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变革

社会制度的变革（精选6篇）

社会制度的变革 第1篇

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一、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 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四、欧洲一体化的应对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五、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有限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若干挑战，但是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多重问题。选票政治在民族国家内已困难重重，而欧盟治理体系的局限及其权能的不足则将制约欧盟的未来发展。建立适应大市场的大政府，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欧盟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动荡。

社会制度的变革 第2篇

我国农业制度变革的根源与思路

制度安排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同样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说属于制度安排.在此,我们首先回顾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变迁,接着分析双层经营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然后讨论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

作 者：谭洪江 作者单位：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2“”(12)分类号：F3关键词：

CEO——制度变革的产物 第3篇

关键词：CEO,人力资本,薪酬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行公司化改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是如何建立科学而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产权关系明晰和责权利统一的基础上, 实现公司控制权的合理配置, 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相互制衡机制, 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包括股东会、董事会, 经理和监事会四个部分。其中, 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 总经理及其高层经理人员组成公司的执行机构。而首席执行官 (简称CEO) 一职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时的一个创新, 主要是解决公司规模过大, 效率不高, 决策层与执行层脱节等弊端, 也就是把一部分本应由董事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职业经理人。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总经理, 美国人想出了CEO这一职位名称。CEO的形成解决了董事会在经营方面的严重缺陷, 使董事会不再对重大经营决策拍板。现在的情况是董事长对重大经营决策拍板, 总经理是对日常经营决策拍板, 两个人实际上干得是一回事, 结果是功能不分, 导致董事长和总经理经常发生矛盾, 事情干得一塌糊涂。所以, CEO并不仅是比总经理更中听一种“官衔”。其实, 首席执行官的权力非常大, 除了拥有总经理的全部权力外, 还兼有董事会40%--50%的权力。所以, 在CEO存在的条件下, 董事会已成小董事会, 董事会不再对重大经营决策拍板, 其主要功能是选择、考评和制定以C E O为中心的管理层的薪酬制度, 经营活动已交由CEO来独力进行, 实现了功能性分工。

但是, 我国一些企业把自己的负责人称为CEO, 其实并没有实质内容, 在权限上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仍然是企业的一把手, 仍就是董事会决策下的总经理负责制。CEO是企业制度变革的结果, 这种制度变革的基础, 是对人力资本的承认, 最后引发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 由此才出现CEO。而我国绝大部分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是公司内部员工逐渐提起来的, 或工作调动过来的, 他们不是职业经理人, 更不会成为人力资本, 薪酬制度跟不上。

一、CEO是企业的人力资本

有人认为, “老大就是C E O”。这句话有点道理, 实际上CEO问题的产生与企业治理结构调整有关系, 企业内部最主要利益主体是什么?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怎么组合, 这些就是企业治理结构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原来认为, 企业内部最主要的利益是两个:一个是企业的所有者, 一个是企业的经营者, 所以治理结构主要是建立他们两者的关系, 就是界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后来我们发现企业内部利益主体不仅仅是所有者和经营者, 另外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利益主体, 它们是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仅仅是指企业中的两种人:即职业经理人和技术总监。这两种人作为一种资本登上了市场。他们虽表现为人, 但他们有资本功能。货币资本代表的是出资人的立场, 出资人可以以各种方式出资, 有土地出资、资产出资, 都称为货币资本。这两种利益主体关系界定, 比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的界定更为重要。把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放在产权制度考虑, 治理结构主要是要处理好这两种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国际上认为应该从人力资本入手, 因为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 你投到哪里就是哪里。而人力资本是主动性的, 体现在一个人的思想里。所以, 界定这两种资本的相互关系的关键是要建立两个机制, 一个是人力资本激励机制, 另一个是人力资本的约束机制。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杰出代表, 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CEO, 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好坏, 则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发展。

二、人力资本持股与员工持股

人力资本持股和员工持股是两个概念, 当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建立起来时, 这两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就清楚了。治理结构的关键, 在于建立人力资本的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我们应该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

