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政策培训总结

社会保险政策培训总结（精选6篇）

社会保险政策培训总结 第1篇

《平禄骨科医院2013年工伤保险政策培训计划》的通知

各科室：

《平禄骨科医院2013年工伤保险政策培训计划》已经院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平禄骨科医院2013年工伤保险政策培训计划

为确保工伤保险工作健康、规范、有序发展，现结合工伤保险实际，制定本培训计划。

一、培训目标：

全面把握工伤保险医疗政策要点及内涵，掌握工伤保险相关政策和各有关环节的内在联系，完善工伤医疗保险，执行有关政策。

二、培训内容

1.工伤保险基金;

2.工伤认定；

3.劳动能力鉴定；

4.工伤保险待遇；

5.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三、培训对象：

除掉值班医生、护士、后勤部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需准时参加。

四、培训地点，时间：

1.培训地点：二楼会议室

2.培训时间：2013年8月30日下午4：00

社会保险政策培训总结 第2篇

政策培训会议

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2018年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会议精神，根据全市当前工作进展情况及省人社厅要求，11月22日，枣阳市召开了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督办暨政策培训会议,各镇（办、区）人社中心主任、城乡居保专管员和居保局全体干部职工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通报了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缴费及生存认证进度，各镇（办、区）人社中心主任依次分别作了工作汇报和表态性发言，分析了续保征收和生存认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居保局局长陶顺义同志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推动城乡居保事业新跨越》主题，进行专题政策业务培训，同时传达了省人社厅、省社保局近期召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年底相关工作。

针对工作进度不平衡等问题，城乡居保负责人要求各镇（办、区）进一步提高认识，将十九大精神融入到居保实际工作中，克服厌烦情绪，上下联动，共同努力将城乡居保这项民生工程做好、做实、做出成效，确保12月底征收任务结硬账，并提出要求：一要正视现状，高度重视。部分乡镇推进工作不太理想，进度不平衡，差距大。各乡镇要摸清原因，要解决自身认识问题，多找主观原因，比如领导力量到位没有，责任下沉没有，是否把城乡居保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和民生工程的头等大事抓好抓实，是否做了细实精的工作等等。二要硬化举措，破解难题。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宣传活动，做到政策人尽皆知；要注重与其他工作相结合，统筹安排有效工作力量，采取逐户排查、上门服务等办法，大力催缴，充分发动群众续保缴费。三要严格考核，强力推进。各乡镇一定围绕目标，对照差距，再添措施。把村（社区）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把参保扩面工作的责任层层落到实处，把目标任务与村协管员补贴挂钩，实行奖惩逗硬，定时通报工作进度，跟踪问效。

会后，进行了业务咨询讨论，现场解决了城乡居保工作出现的新问题，气氛热烈，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对当前城乡居保工作开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社会保险政策培训总结 第3篇

关键词：发展,社会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创新

我国正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期, 城市贫困人口与日俱增,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由此引发城市社会利益分化冲突, 并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正在面临和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为此, 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初步建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其他专项救助制度为辅助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 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目前的城市贫困人口救助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如重视物质、收入方面的救济, 而忽视贫困群体的脱贫能力建设, 使得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新增为城市贫困的主体。在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 传统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亟需政策创新, 以更好地应对和缓解城市贫困问题。

一、我国城市传统贫困人口救助政策的缺陷及政策创新需求

我国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是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存需要、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种传统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为理念, 以经济补偿为主要经济方式。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这种消极的救助机制已显现出诸多缺陷, 面临着严峻挑战。

1. 对贫困认识不清, 政策目标定位不明, 政策效果不佳

目前, “三无”人员仅占城市贫困人口的很小部分, 我国当前贫困人口的主体是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下岗失业人员和长期从事临时性、低收入工作的人员, 人力资本存量少成为我国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 贫困的产生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因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而受到市场与社会的排斥。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贫困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能力剥夺是本质上的剥夺, 而低收入仅仅是工具性的剥夺, 能力剥夺的影响远远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

