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分子分型
乳腺癌分子分型(精选7篇)
乳腺癌分子分型 第1篇
Perou等[6]根据临床预后将乳腺癌患者分为不同的分子亚型,包括Luminal A,Luminal B,Basal-like,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以及正常乳腺型。Carey等[7]通过免疫组化的方法将乳腺癌患者分为Luminal亚型、Basal-like亚型、HER2+亚型。为了研究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不同分子亚型与对NCT的不同反应效果的关系,本研究根据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HER2的表达情况来探讨不同分子亚型在环磷酰胺联合表柔比星及多西他赛方案(TEC方案)化疗的疗效与其相关性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收集66例昆明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院乳腺科2011年6月~2012年7月的乳腺癌患者。年龄27~65岁,中位年龄46岁,经12G弹射式一次性组织活检穿刺针穿刺,根据病灶大小选择切割长度0.5~2 cm,从肿瘤3~4个不同部位取样,取长条形标本4~5条,可保证取到足够的组织量,并且病理学确诊为浸润性导管癌或浸润性小叶癌。所有的患者均符合以下标准:(1)女性,年龄27~65岁,预计生存期大于12个月;(2)根据查体、乳腺彩超、乳腺钼靶X线摄片、乳腺MRI检查结果及空芯针病理学检查确诊,证实为原发浸润乳腺腺癌;(3)治疗前所有患者均有可测量的肿瘤病灶,临床分期在Ⅱ~Ⅲ期(炎性乳癌除外);(4)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5)患者的临床一般情况包括肿瘤的临床大小、淋巴结状态、受体状态ER、PR、HER2均完整;(6)至少接受过4周期化疗;(7)HER2+的乳腺癌患者术前未接受基因靶向治疗。
1.2 方法
1.2.1 对受试者进行ECT ECT治疗的方案选择TEC方案:
多西他赛75 mg/m2持续3 h静脉滴入d1,表阿霉素75 mg/m2静脉滴入d1,环磷酰胺600 mg/m2静脉滴入d1,在化疗前1 d给予口服泼尼松龙40 mg/12 h,连用3 d。每21天为1个疗程,化疗2个周期后进行一次疗效评价,共进行4个疗程。
1.2.2 ECT疗效判断标准p CR:
是指乳腺和腋窝淋巴结手术标本病理检查均无浸润性癌细胞残留。临床完全缓解(c CR):是指临床触诊及乳腺B超、乳腺钼靶、乳腺MRI检查等已有的影像学结果均未发现新病灶,且原有病灶消失,肿瘤标志物恢复正常水平,所有病理淋巴结为非病理尺寸。
1.3 免疫组化分析及分子亚型
经过空心针穿刺活检的组织标本均通过免疫组化方法确定ER、PR及HER2状态。根据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判断标准,规定染色后肿瘤阳性细胞>10%为ER、PR受体阳性,≤10%为ER、PR受体阴性。根据FDA推荐的Hercep test标准[8],HER2的表达划分为4个级别:(1)-:指细胞膜没有染色或有小于等于10%的细胞胞膜染色;(2)+:10%以上的细胞有间断分布未环绕胞膜的弱染色;(3)++:10%以上的细胞有连续的环绕整个胞膜的弱染色或中等染色;(4)+++:10%以上的细胞有连续的环绕整个胞膜的强染色。其中+++与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所显示的基因扩增结果高度对应被认为是高表达,是临床上使用曲妥珠单抗等靶向治疗药物的指征,故本研究统计结果时,将+++定义为阳性表达,-和+~++定义为阴性表达。细胞质染色被认为是非特异的,不包括在评价范围内。通过ER、PR、HER2的表达情况将乳腺癌分为4型即Luminal A型[ER+和(或)PR+,HER2-)],Luminal B型[ER+和(或)PR+,HER2+)],HER2+型(ER-、PR-,HER2+)和Basal-like型(ER-、PR-、HER2-)。
1.4 观察指标
主要研究4种不同分子亚型患者的临床一般情况:如年龄,肿瘤的大小,淋巴结状况,临床分期,化疗后是否达到病理完全缓解。按照国际抗癌联盟实体瘤疗效评定标准[9],临床缓解包括: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 D);疾病进展(PD);临床总有效=CR+PR。完全缓解包括c CR和p CR,其中残留的导管原位癌也认定为p CR[10,11]。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7.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66例入组患者中,Luminal A、Luminal B、HER2+及Basal-like亚型的患者分别为3例(4.5%)、43例(65.3%)、19例(28.8%)、1例(1.5%)。4组患者的年龄、肿瘤大小、淋巴结状况、临床分期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2 4种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患者p CR率比较
66例入组患者中,总共有9例患者获得p CR,总p CR率为13.6%。4种分子亚型的p CR率明显不同:HER2亚型的p CR率为66.7%,明显高于Luminal A亚型11.1%,Luminal B亚型的22.2%及Basal-like型的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所有患者中临床总有效率为87.9%,其余的患者均为SD,并没有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出现PD。
3 讨论
有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取得p CR意味着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并可以作为预测更好生存率的替代指标[12,13]。一些有可能存在低p CR的患者可以考虑让其减少细胞毒性药物的治疗,及早找到一个更佳的替代治疗方案[14]。目前认为,不同分子亚型的乳腺癌患者不仅预后存在差异,而且对全身化疗的敏感性也不同。Rouzier等[15]对接受ECT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基因表达图谱进行分析,结果显示Basal-like亚型和HER2+亚型的p CR率可达45%,而Luminal亚型的只有6%。本研究显示,分子亚型与行TEC新辅助化疗方案的p CR有关性(P<0.05)。HER2+/ER-型获p CR率明显高于其他3种分子亚型,Luminal A型获p CR率最低。HER2阳性提示肿瘤的高度恶性,与区域阳性淋巴结、肿瘤的低分化及高转移活性密切相关,HER2阳性乳腺癌较HER2阴性乳腺癌表现为较差的组织学分级、较高比例的p53突变和易发生淋巴结转移,预后差。而化疗的机制在于作用于异常增殖的细胞并进行杀伤、破坏。肿瘤细胞增殖的速度越快,化疗的疗效越明显,而且ER-、HER2+的肿瘤细胞对于细胞毒性药物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在本研究中,发现乳腺癌分子分型与年龄、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临床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无关,却与p CR及临床缓解情况有关。一些临床试验结果显示,p CR和临床治疗效果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也是提示远期生存率的一个较好的预测指标[5,6,7]。不同分子亚型见对化疗敏感性的不同存在许多潜在因素,其中Basal-like和HER-2亚型乳腺癌以癌基因的聚集式表达及增殖为特性[6],最近有1项针对1个受增殖基因表达影响的预后指标的研究,并用其来预测p CR率与以阿霉素/多西他赛为主要化疗方案的化疗相关性[16]。然而有研究表明接受传统化疗药物乳腺癌患者的p CR率一般不高于30%[17],因此在ECT的同是加入基因靶向治疗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针对基因靶向治疗在乳腺癌的综合治疗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临床试验已表明HER2+的患者应用曲妥珠单抗能提高远期生存率,而Basal-like因其为受体表达阴性,对内分泌及曲妥珠单抗治疗无效,治疗方案单一,因此对此类型的乳腺癌患者寻找新的靶向个体化治疗显得尤为必要。
