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政策范文

外语政策范文（精选8篇）

外语政策 第1篇

在外语教育领域,俄罗斯教育界通常习惯将“外语教育政策”称为“外语教学领域中的教育政策”。俄罗斯学者认为,外语教学领域中的教育政策旨在教学条件下推广和支持外语教育,它由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所决定。教育系统在外语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发挥作用,完善外语教学的条件和标准,实施有效的教学活动。[2]俄罗斯教育部在2000年发布的外语教学指导意见《关于在普通教育机构中学习外语的函》[3](以下简称《学习外语的函》)中使用了“外语教学领域中的国家教育政策”的概念,并强调:“外语教学领域中国家教育政策的基点是认同所有语言的发展同等重要和为俄罗斯双语和多语种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俄罗斯语言多元化是俄罗斯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的结果。语言多元化可以促进社会的开放和发展,加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使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使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化。外语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现实需求。”

鉴于俄罗斯教育界尚未就“外语教育政策”术语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本文拟认同俄罗斯教育部文件中所使用的“外语教育政策”概念的内涵,也即“外语教学领域中的国家教育政策”,从俄罗斯国家教育政策的宏观视角,用教育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方法和理论分析俄罗斯学校层面的“外语教育政策”。在本文中,俄罗斯外语教育政策是指俄罗斯在特定的时期内为实现和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在外语教育领域由国家制定和采取的硬性及显性的政策与措施,它既存在于俄罗斯政府发布的现行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指导意见、教育标准和教育大纲等正式文件中,也存在于其所提倡的教育理念、价值观、实施机制等软性和隐性的行为规范中。

目前,俄罗斯发布的涉及外语教育的法律文件主要有体现国家综合性、纲领性、战略性方针政策的国家级宏观外语教育政策,以及直接涉及外语教育教学过程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国家中观和微观外语教育政策,如俄罗斯教育部发布的外语教学指导意见、各级教育教学大纲和外语教师政策等。

一、俄罗斯国家宏观外语教育政策

俄罗斯目前暂未出台专门的国家外语教育法规,其国家宏观外语教育政策主要包含在俄罗斯国家宏观教育政策中。

2003年,俄罗斯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同时也确立了俄罗斯教育系统以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欧盟的多语言发展理念和外语教育政策对俄罗斯外语教育影响巨大。同欧洲国家一样,俄罗斯将自己外语教育的使命设定为“大力发展多语言教育,努力克服语言多样化给人际交往所带来的障碍,使多样化的语言转化为各语言间互相理解和相互补充的工具”。[2]新时期,俄罗斯外语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2002年俄罗斯教育部颁布的《2010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5](以下简称《教育现代化构想》)、2008年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6](以下简称《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以及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的国家教育倡议书《我们的新学校》[7]中。这些文件成为近10年指引俄罗斯外语教育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教育现代化构想》指出,俄罗斯教育政策应关注影响教育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国际发展趋势,教育现代化不仅要面向学生知识的掌握,而且要面向学生个性、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应加强和保障促进学生社会化课程(经济,历史,法律,俄语,本族语和外语)的建设,保障中小学生最少学习一门外语,在中学推行外语课程强制性考试。《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明确了俄罗斯教育系统需要优先完成的任务建立保障儿童早期发展的教育服务体系,发现和支持天才儿童和青年人才成长;建立现代连续教育系统,进行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在2012年前为所有高年级学生提供通过个性化教育大纲学习的机会,其中包括专长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国家教育倡议书《我们的新学校》中集合了以上文件的要旨,将俄罗斯教育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指出,教育现代化和创新发展是俄罗斯教育唯一的出路,而学校是这个进程中的关键因素。现代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发每一位学生的潜能,培养正直、爱国的人,以及能应对高科技竞争的健全的人格。确定了普通教育的五个重要发展方向:更新教育标准;支持天才儿童;开发教师潜能;发展学校基础设施和保障学生健康。

以上纲领性文件对俄罗斯外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向和推动作用,提高了全社会对外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明晰了俄罗斯外语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创新的方向。

二、俄罗斯国家中观和微观外语教育政策

(一)苏联时期和20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外语教育政策

苏联时期的中小学实行的是10年制义务教育。1979年以前,外语课程从全日制学校的5年级起开设,学习期限为6年。1979年以后开始执行新的外语教学大纲,外语课改为从4年级开设,学习期限延长为7年。[8]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小学开始实行11年制义务教育。1994年俄罗斯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在普通教育机构中提供外语的函》[9]中规定:外语课在全日制学校5～9年级的“语言与文学”课程板块内教授,每周不少于3学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从低年级开设外语选修课程(每周不少于2～3学时),针对对外语感兴趣的学生,建议在高年级(10～11年级)将外语课在教学计划中单列,如果条件允许可作为选修课进行第二外语教学。

可见,该时期的外语教学要求还比较低。其一、该阶段未实行外语早期教育;其二、在5～9年级外语尚未取得独立必修课程的地位,仅在“学校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作为“选修课”;其三、仅在高年级针对部分对外语有兴趣的学生单独开设外语课程,并且尝试开展第二外语教学,尚未实行针对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外语专长教育。

(二)2000年以来俄罗斯颁布的重要外语教育政策文件

2000年俄罗斯教育部发布的《学习外语的函》、2004年批准的《国家普通教育标准(联邦部分)基础普通教育外语课程标准》[10]和2007年发布的《关于在普通教育系统中学习小语种的函》[11](以下简称《学习小语种的函》)是该时期俄罗斯颁布的三个重要的外语教育指导性政策文件。该时期俄罗斯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明确了外语教学的基本理念和要求

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也即形成与语言的使用者用外语进行人际交流和跨文化交往的能力和意愿。其中包括:发展学生的言语能力、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发展学生的代偿能力(KoMпeHcaTopHaяKоMпeTeHция)(在缺少语言手段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培养学生对学习外语重要性的认识,把外语当成交往、学习、自我实现和适应社会的一种手段。进行爱国公民教育,发展民族自觉性,增进不同民族间人们的相互理解,宽容对待异质文化。

