引青楼妓女, 渐串诱良家妇女”, [38]闭口不谈戏剧带给市民们的轻松快乐。而《申报》坚决反对禁止妇女观戏, 主笔从教化的意义认为如果让妇女常常看戏明道理、长见识, “今因一人犯案, 遂归罪于看戏, 遽禁众人不准看戏, 得勿因噎而废食乎?”[39]甚至从繁荣商业的角度, 认为应允许诸如娼妓、女堂倌、女说书先生出入戏园, 这样可以吸引其他客人前往消费。《申报》主笔甚至尖锐地指出“中国在上之人, 则唯恐世人有过乐之端。”因为儒家文化强调含蓄、内敛的, 道家文化崇尚清心寡欲, 和戏剧带给民众们的外化、奔放的、带有公共活动性质的休闲娱乐相冲突。而这些戏剧的精神气质恰恰和西方崇尚的个性自由、及时行乐的思想相符, 所以“西国在上之人, 唯恐世人无取乐之事”。[40]最终文章回到对“伶人”这些弱势群体基本的同情和怜悯, 并严重指出,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则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引起犯罪。

以民间文士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则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对待妇女参加娱乐活动的态度要开明得多。《申报》刊登了化名与众乐乐老人民间文士的来稿, 持一种朴素的男女平等娱乐观念, “夫看戏一举, 原属赏心乐事, 本当男女同享、良贱共观。”表示男性有各种消遣娱乐方式, 而妇女“生在深闺中毫无乐趣, 已属不幸之身”, 所以官府不应该将妇女看戏的乐趣剥夺。作者表示要携家眷一起观戏, “不徒愿一须眉男子独乐其乐, 并将使吾众巾帼共乐其乐;不徒携我家妇女与少乐乐, 并欲邀同人妇女与众乐乐。”[41]表现了一种朴素的男女享有平等娱乐权力的观点。

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 租界当局认为妇女的游玩可以促进娱乐业的发展, “烟馆有增无减, 茶楼翻陈而出新, 所以举国若狂, 趋之如若鹜, 正以有此等妇女勾留顾盼, 而入其中者始迷而不得出也。”[42]所以商家和租界当局都对妇女进出娱乐场所同样持一种放任纵容的态度。

在《申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 男权主导一切的社会环境, 拥有话语权的自然是男性。所以女性外出游玩的话题也由男性来评说, 连篇累牍都是“妇女治游有害风俗说”这样的文章, 代表了居住主导地位的男性的利益, 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 而真正为女性着想, 认为女性出外游乐合理的文章只有寥寥。这场讨论全部为男性, 居于讨论核心位置的妇女的声音反而是听不到的, 这也就意味着无法获知晚清妇女对待娱乐的想法。其实晚清受过良好教育, 富有才情的妇女大有人在。《申报》就会偶尔刊登一些女性的诗词作品, 如署名“吴门倚松女史顾素龄”所作的《潇湘八咏兰闺约课》八首, 文末解释说:“此苏州诸女史闺中约课题也, 集中俱清丽可诵, 此数首尤觉工整, 一洗脂粉习气, 爰钞呈贵馆, 望附入《申报》, 以见吾吴文墨之盛, 即巾帼亦娴吟咏如此。”[43]但她们只是在诗词歌赋上有勇气投书报端, 并没有勇气为自己的娱乐权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去和整个社会舆论抗争。总的说来, 受到晚清社会商业享乐的气息, 对妇女出外游乐的现象, 相当一部分人持宽容的态度。《申报》不再完全遵从传统道德, 让赞同妇女出外游乐的观点有传播的机会, 客观上为晚清女性争取娱乐权利创造了同情的话语空间。

六、结语

晚清上海娱乐生活的变化, 既非中国社会传统娱乐活动自然发展的结果, 也不是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 而是晚清上海特殊时代、特殊环境的产物。在中西文化激荡的背景下, 晚清上海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着市民的社会生活世俗化, 农业社会生活古朴尚俭的社会风俗开始向追求奢华转变, 社会生活表现出对世俗娱乐和物质享受的追求, 都市文化孕育了一套和传统宗法社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同时要注意的, 是世界资本扩张的力量把晚清上海带到工业化飞速的变动中, 从一个小县城变身近代都市, 这种变化是被动而屈辱的。晚清上海市民更没有拥有欧洲“市民意识”中突出的政治权利, 娱乐观念的变化也是西方消费文化强行进入的结果, 晚清上海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娱乐活动, 如看戏吃茶、狎妓赌博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并不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使得《申报》所呈现的晚清上海娱乐生活既蕴涵着都市文化中的物质性, 又延续着农耕文明的血脉, 上海娱乐生活的变化既符合近代都市的经济内涵和市场生存法则, 又有着浓厚的道德意识形态的乡土文化特点。