乳腺癌分子分型 第2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病理资料及分组
选取2000年1月~2008年12月在该院首诊、接受手术的乳腺原发性浸润性导管癌患者441例。患者全部为女性,年龄在25~87岁之间,平均年龄51岁。按年龄分为35岁组、36~49岁组和≥50岁组。肿瘤大小分4组:肿瘤最大径1 cm,1~2 cm(包括2 cm),2~5 cm(包括5 cm),>5 cm。淋巴结转移状态分3组:无淋巴结转移组,1~3个淋巴结转移组,≥4个淋巴结转移组。组织学分级根据Nottingham分级系统[6]进行评分:3~5分为Ⅰ级,6~7分为Ⅱ级,8~9分为Ⅲ级(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基于免疫组织化学的乳腺癌分子分型
免疫组织化学采用En Vinsion方法(Dako Cytomation EnVision+Dual Link System-HRP)。根据激素受体状态及R HER2状态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进行分子分型,将HER2(-/+)定义为HER2阴性,HER2(++/+++)定义为HER2阳性。ER/PR阳性为Luminal型,其中根据HER2状态进一步分为Luminal A(ER、PR阳性,HER2阴性;ER或PR阳性,HER2阴性)和Luminal B(ER/PR、HER2均阳性)两个亚型;ER、PR及HER2均阴性为三阴型(Triple-Negative);ER、PR阴性及HER2阳性为HER2阳性型。
1.2.2 随访
研究的终点事件定义为乳腺癌复发(包括局部区域性复发、对侧乳腺癌及远处转移),第二原发恶性肿瘤及任何原因所致死亡。无病生存时间为自乳腺癌手术至终点事件的时间[7]。
例(%)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SP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定量资料采用,定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定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及Spearman相关分析;生存分析:单因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并用Log-rank及Breslow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多因素生存分析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采取逐步前进法进行预后因素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全组患者随访3~9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1个月,发生终点事件患者共61例,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阳性型及三阴型乳腺癌患者发生终点事件的例数分别为26、12、10和13例。
2.2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不同分子分型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见表2
可见分子分型与年龄分组无关(Pearson ChiSquare,P=0.109,Spearman Correlation,P=0.397),与组织学分级相关(Pearson Chi-Square及Spearman Correlation,P<0.0001):低级别组中Luminal A为主,高级别组中HER2+型及三阴型为主。
3 生存分析
3.1 单因素Ka pla n-Me ie r法分析
3.1.1 无病生存时间(disease-free
survival,DFS)441例,缺失113例。随访时间最长96个月,最短3个月。平均无病生存时间为(38.9±26.8)个月,中位无病生存时间为31个月。结果显示,无病生存时间与年龄分组无关(Log rank P=0.231,Breslow P=0.178),与淋巴结转移相关(P<0.0001),与组织学分级无关(Log rank P=0.436,Breslow P=0.137)。与分子分型相关(Log rank P=0.001,Breslow P=0.020),与ER状态相关(Log rank P=0.033,Breslow P=0.014),与PR状态相关(Logrank P=0.0001,Breslow P=0.004)。与HER2状态无关(Log rank P=0.635,Breslow P=0.969)。
3.1.2 总生存时间(O verall survival,O S)
441例,缺失113例。随访时间最长96个月,最短3个月。平均总生存时间为(39.4±26.8)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为31个月。结果显示,总生存时间与年龄分组无关(Pearson Chi-Square P=0.062,Spearman Correlation P=0.171),与淋巴结转移有一定关联(Pearson Chi-Square P=0.114,Spearman Correlation P=0.001),与肿瘤大小相关(Pearson Chi-Square P=0.003,Spearman Correlation P=0.012),与组织学分级无关(Pearson Chi-Square P=0.199,Spearman Correlation P=0.234),与分子分型无关(Pearson Chi-Square,P=0.868,Spearman Correlation P=0.396),与ER、PR无关(Pearson Chi-Square分别为P=0.782和P=0.283,Spearman Correlation分别为P=0.610和P=0.276),与HER2有一定的关联(Pearson Chi-Square,P=0.437,Spearman Correlation P=0.032)。
3.1.3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分子分型与无病生存时间的相关分析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分子分型与无病生存时间相关(Log rank P=0.131,Breslow P=0.029)。附图显示全组浸润性导管癌各分子分型Kaplan-Meier生存曲线:随访至60个月时,Luminal A型预后最好,其余依次为Luminal B型、HER2+型和三阴型;随访至80个月时,Luminal A型预后仍为最好,其余依次为Luminal B型、三阴型和HER2+型;随访至90个月时,Luminal B型预后最好,其余依次为HER2+型、三阴型和Luminal A型乳腺癌(见附图)。
3.2 多因素COX风险比模型
应用COX风险回归模型对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组织学分级、激素受体、HER2状态及分子分型等行多因素生存分析发现,影响无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为ER、HER2及淋巴结状态,危险比分别为0.0389(95%CI:0.153~0.993,P<0.048)、3.014(95%CI:1.164~7.808,P<0.023)和2.633(95%CI:1.548~4.476,P<0.0001)。而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分子分型及PR状态等不是影响无病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P值分别为0.918、0.514、0.479及0.295。
