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区域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精选6篇）

区域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第1篇

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影响因素和发展对策

内容摘要：探讨影响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有利于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脉络有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从而针对性地提出对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提高的发展对策。本文从商贸流通效率概念入手，通过对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对策。

关键词：商贸流通 效率 区域差异 影响因素 对策

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里，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王国，而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商贸流通业。但近年来，我国商贸流通效率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尤其区域间商贸流通效率的不平衡发展，对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已经产生深刻性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对国内物流效率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他们指出与发达国家商贸流通效率相比，我国商贸流通效率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趋势，且这一趋势日渐明显。其中商贸流通效率最高的地区为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而商贸流通效率较为低下的地区则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区域商贸流通效率问题的日益凸显，长期对我国国家竞争优势也具有较大程度上的影响，推高通胀、阻碍产业升级、导致国家竞争优势的削弱等都是我国商贸流通效率问题的突出表现。如何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业平衡发展，是当前我国商贸流通业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探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提升对策前，我们首先应对商贸流通效率的概念及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有一定了解。

商贸流通效率概念及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

（一）商贸流通效率概念

作为商品流通运行的组织载体，商贸流通产业不仅包括批发、零售日常用品，还包括住宿与餐饮等服务业，与此同时还包括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商贸流通中的流通顾名思义是商品的流通，即一系列商品的交换，通过商流、信息流、物流等将商品转换为相应的效益等。其中商流是指商品所有权在实体经济中转移所引起的所有商务活动；物流是指商品实体空间在实体经济中转移所引起的所有经济活动；信息流则指商流、物流在实体经济中引起的相关信息的交互运动。

商贸流通效率主要与商品流通时间、流通速度以及流通费用相关，所以商贸流通效率包含多种含义，不仅是组织商品流通过程中投入产出关系，而且指商品流转环节中流转速率，同时指商品运输路线与运输方式的合理性。总体来说，商贸流通效率追求的是既定流通成本下商品流通产出的最大化。资本循环一次所需要的全部时间，即商品流通时间，商品的需求状况，生产企业与市场之间距离的远近，以及商品流通的交通和信息条件等，都会对商品流通时间产生影响。商品流通速度在商贸流通中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为对一定量商品周转目标完成时所需要的时间多少，其二为流通商品在资本周转率上所需的多少。商贸流通领域中所引起的经济活动费用，即为商品流通费用。除了商品从产地运输到销地的费用，流通领域中商品的保存、整理包装及商品买卖等产生的费用都属于商品流通费用。

（二）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现代商贸流通业属于其中重要支柱与先导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从当前商贸流通现状来看，已经比较明显地滞后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综观流通问题，流通效率问题是其中内核。在我国，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主要通过提高制造环节价格竞争力来实现，但随着制造业各种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优势逐渐弱化。大力发展流通产业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在此大背景下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攻方向，而促进经济运行中流通成本的降低，提升商贸流通效率又是重中之重。

现有研究表明，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商贸流通业结构的影响，同时会受到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鲜明体现。商贸流通效率的演变，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中显示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近14年来，我国各的商贸流通效率以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比较接近，均低于东部地区。从有效年份来看，全国发展有效年份为12年，即有效率为85.7%；东部地区效率有效年份为13年，即有效率为92.9%，唯一无效年份的效率值也与1非常接近；从全国有效年份来看，中西部年份几乎全部被划归到无效年份，从中西部总体效率上来看，西部地区最低且波动较小，中部区域相对东西区域来说波动较大。东部地区不仅总体效率较高，而且在波动上趋势较小，可以说全国总体的效率水平均是依靠东部地区得到整体提高的。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我国流通组织运行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广泛诟病，使之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的一项热点议题。在我国商贸流通理论界和实践者看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达成一项共识。有关我国商贸流通组织效率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在商贸流通效率低下困境的根源方面却少有涉及，缺乏对影响商贸流通效率尤其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因素的全面与系统性研究。从当前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各区域之间差距仍然比较明显，这一现状的发生并非单纯地由某一种因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的共同结果。每种因素都具有不同的影响机理，在商贸流通业各个发展阶段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我国流通业的发展过程产生影响，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商贸流通效率程度依次弱化格局的最终形成。研究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并提出相对的发展对策，是推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产业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

