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精选8篇）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第1篇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无论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问题,都为文学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文学与哲学关系是统一的.,作为统一体的文学与哲学相互间的融合与影响也是必然的.

作 者：马衡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29) 分类号：B0 关键词：文学   哲学   关系   影响   接受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第2篇

摘 要：社会与个人的基本含义及其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之一。本文在阐述清楚政治哲学、社会与个人等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社会;个人

一、 政治哲学的含义及其发展

?实事求是的说政治哲学在今天也尚未成为一个让大家普遍接受的学科名称，德国哲学家们依然还愿意按照其学术传统使用“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或者“法和国家哲学”的名称。也有许多人认为政治哲学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抑或是社会哲学。这些繁杂的现象让我们对政治哲学进行界定产生了较大的困难。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一直秉承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他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韦伯在其《学术与政治》一书中直接从国家的角度着手分析政治，认为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但是权力却是有其独特指向的。政治先于国家，而且政治的功能要远远比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更为广泛、全面和深入。

?从本质上来说政治乃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团体内部为了分配社会利益而产生的各种行为与制度，这些社会团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具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统一的规章制度、一定范围的领土。由此可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便是人类政治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国家范围内政府、政党、社会团体或者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及其相应的原则与制度需要一定的观念作指导，这些观念可以有各种来源。于是，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为所遵循和遵守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所从出的规范和价值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以及由这些原则和制度构成的基本结构;研究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在这里，人们还就什么是社会、个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发生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涉及事实，而且也涉及人们为自己的理解所建立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就属于规范问题，因而也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

二、 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与个人的界定及其特征

?任何政治行为都发生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任何利益分配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本前提的。所以理清政治哲学中社会与人的基本概念问题是我们其余的讨论能够深入进行下去的先行条件。

?在政治哲学之中，社会一词具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指人类群体性的存在，各种语言、制度、观念、习俗、结构和历史等等物质和精神都是人类群体性存在。二是指与国家相对而言的人类有组织的群体，也就是除了国家行为、原则和制度以下，其他的都是社会的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在终极层面上都是强制的，这也是韦伯等学者们所强调的国家以暴力垄断为其根本特征的原因所在。那么，任何相对于国家行为而言没有终极强制性的行为都被称为社会的行为。举例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国家制度，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行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必须要国家通过行使其税收职能来具体实行的，众所周知，税收具有固定性、无偿性和强制性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慈善事业，其资金与物资都来源于人们自愿馈赠的捐款和赞助，并且慈善事业的获益者也是由慈善团体根据其自己的信念与章程来指定的。

?在政治哲学之中，怎么去理解个人直接关涉到一系列基本的原则与制度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问题。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个人是否是构成社会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中间，单个的个人是否是最为基本的权利义务的主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种观念影响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一个人出生在农民家庭，便就当然地只有农民户口，却不能选择居民户口。在欧洲亦然，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贵族和农奴的身份都是世袭罔替的。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个人取代家庭成为组成社会的最为基本的单位，权利义务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的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分配的，也就是说个人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拥有了政治权利。职能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公民社会里，法律规定的成年的个人应当是享有与所有其他人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由此观之，政治哲学中所谓个人便是政治性团体里独立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三、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与个人关系

?在政治哲学中，如何理解认识并进而规定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着诸多分歧与争议的问题。关于社会与个人问题争议的主要的区别主要就在于，人们在确立社会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时，究竟是以社会还是个人为最基本的出发点的问题。因此，社会常常又被理解为国家或者其他诸如民族、宗教等某一特定的团体。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基本原则与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规范必须是建立在确保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之基础上，这些权利与自由拥有最优先被考虑的属性，坚决不能以国家的或其他社会性团体的名义来侵犯和践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种类似于自由主义的观点今天渐趋流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旦脱离了社会，个人便是一个没有办法规定的抽象的存在物。诸如国家等政治性的团体，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保证这个团体里所有成员的安全、权利和福利。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社会的整体利益就必然高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通常都是通过社会来实现的。除此此外，每一个社会性团体都拥有其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相对于其成员而言就就具有天然的优先性。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以及现代的社群主义都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只是认为这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是有限制的。

?前文所论述的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除了涉及到态度与立场之外，还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因为关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观点主要不是用来解释现实，而通常是用来设想或规划某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究竟是以社会为基本出发点还是以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选择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比如，通过为每个人平等地分配基本权利并且充分地维护这些权利，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否就因此而能够建立起来?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举美国这样的以自由主义为主要观念的国家为例，基本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优先的维护和保障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否就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其次，如果它存在着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进一步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就可以解决?第三，在遭遇外部的危险时，美国的个人权利的保障还能维持不变吗??