第一, 经济利益激励。让人力资本拥有更多的经济利益, 叫经济利益激励。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激励不是改善工资制度, 因为工资是劳动这种要素的经济回报方式。而人力资本是一种资本, 和出资人的货币资本是一样的, 都是资本。所以, 我们不能用劳动的回报方式, 来解决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问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激励不是改革和完善工资制度, 是把人力资本当作资本来讨论它的经济利益回报制度。在国外企业, 分配领域有两个制度:一个是薪酬制度, 一个是工资制度。这两个有实质性的差异。薪酬制度由董事会管, 董事会里有一个薪酬委员会, 负责对人力资本的分配, 工资制度由企业的劳动人事部门来管。

一般来讲, 薪酬制度主要包括五个内容:

1、岗位工资。

岗位工资和工资不同, 工资是指某人拿多少钱。岗位工资是指一个岗位值多少钱, 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岗位工资和企业制度调整有关系, 关键是设计岗位, 岗位的责任、权力、利益是什么, 设计完成之后就可以对外公布, 任何人都可以上岗, 你竞争上岗, 只要上去了, 就可以拿这个岗位工资, 上去就要承担责任, 拥有权力和利益, 那么这个利益就是岗位工资。工资指一个人挣多少钱, 岗位工资是指这个岗位值多少钱。责权利统一, 考虑岗位的时候没有考虑任何人, 就是考虑这个岗位值多少钱。人力资本实际是一个制度安排, 它是讲人力资本职能的回报, 谁上去都可以挣这个工资。

2、年终奖。

年初设计的岗位责任、权力、义务的时候, 是对等的。现实操作中, 往往是有人超额完成, 超额完成使责权利变得不对等。责权利对等是企业坚持的原则, 超额完成就应该搞利益补偿。因此, 这种利益补偿就是年终奖, 规范地进入工资。

3、期股期权。

上市公司给C E O期股, 非上市公司给CEO期权, 这是薪酬制度的关键。因为人力资本标志着人力作为资本可以参与企业剩余分配。有“世界第一C E O”美称的原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克威尔奇1998年总收入高达2.72亿美元, 其中股票期权所获得的收益为2.62亿美元, 占96.3%。

现在有许多国外企业, 差不多3 8%左右的产权, 不是掌握在出资人手里, 而是掌握在人力资本手里。人力资本没有出钱就掌握资本。这种现象打破了经济学的原理:谁出资谁有产权。

我们必须明确, 人力资本持股和员工持股是两个概念, 员工持股是由工会来搞的, 工会这样搞是为了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而人力资本持股是由董事会来搞, 它的目的是构建薪酬制度。

4、职务消费, 就是职务所引发的消费。

比如销售部经理请客户吃饭, 销售部不是自己拿钱请, 是他的职务要求他请, 不请客户吃饭, 就没有办法做生意, 这就是职务消费。企业是实报实销, 给客户买礼品、吃饭、出去打车都报销, 其结果是监督成本极高, 根本监管不住。国际上把这个管理由会计制度转向薪酬制度, 你这个单位定下来之后, 年初就把钱打到企业帐户, 年初钱花完了, 就自己从家拿, 花不完, 就还给企业。结果发现这个办法最好。

5、福利补贴。

全世界的福利都是大锅饭, 不体现差别, 通常是给人力资本多上几个保险, 等于多给一部分钱, 这部分钱就可以非常规范地进入福利补贴。

这五个方面构成了薪酬制度。薪酬制度是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的保护。从这方面来看, 中国没有真正的C E O, 人力资本的概念还没有形成, 就谈不上经济利益, 这还是工资制度, 不是薪酬制度。因此, 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人力资本, 更谈不上C E O了。

第二, 权利和义务的激励。就是让人力资本在企业里拥有更高的地位, 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个权力和地位的激励, 产生一系列经济现象, 就出现了新的负责人C E O, C E O是一种人力资本, 它不是出资人, 但是拥有全部的权力负责经营管理。全部经营活动由他负责, 董事会仅仅是选择和考评。

三、制度是CEO发挥作用的前提

不是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冒出一个CEO, 这种企业要真正使CEO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要依赖这个企业的状况, 这种企业状况虽然涉及到的内容很多, 但是最主要有三条:

1、企业制度安排的问题。

C E O既然是一个制度变革的结果, 它首要依赖的是企业的制度安排。企业制度安排要符合C E O的这种功能, 才能谈到C E O的领导问题。

每一个制度都要解决企业的一个问题, 最终让企业在制度安排中成为一个充满活力, 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主体。这种所谓的CEO只有在这种企业制度下, 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 否则谈不到他的作用问题。因此这种体制的基础很重要。这是CEO发挥自己领导力的一个问题。

2、企业战略选择问题。

如果一个企业战略选择出了问题, 任何CEO都无能为力。

(1) 产业战略。就是企业选择什么产业, 是选择几个产业, 还是选择一个产业?如果选择某一个产业, 是选择这个产业的全部, 还是选择这个产业的某一个部分?这都属于产业战略。入世后, 中国缺少一种人, 叫产业分析师。在国外, 产业分析师长期追踪某一个企业。美国有人五年研究一个产业, 他说刚刚摸到一点门路, 刚刚开始。我们没有产业战略, 都是凭大脑想象。真正能赚钱的是销售, 但是我们都不投资销售, 而是投资制造。入世后, 外商进来想跟我们药品方面重组, 是喜欢和销售方面重组, 不喜欢跟制造重组, 因为两方面谈的不是一个层面。

一家外资企业希望与搞药品销售的企业合作, 有一家企业说, 他有横跨七个省市的销售网络, 外商马上和他谈判, 而且第一次谈判谈得很顺利, 外商当场答应三个条件。第一条, 评估资产。你们的资产由你们评估, 我们不参与。你们评估是多少, 我们就承认。本来我们这种重组往往在资产评估上出问题, 国外的评估方法和中国不一样, 结果人家马上答应, 以我们的评估为主;第二条, 调整领导班子。对原有领导班子要做补偿, 副总以上可以达到100到200万元的利益补偿;第三个条件, 你们拥有7个省市的销售网络, 能不能三年内扩大到1 5个省市, 问这家企业的谈判代表, 你们需要多少钱, 谈判代表战战兢兢告诉人家, 恐怕得2个亿, 外商一听认为不够, 说他们推算需7个亿。所以给你7个亿, 谈判完了之后, 外商问了一个问题, 一个星期之内能否把三个资料交给他们?第一个, 销售网络的人力档案和团队档案;第二个, 销售机构的档案;第三条, 销售的物流档案。这家企业傻眼了, 他不是有横跨7个省市的销售网络, 只是他的药卖到了7个省市, 外商说, 不谈了, 别说你们评估2个亿, 就是200万元都不要。

(2) 国际化战略。企业产品的国际化, 资本国际化, 国际化战略都很重要。现在我们面临家电的全面生产能力过剩, 生产能力要转移, 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 自己出资办企业, 到国外办企业, 把自己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第二种模式, 和国外形成新的国际供货, 我们成为生产制造中心, 对方成为利润中心, 我就生产你的产品, 生产你的品牌, 利用你的国际网络进入国际市场, 当然对方得提供技术, 我们就是制造中心, 人家提供品牌, 销售以及所谓的技术。

入世5年多了, 外资大量进入中国, 国际化战略越来越重要了, 国外人愿意借给你钱, 长期贷款15年。他们不看你有多少资产, 如何抵押。主要考察我们企业制度安排怎么样, 人员素质怎么样。有一家外国企业愿意借给国内企业一笔钱, 他们首先把董事都找来, 一个人谈20个问题, 了解企业结构怎么样, 有什么资产, 人员行不行。如人员不行, 外商不敢把钱借给你。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不是资产抵押的问题, 要考察你企业的制度安排。人怎么样?国外非股东的董事不是出资人, 但他说了算, 道理很简单, 董事在国外就是一种资源, 是有能力的标志。

3、企业文化塑造问题。

一般来讲, 企业文化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个叫管理性企业文化, 所谓管理性企业文化, 是指在管理活动中, 员工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第二个叫经营性企业文化, 就是在经营活动中, 员工应该有什么价值理念。第三个叫体系性企业文化, 在体制运转中, 你的员工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 这三大部分组成整体的企业文化。

