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价范文

社会学评价范文（精选12篇）

社会学评价 第1篇

1 社会学课程特点及在形成性评价实施上存在的问题

1.1 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难度大,“教”、“学”压力大

社会学课程主要讲授社会学各流派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内容涵盖多种社会问题及现象,综合性、抽象性和概括性较强,加之我国高等院校招收的学生多是没有经过相关理论知识培训的高中毕业生,社会阅历及常识均较少,所以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普遍表示难度较大,无法用实际来验证理论,纸上谈兵较多,进而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教师在教学中面向的是对课程失去兴趣的学生,授课的压力大,效果自然不理想。

1.2 形成性评价在社会学课程实施上存在的问题

(1)社会学课程内容具有极强的丰富性、多维性和概括性,不同流派的学者往往关注完全不同的社会方面,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又往往大相径庭,致使每次课堂教学的内容跳跃性很大,学生接受起来难度很大,很多同学可能在课程结束时只是对个别的名词有印象,对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和课程讲授的目的没有具体的认识,加上当前大学教学中的课堂时间有限,课下师生接触很少,学生同样无法向老师及时传达自身的学习现状,导致教师根据课堂反馈获得的信息分析解读时可能存在各种偏差。

(2)目前的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注重的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评价,弱化或者忽略了学生评价环节。其原因在于教师的定位停留在课堂的主体而不是引导者,不符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学生对自身课程完成情况的认知纯粹来自教师,本身缺乏参与度,是一种客体被动状态,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会大大削弱。

(3)形成性评价指标的制定注重了可考量的方面,例如作业、实验报告、出勤率等,而对于一些涉及态度、克服困难的毅力、交流与沟通的能力等学生综合、个性化能力方面缺乏可靠的评价途径,对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起不到督促作用,不利于人才培养目标实现。

(4)很多形成性评价在实际操作中过于繁琐,教师的工作量较大,并且很多由教师填写的内容缺乏依据难以填写,例如“学生学习态度0~10 分”和“课外学习积极性0~10 分”这两项,由于教师与学生的不完全了解,教师与学生不可能24 小时在一起,由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后学习积极性给出评价可靠性差,获得的信息不能用于教学反馈,失去了形成性评价的意义。

2 学生评价在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中的意义

学生评价包括学生自评、互评两个方面,是由学生根据自身在课程学习中的各项表现给出的自我综合评价,是由最了解“学生”的学生本身给出的评价,可以针对性解决现有的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1)结论真实。针对较为感性或教师不易考量的项目,由学生自己给出结论更加贴合实际情况。并且,能够有效避免学生和教师因为年龄、社会阅历等各方面原因而导致的认识偏差。

(2)反馈及时。形成性评价结果主要用来反馈当时的教学效果,学生评价由学生自己填写,速度较快,反应结果及时,能够更好地指导教学。

(3)减轻教师工作量。将教师因为多种原因不容易填写的方面由学生填写,能够极大减轻教师的工作量,尤其是对于授课人数较多的教师。

(4)形成榜样力量,督促团体更快进步。在学生评价过程中,同学之间必然存在信息的交流,做得好的同学会在学生中起到榜样的作用,有利于推进团体的共同进步。

(5)形成兴趣小组,提高学习兴趣。在实施学生评价时,学生加大了对课程本身的关注度,随着学习的深入必然会对课程的某个部分产生兴趣,通过适当引导较容易形成相应的兴趣小组。

3 学生评价在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方案初探

鉴于社会学课程的教学特点和形成性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学生评价的优势比较突出,提出学生评价设计的方案必须满足“精简便于操作、可测量、可应用于网络技术、具有督促学习的功能、有标定点”等要求。“精简便于操作”才可以在授课过程中使用且不占用较多的教学时间,便于在实际中推广;“可测量”指不要使用A、B、C等级,最好使用数字,这样便于计算;“可应用于网络技术”,最好是表格式的,这样在很多的分析软件上都可以操作,学生填写时较为方便;“具有督促学习的功能”,设定的分值要有弹性,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学生在努力中能够找到成就感,提高学习动力;“有标定点”指针对不同的课程、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对象团体,在实施学生评价时必须给出一个最高和最低要求的标定点,或者说“最高学生”和“最低学生”。将授课班级中做得最好同学的表现定为100 分,即“最高学生”,将最差同学的表现定位60分,即“最低学生”,再由学生根据标定点给出自身的分值,综上几点,学生评价在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方案如下:

3.1 如何选定测量指标

任课教师可以从所在院校按照5%的比例随机抽取学习过或正在学习社会学课程的学生组n名,抽取该校全体社会学课程任课教师组m名,注意样本的代表性和数量;请各位被调查者给出影响课程学习效果的课堂和课外因素,选取重复度较高的x项因素,注意要尽量精简影响因素,便于抓住核心、共性问题,减少测量值,使评价简便可行。

3.2 如何分析各指标权重、标准

(1)各指标权重如何测量。按照课堂和课外同等重要的思想,课堂表现和课外表现各占0.5 的权重,将以上选定的各评价指标基础权重设定为0.1,根据关注度排名划分三个梯度,极差0.05。第一梯度权重+0.1,第二梯度权重+0.05,第三梯度权重+0。从而确定各评价角度在评价过程中所占的权重。

(2)各指标下的评价标准如何拟定。将每个指标下划分出高、中上、中下、低四个评价标准,每个标准下给出10 分的分值弹性,即“高”为90~100 分,“中上”为80~90 分,“中下”为70~80分,“低”60~70 分,根据形成性评价以鼓励学生为主、在学生无压力的情况下开展的原则,不宜设60 以下选项。

3.3 如何制定学生评价量表

根据以上结果即可制定学生评价量表。为了避免学生在填写量表时敷衍了事,谎报信息,建议在量表中增设互评栏目,由其他同学评价该学生自己填写的量表是否真实。当互评认定栏勾选“是”时认定学生自测分值,当互评认定栏勾选“否”时否定学生自测分值,重新填写,进而保证量表反馈内容的真实性。

4 小结

形成性评价较终结性评价存在很多优势,但是在应用过程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应用到一些理论性较强且术语较多的课程时困难更大,学生评价以本身的及时性、真实性等优点,在此类课程形成性评价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可能能够解决目前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摘要：在高校课程考核中形成性评价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社会学课程本身理论性较强,学生社会阅历较浅等各种问题,导致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存在很多问题。学生评价具有及时性、真实性等多项优势,可能能够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学生评价

参考文献

[1]方志刚,代玉石等.多维考核模式在课程教学实践中的正效应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2014.3(32):65-67.

[小学社会]小学社会课评价 第2篇

根据国家教委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全日制小学社会教学计划》，从今年4月起，北京市将在小学四年级 开设社会课，每周2课时，逐年过渡，将不再单独设置历史、地理学科。小学社会课是一门新型的综合课，广 大教师对这一新型的课程尚缺乏了解，下面就社会课的一些情况做一介绍。

一、小学社会课的诞生

小学社会课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为了应付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变革而产 生的。

1.社会课诞生的背景及趋势

1914年～1918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战争使各种矛盾更加激烈和尖锐化 ，迫使当时的人们关注社会状况，不仅仅着眼于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而且也要了解世界其它国家的社会状况 及发展程度。在这种背景下，1916年，美国首创了小学社会课。与其同时，以芝加哥大学派克为代表的社 会学家形成“芝加哥学派”，他们主张研究社会问题，诸如城市、工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社会上失业、贫困 、酗酒、吸毒等社会问题。1916年～1920年，是“芝加哥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学社会课的出 现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继此之后的19世纪40～60年代，以哈佛大学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 学派呈鼎盛时期，他们把社会学的研究又一次推向了高潮。他们主张从现存的社会结构，如政府、组织出发， 论证每一社会结构有其功能和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是保守的社会科学。但这段时间是世界相对稳定发展的时 期，这种思想与政府的思想一拍即合，这一理论不仅在大学传播，也影响了小学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从日本学者翁苏英收集 到的74个国家官方资料的统计中不难看出，1920年社会课只占小学社会学科科目的1%，1940年占 15%，1960年发展到占47%，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几乎占社会学科科目的一半时间。小学社会课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 从1920年之后，参与的国家急剧增加，20世纪后半期，小学社会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可见，小 学社会课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小学的重要课程，占有明显的优势。顺便提及，日本的中小学社会课也受美国的 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置，1947年1月开始试教，至今开设了近半个世纪。

2.社会课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内容的演变

从18世纪晚期开始，学校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变为义务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历史教师认为所有的孩子必须学习历史课，历史课是使学 生变成一名好公民的重要课程，而地理教师则认为地理学科同样重要，社会学家认为孩子们也应学习社会课。 但无论怎样争论，历史课仍然是一门重要课程，但教授的方式有所改变。历史学传统的教授方法是以年代顺序 进行教学，即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但有的学者则认为，按社会发展顺序教学不符合学生 的心智特点，应该颠倒过来，从现在开始教，用上溯的方法。并且他们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战争和伟人组成， 还应包括宗教、文学、妇女、经济等内容。教学内容应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也智力发展 同步。这些观点到1920年影响了美国的小学社会课。美国的社会课教学是从公民身份开始的，即培养学生 成为一名好公民。随着社会学的发展，社会课的内容由公民身份教育(www.xfhttp.com-上网第一站xfhttp教育网)扩展到地理、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 内容。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对于社会学的定义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解释，就其内容而言则大同小异， 由社会学而影响到的小学社会课内容，基本上遵循了家社区洲/省/区国家世界这一模式。我们从下 面美国和加拿大小学社会