参考文献：

?[1]马德普：政治生活中的应然逻辑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础与方法论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期;

?[2]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01期;

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3篇

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

哲学探讨具体事物背后的抽象本质,是一门反思性与前瞻性并存的学科。最早的哲学家是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

对于自然的探讨可以在自然科学和哲学这样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进行,这就必然会引出一个问题: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为“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发展关系问题”。

2 科学与哲学的逻辑关联

哲学追寻普遍理性。哲学可以和具体科学相互脱离的力图超越感性的性质,使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于此同时,科学实验的感性活动也带来一种错觉,使得其好像与哲学是两张皮而不相联系。但在人类认识活动的实际中,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是不能截然分离的。人是以产生了理性思维为标志的。而这种理性思维的结构、方式等等便是一种形式的哲学。有因为理性的产生使得人的感性得到了改造。任何感性的材料都必然会纳入理性的框架结构来予以衡量。这也使得人和动物有了感性的区别,也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所在。在本质上,科学是普遍理性的结合体。这些原理并非某些观察、实验的事实的直接铺陈。因种种事实陈述上升到普遍理性的原则依赖着某种哲学思维的观念、规则和方式。因为科学家们所拥有的哲学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在同一陈述中可能得出不同的普遍理性的结论。哲学在科学之中;科学在哲学方式的规范之中。任何一种科学的普遍理性都相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而这个科学的普遍理性便有理由被看成是某种哲学观念和具体陈述相结合的产儿。哲学和科学是内在的溶合而非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科学是普遍理性的体系,而任何普遍理性都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有趣的是,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都已自觉地意识到,使他们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的方式,而非那些具体专业中的直接性的材料。这些方式正是某种意义的哲学。科学从具体本身意义来讲,决不是一种纯感性的活动,其还包括怎样从事科学研究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怎样对具体感性材料加工处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等一些重要内容。人类的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适域较窄,有的则较宽,由此,这些不同程度的普遍理性便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哲学或某些零散的哲学观念。因此哲学或哲学观念针对不同范围而存在大或小的境界。因此,世界观的意义在这些哲学或哲学观念同时就具有不同的程度(大些或小些的、完全或不完全的)。“一般而论,普遍理性所适合的域限越窄,它的世界观程度、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就越大;科学的层次越深,它的世界观程度、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则越大。由于任何一种科学都是由普遍理性的原理构成其科学体系的,所以,在所有科学学科之间只存在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普遍理性有无的区别,这也就等于说,无论怎样深层次的科学都必然具有—定程度的哲学意味了。”[1]

3 科学与哲学发展的互动

3.1 科学对哲学发展的推动和制约

科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是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发展又带领哲学迈进更高领域的殿堂。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无论是从柏拉图到康德,无论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能有今天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我们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待世界。纵观世界风云,在探索科学技术的道路上,是哲学拭去了蒙在未来的面纱;是哲学点燃了科技发展的火焰;是哲学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唤醒了黎明的梦想。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哲学永远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它就像一盏明灯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他就像一杯清茶,滋润了我们的咽喉清理了肠胃;他就像神舟飞船的助推器,确保了人们探索外太空的动力;他就像默默耕耘的黄牛,稳健而扎实的为我们科技致富。中国自秦国开始建立中央集权,这有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统一,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许多科学著作,科学发明就是直接起因于怎么样管理好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目的,中国自统一后,从汉朝以来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实际上是在儒学旗号下把各家有利于巩固统治的思想哲学都吸收进去了。在西方,伽利略对经典力学的贡献: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发现了惯性运动,发展了抛物体运动轨迹理论,创立了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科研方法。16世纪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观察实验方法的确立和实验科学的兴起,开普勒1609年出版《新天文学》,1619年出版《宇宙的和谐》,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荣获“太空律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创立了运动三定律,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的大综合。18世纪后期法国建立了"百科全书派",中西方的科学技术史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同时制约了哲学条件的发展,过分的忽视科学技术的背景,孤立地抽出哲学理论并急于和近代科学成果相对照,只注重两者的连续,忽视了非连续性的一面。1906-1916年杜恒出版《列奥纳多·达芬奇》提出列奥纳多·达芬奇并不具备人们所设想的天才独创性,他只不过是14世纪经院自然学者理论的一个继承人。1905-1906他出版的《静力学的起源》发现近代力学的传统和中世纪静力学研究有着直接联系,近代值得夸耀的力学和物理科学的成就中,我们几乎没有察觉到它的改良和进展,哲学发展(科学理论)一直受到当前的科学技术当前时代的限制。[2]