根据孙金秀的对我国30个省际商贸流通业数据的比较分析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商贸流通业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而排在末五位的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从区域上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最发达的地区为东部，发展次之与发展最差的分别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这种结果除了与人们的认识一致外，在现实数据中也普遍得到了支持。综合来说，影响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地理区位与多种环境因素

地理区位因素从一般意义上看，是约束区位单位进行空间配置的外部因素。人口分布市场供求及资源分布等状况在不同的地理区位上均会有不同的状况，具有很大区位利益差异。沿江省份与沿海省份依靠水运可促进商贸流通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且与其他省份和国家的经济往来也比较方便，同时比内陆地区在资金、技术引进上具有更大的区位优势，因此商贸流通业发达，商贸流通效率较高。而内陆地区因运输成本较高、发展机遇较少等，自然在商贸流通效率方面较为低下。除了地理区位因素，区域各种环境因素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也具有较大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是不同区域人们生活的基本信仰与生活准则，形成了区域生活方式的相对固定性。商贸流通作为一种经营活动必然会涉及区域生活方式与文化背景，且各个区域存在不同的差异性，而这些又是影响消费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而会对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文化多元化的地区精神文化比较独立，商品货币意识更强，商贸流通效率也就越高，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商品交换意识较低，商贸流通效率相应也会降低。与此同时，政治与法律环境变化也会对商贸流通效率产生影响，其影响是通过政治与法律对商贸流通产业产生的决策性决定的，这些宏观决策对商贸流通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区位不同，政策倾向也会不同，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因素

作为一种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受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大。工业化水平不同，市场供求、规模及产业结构等也会相应不同，而这些都会导致商贸流通设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会相应地影响商贸流通渠道的构成与运行，从而影响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工业化水平越高，流通主体越活跃，流通网络与流通基础设施也就越发达，依托于这些运行的商贸流通业效率也就越高。从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业的不同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状态具有一致的影响。在影响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中，城市化水平也不可忽略。商贸流通是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商品交换的累积与流通和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的形成，而城市的规模化又会促进商贸流通密度经济的形成。简单商品流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趋向发达商品流通发展，城市化水平与商贸流通业的发达程度呈正比，而随着城市化水平与商贸流通业的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也会相应地提高。城市化的进程不仅对商贸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给商贸流通，为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例，因改革开放以来其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商贸流通业的步伐也随之被带动起来，商贸流通效率高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区域。

（三）市场化与开放化程度因素

首先，商贸流通业发展，以市场为载体，市场体系的完善与否，对商贸流通效率具有很大影响。不同区域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商贸流通业发展环境的不同。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环境来看，在市场化程度上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市场体系的完善度也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给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比如，“义乌商圈”作为商贸流通产业的典型，就是得益于当地的市场化环境，商品的聚集促使市场交易成本下降，提高了商贸流通效率。且政府对商贸流通业的支持程度也与市场化发展水平有关，改革开放政策的试点省份多选择商贸流通业发展较快的地区。我国区域发展实际情况显示，市场化指数越高，商贸流通效率也会越高，这种提高是基于需求推动而来的，当市场条件开始成熟时，其会随之提高对商贸流通效率的要求，在市场化指数各种指数中商贸流通效率也算是其中之一。其次，区域开放化程度也会对商贸流通效率产生影响。就当前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看，开放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市场需求就越趋向多样化与国际化，对商贸流通区域内市场饱和的局限性也就有更大的突破动力，有利于商贸流通业寻找到更多的市场空间，拥有更多强强合作的机会，刺激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则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国际化流通程度，导致其流通效率发展缓慢。

