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销售的成本收益
网络销售的成本收益(精选11篇)
网络销售的成本收益 第1篇
网络德育成本组成主要包括硬件平台建设费用、应用软件使用及开发费用、资料引用费用、运行维护费用及人工劳务费用等。根据教育部社政司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 仅高校范围内建有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 (德育网站) 的比例高达95%, 中小学开展网络德育的情况由于学校众多, 至今还没有一项权威的统计数据, 因此,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以高校数据为主。
1.1 硬件平台建设费用
德育网络硬件主要包括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制作维护终端、网络线材及外围设备, 这其中外围设备又可以包括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及相关数字设备。目前德育网站具备独立服务器的单位非常多, 主要原因是根据教育部2001年要求, 全国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工程, 资金主要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配套资金。在网络硬件方面, 德育网站一般都依托于校园网, 省去了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 同时拥有固定IP地址和公网域名。建设成本一次性投入大约20万元, 全国高校含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及独立学院大约2000所, 硬件平台建设成本合计约4亿元人民币。
1.2 应用软件使用及开发费用
在硬件平台的基础上, 按照国际软件使用公约, 所有网络基础及使用软件必须经过正版授权, 这里统计的软件使用成本仅包括核心软件。系统平台较多使用Windows Server和UNIX, 由于通用性、简易性及安全要求并不苛刻, Windows Server较为流行;应用软件主要是Dreamwaver、Asp.Net、Photoshop、SQL、Premiere等工具软件比较流行。德育网站这方面的成本一次性投入约10万元, 全国德育网站建设合计约2亿元人民币。
1.3 人工及运行维护费用
德育网站目前多由学校学生工作部门具体负责维护, 人员组成有专职工作人员和兼职学生干部两部分。专职人员岗位职责包括德育网络的日常维护与开发应用, 学生干部负责新闻更新、BBS管理、音视频制作等, 他们的工作按照工作时长及项目核算成本。德育网站除去人工成本外, 还有运行和维护费用, 主要包括硬件维修更新、软件升级、老设备淘汰、电力资源使用等, 每年约需要7万元, 自2001年建设至今, 全国德育网站合计约12.6亿元人民币。
2 网络德育收益与成本的比例评估
2.1 浏览量与成本的比例关系
全国高校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数量约2000个, 主要栏目设置有理论学习、资料下载、新闻浏览、团学阵地、音视频资源、论坛、校友录等, 但令人尴尬的是专项德育网站的日均访问量寥寥无几, 平均每天IP访问500次左右, 页面访问也不会超过2000次。即使按照页面访问数量, 自2001年至今, 全国德育网站的访问总量大约106.64亿次, 与建设成本进行核算, 每一次的点击成本竟然高达0.02元, 这在网络运营方面可以算是天文数字。由此可见, 成本投入与浏览数量的比例失调问题严重。
2.2 资料使用率、成果产出率与成本的比例关系
德育网站多有资料下载栏目, 内容多为党和国家关于德育工作的形势和政策报告、德育工作研究类文章、各高校开展德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除去学校文件, 其余内容多为转载, 原创性内容极少, 学校特色内容也由于代表性和使用范围等原因, 不能被广泛引用。
3 网络德育的改进方案
3.1 人员改进
德育网络工作人员众多, 调整的方向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专职工作人员。按照教育部要求, 学生德育网站必须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目前的专职工作人员多身兼数职, 这并不影响工作质量, 但必须强调专职工作人员要既懂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又懂得网络基础知识, 能够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 也能够指导学生开展日常维护工作;然后是组成一支由德育专家学者组成的资料来源队伍。
3.2 构建网络德育的新网络格局
攻击者的成本与收益 第2篇
当攻击成本越来越高,攻击行为就越来越走向商业化,从收益成本角度来考量攻击行为变得可行
攻击者的实际收益,包含几种:
1.直接收益:攻击者通过突破目标系统,可以直接在目标系统上获得的信息资产,在现实中可以换取的价值.
2.心理收益:攻击者通过突破目标系统,可以获得某种心理满足的价值,一般而言,这很难具体衡量,这和攻击者所拥有的能投入成本能力和对心理满足追求的程度相关,但理论上,不会超过一个大致的范围.
3.边际收益:攻击者通过突破目标系统,可以获得对其他目标进一步达成的价值,比如内网中机器A,B,攻击者想攻击A,但是A防护很好难以攻击,攻击者可能会攻击B,以达到通过B对A .
但是在攻击者发起攻击之前,是很难准确计算出自己的实际收益的,其实是否发起攻击,攻击者考量的是预期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所以即使防护体系能让攻击者实际收益远小于成本,但是攻击者错误估算了预期收益,也是可能发起攻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护一方,传递的信息应该不要让攻击者高估自己的信息资产的价值(应让其低估,当然密罐除外)
攻击者的成本主要包括:
1.漏洞发现的成本:挖掘适合攻击场景的漏洞是需要成本的,包括时间,技术投入,人力成本.
2.漏洞利用实现的成本:从VISTA开始,攻击与防护的对抗越来越强,包括漏洞的可利用性降低增加的成本,新的利用技术投入,人力成本.
3.漏洞实施的成本,每次针对攻击目标,包括信息收集,分析,实施,攻击成功之后的控制和资产获取
4.获取的信息资产转化为实际收益的损耗成本:
5.新漏洞/利用技术被泄露的风险成本:攻击的成本有些是固定成本,如漏洞发现的成本和漏洞利用实现的成本,如果能针对更多的目标,收益扩大,自然成本就被摊薄.但是,由于在VISTA之后,新漏洞/利用技术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大范围的使用,会让厂商及时发现并迅速修补而失去价值,这就决定了攻击者在这方面的成本被提高了,攻击者不会一味追求扩大攻击目标获取收益而导致新漏洞/利用技术迅速失效.
6.攻击被发现的风险成本:包括法律风险,国家层面就是外交甚至是反制风险.
在收益中,攻击者对收益的预期是和其掌握的信息相关的,边际收益和具体的环境有关,一个没什么价值的主机,如果处于一个有重要价值的网络中,其边际资产价值也会得以提高,这是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所以具体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精确估计,只能是个变动的范围,
一个目标系统是否实际上安全,从成本观看,应该是攻击者的预期收益以及实际收益都远小于攻击的平摊成本.从理论上,安全只能是无限趋近,但不可能完全到达.越趋近,防护的成本也越高,所以一个好的安全防护系统应该是
最小的成本 最大的收益 第3篇
美国航空公司是全美国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美航的成功,应归功于它的执行长官柯南道尔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策略,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将成本降到极限的管理方案。
美航在加勒比海岸边有一栋货仓,早先一直雇了一个人整夜看守,后来柯南道尔决定要压缩这项开支。会上有人说:“这不可能,我们雇这个人是用来防盗的。”柯南道尔说:“能否把他换成临时工,隔天守夜一次,应该不会有人知道他在不在。”
过了一年,柯南道尔还想减少成本,便告诉下属:“能否将此人换成一条狗来巡守仓库?”下属还真就这么做了,而且很有效。又过了一年,柯南道尔还想把成本继续往下压,下属说:“我们现在已降到只雇用一条狗了。”柯南道尔说:“你们干吗不把狗叫的声音录下来播放?”