行政评估的社会评价条件 第3篇

关键词：行政评估；社会评价；条件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２５

作者简介：杨正联（１９７１—），男，安徽蚌埠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理论、公共行政理论、政治社会学。

所谓行政评估，就是对行政组织及其行政管理活动的评价。对于从事实际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组织来说，这种评价主要来自三个方向，即上级行政部门或立法机关的政绩考核、本组织内部的工作总结和社会大众的社会评价。从行政组织在既定制度规范与社会主体外在行为之间的中介地位角度看，上级组织的政绩考核强调的是既定法律制度、行政决策的落实效应；本组织内部工作总结强调的是组织本身的运行效率；而社会大众的评价则反映社会公益的回应。前两个方面属于行政组织系统内部的活动，建立在行政权力、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基础之上，而最后一个方面则属于行政组织与行政管理对象之间的直接互动，建立在社会大众的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发展趋向就是强调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内涵，比如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行政组织行为指向社会大众的服务性趋向。因此，对于行政管理活动三个方面的评价，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最后一个方面，即来自于社会大众的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代表了社会大众对行政管理活动的认知和评定情况，属于社会大众与行政组织之间的行为互动，体现了一种行政权力关系状况，确切地说，是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状况。对于公共权力内部或公共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都有着既定宪法、法律制度或组织内部原则的正式规定，往往能够建立在稳定的组织运行程序基础上。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制度或规范的制定和组织设置的方式对这种互动关系状况做出较为明确的规范，比如人大审议监督制度、（来自于各级党委系列的）纪律检查制度、行政检察制度、行政审计制度、上级工作检查制度、下级工作汇报制度以及组织内部的总结（年终或特定的政策活动）制度等等。但是，对于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各种非制度的原因，比如相关社会主体的多样性（指向不同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活动涉及到不同的社会主体范围）、组织化程度（特定公共管理活动涉及的社会主体很难建立起与行政组织相对应的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等，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建立类似的常规性程序关系。在现实中，对于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的社会评价，往往取决于更具宏观意义的政治制度规范、社会文化环境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背景条件。

一、社会评价的制度条件

所谓社会评价的制度条件，是指在现有的宪法、法律制度和其他正式的政治性规定（如执政党的政策规定）中，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以监督、评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管理活动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内容。

从正式和公开的意义上说，宪法、法律制度都指向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对包括公共组织和执政党在内的所有的社会行为主体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制约效力，而执政党的政策规定也有能力通过正式的立法途径转化成为宪法和法律制度形式。因此，这些制度文本中关于社会评价权利的基本规定乃是社会评价活动得以展开的合法性制度基础。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制度中关于人们各项政治权利的规定，反映了公共权力或国家权力与社会大众的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状况，乃是社会大众进行评价活动的基本保障和行为依据。因此，关于社会评价的宪法制度规定乃是社会评价的核心制度。具体法律制度的意义在于体现宪法制度的精神，或者说进一步推动宪法规范的落实，绝大多数的宪法内容都要通过相关的实体法律完成其具体化过程。

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规范关于社会评价内容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关于公共权力的公益取向规定。在公共权力的性质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已明确，管理国家的公共权力代表的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公益，并为公益的现实构成提出了相关的评价标准或具体指标。我国《宪法》规定：公共权力的本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为保障人民不断增长的各种利益需求，公共权力机关将长期致力于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我国，相关的法律主要是指一些宪法类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目标的国家发展政策规划。

其二是关于个人基本政治权利的规定，主要是指民主政治权利方面的规定。在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上，在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民主的方式”乃是公共权力产生的基本模式。民主即是人民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活动，影响公共权力组织的成员构成和运行取向。通常，宪法中的“民主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成员（一般指处在公共权力高层或决策地位的政府组织成员）在人民中以选举方式产生的制度。在西方，主要是指对政府首脑（可能是中央政府，如总统、总理；也可能是地方政府首脑，如州长）的普遍选举制度。在我国，人民主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活动参与政府组织成员的产生过程，人民行使权利的方式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除宪法外，各国大都辅之以相应的选举法律，以规定各方面具体的选举事务，我国主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另一个是人民经由某种途径直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施加影响，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途径都表现为直接指向公共权力的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在民主政治中，自由权利乃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上面所说的民主选举就应当指自由选举。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自由的民主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因为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民主就意味着一种个体的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在我国，保障人民向公共组织行使监督、参与权利的法律主要有《行政诉讼法》。

二、社会评价的文化条件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成果，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特征，是无数的历史事件以历史变迁进程的形式在社会中长期积淀的结果。我们这里说的社会评价的文化条件，反映的是进行社会评价的社会大众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包括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状况的历史传统、社会大众的组织化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的知识水平等。

首先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状况的历史传统。我国有着几千年皇权历史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就体现在皇权与民权或君与民之间的关系上，通过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规范，在个人、家与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服从关系，社会对于个体的要求先是尽忠于国家，无条件地服从代表国家的皇权，而后是尽孝于父母，最后才是个人利益的满足，个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在家庭尤其是皇权的需要范围内，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家天下”的国家治理形势。国家以科举制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招用政府官员，但无论从招考的内容还是从最后官员的任职上来看，都是以皇权为基本的或者唯一的服务对象。比如考试的内容都集中在如何论证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以及如何维护皇权统治体制。其中，代表科举考试最高等级的殿试就是由皇帝主持的。虽然也有谏官制度，在官员中设置谏官一职，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关于治国政策方面的批评意见，但这也主要是针对官僚组织内部而且是接近皇帝的官僚等级上层，普通老百姓连衙门的门槛都难进，更不用说公开地监督、评价官员们的行为了。

我国历史上的皇朝更替大都是以农民起义这一革命形式完成的。但是革命者对于自身利益的强烈关注往往导致这样的革命后果，那就是即使革命取得了胜利，也只是革命者本身享受革命的成果，远没有把利益获取的范围扩大到革命时的阶级群体，更没有制度上的革命，其最终结果就是以反复的革命者变成被革命对象为标志的王朝更替，而导致革命发生的国家权力机制却一直没有改变。

所以，如果把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当作一个特定的关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这一文化传统几乎没有任何的以维护相对于公共权力的个人权利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意义，它只能算是对个人利益的一种本能的极端的反应形式，因为它不具有基本的制度反思色彩。农民起义所针对的只是具体的利益关系状况，而不是形成这种利益关系状况背后的国家权力体制。

其次是社会大众的组织化水平。对于处于社会生活状态的人们来说，联合有着一致利益的其他人，建立一个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组织，乃是寻求自身利益满足的有效手段，也是追求利益目标的能力标志。但是，光有一致的利益并不意味着组织的水到渠成，正式组织的建立还需要组织领导人物的协调指挥，确立稳定合理的组织运行原则，确定统一的集体行动目标以及培育具有内部心理整合功能的组织意识等一系列组织化活动环节，只有在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成员构成、组织领导核心、组织目标、组织运行原则以及组织意识这几个组织结构要素的基础上，才能称得上具有较高的组织化水平。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最高组织化水平，它与以往农民起义最大的区别在于组织原则和组织意识这两个方面的组织化内容，比如它有着基督教思想的组织意识要求，还有着《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等一系列组织原则规定。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组织决策失误、组织意识蜕化以及组织原则失效等，它们都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大众组织化水平的最高峰，在我国现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政党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前者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者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属于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部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武装革命时期，共产党凭借着其强大有效的动员和组织活动，顺利地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党组织仍然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组织群众活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制度内的政治动员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虽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结社的自由，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具有非政府性质或准政府性质的民间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处于政府的直接领导或指导之下，宗教组织也不例外。因此，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其组织化过程有着较为明显的外生特征，其组织化活动也往往被限制在严格的制度或公共组织运行的系统内，是在公共权力安排下的组织化活动，各种民间组织都具有准政府甚至政府性质，比如工会、各个行业协会等。

最后是社会大众的知识水平，主要是指识字率、受教育水平等。显然，社会大众的知识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行为，进而评价行政组织的行政管理活动的能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扫除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政策的推动下，社会大众的知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也为社会评价活动的展开创造了一个基本的个人素质条件。

三、社会评价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条件

这里所说的科学技术，不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也指多媒体、电子网络等科学技术，它们为行政管理信息的传播，为人与人的交流和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当然，也为社会评价活动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物质平台。更重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还给社会大众带来了知识、观念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转变。

１４－１６世纪，以“人权”、“自由”、“平等”等理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说它是“启蒙”，是因为这些理论和观念对于社会大众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使得“人权”、“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等公共政治价值观念成为具有普遍社会认同意义的价值公理。

我国传统的皇权文化基本上压制了社会评价活动发生的可能。在我国，具有现代性质的政治文化主要来自于西方的文化输入尤其是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