四、如何当好CEO

第一, 分清楚哪些事你该管, 哪些事该授权别人去管。

在公司日常工作中, 严格说CEO是什么工作都可以亲自做, 没有什么超权的事。但是人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 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管好。所以, 对CEO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授权问题。如果一件事“抽身比插手”更有利时, C E O就应该转身走。快要累死的企业领导, 肯定是最差劲的领导。什么事领导都管, 管得领导都快要累死了, 说明领导不会授权, 最后什么事都管不好, 但作为CEO有些事不能让别人替你做。对于CEO来说, 战略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将来要做什么的真实感受, 不是虚的, 几句口号不能代替公司的战略。

科乐尼公司给诚通公司提供了他想要的所有素材, 国内, 世界同行业, 甚至是你竞争对手的一些素材, 大家一起展开互动式的讨论, 公司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战略。最终战略是来自于企业自身, 特别是C E O。

格兰仕在竞争中有个比较优势。其曾经在1999年提出“九九归一”的口号, 要争取在一年全面整合微波炉市场, 使格兰仕微波炉一统天下。当时很多人都对这个战略持怀疑态度, 甚至反对意见。但格兰仕通过努力, 确实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

格兰仕最核心的东西是充分发挥了它的比较优势战略。其立足点在国内, 一开始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 由于它采取低价位战略, 把国外一些微波炉生产企业逐渐地挤出市场。有的国外企业觉得, 格兰仕既然以那样低的价格能生产, 何必我自己生产呢?后来国外有些生产微波炉的企业, 干脆把自己的设备挪到中国来, 交给格兰仕来生产。按照国外公司的品牌、设计, 由格兰仕提供低价位产品。这样就把国外企业的产品, 逐渐变成格兰仕自己的产品。

格兰仕通过这样的运作之后, 从第一个优势转为第二个优势。国外生产线, 设备引进之后, 就有了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相对国内企业来讲, 技术上就先进了, 这样把国内的诸多微波炉企业也挤出了市场。两个比较优势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之后, 就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使自己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现在格兰仕的微波炉在中国市场大约占了70%, 在国际市场占了30%, 这样又有了第三个比较优势, 就是规模优势。格兰仕现在是微波炉国际市场上的老大, 最大的生产企业。

任何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都可以扬长避短, 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形成竞争实力, 使自己的公司发展壮大起来。关键是CEO的脑袋是能不能把公司的优势弄清楚, 然后采取得力的措施, 把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公司必须非常清楚顾客为什么要购买你的产品, 打破行业的一些标准, 设计一种新颖别致的事业, 使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 别的公司不具备, 创造一种新的消费群体。只要你真诚地为他们服务, 这个群体就会成为稳定的细分市场。

微软的竞争战略。微软的竞争战略是处心积虑地使自己的发明, 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一旦D O S、W i n d o w s平台成为微软的垄断资源, 开发基于D O S和W I N D O W S平台下的软件,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超出前期投入的产出。

大家都愿修高速公路, 别人修了高速公路之后, 设个收费站,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钱”。微软的策略是, 我修这个高速公路不收钱大家都可以上我这个高速公路, 吸引大家来。微软的收入在什么地方?高速公路修完以后, 高速公路两旁的其它服务项目都由我垄断, 包括加油站、旅店、修车的等等。你要从高速公路走, 肯定要加油、住店、吃饭、修车, 微软是靠这些源源不断地获取资金的回报。

第二, 利用别人的核心竞争力, 塑造自己的竞争力。

核心竞争能力是让顾客、让市场感觉你真正好于、高于竞争对手, 不可替代的价值, 产品和文化。

IBM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实际上IBM是第四家真正进入到PC机市场上的公司。那时候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 为什么IBM能够成为P C机的霸主?凭借它的技术和开发实力。IBM自己制造和研发零部件、开发都没有问题。但是, IBM把自己定位在去整合别人。I B M把自己的线路公开, 就是所有的软件商, 都可以围绕IBM生产PC机, 开发自己的产品。实际上IBM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到之处、自己的优势, 充分利用了别人的能力来整合社会资源, 来为自己服务。