就这样,柯南道尔为了省钱,直接开除了一条“毫无过错”的看门狗。
奥运会商业之父的收益绝招
众所周知奥运会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而这会给承办这一盛会的城市带来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第21届奥运会花了30亿美元,巨额债务险些让当时的市政府破产,蒙特利尔在后来的10多年时间里都在偿还这笔债务。蒙特利尔的“惨痛教训”使得奥运会成了“烫手的山芋”,各国政府对其敬而远之。1978年,第23届奥运会的申办城市最后竟只有洛杉矶一家。
美国商人尤伯罗斯私人承办本届奥运会后发现,所有“来钱”的路都被“提前”堵上了。按照传统思路,筹备奥运会通常有3个资金来源:政府资助、彩票和捐款。然而,加州禁止动用公共基金举办奥运会,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向奥运会提供一分钱的资助;发行彩票在加州是非法的,还不能与美国奥委会和慈善机构争抢捐款。尤伯罗斯骑虎难下,只好对本届奥运会的组织方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化”改革。
转播权招标
尤伯罗斯的第一个商业创意是转播权招标。尤伯罗斯亲自登门拜访,“直接敲打”竞标方,最后将这次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在美国本土拍卖,得到了2亿美元,在欧洲、亚洲分别得到了2000万美元,还得到了2000万美元的广告转播权转让费。为了最大限度融资,这届组委会规定:在招标期间,有意转播奥运会的电视公司须预先支付75万美元作为招标定金。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在内的5家电视机构交付了定金,单就这些定金每天高达1000美元的利息便帮助尤伯罗斯渡过了第一道难关。
点燃赞助商战争
尤伯罗斯的第二招是:一改以往组委会“哀求赞助商”的做法,首次成功地将商业竞争的“熊熊战火”引向赞助商。他将正式赞助商的总数严格限定为30个,规定通过竞标的方式,每个行业只接受一家赞助商,利用商家争当行业龙头老大的心态,促使这30个行业内部进行激烈的竞争,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赞助价位。通过这一策略,他首先“点燃”了竞争最激烈的饮料行业的“战火”:面对400万美元的底价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为了拔取头筹,“可口可乐”最终痛下决心,以1260万美元的天价成为软饮料行业的独家赞助商。后面的企业招标中,尤伯罗斯如法炮制,直到将30家不同行业的企业都用最高价一一拿下。
奥运火炬“荣誉化”
尤伯罗斯的第三招是:将与商家无丝毫联系的荣誉性的火炬接力变成“印钞机”。他开价3000美元/公里,拍卖美国境内奥运火炬传递路线的所有里程,对参加者只有两个要求:第一要身体好,第二要付3000美元。美国人都为自己能当一名奥运火炬手而感到自豪,于是纷纷踊跃报名。通过这一活动成功募集到的1100万美元被用于当地体育设施建设,推广体育活动,培养体育人才。尤伯罗斯还将观赛座位分为三六九等,标上不同价格,最贵的VIP座位竞卖到2万美金。尤伯罗斯甚至公开宣称,即使总统来了,也要自己掏钱买票。
在“开源”的同时,尤伯罗斯还全力压缩开支进行“节流”。他充分利用已有设施,拒绝建新的奥林匹克村,而是租用假期空闲的大、中、小学教室做运动员村,招募大量大学生和社会人员做志愿者,无偿为大会义务工作,节约了大量开支和成本。
凭借着天才的商业头脑和运作手段,尤伯罗斯使没有一分钱政府拨款的洛杉矶奥运会盈利2.25亿美元,成为近代奥运会恢复以来真正盈利的第一届奥运会,从此,奥运会变成了一棵人见人爱的摇钱树。因其对现代奥运做出的突出贡献,1984年,尤伯罗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颁发的“杰出奥运组织奖”,他被誉为奥运会的“商业之父”。
企业并购的成本收益分析 第4篇
一、企业并购的收益分析
企业并购是一种经济行为, 其终极收益一是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二是获取市场势力, 减少竞争压力。现实经济生活中, 并购的终极收益又以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 大致有以下几种:
1. 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收益不断增加的现象, 一般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 (服务) 的单位成本随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企业并购可以获得企业所需要的产权及资产, 实行一体化经营, 达到规模经济。企业的规模经济由生产规模经济和管理规模经济两个层次组成。生产规模经济主要包括:企业通过并购对生产资本进行补充和调整, 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在各工厂中实现单一化生产, 达到专业化生产的要求。企业通过横向并购, 可扩大生产规模, 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减少竞争对手, 提高价格竞争力;企业通过纵向并购, 可以有效解决由于专业化引起的各生产流程的分离, 降低运输成本, 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管理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由于管理费用可在更大范围内分摊, 使单位产品的管理费用大大减少, 从而可以节省管理费用;并购企业可针对不同的市场层面进行专门化的生产和服务, 并共用同一销售渠道, 可以节约营销费用;可以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致力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并购后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好的资信, 且其财力充足, 可以较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2. 降低交易成本的收益。
交易费用理论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认为, 企业存在的理论是使用价格机制也要支付成本, 即交易成本, 它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 主要包括搜寻价格信息的成本和交易中讨价还价的成本等。企业并购实际上是合并后的大企业增大其交易范围, 变原来小规模的企业与外部市场的交易, 为合并后的大企业的内部交易, 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正如科斯所指出的, 通过一个组织, 并让某个权威 (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理论, 认为企业的纵向并购可有效地削弱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 克服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 企业内部的长期雇佣合同也促进了合作, 权威性的组织安排避免了讨价还价、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交易成本, 一体化的组织结构稳定了要素供给和产品销售分配。
3. 降低代理成本的收益。
1976年, 詹森和麦克林提出了“代理成本”问题。代理成本源于经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 股东的目标可能会与管理者的目标发生冲突。为了保证管理者能为股东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公司必须付出代价, 这些代价被称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主要包括:监督管理者行为的耗费;调整公司组织结构, 以限制管理者行为的耗费;调整公司组织结构, 以限制管理者行为偏离组织目标的耗费;因管理者不是完全所有者, 可能不及时采取行动而失去获利机会所造成的机会成本等。降低代理成本, 一般可以考虑组织机制与市场机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当这些机制不足以降低代理成本时, 接管则被看作是最后的外部控制机制。通过公开收购或代理权争夺而造成的接管, 将会使企业的现任管理者会被潜在的竞争者取代。并且, 如果由于低效或代理问题而使企业经营业绩不佳, 那么并购机制使得接管的威胁始终存在。所有这些, 都使并购机制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4. 获取“剩余控制权”的收益。
产权理论的主要代表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等认为, 产权安排的重要性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了所谓的“剩余控制权”问题, 即在契约未说明的情况下的权力归属和行使问题。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反过来又影响事先的投资激励, 无剩余控制权的一方由于担心事后的利益损失而会降低投资意愿。因此, 控制权的配置与激励和效率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产权理论, 当契约不完全时, 就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不完全契约进行修正或重新协商。重新协商过程会产生成本, 包括:产生于重新协商过程本身的事后成本;由对重新协商的预期产生的事前成本;还有第三种成本, 即由于契约不完全, 各方可能都不愿意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当存在由于关系专用性投资导致的“套住”问题时, 它影响当事人事后讨价还价的地位, 从而影响事前的投资决策。通过并购, 并购方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控制权, 提高了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 从而能够得到并购所创造盈余的大部分。
5. 延长企业生命周期的收益。
在市场经济中, 产品生命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它们都经过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当产品进入成熟期, 销售量和利润稳定增长时, 企业也进入成熟期。这时, 市场上生产或模仿同类产品的厂商越来越多, 如果这时企业满足于现状, 则产品销售与利润增势趋缓, 并开始出现负增长, 产品和企业的衰退期来临, 这种状态叫企业成长的边界点。企业能否持续成长, 关键在于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边界点能否被相继突破, 而这又取决于产品和企业能否得到创新。并购属于企业外部交易型战略, 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 因此通过并购可有效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
6. 实现经验共享和互补效应的收益。
经验的积累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人劳动熟练程度, 使经验成本曲线效果显著。企业通过并购不但获得了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资产, 还获得了原有企业的经验, 从而形成有力的竞争优势。同时, 并购其他企业 (比如高新技术企业) , 可获得该企业的技术, 从而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与成本, 为企业开拓新的成长空间。此外, 并购方还可以在市场、产品、管理、文化等方面与目标企业取长补短, 实现互补。
7. 其他收益。
包括获取买卖差价的收益、合理避税的收益、寻找机会和分散风险的收益、降低进入新行业壁垒的收益、获取免费广告的收益等。
二、企业并购的成本分析
准确全面地估量并购成本, 既是一个难题, 又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它是影响企业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 企业并购的成本主要有:
1. 搜集信息成本。
并购成功与否, 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企业搜集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并购企业搜集信息主要指搜集目标企业的信息, 以此作为并购依据, 这必然会付出成本代价。一般说来, 如果被并购企业属于本行业, 搜集信息成本相对较少;不属于本行业, 则该成本相对较大。