3.2 哲学对科学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综观人类整个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无不是受到哲学的启迪和影响,无不是哲学和科技结合的产物。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具有极高哲学素养的科学巨人,他在哲学认识上“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他的相对论远比牛顿物理学先进,他提出的包括对空间、时间和引力赋予了完整的新概念等一系列科学理论,都闪耀着哲学的光芒。玻恩在195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就,它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正是运用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和哲学的思想方法,吸取了不同学派和科学家的营养,才促使他于1905年一举得出了3项科学大发现,全面开创了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新局面。科学在哲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和统一性,就是科学上的拿来主义,将一切相关的思想方法手段和信息,集中统一到研究对象中,博采众家之长,兼收并蓄。只要借助哲学的启迪和指导,科技人员研究和借鉴能力必然得到强化和提升。纵观世界和中国100余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哲学指导了他们科学创造的全过程。一些著名科学家,随着他们科学研究的发展,越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帮助他们开阔了视野,加强了研究的深度,攀登上科学的顶峰。“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家也不例外。哲学在这些科学大师的探索、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哲学可以使他们增强综合能力,眼光更为长远,领域更为宽泛,合作更为紧密,成果更为显著。当今世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涉及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领域,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领域,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领域等,这种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发展态势,依靠哲学的引导、开拓和延伸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科学研究是以科技工作者为主体所进行的一项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活动,涉及到自然观、物质观、科学观、价值观等种种问题。普朗克认为“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当今时代,地球村的概念在科技界和理论界已经深入人心。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浓厚的人文氛围,促进了全球性的合作,树立起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科技合作思维模式。对共同关注的课题进行科学探索和合作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发展模式;时代赋予了多国科学家共同进行多学科的探索和合作的哲学涵义。

4 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发展展望

4.1 未来科学和哲学关系趋于分散状态发展

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从层次论的角度分析,当代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按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形式科学;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子系统。而每一门科学又包括理论、对应规则和科学事实等层次,就理论本身而言,还包括硬核、保护带和正面启示法等层次结构。科学的整体发展,要达到接近真理的目的,要使人的认识最终与物质世界一致,不是所有对物质世界的探索都可以称为科学,因为科学要求科学的方法。而科学的方法也日趋专业化,独立化,把完全的理性思考作为最重要的思考模式。不能容纳与现实的,理性思考相反的假设。如此,它就和哲学思想走向对立。哲学恐怕不能将哲学称为严格的科学,尤其哲学的对象是无法证实,但是它本身的发展就需要进行天马行空般的假设和跨领域的归纳。这当然并不是说哲学不好,只是术业有专攻而已。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是无法证实或被证伪的,是非常虚幻的,难于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只能逐渐独立于科学,通过其他的学说来慢慢的完善和发展自身的论点。因此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注定了朝分散状态发展的趋势。

4.2 未来科学和哲学关系又趋于统一或是集中的发展状态

科学与哲学却也一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自亚里士多德明确哲学以来,哲学便作为“科学之后”而存在。哲学的原材料有一大部分是来自科学的。即便是在科学未明确建立的时候,哲学也有赖于科学的萌芽--分别的认识。对于各种哲学方法论内在的联系有必要运用系统思想的整体观、层次观来分析、归纳、演绎、综合、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这样可以从自然界层次之间的上下向因果联系展开论述分析,引导我们用多元、辩证的观点正确认识科学方法及其可靠性。也可以运用哲学系统层次观、演化观的方法进行分析批判,以培养学生合理怀疑的精神气质和论证批判的方法,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3]另外,我们还应看到科学向深层的分化,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哲学意味的减少。在现代科学向深层次的分化发展中,明显呈现出另一种学科横向交叉的综合化趋势。在这一综合发展中,或者是研究对象本身涉及多个学科,或者是方法涉及多个学科。这种学科的深层发展中的综合趋势使这些发展起来的深层学科本身的哲学意味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与科学内在溶合的统一性关系具有多重复杂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科学和哲学仍然会表现出统一集中的状态,其也构成了两者关系发展体现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邬焜.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西安交通大学,2004.2.