鸦片战争后，由清政府主导下的西方文化的引入主要定位在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领域如武器、造船等等，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引入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分别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这两个大的方面。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当然，如同其它先进的物质设备一样，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苏联的“援助”。

“十年文革”的教训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危机——“苏东剧变”，都显示出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式，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同时，在开放式的政策观念引导下，大批的西方科学理论被介绍进来，在翻译和阐释的学术氛围中，学术界掀起了又一个“西学东渐”的高潮。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理论引进、理论研究以及理论推广活动中，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一系列现代政治价值观念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日益深入人心，在社会大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政治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氛围。此外，在国际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尤其是民主化的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推动下，民主、法治、公平、公益等现代公共治理理念也已经为国家领导者所认可，并进入正式宪法和法律制度的规范内容之中。

而我们这里所进行的行政管理理论的研究也是来自于西方理论的引入。现在讨论的社会评价问题就是基于行政管理理论从行政学研究到公共行政再到当前新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发展。正是新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政府服务取向、社会大众参与取向以及公共治理等理论观点的兴起，引发了社会评价研究的展开。当然，鉴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处于发展阶段，其中，关于社会评价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即政府的服务性、社会大众参与、公共治理等等）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的政治文化或公共文化氛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期，因而需要公共组织成员、研究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做好宣传、普及和动员工作。

总之，目前社会评价的展开有着较为充分的政治制度条件，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主要是指相关的政治价值观念如民主、平等、公正等等）浪潮的推动下，强调社会服务功能，关注社会公众需求和反应的行政管理机制也正在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虽然这一趋势只表现为一种制度上的规定。从行政管理活动有着制度落实的基本行为取向这一点看，宪法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为社会评价机制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合法性前提。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来自于传统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还是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无法为社会评价体制的建立提供足够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和合理性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在相对于制度落实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另一个方向即制度创新取向上，仍然缺乏足够的社会压力和理论动力。但是，这种不利形势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关于社会评价活动及其体制建设方面的研究与倡导，反而对其提出了更为强烈和紧迫的理论需求。

【参考文献】

［１］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Ｍ］．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杨正联．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与言说［Ｍ］．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高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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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大学社会评价分析 第4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大学评价,社会评价

日本学者庆伊富长指出, 所谓大学评价是测定和决定大学所具有的价值和其机能效果的过程[1], 即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 是评价主体根据价值主体的需要, 衡量价值客体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的一种判断。大学社会评价是由非国家机构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对大学给出的评价, 它提供了一种更加“市场”的评价视角, 而其评价结果在较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社会资源的流向和配置。因此, 在现今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作为被评价对象的大学越来越重视自身在社会评价中被纳入的类别、被排列的名次和被赋予的“身份”, 也更加致力于运用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本文主要从大学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大学社会评价的运行机制和社会效应。

社会资本在大学价值发展中的影响作用

1.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布迪厄指出, 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 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 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 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在此之后, 社会学家科尔曼第一个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 他将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并列为组织拥有的三种资本, 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 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 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在科尔曼看来, 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 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 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3]。阿德勒和凯温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两种形式:桥梁型社会资本和联系型社会资本, 桥梁型社会资本着眼于个体的外部网络分析, 而联系型社会资本强调集体成员的内部联系特征[4]。

2.大学社会资本的分类与表现

大学输入与产出都链接在整个社会网络之中, 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大学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于整个社会, 还是大学本身也如同一个小社会, 大学价值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也是大学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借用阿德勒区分的两种社会资本形式分析, 这两种社会资本在大学价值中的具体表现是:

(1) 桥梁型大学社会资本

桥梁型大学社会资本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和关系联系, 在大学价值中表现为大学的品牌或地位、大学的声誉、大学的信誉等, 具体包括4 个方面:一是大学的关系网络结构 (地位) , 大学通过与社会企业和大众以及其他大学等相关者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形成大学的社会关系网络, 其规模大小、层次级别高低和稳定性强弱等是衡量这种关系资本的关键要素;二是大学的社会资源渠道, 大学向社会企业和大众提供知识、技术、人才, 换取社会企业和大众的物质资源、生源等, 其资源渠道的多元化程度、畅通程度以及配置上的可整合性程度是评估大学可预期物质资本的参考要素;三是大学的信任、信用与信誉, 大学在与社会企业的合作中, 通过约束自身的信用行为, 获得合作方或投资方的信任和认可, 从而获得信誉, 其本身就是一种大学价值;四是大学的认知共享, 大学通过与外界保持信息沟通, 共同探讨所关注的问题, 追求并维持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处事规范等方面的一致性, 其一致程度反映了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响应程度。

(2) 联系型大学社会资本

联系型大学社会资本是大学内部成员的组织和关系联系, 在大学价值中表现为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等。大学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它有着大学共同追求的普遍内涵, 如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批判和创新精神等, 是可以代代积累传承的大学价值;大学文化包括大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 文化决定了大学的价值取向, 它内化到大学内部师生的心灵之中, 通过他们的价值追求继而去创造社会价值、国家价值和民族价值。

3.大学社会资本的作用

一方面, 大学通过与社会之间直接、密切、广泛的交往与联系, 进一步加强了信任与被信任关系的质量, 资源是大学价值实现的基础, 诚信交流是大学价值获得尊重的前提, 桥梁型资本加大了大学与社会之间互动的频率和强度, 使得大学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和资源;另一方面, 在资源生产和整合过程中, 为了实现有效的沟通, 要求行为主体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享愿景, 通过共同的认知, 不但避免沟通时的误解, 而且有更多机会交换想法和资源, 联系型资本使大学发展实现有效沟通和凝聚力, 提高大学价值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其相互关系如图1 所示。

社会资本视角下大学社会评价机制

从社会的角度看大学, 不仅仅需要大学的学科排名、学术排名、设施条件排名, 更需要了解大学的社会影响、学术声誉、大学特色、毕业生对大学的评价、用人单位对大学的评价等社会性评价。因此, 大学社会评价的内容不仅仅按学术实力或按科研规模对大学进行评价, 而是要对大学作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考量, 是对大学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整体度量, 其中对社会资本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所占比重是其他类型大学评价中最高的。

1.大学社会评价的目的

大学社会评价的目的是多元的。从目前所存在的诸多大学社会排名来看, 包括商业目的、提供了解高校的渠道、为高考报考提供指导、为企事业单位选才提供参考、为宣传母校等。这些目的一般并不单一, 通常是多种目的共同驱使。总之, 不同的目的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大学排名,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结构与流向。

2.大学社会评价的特点

大学社会评价的3 个主要的特点是其具有“市场性”、“价值性”和“社会性”。大学社会评价提供的是某一特定层面的“市场性”观点, 以满足社会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也作为政府、认证机构以及评估机构有关评估工作的补充。大学社会评价的公平性、公正性源于以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 与注重事实判断的大学学术评价等相比更强调“价值性”。另外, 大学社会评价的主体来自社会, 来自公共领域, 加上受众主要是社会大众, 需要简明通俗的社会方式表达, 因而社会评价应该是以“社会性”的身份去反映现象的社会价值。

3.大学社会评价的形式

有研究者把社会评价的现实形式分为直接方式的社会评价和间接方式的社会评价两种[5]。所谓直接方式的社会评价就是直接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评价进行某种方式的集结, 这种形式的大学社会评价, 如自2003 年起中国校友会网每年对外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 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数据和评价指标体系, 都由网友提供、由网络投票决定的大学排行榜, 这种类型的大学社会评价的权威性体现在数据覆盖面和舆论宣传。间接方式的社会评价是指社会委托某一个或若干个机构代表社会进行社会评价, 这种形式的大学社会评价, 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主持的《中国大学评价》、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给出的大学排行榜等。这类评价的权威性体现在公众信任。

4.大学的社会资本对其评价的影响

在大学社会评价中, 政府、企业及评价机构、社会大众都作为参与的主体。政府主要起到引导评价方向、协调监督社会评价组织或机构的作用, 社会企业则作为利益相关者为评价提供与大学科研合作情况、毕业生质量等各类评价信息, 社会大众从自身需求出发对评估的内容、程序的合理性等提出希冀并通过对评估结果的认可赋予大学社会评价其本身的意义, 评价机构或评价人等作为执行机构, 既要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同时要维护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社会公众对大学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看它的声誉和影响力, 是从公众的“社会身份”来考虑大学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所掌握的社会资本对大学社会评价结果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力 (图2) 。对于作为被评价方的大学, 一方面, 依托其桥梁型社会资本提升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价值观、共享愿景、信任和信誉等, 实现大学与政府、企业、评价人或中介机构之间的相互认同;另一方面依托联系型社会资本的积累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和创造性, 获取更丰富的学术价值和物质价值, 并获得包括校友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情感支持等。这些资本经过漫长的历史累积, 在大学分层的社会评价中作为大学的重要价值组成参与评断。

社会资本视角下大学社会评价的作用

我国现有普通高校2500 余所, 包括本科大学、专科大学和高等职业学院。社会企业、普通民众等想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形形色色的学校有所了解和比较非常困难, 大学社会评价正是充当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桥梁, 其必要性便突出体现在社会对它强烈的需求上。具体来说, 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 大学社会评价对社会主要产生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1.生源引导作用