摘要：晚清上海开埠后逐渐发展成近代都市, 商业的繁荣培养了市民消闲娱乐的兴趣。身处其中的《申报》在“及时行乐”的观念指导下, 展示了晚清上海娱乐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符合近代都市的经济内涵和市场生存法则, 又有着浓厚的道德意识形态的乡土文化特点。

晚清上海 第4篇

一、晚清外债初始阶段概况

(一)东南督抚镇压农民起义举借外债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各地农民起义相继发生,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清政府调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随着战事的发展,军需粮饷耗费极大,这对财政状况十分困难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许多兵营都出现了拖欠兵饷的情况。“江南大营兵饷拖欠四月有余,兵丁时有鼓噪之事。若再迟延,大局将不可问”。在这种情形下,咸丰皇帝下令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以本省之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饷”,自筹军饷。在清廷自筹军饷的政策下,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转向外国经济势力筹措军饷。

1853年,上海道台吴健彰举债被视为晚清第一笔外债。1853年初,上海道台吴健彰接到钦差大臣向荣和江苏巡抚杨文定的信函,命令他借用夷船,“或赁或借,必得设法办理”。1853年3月19日至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杨文定退守瓜口,急命吴健彰“酌量雇夷船”。吴健彰与上海洋商交涉,“雇英国、美国夹板船三只,议价银洋一万三千元”。吴健彰雇募夷船采取的是赊账的方式,将佣金转化为了债务。此后还有四次苏松太道借款和江苏借款等等。

1854年两广总督叶名琛命前广州洋商伍崇曜向广州外商借款26万两,镇压天地会红巾军起义。1857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为了镇压福建小刀会起义,向福州洋商借款50万两。

(二)西征借款

自1867到1881年间,左宗棠攻捻、攻回、收复新疆西征十余年。陕甘贫困,军费浩繁,战争费用采取各省“协饷”的方式。但是由于各省度支短绌以及太平天国后地方财政自主权增大和当时的海防塞防之争,各省协饷极其困难,因此协饷拖欠严重,造成西征军费极其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便把筹措军饷之手伸向了外国列强。这十余年间,左宗棠共借款6次,总额近1600万两。

1867年4月第一次西征借款。1867年4月29日,左宗棠通过胡光墉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每月利银一分三厘。1867年(同治六年)7月至12月六个月,咨行闽海各关监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将印票发交胡光墉。会同江苏苏松太道应宝时,与洋商交割。闽海关代借银24万两,浙海关代借银42万两,江汉关代借银12万两,江海关代借银18万两。

1868年1月第二次西征借款。第一次借款接济各军后,仍不够用。于是左宗棠又拟向洋商借款200万两。1868年1月,总理衙门认为利息太重,“拟令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各海关,将左宗棠原拟代借之数划分为二:一半由应解都库四成洋税项下先行提出,飞速解交左宗棠军营支用;一半由各海关出具印票,由各省督抚加盖关印,交胡光墉向洋商借用”。此后四次西征借款各借银300万两、500万两、350万两和400万两。

(三)抵御外辱的借款

晚清第一笔抵御外辱的借款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8月11日,英法联军挑起“广东事件”。清政府抛出以民制夷政策。在这一政策影响下,广东乡勇活跃起来,但同时广东军费也开始直线上升。为了解决军费问题,黄宗汉委托洋商伍崇曜筹款。伍崇曜向英商旗昌洋行借银32万两,月息六厘,六个月后在关税项下抵还,并由粤海关部立揭银单13张为据。

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财政困难,沿海防务主要还是以外来债作保障。从1883年到1886年,几任两广总督先后六次向外商借款,其中四次为本省所用,两次为他省代借。张树声任期内,两次向汇丰银行借款。1883年底,张树声因广东防务吃紧,上奏拟借汇丰银行“银二百万两,先交银一百万两,月息七厘五,期限5年,统由粤省清还”,清政府于12月4日批准了该借款计划。这就是第一次广东海防借款。1884年5月,张树声又请求清政府允许提取1883年随第一次广东海防借款而向香港汇丰银行订借的准备购买铁舰的1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慈禧太后予以批准。这是第二次广东海防借款。1884年10月,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清政府准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两,以应急需。11月15日获准。这是第三次广东海防借款。1885年2月,张之洞又以“粤借粤还”的方式向汇丰银行再借200万两,“按月七厘五毫行息,遇闰照加,十年还本付息”。1885年1月,左宗棠为滇桂两省筹措边饷向英商宝源洋行代借100万两,年息八厘半,三年还清,此为“滇桂借款”。1885年4月,张之洞积极为台湾前线各军筹饷,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75万镑,按借时镑价合银2988860余两,月息七厘五毫,遇闰照加,10年归还,此为援越归台借款。此外还有神机营借款524万余两,“一年按十个月,以七厘计息”和福建海防借款390余万两等。