4 讨论
乳腺癌是生物学高度异质性的肿瘤,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是目前预测预后和指导治疗重要的分子标志[8]。PEROU等[2]根据乳腺癌不同的分子特征(ER、PR、HER2状态等)将乳腺癌分成4~5个不同亚型:Luminal亚型(ER/PR+)、HER2+型(ER-、PR-、HER2+)、Basal-like型(ER-、PR-、HER2-)和Normal-like型等,其中Luminal亚型又称激素受体阳性型,进一步分为Lu minal A(HER2-)和Luminal B(HER2+);Basallike型和Normal-like型统称为三阴型。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Luminal亚型)占乳腺癌总数的65%~70%,HER2 2阳性乳腺癌约占10%~25%,而三阴型乳腺癌约占乳腺癌总数的15%~25%左右[9]。在笔者的研究中,Luminal亚型占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总数67.3%,其中Luminal A型占49.1%,Luminal B型占18.2%,HER2阳性型占13.8%,三阴型占19%,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10,11,12]。
4.1 激素受体阳性型(Lumina l亚型)是乳腺癌最常见的分子类型
在全组浸润性导管癌中Luminal亚型约占67.3%(Luminal A型占49.1%,Luminal B型占18.2%)。乳腺癌激素受体状态不仅是公认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预测因子,也是重要的独立预后因子[13]。在笔者的研究中,中位随访31个月发现,Luminal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分子分型与DFS显著相关(Logrank P=0.001),Luminal型乳腺癌复发转移风险在随访过程中持续存在,呈逐年递增趋势(见附图)。短期随访生存分析发现,Luminal A型乳腺癌的预后明显优于Luminal B型。这可能是由于Luminal B型同时伴HER2过表达,在Tamoxifen内分泌治疗中产生串扰(Cross-talk),导致Tamoxifen耐药,疗效不佳[14,15]。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Ki-67相关,后者是与细胞周期和增殖相关的基因蛋白,Ki-67高表达提示肿瘤生长活跃,容易发生转移[16,17]。全组乳腺癌中,Luminal B型Ki-67的表达(89.4%)明显高于Luminal A(57.4%)(Pearson Chi-Square,P<0.0001),与SORTIRIOU等的研究结果相似[18]。
4.2 HER2阳性乳腺癌
HER2+乳腺癌约占乳腺癌的10%~25%[9,19]。笔者的资料显示HER2+乳腺癌约占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13.8%。基于人口的研究和回顾性分析表明,HER2过表达是一个不良的预后因素,与分化差、高级别、较高的细胞增殖指数及淋巴结转移相关,并且相对抵抗某些类型的化疗[19]。笔者研究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HER-2是独立的预后因子之一。从8年的生存分析曲线看(见附图),在术后头3年内有一个迅速递增的复发风险,4年后趋于平稳,4~8年的复发死亡风险低于其他类型乳腺癌,笔者研究的生存曲线与Seshadri相同[20]。
4.3 Triple-Ne ga tive乳腺癌
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占乳腺癌的10%~17%[21],这型乳腺癌的临床生物学行为极为凶险,预后极差。同时,三阴性乳癌还被认为对内分泌治疗及分子靶向治疗完全不敏感,除手术及化疗外,治疗手段极为有限[22]。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各型乳腺癌的分子分型与生存密切相关(P<0.05):Luminal A、Luminl B、HER2+及Triplenegative型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93.61%、98.33%、84.21%和83.93%。其中以三阴型乳腺癌复发死亡风险最高,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其他3组。三阴乳腺癌在发病2年内复发风险逐渐升高,2~3年间达到峰值,3年后逐渐趋于平稳,5年后复发死亡风险较低。笔者的研究与DENT等研究一致[23]。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分子分型与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2008年12月该院首诊的441例原发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均为女性,平均年龄51岁。根据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状态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全组乳腺癌分型为Luminal A型、Luminal B型、三阴型及HER2阳性型,观察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预后,比较各型患者术后的无病生存期及生存率,多因素分析筛选预后相关因素。结果 全组Luminal A型、Luminal B型、三阴型及HER2阳性型乳腺癌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9.1%、18.2%、19%和13.8%。随访3~9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31个月,61例患者复发或死亡。单因素分析示乳腺癌无病生存期与分子分型、淋巴结状态、ER及PR状态有关;多因素分析示ER、HER2-2及淋巴结状态为乳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能够准确反映乳腺癌的预后,Luminal型预后最好,而HER-2型预后最差。
乳腺癌分子分型 第3篇
参会的咨询组专家有中华医学会戴建平副会长, 深圳大学陈思平副校长、项目组专家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院士, 复旦大学中国工程院王威琪院士,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刘志红院士等来自全国13家单位的著名专家教授;管理部门领导有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闫金定处长, 国家自然基金管理委员会医学科学部三处李恩中主任;总后卫生部科训局李萍助理员, 南京军区联勤部卫生部范颂杰副部长、江苏省科技厅社发处蔡永兵副处长,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史兆荣院长等到会并讲话。首席科学家、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卢光明介绍了项目概况, 然后5位课题负责人南京大学周国华教授、中南大学周飞艨教授、厦门大学张现忠教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卢光明教授、浙江大学杨晓明教授分别进行课题汇报。最后, 咨询组专家和专家委员会专家指导评议, 各课题组分组讨论。