2. 遵循语言多元化原则,大力发展双语和多语种外语教学

因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客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小学英语语种的开设有扩大化的趋势。该时期俄罗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基点是认同所有语言同等重要,为俄罗斯双语和多语种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在语言多元化理念指引下,基于对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现实考虑,俄罗斯中小学不仅开设欧洲主要国家的语言,也开设与俄罗斯相邻国家的语言(如汉语、日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等)。俄罗斯实施普通教育大纲的教育机构通常教授四种欧洲语言: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外语语种的选择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以及学习者进一步接受教育和职业活动的需求的因素影响较大。目前,俄罗斯社会对以前中小学从未开设过的小语种,如波兰语、意大利语、芬兰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韩语、汉语和日语需求旺盛。2006年,在联邦教育专项发展规划框架内,制定了普通教育机构相关小语种教学示范大纲。

俄罗斯中小学语种设置一般分为三种类型:(1)俄语同源语言,如斯拉夫语族中的波兰语和塞尔维亚语等;(2)与俄语具有类似语法结构的语言,如罗曼语系、日耳曼语系、斯堪的纳维亚语系的大部分欧洲语言;(3)与俄语不同语系的语言,如芬兰-乌戈尔语、汉语、日语等。

3. 倡导教育多元化理念,采用灵活的双语和多语种组合教学模式

俄罗斯地域广阔,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优先发展的国际关系和教育资源以及对某类外语人才的特殊需求。例如,在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乌拉尔地区和伏尔加河中部地区,传统上与德国的经济联系紧密,开办有许多的俄德合资企业,该地区首先需要的是掌握德语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每所学校各有其实际情况,拥有或缺乏某个语种的外语教师和某个语种的外语教学传统。出于对地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的考虑,俄罗斯教育部建议,大多数情况下,第一外语可选英语,第二外语可选一种欧洲语言或是一种邻国的语言。

目前,俄罗斯中小学外语语种教学组合模式主要有:英语(一外)+德语(二外);英语(一外)+法语(二外);德语(一外)+英语(二外);法语(一外)+英语(二外);西班牙语(一外)+英语(二外)。从几年级开始学习第二外语取决于学校的类型:实施第一外语早教的学校,第二外语可从5年级开始;从5年级开始学习第一外语的普通教育学校,第二外语通常从7年级开设;对于第二外语开设较晚的学校,如从8年级或10年级开始学习的学校,可适当增加学时(每周4学时)。第二外语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进入各种类型的中小学,而不局限于“深入学习外语的学校”(шкоЛасуТлублеииымизучемИЯ),即外语教学特色校或外语学校。

(三)俄罗斯国家外语教学大纲和教育标准

1. 普通教育外语教育标准

俄罗斯《国家普通教育标准(联邦部分)》是俄罗斯所有国立和非国立教育机构必须强制执行的最基本部分,其中包括普通教育基础教育大纲最低限度内容、对毕业生培养水平的要求、教学负荷的最高限度和学时标准等。2004年俄罗斯国家教育标准最大的改动部分是外语课程从初等教育阶段的2年级开始开设,外语语种也可以是以前在学校从未开设过的小语种,从而强化了对外语早教的导向作用。在小学开展外语早教,充分利用了儿童语言发展最有利和最敏感的时期。在相关外语的学习过程中,小学生会对该课程形成积极态度和产生兴趣,有利于以后对外语课程的深入学习。大纲还将外语与母语俄语同时列入“语言与文学”课程板块。外语课学时划分如下:初等普通教育阶段[12]规定非语言类高校外语课程实行分阶段教学:第一阶段为大学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学期,共170学时的强制性课堂学习;每课时对应相同时数的课外个人自学。学生在第三学期结束时须通过笔试和口试;第二、三阶段为自愿学习阶段。学生在通过第三学期的考试后,希望继续深入学习外语以便获得翻译证书的,通过测试后可开始200课时的第二阶段的外语学习,第四学期每周6学时,第五学期每周2学时。第二阶段结束(在第五学期结束时),通过笔试和口试后可获得翻译证书。第三阶段的教学在第六和第七学期进行,实行专业外语和硕士研究分方向教学,每周学习2课时,以及配合同样时数的学生个人课外自习。

3. 研究生[13]

(四)俄罗斯外语教师培训和再培训

外语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水平是影响学生知识掌握和技能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教育系统对教师的培训和再培训工作有着优良的传统。如今外语教师培训工作所依据的两个重要的政策文件为2000年俄罗斯教育部颁布的《关于专业人员职业再培训的程序和条件条例》[14]和2000年批准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标准(外语专业的外语教师资格)》。[15]

对以外语教师为职业目标的大学生总的在校学习时间要求为260周,其中理论学习为156周(科研、实习和实验);考期27周;实践共计20周,其中包括教学实践4周,教育实践16周;国家认证时间(毕业考试、答辩)8周;假期38周;机动时间11周。

对外语教师正常的职业再培训期限要求是:不少于500课时的脱产培训。在《我们的新学校》国家教育倡议书中对加强外语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范类院校的未来出路指出了方向:师范类院校应该逐渐转变为大学的大型教师培养中心或系。应根据学校所面临的任务定期确认教师的资格,教师和学校校长的专业技能培训每5年不少于一次。

目前,俄罗斯的补充职业教育系统共有94个教师再培训单位,其中联邦中央区19个、西北区11个、伏尔加河沿岸区16个、南方区14个、乌拉尔区6个、西伯利亚区18个、远东区10个。外语教师的培训按大纲要求一般分五个方向:外语教学现代化、外语学习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外语教学法、外语教学的教育心理学基础、跨文化空间下的外语教学。[16]

三、俄罗斯外语教学变革及发展趋势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外语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俄罗斯尚未形成一部专门的外语教育法规,但是俄罗斯在国家层面制定的一揽子与外语教育相关的政策给外语教育奠定了稳定的政策基础,为外语教育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17]从上述分析可见,俄罗斯的外语教育政策多为指导性的政策,而非强制性的立法,这种做法既从制度上保证了外语教育的连贯性和持续性,也给教学机构提供了很大的自主空间。综合观察俄罗斯教育系统教学语种的变化、外语教学模式和学生外语学习方式的变化,新时期俄罗斯外语教育呈现出外语教学语种多元化、外语教学模式多样化和外语教学过程个性化等发展趋势。

(一)外语教学语种多元化

在教育全球化和欧洲教育一体化背景下,俄罗斯所倡导的教育多元化、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理念和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语种在中小学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目前,莫斯科的中小学开设有20余个语种:英语、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汉语、韩语、拉丁语、德语、现代希腊语、挪威语、波兰语、土耳其语、印地语、法语、斯洛文尼亚语、捷克语和日语。以上语种或作为第一外语,或作为第二外语,或作为第三外语开设。但其中英语、德语和法语三大外语语种占据主流,英语仍独占鳌头。但是出于经贸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学习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的学生人数增长很快。