第三, 把少数人掌握的管理科学转化为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管理艺术。

领导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领导科学是领导人要遵照客观规律, 利用科学的手段, 对公司做一些程序化的决策和管理。领导艺术是领导者用一些艺术的手法, 进行非程序化的决策管理。在公司里肯定有一些程序化的东西, 也有一些非程序化的东西。作为领导者, 必须具备领导的科学和艺术, 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在公司当中, 预算管理、现金流、作业流程、物流管理等一般是比较规范程序化的。人力管理, 特别是公司当中高级人才的管理、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的管理, 虽然也有一些制度化的东西, 但完全制度化肯定管理不好。这就靠领导人自己的经验、阅历、艺术、手段、思维来管理, 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四, 政策允许你做政策不禁止的一切事情。

创新就要突破, CEO首先要自我突破, 自己的心理障碍要突破, 有一个例子, 马戏团有一头小象, 表演节目之后, 就拴在一个木桩上, 象逐渐长大。一次马戏团着火了, 大家都认为这头象完全可以一使劲把桩弄掉, 但是象没跑, 被大火烧死了, 它认为这个桩拴着我, 不能跑。自己要突破, 不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范围之内。其实, 人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潜在的能力。不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 是很难创新的。

“法律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叫法律允许做法律不禁止做的一切事情”, 作为一个CEO, 要有这样一个理念, 政策允许你做政策不禁止的一切事情。只要不能犯法律, 可供你创新的空间非常丰富, 就看你能不能发现。

作为领导人必须充分看到自己的潜力, 也包括员工的潜力, 充分调动起来, 发挥起来, 这个力量是无穷的。

第五, CEO是公司的旗帜。

有一个心试验, 两个被试人, 一位西装革履, 精神抖擞地站在十字路口, 专等红灯亮时过马路, 这时就会发现, 一批从众者紧随其后。另外一位被试人, 则是衣衫褴褛, 破破烂烂, 同样是在红灯亮时过马路, 竟然没有一个人跟着走。为什么说, 心理学家说对于一个形象好的人, 大家就信赖他, 认为他做的事很对, 闯红灯本来是错的事, 但是看见他走, 就认为没有问题。作为一个C E O, 要有一个好的形象, 当然不只是穿着形象, 还有内在形象, 要用人格的力量统领公司, 才能成为公司的旗帜。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CEO不仅仅是对一把手的一种称谓, 它更应该是一种体制。即职业经理人, 或者说就是CEO, 作为人力资本得到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认可, 在经营过程中, 在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允许下, 拥有完全的经营决策权, 而不会与董事会发生冲突。在这种体制下, 叫总经理也好, 叫总裁也好, 就是实际意义上的C E O, 所以说, C E O的出现, 是企业制度变革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刘美玉.公司概论.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

[2]、刘旗辉.商界.重庆:商界杂志社, 2005.

制度变革的信心 第4篇

中国过去三十年多年的高成长，基础是中国有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瓶颈是资金。只要有钱，就有发展。所以，这么多年主导官员的单边思维就是“招商引资”，就是做大规模。

由于中国“追赶型经济”的特点，作为追赶者，主要目标就是“模仿”，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技术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的技术模仿都会带来生产效率数倍的提升。前两年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机规模令全球震撼。

高善文结论的逻辑是，接下来几年，中国无论是人口红利、土地、资金、技术各方面都面临拐点向下。前面三个因素，很容易理解，也都可以直观感受得到。对于技术因素，由于进入“创新型经济”，创造比模仿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技术变革的的边际效率肯定呈下降趋势。

在这个分析中，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制度变革。高善文认为由于中国面临领导人换届因素，现有的领导人进行大变革的动力不足，而继任者缺乏变革的魄力。政策基本上是在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状维持。