贫困救助的根本目标应该是重视贫困人口的资本、潜能及可行能力的开发, 促使贫困人口逐步摆脱贫困状况。但目前我国对贫困的认识仍主要局限于“收入贫困”, 现行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大多以向贫困群体提供现金援助为主, 以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为主要目标, 带有消极补救的性质, 而对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大部分贫困人口的开发性扶贫明显不足, 无法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由于制度目标定位不明, 导致目前的贫困救助政策以救济性为主, 而建设性、开发性政策有所欠缺。

2. 事后补偿为主, 下游干预, 缺乏发展的理念

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救助, 关注的是为救助对象提供基本生活安全网, 承担的是兜底性保障功能, 实质上秉持的是事后补偿的价值理念, 是在贫困问题出现后的有限的事后补救。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城市贫困救助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防止贫困者生活恶化发面了重大作用。但这种政策理念带有一定的消极性, 属于“下游干预”的被动性救助, 缺乏发展内涵, 并没有增加贫困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 也限制了反贫困政策其他功能的拓展。反贫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救济向开发、发展的转变。因此, 提升贫困群体的个人能力、协助其建立社会关系及恢复社会功能, 关注贫困群体的未来发展, 才是积极救助及城市贫困人口救助的应有之义。

3. 重视物质贫困而忽视精神贫困

一般说来, 贫困包括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两个方面。表面看来, 贫困主要是经济型、物质性的, 是因为收入不足而难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但实际上贫困还存在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 即贫困亚文化。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 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 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 并且被制度化, 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 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基于对贫困亚文化的认识, 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在反物质贫困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贫困者的心理和文化层面, 刺进贫困人口产生脱贫的动力和动机, 进而在行动上去努力改善贫困。但目前我国的贫困救助政策基本上只关注物质层面, 主要是通过现金补贴、物资发放等方式改善贫困者的物质生活, 但忽视了对贫困者精神贫困的救助及对贫困亚文化的改造。

4. 参与主体单一, 缺乏有效整合

我国高度重视城市贫困问题, 并以政府为主体在城市贫困救助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政府单一主体参与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 政府贫困救助具有宏观性, 很难细致化, 有限的反贫困工作人员难以将反贫困工作落实到实处。

其次, 政府贫困救助具有全局性和政策性, 试错成本高, 从而会抑制各种自发的贫困救助创新活动, 不利于创造更加适用的贫困救助模式。

此外, 政府机构官僚主义作风及腐败现象的存在, 很容易导致贫困救助工作中的信息失真, 其工作效率也值得怀疑, 难以保证有限的资源真正有效地用于贫困救助工作。

由于政府工作的局限性, 充分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城市贫困救助显得尤为重要。其实, 除了政府之外, 贫困人口、社会组织等都是贫困救助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行动主体。特别是贫困群体自身, 不仅是贫困救助工作中的工作对象, 更是重要的贫困救助主体, 贫困救助工作不能缺少贫困群体的积极参与。此外, 各种社会组织也可以在贫困救助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 有效推进城市贫困救助工作的开展。

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贫困救助政策在政策目标、制度理念、救助方式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存在许多局限, 属于消极性补救模式, 缺少发展理念, 忽视了贫困者自身的反贫困意识、能力及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已经难以满足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实践的需要。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贫困救助的内在机理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发展过程, 在西方福利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和“社会排斥”的背景下, 社会政策逐渐从传统的、“事后补救型”的保护方法向着积极的、“生产性”的、注重社会投资的方法转变, 即社会政策新增了“发展”这一价值理念。一些学者陆续提出将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合为一体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 其核心是将社会政策看成一种社会投资行为, 代表性的有梅志里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制度理论、吉登斯倡导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阿马蒂亚·森建立的以自由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泰勒·古比的新福利主义。总体来说,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注重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强调社会政策的社会投资作用及福利项目的生产性、投资性取向, 认为社会政策是生产力, 它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 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通过良好的社会政策, 可以充分发挥社会成员参与经济生活的积极性,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而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社会公平。

2. 强调社会投资, 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

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视野内, 社会政策就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通过再分配政策将社会资源投向能够改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技能的社会项目上, 提高社会群体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 致力于消除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障碍。其中, 投资儿童长远发展, 支持家庭功能发展与家庭能力建设是发展型社会政策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3. 强调“上游干预”, 注重从中长期战略角度制定社会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采取事先预防措施来减低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 就是在上游消除问题产生的条件和机制, 切断社会问题发育的链条, 同时, 将发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 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普遍发展和长远发展为出发点, 通过社会政策消除或减少使人们陷入困境的因素, 而不是事后补救型的救助。