与会专家对项目做了高度评价, 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临床上绝大部分为进展期乳腺癌。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乳腺癌治疗水平, 临床亟需发展一种实时动态、多元精准、在体无创、快速简便的分子分型新方法, 反映肿瘤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生物学特征。为实现该目标, 首席科学家、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卢光明联合了8家优势单位, 包括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2个国家临床重点学科;拥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及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在内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19名组成科学研究方阵, 进行跨学科的强强联合攻关。拟解决:中国人群乳腺癌的分子分型新标志物、乳腺癌影像多元分子分型的多功能分子探针、乳腺癌精准诊疗的影像实时动态多元分子分型新模式。预期通过该项研究获得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性成果, 并向临床转化, 显著提高我国乳腺癌基础研究及临床诊疗水平, 延长进展期乳腺癌患者生存期, 并对其他肿瘤的精准治疗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培养一批致力于肿瘤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转化研究的人才,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分子影像研究的学术团队, 有力推动我国该方面相关基础和临床医学的发展。
本项目前期在肿瘤标志物筛选、分子探针构建、成像方法研发及应用方面已有丰富的工作积累, 建立了大规模高通量筛选新方法、研制了多功能肿瘤靶向分子影像新探针, 发展了光声成像等分子影像新技术, 已取得105项国内外专利, 在Science等国际著名杂志发表300余篇论文。卢光明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 南京大学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 兼任国际磁共振学会中国分会主席, 中华放射学会常委, 中华放射学会磁共振学组组长,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分子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放射学会主任委员。他从事医学影像诊断工作30余年, 在肿瘤的影像诊断上有较深的造诣, 是国内最早采用MRI深入研究肿瘤的医师之一。在实验研究方面, 侧重分子影像对乳腺癌及肺癌等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各1项, 参与了“973”子课题2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00余篇, 包括SCI论文60余篇, 其中影响因子5分以上者19篇。主编著作多部。以第一负责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1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2项, 获总后勤部“医学科技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分型方法 第4篇
1 随机扩增DNA多态性分型(RAPD)
Williams等在1990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创立了随机扩增DNA多态性(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APD)分型方法,后来该方法被美国医院流行病学协会推荐为医院感染中常见病原菌的分型方法[1]。这种分型方法原理是,采用单一非特异性引物来识别细菌染色体上的相应位点,使用较低的退火温度,让其发生多位点结合。该分型通过PCR扩增、电泳检测并摄像,得到复杂基因组的指纹图谱,然后根据指纹图谱的差异达到分型的目的。这种分型方法的优点是安全、简便、快速、灵敏、经济,引物通用。缺点是操作技术有些复杂、分辨率低、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重复性不太好等。
2 表面蛋白A基因多态性分型(spa分型)
1987年已有研究报道,首次将金黄色葡萄球菌蛋白A基因(Staphylococcus aureus Protein A,spa)多态性分型的方法用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该方法是基于spa基因重复序列的一种分型方法[2]。spa包括以下几个部分:Fc部分、X区域和Fc末端区域。目前,已证实X区含有许多具有高度多态性的重复片段,大小为24 bp,重复数量为3~15个,不同的菌株间重复的数目和序列不同。鉴于此,针对NCBI上的spa的基因序列来设计扩增引物,对spa X区域进行PCR扩增,根据产物具有一定多态性的特点,利用酶切后可以得到不同的电泳图谱,对其进行分子分型。该分型方法简便、快捷、易储存、易标准化。但是该法分辨率低,只能用于粗筛或初步筛选。
3 多位点测序分型(MLST分型)
Maiden等于1998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分辨率高的分型方法,就是现在的MLST[3]。该方法根据金黄色葡萄球菌内部的7个管家基因(aro E、arc C、gmk、pta、glp F、tpi和yqi L),根据不同菌株每一片段有不同的序列,进而对这7个管家基因进行扩增、测序,与标准克隆株序列比对,从而达到分型的目的。MLST具有其网络数据库,库内包含有全球流行病学提交的相关资料,给长期进行流行病学相关试验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该方法要求较严格,必须通过测序才能准确分型。
4 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分型)
1984年,Schwartz和Cantor创建了用于全基因组DNA分型的染色体DNA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分型方法,目前,该方法被认定为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型的金标准[4]。其DNA经限制性内切酶(SmaⅠ、XbaⅠ)消化后,通过特殊的电泳,可获得5~20条不同大小的片段,根据电泳条带的不同大小和多少对其进行分型。其分型规则如下:同一型的菌株条带数目和大小一致,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如A型;同一型别的不同亚型条带形式相差3个条带以下,表示方法为字母加数字,例如A1;不同型别的条带形式相差4个条带以上,用其他的字母表示,如B、C、D、E、F型等。PFGE这种分型方法,具有型率高、分辨率高、重复性好等优点。然而,也有一定的缺点,繁琐耗时、试验费用高、对试验仪器要求高等,在现实试验中,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便于普及。
5 mec A基因高变区长度多态性
MRSA菌株作为临床特殊菌株,这种方法可以对其分型,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染色体上,mec A和IS431之间存在着一段高变区,不同的MRSA菌株,呈现的碱基序列和数量不同,根据这个重复单位序列扩增产物的不同来进行分型。因此,可以用PCR扩增方法来区分不同的MRSA菌株,区分其型别。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快捷,且分辨率高,但是至今没有统一分型标准[5]。