现有的大学社会评价给出的大学排名中大多数都是以为生源择校服务为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的。面对高校扩招后导致的毕业就业压力的增大, 学生在择校时不得不考虑报考学校的声誉、地位、就业情况等等社会资本因素。由于大学社会评价基本是由政府、高校以外的第三方机构提出的, 它们原则上与各大学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 因此, 其评价结果具有在统计意义上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而被广大生源作为一种重要参考。随着大学社会评价逐步完善, 其信息量增大、评价方法更加科学和更趋合理, 其在生源中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也逐渐增强。

2.资源配置作用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等关于2014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6]显示, 2014 年我国全国教育总投入为32806.46 亿元,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15%, 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相比差距较大。而目前高等教育经费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偏高, 根据教育经费支出增长情况统计,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公用经费与2013 年相比分别增长3.28%和下降3.31%, 因此依靠主渠道政府投入的增长来增加大学教育经费的空间有限。在竞争压力和扩张压力的双重作用下, 大学急需从社会上获得投资和捐款。而向高校的投资、捐助企业或个人希望发现优秀的大学, 使其投资、捐款的效用最大化, 大学社会评级和排名有利于引导发现他们认为值得捐助和愿意合作的学校, 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流向。

3.舆论监督作用

自20 世纪90 年代通过急剧扩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 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发展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然而随之而来的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匾乏、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等现实状况也让政府和社会感到担忧。为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政策约束手段、行政管理手段、质量评估手段等对大学质量进行监管的同时, 也鼓励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因此, 大学社会评价和排名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外部监督手段。通过将大学办学情况和办学效益等公开化, 加强社会各界对大学及其排名的关注和讨论, 形成一种社会舆论监督氛围。

4.良性竞争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进步, 本就是竞争的结果。在现今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 为吸引优质生源和资源投入、增强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等现实利益的驱动, 大学也从原来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沾染了些许“铜臭”与“势利”。招生“掐尖战”、规模扩张战、大楼“面子战”, 打得如火如荼。大学社会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标体系, 向大学传递社会的价值需求, 引导大学正确认识自身定位, 避免盲目攀比, 在激发活力的同时引导大学竞争的良性发展。

5.人心聚集作用

以中国校友会网作的大学社会评价为例, 其不但发布大学综合排名, 也把其指标体系中的某些重要指标制作成分榜发布, 诸如高校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高校长江学者校友榜、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高校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排行榜等“榜中榜”。人们可以从这些排名中获得一种归属感, 有利于校友们乃至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关注其母校的发展, 关注社会对其母校的认可, 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日]庆伊富长:《大学评价——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王桂译, 第10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2]P.Bourdieu.Handboo 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New York:Greenwood, 1983/1986:p2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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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ler P., Kwon S., “Social capital: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Manage, no.27 (1) .

[5]阮守武:《社会评价模型研究》, 《运筹与管理》2003年第14 (4) 期, 第147-153页。

医院社会评价制度 第5篇

收集院内、外医院服务意见管理制度

第一条 医院设立社会监督电话和意见箱，科室有意见登记本，有专人负责管理，每季度开启意见箱。

第二条 聘请社会监督员，每年召开一次有关人员征求意见的座谈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一次社保、商保和友好单位征求意见座谈会。

第四条 每季度对出院病人进行随访，进行追踪调查，征求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每年向病人发放1-2次“门诊、住院病人满意度调查表”，进行满意度调查。

第六条 对外公布举报电话，欢迎社会群众监督。

第七条 设立医患沟通办公室、院长接待室，负责接待处理患者投诉。

第八条 每年组织1-2次社会问卷调查。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第6篇

关键词：CSR；绩效评价；社会效益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市场垄断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及出现“血汗工厂”等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现象日益显现，使人们开始思考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在此背景下产生。在我国，关于（2SR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问题都是新的课题。对CSR绩效评价的研究有助于测度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背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小。本文从CSR内涵界定、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CSR绩效评价模型、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五个方面综述了国内CSR绩效评价研究进展，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CSR内涵的界定

国内对CSR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界定还不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来：一是从权利义务方面界定，卢代富（2001）、李立清、李燕凌（2006）等将CSR界定为：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期望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在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之外，所应该承担的法律、经济、伦理道德和慈善责任，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法律责任包括遵纪守法、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伦理道德责任有保证员工生产安全、职业健康，遵守商业道德、保护环境；慈善责任即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为CSR反映出企业以下三种不同主体形式出现所必须承担的企业责任，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CSR即第三种责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方面界定，李双龙（2007）[31指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以及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权利，正是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期望构成了CSR的实际需求。

二、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国内学者们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较长的时间，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不同学者关注视角不同则会得出不同观点。吴兴华（2010）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从行业视角、规模视角、地区视角等得出企业绩效与CSR的关系结论各不相同，相关程度差异较大。杨汉明、邓启稳（2011）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CSR与可持续增长具有不稳定关系，CSR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而上市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不相关，与可持续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寇小萱（2012）则专门对制造行业的CSR履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CSR履行在短期内与企业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企业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三、CSR绩效评价

CSR绩效评价模型是用来指导如何评价CSR绩效的框架或工具。国内对CSR绩效评价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评价模型的构建；二是指标体系的选取；三是对效率指标的测算与比较研究方法。

（一）CSR绩效评价模型

李灿（2010）为传统财务评价框架的设计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理论基础的，这种评价机制不能充分反映企业应履行的公民义务，企业绩效评价框架应该重构。传统评价维度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中心，包含盈利能力、资产运营状况、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重构的评价框架应以企业价值最大化基础上的利益平衡为中心，将发展能力修正为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应增加“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维度进行综合衡量。赵杨、孔祥纬（2010）认为，应该克服“总体评价”的不足，提出一种“分项评价”的模式。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为基础，将CSR的评价范围界定在四个层次含九个分项：核心层——投资者、雇员；紧密层——客户或消费者、债权人、商业伙伴；间接层——所在利：区、社会公众、政府；延伸层——环境保护与能源节约等。“分项评价”就是针对不同企业，只在某一项“利益相关者”下进行比较或排名，并不再是以往的只给出一个总的得分或排名方式。蔡月祥（2011）则以卡罗尔金字塔模型为基础，构建了CSR综合评价模型。美国著名CSR学者卡罗尔将CSR描述为四个层次的金字塔模型，从底层到顶层依次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陈永丽、邹航（2012）从环境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绿色经济管理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价模式对CSR绩效进行实证分析。齐丽云、魏婷婷（2013）则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CSR评价模型，对交通运输业进行实证研究。该研究以IS0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为基础，从责任治理、经济发展、人权、劳动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问题和社区发展八个维度来评价CSR绩效。

（二）CSR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虽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及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CSR评价体系构建尚未成熟，但国内学者在一直努力从不同视角研究构建该体系。通过整合梳理各学者的研究发现，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出发去构建评价模型。第一，基于过程视角剖析CSR，构建基于CSR管理过程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从循环绿色经济角度出发，构建包括衡量集经济绩效、生态绩效与社会绩效于一体的综合系统的指标体系，主张经济、生态与社会协同发展。第三，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评价模型，从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各利益相关方出发评价企业绩效。

（三）CSR绩效评价方法

CSR绩效评价方法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而层出不穷，如模糊综合评价法、SPSS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现有学者运用索洛余值法等更多的新方法。由于CSR效率的评价指标中包含的因素多，综合评价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因此评价方法应使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采用模糊积分评价模型可以很好地协调各个评价指标。杨钧（2010），易凌、林建原（2010）及那保国（2012）均是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模型，确定各个子层次指标权重对CSR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综合得分进行比较排名。王楠、苗迪（2012）将SPSS因子分析法具体运用到对火电CSR评价中，通过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全面分析了火电企业在经济责任、内部环境责任和外部环境责任三方面的履行情况。张英奎、翟垒垒（2013）从企业绩效最大化角度出发，建立评价指标并构建DEA模型，对CSR的有效性进行定量分析。韦飞、汤雨晴（2013）运用静态索洛余值法探讨并验证了CSR投资与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四、总结

社会学评价 第7篇

一、建立社会评价制度的必要性

(一) 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以培养数以千万计高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 既具有行业性和区域性, 直接为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服务;又具有职业技能性, 直接为人的就业服务;还具有市场适应性, 与劳动力市场联系密切。由此可见, 高等职业教育最为本质的属性是社会性[1], 其他一切属性如职业性、生产性、产业性、适应性、中介性、大众性、应用性、多元性等, 都是由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派生出来的。正如黄炎培先生在《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一文中指出:“职业学校有最紧要的一点, 譬如人身中的灵魂, 得之则生, 弗得则死, 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 就是社会性。”[2]

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性, 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社会需求约束型教育, 它以社会需求为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发展规模、结构和速度乃至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都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然引发高等职业教育的涨落和变革;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扎根于行业企业, 其课程设置、专业建设、教学评价等都不能离开行业的支持和企业的参与, 不能游离于行业企业之外。