2. 谈判成本。
在敌意收购情况下, 并购企业一般不需与目标企业谈判, 而是秘密地收购被并购企业分散在外的股票, 对其形成包围之势, 使被并购方不得不接受条件, 将企业出售, 从而实现控制权的转移, 它不需要谈判成本。但在善意收购条件下, 并购方为了取得被并购方的认同和合作, 须与对方谈判, 而这需付出谈判成本, 在不同方式的并购中, 双方谈判的内容不一, 谈判成本也不相同。
3. 资产交易成本。
它是企业并购成本的主要部分。下面以购买式并购、承担债务式并购、吸收股份制并购、控股式并购为例来加以简单说明。 (1) 购买式并购。并购方一般以现金将目标企业的整体产权买断, 其资产交易成本由目标企业基价和浮动价格二者确定。在这种现金并购中, 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现金并购的出价:一是目标企业所在地管辖股票的销售收益的所得税法;二是股本的平均股权成本, 因为超出部分应支付资本收益税。一般来说, 现金并购的资产交易成本高, 因为如果企业完全以自有的流动资金来偿付交易价格, 其现金流动性可能会出现不足;如果企业部分向银行贷款, 则又要支付贷款利息, 所以资产交易成本高。 (2) 承担债务式并购。并购企业以承担被并购企业的全部债务为条件, 接受其资产实现并购, 所以其资产交易成本即是目标企业的全部债务, 但它并不以现金支付, 而是以抵押、协议的方式承担被并购企业的债务, 因此资产交易成本低。 (3) 吸收股份制并购。目标企业的净资产作为股金投入并购方。如果并购方是一股份公司, 就相当于用目标企业的产权去购买并购方的股权, 因此又称资产换股式, 所以并购方的资产交易成本相当于目标企业净资产的股份价值。对并购方来说, 资产交易成本低。 (4) 控制式并购。这是一种典型的股票并购方式, 它是增加发行本公司的股票, 以新发行的股票去替换目标公司的股票, 达到控股地位, 所以并购方的资产交易成本即为达到控股地位的目标企业的股票市价。这种方式, 扩大了并购公司的规模, 但有可能由于发行新股减少了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使得股价下跌, 同时, 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会产生反向并购, 即被并购的非上市公司的股东通过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票取得对上市公司的主导控制权, 因此并购方要防止这种反向并购产生, 这种方式通常是分阶段进行, 有时还须承受目标公司股票价格上扬的代价, 资产交易成本较高。
4. 反并购成本。
有时并购公司的行为可能会招致被并购公司的激烈反应, 他们会阻止并购方的并购行为, 从而加大并购方的并购成本, 甚至会使并购行动失败, 购并方承担沉没成本的损失。为了避免目标公司的这种过激反应, 并购公司应通过说服目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使他们了解, 公司收购是对双方有益的行为, 是一个发展契机。另外, 还应通过新闻媒介、内部报告及有关公共活动, 向广大股东和政府有关部门说明公司收购的好处, 争取他们支持和配合, 这些活动所花费的成本也应包含在企业并购成本中。
5. 整合成本。
整合成本又称一体化成本。当并购发生法律效力后, 从法律上讲, 该项并购活动已经结束, 但对于并购企业来说, 并购活动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还在后头, 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活动即一体化活动需要企业完成。一体化活动的效果关系着并购活动的成功与否。为一体化而花费的成本, 我们称之为整合成本, 它主要包括: (1) 业务一体化成本。业务一体化指联合、调整和协调并购双方采购、产品开发、生产、营销、财务等各项职能活动。这项活动, 通过合并双方共同的业务, 放弃多余的业务, 做到优势互补, 产生协同效应, 而合并业务, 放弃多余业务都须付出成本, 称为业务一体化成本。 (2) 组织结构一体化成本。在涉及双方产权变动的情况下, 不管是新设一个企业, 还是并购方法人地位不变, 并购后, 都要进行组织结构的合并、调整, 而这需付出一体化成本。组织结构一体化应贯彻目标统一、分工协调、权责一致、精干高效的原则, 使并购后的组织结构高效、弹性运作。 (3) 管理一体化成本。又称管理协调成本, 即协调并购后企业的管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管理一体化成本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可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 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是有成本的, 当企业扩大时, 对企业家的功能来说, 收益可能会减少, 因为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当企业扩大到这样一点, 在这个点上, 企业内部所耗费的管理成本等于市场进行这一项交易所耗费的成本时, 企业规模便不再扩大。所以企业并购时, 一定要考虑管理一体化成本, 切忌盲目扩大规模, 只有当企业内部的管理一体化成本少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时, 企业并购才有意义。 (4) 人事一体化成本。人事一体化是难度较大的问题, 也是影响并购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说它难, 是因为;第一, 冗员处理难;第二, 并购后, 人们有这样一种错觉, 好像被并购方是一个失败者, 被并购企业的员工处于从属地位, 这样难免会使目标企业员工产生消极思想, 这需要公司领导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端正人们的认识;第三, 重新分配、调整领导和职工难, 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切身权力和利益。 (5) 企业文化一体化成本。为了使并购后的企业协调高效运行, 而不是一盘散沙、貌合而神离, 除了进行组织结构、管理、业务、人事等方面的一体化外, 还需整合双方的企业文化。这就需要把优势企业的优秀文化传播给被并购企业, 用优秀企业的优良作风、严明纪律、企业道德、整体意识以及风险、时间、效率观念等来影响和约束员工, 这项成本是经常性的成本, 是企业必须支付的代价。一般说来, 并购整合成本与被并购企业的管理水平密切相关, 被并购企业管理水平高, 并购后的整合成本低;被并购企业管理水平低, 并购后的整合成本高。
6. 机会成本。
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论文 第5篇
成思危认为:“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发展水平;对一所大学来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是其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数量和质量是衡量研究生教育的双重标准。我国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过几年的发展,在规模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研究生教育扩招也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日益凸现。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研究生整体教育质量有趋于滑坡的倾向。我们当然不能妄下扩招引起质量下降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随着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教育质量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对于办学实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以下特点:
(一)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而且发展规模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山东建筑大学为例,,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才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建筑学、土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1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1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相比山东省而言,该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还比较缓慢,发展规模也比较小。
(二)研究生教育结构不合理。虽然该校的研究生教育几乎覆盖了全国现有的12大学科门类,但是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覆盖面窄,而且与学位点重复建设现象并存。很多二级学科尤其是文科类成本小的学位点重复建设,导致同类专业毕业生多,就业困难。而许多与山东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社会和就业市场需求较大的学位点太少甚至没有。
(三)学科水平总体较低,学位论文质量不高。学科水平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高水平的学科才能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学科优势可以凝聚优秀导师、吸引优秀学生。但就山东建筑大学而言,除特色专业建筑类以外,其他学科水平几乎居于全省的中下游。而且毕业生优秀论文匮乏,甚至许多在校生仍很难找到论文写作的创新点。
二、研究生教育投资成本
(一)保健成本
人的健康状况决定了人的体力,即人的寿命、肌体活力、力量强度、耐久力等,而它们又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因此,保健投资便成为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就研究生个体来说,增加其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其健康资本存量,延长其寿命以及寿命期的“无病工作时间”,并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粗略地说,研究生个体的健康投资的成本是由耗费在保健与疾病预防、医疗以及环境改良等方面的物品和服务上的一切费用所构成的。
(二)个人财务成本
教育投资就研究生而言主要是正规学校教育投资。它主要是指研究生为接受学校教育而花费的由自身所承担的有形成本。以山东建筑大学公费研究生为例,主要有住宿费、生活费、书本考证等学习培训费。以1年为期,平均每位研究生所需负担的成本包括:住宿费1200、生活费4000、学习培训费1500,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实际远不止此。
(三)学校财务成本
为提供研究生教育,学校需购进额外的教学设备,支付额外的水电费,教师工资等。
(四)机会成本
它包括的是研究生因接受教育而放弃了直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所损失的收入。以往人们在谈论教育成本时,往往只看到直接成本,而忽视了机会成本。实际上,对于研究生个体来说,因其都接受研究生教育,为完成学业而承受的机会成本是相当大的。与其本科就业的同学相比,其不仅不能够获得自己的经济收入,相反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财务成本,这两者之和构成了其继续教育的机会成本。
(五)心理成本
即对未来就业的担忧,年龄增长面临结婚生子却无经济承受能力的担忧等。
三、获得的收益
(一)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是受教育者因为接受研究生教育多得的`经济收入。
(二)社会心理收益。研究生教育还会为个人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成就感和良好的卫生保健等,这些构成个人投资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心理收益。
四、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比较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方法是计算研究生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即经济收益与全部成本之比。根据198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亚、非、拉22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为24%,高于13%的平均社会收益率。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1。