6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选择采用哪种方法分型时,必须全面考虑技术、时间、费用、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这些分型方法中,脉冲场凝胶电泳仍然是暴发流行中MRSA分子分型的金标准,而其他分型方法更适合用于检测菌株的变异和建立国际监测[6]。MLST和PFGE分型的方法依旧是菌种长期进化研究的首选。Spa分型适合初步筛选,可以在一般常规监测中应用。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分型方法绝对好或绝对不好,临床试验中必须根据自身试验的情况及试验要求,结合相关的流行病学资料信息,有针对性地选择分型方法。建议选择2种或2种以上的方法来对菌株分型,可以通过比较提高其准确度,有利于提高分辨率、分型率,使试验结果更准确。或者先用分型率高的方法,再用鉴定率高的方法进行分型。
摘要:目前,分子分型方法已成为研究细菌耐药性发生及传播的重要手段,常用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分型的方法有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型(PFGE)、表面蛋白A基因多态性分型(Spa)、随机扩增DNA多态性分型(RAPD)、多位点测序分型(MLST)等,本文总结了上述几种常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分型方法 。
关键词: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型方法,基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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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分子分型 第5篇
关键词:乳腺癌,超声诊断,病理分型,相关性
临床上,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7%~10%, 仅次于子宫颈癌, 并且近年来有超过子宫颈癌的倾向, 并逐年呈不断上升趋势。根据有些大城市的报道, 乳腺癌甚至已经占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目前, 有关乳腺癌的发病机制尚未十分明确, 乳腺是多种内分泌激素的靶器官, 20岁前本病少见, 20岁以后发病率将会迅速上升, 45~50岁较高, 绝经后发病率继续上升[1]。由于乳腺癌的病因尚不清楚, 目前尚难以提出确切的病因学预防 (一级预防) 。因此早期发现乳腺癌对挽救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乳腺的超声检查相对便捷、无创, 适用于检查致密性乳腺内的病灶。但是并不能定性诊断, 最好的方法是动态增强MRI或行穿刺活检。因此本次研究选取48例来笔者所在医院就诊的乳腺癌患者, 主要分析探讨乳腺超声表现与病理分型的相关性。现将本次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来笔者所在医院就诊的乳腺癌患者48例, 均为女性患者。年龄29~68岁, 平均 (44.56±5.23) 岁。所有患者经病理学检验均确诊为乳腺癌。48例患者肿瘤具体部位, 详见表1。
1.2 方法
1.2.1 超声检查
根据患者的病变部位采取相应的侧卧位或仰卧位进行检查, 要对乳腺的四个象限分别横向纵向进行检查。检查时要观察肿块形态, 测量肿块大小以及肿块周围的回声。并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肿块组织周围的血流状况进行检测, 并观察记录有无肿大淋巴结。
1.2.2 病理检查
对乳腺癌患者病变部位进行穿刺活检, 取出病变组织, 送往病理科进行病理检验。
2 结果
2.1 患者病理分型
48例乳腺癌患者经病理确诊后, 导管内癌3例, 小叶原位癌5例, 浸润性导管癌26例, 浸润性小叶癌12例, 特殊类型癌2例;而超声除此检验结果为导管内癌2例, 小叶原位癌4例, 浸润性导管癌24例, 浸润性小叶癌10例, 特殊类型癌1例, 良性肿瘤7例。乳腺癌诊断与病理结果相比符合率为85.42%。详见表2。
2.2 患者TNM分期
病理检查结果, Ⅰ期23例, Ⅱ期12例, Ⅲ期11例, Ⅳ期2例;而超声检查结果显示, Ⅰ期20例, Ⅱ期10例, Ⅲ期10例, Ⅳ期1例。分期结果详见表3。
例 (%)
3 讨论
乳腺癌是来自于乳腺终末导管小叶单元上皮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在近50年来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乳腺癌常发于40~60岁的妇女, 35岁以下的女性发病率较低, 男性乳腺癌更加罕见[2]。其中, 半数乳腺癌好发于乳腺的外上象限。目前, 有关乳腺癌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可能与激素作用、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放射线以及纤维囊性变等因素有关。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为外科治疗, 但是手术方式虽然在不断改进, 但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据统计, 近10余年5年生存率有所改善, 死亡率有所下降。首先要归功于人们的早期发现与早期诊断。因此, 患者的及时发现与医院的明确诊断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3]。
乳腺癌患者经过超声呈现出形态不规则的图像, 且边界不清楚, 内部回声也不均匀, 并存在钙化点。乳腺癌中, 最常见的病理分型为浸润性导管癌和浸润性小叶癌, 这两种分型通过超声显示发现其在形态、毛刺方面存在相对明显差异, 有助于区分和诊断。因此, 可通过超声初步鉴别出乳腺癌的分型。
综上所述, 乳腺癌患者的超声影像学检查有其显著的特点, 并结合乳腺癌的发病年龄与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 可以有效的提高乳腺癌诊断的准确率。因此超声影像学对早期发现乳腺癌有重要意义, 在临床上, 可以作为早期发现乳腺癌的检查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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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分子分型 第6篇
1 资料与方法
临床随机收集2006年12月~2009年3月期间广东省中医院乳腺科住院部及深圳市中医院普外科住院部符合标准的122例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观察指标包括中医证候分型[2]、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的血流密度[3]、血流形态、血流阻力(RI)、峰值血流速度(PS)。3组病例一般资料如表1所示。
对肝郁痰凝证、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患者一般资料运用χ[2]检验,P>0.05,3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2.1 122例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情况
2.2 各证型血流密度的分布情况及其统计分析
由表3可见,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密度以Ⅱ级为主,冲任失调证以Ⅲ级为主,正虚毒炽证以Ⅳ级为主。
结论:经Ridit分析,可认为各组总体平均Ridit不等或不全相等.