(二)外语教学模式多样化

俄罗斯外语教育专家认为增强外语教学的可变性(ВариативиостьОбученияиностраннымязыкам)是保证外语教育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它体现了国家政策和标准的指导作用,以及教学机构的自主性和受教育者的能动性,学校可以在保证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设外语语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想学习的语种,保证了外语教学的多种路径和学生语言个性的形成。

1. 教学模式的可变性

俄罗斯外语教学模式实验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莫斯科教育工作者技能提高学院(МНПКРО)外语实验教研室主任BB波纳玛列娃教授主持实施了外语教学模式的可变性研究。[18]其研究团队在莫斯科14所学校组成的实验平台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外语教学的4种模式,其中两种模式是面向普通教育学校,另两种是针对深入学习外语的学校。这4种模式是将这14所学校涌现的各种外语教学形式进行系统化,并在更新教学内容、保证教学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构建而成。

模式一(针对基础年级):要求在5～9年级强制学习外语15周(根据基础教学计划要求每周3学时),保证基本的外语教学水平。模式二(针对外语水平提高级的基础年级):要求学生外语水平在9年级末达到提高级。该级学时仍为15周(根据基础教学计划要求每周3学时),但前提条件是学生在1年级或2年级曾接受过外语早教学习,周学时不少于2学时,班级划分为2个小班授课。模式三(针对外语高级水平基础年级):面向从小学1年级或2年级至9年级深入学习外语的学生(最好是在幼儿园已开始外语学习的),周学时不少于3学时,平均周学时为5学时,班级分为3个小班教学。模式四:面向强制深入学习第二种外语和选修第三种外语的情况。第一门外语主要课程从1年级开始。在10～11年级引入集成模块化课程和用外语教授个别课程。1～11年级第一外语学时分配不少于40周。

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小学出现了外语教学模式的整合化倾向。有学校层面的各种外语教学计划的整合,也有年级层面的各种课程的整合。由于要求加强外语教学计划的学校数量增加迅猛,从普通教育学校向深入学习外语学校或外语学校的过渡模式成为客观需求,现在许多语言实验平台学校甚至于开始研究“外语教学+补充教育”的整合模式机制。

2. 课程教学模块的可变性

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必然带来课程教学模块的多样化。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19]为例,该州已形成了外语教学课程集成化模式,在该模式中外语作为不变部分,其他课程作为可变成分。例如“外语+生物”、“外语+历史”、“外语+世界文化”、“外语+社会知识”、“外语+地理”、“外语+信息学”、“外语+数学”等课程组合模式。

集成化课程模式的创建为专长教学奠定了基础,反映出该地区高中已经成功地大规模引入专长教育的教学机制。现在别尔哥罗德州儿童外语在学前和小学1年级的早教率已经达到52%。该州教育部门经过对实施集成化课程学生的测试表明,学生的外语知识和被集成课程的知识都有所提高。经对各校实验班级学生2年的跟踪观察显示,学校的外语教学呈良性发展态势:(1)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升显著,有多名学生在全俄外语奥林匹克外语竞赛中获奖。2009学年中学毕业生国家外语统一考试结果显示,别尔哥罗德州的外语成绩高于俄罗斯平均水平(例如,英语:俄联邦59.4,别尔哥罗德州63.9;德语:俄联邦43.6,别尔哥罗德州46.4;法语:俄联邦58.8,别尔哥罗德州61.4)。(2)外语教师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水平提高显著。

(三)外语教学过程个性化

教育多元化强调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而教学模式和课程模块的多样化更进一步催化了外语教学过程的个性化。教学个性化是创造一种使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个性化教学环境。俄罗斯学者认为教学个性化与教学细分化紧密相关。

为落实《教育现代化构想》和《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中提出的“教育现代化不仅要面向学生知识的掌握,而且要面向学生个性、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为所有高年级学生提供通过个性化教育大纲学习的机会,其中包括专长教学和职业培训”的要求,俄罗斯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了《普通教育高中阶段专长教育构想》,[20]决定在普通教育高中阶段实施专长教学。

文件首先对“专长教学”(Профильноеобуче-

ние)概念作了解释。专长教学是一种教学细分化和个性化的手段,它使得利用教育过程在结构、内容和组织上的变化,更充分地去考虑学生的兴趣、性向和能力变为可能,为高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继续接受教育的意愿去学习创造条件。

文件还确定了实施高中阶段专长教学的目的:保证全日制普通教育大纲中的某些课程学习的深化;提供机会让学生来构建个性化教育计划,为实现高年级学生教学内容细分化创造条件;促进不同类别的学生根据其能力、个人性向和要求平等获得完整教育;扩大学生的社会化机会,保证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承继性。弥补普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衔接上的缺陷,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打好基础。确定了两种培养模式:学校内部的专长化学习模式和网络专长化学习模式。对人文(语言文学、历史、艺术)专长方向学生的外语课程课时设定为每周10学时,国家普通教育大纲标准是每周6学时。其他专长方向的外语课设置也不一样,如自然数学、社会经济专长方向为每周6学时,技术专长方向(信息化、工农业技术)为每周8学时,学习期限都为高中阶段2年。

摘要：在教育全球化和欧洲教育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发展的现实需要,俄罗斯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体现国家导向和促进外语教育的发展。新时期,俄罗斯外语教育呈现出外语教学语种多元化、外语教学模式多样化、外语教学过程个性化等发展趋势。

辽宁职称外语考试政策有重大调整 第2篇

■在国外学习进修满一年以上；

■具有博士学位；

■外语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晋升非外语专业职称；

■申报副高级职称时外语考试成绩达到要求，申报正高级职称需要再次参加同级别考试；

■出版过外文专著、译著；

■参加国家权威部门组织的出国人员外语考试，达到出国留学或进修合格标准；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优秀专家；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得者；省科学技术奖和省新产品奖二等奖以上获得者；

■在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3年以上，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野外从事农业、林业、水利、采矿、地质、测绘、勘探、道路施工、渔业捕捞等专业技术工作；

■在企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在县及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

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第3篇

关键词：大学；外语教育；问题；措施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外语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它对于我国走向国际化道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高等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制度对于外语整体水平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对本国的大学外语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目前，我国在大学外语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但仍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这就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以改进，促进外语教育的长远发展。