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传统部门与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现代部门的工资或收入差别很大;2。获得大学以上文凭后,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就业的可能性更大;3。个人负担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低,由于政府扶持,个人实际支付的研究生教育学杂费往往只是实际培养成本的一小部分;4。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和收入低,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低,即个人接受研究生教育期间实际放弃的货币收入低。
从数据统计来看,似乎研究生教育投资不存在沉没的风险。事实上,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扩招的日益加剧,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很多研究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甚至开始了一些卖猪肉之类的纯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研究生由于就业压力,被迫选择读博。大学生失业,人才降格使用“,学历病”等症候正在显现。
特别是现在许多高校开始取消研究生公费制,学费支出增加导致总成本上升,毕业生工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经济收益的减少,所以,我国目前个人进行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五、研究生教育收益率下降反映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校园质量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校园质量文化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物化形态。它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由于受外部功利性影响较大,高校对质量文化的建设不够重视,而恰恰现代企业对于个人的人文素养、道德素质越来越重视,这也造成教育与现实的脱节,使得培养出的人才难以符合社会的需要。
(二)课程建设不完善。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程学习占整个培养期的近一半,在这个阶段能否切实加强相关领域知识与科研技能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研究生课程设置具有随意性,课程体系构建不完整,存在本科化倾向;课程设置内容陈旧,不能够有效地追踪学科发展的前沿;课程的开设有因人设课的情况,对于一些本专业无法开出的课程也被列入培养方案,而很多研究生感兴趣的课程,由于本专业没有老师不能开等。
(三)对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致使许多研究生依旧像本科期间一样,只会纸上谈兵,缺乏将理论转换为实践的能力。
(四)导师队伍建设滞后。首先,导师对研究生指导不够,而且缺乏对兼职导师的规范管理;其次,导师遴选标准模糊,遴选不够严格;再有,导师缺少培训进修,使得学生根本无法从导师那里学到真正的知识。
六、提高研究生教育投资收益率应采取的措施
(一)转变研究生教育观念,营造质量文化氛围,多开展人文学术讲座,加强学院间、各高校间的交流,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
(二)建立研究生院(处)学院学科点三级管理组织结构,明确学科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和职责,使学科资源得以整合;建立学生与学校的交流平台,使得学校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及时修订课程设置。
(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学院可通过建立实验室、校企合作等让学生尽快熟悉本专业的业务流程,为将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实行规范化聘任,激活导师队伍,建立和完善岗位责任制,对导师进行培训,激励导师加强研究生的指导,密切师生关系。
七、结论
需求响应的成本收益构成及其分配 第6篇
以下的考虑是讨论需求响应利益的基础: (1) 用户和项目管理方在实施需求响应中会产生费用。 (2) 用户根据预期收益水平调整他们的电力需求。这些收益必须切实充分地补偿所有因提供需求响应而产生的费用, 否则他们将不会响应。 (3) 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和评价需求响应策略时应当考虑每项策略给成本负担方和受益方带来的影响。 (4) 收益的持久性必须被纳入计算。短期的冲击应当区别于长期的冲击, 需求响应产生的收益是经常跨若干年度。
1 需求响应的成本
需求响应的实施成本可以区分为参与者成本和系统成本 (见表1) 。单个用户削减使用产生参与者成本。需求响应项目管理者为创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启动和支持需求响应产生系统成本, 其中还要包括提供给用户的激励奖金。系统成本可以从缴纳电费者那里收回, 或者在有些情形下通过“公共利益”费附加在电费账单中。另外, 成本收回一般要受政府相关部门监管。
1.1 初始成本
用户的初始成本发生在需求响应实施之前, 包括负荷响应策略设计以及有助负荷响应的基础技术或设备投资 (比如“智能”恒温器、高峰负荷调节装置、能源管理调节信息系统以及自备电源等) 。应当从电费收入或公共财政中列支经费补贴必要的用户教育或技术项目, 以弥补参与用户的部分初始成本, 特别是当初始成本构成挖掘和实现需求响应潜力障碍时。
系统的初始成本大致由下三类成本构成:
(1) 测量和通讯系统升级成本。时变电价 (比如R T P, C PP) 要求根据使用或需求的时间顺序测量。这通常要通过安装高级测量 (电表) 系统 (Advanced Metering Systems (AMS) ) 来完成。新型测量技术能够赋予供电企业和用户许多功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测量并保存使用信息, 通过通讯联系让电力公司随时能够根据需要远程取回当前的使用信息。测量和通讯系统升级成本取决于现有的技术和适用的用户类别。因为总的成本固定并且相当可观, 特别是对中小用户, 经常提出费用承担的责任和补偿问题。
(2) 供电企业账务系统。对于部分需求响应方案 (比如R T P, C P P) 来说, 由于多数传统的系统不能处理时变成本和使用, 账务系统升级是前提。R T P或是C P P都要求改变测量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方式。
(3) 用户培训。有关时变电力成本的种类, 潜在负荷响应策略, 和有效的零售市场选择都包括在需求响应方案的培训内容中。
1.2 实施成本
用户实施成本因他们对高电价或需求响应项目事件作出响应而引起。这些成本可能是可计量的财务成本 (比如产出或商业上的损失、计划调整费用、运行自备电源的费用) , 也可能是某种抽象估计 (比如与负荷削减相关的不方便或不舒服) 。需求响应方案最初的成本和实施成本的最终的承担者可能是电费缴纳人, 也可能是供电企业。
系统实施成本包括项目管理运行、市场营销、用户评估招募成本, 激励型和价格型需求响应项目提供给用户除标准电力价格之外的额外优惠或奖励, 以及测量和通讯设施的运营或租赁可能产生的成本。对激励型需求响应项目, 额外的成本也包括支付给参与用户的报酬。
2 需求响应的利益
需求响应的利益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别:直接, 间接和其他利益 (见表2) 直接利益产生于那些采取需求响应行动的用户, 间接和其他利益由其它部分或所有用户群体获得。直接和间接利益可以用货币来量化, 其他利益较难量化和货币化。
2.1 直接利益
用户之所以调整他们的电力使用以响应价格或需求响应项目激励, 主要是因为经济收益。它包括减少在电力高价时用电, 或将电力需求转移到低价格时段带来的节约, 以及用户在需求响应项目中因为作出承诺或作出削减而得到的奖励报酬。另外的收益来自因系统中断而失去服务的风险的降低 (比如强制削减的可能性的下降, 或者紧急事件的避免) 。它虽然难以定量化, 但对于有些用户来说可能是重要的动机。参与用户得到的直接收益的水平取决于他们转移或削减负荷能力, 以及需求响应项目所提供的激励水平。
2.2 间接利益
间接利益有着整个系统范围内的影响, 它为政策制定者在需求响应上的兴趣提供了初始动机。间接利益可以分成短期和长期市场影响, 以及可靠性的利益。
短期市场影响是来自需求响应最直接的和最容易测量的经济利益资源。宽泛的说, 是在给定的可用的设施之下通过更有效率的使用电力系统带来可变供给成本的节约。通过建立更好的零售和边际供给成本之间的联系以使得资源利用更有效率, 把节省的能源和某些情形之下的容量成本, 转变为用户短期的电费节约。需求响应能降低趸售市场价格, 减少在高电价峰段期间的电力使用, 进而带来一个更低的趸售市场出清价格。
长期市场影响与需求响应减少系统的或局部的峰段需求的能力有关。它可以抑制额外发电、输配电基础设施增建的需要。这对于电力这种高度资本密集的行业来说是明显的资源节约。当然, 以需求响应项目来减少容量建设成本要求需求响应在高峰需求期间必须有效并有实施可靠性。
另外, 可靠性收益是指当系统储备低于需求水平的时, 减少被迫停电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可靠性的利益可以根据中断的风险和用户心中的可靠性的价值减去需求响应负荷减少的量来评估。
2.3 其他利益
需求响应可以提供额外的收益给部分或全部的市场参与者, 但是这部分不容易定量或货币化:
(1) 更稳健的零售市场。零售市场的默认服务R T P能通过零售供应者刺激创新, 管理需求响应项目可以为市场参与各方提供增值机会。
(2) 增进选择机会。需求响应能在可变的零售市场结构中为用户提供广泛的选择, 通过更多的方案来管理他们的电力成本。
(3) 市场绩效利益。需求响应带来“市场绩效”, 当发电方在趸售电力市场中滥用市场力量, 为了推动价格上升而抑制供给时, 需求响应可以起到很重要的压制作用。需求对价格响应减少了这个可能性。需求响应会是一个充分威慑以阻止发电者尝试操纵市场。
(4) 潜在的环境利益。环境保护利益包括直接来自需求响应负荷减少和间接提高的用户们的能源使用效率和成本意识。不过, 将环境保护效益归功于需求响应时应当更全面地慎重考虑, 因为这最终取决于排放的情况和发电厂在特定地区的边际运营成本。
3 结论
需求响应是指在用户对随时变动的价格或事件进行观察并作出针对性响应。其目标是通过需求响应使得用户在电力使用上进行更合理更有效的安排, 以达成电力生产资源效率的改善。而这个效率提高创造了一个多元的利益: (1) 参与者的经济利益。用户通过调整电力需求以响应时变电价或参与激励型项目, 所获得的电费支出的节省和激励报酬。 (2) 整个电力市场范围的经济利益。更低的趸售市场价格、降低系统总的容量要求。既让负荷服务实体发展新的供电能力, 也最终让多数零售用户节省电费支出。 (3) 可靠性利益。电网运营的安全和充足负荷储备。需求响应能够降低和减轻被动停电的可能性和后果, 也就减轻或避免了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成本的上升和对用户产生的不便。 (4) 市场绩效利益。弱化供给方操纵市场的能力, 它能阻止电力供给方随意提高电价, 甚至明显超过生产成本。■
摘要:需求响应可以引导用户进行更合理更有效的用电安排, 改善电力生产资源效率。这个效率提高创造了一个多元的利益:所有参与者, 电力的供需双方, 系统的可靠性以及电力市场的可靠性。对需求响应各类成本及收益的构成、发生和归属作了分析, 界定并提出了需求响应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的主体及其机制。
关键词:需求响应,成本收益,激励机制,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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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olland, Stephen P.and Erin T.Mansur, 2004, “Is Real-Time Pricing Green?: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Electricity Demand Vari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nergy Institute:WP-136, August.