[2]李思孟,宋子良.科学技术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1.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第4篇

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儿童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小学语文重要的课程资源。小学阶段的学习者,他们的年龄在7~12岁左右,是标准的少年儿童,那么儿童文学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将更为明显,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有可能是终生的。因为儿童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而且它还再现了属于儿童的生命成长历程,它会因其固有的特点而深入儿童的心灵世界,揭示儿童内心的奥秘,这便使它得以作为儿童心灵发展的历史,以其特定的内容去印证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成长。所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这一特性而占据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发挥其潜存的能量。

正如教育专家谈凤梁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的那种潜在的、移人心性的作用实在是不能低估的。我们的民族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学中有历史、有道德、有知识、有人性,可以说包罗万象。其中一脉贯穿的是人情、人性的美好。一个在文学作品熏陶中长大的孩子,他的见识可能比别人多些,他的心理也可能比别人更坚强,他的情感一定是纯真美好的。”儿童文学在儿童的成长中就像粮食一样,它会让儿童在不断吸取营养的过程中慢慢长大。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各个学年段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根据课程标准编制的小学语文实验教材,儿童文学作品已经占到了全部课文的80%;学生的课外阅读体裁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儿歌、浅近的古诗、童话、寓言、故事、儿童散文、儿童科学文艺等,这就意味着儿童文学已经成为小学生学习和阅读的主要内容;再加上市场上出现的大量“选本”“读本”,说明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分量。

小学语文教学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主体——小学生,小学语文教学的主导——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的主线——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的内容。当儿童文学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课程资源的时候,研究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的联结,对于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以及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儿童文学与小学生

小学生生理、心理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时期,他们要了解未知的世界,而在他们学习了文字,会阅读、会写作之后,这种求知的需要变得更为强烈。在探求新知识方面,他们比幼儿进了一步,已具备了初步的独立性,即他们除了靠直接的感觉外,还能凭借具有无限潜力的手段——阅读,去间接地认识世界。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作用依次为:认知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而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具有这样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振奋孩子的精神,还有利于他们的生长发育,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自信心的增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师

面对着教育对象——儿童,面对着教学内容——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师能否顺利地完成小学语文的教学任务,主要取决于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高低。因为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对于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的处理,不应该只停留在字、词、句、意的理解上,也不应该满足于教会学生分析课文的段落层次、中心思想等,而应该进一步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独特的美,提高学生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具有较高的阅读分析能力。那么,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自己的儿童文学素养,以适应小学语文教育的需要。试想,作为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如果不懂得儿童文学,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文学细胞,那将是何等糟糕。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有效教学