一、对当前我国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反思

1.大学外语教学观念落后

大学阶段的外语是外语教育的终结性阶段，在这种过程中，外语能力的提高与形成开始逐步成熟，大学生应用外语的能力决定着整个外语教学过程的效果，因此，大学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对于外语教育来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即使这样，我国的大学外语教育政策在教学观念上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突出表现在教学观念较为落后。当前，我国大学英语的很多教学都是照本宣科，教学的唯一参考就是教科书，教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沿承传统的教学观念，没有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拓展与延伸，课堂上对于学生的主体性注重的不够，没有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教材体系有待完善

教材是学生接受外语教育的载体，对于外语的学习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学生进行外语学习的根本。当前的外语教材体系还存在较大的不足，教材的系统性还有待进一步解决。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大学外语教材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学体验英语”，清华大学的“新时代交互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新理念大学英语”等等，这些教材的开发对于外语教学教材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大学外语教学脱节现象严重

大学外语的教学相对中学外语的学习来讲，知识联系不够紧密，中学阶段的外语教育与大学阶段的教育缺乏应有的规划与统筹，导致大学的外语教育不能适应学生外语学习与发展的实际。当前，我国大中小学外语教学在教材设定、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分工不合理的现象较为严重，各个阶段的教育只关心本阶段的学习成果，没有考虑到学生接受的知识体系是否符合科学的发展规律，导致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降低了学习效果。

二、完善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的措施与途径

1.建立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

我国大学外语的教学理念对于教育政策的制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的教育理念能够促使外语教学充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从而使大学不断的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实现大学教育的价值。大学阶段的学生一般心理发展都已经成熟，人生价值观已有明确的定位，学生对于外语学习的意义理解也较为深刻，因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明显提高，学习自主性增强，这就需要学校教育进行不断的价值引导，促使学生的学习符合社会的需要。

2.不断强化大学生外语学习的主体地位

由于大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大学阶段都已形成，学生对于学习的追求都有着明确的方向，因此，教师在外语教学时，不应完全按照自身的教学思路来实施外语教学，而应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以学生为教学的主体，改变传统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不断促进学生学习的自我思考与创造力的发展。外语教师应适当设置开放性的问题来引领学生思考，用问题来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同时，外语教师应改变以课本为纲的教学思想，注重外语文化的教育，让学生的学习载体不仅仅局限在课本，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知识广度。

3.不断提高外语教师的教学水平

外语教师作为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外语教学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外语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大学外语教学质量的关键性举措，对于大学外语教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学校要高度重视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不断给予外语教师更多的交流学习的机会，让更多的一线外语教师接受最新的理论知识教育，使其具备最先进的教学理念，这对于外语教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参考文献：

［1］田建国，常秦.外语教育政策指导下的普通高校外语教育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08（7）：89．

［2］陈章太.我国当今语言生活的变化与问题［N］.中国教育报，2006（4）．

［3］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

（作者单位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外语系）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第4篇

1862年(同治元年)，我国第一个英语教学机构同文馆在北京建立，史称京师同文馆，它标志着我国英语教育的开始，也是我国外语教学的开端。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外语的使用没有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外语的使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受政治的干预更是大起大落，外语教育规划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外交上完全采用“一边倒”政策，与苏联结盟。在经济建设方面依靠苏联的援助，聘用了大量的苏联专家，我国也选派大批留学人员到苏联深造。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苏联，高校的教材要么直接译自苏联的教材，要么以苏联的教材为蓝本重新编写，俄语成为当时最有用的外语。1951年设立俄语系的大学共34所，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而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只有13所学校设有俄语专业。此外还成立了较大规模的俄文专门学校7所，共有学生4000余名。中学学俄语的学生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做出了停办大部分师范院校英语系的决定。英语老师也顺应形势改行教俄语。

到了20世纪60年代，顺应当时中苏矛盾激化和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交往加深的背景，教育部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做出了外语教育的改革，如专业外语教育与公共外语教育并进、重新建立一批外语院校、聘请外籍老师、选派留学生等。这些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才被迫停止。但是那一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俄语人才过剩，但是其中有很多又满足不了社会对专业的要求，比如翻译，工程等，而英语等其它外语人才缺口巨大。

改革开放以后，外语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其中的英语教育取得了巨大进展。1979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提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也要注意日、法、德等外语的比例。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语被纳入高考范围，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大，到20世纪90年代，英语已成为与语文、数学并驾齐驱三大主课之一。另外，各种英语水平考试被引进和启动，各种民办外国语学院、英语培训市场、教材等纷纷出现。

二、外语教育现状

我国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背后，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反映出长时间积累的一些问题。例如，各种外语重要性应如何排列，各自应占什么比例，培养多少学生，应如何连贯成一体等。

为了适应21世纪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秋季开始，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2002年秋季开始，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这标志着我国的英语教学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近几年来，我国城乡中小学在课时安排上，已经把英语与母语置于同等地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小学英语教学大纲将英语课设置为每周4～5课时，每课时40分钟。目的是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基本的听、说、读、写训练，使学生打好语音、语调基础，掌握一定的词汇(接触1200个单词，会拼写450个左右)和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的日常会话能力以及拼读、拼写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他们喜欢学习英语和使用英语，为他们升入中学继续学习英语奠定初步的基础。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语课为每周四课时，目标定为：学生应能从口头和书面材料中获取所需信息，能就熟悉的话题用英语与老师和同学进行简单的口头笔头交流，能对事物进行简单的描述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规定的教学目的是：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巩固、扩大基础知识，发展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提高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增进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高中英语总课时量为384课时，周课时累计为12课时。而且，整个中学英语学习的六年在听、说、读、写四方面都给出了不同等级的评价。于1998年12月正式通过了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这样从小学到大学日渐成熟的教育体系确定了英语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

教育家Graddol认为在现今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世界范围内英语的地位正在经受着冲击。“英语已经失去了其唯一地位”，一些其他的语言，特别是汉语、西班牙语等已经在一些国家显示出优势。在英语强势地位的对比之下，我国小语种的教育发展相对社会的需求发展是缓慢的。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只有几十所高校真正有成系统的小语种人才培养经验。而且这些人才的流向比较固定。根据对我国小语种人才培养有影响力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项调查，该校小语种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已经全部落实去向，除了选择上研究生之外，大部分选择了外交、国防、经济、教育等国家机关，少部分从事广播、出版、宣传等工作，真正去企业或从事社会教育的很少，这就造成了小语种人才的相对短缺。