中国废物原料进口的成本—收益分析 第7篇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环保制度等方面的差距, 发达国家消费更多的产品, 产生更多的废物, 回收更多的废物原料。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这些废物资源会根据各国产业链分工、生产能力、对资源的需求、环境规制等因素, 通过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进行重新分配。
发达国家在国内对废物进行初步回收, 生产出中间废料产品, 向中国等制造大国出口。后者凭借较低的生产成本对中间废料产品进行二次加工, 生产出最终废料产品, 作为本国制造业的生产原料。生产出的制造品又出口到世界各地, 大部分销往发达国家。世界范围的国际大循环经济由此产生, 废物原料的跨国流通正是构成国际大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
二、我国废物原料进口的现状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拉动了国内对各种生产原材料的需求, 并从世界市场进口各种原料。废物原料作为原生材料的重要补充, 也成为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为了加强对废物贸易的监督, 中国将固体废物分为三大类。本文所分析的是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类的废物原料。根据《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类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 这些废物原料主要包括骨废料、锯末、木废料及碎片、废纸, 废棉纱线、其他废棉、合成纤维废料、人造纤维废料、各种金属废料等。由于这类废物原料进口较为便利, 且国内需求量大, 中国已经成为该类废物原料的主要进口国。例如,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废纸和废塑料的进口国。
三、中国废物原料进口的成本模型分析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废物贸易进行了不少研究, 但国外研究偏向数据与实证, 缺乏理论化探讨, 且很少直接研究中国的废料进口;国内研究多停留在现状分析和政策建议的层面。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在我国具体的经济环境中, 废物原料进口的整体效益应如何衡量, 哪些因素又决定了我国的整体效益。本文试图建立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分析我国废物材料进口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确定影响整体效益的因素。
在不进行国际废物原料贸易的情形下, 废物原料从本国消费者以垃圾形式丢弃到以被加工成最终废料产品, 需要经历图1所示环节:消费者丢弃后, 由本国废物回收公司进行初次回收;本国公司对进口废物原料进行二次回收, 制成清洁、安全的最终废料产品;最后投入生产。
如果存在国际废物原料贸易, 那么废物原料将从一国以中间废料产品的形式出口到另一国进行二次加工 (详见图2) 。
1) 模型假设。根据上述存在国际贸易的废物原料生产流程, 现对中国废物原料进口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提出如下假设:a) 所有废物原料无品质差别, 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呈均一成分进行流通;b) 有且仅有初次回收、贸易、二次加工三个环节;c) 无规模经济;d) 废物原料在各加工、运输环节中没有损耗;e) 进口国承担贸易运输成本;f) 无关税和其他税收。
2) 模型结构。废物原料的回收、贸易和加工会造成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成本和收益, 二者共同决定了效益。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首先是由废物原料生产量或贸易量决定的, 于是有
1式中, M代表经济, S代表社会, E代表环境, Yi代表各项效益, 代表废物原料的生产量或贸易量。
废物原料进口的整体效益是由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共同决定的。不同国家会因为各自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环境资源禀赋的不同, 对这三种效益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也会偏重某项效益。因此一国的整体效益为:
2式中, YTotal代表整体效益, YM、YS、YE分别代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α、β、γ则分别代表三种效益的效用系数, 并且α+β+γ=1。
3) 模型表达。
a) 贸易前经济、环境、社会成本收益函数。经济效益取决于废料初次回收和二次加工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和承担的成本。企业收益来自于出售最终废料产品;成本主要是初次回收和二次加工的劳动力成本和固定成本。
3式为贸易前的经济成本收益函数, 其中Q为废物原料生产量, P为最终废料产品的单位价格, W1为初次回收每单位废物原料所需支付的工资, W2为二次加工每单位废物原料所需支付的工资, F1、F2分别为两个环节的固定成本。
一国回收废物原料能够避免用传统方式处理这些废物所造成的环境危害, 例如填埋、焚烧垃圾造成的土地和空气污染;使用废物原料能够节省资源和能源, 避免了使用这些资源和能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减轻了资源开采压力。但由于废物原料本身的特点, 在运输、筛选、清洗等步骤必然会产生环境污染, 造成环境成本。
4式为贸易前环境成本收益函数, 其中, Cdisposal是按传统方式处理每单位废物原料的环境成本, Cresource是每单位废物原料通过节省资源和能源而避免的环境成本, Cpollution1、Cpollution2是初次回收和二次加工处理每单位废物原料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
社会效益主要由个人和政府收入两部分组成。由于本模型假设无税收, 所以社会效益只包括个人从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5式为贸易前社会成本收益函数, 其中W1、W2为生产单位废物原料的工资收入。
b) 贸易后经济、环境、社会成本收益函数。根据图2所示, 进口国省去了初次回收环节, 直接从世界市场进口中间废料产品, 在国内二次加工成最终废料产品。因此, 进口国企业避免了初次回收所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和固定成本, 转而支付贸易成本。
6式为贸易后经济成本收益函数, 其中Pw为初次回收废物原料的贸易价格, t为进口商所需祝福的运输成本。
此外, 由于免去了初次回收环节, 进口国只需承担二次加工带来环境成本, 7式是贸易后环境成本收益函数:
同理, 贸易后的社会成本收益函数只包含二次加工环节的工资收入, 如8式:
根据2、6、7、8式, 可以得到我国进口中间废料产品, 加工并使用废物原料的整体成本效益分析函数, 即式:
4) 模型解读
通过分析整体成本效益函数, 可以了解我国进口、使用废物原料整体效益状况, 以及影响整体效益的因素。
首先, 9式清晰的反映出我国进口废物原料的经济收益取决于最终废料产品的价格水平。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各种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上涨, 最终废料产品作为其替代品, 价格也随之升高。此外, 由于更多的企业开始使用价格较低廉的废物原料, 需求上升, 拉动其价格上涨。这都有利于提高我国废物原料进口的经济收益, 进而提高整体效益。
其次,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固定成本是我国加工废物原料的比较优势所在。我国拥有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廉价劳动力, 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二次加工废物原料。同时, 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国在固定成本方面也存在比较优势, 可以以较低的固定成本投入开展二次加工。成本优势保证了经济收益, 有助于进一步维持稳定的整体效益。
再次, 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我国向发达国家运输大量的制造品, 而进口量相对较底。因此从我国发往发达国家的货船往往满载而去, 空载而回。这使得中间废料产品可以以较低的运输成本t从国外运往中国, 从而保证稳定的经济效益。
最后, 使用废物原料的环境收益Cresource比较明显, 有助于我国实现节能减排, 并降低原生资源的开采压力。同时污染处理技术可能成为提升环境效益的关键一环。如果能够通过技术进步, 降低二次加工造成的Cpollution2, 就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体效益。
摘要:从初次回收、进口、二次加工等环节出发, 对中国废物原料进口的经济、环境、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 建立了整体效益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 研究影响我国废物原料进口整体效益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 在最终废料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下, 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固定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优势, 通过改进污染治理技术, 可以保持和提高经济、环境效益, 进而提高整体效益。
关键词:废物原料,进口,成本—收益分析
参考文献
[1]、房巧红, 苏桂富.基于国际贸易视角的我国再生行业发展策略-针对“洋垃圾”问题的再思考.生态经济, 2007, 0 2:2 0 8-2 1 2
[2]、高松.基于环境风险和价值的进口固体废物分类模型研究.科技管理研究, 2 0 0 8, 0 5:7 4-7 6
网络销售的成本收益 第8篇
近年来,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高额的教育成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 报告中, 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 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 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 而八年后的今天, 物价水平不断上涨, 加之补习班、赞助费盛行, 孩子教育所要支出的经费数量已经难以估算。
但是, 孩子教育的成本不仅表现在金钱上的花销上, 也表现在时间上的使用上。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1.0年, 1980年估计是4.5年, 2000年是7.11年 (1) 。教育部2009年数据显示, 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由此可见, 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迅速。
笔者试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 从而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1.1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生育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并且, 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育率也差异明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大致形成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经济学派三大学派。社会学派注重从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进行分析, 社会心理学派则认为是以孩子的经济价值减小和心理效用增大为特征的孩子效用构成变化导致了低生育率。经济学派则对孩子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得出结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属于经济学派。
莱宾斯坦认为, 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 及父母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孩子的效用包括:消费效用、收入效用、保障效用和家庭效用。家庭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同时影响着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而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影响着生育决策: (1) 当孩子成本随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时, 孩子效用将会降低, 这种成本和效用的一升一降使得对孩子的净投入增大,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下降; (2) 当孩子成本保持不变时, 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效用减小, 使得原来孩子效用大于成本的比值关系变为互相抵消或成本超出效用的比值关系,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 (3) 当孩子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时, 孩子效用下降的速度大于该孩子成本下降的速度,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是下降。
贝克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来进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 把对孩子的需求分为孩子数量的需求和孩子质量的需求。生产孩子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贝克尔认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一种相对的代替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父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 但其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这种相对替代关系可以转化为绝对替代关系, 其转变机制主要是避孕知识变量的加入。有超额孩子的家庭减少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 尤其是孩子的数量直接替代商品。
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内生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 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一定质量的孩子体现了一定数量的时间和商品投入, 孩子的价格会受到投入的时间和商品的价格影响。如果投入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和商品价格上升, 希望得到高质量孩子的父母会支付更大的成本, 一般而言, 家庭收入的上升意味着孩子成本中预期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提高。由于收入和价格的这种变化, 父母对孩子的偏好也会改变, 父母将更加倾向孩子的质量, 而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而对于孩子的供给而言, 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在供给, 它受自然生育率和婴儿存活率的影响。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也有较大影响, 因素包括:公管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明、正规学校教育的改革;城市化、新商品的引进、家庭计划方案的实施。
1.2 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设
孩子的教育成本, 是指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正规教育而支出的各种费用, 以及所父母花费的时间;既包括孩子的学费、杂费、宿舍住宿费、书本费等, 又包括父母为孩子教育而失去的闲暇时间和浪费的时间。
本文里, 我们将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孩子的教育成本, 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是某一时刻某一人群受教育年数之和与该人群总数之比, 用来解释某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就学率是指各类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年龄应受教育人数之比, 常用来说明教育普及程度。而人口学一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人口, 所以, 为了让研究结果更准确, 我们将计算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普查时年轻人的教育成本, 也就是普查时15~24岁人口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这两大指标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更具有说明性, 我们还将做出以下假设:第一, 每一单位受教育时间所需要的教育成本相同, 例如, 甲受教育10年, 乙受教育20年, 则乙是受教育成本是甲的2倍;第二, 在相同时间段, 每个人花费的教育成本是相同的, 可以这样理解, 2000年某地15岁就学人口为2万人, 16岁就学人口为1万人, 那么该地2000年15岁就学人口花费的教育成本是16岁在学人口的2倍。