评价是指挥棒, 有什么样的评价, 就有什么样的教育。长期以来, 政府评估一直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评价的主要方式, 政府是最主要的评估主体, 但质量保障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有时甚至招致各方诟病。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无视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性, 导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只能按照政府的预设轨道运行, 高职院校对政府及其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严重。因此, 必须重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体系, 改革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评价方式, 大力推进社会评价制度建设, 把本该属于社会的质量裁判权归还给社会。只有这样, 才能促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植根于社会、获得生命原动力, 才能根本解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迎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二) 社会评价是实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化是指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内部健全的运行机制主动适应社会需求, 获得自我发展, 赢得社会承认和支持的过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就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发展, 走社会化办学之路[3]。社会化是我国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但长期以来, 我国职业教育一直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之下, 以政府为中心、体现政府意志、反映政府需求、为政府服务。而社会作为职业教育参与者、使用者和消费者的主体地位长期被忽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造成了我国职业教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游离于我国社会体系之外, 不能与我国社会形成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同时, 由于我国高职院校本身发展历程短, 经验积累少, 内部有效的运营机制尚待激活和完善, 社会品牌形象尚未建立, 社会化程度还较低, 因此,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要真正做到面向社会办学, 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 就必须改革评价方式,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社会评价制度,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评估。尽管政府评估在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它毕竟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 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背道而驰的。

而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则是高等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回归。第一, 它可以促进高职院校间的良性竞争, 并在竞争中形成自律机制, 规范办学行为, 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第二, 它可以有效沟通高职院校与社会的联系, 促使高职院校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充分发挥办学的自主权, 按照职业教育规律来发展职业教育, 减少工作的盲目性;第三, 它可以加强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使高职院校致力于建立本地区的知识经济中心、科学文化辐射中心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为推进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第四, 它可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参与度, 为市场资源选择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更可信的标准和参考, 从而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办学方向。

二、社会评价制度的构建

根据我国实际, 结合国外经验,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主要部分:

(一) 认证制度

认证制度是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世界上发展得比较完善的一种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中指出:“认证是指高等教育中, 通过检查或评估, 或二者兼而有之, 使院校或者院校中的专业得到认可, 标明达到了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过程。”[4]

认证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通过评估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并将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院校及专业予以公开承认, 以便使学生、投资者及相关利益群体了解其质量情况;协助各院校及专业建立自我改进方案, 从而进一步提高认证院校及专业的教育质量;为政府教育投资提供决策依据。在高职教育领域, 认证的基本作用在于保证高等职业教育的最低质量, 并促进高职院校质量的持续改进, 它可分为专业认证、院校认证、对认证机构的认可、元评价等四类。

专业认证是对高职院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认证, 可由相关行业协会或认证机构组织实施, 主要考察高职院校的专业和课程建设及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专业认证能够使高职院校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使相关专业保持生命力, 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保护相关专业免受内外不良压力的影响, 有利于各种市场资源对相关专业进行投资, 从而实现高职资源的优化配置。

院校认证是对高职院校的整体评价, 主要是对学校的物质条件、办学目标、经费来源、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毕业生就业情况、总体办学效益和特色等方面进行评价。院校认证应该由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专门的认证机构组织实施, 具有强制性, 认证的结果将影响学校的招生和政府拨款, 因此, 院校认证对各类高职院校影响重大, 属于基础性评价。

对认证机构的认可是为了确保认证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对认证机构的资质、质量及效力进行综合评估。认可活动一般可由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它是政府公权力在高职领域的实现, 也是政府意志的间接表达。只有获得认可的认证机构才有资格对高职院校开展各种认证工作。

元评价是对认证机构作出的评价结论进行复查和抽查, 可由教育部的相关司局组织实施 (如高教司评价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价委员会等) , 主要目的就是控制认证机构的道德风险, 奖优罚劣。它对于提高元评价的各项指标质量、确立原评价的信用度、规范认证机构的运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排行制度

所谓排行制度就是由第三方机构按预设的指标对高等学校进行排名。它是高校评价手段之一, 是高校竞争力的适度反映, 也是高等教育适应市场力量的一种体现。最早的大学排行可以追溯到1983年,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全美本科院校进行排名。之后, 世界各国纷纷效仿,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世界大学排行、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日本《钻石杂志》的日本大学排行等。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大学排行起步较晚,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大学评价》、网大大学排行、中国校友会大学排行等。

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 排行可以为民众提供高职院校信息咨询, 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高职院校, 可以对高职院校进行社会监督, 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 还可以促进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 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世界接轨。排行可以分为媒体排行、学术咨询机构排行两类。

媒体排行主要是由热心高等职业教育、关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电台、教育网站等相关新闻媒体单位, 通过新闻报道、社会抽样调查、人物专访、院校风采、专业介绍等形式, 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型的高职院校作出排名。媒体排行没有强制力, 但它是高职教育质量的晴雨表, 能够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市场的变化、社会的需求和大众的心理, 能够把高职领域的一些现象和存在的问题反映出来、传播开来, 并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 从而对高职教育质量现象起到推动或制约作用。因此, 它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学术咨询机构排行主要由一些非营利性教育研究机构定期进行。这些机构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的具体特点, 科学合理地制定评价指标和权重, 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搜集数据, 最后统计分析, 得出结论。学术咨询机构排行具有科学性、客观性、规范性、系统性等特点, 其结论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接受。同时, 它还能使每所高职院校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并找出自己与其他同类学校的差距, 让高职院校产生压力和危机感。因此, 它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影响很大。

三、社会评价制度的推进策略

(一)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正确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评价制度的推进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紧密相连的, 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 就没有社会评价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谓政府职能的转变, 就是要让政府从过去直接进行社会活动的领域中退出来, 着力于加强公共领域的管理和服务。

然而, 我国还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 各级政府还习惯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思维, 过多地参与和干预许多具体的社会事务和经济活动。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和管理方面, 我国还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模式, 政府拥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决策和管理的最大权力, 且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推行, 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诉求则难以充分表达。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与成熟, 我国社会力量也不断发展与壮大, 其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决策和管理的诉求也愈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改变角色定位, 让渡权力空间, 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即政府只能充当“掌舵人”的角色, 从宏观上把握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方向, 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政策法规上, 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并逐步改变政府主导甚至包揽质量评价的现状, 为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的推行提供宽松的环境和足够的空间。

(二) 坚持职业教育社会性, 办社会的职业教育

世界上比较典型的职业教育模式有德国的双元制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以及日本的企业内培训模式。虽然这三种模式的具体内容不同, 但它们的形成过程却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 即都是从工厂制度内部内生出来的, 都始于企业界自身的需求, 其发展所遵循的是内生模式, 是“社会的职业教育”。而我国职业教育则是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 基本上是政府设计、生产和控制的产物, 是基于政府而不是企业界的价值认识发展起来的, 其发展所遵循的是设计模式, 是“政府的职业教育”[1]。

应该说, 政府深度介入职业教育, 能够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并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效。但这也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不足和难以弥补的缺陷, 即我国职业教育一开始就是一种缺乏企业界支持的完全学校化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机构也自然成为政府的附庸, 职业院校只要尽量满足政府的要求就能获得更多的职教资源, 而无须去关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需求。这就是我国职业教育为什么总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缺乏维系生命的社会之根、社会性和社会功能都不强的主要原因, 这也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社会评价为什么提倡了很多年, 至今却还是难以推行的主要原因。

因此, 只有积极转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坚持职业教育的社会性, 建立起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市场机制, 建立起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的血肉联系, 才能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推行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

(三) 建立操作规范、运行高效的社会评价中介组织

社会评价中介组织是社会评价制度的运作主体。操作规范、运行高效的社会评价中介组织是社会评价制度成熟的主要标志, 其主要特点是多元、独立、专业。

“多元”是指既要有综合的评价组织也要有专项的评价组织, 并形成一个立体的评价网络, 充分发挥各种评价组织的综合和互补效应。评价组织多元化才能使组织体系更稳定, 社会评价更科学;“独立”是指社会评价组织不能依附于政府和学校, 要独立自主地进行评价活动。评价组织独立性才能使评价更客观、更公正;“专业”是指社会评价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技术性, 需要有完善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方法, 评价组织的成员应由各领域的专家优化组合而成, 以保证社会评价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我国教育评价中介组织经过多年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教育评价中介组织大多是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发展起来的, 多元性不够, 独立性较弱, 依附性较强, 因而它们在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健康、科学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暂时还不能被各方面普遍接受。

参考文献

[1][5]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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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评价 第8篇

在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审核课题组提交的验收材料并进行了咨询和评议后,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社会责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圆满完成了既定的各项研究任务和考核指标。该课题揭示出我国社会责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相互关联性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象、范围、内容的演进特征,得出了根据近期和中长期阶段划分、组织社会责任动态模型和社会责任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及宏观三个层面的动态关联性规律,分期、分类推进社会责任的结论;构建了包含217项社会责任指标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ISO 26000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模型,针对ISO非技术领域国际标准,将社会学问题、工程技术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该课题采用“边研究边应用”的研究模式,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我国应对工作中,适时为我国积极参与和实质影响ISO 26000制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研究成果还直接写入9份由国家质检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协调小组成员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得到了协调小组以及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和采纳,并应用于相关政策和实施之中。

课题牵头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王忠敏院长指出:“这个课题不仅是标准课题,而是关系到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的重大发展”。