小学语文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两部分,我们先来看课堂教学。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里提到的儿歌、浅近的古诗、童话、寓言、故事、儿童散文、儿童科学文艺等,都属于儿童文学作品的范畴。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是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内容,是文学教育的最重要的课程资源。翻开小学语文教材,一篇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儿歌《小小的船》、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寓言《狼和小羊》、儿童故事《蓝树叶》、童话《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童科学文艺《蝌蚪找妈妈》、儿童小说《最后一课》……可以说,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小学语文教材中都有体现。我们以现行五年制小学语文教材为例,来分析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所占的比例。小学语文教材共选作品约400篇,其中儿童诗歌(含儿童古诗)有68篇,童话寓言有66篇,儿童散文有88篇,儿童故事(含神话、传说)有92篇,儿童科普文艺有19篇。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合起来,占课文总数的80%以上,可见儿童文学作品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的比例之大。同时,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又都体现着鲜明的儿童文学的特点。所以,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也应该表现出鲜明的儿童文学特色来,那就是寓教于乐的课堂教学。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外阅读。除了课堂教学外,课外阅读是小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语文学习的特殊规律。大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可以使儿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有助于读写能力的提高。在当前信息化的社会里,网络文化、影视文化的发展,使青少年的读写能力呈降低趋势。孩子们的业余生活通常被视听文化所占据,经常性的被动接受,妨碍了孩子们积极思维的发展。为了避免信息化社会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家长、老师和学校就应该把孩子从沉迷于视听文化的歧途上,引导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道路上来,从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学会在阅读的思考中获得乐趣并在阅读与生活的积累中获得发现,从而促进其读写能力的提高。可以说,读儿童诗,能大大提高他们对诗歌的阅读与理解能力,把握诗歌的节奏;读英雄故事,可以满足儿童天生崇拜英雄的情结;读儿童小说,可以使他们习得语言,积累生活经验,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道德情感;读科学幻想作品,能够激发小读者们改变现实、创造未来的强烈愿望;读散文,可以学习优美的语言,并满足他们开拓视野的要求:读童话和寓言,不仅可以发展儿童的想象力,而且能够帮助儿童认识、理解生活,在寻找乐趣中领悟一定的人生道理……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的,并且适合他们阅读和欣赏的文学作品。所以,为了使儿童文学资源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就要充分了解儿童文学的特点,以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

让儿童完整感知

由于儿童的思维特点具有直觉形象性,所以,他们在欣赏儿童文学作品时,常常注意作品的声音、形状和色彩,对新颖、奇特、富于动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非常感兴趣,而对那些抽象的、理性的阐述,却没兴趣。如果语文教师明确了儿童欣赏的这种特性,在阅读教学时就不会在字、词、句上纠缠不休,就不会把生动的课文肢解得只剩几根“筋”,让作品的整体语感荡然无存,使学生觉得学习语文索然无味。

让儿童亲身感受

儿童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这种感知的直观性几乎成了他们欣赏心理的定势。他们特别喜欢感知那些具体鲜明的形象,感知的过程也主要采用从形象到形象的联想方式,感知的结果常是具体的。在欣赏过程中,儿童还会表现出超越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将艺术虚拟的现象当成现实来接受。了解儿童文学欣赏的这一特点,从语文教学角度来讲,语文教师这时就无需充当教材的代言人,而是应该用一颗未泯的童心去换位思考,全方位地挖掘文本的语言、人文、美学等价值,并充分利用与文本相关的资源、信息,营造与文本呼应的审美氛围,使学生入情入境,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让语文教学蒙上高尚的美学色彩。

教出儿童情趣来

儿童情趣是儿童文学的生命。它是与儿童心理特点相适应的儿童语言、行为的情调趣味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反映,它是儿童文学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如包蕾的童话《猪八戒吃西瓜》,写猪八戒在荒山野岭发现一个西瓜后,原不想独吞,也已经准备“你一块、我一块”地平均分给四人享用,他先是吃了自己的那一块,又忍不住接连吃了分配给孙悟空和沙和尚的西瓜,每吃—块就有一次精彩的心理活动,最后捧起剩下的那块西瓜说:“师父,师父,不是老猪不留给你吃。一则老猪实在渴,二则一块西瓜也交不了账,让老猪代你吃了吧。”语言的口吻、心理、行动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将明白事理但又管不住自己的儿童心理,充满情趣地揭示出来,使得这篇童话具有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而教师在教学时,尤其应该认真体会、琢磨儿童情趣,认真体察儿童的思想和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够抓住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情趣,让语文教学充满魅力。