4. 注重赋权与参与, 反对社会排斥

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通过社会政策投资于人力资本, 为个人“赋权”, 为弱势群体增能, 来影响个人的竞争力和劳动力素质, 从而达到政府和市场的双赢与互助提高。同时, 认为贫困治理和反对社会排斥是政府和社会的重要责任, 强调应给予弱势群体以权力, 积极鼓励他们参与社会生活, 不能因为人们的一些外在条件就排斥其进入主流群体的生活中。

5. 主张福利多元化, 强调社会政策的多方参与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主张福利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福利满足方式, 认为社会政策的主体不只是政府, 而应引进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专业人才, 充分发挥个人、家庭、社区、非营利组织、市场等多方作用, 从而提高社会政策的专业性、功能性、福利性和社会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整合, 强调“社会投资”与“发展”的理念, 通过中长期战略、上游干预、人力资本投资、福利多元参与等途径, 提升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 增进社会福利, 为城市贫困救助政策转型与创新提供了良好视角。

三、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创新路径

传统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以问题为导向, 其直接目标指向的是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 发展的内涵与意义不足, 而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城市贫困救助而言,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1. 坚持社会投资理念,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缺失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固化的根本原因, 会使其家庭失去自我复苏能力。维持基本生存是社会救助与反贫困的基本目标, 但这只是浅层次的目标, 贫困救助的长远目标应侧重与贫困群体的自我恢复、发展等能力建设上。因此, 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提高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 是贫困者脱贫的内在条件。只有提高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 才能增进个人、家庭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 促使其真正摆脱贫困, 融入主流社会。

首先, 根据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实行分类培训。对于年龄偏大、技能水平偏低的贫困者, 由于其学习新技能的难度较大, 且负担较重, 应对其进技术难度低、实用性强的应急培训;而对于年轻、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贫困者或失业者, 应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参加正规成人教育, 从而全面提升其人力资本。

其次, 采取培训与任职资格考试相结合的做法, 因为在用工日益规范的时代, 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 往往要求应聘者出具一定的培训证明或资格证书。通过为贫困者提供培训、资格考试和就业推荐一条龙服务, 可以有效提高贫困者在应聘时的竞争力, 有利于促进其就业。

再次, 实行“低保减退”政策, 建立一定的就业激励机制, 提升贫困者的就业意愿。对于寻找到工作的救助对象, 不应立刻取消其低保待遇, 而应根据其工资水平适度逐渐减少其低保补贴, 但要保证其就业后的收入高于就业前的低福利。

2. 坚持中长期预防性战略, 对贫困问题实施上游干预

我国现行的反贫困政策, 如社会救助, 无论是最低生活保障还是专项救助, 实质上都是消极性的补救措施。这种消极性救助很容易使被救助者陷入持久的贫困中, 并导致政府财政指出不断增加。因此, 对贫困者应坚持应急性物质救助与预防性救助相结合的救助理念, 避免被救助者陷入持久贫困的恶性循环。而对于尚未陷入贫困的低收入家庭, 则应在对其进行接触和了解的过程中, 根据其特殊情况, 协助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并做好风险预警工作, 实现社会救助理念从“救贫”、“扶贫”向“防贫”的转变。

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城市贫困救助工作应对贫困问题实施上游干预, 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 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家庭、投资儿童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体系。失业和贫困问题往往会出现家庭代际传递的负面效应, 例如, 成长于贫困家庭的儿童, 其营养状况、受教育机会、学业表现、就业能力等人力资本会受到其家庭贫困的影响, 在成年后更容易面临就业困难和失业, 也比成长于一般家庭的儿童更易陷入贫困。而通过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对儿童进行投资, 则可以有效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链, 因此, 国家和社会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3. 实施多元化救助, 促使贫困者精神脱贫