三、外语教育的问题讨论与构想

语言政策属于政府行为，是国家干预语言使用的主要手段，对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所以当今情况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到社会各个层面，又要充分认识到外语教育的现实问题。市场上以各种形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但真正有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占总数的5%，能够胜任国际会议口译任务的专业人员就更少。考虑到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应确保英语的优先发展地位，同时兼顾多元化发展的方针，可以将与国家对外交往、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外语如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列为优势语言。另外，希望设立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育咨询机构，由其负责全国外语教育的指导工作，制定统一、连贯的外语专业的教育标准;协调和统筹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制定教育规划和政策提供咨询。针对目前外语考试五花八门，彼此之间缺乏关联性、比较性的现状，设立统一的权威考试机构，举办统一的外语水平考试。考试可分为若干等级，由考生根据自身外语水平和个人需要自由报考，考试机构颁发经过认证的、国家承认的证书。这样，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真正提高外语教育水平。

回顾我国外语教育的历程，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方面。根据现实情况，外语教育政策应该既要确定一个与时俱进的目标，又要致力于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确实面临的问题。目前我国外语教育可以说是全民性质的，开始于幼儿阶段，贯穿于整个人生的学习过程中。高层次的外语教育分成外语专业和大学外语两大块，各有各的教学思想，很少切磋。另外，虽然各阶段都开设英语课，但教材衔接性很差，很多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在以后还在不断重复，而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又不能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不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导致了外语学习数量和质量上的矛盾。而小语种人才短缺问题也考验着我们外语教育政策上的导向，是坚持英语的第一外语，鼓励全民学英语，还是英语教育和其他外语教育在比例上调配合理，都是我国外语教育应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Graddol, D.The Future of English London:British Council.1997.Graddol, D.English Next.London:British Council.2006.

[2]邓文英.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初探.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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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德祥.外语教育规划与外语教育的定位.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05.

外语政策 第5篇

201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学费及奖助学金政策

根据国家最新文件精神，明确了研究生学费“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硕士生每生每年8000元，博士生每生每年10000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及目前已按规定实行学费收费政策的研究生，暂执行原收费政策，具体可咨询各专业学位培养单位。2014年以前录取的在校研究生按照现行的做法来处理。

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第6篇

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的要素、内涵和特征属于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价值研究范畴。在社会生活领域，完整的现实性的价值关系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主体及其需要、客体及其属性、价值关系的构成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来自于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离不开客体，客体懒以依存的外部世界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境遇场，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属性；价值也离不开主体，没有人的主观需求，任何客体都变成没有价值的存在，反言之，只有和主体的需要联系起来，客体才拥有价值的属性；价值最终产生于人们实践的过程，价值主体和客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相互统一，从而建立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即价值关系。就外语教育政策而言，其价值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外语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外语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和外语教育政策利益主体。外语教育决策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教育机构和官员，以及外语教育咨询机构、教育组织和个人；外语教育执行主体主要是政府教育机构和外语教育组织；外语教育政策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教育组织———追求群体利益、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外语教育政策客体除了一般公共政策客体所包括政策问题（社会问题）和目标团体这些公共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因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客体侧重强调政策活动作为中介和工具满足人们教育需要和利益的意义，外语教育政策的客体还包括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目标团体教育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政策实践活动。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关系因利益主体的不同、主体需要和诉求的多样而呈现多元化特征。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关系的多元化使得外语教育价值研究作为对教育政策及其活动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主要解决譬如“期望什么”、“喜好什么”、“为什么期望”、“谁来制定政策、由谁来负责这套教育系统的运行”、“谁出钱，出多少，为什么付钱”、“资源如何分配，为什么这样分配”、“利益如何实现，实现的程度”这类涉及到教育政策背后的期望、教育政策环境的利与弊、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国家权力和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分配、利益分配的价值原则等问题。哲学意义上，教育政策价值揭示了教育政策主体同教育政策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与满足的逻辑关系，体现了各教育主体间在权力主导、利益分配、期望达成上的角逐较量。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内涵是通过外语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设立、教学模式和各种课内外外语教学活动的实施、以及外语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成就的评价等具体步骤来揭示这种政策主体和政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教育政策作为调整关系的一种手段，所调整的价值关系的性质决定政策价值的内容。外语教育政策从国际形式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反映教育权力的分配和调整时表现出教育政策的政治价值；涉及外语教学中教育资源的配置时表现了外语教育政策的经济价值；为了加强外语教育管理、规范外语教育活动的外语教育政策表现了其教育价值和人的发展价值；调整国家、社会群体、学校、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政策则表现了其社会价值。外语教育政策的所有这些价值最终是要通过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执行过程得以体现的。

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基本特征是其价值选择性。外语教育政策中对做什么、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从国家政策层面、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规定，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不同主体需求、权力制衡和利益分配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了外语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其次，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一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制定的权宜之计。从历史研究视角，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对另一个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不具有可比性和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情况、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是截然相反的。例如中国1953年取消英语专业，施行俄语一刀切的外语教育政策就是时代的特定产物，因为政策“决策者的决策顺序是首先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其次满足学理需要，最后满足政策群的横向和纵向一致性的要求。”相反，国际间外语教育政策的共时研究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三，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教育政策价值的合法性，也称之为合目的性。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是对其价值选择是否是对社会范围内的教育利益进行了合理分配，是否能使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的一种检验和评价。外语教育政策的合法性特征本质上是外语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价值选择符合主体的需要、利益诉求、价值理想的政策抉择。不合法、不合目的的外语教育政策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加拿大在其英国殖民统治和建国初期，曾采取强硬的同化政策。这一治国理念反映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中，集中表现在对法语的压制和同化。但这种极端的盎格鲁化的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无法满足社会现实需要，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endprint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不断根据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发展、社会经济需要的不同特点进行着调整和改变。全球化时代，在国际主流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观照下研究影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价值取向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外语教育价值理念从“内生化”向“全球本土化”的转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有政策内生化的战略考虑，还要符合本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现状，关注全球化对语言学习者从语言知识的“输入”到语言能力的“输出”转变的强调。要以国际先进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参照，以增强国民综合素质，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其次，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的改革。我国传统外语教学依据外语《教学大纲》所描述不同层次学生应该掌握的具体单词量、语法点、阅读速度等外语语言知识的离散性量化规定组织编写外语教材、出试卷、统计学生的通过率、评价学习者外语水平。这种传统把学习者外语语言综合能力用相互独立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来划分，使我国外语教育长期陷入“应试教育”、“耗时低效”的泥潭。我国应借鉴《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用“能做什么”（can-dostatements）对外语语言能力进行定性整体描述的评价理念，从战略高度指导全国的外语教学不应仅从词汇量、语法规则等分散的语言知识技能来衡量学习者的外语语言能力，更应衡量学习者在一定语境下使用外语的综合能力。