由表5可知,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密度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血流密度有明显差异(P<0.05)。
2.3 各证型血流形态的分布情况及其统计分析
由表6可见,肝郁痰凝证血流形态以周围型为主,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以混合型为主。
结论:经Ridit分析,可认为各组总体平均Ridit不等或不全相等.
由表8可知,肝郁痰凝证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血流形态有显著差异(P<0.05)。
2.4 各证型血流阻力指数(RI)的数值情况及其统计分析
由表9可见,RI值肝郁痰凝证为(0.72±0.09)、冲任失调证为(0.82±0.10)、正虚毒炽证为(0.81±0.11)。
结论:P<0.05,认为各组总体均数不等。
由表11可知,肝郁痰凝证的RI值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RI值有显著差异(P<0.01)。
2.5 各证型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S)的数值情况及其统计分析
由表12可知,PS值肝郁痰凝证为(13.32±6.62)cm/s,冲任失调证为(21.30±8.50)cm/s,正虚毒炽证为(21.13±9.03)cm/s。
结论:P<0.05,故认为各组总体均数不相等。
由表14可见,肝郁痰凝证的PS值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PS值有显著差异(P<0.01)。
3 讨论
3.1 乳腺癌中医证型与CDFI血流密度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61例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密度以Ⅱ级为主(占49.2%),51例冲任失调证的血流密度以Ⅲ级为主(占70.6%),10例正虚毒炽证以Ⅳ级为主(占50.0%)。其中肝郁痰凝证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血流密度经秩和检验,有显著差异(P<0.05)。122例患者的血流密度以Ⅱ~Ⅲ级为主(占71.3%),说明乳腺癌的血流是比较丰富的,与以往研究报道[4]结果相符。随着疾病的演变,血流密度分级也向更高级别发展,这与肿瘤依赖新生滋养血管迅速增殖的观点是一致的。
本研究仅从中医辨证分型层面对血流密度进行探讨,结果提示:由于证型的不同,血流密度分级也体现出差异。可能由于样本含量偏小,各证型的各级血流密度分布有较大重叠。并且在临床工作中,有学者[5]发现乳腺癌组织分化程度对血流程度也有重要影响,不同分化程度的浸润性导管癌的血流有差异,分化好的肿瘤血流相对较少,分化差的肿瘤血流多。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范围应该更加具体化、准确化,比如对乳腺癌的病理类型、分化程度等可能影响血流显像的因素加以限定。
同时有研究者[6]指出病灶大小与血流信号检出也有关系,随着肿块增大,血流信号检出率明显增高,肿块最大径大于2.0cm,均可检出血流信号,而小于1.0cm的血流信号检出率较低。本研究中,血流信号检出率100%,但肝郁痰凝型乳腺癌亦有17例血流信号为I级,其中<1cm的病灶8例,>2cm的1例,(1~2)cm之间的8例。分析其原因可能有:首先,本次研究应用的超声探头为12MHz,灵敏度非常高,既往文献报道中很少见到用此频率的超声探头;其次,本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倚,住院病人的乳腺彩色B超都是在入院之前门诊就诊时完成的,主要由医生触诊后决定其辅助检查,可能漏掉了较多<1cm的病灶。
3.2 乳腺癌中医证型与CDFI血流形态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形态以周围型为主(占60.7%),冲任失调证以混合型为主(占74.5%),正虚毒炽证以混合型为主(占90.0%)。其中,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形态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血流形态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22例患者的血流形态周围型占31.97%、中央型占22.13%、混合型占45.90%,这与血管朝肿瘤方向生长,进而不断在肿瘤内生长并建立自己的微血管网的观点较为一致。其中,血流形态周围型所占比例相对中央型高,这与国外学者[7]“肿瘤周边是血管分布的热点”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另外,Raza等[8]研究发现穿入血管评价恶性肿瘤敏感性为68%,特异性为95%,本研究中亦观察到穿人型滋养动脉,即本研究中规定的混合型血流形态(占45.90%)。结果提示:随着中医辨证分型的不同,血流形态也表现出差异。这说明乳腺癌中医病机变化与现代医学从滋养血管角度阐述肿瘤的发生与生长具有一致性。
3.3 乳腺癌中医证型与CDFI血流阻力指数(RI)的相关性
RI值肝郁痰凝证为肝郁痰凝证为(0.72±0.09)、冲任失调证为(0.82±0.10)、正虚毒炽证为(0.81±0.11)。且肝郁痰凝证的RI值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RI值经q检验,有显著差异(P<0.01)。
本研究中的血流阻力指数(RI)的值与以往文献报道中的结果基本一致[9],为高阻血流,支持“肿瘤血管缺乏正常的树状分支结构,且新生血管走行迂曲、内径粗细不一、外形不规则”的观点。但各组间数值范围重叠性较大,其临床参考价值及意义需要进一步探讨。目前文献中,暂时还没有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3.4 乳腺癌中医证型与CDFI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S)的相关性