背诵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研究 第5篇

一、背诵为文学写作积累丰富的写作材料。

钱钟书的朋友吴钟匡曾说：“钱钟书博闻强记......某些杂记小说和名家诗文，你只要问他，他也能够穷源溯流，缕述出色，甚至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正因为钱钟书头脑中积累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才能在创作中旁征博引，对所需的材料信手拈来，才创造出了《谈艺录》、《管锥编》等著名作品，成为一代大家。这说明了丰富的写作材料是文学写作成功的前提和基础，而背诵对文学写作材料的积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的众多作家和学者都非常注重背诵：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茅盾将经典作品《红楼梦》倒背如流；鲁迅先生也背诵了大量作品；马克思能够整段整节地背诵海涅、但丁、莎士比亚等名家的作品......正因为他们勤于背诵，为文学写作积累了大量写作材料，才能在创作过程中娴熟地运用平时积累的文学名篇，自如地引用古人诗文名句。现代教育界也越来越重视背诵对文学写作的作用，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背诵的措施：2000年教育部新修订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把初中古诗文的比重提高到30%，且高中的比重提高到40%。《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规定：1～6年级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的总量不得少于100篇......只有这样，通过大量背诵，才能使学生更多地接触和积累大量的文学写作材料，极大地丰富学生们赖以进行写作的材料，为提高其文学写作能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要想积累丰富的文学写作材料，可以采取背诵的方式，通过背诵大量古典诗词、中外经典作品，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的写作材料，这样写作时才能快速地在头脑中搜索所需的信息，才能做到“厚积而薄发”。

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在《我的国文老师》中说：“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念这些古书（《史记》、《汉书》），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中国诗词里极度的精纯性，对于文字的节奏、音乐性和灵敏度，都是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诗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让孩子背诵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熟记大量的词汇、各种句式和修辞格式，这对丰富他们的写作材料，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小学阶段背诵的经历就让我切身体会到背诵对丰富文学写作材料、提高写作水平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严格要求我们熟背所学的全部课文，并且为我们精心挑选一些优秀的作品供我们去背诵。经过一番背诵，我们发觉下笔时不再觉得无话可说了，每当我们看到一道作文题目，我们的脑海便马上涌现出许多文学材料，一些优美的语句也仿佛浮现在眼前：这都是背诵带来的效果，因为我们的写作材料已经在背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丰富起来了。

由此我认为，作为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要注重学生的背诵。因为小学生的生活阅历还不够丰富，生活圈子也不大，因而他们的写作材料是贫乏的，在写作过程中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材料。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背诵一些优秀的范文，从而积累丰富的写作材料。背诵范文也可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关注，因为他们在背诵中也许会领悟到原来生活中经历过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成为写作的题材。

二、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能力。

巴金先生少年时代能背诵几部书，甚至整部《古文观止》。他回忆说：“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脑子里了......这么多具体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的，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去的。”这的段话生动地说明背诵对提高写作能力起着重大的作用。的确，通过大量背诵优秀范文，在典型范文的熏陶感染之下，将别人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可以不断增强自己的语感、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进而提高文学写作的能力。

（一）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理解能力。

拉沁夫说：“同样一个题材，同样一个故事，在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修养、艺术修养的作家笔下，可能写出不同水平的作品来，有的写得好一些，有的可能写得差一点，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深化主题。”文学写作者要创造出艺术性强，主题深刻的优秀作品，必须具备很高的语言理解能力，而背诵是提高文学写作语言理解能力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背诵的方法来加强语言的理解能力。正如古人常说的那样：“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对于那些由于自身能力水平有限而暂时还不能理解的语句，经过反复的背诵，在背诵过程中逐渐加强对旧知识的理解，感悟文章的内涵。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也有这样的感受，他这样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说：“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理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主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任教于香港大学心理系的李永贤博士与朱光潜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语言心理学与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背诵文学作品，特别是文言文或较艰深的作品，有益无害。实验证明，倘能背诵，理解也不差，当时不理解，日后会逐渐理解。”大量成功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背诵的加强，语言感受能力会得到提高，语言理解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加。对于那些当时不理解的知识，日后会逐渐理解。

（二）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表达能力。

没有充足的基础知识，能力的培养就会落空，而背诵是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博士在《谈背诵》中说：“背书，就如练字、练拳、练舞，熟能生巧。巧必由烂熟而出。好文章背诵得多，灵巧的修辞、畅达的造句、铿锵的声韵、周密的谋篇，口诵心维，不知不觉，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泛观博览，深思精研，将古人的感受，比照当今的情境，印证永恒的人性人情，于是自己的文学艺术境界，又可层楼更上。”可见，经过背诵熟记优美的语句，将作品的写作技巧铭记于心中，在适当时候加以发挥,这样使表达更加精练生动、富于文采。例如，通过背诵熟记并理解一些古诗词或名句，可以领悟很多写作技巧、吸收很多生命力很强的语句，文学写作者就会不知不觉地或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使文章更加凝练，表达更加生动、形象。譬如，我们可以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来表达人生的无常；可以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达人死有不同的价值......还有在写作中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名句，可使文章表达更富于文采。通过背诵，可以感受到运用比喻的表达方式可使语言表达更生动形象；运用排比的表达方式可增强语言的气势；运用夸张的手法，可使形象更鲜明、突出......（三）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模仿创造能力。