二、晚清外债初始阶段的特点

(一)甲午以前的外债,绝大多数都是地方政府举借的地方外债

太平天国时期,五次苏松太道借款、江苏借款等都是地方外债,并且均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后来的西征借款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借款开始变为由地方政府先向清政府提议借款之事,获准后再向洋行借款。1875年第三次西征借款是1874年底左宗棠向洋商借银300万两的提议经总理衙门核准后才得以实现的。1883年底张树声上奏拟借汇丰银行100万两,后清政府批准该计划,形成了第一次广东海防借款。后来张树声提取1883年随第一次广东海防借款而向香港汇丰银行订借的准备购买铁舰的100万两也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批准,等等。但是这些借款仍然都是由地方政府出面举借的地方外债。

(二)甲午以前的外债,基本都与战争有关

甲午以前的外债,基本上都是为解决军需问题而向外借债的。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向外举债,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西征十余年,筹措军饷问题一直困扰着左宗棠,而各地协饷拖欠严重,于是左宗棠六次举债以应军需。中法战争时期为抵抗法国列强的侵略,地方政府再次向外举债解决军费。

(三)甲午以前的外债,几乎都与关税有关,以关税作抵押

“抵押形式为关税抵扣和关税代扣”。关税在名义上是外债的担保品,但在偿还方式上经历了一个由直接扣还到代为扣还的过程。

1861年,第一次苏松太道借款,“准其向北关随时抵消”。1862年4月,第二次苏松太道借款“言明常年一分利息,其本银即在海关收税项下,每月扣存银两分偿”。其后第三、第四次苏松太道借款和四次福建借款均照此法。此时的海关既承担了担保的责任,又承担了偿还的责任,而且在早期往往是以举债方所在地的海关来担保和偿还。1857年5月,闽浙总督王懿德为了镇压福建小刀会起义,向福州洋商借款50万两,言明“以本埠及其他贸易港口的关税为担保”。1858年10月两广总督黄宗汉通过伍崇曜向旗昌洋行借银32万两,以粤海关印票作抵押。1866年7月起,粤海关每月扣还8000两,至1869年10月共还本金32万两,利息由伍商承担。1861年底至1862年初,福建巡抚瑞口向英法等国洋商两次借款40万两(库平银),由闽海关担保,“于粤东应解闽饷项下汇还二十万两,本省自行措还二十万两”。1862年4月第二次苏松太道借款吴煦向怡和洋行借款20万两,“其本银即在海关收税项下,每月扣存银两分偿”。

(四)甲午以前,清政府对举借外债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

虽然为了应付战争,解决军费问题,清政府批准了一些地方政府举借外债,但是它也意识到外债对国家独立性和中央集权财政的威胁,并且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威名,因此对地方政府举借外债并非放任自流。据统计,清政府在甲午以前共8次拒绝地方政府举债的申请,并多次诏谕地方,不得滥借外债。

(五)甲午以前,借款次数和数量有限,归还期限短,利息率高

据统计,甲午战前(包括战争期间),清政府共举借外债69笔,债务额为96511435两,仅占晚清外债总额的7%。与后期清政府的举债高峰相比,这一时期的外债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些借款的归还期限很短,长的不过十年,短的才六个月。这些外债的利息率较高,如第一次西征借款的利息甚至达到了月息一分三厘。

(六)甲午以前的外债并不具备完整的形式

甲午以前的外债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所借外债并不具备完整的形式,只有一纸凭据,钱款还清,凭据也随之销毁。下面这个借据就是一个典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立借据苏松太道,今借到英商怡和洋行银壹十万两,言明常年壹分行息,其本银在海关收税项下每月扣存银两分偿,出立期票,按月归还,其利即于借款内预付清楚,一俟本银还清,即将此据退销。立此为照。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立。”