肝郁痰凝证的PS值肝郁痰凝证为(13.32±6.62)cm/s,冲任失调证为(21.30±8.50)cm/s,正虚毒炽证为(21.13±9.03)cm/s。且肝郁痰凝证的PS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PS经q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本研究中的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S)的值与文献报道的结果大致相似,为高速血流。但各组间数值范围重叠性较大,因此有学者[10]提出观察脉冲多普勒频谱形态,乳腺癌脉冲多普勒频谱形态表现为收缩期峰值流速较高,且峰值前移,收缩期上升速度快,下降速度相对较缓,舒张末期血流多数较少或无血流。但从脉冲多普勒频谱形态方面进行研究的报道较少,其代表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摘要:目的:探讨乳腺癌证候分型与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为乳腺癌中医证候的规范化研究提供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方面一些微观的、客观的评价依据。方法:临床随机收集122例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观察指标包括中医证候分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的血流密度、血流形态、血流阻力(RI)、峰值血流速度(PS)。结果: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密度、血流形态、血流阻力(RI)、血流峰值速度(PS)的结果分别与冲任失调证、正虚毒炽证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肝郁痰凝证的血流密度以Ⅰ~Ⅱ级为主,血流形态以周围型为主,血流阻力(RI)平均值0.724±0.095,血流峰值速度(PS)平均值13.322±6.625cm/s,为该中医证候的规范化研究提供彩色多普勒超声方面微观的、客观的评价依据。
关键词:乳腺肿瘤,证候,多普勒,临床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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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分子分型 第7篇
子宫颈筛查的目的在于尽量发现高级癌前病变,从而减少浸润癌。近年来,国内外妇科学专家均建议对30岁及以上妇女进行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检测及细胞学联合的子宫颈筛查[1]。2006年6月,我院引进了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HCⅡ),对宫颈病变患者进行HPV DNA检测,收到良好的效果[2]。2008年11月,我院又引进了凯普HPV导流杂交分型检测技术,进一步探讨高危型HPV亚型的分布特点,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6年6月~2008年6月接受HCⅡHPV DNA检测患者共2 153例,所有对象均有性生活史,年龄19~76岁,中位数36岁;以病理学诊断为标准,其中宫颈癌66例(宫颈鳞癌65例,宫颈腺癌1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238例(CINⅠ87例、CINⅡ65例、CINⅢ86例)、宫颈炎1 276例(轻度276例、中度634例、重度366例),另外以体检为目的无临床症状者332例,有妇科临床症状(宫颈湿疣95例、性交后出血或异常阴道出血62例等)241例。
2008年11月~2009年12月接受凯普HPV分型检测的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342例,年龄19~66岁,中位数35岁;其中CINⅠ140例、CINⅡ127例、CINⅢ75例。
1.2 方法
1.2.1 仪器与试剂
HCⅡ基因杂交信号扩大仪(DML2000)及配套HPV DNA检测试剂盒、宫颈细胞采样器购自美国DIGENE公司;凯普导流杂交仪及配套试剂由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ABI7000荧光定量PCR由中山达安基因有限公司提供。
1.2.2 标本采集
采用配套宫颈采样器插入患者阴道,于宫颈口顺时针旋转3~5圈,避免宫颈分泌物及血液污染,立即浸入含保护剂的专用试管,封盖后送至实验室4℃冰箱保存,2周内检测。
1.2.3 HPV DNA检测
采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HCⅡ)对患者宫颈脱落细胞HPV DNA载量进行检测,共检测16、18、31、33、35、39、45、51、52、56、58、59和68等13种高危型HPV。由实验技术人员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经裂解-杂交-捕获-信号放大-分析实验步骤进行操作,在DML2000荧光检测仪上读取相对光学单位(RLU)。当RLU/阳性对照RLU>1.0时表示HPV DNA阳性。
1.2.4 HPV分型检测
按试剂说明书进行实验操作与结果判断。实验步骤如下:宫颈细胞HPV-DNA提取、PCR扩增、分子导流杂交、显色。可检测13种高危型HPV:16、18、31、33、35、39、45、51、52、56、58、59和68亚型;5种低危型HPV:6、11、42、43和44亚型。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应用SPSS10.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或趋势χ2检验分析各组间差异,差异有显著性者再计算比值比(OR)。病毒载量采用百分位数计算方法,其结果用中位数(M)及四分位间距表示,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高危型HPV DNA阳性率
2 153例受检者中701例HPV DNA检测阳性,阳性率达32.6%。其中宫颈癌、CINⅠ、CINⅡ、CINⅢ和宫颈炎患者阳性率分别达93.9%、30.2%、52.9%、80.2%和31.3%;其他妇科良性疾患:宫颈湿疣患者阳性率达51.6%,性交后出血或异常阴道出血患者达21.0%,体检无临床症状者阳性率达10.2%。见表1。
2.2 高危型HPV感染率年龄分布
2 153例接受宫颈筛查患者的各年龄阶段高危型HPV感染率见附图。75.0%的高危型HPV感染发生在30岁以上,且40~59岁是高危型HPV最高发的年龄阶段。
2.3 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与宫颈癌、CIN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宫颈癌及CIN患者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比较见表2。随着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增高,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有上升趋势。
2.4 HPV亚型分布
342例宫颈上皮内瘤变经凯普导流杂交检测,共159例检测阳性,阳性率达46.5%,其中高危型HPV感染率为43.3%(148/342)主要的感染类型为16、52和58亚型,低危型HPV感染率为3.2%(11/342),主要的感染类型为11、6和42亚型;CINⅠ阳性率为30.0%(42/140),主要亚型为16、52和33亚型;CINⅡ阳性率为43.3%(55/127),主要亚型为16、58和18亚型;CINⅢ阳性率为68.0%(51/75),主要亚型为16、52和58亚型。
