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二胎实验27年

山西翼城二胎实验27年（精选2篇）

山西翼城二胎实验27年 第1篇

山西翼城二胎实验27年：居民已不愿多生

2012-08-22 11:54:24 核心提示：1985年，山西翼城县请示政府高层后出台计划生育试点规定，放开了二胎政策。媒体称多年来，翼城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都低于全国水平，当地居民已不愿意多生。该实验奠基人梁中堂认为，如今形势已不是该不该推广翼城经验，而是应该将自由生育权交还给民众。

翼城县的试点证明：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

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李建荣，在职期间，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然而，就在今年年初，这位64岁的退休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一度后悔没有生二胎。

当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当养老成为逼近眼前的社会问题，失独者的养老路更为艰涩难行。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百万个失独家庭，两百多万名失独者。这些失独者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夫妻，现有条件下，他们无法再生育，只好凄凉地走完失去独生子女的人生。

失独者之痛，被归咎为计划生育“惹的祸”。除此之外，性别比例不均衡、老龄化加剧、民工荒、人口素质逆淘汰等日益凸显的问题，也被认为是计划生育造成的“后果”。于是，呼吁放开二胎甚至取消计划生育的声音越来越高。

真的是这样吗？

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许多人坚持认为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应当继续执行下去。

或许，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某些改革更符合实际。

翼城县的试点证明：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如何把握其中的客观规律，值得探究。

27年放开二胎的实验，同时改变了翼城人的生育观，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意多生。而翼城县试验的“自动失效”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二胎实验27年

发自山西翼城

就在媒体纷纷曝出各省对“单独子女”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迟迟没有获得国家批准时，在山西省西南的小县翼城，刚刚走过了她二胎化试点的第27个年头。

这个当年在历史的各种偶然条件下促成的人口特区，一直静悄悄地在施行二胎化政策，并顽强地在昔日一小批试点城市中幸存成孤本。

改变现行人口政策(主要针对放开二胎)持续成为近年来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观察翼城县的实验，恰恰是各种争议难以回避的实证。

在这个放开了二胎的县城，27年的实验结果表明，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始终低于全国、山西省及其所在的临汾市，人口出生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

27年的实验，同时改变了翼城人的生育观，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意多生。而翼城县试验的“自动失效”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特区之特

作为试点，翼城县的特殊之处即在于，在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大背景下，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条件是：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

这个现有32万人口的翼城县，农村人口多于25万，是典型的农业县。

当年制定的政策是，晚婚的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晚育则要求农民第一个孩子在妇女24岁时生育，第二个孩子30岁生育。

受惠于此，年仅56岁的张富秀，现在已是孙儿女满堂。

30多年前，她生了两个女儿，还想再生一个儿子时，计划生育开始了，“怕被罚，就没敢再生”。

现在，大女儿外嫁，生了一儿一女；小女儿招婿上门，也生了一儿一女。

张富秀认为“现在这样很完满”，她至今还记得过去自己怎样被村里人骂“绝户”，却一点也想不起来27年前，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二胎那场声势浩大的宣传。

两个女儿像她一样，只生两个孩子，她觉得已经没有遗憾，只是在听说这一切受益于翼城县独特的人口政策时，表示了惊讶：“其他地方不能生二孩吗？”

在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无论是享受了政策优惠生育了二胎的父母，还是知道可以生二胎却放弃去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父母，除非在乡镇有公职，鲜有人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个享受特殊政策的人口特区。

稍微年长的人，更多的是记得当年超生时所受的处罚，并在多年后仍耿耿于怀，却很难想起1985年那个转折，翼城县从全国“一胎化”大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二胎试点。

27年过去，翼城人习惯了可以生二胎的政策环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习以为常地以此生儿育女。

只有一定年纪的计生干部知道，翼城县试点的来之不易。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的办法，能同样控制好人口数量。

当时在国家计生委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很看重梁中堂的报告，在重新测算后，他们又给国务院写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报告，认为晚育加间隔可行。他们还更正了梁中堂推算的时间，进一步建议在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法，并最好以计划生育法颁行以加强政策的稳定性。