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第5篇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带来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新的获利机会而引起，所以一般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变革费用低，制度效率高的优势。然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的同意，即“无异议”，而如果新的变革将触及到某些群体或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权力阶层的利益，则相关的制度变革就难以自发实现。所以诱致性制度变革在变革深度上难以深入，往往进行到触及相关者的利益的那一点就受到强烈抵制。为了不引起相关者的反对，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新旧制度妥协、不彻底的产物，这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局限。所以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很明显带着计划经济体系下特征，现行农村双重共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其经济主体是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这就造成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清。这就在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土地流转。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者是村民委员会，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在利益驱动下，往往花样翻新，以“两田制”、“反租倒包”等方式，硬性进行调整。其借口主要有三：一是以结构调整为名，将承包地随意调整搞连片开发；二是以规模经营为名，将承包地人为集中到大户手中；三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名，将承包地长时期、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承包地的合理流转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作为土地流转和结构调整的主体，理应自己来当家。但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树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强迫流转，暗箱操作，从中渔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根本不考虑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诸多隐患。这方面“蓝田风暴”已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

二是“圈地运动”。这一轮“圈地运动”范围之广，圈地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方兴未艾。现在谁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借“开发”之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个人发得越快。近年来，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从县到乡，不顾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开发商到处圈地盖豪华别墅，有的港台商人以投资为名、行圈地之实，甚至一个项目就占用上千亩好地，等等。这种“圈地”听任发展下去，后患无穷。特别是对农民来说，一直默默为国家作贡献，过去是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剪刀差”，现在是为城市化贡献土地。从城市建设到各项基础设施，无不以牺牲土地、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用地都是低价征用，都以行政手段划拨。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稻谷、麦子价格来折算补偿。如高速公路，修建时是政府行为，低价征用土地，但修好后就转化为企业行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给农民每亩耕地的补偿金仅几千元，而公司老总的年薪达几十万元。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成资产，上市后变成资本，价值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失地“下岗”农民却生路无着。据了解，从1999年实施新的《土地管理法》以来，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多数是原来比较富裕的郊区农民，现在却大多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对越来越值钱的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农民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反而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成了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根导火索，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局面。不论是农民承包地流转的越俎代庖，还是耕地的乱占滥用，根子都在土地产权不到位,耕地保护缺乏真正的主体。农民本是耕地保护的主体，但由于土地是集体的，实质上在集体所有制下，“谁”真正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不明晰的。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而且由谁行使所有权主体职能、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法规上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包括村镇干部可以颐指气使，以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根本不将集体农民和农民个人放在眼里。对集体土地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农民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使农民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缺乏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自信。这就是造成以上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现行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第6篇

张宝锋

〔摘要〕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关键词〕治理理论,社会基层,治道变革

一、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所有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有一个摆在所有人类共同体面前的问题,即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组织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增进个人和集体的安全和物质满足,这是对治理的永恒追问。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对此做出了成功回答。何谓治理?治理就是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其主要观点如下:(一)自下而上的参与

治理理论提倡公民与公务员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它寻求增加在组织事务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有公共部门员工的参与。它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地参与公共行政,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和以顾客为中心。Barber指出,政府的无能表现在三方面,即行政机构的瘫痪、公共事务的私有化及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冷漠。如欲解决政府无能和自由民主主义所产生的危机,宜将‚强势民主‛建立在公民参与和公民义务上,而非只是建立在个人良好品德和利他主义之上。(2)公民与基层行政组织互动就是在公民自愿组织的原则下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使公共行政的服务和效率达到最佳。Ham指出:‚官员在面临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总是比较习惯采用‘控制’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非坚持公共服务理念的落实,也很少采取鼓励公民参与的形式,长期看来,反孕生许多行政问题。因此,应当尽量加强公民个人与行政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互动的机会,使基层行政人员了解公民的意愿倾向,并引导和鼓励公民参与基层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对决策执行的监督。(3)Robert〃B〃Denhardt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文中指出:‚公务员的首要职责是帮助公民清楚明白地表达并实现他们的共同的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或者掌握社会。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与公民对话的基础上。应当从我们能够提供或不能够提供某种服务转为‘让我们一起判断下一步将要做什么,然后使它实现吧’‛。(4)彼得斯在对传统治理和全球行政改革进行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管制型政府。其中的参与式政府模式相比其他政府治理模式来说,更注意到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及广大公众参与决策的机会。参与式政府致力于寻求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来向政府传达信号。其倡导者认为层级节制是最直接的罪恶,传统官僚体制这种层级节制的、由上而下的管理形态限制了员工对其所从事工作的参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就怎样才能从社团和个人那里寻求和接受意见做出决定。政府要强调发展第三部门,即有别于公共部门的非营利组织,来解决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要指导这些组织使之符合公民社会的价值要求,并且有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参与模式的出现强化了公民的作用,并试图以投票以外的方法来诱导民主参与。(5)