（四）地区分工与信息流通因素

从分工与交换或流通关系的理论来看，因流通资源在区域之间分布是不同的，所以在区域流通产业的分工上也会呈现出地区性的不同，从而对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区域商贸流通分工的不同，对区域商贸流通交易效率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就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产业资源分布来看，全国人口的60%都位于中西部地区，但在全国商贸流通零售网点和就业人员数量上中西部地区却不到50%，这种地区分工的不同，必然会对我国区域商贸流效率产生影响。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流通要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对区域商贸流通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现代商贸流通组成部分，信息虽然是一种无形商品，但其对商贸流通的过程却发挥着先导性作用。目前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也开始成为由信息化带动的全过程加速度运动。信息本身带有社会公用特征，从信息流通的规模与速度关系来看，两者呈现出明显的正比性。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会促进信息流通规模的扩大，信息所投注给商贸流通业的贡献就越大。现代商贸流通运动方式的核心特征，不仅体现在信息流通规模、速度、方式的扩大、加快及创新，还体现在信息带动与引领作用的发挥。信息的不对称，与其他影响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一起，导致了我国各区域间商贸流通效率在起跑线上的差别。

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对策

（一）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发展规划与体制改革，打破区位制约因素

对于现代商贸流通效率问题，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加快其商贸流通业健康发展的规划，强化区域商贸流通体制改革。我国政策决策层与主流理论界，应正确认识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对我国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加快制定、实施和完善。还应促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逐步减少行政性税费、行政审批权等，促进商贸流通业营改增试点的加快推进。政府应简政放权，缓解和消除区域行政壁垒，使商贸流通领域中的体制性成本在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中得以降低，推动我国商贸流通领域市场化和工业化平衡的有效实现，打破区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消除对商贸流通产业的歧视，并通过自身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商贸流通运行过程中的跨区域相关行政审批权，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政府还应认识到商贸流通业的产业性质，基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本质，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步伐，从税收优惠上降低区域商贸流通的运营成本。另外，我国还应对商贸流通跨区域治理协调机制进一步探索和构建，着力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情况，促进商贸流通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问题中，区位因素所形成的区域市场分割与协调发展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所以，各地政府应对商贸流通跨区域协调机制不断探索，鼓励商贸流通业通过兼并重组及联盟等做强做大，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进而促进商贸流通运行效率的提升。

（二）加强区域商贸流通合作，提高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度

加强区域商贸流通合作，是商贸流通的主流趋势，也是提高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迫切要求。尤其我国各省际地区之间的政府应积极倡导商贸流通行业的交流，通过协调与交流机制，推动区域商贸流通商业与具体企业间多层次、多形式合作的展开。通过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全面把握各地商贸流通业发展中的新机遇和新增长点。区域商贸流通业应对区域内商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同时应不断地扩大区域间商贸流通交流与合作领域和范围。区域政府应积极投入构建综合平台，以供省际间商贸流通项目更好地展开合作，促进区域商贸流通市场功能的开发，商贸流通投资、融资、管理等都应在综合平台中有所体现，以为区域商贸流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参考。我国区域商贸流通应通过合作举办国际性博览会，将各区域商贸流通业推荐和展示给全国及全世界。与此同时，我国各区域商业主管部门，应对全国统一性的商贸流通合作信息服务网络积极筹备建设，通过信息网络构建综合化商贸流通信息服务体系。我国各区域之间商贸流通产业可通过这一信息平台环境，实现信息的流通，使其信息的积聚效应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成为各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与沟通的枢纽平台，提高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度，推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此外，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应培养商贸流通人才。各区域政府应加强对商贸流通人才培养的投入，启动专项资金，对高端商贸流通领域人才进行引进和培育，促进商贸流通业人才结构的优化，改善区域文化社会环境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努力实现商贸流通人员效率的提高，由人员效率的提高带动我国区域商贸流通的发展，改善其效率问题。