“这个课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标准和标准化进行了阐述,特别是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责任不同的承担能力和改进方向提出了阶段性的成果,另外就推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方面,就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社会信用的提高也都给出了具体可行的途径和方法。最终的决策报告为未来20年中国如何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针对性、学科性、实用性的,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课题专家组组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夏青研究员这样评价。

社会责任责任重于荣誉

5月9日,大唐电信发布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市场责任、员工关怀、环境责任、社会公益等方面阐述了该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和成就。5月15日,大唐电信集团发布《员工健康工程规划》,将员工健康作为系统性工程纳入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统筹安排。有媒体评论认为,这一《规划》的提出和实施,在国内企业界开创了诸多先河:开创了国内企业把员工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程,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安排的先例;开创了国内企业把员工的健康规划与企业的产业发展规划相契合的先例。

也几乎就在这几天,另一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却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强烈质疑:上市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现代投资)因公司管理、资金流向和分红问题,部分中小股东提出改组董事会动议,这些中小股东提出的理由中,有一点就来自于该公司的2010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第四条,居然设立交警专项费用,第六条表明公司承担湖南省通乡公路建设费、交警费共计4.39亿元。”股民对这笔支出费用提出了疑问,“公司开支交警费,不仅违反相关规定,而且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为社会责任报告,其引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质量、发布主体、关注议题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是去年底召开的第三届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得出的结论之一。

这次研讨会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0》,对2010年1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发布的663份各类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普遍采用“事后总结”的方式编制,对上一年度社会责任实践进行总结,只有少数报告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划,绝大部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工作的规划和计划。在传播理念、提升管理、树立形象方面的重要价值难以充分体现。显然,这些企业更注重的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带来的荣誉光环。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风险控制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技术研究》课题将有可能解决至少是让企业正视这一问题,该课题研制了217项社会责任指标,5项国家标准,可从根本上规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三个新的突破

在验收会上,国家标准委主任纪正昆对该课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项研究探索和实践了新时期标准化工作的新认识、新机制和新领域。

纪正昆指出,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涉及人权、劳工、环保、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处处涉及到一个国家、地区的核心利益,通过这项课题的研究,我们认识到,新时期的标准化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而且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标准化工作者要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这个认识对今后的标准化工作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16个单位的272位研究人员参加的这项研究中,形成了标准化工作的新的协调机制和研判机制,由22个部委组成的协调小组,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协调,针对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研判,使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满足了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新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必将对今后的标准化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这项研究还探索和实践了标准化工作的新领域,突破了以往标准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领域,进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一新的领域,这对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的一个范例。

富二代群体社会评价分析 第9篇

关键词：“富二代”群体,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标签化

一、“富二代”群体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 社会转型

“富二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的前提一定要有“富一代”的形成, 而“富一代”的形成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下, 一些人抓住时机努力奋斗而累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他们也占有了大量的社会的资源, 享有比较高的名望, 因为他们在实现个人的价值获得财富地位的同时, 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改革开始的几十年以来, “富二代”也随之出现, 他们被父母以及社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而在他们的成长中也拥有了比较良好的发展基础。

(二) 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 一般的家族企业的继承是家族中的人, 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 儒家的思想对社会一直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对于“富一代”的人的影响也比较深远。[1]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民营企业, 这些企业的企业主深受儒家思想中的父死子继的思想影响, 而且儒家一向是重视家庭、血缘关系的, 所以在许多的“富一代”的心中, 自己创立的企业最终还是得由自己的子女去继承。所以说, 在这些“富一代”的子女的逐渐成长的过程中, 有着父辈对于他们的期望, 而且在他们的逐步成长当中也享受着父辈的财富给予他们的富裕生活。

(三) 社会分化

社会的分层、整合、流动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常态, 社会分层指的是社会上的人占有了不同的资源, 获得了不同的社会地位, 社会上的资源分配不均衡。[2]改革开放后, 一些人努力奋斗获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占据了社会上大量的资源, 而且是少数的人占据了社会上大量的资源。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所说的“富二代”群体, 比较同一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有着明显的经济地位上的优越, 社会学的三大家之一韦伯就对于社会分层做出了大量的分析研究,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富一代”群体的社会积累过程也就是韦伯所提到的。社会上存在着少数的精英阶层, 这些权利精英们很多都是由一些本来有占有了社会中的大量资源的富人组成的。[3]“富二代”群体们有着前辈努力积累下来的财富, 所以本身很容易就可以跻身于权力精英, 但是那些他们的同龄人们却还在努力学习去提高自己的技能、知识, 为的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新一代的权力精英。但是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 很多人哪怕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还是很有可能无法上升到和“富二代”阶层一样的社会地位, 大多数的普通人通过一生的努力奋斗也只能达到中收入阶级, 而远远不能和年少便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的“富二代”阶层相比。在国家的政策的影响之下, 社会的阶层开始出现分化, 这种分化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分层。[4]这种分化从“富一代”以及相对的普通的“穷一代”的差距开始, 他们在生活观念以及消费等很多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富二代”和“穷二代”的身上体现得更加的明显, 在“穷二代”为自己的人生努力的时候, “富二代”却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加高质量。

(四) 社会给“富二代”群体贴标签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签理论”, 指的是社会对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贴上的标签, 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贴上的标签很难改变对于他们的印象, 而且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个群体也会向着社会给他们贴上的标签靠近。对于“富二代”群体来说, 他们从小就过着与其他同龄人不同的生活, 往后的人生轨迹也是先继承了前辈留下的财富, 然后才开始进行自己的创造。对于他们来说年少拥有着很高的基础, 未来的人生也不需要过多地考虑, 这就明显地让他们同社会上的普通大众区分开来, 他们的行为也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 他们的行为很容易被放大。现今社会上有一些人存在偏颇的心理现象, 他们社会怨恨、仇富, 对于“富二代”群体生来就获得了超出普通人很多的财富与地位充满忿恨,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他们又是无可奈何的, 所以主观地给“富二代”群体贴上了不务正业、年少轻狂等社会标签, 在社会上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导向, 而“富二代”群体中有些人也确实如大众所想的那样, 行为自由, 更加个性化, 成为标签中的一员。

二、“富二代”群体的特征分析

了解这个群体的特征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富二代”群体有很大的好处。社会大众对于“富二代”群体的认识不全面, 而且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 要对他们产生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 需要对其特点进行一下分析。

(一) 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

我们在划分社会角色的时候对他们的角色的划分只要是从他们的获得角色的方式划分, 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 而从角色的规范分可以分为开放角色和规定角色。我们在这里对于“富二代”群体的角色获得方式进行他们的特征研究。首先是先赋角色, 这主要指的是从“富二代”的出生就开始决定的, 他们的血缘与出生决定了他们是“富一代”的孩子, 从他们的出生起就享有了“富二代”的身份的。其次是自致角色, 是通过他们以后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不断地打拼获得的。“富二代”群体们首先可以获得前辈要留下来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先赋地位带给他们的, 在父辈退出家族企业之后, 他们所需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家族企业达到更高的层次, 有的人不喜欢依靠父辈, 自己打拼, 很好地诠释了自致角色。

(二) 期望与冲突

社会角色是“富二代”群体们按照社会以及他人的期望, 去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期待是社会对于角色的期待。而冲突则是指社会对于角色的期待与角色本身的行为的冲突。“富二代”们被社会以及父辈给予了很多的期待, 但是他们的想法和父辈有着很大的不同, 而且与社会期待的角色有着一些冲突, 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越轨行为。“富二代”群体们不同于他们的父辈, 他们往往受过西方的教育, 所以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生活的观念方面可能会与他们的父辈有着很大的不同, 或许会做出和“富一代”的期待完全相反的行为。在期待与冲突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们也会考虑到父辈的一些想法, 会有所妥协, 比如说他们在接手家族企业的时候, 想要对家族企业进行改造, 按照西方的经营理念进行改造, 但是父辈不允许, 他们也会考虑到父辈的想法, 进行折中。

(三) “富二代”群体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在心理学意义上来讲, 主要说明了社会上普遍客观存在的一种优秀的就越游戏, 劣质的就越加劣质, 多的就越多, 少的也越少的一种社会现实状况。而在“富二代”这一社会群体上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马太效应特征, 而这主要是体现在“富二代”社会群体对于物质金钱的累积上升程度上。“富二代”之所以叫“富二代”, 就是因为这一社会群体可以从父辈手中继承数额庞大的财产以及资金, 在这些已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之上, “富二代”可以省去诸多困难以及阻碍, 顺利地将已有的物质资金进行新一轮的增值。除此之外, 由于“富二代”的家庭环境优越, 一般的“富二代”子弟都会选择出国留学进修, 并且社会调查也显示, 大部分留学的“富二代”年轻人的成绩都是比较优秀的。他们在学成归国之后, 就利用自身已经具备的管理知识、市场谋略来推进所继承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四) “富二代”群体的社会认同感