许多千古流传的名句都是通过作者的模仿创造出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流传下来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从庾信的“落霞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海一色”中模仿并加以创新创造出来的。可见，模仿是提高文学写作水平的有效手法。而只有通过大量背诵来加深对原文的印象和理解，才能更好的模仿和创新。朱光潜在谈文章时这样说：“只要熟读范文多篇，头脑中甚至筋骨里浸润了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找局的姿势，等你的笔一摇，那么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地来了。”可见，通过背诵数篇不同类型的范文，使头脑中呈现出不同问题的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模仿别人这种写作技巧，可以创造出水平更高的作品。

但模仿不是抄袭，而是在模仿别人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再加以创新，加上自己的独特见解。

三、文学写作是促进背诵的动力。

文学写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方面还存在不足：或者语言理解能力差，或者语言表达能力差，或者文化知识不够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写作者为了提高写作的水平，就会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法：如果是语言表达能力差，就多朗诵一些优美的句子或诗文；如果是写作材料不够丰富，就背诵不同类型的典型作品......这样日积月累，语言表达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写作材料、文化知识也会丰富起来。提笔前就不会觉得脑中无“米”，笔头枯涩，无话可说了，而是有一种文如泉涌，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写起文章来“吾意所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生，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同时文学写作者从背诵中获得了“甜头”，就会更加喜爱和重视背诵了。

四、总结

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第6篇

内容摘要：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文学最繁荣的地区，和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45年以前马华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国元素非常明显，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1945年后中国出版物禁止进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断绝45年，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台湾，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中转站，继续向马来西亚输入文学和文化。此外，马来西亚独立以后的中学华文课本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教材，深深影响马来西亚文学爱好者，他们从中得到写作的启蒙。本文主要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过程与形式，观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既疏离又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马华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 华文课本 文学传播

马来西亚是中国、台湾、香港之外华文文学最繁荣的地区。1945年以前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品背景和思想都以中国为背景，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二战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英国殖民地和当地统治者禁止中国出版物进入。马来西亚人民和中国文学界断绝交往45年，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台湾，给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注入新的文学元素。然而，受过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华文写作者也受到影响。在马华文学作品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子处处可见。“五四”的文学传统在马来西亚一直没有断绝，主要原因在于马来西亚多年来的中学华文课本依旧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教材。

各学者对马华文学的分期命名虽有所不同，但大致上以“战前”(1945年以前)和“战后”(1945年以后)、“独立前”(1957年以前)和“独立后”(1957以后)作为分水岭。战前与战后的区分，主要是为了方便划分华人的移民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形成和变化，是一种从外围到中心的转移。独立前和独立后的划分，则是要观察当地华人对该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是内部本体向核心的靠拢或远离。本文以马来西亚为中心，马来西亚以外的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为外围，作为本文讨论的概念，所以采用“战前”与“战后”的时代划分，主要讨论战前、战后和马来西亚独立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传播及其影响。

一、从祖国到南洋：海外的文化基地

1945年以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还没形成自己的特色。那时在新加坡马来亚半岛活跃的华文作家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到新马谋生或避难，准备日后回归家园，所以没有长久居住新马的打算。他们情牵中国家园，关心家国的政治演变，侨民的意识还很浓厚。这些作家在新马一带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教育，为当地华人社会注入文化的养分。