（三）加强建设区域商贸流通现代交通体系，提升区域商贸流通速度

区域商贸流通竞争力的强弱，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关，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加快又离不开区域综合交通运输条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交通运输体系都比较发达和完善。对于商贸流通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区域，我国应加强对其现代商贸流通交通体系的建设。尤其对西部区域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航空等方面，不仅建设水平落后于东部区域，在完善程度上也不及东部区域，长期以来的交通制约因素导致其区域商贸流通引资较为困难，进而导致该区域经济发展较为滞后，阻碍了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也造成了商贸流通效率在该区域的交通瓶颈。中部地区虽然处于交通枢纽位置，但并未真正实现商贸流通业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客观要求，中部区域现代商贸流通交通体系建设也是重中之重。我国应深化中西部流通体制改革，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交通体系的建设，形成网络化的区域内部物流分工协作体系。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提升西部地区资源流通速度，努力推动中西部商贸流通大市场的形成，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贸易条件。我国各区域可围绕一、二、三产业，建设多个具有针对性的现代物流配送中心，通过拓展商贸流通中第三方物流配送业务，可实现商贸流通物流配送服务的共享，从而促进区域商贸流通速度的提升，提高区域商贸流通效率。

（四）加强商贸流通市场体系构建，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市场体系开放性

充分利用现代流通方式和流通技术，重构传统流通体系，加强对我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界限，是改善商贸流通低效率困境必须厘清的问题。关于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论述，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有明确表述，指出应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多地发挥，通过市场“无形的手”促进流通体系的构建和体制的改革。以阿里巴巴、京东等龙头电商企业为例，它们所代表的电子商务模式与组织创新，正是我国流通体系构建的新趋向，对我国流通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对于推进改革，尤其是改革行政性垄断行业来说，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充分发挥“新流通”组织模式的作用，对我国商贸流通运行效率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加强流通体系构建，就要求我们利用现代流通方式与先进流通技术，重新构造传统流通组织体系，对适应现代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开放性现代流通体系进行构建。在空间分布上，我国应重视中部交通网络的重要性，以其作为依托，构建全国性商贸流通大市场。作为“五纵七横” 道路主干线中心，以中部发达的交通网络为基础，构建多层次、开放性及网络化的商贸流通开放性市场体系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在开放性区域商贸流通体系环境下，还可鼓励区域商贸流通连锁经营，发展区域大型商贸流通集团，逐步形成大宗商品的采购分销渠道网络体系，以产业化集群和专业化发展来推动区位优势大市场的衍生，通过省际联动打造快捷商贸流通运行过程，促进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

面对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不平衡及普遍低下的现状，我国商贸流通业业界及区域政府应积极分析影响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发展规划与体制改革，提高区域商贸流通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度，加强区域现代商贸流通交通体系建设和开放性市场体系构建，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与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守亭，俞彤晖.中国流通效率的测度与演进趋势[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2.吉利.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与效率评价[J].商业经济研究，2014（32）

3.孙金秀.现代流通业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基于中国30个省际数据的比较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6）

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课题组，宋则，依绍华.我国流通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2）

5.洪涛.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的路径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12（12）

区域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第2篇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图书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我们应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采取措施,深化改革,从而使我国图书馆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 者：王艳梅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洛阳,471022 刊 名：河南图书馆学刊 英文刊名：THE LIBRARY JOURNAL OF HENAN 年，卷(期)： 29(5) 分类号：G250 关键词：图书馆事业   影响   现状   发展   关键因素  

区域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第3篇

1 生态红线概述

1.1 生态红线的定义

根据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和未来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 生态红线可以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区域内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遵循必须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相通性的原则所划定的需要进行独立特殊保护的生态区域。生态红线由空间、面积、管理三条红线组成, 可以将生态系统的各方面系统表现出来。

1.2 生态红线的特征

生态红线具有尺度性、长期性、客观性以及强制性等特征。生态学对尺度的概念相当重视, 同样具有生态系统各方面特征的生态红线也在尺度性方面有很明显的体现, 不同尺度的生态红线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生态红线划分之后, 需要我国生态保护组织对其进行长期的保护, 因此生态红线具有长期性的特征;生态红线的划分是根据对生态系统的客观结构和功能的充分分析以及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进行划分的, 具有客观性的特征;生态红线一旦划分完成, 就要通过严格的保护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通过法律和相关政策赋予其强制性。