三、晚清外债初始阶段的评价

综观这一时期的外债,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左宗棠为收复新疆的几次西征借款和中法战争中的借款,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抵御列强的侵略,对于保证前线军需粮饷的供应,稳定前线将士的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应当予以肯定。其次,清朝末年已经开始衰落,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国内的农民战争和列强发动的数次侵华战争更是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军费、战争赔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清廷。向外商举借外债筹措军饷,既可以解燃眉之急,又暂时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压力。

当然,这一时期外债的消极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东南督抚向洋行举借外债和左宗棠西上攻捻的西征借款都是从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出发的。它成了扼杀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帮凶。第二,这一时期的外债都与关税有关。关税作为借款的担保,开了晚清外债以税收作担保的先例,使列强在以后清政府的大规模借款中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盐税、厘金等许多税收,清政府丧失了很多财政主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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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女报乐歌看晚清女性生活 第5篇

一、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女报“唱歌”栏目的兴起

清朝晚期是启蒙教育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女子接受近代教育的数量日益增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报刊杂志不断涌现出来。不同于新闻、社会类报刊,晚清女报主要反映女子的学校教育和思想生活。音乐课程最早出现在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女校中,随着女子学校的不断出现和近代音乐的发展“,唱歌”被逐渐纳入女子学堂的教学体系中。上海务本女学堂是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中最早开设音乐唱歌课的,对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受日本音乐教育和我国女子教学的影响,晚清女子学堂中的“唱歌”课程日益流行和被大众所接受。爱国女校长蒋智由在1902年赴日后,亲笔写信给蔡元培校长和《女报》主编,商讨女子学校的学堂改革和科目增设,把音乐课程正式纳入课堂教学。蒋智由认为女子之所以“精美”就在于体格和性情方面,体操可以强健她们的身体,音乐的学习则会让女性的性情更加温和,因此,学习唱歌和身体锻炼是同等重要的。伴随着对女子音乐教育的重视,各女子学堂逐渐兴起了开设“唱歌”科目的热潮,女报“唱歌”栏目也应运而生[1]23。

1904年1月,由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报刊首次设立了“学校唱歌”一栏,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之后,全国各地创办的女性杂志大都出现了“唱歌”栏目,从国人在东京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琴歌之部”栏目到佛山创办的《女界灯学报》列出的“歌谣”一栏,再到京城发刊的《北京女报》和杭州一家女子学校的校刊《惠兴女学报》都先后开设了“唱歌”栏目。唱歌课程在女子学堂的兴盛发展使得晚清女报中“唱歌”栏目大量涌现,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当时女子思想的解放和女性生活的多彩发展[2]73。

二、由女报“唱歌”栏折射出的晚清女性生活

晚清女子学堂音乐课程的开设促使女报“唱歌”栏目的多样化发展,各类女报在社会中的发行,因其受众群体的不一样,乐歌的内容也呈现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层面。以《女子世界》为代表的晚清女报中,编者逐渐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在推出的“唱歌”栏目中渗透着当时整个社会中女性的一般精神风貌和生活细节。

1.关于女子学习和生活的仪式乐歌。晚清时期,由于受东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国人倡导解放思想,摒除繁冗的旧礼仪,使得我国传统的礼仪制度遭到了极大冲击。但随着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礼仪形式不断传入中国,在对我国的传统礼仪产生冲击的同时,更多的是与国人原有的礼仪传统相融合,并在新形成的礼仪中呈现出新的风貌来。

我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中,对女性的规范要求较多,晚清时期,由于女子接受教育和新思想的影响,更多的女子参与到群体活动中,使用礼仪的机会增多,加速了礼仪形式的碰撞融合。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关于礼仪形式的乐歌也出现在各种场合。在《女子世界》“记事”一栏中,关于礼仪的乐曲有许多,如在一次新学界的欢迎会中,大家先合唱了一首《合群歌》,接着为受邀来参加学会的两位姓黄的姊妹唱的《欢迎歌》“:好女子,好女子,国民第一良教师。”首先介绍了两个女学生的身份、职业,然后又说“师范科,二年多”“、学问高,声名噪,模样做我曹”,这几句歌词就是夸奖她们不仅长得漂亮,学问又好,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两位女学生的尊重和以她们为楷模的崇敬之情,也表现出了当时人们渴望普及女子教育的心情。在欢迎会的最后,大家又合唱《勉学歌》来致谢[3]78。

《女子世界》中关于这次欢迎会的记事中,出现了多次的唱歌,都是大会礼仪的彰显,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理世界和社会风貌。晚清的女报中,反映女性生活的仪式歌有很多,在学校的开学、放假、运动会举办和毕业典礼等群体活动中都经常出现。这些仪式歌在女性生活中的大量出现和广泛使用,从总体上说都强调了近代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是晚清女子学校生活的有力呈现。