南来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经营模式和文化内涵带到新马一带。一些文化名人如郁达夫、左秉隆和黄遵宪到新马时，带着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他们办报的同时，也提倡文学创作。当时在新马创立的华文报纸就有《中兴日报》、《南侨日报》、《益群报》等二十多份(杨松年249)。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报纸是传达信息、推动文学的重要工具，副刊更是争取读者的重要部分。新马的华文报纸经营模式参考自中国，设有许多副刊，刊登文学作品、流行小说、笑谈等消闲文字和创作版块。如《南侨日报》的副刊栏目就有“谐文”、“粤讴”、“班本”、“小说”、“记事小说”、“孽情小说”、“神怪小说”等，可谓应有尽有，读者从中可以吸收中华文化，以解思乡之情。此外，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也提升当地华人的文学修养，甚至写作兴趣。副刊所提供的创作园地，也为新马社会培养出许多作家。由于南来文人的办报和教育目的都以中国大陆为依归，宣扬爱国(中国)和救亡(中国)精神，作者、读者首先关心的是中国境内发生的种种变化，所以说当时的新马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并不为过。1937年，日本侵华，新马文坛也掀起“救国救亡”的热潮，呼吁“爱国”捐款，鼓励“回国”参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新马地区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统治，国家概念不强烈，对当地的华人来说，所谓的“国”，指中国是不容置疑的。

19411945年，日本侵入东南亚，马来亚的华人经历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战斗，对这片海外的家园有了感情，希望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希望家园摆脱殖民地的统治，自已当家作主。在文学题材上，也出现转变，作家逐渐关注当地生活，赞美当地的风土人情，本地意识开始显现。新马华人的本土意识形成，可说是自觉性的内在因素，不过这个转变的过程缓慢，立场也经常模糊不定。战后几年，国共内战，许多中国作家流亡海外，部分经香港来到新马，继续文艺创作，如马宁、夏衍等，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怀念故土的情怀。因而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并没有在战后几年内得到全面的认同。1948年爆发一场激烈的有关文艺独特性的论争，究竟是要脱离中国的影响，还是建立起马来亚的特色，各有各的说法，难分难解，这可看出当时文学作者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随着新中国成立，在马来亚的共产党(马共)的影响力也跟着高涨，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感受到威胁，因此加强打击马共。1948年6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实行戒严以杜绝新马华人和共产党的联系。由于华校、报章和中文印刷品是宣扬共产思想的主要媒介，殖民地政府同时全面禁止中国大陆的书籍进口、遣送教师和文人回中国，以防共产思想继续在华人社会的传播。中国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南来文人和书刊，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之后，马来亚文坛和中国的交流不再。与此同时，马来亚作家的本地意识逐渐加深，他们意识到既然选择在马来亚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就应该投入本地社会建设，关心本地发展，也应该多创作以本地为背景的题材。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大部分留下来的马华作家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公民，他们爱国的对象从中国转移到马来亚，从此。“国家”和“文化”正式分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是一个国家，是他们先辈的祖国;中国也是中华文化的渊源地，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华文化血脉相连。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第7篇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制约因素-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关系研究

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两种性质对立的`科学资本.由于制度化科学资本在科学场域中处于有利位置,因而制约了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权力化和权力知识化现象,都是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而造成的.科学技术专制降低了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

作 者：宫留记 GONG Liu-ji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马列部,河南开封,475001刊 名：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915(6)分类号：C03关键词：行动者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 纯科学资本 制度化科学资本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第8篇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 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 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著述”, 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 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 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 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 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 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 文化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 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 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 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 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 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 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 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 所以它“拒绝界定, 坚持差异, 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 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 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 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 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 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 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 具体到文学研究中, 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 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 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 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 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 二十世纪初, 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 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 由于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和雷蒙·威廉斯 (R.Williams) 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 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 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 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 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 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 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 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 另外, 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 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 所以, 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 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是相互依顿, 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 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 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 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 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 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 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 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 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 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 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 文学研究 (包括经典文学研究) 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 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 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 卡勒又进行了分析, 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 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 从文学研究中生成, 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 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 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 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 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 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 所以, 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 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 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 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 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 而且, 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 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 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 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 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 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 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摘要：本文旨在说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 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 现今的文学研究又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 若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 首先我们要清楚明白地知道文学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分别指向什么, 其次是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如何出现及为何得以形成, 最后涉及的是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是否会给传统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造成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关系

参考文献

[1]同上, p22

[2]陈序经著, 文化学概观,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p22

[3][美]米勒编, 王晓路等译;文化研究指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p1

[4]傅守祥, 论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 理论与创作, p63

[5]傅守祥, 论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 理论与创作, p63

[6]王宁, “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 1996年第5期

[7][美]乔纳森.卡勒著, 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11, 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