报告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送呈胡耀邦，胡耀邦作了亲笔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并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后来，国家计生委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两个县试行“两晚一间隔”的办法。

原定试点放在晋城市的高平县，但时任山西省计生委主任拍板定在翼城县这是个当时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先进县。不过，梁中堂到翼城县调研时，干部意见也不统一，后来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武伯琴极力支持，才最终得以确定。当年还是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记得，当时把他们集中到县里，“两晚一间隔”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在会上讲他的新理论，把下面听讲的干部们都听得大吃一惊：“居然还有这样大胆的，敢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公开叫板？！”

会场上的干部们比较普遍担心的是，现在只许生一个都不好控制，如果允许生两个，岂不是天下大乱？

当时已对计划生育工作深感头痛的干部却很快发现，越到基层，梁中堂的办法越受称赞，传达到村一级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因为老百姓容易接受。

试点效果

1985年，翼城县人大出台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县委县政府下发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实施细则》，次年，“两晚一间隔”在翼城县全面铺开。

后来当了翼城县计生委主任12年的冯才山那时很快就发现，基层计划生育的工作量一下就上去了，以前是一刀切的一胎化，1985年以后既要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育，还要管理生二胎的间隔时间。

冯才山说：“一开始几年还要不断给老百姓解释，他们认为既然允许生二孩，你管我什么时候生第二个，100年是四代人还是五代人的问题，他们不明白。”

试点政策的效果在第二年就开始凸显出来，晚婚率一下子就从1985年的37.3%飙升到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育率更是高达93.3%。

即使是试点，翼城县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同样的考核标准，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2000年时全县人口控制在30万。1985年7月，翼城县做了一份人口发展测算表，预计在2000年，全县总人口为3003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县人口303258。

翼城县15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用事实证明，人口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增长。

不仅如此，多年来，翼城县无论是其人口出生率还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年下降，并且年年低于全国和山西省的水平。

以精确数据的2006年为例，翼城县、山西、全国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8.76‰，11.48‰，1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3.8‰，5.75‰，5.28‰。

梁中堂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翼城县27年的试点效果，即翼城县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统计数据都要比全国、全省和全市的平均水平好。

他同时指出，这个结果并不是“两晚一间隔”的政策使然。他在1988年做的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说明，当时不仅晚婚晚育不是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执行得很好，而且早婚、多胎都还占一定的比例。

但是，即使这样，翼城县的人口发展数据还是比全国的好。这是为什么？

梁中堂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它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不是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

今年才23岁的续燕霞，已是准妈妈，她与丈夫商量好，打算只生一个孩子，不论男女。

她说自己出生的年代多数家庭都是两个小孩，现在年代不同了，一个能养好就可以，而且男女都一样：“做B超我们也从不问是男是女。”

翼城县王庄乡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王永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该乡现有独生子女户1680多户，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一个女孩。

“观念跟着时代变化，加上国家和省里奖励政策的增多，现在很多家庭都主动放弃了生第二胎的指标。”王永亮说。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研究者发现的各种良好效果。

而实际上，当年在翼城试点的目的，却在于“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来”。

冯才山回忆，在1978年以后，全国各地已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难度相当大，为什么叫‘推行’，老百姓不愿意，得‘推’着他做。”

在北冶村做了30多年计生员的孙学武，在试点以前，被村里人恨得牙痒痒，走在路上形同陌路，家里不是拖拉机轮胎被割就是电线被剪断或者猪圈里的猪被药死。就连儿子媳妇因意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也被村里人骂作报应。

“试点以前，那真是‘敌我矛盾’啊，现在退休好几年了，还有人记恨着我当年罚过他们50元钱的事呢。”孙学武感慨地说。

试点以后，孙学武的工作开展起来好了很多，近十年来，随着村民观念的转变，计生工作越来越好做，他与村民的矛盾也大大缓解。

允许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试点的初衷迅速见效试点前，全县36名计生助理员，已有八九人因工作难度太大想改行，试点开始不久，全部都安了心。