(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

‚治理理论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6)由于国家的失效和市民社会的‚不自主性‛同时存在,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地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或凭借社会的自发调节方式得到解决,而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却能够行之有效。正如著名政治学家Hans,Keman所指出的:‚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政治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威,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自组织治理网络作为一种合作性的共同体能够使得理性的个人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7)首先,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合作有助于克服政府中心所带来的国家失效。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所谓权力依赖指的是:致力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因为无论哪个组织,都不可能拥有知识和资源两个方面的充足能力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通过与其他组织交换知识和资源,并且依据占有资源的多少确定自己的谈判地位。所以在治理过程中,有的组织可能在某一特定的交换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不易轻易发号施令,因为任何组织都不会乐于一味地仰仗和屈从于他人,也会用拥有知识和资源的筹码对此加以抵制,因此治理也就总是一个合作的过程。Jan,Koolman指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8)所以在自组织治理的网络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互替代关系,只存在基于资源交换基础上的依赖共生关系。政府组织虽然在自组织网络系统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合法地使用暴力、决定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公平价值等方面,仍将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源和能力所限,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第三部门和私营机构凭借各自的优势将与政府组织一道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其次,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有助于克服社会中心带来的第三部门的失灵。‚任何地方的公民社会都是由良莠不齐、甚至完全怪诞的成份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纵队。一味强调社会中心都可能助长一些邪恶势力的增长,从而使得公民社会的‘不自主性’发挥至极致‛。(9)在治理网络中,国家虽不再是最高权威,但它同时又按常规承担着保证该社会的机构制度完整和社会的凝聚力的责任,在与发展相关的行动网络中以调停者身份行事:组织政策主张不同的人士进行对话,保证各个子系统实现某种程度的团结;制定规章制度并促使有关各方贯彻执行以实现各自目的,以及在其他子系统失败的情况下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采取最后的补救措施。政府作为‚兄弟中的长者‛保证了社会的协调运行。

(三)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

治理的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而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是公民社会的结构性支撑。社会资本就是团结合作、互惠信任。社会资本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防止现代民主制度引发的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提高人们结社的艺术并以集体的力量抗衡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民主社会必然保留个人自主活动的空间,如果这种政体不想退化到无政府状态,存在于受保护空间里的社会必须有能力进行自组织。自组织的纽带就是社会资本。著名社会学家鲍勃〃索杰普根据需要协调的行为系统的类型将自组织分为三类:一是人际关系的自组织——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个人只代表其本人或其职能系统,但不要求特定的机构或组织承担义务;二是组织间关系的自组织——以有明确任务的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谈判和正面协调为基础,而这种战略联盟又是以成员间有利益共同点,都掌握着为达到互利结果所必需的、同时又是分散控制的独立资源为基础;三是系统关系的自组织——以降低噪声干扰和进行负面协调为基础。(10)这三种自组织形式常在错综复杂的等级体制中相互联系。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联盟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使组织间的谈判顺利进行;组织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系统间的沟通交流。(四)强势民主

民主应该是由少数公民所组成的社会,公民们可以开会直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公民自主的自治政府,自治政府应该要落实到基层,从乡镇、邻里层次开始做起。(11)Barber将民主分为三种:弱势民主、统一民主、强势民主。他认为,公民依据共同契约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委托给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的弱势民主(间接民主)是一种限制民众政治参与和控制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权力掌握在精英手中的手段,代议制民主充其量是趋近民主,而不是民主本身。通过精神感召和意识形态激励的统一民主,使公民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主动放弃自我利益,成就集体利益,使个人的利益与象征性的集体利益获得一致性,进一步达到社群的共识。这种民主只有集体,没有个体,况且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的过程中,往往会透过一种集体的力量将个人的利益与需求完全淹没,而出现直接民主的假象;执政者更可以运用种种巧妙的方式,合法与技巧性地压制个人的意见,使之成为一言堂的假民主。公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强势民主(直接民主)并不回避个别利益可能产生的冲突,也不要求所有人均具备高度的同质性或某种价值的共识,而是主张透过持续的参与、互动与协商,在创造性共识的基础上,化解冲突,容忍歧义;同时在互动的过程中,公民可以自行立法与创建政治社群,将依赖性的个人转化成为自由的公民,私利转化为公共利益。因此在强势民主之下,政治将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代议制里由专家所垄断的专业活动。(12)可见,治理的民主概念就是直接民主或强势民主,也就是在宪政制度的基础上,人民通过自治的共同体,获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并实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在政府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形成所谓多中心治道的格局。这其实就是在追求更大程度上的自治权,进一步提高公民社会相对国家的自主性,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状况最主要的标准是公民是否有权获得公共领域的资源,并能够直接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