2.关于榜样力量和女子志向的励志乐歌。晚清时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加,人们在西方新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中,出现了许多眼界开阔、志向远大的新时代先进女性。她们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大潮中,走出家庭,走进社会,传唱励志歌曲,经历了由小到大我的转变。如在日本东京创刊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就曾刊登了一首关于女子的励志歌,这首名为《女子春季励志》的乐歌主要讲述了女子要趁着像春天一样美好的青春时光,和男子一样,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女儿励志气,足以振颓风”“、谁无国民责,权利义务一样同”和“将来女界尽开通,威扬巾帼中”几句歌词,气势澎湃,鼓舞人心。歌词中宣扬的女子和男儿一样,都能为社会和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直接传达出女性解放的思想,女子开始要求和男子同样的平等地位。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不断进驻中国,我国正处于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出现的大量女子励志歌曲,主要是为唤起女子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她们参与到爱国救亡的运动中。励志音乐在促使国民意识觉醒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女权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中,女报的这些励志乐曲无疑是一副催化剂,激励着女性与旧势力、旧思想的不断斗争。

3.关于帮助女子学习和知识记忆的助学乐歌。晚清新式课堂的大量出现,促使了近代音乐教学的发展,学堂教育中的乐歌不仅有礼仪、励志方面的德育教育,还有开发学生心智,帮助学生学习的智育乐曲。如当时的无锡教育家曾在编著《学校唱歌集》时指出,凡学校教学中的历史、地理、修身、理科和体操等科目都可包含在歌唱中。《女子世界》中刊登的《地球》一歌“:大地到处湾湾圆如橙子面”、“太阳光热大,吸引其属水、金”和“坤轴自动昼夜分,公动四季定”几句形象地为学生们讲述了地球的形状、公转、自转规律以及在各行星在太阳系中的关系。通过歌曲的学唱,学生不仅能培养音乐素养,还能有效地掌握地理知识,音乐成为女子课堂教育的有效教学工具。助学歌在教学中的出现,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她们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但这类以学习知识为基本内容的助学歌往往只流行于课堂上和学校中,不能在社会中大量推广,因此,刊登在女报上的还多是勉励人们学习的“劝学歌”。如广东佛山《女界灯学报》上刊登的一首《励学歌》有这样几句歌词:“毋自暴,毋自弃,汝看批茶同玛利。“”女国民兮女国民,快快读书求识字。“”一入女学堂,件件增吾智。“”二十世纪大舞台,任吾女儿演新戏”,妙趣横生的语言激励女子去参加学习,引人入胜。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女子不但可以开发心智,还可以和男子站在同样平等的地位,去参政治议。语言上的生动和铺排组合的运用,很容易激发女子加强学习的心理,让人产生共鸣。晚清女报的这些励志和助学歌曲,不仅展现出了晚清女子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还增强了社会对女子的关注,提高了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独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4.关于女子解放和改良社会风俗的易俗乐歌。晚清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时期,受西方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冲击,许多国人开始摒弃一些传统的旧风俗和封建迷信活动。在倡导女子解放的社会大背景中,《女子世界》报刊率先推广的就是女子“戒陋习”,把封建社会遗留在女性身上的陋习全都戒除掉,如不缠足,不迷信神权,不虐待下人等不良行为。当时的一些晚清乐人,希望可以通过音乐来改良社会中的不良风俗,如《女子世界》刊登的《菊花歌》,主要是作者借用纪念会来劝诫妹妹摒弃缠足,而《放脚歌》作为纪念会的主题曲,把整个纪念会推向了高潮。整首歌的歌词就在倡导“放脚乐”,列举出放脚的一系列好处。歌曲以这样的形式来劝诫妇女放足,不仅传唱起来脍炙人口,还能深入人心,扩大影响。在改良女子旧风俗中,晚清女报刊登的乐歌除了要求女子放脚外,还要破除封建迷信,改良旧的婚俗礼仪。传统的婚俗礼仪要求女性听从父母之命,丈夫死后要“从一而终”,不得改嫁。女报推出许多关于婚姻改良的乐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主张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和文明婚礼,将婚姻与爱情融合为一体,如《女子世界》刊登的《自由结婚》歌谣,宣扬了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

晚清女报中的乐歌内容和题材的多样性不仅反映了我国近代音乐教学和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反映了晚清时期女性思想的解放和女权运动的斗争。以“唱歌”形式开设的报刊栏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现出了晚清新女性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当时女子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2]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J].中山大学学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