不宜推广？

当年试行与全国“一胎化“政策不同的地方，其实并不止翼城县一家。

1985年，翼城县特批成为全国第一个二胎试点后，又陆续有十几个地方获批，包括山西大同市新荣区、辽宁长海县、黑龙江黑河市、山东长岛县、广东南海县、广西龙胜各民族自治县、甘肃酒泉市和徽县、青海源丰县以及宁夏同心县。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有翼城县一直坚持了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对于试点的效果，当时大家都没有把握。在翼城县试点的第二年，1986年12月，在全国计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谈及“两晚一间隔”试点时曾作过表态“如果经过10年，证明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

此番表态，给了当时试点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很高的期待。

尽管此后，翼城县无数次用数据证明了它的成功，但它却始终无法突围，就连将这一政策扩大到临汾地区的努力都没有奏效。

据报道，包括中国人口学会和国家计生委多年来都去考察过这些试点，最后总结都是一句话效果很好，但不宜推广。

当时，试点都是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各个地方闷头做事。“要求我们遵循三不原则，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冯才山说。有一次他到省里参加一个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发言材料里写了试点政策的内容，主办方后来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删掉了。

1987年，11个试点地区的研讨会在翼城召开，会议内容，被列为秘密，不允许公开。

翼城县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过了20年，甚至都被当地的民众逐渐淡忘。直到近几年来，放开二胎的呼声渐高，它的尘封往事才又被翻开。

无论是后来前赴后继跑到翼城县做调研的学者，还是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翼城模式最宝贵的经验实际上是解决了多孩生育的问题，由于更接近百姓需求，也大大降低了计生工作的难度。但他们也承认，随着环境的变化，翼城县“两晚一间隔”模式已错失推广的最佳时机。

临汾市计生委负责人分析说，目前包括山西省在内的许多省农村地区都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加上各种符合条件的再生育的情况，实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不能生二胎，这导致翼城县的试点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就连翼城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也认为，没有推广并不意外，因为试点本身就是一个偶然叠加的结果，不具备可复制性。但翼城县实验的意义却不容置疑。

第一，翼城县农民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其人口增长水平还低于全国，说明全国的农民也平均生了两个孩子。第二，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增长说明，老百姓在宽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在严紧的政策下也没有少生孩子。第三，这样的结果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生育政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对人口过程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

从如今的形势来看，梁中堂认为，已经不是该不该推广翼城经验的问题，而是把自由生育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无论生育政策如何流变，22年前，吉芳就独生子一个，知道可以生第二胎也坚决不生：“看孩子他爹，弟兄4个，穷成什么样儿了，弟弟结婚时连房子都供不上。”

这也是现在北冶村许多村民的想法，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上学、就业、房子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如此沉重的负担“少生快富”，这个几十年前喊得响亮却根本无法阻挡超生大军规模的口号，终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被接受了。

当时，试点都是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各个地方闷头做事。

“要求我们遵循三不原则，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冯才山说。有一次他到省里参加一个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发言材料里写了试点政策的内容，主办方后来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删掉了。

1987年，11个试点地区的研讨会在翼城召开，会议内容，被列为秘密，不允许公开。

翼城县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过了20年，甚至都被当地的民众逐渐淡忘。直到近几年来，放开二胎的呼声渐高，它的尘封往事才又被翻开。

无论是后来前赴后继跑到翼城县做调研的学者，还是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翼城模式最宝贵的经验实际上是解决了多孩生育的问题，由于更接近百姓需求，也大大降低了计生工作的难度。但他们也承认，随着环境的变化，翼城县“两晚一间隔”模式已错失推广的最佳时机。