全球化时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伴随着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的推进需要加快进行优化调整，这不仅关系着能否培养和储备适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合格外语人才，也关系到我国外语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秉承动态、开放的原则，在加快转变价值理念的前提下，从加强外语教师教师培训制度和资格认证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外语教育考试评价体系两方面入手，切实推进新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系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4）：6-13

[2]沈骑.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与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11（9）64-68

外语政策 第7篇

自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末,法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早期,独尊法语,排挤外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致力于学习邻邦和欧洲其他国家语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极力提倡语言的多元性,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保守封闭的外语教育政策

自法国大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政府极力推崇国民对法语的学习,强调“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对外语教育并不重视。虽然早在1829年的《瓦提麦斯尼尔法》(L'ordonnance de H.de Vatimesnil)就明文规定,要在中学开设现代外语,并且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也使法国人认识到学习德语的重要性,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当时的教育家和民众就选择开设拉丁文,还是现代外语展开了大辩论。结果,保守势力占了上风,[1]致使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Loi Ferry)规定,义务教育的教学语言只能是法语,公立教育要使所有儿童都能通过法语获取知识,得到发展,法语既是教学语言,又是教学目标,教育部和老师的职责就是确保民族语言将方言逐出学校。[2]此后,法语独尊导致外语和法国各地方言遭到了空前的削弱,恶化为外语教育有政策、无实效的状况,同时也无形地抑制了民间对外语的学习兴趣。

(二)被动转型的外语教育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地区且信仰穆斯林教的新移民弱化了法国语言与文化“大熔炉”的同化能力。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考虑,法国不得不制定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在中学开设现代外语,允许学生选修移民国家语言和欧洲其他国家语言。但由于政治原因和阿拉伯语本身的特点,法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局限于部分移民后裔,效果并不理想。而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语言的学习,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很热衷。例如对于德语,虽然德国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德国人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德语一度成为法国社会精英崇尚的语言。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壮大和欧盟官方语言的递增,法国政府感到了学习欧洲其他语言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增加现代外语学习的语种。2002~2003学年,全国小学3~5年级有78.5%的学生选修英语,16.7%的学生选修德语,1.3%的学生选修意大利语。

(三)主动捍卫多元语言的外语教育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法语因英语的强势和欧盟官方语言的增多而受到巨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极力在欧洲、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倡导多语制。1995年,法国利用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推动欧盟从教育领域着手捍卫语言多样性,并取得成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语言多样性的备忘录,宣称“应将语言能力和教授两门活语言作为工作重点”。部长理事会也通过决议,为避免欧洲形成单一语言态势,决定从教育领域着手推动语言多样性,为欧盟成员国的中小学生创造学习几门成员国语言的机会。

1989年,法国教育委员会制定了2000年教育目标,建议全国普遍从小学开始进行外语教学,争取中学学习两种欧洲国家语言。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92-234法令鼓励在中学的初始阶段开设语言强化课程,树立学生多元文化的意识。2004年,全国教育大讨论的终结报告《为了全体学生成功》也提出,英语能力是新世纪法国青年必须培养的两大能力之一。2005年颁布的未来20年教育发展的新框架《面向未来学校的方向与计划法》也制定了一系列宏伟的目标,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掌握一门外语”。

二、从保守到开放的法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特征

(一)从排挤外语到重视外语的政策态度转变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以讲法语为荣。直至

“二战”前,法语在国际上享有的优势养成了法国人的单语政策环境,法国政府在规划外语政策上极为消极、迟缓。法国学生只有在升入初中后才开始接触外语。“二战”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旨在改变这一与法国作为国际工业大国形象不相符的状况。第一,1956年,法国政府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并明确现代外语为终身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第二,1959年颁布的《教育改革法令》对现代外语的学习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第三,向欧洲开放教育,以迎接和适应欧共体一体化的需要,法国政府提出加强各级学校的外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和“欧洲意识”;第四,1989年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提出,从小学4年级开始开设外语。1995年,全国有1/2的小学5年级学生和1/4的4年级学生在学习外语,1998年后外语学习热潮更加高涨。

尽管政府开始重视外语教育,但法国国内并没有外语学习的氛围,外语学习的效果也不佳。

(二)从排挤英语到倡导语言多元的政策内容变革

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起草采用英、法两种文本,结束了法语在国际外交上的特权地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法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国在“二战”前期的失利,英语在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加强,英语对法语的入侵等,均重创了法语的影响力。为此,法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排挤英语:第一,20世纪70年代初,因担心英语会与法语竞争工作语言地位,法国曾经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盟。[3]后来英国再度申请加入时,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Sir Edward Heath)许诺英国的欧盟官员必须掌握法语,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才签字同意;第二,1972年法国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Jackue Cha ban-Delmas)明令禁止在所有行政事务中使用英式法语(Franglais);第三,1975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巴-洛里奥尔法案》(Bas-Lauriol)。该法规定在诸多领域强制使用法语,如音像、商业(广告、使用说明、发票等)以及劳动人事领域;第四,法国当局努力杜绝在官方文件和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使用英语。时任研究与技术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竭力倡导在科学会议中广泛使用法语,声称如果在法国任何科学杂志中使用英语,则取消对其的资助;[4]第五,1994年,法国国会通过《杜邦法案》(Loi Toubon)(即《关于法语的使用法》),取代1975年的《巴-洛里奥尔法案》(Bas-Lauriol),进一步强调在法国境内某些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外语。

然而,随着全球化和欧洲经济的一体化,作为欧盟的主要创始国,法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要想确保法语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一味地宣传法语而忽视其他语种,只能适得其反,而导致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法国政府转而倡导多语制,以确保法语在众多语言中享有相对重要的位置。这些措施包括:第一,1997年,法国针对美国提出世界“多极化”和“多语现象”的主张,受到法语国家的普遍支持;第二,法德两国联手采取措施,鼓励双方中小学生学习对方语言,建立法德中学,鼓励法德学校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第三,2005年的《教育方向法草案》继续推行外语多样化的政策,鼓励欧洲国家语言的学习,提倡开设法德班、欧洲班和国际班。法国开始向世人呈现鼓励语言多元化的国家形象。