我们的研究是要查看孩子教育成本变动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里, 我们选取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观察。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 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众所周知,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政策限制、生育观念等等。而从孩子成本-效益角度分析, 总和生育率是人们在进行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的结果, 它同时受孩子的成本和孩子的效益影响;孩子的教育成本作为孩子的成本之一, 必然对总和生育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 不能疏忽的是, 我们这里研究仅仅是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 研究略显片面, 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1.3 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2) 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3) 。
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时, 每种学制的受教育年限按以下计算:小学5.5年, 初中8.5年, 高中11.5年, 中专11.5年, 大学专科14.5年, 大学本科15.5年。另外,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了文盲、扫盲班和研究生, 分别按0年, 1年, 18.5年计。然而值得说明的是,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的“大学本科”的实质含义是“大学本科及以上”, 这部分人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全部按“15.5年”计算似乎有失公允, 但是考虑到1990年前后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实属少数, 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分人暂时忽略。
对于城乡孩子的教育成本分析中, 由于未能找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程度城乡数据, 故只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进行了分析, 其中, 城镇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城市) ”数据和“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镇) ”数据的加总。
2 数据分析
总体上来说, 从1990年到2000年, 中国孩子的受教育成本上升。具体表现为, 199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7年,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 增长15.37%;199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4.28%,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8.88%, 十年间就学率增长4.88%。
2.1 分性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由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影响, 家庭中女孩的教育问题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上,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上, 如图1所示,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15~24岁人口中男孩的值均高于女孩, 男孩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女孩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其增长率均为13.64%。
就学率上, 如图2所示, 1990年男孩就学率为96.98%, 2000年为99.21%;1990年女孩就学率为91.45%, 2000年为98.53%。可以推算, 从1990年至2000年, 男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2.23%, 女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7.08%;分别增长了2.30%和7.74%。
由此可见, 由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5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 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没有差别, 也就是说, 就时间而言, 十年来, 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教育成本投资的增长率没有差别。但是, 就代表教育普及程度的就学率而言, 十年内女孩的就学率增长了7.74%, 远远高于男孩, 可以理解为, 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成本投入 (图1、图2) 。
2.2 年龄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从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看,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岁或18岁处出现拐点, 原因是15岁、16岁人口大都处于在读期间, 难以计算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但是从增长率可以看出, 16岁~21岁人口的平局受教育年限明显增高, 且程度大于其他人口,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普及, 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21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程度不及16~21岁人口原因可能是研究生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及高中、大学本科的普及程度, 并且2000年距离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仅有一年之久。
可以说, 10年的变化是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分年龄被就学率在1990年和2000年均显示出了随这年龄增长就学率下降的趋势, 原因在于越到高等学历就读人数越少, 这一特点符合一般规律。而各年龄组就学率的增长程度处24岁组以外, 则显示出了随着年龄增大增长程度扩大的趋势。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接受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 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表2、图3、图4) 。
2.3 城乡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我国城乡成二元经济结构, 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孩子的教育成本上: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 城镇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 城镇15~24岁人口就学率高于城市;并且这规律体现在城乡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农村家庭的父母不如城镇家庭的父母为孩子教育成本投资多。这既与农村对于教育的观念有关, 更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关。并非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读书成才, 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 基础教育差, 使得在农村孩子买入高等教育时难以与城市孩子竞争。表3中就学率“百分比差值”表现的更为明显, 随着年龄的上升, 城市就学率与农村就学率差异成增大趋势, 城市远远超过农村。可见, 越到高等教育, 农村孩子的机会越小、竞争力越低 (图5、图6、表3) 。
3 孩子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
1990年代初, 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 (陈胜利, 1996;于景元、袁建华, 1996;曾毅, 1996) , 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 (TFR) 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 (郭志刚, 2000;张为民、崔红艳, 2002;于学军, 2002;丁峻峰, 2003) 。
郭志刚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重建的全国19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如下:1990年2.373, 1991年1.803, 1992年1.683, 1993年1.570, 1994年1, .466, 1995年1.479, 1996年1.362, 1997年1.308, 1998年1.309, 1999年1.233, 2000年1.232。 (郭志刚, 2004)
可以看到, 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迅速, 到2000年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笔者认为, 孩子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总和生育的下降二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方面, 总和生育率下降诱导孩子教育成本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生育决策, 根据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那么在限制了生育数量的情况下, 父母会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满足欲望, 而增加教育投资无疑是提高孩子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如莱宾斯坦所言, 观念的转化、人口城市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等因素都会间接影响生育率下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成本来影响生育率。这些变化也正悄然发生在中国的1990年代, 观念的转化让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人口城市化, 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加;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代际支持减少孩子教育成本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教育成本增加的速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速度, 且大于孩子效用增加的速度, 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下降, 影响生育决策, 对总和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
4 讨论
4.1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其他表现
前文讨论的孩子的教育成本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表现出来, 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衡量是片面的, 因为它只衡量了孩子教育成本的显性成本, 即每个人都要花费的时间, 和在这一时间内的平均金钱支出。
但是, 孩子的教育成本还存在隐性成本。幼儿园数量不足问题严重, 入园之前幼儿园对于孩子的各种考核日益增多, 并且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还要交高额的赞助费。“小升初”、“中考”、“高考”的战争日益剧烈, 各种课外辅导大行其道, 既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 有增加家长的金钱支出, 并且家长为了陪孩子上辅导班而花费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计算。大学阶段, 各种“证书”的考试、为获取各种证书而上的学习班再次增加了教育成本。孩子教育成本中的隐性成本价格越来越高昂。
4.2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原因
(1) 家庭收入: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 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越高, 投入到孩子质量上的费用也就越多, 每个孩子的质量也就越高。由于父母从高质量孩子身上得到的效用大于低质量的孩子, 所以父母更愿意在孩子的教育、培训上花费更多的投入提高孩子的质量。
(2) 孩子的质量偏好:贝克尔认为, 父母的偏好总是指向高质量的孩子, 即父母宁愿选择数量少的高质量孩子, 也不愿意选择数量多的低质量的孩子。所以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孩子, 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 政策与观念: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的选择, 同时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多生, 所以, 父母用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4) 教育成本本身的升值: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 近年来教育的隐性成本不断增加。
4.3 孩子教育成本何去何从
孩子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意味着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和人才的产出;但是, 笔者认为教育成本无限增加并非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 教育显性成本无限增加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普遍过高, 导致劳动力的“奢侈使用”, 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使用着大量的高端人才。无疑这是对教育投入的一种浪费。
第二, 教育隐性资本的增加使教育失去意义。赞助费是上学成为“财力”的竞争而非“才力”;辅导班让学生失去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奔波于各种证书的考取使得教育成了形式。
所以, 如何使孩子的教育成本的效益最大化还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1]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J].人口研究, 2004 (3) .
[3]田雪原.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J].中国人口科学, 1989 (3) .
[4]罗艳丽.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3 (5) .
[5]陆杨, 李海燕.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综述[J].商业文化, 2007 (7) .
战略视角下的成本收益观 第9篇
一、基于战略的成本观