2 苏州市生态红线区域的划定

2013年10月, 苏州市对依据生态红线的划定规范, 对全市范围内的生态红线区进行了系统、全面、严格、科学的划分, 完成了包括103块, 11大类, 总面积3205.52km2的生态红线区域划分, 生态红线区域占全市总面积的37.76%, 位居我国各省市的首位。生态红线区包括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地质遗迹保护区、重要湿地、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清水通道维护区、湿地公园、重要渔业水域、太湖重要保护区等。其中, 有141.76km2的一级管控区, 属于禁止开发;有3063.76km2的二级管控区, 属于限制开发。在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的落实过程中, 苏州市更加突出水资源, 尤其是饮用水源的保护, 使生态修复的保护进程不断加快, 加大力度鼓励重大保护工程的进一步推进,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生态的补偿机制。

3 影响生态红线区域划定的因素

3.1 主体功能区划

主体功能区指的是我国国土空间资源在基础性、策略性以及制约性上的科学规划, 是我国在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对空间资源的整体性安排, 生态红线的划分要充分与主体功能区划进行融合与衔接, 不仅需要将重点生态区域与生态红线的关系理清, 还要对在生态红线内的城市区域与农耕区域进行科学划分。基于生态系统要保持其系统性和连贯性的要求, 城市区域与农耕区域也非常有必要进行生态红线的划分, 同时, 重点开发区域和优化开发区域也应该被纳入到生态红线中来。

3.2 环境功能区划与生态功能区划

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红线的关系密不可分, 生态红线是环境功能区划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一个方面来看, 在现阶段正在逐步深入的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中, 生态红线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生态红线的划分想要实现, 就要以生态功能区划为划分基础, 生态功能区划对生态环境所进行的综合评估、区域内生态环境的敏感度以及生态功能的重要性评估, 都是生态红线得以科学划分的重要参考指标, 也是生态红线在划分之前必须要做的基础准备工作。

3.3 划分的方式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生态红线的不同尺度要求决定了在生态环境的管理上一定要进行分级管理, 因为问题不可能都集中在一个层面里, 所以生态红线战略也不可能在一个尺度领域内将所有表现出来的问题全部解决, 需要对不同尺度领域根据具体特征的不同来进行生态红线的划分。在划分方式方面, 要采取纵向交错结合的划分方式, 生态红线的划分规范和技术标准由国家进行制定, 用来划分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则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划分, 同时, 在地方层面生态红线的管理方面应该做到更加严格。

4 结论

生态红线是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具体表现, 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市作为我国生态环境较好、生态系统较多的花园式城市, 生态环境的各方面指标也位居我国各城市的前列, 应持续保持当下的生态环境, 克服各方面困难, 让经济的发展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吕红迪, 万军, 王成新, 于雷, 姜文锦.城市生态红线体系构建及其与管理制度衔接的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4, 08 (25) :236-237.

[2]赵宇宁.福建构建滨海湿地生态红线制度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D].福建:厦门大学, 2014.

区域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第4篇

[内容提要]近年来,非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 来越显著。本文在影响一般组织发 展因素组成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非营利部门、营利部门、政府部门的差异,借鉴现有影 响非营利部门发展因素的研究成果,对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非营利部门 发展 关键环境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91-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和国家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被冠 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公民社会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其实体 也多种多样。然而,不论他们如何多样化,这些实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组织性、非政 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自愿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教授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通过研究表明,在世界上几乎 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一个庞大的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占各国GDP的4.6%,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政府部门就业人口的27%。 非营利部门已经成为多元化时代社会发展与改革的生力军。同时,各国经验显示,非营利部 门的就业速度较经济部门的速度要快得多。对于8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1990—1995 年间,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吸纳的就业人数速度为24.4%,年均增长4%多,而全部经济 部门吸纳的速度为8.1%,年增长速度不到2%。[1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非营利部门在不同国家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对GDP的贡献看 ,最高的是荷兰,占GDP的15.3%,最低的是罗马尼亚,占GDP的0.3%。[2]据估 算,我国社团在1998年的总支出规模约为36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78345亿 元)的0.46%,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3]就每万人拥有民间 非营利组织而言,法国有110个,日本有97个,美国有52个,阿根廷有26 个,新加坡有14.5个,巴西有13个,而我国只有2.1个。[4]从就业规模看,约翰 •霍普金 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涉及到的22国中最高的是荷兰,占总就业的12.6%,最低的是墨西 哥 ,仅占0.4%。什么因素促进或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关键因素 又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对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因素的组成结构