我国目前以维持基本生存为基本理念, 以单一形式的现金和实物救助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救助不利于全方位改善和提升被救助者的生存状况, 已经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期的贫困问题。在保证被救助者基本生活的前提下, 必须注重“人的发展”, 实施多元化救助, 在传统物质性救助的基础上, 综合开展多种方式的救助, 如以帮助受助者提升战胜困难、走出困境的信心, 即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心理救助, 以提升人的内在能力、改善其外在环境, 即以增权或赋权为核心的权利救助, 以及以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救助等非物质性救助, 从而达到促进受助者能力提升和网络建设的目的。

受助者能力提升和网络建设的首要环节是其理念、意识的转变, 即其精神上的脱贫。政府应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通过宣传、启发、教育等途径和方式增强贫困者的集体意识和民主观念, 促使其走出封闭、固化的亚文化群体, 融入主流社会, 从而帮助他们实现精神脱贫, 协助他们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4.坚持福利多元化、社会化, 促进城市贫困救助的多方参与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贫困问题的治理不是单靠政府的力量就能完成的。如果仅仅依靠政府, 救助面窄, 救助水平难以提升, 救助的社会化程度低, 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调动和运用。因此, 需要构建包括政府、社区、社团、非政府组织、贫困者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救助主体系统,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城市贫困救助体系。毋庸置疑, 在该体系内, 政府主要扮演政策制定者、经费投入者和监督落实者的角色, 社区承担组织实施者的责任, 各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则发挥资源整合、专业服务等作用。

城市贫困救助的有效开展, 离不开贫困群体自身的积极参与。城市贫困治理可以借鉴农村扶贫经验, 赋权于民, 充分调动贫困主体的积极参与, 走参与式反贫困道路, 在项目选择、项目实施和项目监督的全程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的民主参与程序, 以激发贫困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提高贫困救助资源的配置效率。

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第4篇

A Society for People:

In Memory of Peter Townsend(1928-2009)

作者:赵维生、陈锦华、余伟锦 合编

出版:圆桌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彼德唐信(Peter Townsend)是过去半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学者。他在2009年过世,一群香港学者为了纪念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静水深流》,书中收录唐信各个研究项目的重要观点,学者们也撰文说明其理论对香港社会的意义。

虽然唐信在过世时地位显赫,但他当初以社会学者身份提出社会政策研究时却不被看好。这当然是因为社会政策研究的地位在学术界向来不高。未接触过社会学的人大多会觉得此事甚为奇怪:社会学,不就是要研究社会政策吗?事实上笔者就读社会学期间,也有不少亲友以此相询,以为我是研究社会政策,将来可以写点什么政策评论。不过这实在是一个误会。社会学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目的是要了解社会,探讨社会结构由何而生,以及当中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宏观理论还是个别社会研究,都自视为客观的科学解释。具体的政策建议则是后一步的应用问题,那就不是学术应该关注的问题了,可以留给政府、智库或民间组织处理。

而二战后兴起的“结构功能学派”就更加强化了此倾向。因为该学派只关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并假定了既有秩序的“必然性”和功能性,也假定了既存社会秩序对社会发展的功能。这些假定使社会分析失去批判性,从根本上排除社会改变的要求和可能,成为强化固有不平等的机制。

当然,如果社会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社会问题,然后提出一些小修小补的建议,那的确不够格成为严肃学术。所以唐信作为社会政策学者,首要便是提出新的社会政策研究方向。长久以来,政府和人民对经济发展都十分着迷。这在香港和大陆更加明显,似乎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经济高增长,所以经济政策就成为政府施政的核心。但唐信明确指出,经济增长不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相反经济目标应该是为了社会目标而服务。拼经济,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对唐信而言,追求平等、消灭贫穷和结构性依赖,实践人权和全民就业,人与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建立真正的全民社会(a society for people),才是社会政策的真正目标。