成本 (Cost) 通常是指企业为生产某种产品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使用的成本概念, 与会计学中使用的成本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经济学的成本包括“正常利润”。经济分析中把厂商生产某种产品的生产产品成本与生产出该产品的机会成本这两个词作为同义词来理解。会计学的成本概念和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在会计学中, “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付出 (或可能要付出的) , 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 (美国会计学会所给定义) 。按照我国现行会计制度, 企业成本包括产品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两大部分。其中, 产品制造成本由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构成;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及管理费用。当然, 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会计学都极大地拓展了成本的范畴, 并提出了很多新的成本概念, 成本概念已变得十分宽泛。战略视角的成本收益观应涵盖并超越这些概念, 全程、全景、全面反映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成本信息和成本现象, 并揭示其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
(一) 衡量项目成本或收益时, 不仅要关注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成本 (如生产成本、沉没成本) , 而且要关注实际未发生的成本 (如机会成本) 会计学强调历史成本, 认为成本是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资金总和, 是财务费用的对象化。经济学强调机会成本, 认为成本是选择最优方案放弃的次优方案的价值。因为多数时候企业的投资机会不是唯一的, 所以机会成本更接近于投资的真实代价也即成本的本义。尽管机会成本从未真正发生, 但它应是企业确定投资方向、选择投资方案时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事实上, 它也在最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选择行为。考虑多方案选择的战略家不能仅以会计利润作为战略资源分配的依据, 而必须以经济利润作为决策的依据。在项目的运营过程中, 企业还常常面临所谓“沉没成本效应”问题。所谓“沉没成本” (Sunk cost) , 是指项目一旦终止就无法收回的成本。沉没成本主要是专用资产费用以及一些不可收回的期间费用。沉没成本好像退不掉的入场券, 往往使企业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有的企业家拘泥于沉没成本而难以自拔, 有的企业家则着眼于未来的机会成本而做出“壮士断腕”的抉择。这两种选择本没有对错之分, 精明的企业家会基于战略的成本观而做出前瞻性的选择。
(二) 衡量企业成本时, 不仅要关注有形的、易于计量的货币形态的成本, 而且要关注无形的、难于计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成本 (如市场交易成本、内部组织成本) 会计学囿于学科自身特点, 往往更强调成本的计量属性, 故而会计学所指的成本概念必须是可用货币计量表示的。然而很多成本未必表现为货币形态, 但它最终会影响项目的货币收益。因此, 有形的、易于计量的货币形态的成本并非是完整的成本。近代的经济学突破了传统会计学的局限, 针对无形的、难于计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成本提出了很多概念。在这些概念中, 影响最大的是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在传统的成本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他将成本的外延从商品成本扩展到了包括组织的交易成本在内的广义成本。按照科斯的观点, 企业的存在只不过意味着利用市场也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搜寻交易对象的成本、谈判的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履行合同的成本、监督成本等, 这些成本科斯称之为“市场交易成本”。因此, 如果取消某种市场交易, 代之以组织内部的交易, 可能会节约某些成本。但是, 利用组织这种形式也不是没有成本的, 这些成本包括协调成本、监督成本等内部管理成本。科斯将组织“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叫做“内部组织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组织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一样决定企业的效益, 也决定企业的规模和大小。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成本的认识, 同时也引导人们重视以前所忽略的无形成本。
(三) 产品成本是一个全程的概念, 不仅贯穿生产过程的始终 (生产成本) , 而且贯穿消费过程 (消费成本) 的始终传统的产品成本观念只关注生产制造成本, 因而只强调生产制造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这是非常狭隘的成本观念。其实, 产品成本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全程的。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探讨成本的组成, 产品成本应包括设计成本、制造成本、销售成本、使用成本、维修成本和废弃处置成本等。
设计成本包括可行性研究、市场调查、图纸设计、产品试验、修改设计、准备技术说明书等所花费的费用。制造成本包括材料、加工工时、劳动工时、半成品运输、存放以及装配、调试、检验、废品、修复等各种费用。销售成本包括产品包装、运输、储存以及广告等费用。使用成本是用户使用机器设备期间需要支付的人力消耗、动力消耗以及维修保养等的费用。维修成本是在使用期限内, 为维护设备进行修理或更换零件所需花费的费用。废弃处置成本是产品报废处理和再生的费用。
既然产品成本是一个全程的概念, 那么消费成本就必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成本构成因素, 因而成本管理不应只强调生产制造成本, 而应在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两者之间做出科学的权衡, 以使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总额最低。
传统的产品成本观念的错误有二:首先, 只强调生产过程成本控制和事后成本核算, 这是一种低效的成本控制方法。资料表明, 制造行业产品的75%成本因素已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确定。由此可见, 产品成本不是节约出来的, 而是设计出来的。降低和控制产品成本必须从产品设计阶段抓起, 因为此时产品设计者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来改进设计并使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成本最小化。其次, 只关心生产者成本而不关心消费者成本。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成本观念。按照前述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观念, 产品成本大致可以分为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两大部分。产品出厂以前的费用均为生产成本, 出厂以后的各项费用均为使用成本。在现代社会中, 特别是对于耐用消费品, 生产企业只关心产品的生产成本显然是很不够的, 必须从用户的角度来研究分析使用成本的影响。因为用户的使用成本实质上是生产成本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是为实现一定量的使用价值而发生的耗费。因此, 任何生产单位不仅需要考虑产品的物美价廉, 而且还要研究用户购买产品后在消费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使用成本。
(四) 企业总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成本驱动因素诸方面、诸环节互动的结果成本动因 (Cost Driver) 是成本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会计学认为, 业务量是唯一重要的成本动因。这是与传统的制造业下直接材料与直接人工占制造成本较大比重的情况相联系的。按照这一成本动因思想, 企业的全部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如量本利分析以及依存于产量的弹性预算等在成本费用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这种简单的成本动因观指导成本管理并非总是有效的。随着新制造环境的出现, 产品的成本性态发生了改变, 使得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对成本信息的扭曲越来越严重。在对传统的成本动因观反思的基础上, 基于战略的成本动因观最终得以形成。基于战略的成本动因观认为, 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函数, 是各种独立或交互作用着的因素合力驱动的结果, 即造成成本的动因是多方面的。
基于战略的成本动因观把成本动因区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微观层次的作业成本动因;二是宏观层次上的战略成本动因。作业成本动因普遍存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有关作业之中, 如物耗、作业量等。战略成本动因则是对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成本行为产生长期影响的成本驱动因素。战略成本动因可以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两个方面。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决定企业基础经济结构的成本动因, 包括企业的规模、业务范围、经验熟练程度、技术处理方式、产品或服务的种类等。执行性成本动因是在结构性成本动因决定以后才成立的, 是指决定企业作业程序的成本动因, 主要包括企业的凝聚力、质量管理水平、生产能力运用的程度、产品结构、与供应商和顾客的联结关系、集中采购规模等。
与作业性成本动因相比, 战略成本动因是更高层次上的成本动因, 而且很多是非量化的动因, 但其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更大、更持久, 因而也更应予以重视。基于战略的成本动因观从更广阔的范围审视成本动因问题, 极大地拓展了成本控制的空间。
二、基于战略的收益观
收益 (Income) 最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在经济学领域, 收益主要指一定时期净资产的增加, 这是一种资产负债观的收益观。为适应实践的需要, 会计学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的收益观。会计学认为, 企业的收益就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经过交易已实现的收入与相关的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这是一种收入费用观的收益观。当然, 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略的划分。其实, 无论是在经济学内部还是在管理学内部, 对于什么是收益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界定, 收益是指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的增加, 由收入 (Revenue) 和利得 (Gain) 两部分组成。收入是企业的日常活动所产生的收益, 利得则是不经过经营过程取得或不曾期望获得的收益。如同成本观念一样,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会计学对于收益的理解都免不了有自己的学科局限, 战略学对于收益观念应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一) 收益不仅包括货币收益, 而且包括非货币收益提供产品或服务是企业的主要任务。企业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实现自身的价值, 这种价值表现为货币形式的有形收益。作为产品或服务的副产品,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同时还产出关系、形象、知识等无形的东西, 这些无形的东西就是企业的无形收益。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 “松下不但生产机器, 也生产人”。企业的无形收益主要表现为一些无形资产, 如品牌形象、公共关系、企业文化、知识能力等。有些无形资产可以输出, 直接实现其市场价值。例如专利使用权、商标使用权、专营权等。很多公司通过运作无形资产实现了超常规发展。有些无形资产虽不能直接转化为市场价值, 但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企业文化、核心能力等。海尔集团就曾用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 使一批被兼并的亏损企业迅速复苏。总之, 这些无形的收益尽管难以用货币和价格计量, 但它们却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会对企业的长远收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完整的收益观不仅要关注货币收益, 而且要关注非货币收益。
(二) 收益既是生产成果, 也是生产要素, 既是经营的终点, 也是再经营的起点传统的收益观认为, 收益是企业经营的成果。现代的收益观认为, 收益既是经营的终点, 也是再经营的起点, 既是生产成果, 也是生产要素。例如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平衡计分卡理论就把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分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类, 非财务指标则又包括客户、流程和学习和成长等三个方面。财务指标包括销售额、利润额、资产回报率等, 客户指标包括客户满意度、客户忠诚度、新客户增加比例等, 内部运作流程主要关注公司内部效率, 如生产率、合格品率、新产品开发速度等, 学习和成长则关注员工士气、员工满意度、关键员工流失率等一些问题。该理论认为, 企业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如果学习和成长、流程两个驱动指标做得好的话, 客户和财务指标自然就会上去。这一理论比较逼真地刻画了企业收益的这种双重性质, 平衡计分卡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为战略管理的工具。
(三) 忽视非财务收益与财务收益的均衡增长, 最终可能损害财务收益关于企业经营, 有人做过这样的类比:办企业与变戏法当然不一样, 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 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决定了看得见的东西。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说出了企业非财务收益和财务收益的关系, 即如果企业在经营上片面强调财务导向, 那么最终可能影响财务收益的实现。比如, 在经济萧条或面临激烈竞争时, 为了保证一定的盈利水平, 企业往往采用以下降低成本的措施:削减日常管理费用开支、员工薪水、解雇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等。虽然短期之内企业收益水平可能有明显上升, 但如果一味地压缩成本, 则很可能会损伤人的积极性, 并最终会损害企业的长远收益。人心整合不好, 哪怕成本控制得再好, 也会令企业走向亏损的沼泽。因此, 企业不仅要注重有形资产和有形收益的积累, 而且要注重无形资产和无形收益的积累。
(四) 收益不仅取决于成本, 而且也取决于价格策略按照过去的财务观点, 成本是价格的底线,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扩大收益的主要手段, 成本和收益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事实证明, 在复杂的经济环境条件下, 收益不仅取决于成本, 而且也取决于价格策略。例如格兰仕从1993年进入微波炉市场。当时的微波炉是一种贵族产品, 价格很高, 单台价格在3000元以上。当大家都认为成本很高价格也应定得很高的时候, 格兰仕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产品推向市场, 这在很多企业看来这是一种自杀行为。但格兰仕的收益水平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在三年后成了中国微波炉的行业老大, 五年后成了世界第一。格兰仕不是因为降低成本, 才扩大了收益, 而是因为降低价格, 扩大了销售, 进而降低了成本, 扩大了收益。在这里, 成本不只是作为原因出现, 而且也是作为一种结果出现。近年来新兴的收益管理理论表明, 价格策略也是一个提高企业产品收益水平的重要杠杆。
综上所述, 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成本与收益之间、成本与成本的驱动因素之间、收益与收益的驱动因素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因果关系。收益不仅是结果, 而且也是原因;成本不仅是原因, 而且也是结果。作为企业家, 必须超越传统会计学货币计量属性的局限性, 不仅要关注货币化、可计量的信息, 而且要关注定性的、非货币的信息;不仅要看到有形的成本和收益, 而且要看到无形的成本和收益。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 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2]盛洪:《经济学精神》, 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论企业会计诚信缺失的成本收益问题 第10篇
关键词:成本会计 信息失真 会计诚信
1 会计诚信的内涵与意义