目前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很多,各自不同的定义是从组织的功能、组织的特征、组织的资源 等组织的性质以及组织的法律地位等某一方面对“非营利组织”加以界定,使其符合各自不 同称谓所关注的范围。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是“非营利部门”的大小。但是,无论范围大小怎 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非营利组织”是一种以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社会结构为 制度背景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典型的组织特征。因而,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动因的组成结 构与一般组织发展动因的组成结构具有一致性,同样包括系统因素和环境因素。

一般认为组织的系统因素包括组织资源、核心竞争力、价值链、组织结构、组织管理、创新 能力、组织文化七个方面。组织的环境因素包括具体环境因素和一般环境因素。具体环境因 素有客户或顾客、生产资料供应商、竞争者和压力集团等;一般环境因素有经济条件、政治 /法律条件、社会文化条件、人口条件、技术条件和全球条件。[5]当然,这些因素 对具有 不同特性组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影响程度因组织的公共性程度不同而不同。一般认为, 政府部门的公共性程度最强,营利部门最弱,而非营利部门介于两者之间。组织 的公共性程度对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特性和环境因素对组织的影响程度两个方面。从 组织建立的初衷来看,建立私人企业的目的是出资人通过这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最 大化,具有较强的私人性;而组建公共部门则是因为民众个体不愿或者无法生产和管理那些 具有较强外部效应的共同产品和服务项目,因此,这类组织的利益取向是对外的,即为了促 进组织外部人员的利益,具有较强的公共性。

非营利部门较强的公共性特点,使得其与营利部门相比具有较强的外部约束性。这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首先,非营利组织属于外部资源依赖性组织;其次,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者 众多且具有不确定性;第三,非营利组织的影响范围大、关注程度高。而与政府部门相比, 非营利部门又具有非政府性、自治性和自愿性特征,这些特征使得非营利部门内部和外部均 缺乏强制性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非政府性要求它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 不具有国家权力;第二,自治性要求组织独立处理各自事务,是由彼此信任和相互依赖、且 建立了共同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理模式的一群人,能够就维护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集 体行为,进行自主治理;第三,自愿性是指组织的成员不是应法律要求而组成,资源很大程 度 上是自愿集结。非营利部门较强的外部约束性以及强制性手段的缺乏,一方面使得非营利部 门的目标模糊不清、自主权和灵活性较小、权力限制较多、受到公众监督的可能性较大,并 直接影响到组织的宗旨、结构、资源和管理。另一方面使得非营利部门更易受到政治、法律 、章程规定的义务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析影响非营 利部门的环境因素更为重要。

那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有哪些呢?是一般环境还是具体环境?实际上,就一 般组织而言,一般环境与具体环境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很清楚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界线总是 在不断变化,环境已经是一个连续的同一体。加之,非营利组织较强的公共性特点,使得非 营利组织的具体环境和一般环境更加难以区分。非营利组织具体环境包括资源提供者、服务 对象、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受一般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动态性,一方面, 政府、捐赠者、支持者等资源提供者在供给非营利组织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同时,通过契约等 方式对非营利组织施加各种影响并形成制约,这种影响除了个人动机之外,更多受到一般环 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契约规定了服务对象,而不同时期、不同资源提供者所关注的对象是 动态的;此外,社会公众参与和关注程度更多受到一般环境的影响。因而,我们应该或者至 少应该在非营利部门发展起始阶段,更多关注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的一般环境因素。