(三)从选修到必修的外语课程政策调整

1983~1984学年的初中教学改革将现代外语确定为初中教育的必修课。针对外语教育不理想的状况,2005年4月颁布的《教育指导法》提出要加大外语课程设置力度,以适应教育国际化和欧盟的进一步开放,扩大小学外语语种范围,中学开设两门外国语,改革传统外语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分层教学,按外语能力分班,强调口语教学,以《欧盟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为考核标准。

法国政府的外语教育战略之一是坚持中小学外语教育语种的多样性。政府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种类繁多的外语课程为法国和欧洲的未来提供了机遇。法国是除英国外提供外语语种最多的国家,初中和高中生可选的语种分别多达12种和15种之多,但并不是所有语种都有师资。[5]2006年5月,法国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中小学外语教学改革的通报》全面介绍了中小学外语教学的改革思路和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外语教学组织方式,明确了教学的重点是口语。[6]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外语学科的发展,普及了外语教育。

三、21世纪法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走向

(一)推动语言多元化,力保法语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任何语言政策的拟定与执行,本身皆深刻反映出政治角力与权力的较量。法国历届政府都强势主导语言政策。法语自18世纪即成为西方世界最通行的语言,直到20世纪才被英语替代。从此便开始了法语与英语的长期争夺。然而迫于情势,法国政府只得改弦易辙,调整其语言政策,转而推动欧盟倡导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下,将“法语作为欧洲的语言加以推广”,使法国一国的事情上升为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事情,从而有了普遍的号召力。

面对英语在欧盟内日渐凸显的“霸主”地位,法国希望欧盟出面,通过号召“教授两门活语言”、“学习几门成员国语言”等手段予以平衡。法语是欧盟内的大语种和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工作语言,因此若“教授两门活语言”,法语就会成为成员国或部分成员国的优先选择。法国其实是把推广法语纳入了“捍卫语言多样性”的框架之下,将之欧洲化了。法国政府亦积极自救,加强与德国的合作。法国和德国外交部长于2000年6月就语言合作签订了一项协议,声明无论将来局势如何发展,双方将永远互相支持。[7]当前,法国政府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四点:认识到法语国际地位的式微;设法阻挡英语的大量入侵;联合世界各地法语国家;强调法语这项人类文化资产的不可替代性,以多元化、多样化、多语化的捍卫者自居。

(二)倡导学习“国际交流的英语”

法国民众认为要想在全球化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学好英语。2004年,法国“学校未来’全国讨论委员会”向教育部提交的《为了全体学生成功》的终结报告,强调英语和信息技术是法国青年必须掌握的两门技能。对于极其崇尚本民族语言的法国人来说,法语在国际地位上的日益衰退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要接受英语、使用英语则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该报告首次明文倡导学习英语,但并不简单称呼为“英语”,而是定义为“国际交流的英语”。报告认为,“国际交流的英语”不再是诸多语言的一种,也不是某一特别有影响民族的语言,而是在科学、技术、贸易和旅游等领域中的国际交流语言。[8]因此,学生必须要把掌握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必备的一种基本能力。为使学生在义务教育之后能够真正掌握英语,委员会建议在小学3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三)鼓励学习汉语

近年来,“汉语热”在欧洲大陆持续升温,不少人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法国是西方汉学的发源地,其汉语教学历史悠久。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讲坛,标志着汉学在西方的诞生。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第一个开设了现代汉语课。1913年,法国里昂高校有了第一个汉语系。1958年,西方国家的第一门中学汉语课诞生在法国蒙志农中学(Montgeron)。2002年,法国颁布了第一个《小学汉语教学大纲》。2006年,法国教育部长还专门就汉语教学举办过新闻发布会,这在其他西方国家可谓闻所未闻。据最新的统计数据,10年前学习汉语的法国中学生不到5,000人,而2009年9月份开学时,全法中学共有2.56万名学生学习汉语,再加上1.6万名大学生和约2,000名小学生,学习汉语的法国学生总数约为4.4万人。如今,汉语在法国教育外语科目中的排名已上升至第5位。[9]

从法国不同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法语的国际地位服务的。根据法国政府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只有在多元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得到尊重时,法语才有前途。因此,法国政府极力倡导多语制。然而,由于法国长期以来以法语独尊,其法语的优越感使得政府制定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实际的实施效果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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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东梅.法国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体系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1):24~30.

[8]王晓辉.法国新世纪教育改革目标:为了全体学生成功[J].比较教育研究,2006,(5):22~27.

外语政策 第8篇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回顾反思研究

(1)国家利益视角

有研究者首先剖析了语言(外语)与国家利益的深层关系,然后分别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角度审视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程,同时指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正面临着政策目标迷失、政策制定机构不统一和政策制定过程不合理的困境[1]。

(2)跨文化视角

有学者进行了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思考,指出外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批判我国外语教育一直以来都以“工具论”为主导,并认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样才能促成外语教育实质性的人文转向[2]。

(3)“外语热”现状视角

我国的外语教育一直都是在国人对外语地位的争议中逐渐发展的。当前,我国出现了有关“外语热”的激烈争议。有研究者界定“外语热”是个历时问题、世界潮流和感性概念,进而分析了“外语热”的利弊两方面影响,并且认为“外语的工具性是第一位的,外语的本体价值在于人们长久以来所认同的工具价值;同时,要构建系统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外语教育起始年龄问题、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统整问题和外语考试相关问题”[3]。

2.策略前瞻研究

学界研究者也从前瞻性的视角,为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改革策略。鉴于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者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等分析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要点[4,5]。也有研究者分析了影响中国关键外语选择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综合国力与教育因素、信息安全因素、语言本身等因素,最终列出了中国关键外语候选名单[6]。另有研究者提出我国中长期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初步设想要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相结合,适应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7]。

3.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作了探究,包括政策学、语言学、经济学、神经科学、发生学、教育学等,这极大地拓宽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1)政策学

有研究者认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公共政策研究范畴,因此外语教育政策拥有公共政策所具有的8 个特点。其主要任务包括:外语教育政策的文本是首要的研究对象;其决定者、实施者、监督者是谁;其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比较研究。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则包括话语分析,定量或定性的实证研究等。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应该分为学术性质研究和政策决策研究两类[8]。