“富二代”社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主要指的是, 在这个群体当中, 个体对于这个所属群体的认同以及归属感。“富二代”社会群体作为社会所有阶级群体中的一个个体, 对于自身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地位都能够进行比较清晰的认知, 而这也是“富二代”社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而在这种社会认同感的基本之上, “富二代”社会群体迎合对于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性格特征以及相互个体之间的关系, 并且会自发自觉地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交圈来完成对于这个阶层群体的整合以及稳定。一般而言, 人们口中的富家子弟所拥有的社交圈子以及人际关系脉络中所内含、包括的人物也都是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社会以及经济地位的。在这个社交圈子里,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相似的家庭以及社会背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他们所组成的社交圈子会通过一致的活动以及行为, 来实现对于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 比如说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创业、一起赛车, 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或者是兴趣, 这种群体行为的次数不断增多, 社交圈子之内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开始稳定, 而其他阶层一般是无法融入的。因此在上述行为的潜移默化下, “富二代”社会群体就呈现出明显的自我类型化特征。

(五) “富二代”社会群体的类化原则

之所以出现“富二代”这个社会名词, 深究其中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社会公众在对于富人阶层进行认知的时候所出现的偏离, 以及心理不平衡所导致的仇富心理, 成为了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牺牲品。类化原则指的是社会公众在对社会进行认知以及社会定位的过程中, 会根据已经掌握或者接受的社会标准对一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划分归类, 划分到心理中最可以被接受的群体范围里。而“富二代”社会群体在这种认知以及定位的过程中, 就被动承担了对这种类化原则中所深刻体现出来的认知偏见。在特定的社会现实状况中, 社会大部分公众如果不能对于这个社会所存在的合理的贫富差距以及地位等其他差距理智地认知以及接受的话, 那么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社会公众中的绝大部分就会因为少数的“富二代”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群体产生抵触甚至是厌恶情绪, 把他们直接划分为“嚣张炫富”“个性顽劣不化”的一个社会群体, 而这种认知也将“富二代”社会群体与普通社会群体隔离开来, 双方无法和谐共存。

三、对“富二代”群体的社会认知

“富二代”的社会认知的形成, 主要是由于社会普通公众对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制度以及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不满意以及反抗。而从“富二代”社会群体来说, 他们所关注的一般只是局限于如何将自己的事业家庭传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完成对于该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巩固以及上升。这两个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所产生的矛盾, 就需要迫切采取一些措施进行疏导以及引导, 引导社会公众群体对于“富二代”社会群体进行比较客观公正的认知, 缓解矛盾, 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一) 社会应该构建起完善的引导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 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尤其是我国进入依法治国的时代后, 更应该以政策本身所具备的强制力来完成对于社会公众的引导以及约束, 对于社会中的弱势阶层进行维护, 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基础上, 最大程度地维护弱势阶层的利益以及权利。与此同时, 也要通过法律上以及政策上的规范, 完成对于社会富人阶层的行为约束, 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以不合法、不正规手段获取大量财富, 或者是“为富不仁”等社会现象, 而对于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正规途径发家致富的社会群体, 也应该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通过一系列宏观以及微调手段, 缩小贫富差距, 更加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 逐渐缓和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逐步实现社会阶层融合的目标。

(二) 社会工作者应该加强个案辅导以及疏导

其实在现实状况中, 大部分所谓的“富二代”都是属于社会上比较优秀的人物, 他们依靠父辈以及优越的家庭条件, 来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以及综合能力, 并且能够成为同阶段的青少年的榜样以及标杆。就调查结果来看, 大部分“富二代”个体并不是普通社会公众所认知的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但是由于社会个体性格特质不同, 以及家庭教育、人生阅历等多方面的因素, 在“富二代”社会群体的成长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社会化偏差的个体, 他们可能会依仗自身所具有的丰富资源而膨胀, 导致性格的偏执甚至会做出一些有悖于社会认知标准的行为, 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问题富二代”的现象。但是根据社会调查, “问题富二代”在整个“富二代”阶层中所占地比例是较少的, 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针对这些个案, 通过倾听以及沟通交流等手段, 不断加强其心理辅导以及疏导, 让其收敛嚣张狂妄的个性, 逐渐将偏执的行为淡化, 重新构建起正确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 让其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中。

(三) 规范青少年的自我认知

当前的部分社会青年由于在社会经济急剧膨胀的现实状况下, 无法对自身以及周边社会环境形成一个客观理智的认知, 在这种状况下, 一些年轻的“富二代”就很有可能形成错误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认为钱可以做成任何事, 钱是一切活动的基础以及凭据。而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加以规范或者是疏导的话, 就会造成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以及矛盾程度进一步地深化。因此, 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应该以各种合理科学、适应符合青少年心理的手段, 对问题青少年进行正确规范以及引导其的自我认知, 尽可能地让其理解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遵从马太效应的原则, 挖掘其自身社会价值, 并且给其他同阶段的青少年造成良好的影响以及做出榜样。通过一系列对青少年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以及疏导, 让其逐渐改观自身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念, 从而重新构建起自己的世界观, 理解自身所具备的资源以及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那么如果未来有一天, “富二代”这个词中所包含的讽刺、不赞同意味消失, 也就意味着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缓和甚至是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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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评价 第10篇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评价机制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是科研管理工作中一项至关重要的环节，一方面它影响着科研规划的制定、经费的拨转、人才的培养和其它科研活动，起着强而有力的导向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体现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质量，反映着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呢?这是科研管理工作者一直在探讨和思考的难点问题。其所以难，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其价值难以精确计算;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很难立即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滞后性。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将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为目标，从评价原则和评价机制入手，进行探讨和分析。

1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 也是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一个难题。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学科的渗透、交叉与融合的不断加强, 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越来越要求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预测性、前瞻性、社会效益的时滞性、实践检验的不统一性和间接性, 它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评价的客观性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何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客观、科学、公正、公平, 并以此形成一个科学、健康的科研导向, 一直是广大社会科学管理工作者十分重视的问题，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原则是科研管理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笔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应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1 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创新程度。科研工作是用已有的知识、方法、手段去探究新的知识。如果研究人员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 是不可能做出优秀科研成果的。长期以来, 在我国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评价模式，即职称评定、博士点、硕士点的评定、科研项目的评审都要看申报者已发论文的数量，这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浮躁虚假, 八九成论文没有真正价值, 致使科研水平低下。所以，必须把创新作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 并且要鼓励创新、重视创新。这样才能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上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康庄大道, 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意义。

1.2 评价方法的综合性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法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定性评价是利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通过记名表决进行评审和比较的评价方法。定性评价的优点是简便快捷，效率高，成本低，便于操作。缺点是评价专家个人的知识、经验和好恶在评价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具有较大主观随意性。因此评价结果有时可能不是完全客观的。

而定量评价是采用数学的方法，收集和处理数据资料，对评价对象做出定量结果的评价方法。定量评价具有客观化、标准化、精确化、量化、简便化等鲜明的特征。但定量评价往往只关注可测性的要素，事事都要求量化，有些要素勉强量化后，并不能对评价结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映。因而，它忽略了那些难以量化的要素，把所有的要素换算为抽象的分数表征与数量计算。

定量评价方法的优点是它根据成果发表刊物的权威程度和成果系列反响来作为评价标准,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不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和其他非科学因素的影响, 有助于规范评价行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成果统计上有时间的滞后效应;定量指标只能评价以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 而对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 但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 并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却不能充分评价;其次, 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而言，主要采用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论文收录转载情况、获奖情况、成果被引证情况等间接方法测量。间接测量时采用的指标与评价目标的相关性难以完全确定。再次,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 一定要把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

1.3 评价程序的易操作性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讲究科学性、合理性, 这是首要条件，但同时也要兼顾可操作性。因此, 在设计指标体系时, 既要严格筛选评价指标,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又要简化操作程序, 使评价工作简明可靠, 易于操作。

2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

2.1 评价机制的内涵

《辞海》对机制的解释是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用来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生物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到本质的说明。可见，当机制一词是从机械构造理论中借用的，用于社会科学，指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联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可以定义为：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正常运行有关的各部分 (即政府、企业、社会科学工作者、社会组织等)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看出，此概念强调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处于何种关系及如何相互作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 主要包括评价方法、评价程序和监督体系。

2.2 评价方法

同行评议法和计量评价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工作中广泛应用的两种方法，也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在同行评议中，专家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行评议的优势是，专家代替了科学外行拥有了对学术问题的决策权。同行评议是科学研究管理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操作得当的同行评议能够对科学研究发挥巨大的激励和支持作用。

计量评价法是一种定量的评价方法, 是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一些内容指标化、数值化, 通过对作为研究成果载体的各种文献及文献间关系的“计量”来考察研究成果。由于用客观数据部分取代了主观判断，利用计量评价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评价的质量，但计量评价方法也有缺点：一是过分依赖于数据, 二是易产生投机取巧, 三是易引发学术不端。

2.3 评价程序

所谓评价程序, 是指在评价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过程或步骤。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 众多学者对评价程序论述不多, 侧重于说明评价程序的重要性。相对实质评价来说, 评价程序更易把握, 可操作性更强,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如果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要达到实质上和理想上的公正、公平, 光靠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是难以保证的, 还应该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因为“法制”比“人治”更可靠。合理可靠的程序是制度的基石, 因此, 为保证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公正、公平, 就应该制定公正、公平的评价程序。就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工作实际来看, 如何制定学人公认的评价程序, 诸如专家的选择程序、评审的步骤、异议的处理程序、成果的报奖程序等, 应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重中之重。