2.5 HPV多重感染
148例高危型HPV感染者多重感染率为23.0%(34/148);其中双重感染28例,占18.9%,三重及以上感染6例,占4.1%;CINⅠ、CINⅡ和CINⅢ多重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1.4%(9/42)、32.7%(18/55)和13.7%(7/51)。
3 讨论
子宫颈癌仍是威胁妇女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占妇科生殖道恶性肿瘤第2位。研究显示,HPV感染是引发子宫颈癌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危型HPV持续感染可导致宫颈癌及CIN。因此,美国癌症联合会及美国妇产科联盟均建议对30岁及以上妇女进行HPV检测及细胞学联合的子宫颈筛查[1]。国内HPV检测方法多采用斑点印迹法、荧光原位杂交法、Southern杂交法、多聚酶链反应(PCR)法和近年来的杂交捕获法(HCⅡ)[3]、导流杂交基因分型技术[4]。
经一些前瞻性研究发现,HCⅡ技术是一种简便可靠的检测HPV DNA的方法,在子宫颈癌高危人群筛查中很有价值。本研究采用该技术对2 153例我院宫颈中心就诊的患者进行高危型HPV DNA检测,结果发现,宫颈癌及CIN患者高危型HPV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妇科良性疾患,并且宫颈癌患者的感染率高达93.9%,明显高于CIN患者。本研究66例宫颈癌患者中有4例高危型HPV DNA检测阴性,可能是由于目前已发现的高危型HPV有15种类别[5],而HCⅡ仅能检测其中的13种。目前认为HPV感染的高危因素有性行为、年龄和吸烟等。HPV感染好发于18~30岁女性,但大多为一过性的感染。若高危型HPV感染持续存在,则发生宫颈癌与CIN的风险将大大提高。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危型HPV感染率有上升趋势,40~59岁是高危型HPV最高发的年龄阶段,这与MIN[6]在广东省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对40岁以上妇女进行宫颈病变筛查更有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文献发现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与宫颈癌、CIN病变程度密切相关,但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是否可作为预测宫颈疾病程度的指标,尚无定论。本次研究发现,随着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增高,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有上升趋势,但与文献比较[7],其病毒载量差异较大,其原因可能是:(1)HCⅡ是通过样本RLU与阳性对照RLU比较得出高危型HPV DNA的相对含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定量检测,其结果仅能作为参考;(2)HCⅡ检测结果受到样本中宫颈脱落细胞数量的影响,宫颈采样如何实现标准化是尚待解决的问题;(3)组织细胞缺氧造成的坏死有可能引起高危型HPV DNA的丢失。
本研究发现,在常州地区CIN患者感染高危型HPV的主要类型为16、52和58亚型,低危型主要为11、6和42亚型,这与国内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6,7,8,9]。江敬红[9]的研究报告提示,HPV52和58虽然在中国地区CIN患者的检出率很高,但在发展为宫颈癌的过程中自然清除的速度也较快,在宫颈癌患者的感染率有所下降。因此,HPV16仍然是最应关注的高危亚型。同时,本研究发现,在CINⅠ~CINⅢ的发展过程中,阳性率逐步增高,HPV感染亚型有一些变化,特别是HPV58感染率有上升趋势。关于CIN演变过程中HPV不同感染亚型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临床意义值得进一步的大样本验证。在CIN的人群中,大约有23.0%的患者存在多重感染,以双重感染最为常见,但在CINⅠ、CINⅡ和CINⅢ中并未发现多重感染发生率有明显的增高趋势,这与江敬红[9]的结果有些出入。笔者认为宫颈病变HPV多重感染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分析,高危型多重感染是否意味着更高的癌变风险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宫颈癌前病变患者进行人乳头状瘤病毒(HPV)DNA检测及基因分型的意义。方法 采集2153例宫颈中心就诊患者的宫颈脱落细胞,采用杂交捕获技术对HPV DNA进行检测。采用凯普导流杂交HPV分型技术检测342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的HPV亚型。结果 ①2153例受检者中701例HPVDNA检测阳性,阳性率达32.6%;其中以宫颈癌患者感染率最高,达93.9%,其次为宫颈上皮内瘤变,达54.6%。②高危型HPV感染好发于30岁以上,40~59岁是高危型HPV最高发的年龄阶段。③随着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高危型HPV DNA病毒载量有上升趋势。④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高危型HPV主要的感染类型为16、52和58亚型,低危型主要为11、6和42亚型。⑤CINⅠ主要感染亚型为16、52和33亚型,CINⅡ主要亚型为16、58和18亚型,CINⅢ主要亚型为16、52和58亚型。⑥高危型HPV感染者多重感染率为23.0%,其中双重感染18.9%,三重及以上感染4.1%。CINⅠ、CINⅡ和CINⅢ多重感染发生率未发现明显增高趋势。结论 高危型HPV DNA检测用于宫颈癌前病变筛查极有价值。HPV16仍然是最应关注的高危亚型。
关键词:人乳头状瘤病毒,DNA病毒,第二代杂交捕获实验,基因分型,宫颈肿瘤,宫颈上皮内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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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分子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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