(五)顾客导向

顾客主权的理念,来自于市场中自由竞争的企业经营理念。它要求政府将普通公民的角色由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顾客‛,政府活动和公务人员不应只向上级负责,而应围绕顾客的需求进行,为顾客利益负责。‚顾客满意标准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应当与企业中的运用一样广泛……如果行政官员能够像企业管理者那样始终关注公众满意度,那么内部行政运作亟须改革以改善服务就不言自明了‛。(13)‚大多数人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中,最大的刺激是官僚政治傲慢。今天人们期望着被当作顾客受到尊重——甚至受到政府的尊重‛。

(六)市场化政府

在西方各国开始普遍反思政府的治理问题,并试图解决传统行政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之时,市场再一次成为人们优先选择的药方。如果让现在的政治家、学术界人士和公众选择可以取代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治理结构,其结果一定是选中市场模式。(15)市场逻辑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市场价值的体现并非仅仅表现为压缩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市场价值已深入到公共组织内部,并促进建立起政府组织与私营组织之间、政府组织之间以及政府组织内部之间的良好竞争与合作关系,政府不能代替市场,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位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

二、治理理论对社会基层治道变革的启示

(一)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

治理的宗旨是根据社会公众的需要,通过多方参与、协同解决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增进、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从而确定社会管理对公众负责的公共责任机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作为解放思想、推动实践的兴奋剂,对于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21世纪的今天,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如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等等,已经到了有可能将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抵消的边缘。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管理所应承担的广泛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经济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同时,还普遍存在着贫穷、疾病、失业、不公正等等社会问题。这种社会状况酝酿了各种社会危机的种子,一旦有合适的条件就会以个别或者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构成了对现有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这就要求从强调政府序列中的下端对上端负责转变为政府、市场化组织、公民社会整体对社会公众负责,从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公正基础上的效率,以公正促效率‛。

(二)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 社会管理要从过去更多地强调政府的主导型角色和政府意志到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政府与社会、社会与社区的权力边界;二要培育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行政力量和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和转换机制;三要完善社区自治管理体制,建立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组成的自治组织机构;四要建立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之间分工合作、平等协商的运行机制。

(三)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

公民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要通过各种教育培养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自我管理能力,使每个公民具备参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相应能力。社区教育是开展公民教育的最基础形式。社区教育的目的不是给居民以知识,而在于训练居民的行为。第一,训练居民在家中的行为;第二,训练居民在政治上的行为,使他知道怎样选择、怎样辩论、怎样参与地方的事业、怎样完成国民的责任;第三,教育他怎样恭敬、亲切,诚实守信,语言文明,举止大方。社区大学是完成社区教育使命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为人处事的艺术与本领、社区参与的知识与技巧的同时,极力倡导开拓公共领域,推行社会重建的理念。社区大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现代公民,弥补传统教育制度下对于公民教育的忽视,为建造一个公民社会而进行社会改造。

(四)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 政府不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唯一机制,在某些方面,也不一定是最佳机制,众多的公共企事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等非政府公共组织,甚至获得政府授权委托的工商企业和个人也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它们是对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补充。这就要求:一要精简政府职能,把一些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管又管不好的公共服务统统推向市场,由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按照市场规则生产经营;二要尽快消除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单位办社会的习惯做法,实行单位、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社区化;三要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公平竞争

(五)增强政府的回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