2.4 评价监督体系

汉语词典对体系的解释是：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等。为了保证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 除了要有合适的评价方法和合理的评价程序, 还应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包括政府监督、公众监督、学会监督、舆论监督和个人监督相结合, 过程监督和随机监督相结合, 从而实施全程监督, 开展动态监督, 保证全方位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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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品德与社会课堂评价的技能 第11篇

一、评价语言要富有激励性

课堂评价即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表现出来的高超的评价艺术，是课堂教学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教师的评价语言，有些教师缺乏课堂调控技巧，面对学生纷繁复杂的回答，穷于应付。无奈之下，只好用些语气词“嗯”、“哦”来连续应付学生的回答，这种评价对学生来说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的。

单一、浮浅的评价语言不仅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而且会使学生感到教师的虚情假意，这就要求教师的评价语言要富有变化，要丰富多彩，富有感染力。也就是说评价语应该客观地指出学生的长处和存在的缺点，行文要简洁，不模糊，对于要强调的地方要讲得明白，让学生听得清楚。除了语言的简洁，准确性是评价语的“灵魂”。没有“灵魂”，教师的评价语就没有了生命力，无论你说得如何生动，如何有吸引力，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教师评价语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一味地肯定，也不能一味地批评，要让学生知道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哪是对的，哪是错的，错在何处。教师的评价必须是真诚、充满感情的，要点明教学的中心，还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熱情地赞美孩子良好的行为和优秀的品质。如：“讲得不错，如果声音再响亮一些会更好！”“这样的评价语针对性强，能提醒学生，及时帮助学生纠正错误，提高回答与思维的质量。

二、评价主体要重视多元化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不去加强并发展儿童的个人自尊感，就不能形成他的道德面貌。……教育技巧的全部诀窍就在于抓住儿童的这种上进心，这种道德上的自勉。要是儿童自己不求上进，不知自勉。任何教育者就都不能在他身上培养出好的品质。”传统的评价模式中，教师是学生评价的主宰，学生只是一个被动的、没有活力的客体。教师肯定的评价会强化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否定的评价却可能会大大降低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导致了评价者与被否定者之间产生消极对立，精神内耗。变这种消极的对立为积极的共同构建，让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是新课程的呼唤。可以通过设计“自己评、伙伴评、教师评、家长评”等多主体、多元化评价，由过去的“一言堂”改为“群言堂”，将评价活动变成自我、伙伴、教师、家长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交互共建的，充溢民主关爱的互动过程，这也是德育过程逐步民主化、人性化发展的体现。这样，传统的被评价者成为了评价主体中的一员，在评价主体扩展的同时，重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在平等、民主的互动中关注被评价者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正视自我，勇于反省，交流协商，不断改进，共同承担促进其发展的职责。

三、评价要注重过程性

很多教师的评价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的评价。新课程标准下的评价应该是过程性评价，所谓评价注重过程性，是指评价要真正进入学生的学习过程，考察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行为、态度等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合作、积极投入都值得我们关注、称赞，肯定学生每一方面的点滴成绩，而不是仅仅盯着结果。

社会学评价 第12篇

一、问题的提出

自21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的实践主要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 政府是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推动力量。与西方社会由社会责任运动推动社会责任实践不同,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2006年

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案在其总则第五条中明确规定“公司须承担社会责任”。第二, 央企在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中发挥了表率作用和主导作用。以国家电网、中国远洋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上走在了排头兵的位置, 甚至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 部分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追随着央企的步伐也逐步展开了更为广泛和系统的社会责任实践, 整体呈现出“央企引领, 民企跟随”的特征。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仍处在初级阶段。为了更好地引导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向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 有必要强化社会力量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评估, 以引导企业更科学更有效地开展社会责任实践。基于上述原因, 且鉴于央企这一中国独有的特殊企业群体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本文尝试探索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建立央企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二、央企社会责任的界定及其构成

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10年制定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组织将社会和环境考虑纳入其决策并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承担责任。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描述通常包含两个维度, 一是来自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著名学者Carroll教授提出的“金字塔模型”, 二是以战略管理领域著名学者Freeman为代表的相关学者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金字塔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自下至上分为4个层次, 其中最基础的是经济责任, 即企业的运营要创造财富;第二层是企业的法律责任, 即企业的运营要遵守法纪;第三层是企业的道德责任, 即企业的运营要合乎道德规范;最高层次的是慈善责任, 即社会对于企业超出道德规范的优秀企业公民行为的期望。

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于斯坦福研究中心1963年的内部备忘录中的一篇管理论文, R.Edward Freeman (1984) 在其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了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利益相关者就是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集团和个人或受公司目标影响的任何集体和个人。”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 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 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

无论是央企还是民营企业, 其社会责任无外乎上述两个维度的内容, 然而由于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等因素的差异, 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央企是指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 至2014年1月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数量113家, 加上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直接管理的金融央企, 一共为125家。吴照云和刘灵指出, 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期望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强化”社会责任观点, 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才有社会责任, 甚至把一些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经济管理职责强加于国有企业身上, 导致国有企业无法兼顾而义利失衡;另一种是“弱化”社会责任观点, 倾向于把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同于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他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王敏、李伟阳的研究认为, 我国中央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骨干力量, 与普通民营企业相比, 还承担着体现国家意志、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特殊责任, 比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家竞争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等。

三、评价指标的开发与验证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基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的央企社会责任青年态度大型调研。本次调研通过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网络面向全国发放调查问卷, 历时一个月共回收问卷906份, 其中有效问卷795份。

(二) 量表构建

本文的重点是从社会公众的视角构建央企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首先在原有测量指标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层次理论和利益相关方理论的二维构架的基础上, 通过文献整理着重搜集整理补充了国家利益方面的相关条目, 比如“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障国家经济、资源、能源安全”、“保障市场供应、物价稳定,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带动产业发展”、“抗击自然灾害”、“支援边疆建设”等, 开发出一个由45个测量题项构成的指标库。然后通过小组测试和专家访谈, 对指标库中的各个题项进行了初步筛选和提炼, 剔除表意不准确和信度较低的不合格题项, 形成一个由21个测量题项构成的初始量表, 所有的变量指标都使用李科特7分值量表来测量 (从1到7分别代表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 ;最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出14个项目用于测量央企社会责任表现。本研究实证数据的处理和计算使用了SPSS16.0统计软件。

(三)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我们进行了KMO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与球形Bartlett检验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 结果表明原始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以下两条标准来筛选测量条目:1) 旋转后题项负荷值小于0.4者删除 (Nunnally, 1978) ;2) 跨负荷题项应予以删除, 具体指若一个题项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上的负荷都高于0.4, 且负荷值间差距小于0.2, 即为跨载荷题项应予以删除, 若差距大于0.2可保留并将其归入具有较高负荷的因子 (Nunnally, 1978;Hinkin&Timothy, 1995) 。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发现3因子模型结构最为稳定且表意清晰, 基于测量题项不能跨载荷的筛选条件, 我们剔除了“保障员工安全与健康”、“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待遇”、“致力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杜绝与形象不良企业进行合作”4个测量题项。最终形成包含“国家利益”、“守法自律”和“公益慈善”3个因子的测量量表, 如下表所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 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开发了一组测评央企社会责任表现的指标体系。通过实证检验筛选出的14个测评指标分别构成了“国家利益”、“守法自律”和“公益慈善”三个维度, 既符合社会责任基本理论也体现央企特色, 且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中央企业来说, 社会公众对其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国家利益”、“守法自律”和“公益慈善”三个方面, 且最为关注央企在“守法自律”上的表现, 其次是“国家利益”和“公益慈善”。

基于本研究的结论, 我们对125家央企进行了青年态度的初步调查, 在回收的858份有效问卷中, 青年群体 (以40岁为上限) 为690份, 其中90后243份 (35%) 、80后333份 (48%) 、70后114 (17%) 。通过对青年群体调查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发现:

第一, 青年群体对央企社会责任的三个维度评价的平均分分别为, 守法自律4.45、国家利益4.86、公益慈善4.64。青年群体对于央企社会责任表现基本给予中性评价, 其中对于国家利益维度给予正面评价 (大于4) 的比率最高, 为75%;对于守法自律维度给予负面评价 (小于4) 的比率最高, 为30%。表明青年群体对央企的国家利益责任认可程度较高, 而对央企的守法自律责任不满程度较高。

第二, 在守法自律责任的各维度中, 负面评价比率超过30%的有“及时处理顾客投诉, 避免霸王条款”、“产品和服务定价公道, 不凭借垄断地位或其他竞争优势牟取暴利”、“提供平等的雇用和发展机会”。

第三, 从90后、80后到70后对央企社会责任表现的负面评价逐步增多。侧重点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 70后和90后负面评价比率最高的是“产品和服务定价公道, 不凭借垄断地位或其他竞争优势牟取暴利”, 80后负面评价比率最高的是“提供平等的雇用和发展机会”。

本研究在分析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没有对央企进行区分, 黄速建和余菁认为在研究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时有必要将其区分为垄断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而没有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评价体系结构的稳定性有待更进一步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