1.1 会计诚信的内涵 什么是会计诚信?简单地讲,会计诚信表达了会计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诚”对于会计从业人员来说就是忠诚于自己所承担的会计事业,热诚勤勉地做好会计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信”就是讲究信用,树立会计信誉,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屈从和迎合任何压力与不合理要求,不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不以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提高会计的公信力。所以,从整体看,会计诚信的内涵包括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职业操守、精湛的会计技术和会计技能、完善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优质的会计服务。
2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造假案频发,会计行业面临诚信危机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导致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会计诚信缺失有其社会背景,它是社会诚信缺失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今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各种法律和制度建设尚不成熟或者说尚不完备。单纯靠社会道德教育和所谓“纪律性”约束,显然已不适应今天人们多元选择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用来规范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在没有严格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背景下,社会诚信缺失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它会反映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反映在会计领域,便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会计诚信缺失。
2.2 会计诚信缺失是“公民意识”淡薄在会计领域的一种表现。在会计领域,缺乏公民意识违背“契约”精神,造成会计诚信缺失。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公民意识淡漠,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让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
2.3 会计诚信缺失是社会职业道德观念弱化对会计领域的潜在影响。会计诚信缺失所引发的明显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如造假报表、假审计报告等弄虚作假的法人行为,挪用公款、贪污、侵占等个人行为,就是一些具体表现。职业道德观念弱化,是造成会计诚信缺失的一个潜在原因,它的真正危害在于,违法心安理得,犯罪成为“边缘化”。
2.4 民事赔偿机制不健全,会计造假成本低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欺诈性的信息披露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其中就包括高额的民事赔偿,往往令违法者赔得血本无归。
3 会计诚信缺失的收益
成本收益原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经济学中,在服从理性人的假设下,无论为或不为,我们一直都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收益要远远大于成本是我们所期待的,我认为会计诚信也是符合这一基本原则的。
3.1 从企业本身来看, 企业丧失会计诚信,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主要可以获得以下收益:
3.1.1 可以筹集资金。在当今社会中,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资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资金,企业经营就没有保障。然而不管以那种方式筹集资金,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对方必需审查的对象。因此公司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信息也就成为能不能筹集资金的关键因素。有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好,要想获得资金,只有缺失会计诚信,扭曲财务信息。
3.1.2 可以获得税收上的好处。在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下,一些跨区域的企业,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采取虚构或隐瞒交易、人为抬高或降低交易价格等手法,以确保所缴纳的税收均能够进入某一地方政府的口袋。而在“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企业的利益也就是内部人的利益,内部人为“确保企业的利益”,便出现了偷税、漏税、减少或延迟纳税的动机,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只能通过会计舞弊,调整账面会计利润,从而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3.2从企业内部人员来看,企业因缺失会计诚信,扭曲会计信息,内部人员所获得的收益主要有:
4 会计诚信缺失的成本
会计诚信缺失的成本是指违背会计诚信原则所要付出的代价。会计诚信缺失的成本通常包括罚款、处分、吊销会计师资格证书、免职、会计诚信缺失行为的各种支出等。但所有的成本可以归分为四类:管理惩罚成本、市场惩罚成本、违约惩罚成本、会计诚信缺失的费用。
5 治理会计诚信缺失的措施
5.1 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提高管理惩罚成本 加大对造假者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提高造假的管理惩罚成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修改《会计法》中关于有关编制虚假会计信息和指使、授意、强令会计机构、人员编制虚假会计信息的规定。现在的规定太轻,对于造假的罚款太少,相对于造假收益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我们应该加重罚款力度,让有造假欲望的单位和人员觉得造假不可行。②建立会计诚信档案制度。这种办法是对企业和相关人员(包括企业管理者和财务人员)的诚信实施档案管理,从而评价出一个企业的会计诚信等级。对于讲诚信单位要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优惠。
5.2 建立民事赔偿制度,提高违约惩罚成本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让证券违法者最为胆颤的不是刑事诉讼或者行政处罚,而是由小股东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民事损害赔偿。因为,违法者即使被判刑也往往可以通过假释、保释等方法很快获得自由,可是他们一旦染上民事官司,面临的则必定是倾家荡产的命运。美国当局对小股东民事诉讼持保护和支持的态度,法院除了要求违法者向股东进行损害赔偿外,还课以巨额精神赔偿费,违法者的下场常常是破产兼身败名裂,不但变得一穷二白,而且连东山再起的可能性都不再有。所以,小股东的民事诉讼成为美国证券监管的强大力量,是对证券违法者最具威力的重磅炮弹。
网络销售的成本收益 第11篇
长期以来规模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中心话题。如果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 能带来诸多好处。彭星闾和叶生洪 ( 2003) 指出, 在分工和专业化的条件下, 规模经济能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节约交易费用。为了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 企业将市场交易内部化, 从而扩大了规模。生产规模化反过来促进专业化分工, 提高了生产效率。
本文旨在讨论广告公司的规模经济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广告公司的规模不大, 数目众多, 大型公司较少, 这些公司是否能在有限的规模下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降低广告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其收益, 这是值得整个行业关心的问题。如图1 所示, 在与其他传媒类上市公司对比中, 仅有蓝色光标一家公司规模较大, 其他六家公司在资产和总市值上都处于弱势地位。那么, 他们是否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获得规模效益递增单位固定成本减少的经济效应呢? 我们试图通过一个简化版的財務指标模型来对目前广告公司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并回答这个问题。
2 研究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 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 其单位成本下降, 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 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维·莱宾斯坦在 《效率配置和效率》一文中指出: 大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大企业, 面临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小, 内部组织层次多, 机构庞大, 关系复杂, 企业制度安排往往出现内在的弊端, 使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从而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这正是企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内在制约。
那么, 对于从属于第三产业的广告业, 是否也在存在如生产企业一样的规模经济呢? 是否可以通过实现规模经济, 避开规模不经济, 而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呢?
经济效益从其内涵与提高途径角度看, 可分为潜在经济效益、资源配置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经济效益及管理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 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 规模经济条件下由于规模的扩大导致年金计划本身长期平均管理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 管理成本的高低与公司规模的大小成反比, 公司越小, 参加企业年金的管理成本就越高, 这是中小企业站在企业年金门槛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海如 ( 2001) 指出, 规模经济的核心在于, 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 即规模效益递增。规模经济包括: 第一, 生产的规模经济, 随着规模扩大, 平均到单位产品上固定成本就会减少; 第二, 交易的规模经济, 一次大规模交易比多频小规模交易更节省时间, 运输成本也较低; 第三, 储藏的规模经济, 投入品购买后, 产品出售前的存放集中, 会因存放数量的增多而使单位储藏成本减少; 第四, 专业化分工效益。长期大规模生产和交易, 将使分工更加细化, 促进新技术与管理组合的衍生。
徐双烨 ( 1999) 认为, 规模经济的形成与产业的技术特点关系密切。其形成既来源于企业追求利润产出最大化, 也可以是企业间竞争或兼并的结果。此外, 政府的产业政策对规模经济也有推动作用。
林金忠 ( 2001) 在考虑外部性与空间因素的情况下, 提出中小企业同样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 同时提出了几种中小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形式。其中之一是因企业间的横向联系而形成的聚集, 可称之为多层次产业群体聚集; 因企业间的纵向关联而形成的聚集; 因区位优势指向而形成的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众多中小企业的聚集。广告公司多为中小型企业, 林金钟的理论为广告公司能否利用规模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 林金忠 ( 2002) 扩展了对规模经济的理解, 提出规模经济存在四种形态: 技术经济意义的规模经济、空间意义上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资产专用性的规模经济。这种划分对理解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以及企业的扩张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本文所探讨的规模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技术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规模经济。
在影响规模经济的因素中, 傅十和与洪俊杰 ( 2008) 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和人口两个变量后, 小型企业在大中城市中受益于行业内集聚经济, 在超大、特大城市中效益于跨行业集聚经济; 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受益于行业内集聚经济, 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跨行业集聚经济; 大型企业则也很少受益于跨行业集聚经济。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 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建构一个超越对数总成本函数的模型, 简, 展开广告成本与产出关系 ( 即是否存在规模经济) 的探究。
3 研究方法
3. 1 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由于广告行业上市公司较少, 我们选择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挑选出北巴传媒、省广股份、蓝色光标、华谊嘉信、西藏旅游、盛通股份、思美传媒等七家上市公司, 共50 个样本。
3. 2 模型设定
其中, Y1为广告收入, X1为劳动力价格, 用营业费用在收入中比重近似代替。TC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和营业费用。
对于公式1 以Y为变量求偏导数, 可得代表规模经济。η < 1 表示存在规模经济; η > 1 表示存在规模不经济; η = 1, 表示处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
4 实证结果
我们采取固定模型和随机模型两种方式, 对于七家上市公司共50 个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列于表格1。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达到了0. 98, DW检验亦得到通过。总体上来说, 模型估计是可靠的。
在随机模型中, Y的估计值约为0. 9228, 95% 的置信度下, 置信区间为 ( 0. 8654, 0. 9802) , 均小于1。在固定模型中, Y的估计值约为0. 8777, 95% 的置信度下, 置信区间为 ( 0. 7926, 09627) , 均小于1。由此可以得出, 有95% 的把握, 这七家广告上市公司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5 结论
本文讨论了广告行业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结果初步表明, 在我国的广告行业内也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 即随着规模扩大, 广告公司单位成本减少, 规模报酬递增。而且, 这一效应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下十分显著。置信区间的计算结果也证明了这一显著性较为可靠。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适当增加多个计量投入产出的指标, 以期更加全面地反映广告业规模经济; 同时可以适当引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广告公司, 以丰富样本数量。
摘要: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 建立一个简化版的计量经济模型, 对七家广告行业上市公司规模经济效应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 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广告行业的成本和收益情况。结果表明, 广告公司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这意味着总体规模较小的广告公司也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来控制成本、提高收益。
关键词:广告公司,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张海如.规模经济:理论辨析和现实思考.经济问题, 2001 (1) , 8-11.
[2]彭星闾, 叶生洪.论规模经济的本质.当代财经, 2003 (02)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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