(2)语言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者从新的语言观视角,分析了不同的语言观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包括对强势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对少数民族或弱势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9]。也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至少需要参考需求依据和理论依据等,包括语言学理论,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界定外语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有助于更加合理地选择外语教学的内容等[10]。

(3)经济学

有学者通过对13 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外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的调研,得出了外语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双赢互利的关系,同时给出了各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我们的启示[11]。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认为外语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指出经济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主要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其经济价值的高低还受制于这门外语在人才市场上的需求程度、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使用频度等[12]。

(4)神经科学

有研究者结合神经科学,得出有关二语习得最佳年龄的结论:二语习得存在关键期。在关键期之前习得二语,才会有近似母语者的二语处理机制,在此之后习得二语,无论是二语的神经机制,还是二语的最终习得水平,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建议各国政府推行外语教育低龄化[13]。

(5)发生学

从发生学的历史维度来审视,有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西方教育政策的“内生性”,即从产生到发展都是一种政策内部演进循环过程的结果,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则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制约,政策制定主体比较单一,体现出鲜明的“外生性”。所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尊重政策制定的内部规律性以及语言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与本民族或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特征相一致,朝着“内生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14]。

4.相关理论研究

一直以来,缺乏理论分析框架是制约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近几年我国学者加大了对理论研究的力度。有研究者基于教育政策研究的三维框架,即教育政策的过程、内容、价值研究建构出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三维分析框架,即过程、内容、价值维度,构成了一个互动联系、动静结合的研究分析框架[15]。并基于此,建构出外语教育政策价值维度研究框架,将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分析分为三个环节,即确立外语教育政策的公共价值追求、探讨外语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价值倡导、明确各教育利益群体的价值冲突与取舍[16]。

5.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研究

有学者通过梳理内蒙古民族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为今后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事实依据[17]。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此研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6.其他方面

有研究者对欧美外语教育政策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宋娜娜、龚献静、戴曼纯等对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从9·11 事件、国家语言资源、国家安全等视角进行了探讨[18,19,20]。另有研究者对东亚、东南亚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了探究,如陈林俊对日本外语教育政策的分析、张贞爱对韩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探究、李石羽和王进军对泰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以及邹长虹对新加坡外语教育政策的讨论[21,22,23,24]。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对国外外语教育政策的探究,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当然,较之欧美国家,对东亚、东南亚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如新加坡和韩国,更加接近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也因此更有利于进行对比研究。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

1.回顾有余,反思不足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是观之,任何领域的任何一种政策,都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即是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不断地学习历史、总结历史,不断汲取前人的教训,吸收前人的经验,我们方能做到兢兢业业,不出差错。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者们对建国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客观描述,总结出了政策制定的得与失,这极有利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改进与提高。然而,在全球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一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制于诸多因素。这需要我们依托我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去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然而,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回顾性的研究成果多于反思性的研究收获。

2.策略前瞻研究,缺乏可操作性

我们之所以要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研究,就是为了用所得出的研究理论去指导实践,使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和合理,这要求我们的研究成果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以宏观叙事的方式,提出很笼统、宽泛的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应然走向。这使得既有的策略前瞻性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实践,不能作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实际指南。因此,策略前瞻性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

3.理论研究匮乏,研究角度较为单一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理论体系的建构,有了理论,研究才有了灵魂。理论是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只有掌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够获得成功。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就会走弯路。我国中小学在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学习俄语和文革时期的“一刀切”不学任何外语,就是最好的教训。全球多元化背景下,作为对外关涉国家安全、对内影响社会发展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理论方面的研究,当走在最前列,为我国外语教育起到指导、引领的作用。然而,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有关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偏少,且研究角度较为单一。

4.少数民族特色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我国地广人多,民族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教育情况和语言需求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现状是,无论什么地区、什么民族,外语语种都是英语,英语独大的局面就是由我国不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造成的,同时也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缺乏规划性和长期性的恶果。这需要我们研究者关注众多民族的民族情、教情、学情,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从而获得有利于不同民族发展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是学界对这一属于理论领域,且指向不同民族的外语教育实践问题关注不够,现有相关研究明显偏少。

三、未来研究展望

1.在回顾中反思,寻觅问题的真正根源

回顾是为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与事实,从而更有利于未来相关的建树。在学界,不同研究者纵向对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出现、发展与演变等进行了较多的探究。然而,客观描述、就回顾而回顾的研究多于反思性的考量。我们不能仅对政策进行客观描述,更需对相应的原因进行假设和分析。例如,通过不同研究者对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的总结,我们需要推断出,业已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机制的问题。在我国,一般而言,大多政策的制定缺乏广泛的群众参与,仅凭少数的精英人士就做了决策,这样制定出的相关政策其民主性和科学性势必缺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为此理。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亦不例外。如何优化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实现政策的绩效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目标都是很有价值的考量。这需要学界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从回顾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剖析问题存在的真正根源,进而从学术层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2.加强实验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策略前瞻研究可以为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起到方向指引作用,意义重大。因为其可以使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更加全面、科学、合理,且具体、可行。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偏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比较鲜明。这使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性较差。也因此,未来研究需要结合实践,运用实验研究和定量研究,获悉具有充足说服力、可行性的理论,为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制定提供新的数据、依据,这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未来发展的必经之途。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和一些精通定量研究的专家合作,使研究的产出和投入之比最大化,节约实验成本。另外,以点带面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质中的原则,我们可以先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研究,看一下政策效果怎么样,如果好,可以推广到和此试点条件差不多的地方,如果不好,我们就不推广,同时改变实验变量,重新进行实验。这也是策略前瞻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朝向之一。

3.推进理论研究,扩展研究视角

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为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寻觅灵魂的栖息地。然而,理论研究倾向于抽象。这需要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寻找新的切入点,进而提取出理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因此我们不能局限在一门学科中,也不能止步于将其他学科作为一个视角,而要在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中,找到新的契合点,尤其要借鉴其他相关领域比较成熟的政策理论框架,寻找适合我国中小学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律,从而拓展研究视角。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兼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来研究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进而能够从我国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视角制定我国外语教育政策。

4.关注民族特色,进行针对性研究

不同民族对各地区、各民族的研究比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性。我国的边界线绵长,相邻的国家众多。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西北民族地区等不同地域,要针对不同民族的特点,并结合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要,诊断出当地学生需要学习的语种以及不同语种需要的人数,改变英语独尊的局面,探讨双语教育、三语教育模式,从而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全面、客观、有效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才能制定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教育政策,也更有利于我国文化的“走出去”,有利于未来各民族对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