由此可见唐信绝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人类共同生活,组成社会,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平等利益。贫穷和社会不平等是一个社会问题,而社会政策正是这些问题的成因和答案。由此出发,所谓社会政策,不是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向穷人施予小恩小惠,架设社会安全网而已。在唐信眼中,社会政策研究并不局限于失业救济金或全民医疗保健、基础教育等福利政策,而是要全面审视社会上各个团体,包括政府、企业、民间机构,所有对社会平等有影响的政策和措施。我们要问,这一切政策和措施如何改变了社会结构?对社会不平等有何影响?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例如税制,一般而言只是经济政策的一环。香港政府常常强调自己的低税率如何帮助经济发展。但我们鲜少讨论税制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作用,这也是广义的社会政策。又例如企业对高层员工提供医疗、教育等津贴,首先让人低估了他们的薪金;其次,如果不对这些津贴考虑的话,不能有效估计各阶层教育和医疗机会的不平等。而最简单如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各阶层的生活,就没有得到足够讨论。4%的经济增长真的让人感到生活有4%的改善吗?如果不是,那实际有何影响?只有在这种整全的了解下,我们才有办法去衡量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全体人民的生活是否真的改善,是否更有尊严,能否称得上是社会发展。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斯蒂格利茨提出寻求GDP的替代品,也不过是希望更恰当地了解社会发展。唐信在数十年前就已指出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

这些问题,在社会学的学术殿堂是毫不失礼的,因为它们直指阶级的形成,探讨社会结构与各种社会政策的关系。单单是这项对社会政策概念的扭转,已足够让唐信成为大师。但唐信的贡献不止于此。

为了进行这种广义的,具社会学探索力的研究,唐信建构了很多重要的概念工具,今天已成为社会政策研究者的利器。最重要的,莫如“相对匮乏”的概念。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政策就是社会安全网,是让穷人不致于无家可归、饿死街头的最低度补助。唐信提出“相对匮乏”就是要扩大贫穷的定义,让我们了解贫穷的问题,不单在于没饭吃。贫穷,是失去平等的机会和待遇,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因此,维持最低度的生存条件不是灭贫的办法。是否感到失去尊重,自认为贫穷是有主观面向的。在主观感受下,再进而研究、了解这些感受的客观条件,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中有相对匮乏的问题。只有决心解决这种相对匮乏,社会才走上真正灭贫的道路。

优惠政策培训会总结 第5篇

为充分贯彻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助推企业创新发展，4月14日，贵阳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科技局在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一楼会议室共同组织举办了全市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专题培训会。全市290户高新技术企业、71户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中370名财务人员和46名国、地税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科技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分别就自身涉及的工作内容及政策规定进行了详实的解读和说明。其中，市科技局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补助、研发项目加计扣除技术鉴定流程、R&D 经费投入后补助政策等做了详细介绍;国、地税局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新旧政策差异、会计核算要求、备案申报流程、案例点评及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全面解读。培训会向企业发放了优惠政策、汇算清缴等宣传手册共2000余册，为企业提供了操作指导;下发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情况调查问卷300份，力争进一步深入了解政策执行效果和纳税人未来需求,为后续宣传辅导打下基础。培训会后，税务干部与企业财务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有针对性地为企业答疑解惑。

此次三部门开展联合培训，使企业人员、基层税务干部对有关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帮助企业解决了政策享受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有力保障了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整个培训过程内容丰富，讲解到位，覆盖面广，得到了参训人员的一直认可和好评，其中有企业财务人员表示：“三部门从不同角度对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进行了讲解，解决了企业日常管理中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方面的诸多疑惑，让我们受益匪浅，希望以后可以多组织类似的培训。”

人口计生政策法规培训总结 第6篇

2011年，我校积极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及政策法规的培训

工作。今年以来，学校共组织计生宣传集中培训教育活动2次，协会小组宣传教育活动数十次，宣传培训内容是：（1）组织育龄人

员上课，讲述计划生育人基教育基础知识；（2）向重点跟踪对象

发放计生宣传资料130多份；（3）组织育龄群众播放VCD片等。同时通过校园网计生园地宣传计生政策、健康保健科学知识。

通过学习，教师对计划生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今后我们将继

续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学习计划生育各项法规政策，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

导教职工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形成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风尚。

2、对在校高年级学生开展人口国情教育，开设健康课，并纳

入教学计划。

3、在新生入学、入园时，认真查验户口本和计划生育部门出

具的证明，做好登记，并将新生信息报送镇计生委。

4、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独生子女、晚婚、晚育优待优惠政策。

5、认真做好计划生育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特别是育龄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