临汾市计生委负责人分析说，目前包括山西省在内的许多省农村地区都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加上各种符合条件的再生育的情况，实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不能生二胎，这导致翼城县的试点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就连翼城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也认为，没有推广并不意外，因为试点本身就是一个偶然叠加的结果，不具备可复制性。但翼城县实验的意义却不容置疑。第一，翼城县农民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其人口增长水平还低于全国，说明全国的农民也平均生了两个孩子。第二，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增长说明，老百姓在宽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在严紧的政策下也没有少生孩子。第三，这样的结果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生育政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对人口过程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

从如今的形势来看，梁中堂认为，已经不是该不该推广翼城经验的问题，而是把自由生育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

无论生育政策如何流变，22年前，吉芳就独生子一个，知道可以生第二胎也坚决不生：“看孩子他爹，弟兄4个，穷成什么样儿了，弟弟结婚时连房子都供不上。”

这也是现在北冶村许多村民的想法，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上学、就业、房子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如此沉重的负担“少生快富”，这个几十年前喊得响亮却根本无法阻挡超生大军规模的口号，终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被接受了。

翼城二胎化试点20年 第2篇

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农民常茂忠手上夹着一支刚刚点燃的香烟站在自家院中。他看着眼前跳跃的小孙女，不由得心里盘算：“春节过后，再把小女儿嫁出去，这辈子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时候。大女儿已经招亲，并为常茂忠生育了一个孙女；21岁的小女儿即将出嫁——养育了两个女儿的常茂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差不多就快功德圆满了。

虽然小女儿刚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张罗着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儿其实都是晚婚晚育的实践者。这和中国近三十年所倡导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

与全国其他地方农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农民生育两个孩子，都属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国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

这个被简称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自1985年开始在翼城试行至今，已有24年。

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岁的常茂忠终于完婚，他赶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常茂忠是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结婚的，他那时的贫穷和百废待兴的中国并无二致。建立在牺牲和限制农业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使得农民普遍处于贫困之中，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

同时，全国有两千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农办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这个庞大队伍令当时的各级政府深感头痛。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城镇青年的就业和待业问题、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

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计划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或者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以来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中国那时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等不及完全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控制人口。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2000年则要达到1000美元。据测算，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实行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各级政府在计生工作中厉行“一胎化”。

“那时候的主导思想就是一胎化，我们的弦绷得很紧。”时任翼城县某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回忆道：“干部家属要带头做绝育手术，也有觉悟不高不愿意做的，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县长就亲自去看望，那时候是理解的要争取，不理解的也要争取。”为此，冯才山他们没有少得罪人，“我们都把这当作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去完成。”

“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别的什么都不管。”冯才山苦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年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

为了计划生育这个“天大的难事”，各级政府不惜动用各种力量，“只要超生就罚款，强制命令，罚多罚少都没准儿，家里有什么就抬什么，如果和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公安局就抓人。”时任翼城县计生办主任的安斗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工作“盛况”：“县里、区里干部都下去，大家非常重视。”

这期间，1980年10月，常茂忠的大女儿出生，取名“常伟”，常茂忠想着，要再生一个儿子，多一个男劳动力帮忙干重活。因为穷，常茂忠夫妇借住在别人的一间半土房子里，他和妻子铆足了劲儿养家糊口并梦想着盖房子生儿子。那时，他们还无法想象，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将怎么熬过贫穷，怎么养老——儿女双全是人们普遍的生育愿望。

显然，常茂忠他们不可能接受“一胎化”生育政策，“基本都生二胎，还有一部分是多胎，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翼城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了。”安斗生说。

资料显示，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其中农村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生育水平高低。一般认为，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时，该国的人口总量相对稳定，人口学上称之为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上述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在各级计生系统严密控制下，中国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这也意味着，那时大多数的农民家庭都因为生育了二胎而受罚，没能真正尝到农村经济复苏的甜头。

中央也曾试图化解“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198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要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有实际困难的，可以批准生两胎。

梁中堂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党委、政府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1982年中央11号文件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

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翼城农民常茂忠比起全国大多数农民来，显然是幸运的。他在1988年顺利实现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愿望。

这与人口学家梁中堂密不可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从1978年开始参加中国人口政策讨论。

1984年春节，还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说：“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