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关键环境因素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以非营利部门为对象的研究兴起以来,大量的研究投入到了非营利组织产生 和发展的原因分析中。在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异同点分析研究中,佩里(Perry)和 雷尼(Rainey)的研究强调环境、制约、动机和文化。美国学者保罗•C.纳特、罗伯特•W .巴可夫将政府部门、第三部门和私人部门放在一起比较了影响三者的因素。纳特、巴可夫 认为组织的公共性程度使得组织在公共权威的制约和授权程度、公共监督的范围、所有权和 财产权的归属、行动风险的承担主体多样性程度以及组织资源、组织管理、组织目标上出现 诸多不同。[6]陈国权等认为,组织公共性的差异提示我们,组织的公共性往往不 是自动 实现的,它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条件,如间接的历史文化传统、思想认识、经济发展水平,直 接的民主法制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完善程度、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规制的实现、公共领域 的培育等。[7]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专门针对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因 素的研 究很少,但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环境因素的主要方面。 它包括历史与文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政治与法律因素、宏观社会治理结构因素等。

历史与文化因素:历史与文化环境是指非正式的各种社会因素。这种非正式的各种社会因素 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形成的 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 非营利部门作为一种社会公益的实现机制,社会信任、非正式规则、文化习惯等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它的发展和运作模式。首先,非营利组织的自愿性依赖于社会的志愿和慈善精神 ;其次,非营利组织的自治性需要公民权利意识和公民文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互助合作的 文化氛围使得在集体行动中相互依赖的一群人能够共同解决非营利组织内部的制度供给、可 信承诺和相互监督等问题,从而,获得社会对非营利部门的认可和信任;第三,非营利部门 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使得非营利部门既不像政府那样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获得资源,也 不像营利部门那样依赖收费获得资源,只能通过社会信任、非正式规则、文化习惯以及由此 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第四,非营利部门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公益的实现机制 ,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然而,一个社会的制度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现有的制度结构, 这些制度遗产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和思想上的。[8]也就是说正式的制度需要 非正式 的历史和文化的支撑。在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的所有国家中,荷兰并不 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却拥有最大规模的非营利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荷兰根深蒂固 的慈善和补贴传统。这种传统容养着不同的宗教和思想阵营,影响着非营利部门和政府部门 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定位,即将至关重要的服务留给那些隶属于这些集团的非营利部门,而 政府将自身角色主要限定在为非营利部门的服务供应经费上。同样,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 ,当需要处理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民众发现建立志愿组织来谋求共同利益是一个行之有 效的办法。这些非正式的各种社会因素是促进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非营利组织繁荣的关键因 素。当然,有利于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缓慢的、逐 步前进的过程。

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包括经济积累的水平和社会分化程度,它是非营利部门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首先,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必然地会面临财政问题;其次,非 营利性作为非营利部门最基本的属性,其运作资金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捐赠,因而经济积累 的水平将直接影响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第三,非政府的属性使得非营利组织不像政府 那样具有强制性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其资源的获得更易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四,经 济发展水平提高催生了大量具有同等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社会中间层的出现,而大量社会中间 层使得关注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群体加大,这不仅仅是社会捐赠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志愿者的 增加;第五,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边缘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使得政府和整个 社会对非营利部门的关注程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在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 目中显得较为明显, 在22国中,经济较发达的12个西欧和发达国家中,非营利部门收入占G DP额度以及非营利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均排在前13位(另一个为拉美的阿根廷)。 [2]它表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作为非营利部门关键性质——规模和收入来源的重要 影响。

政治与法律因素: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包括公民民主意识、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登记管理 体制及其税收等相关配套政策,它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首先,非营利 部门的自治性依赖公民民主意识形成,因为民主意识的形成促进了人们对公民权利的认知, 强化了社会自治意识;其次,非营利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其生存的首要问题是其法律地位的 合法性,且相关法律决定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范围及程度;第三,税收等相关的配套政策作 为激励手段,从宏观层面上影响着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第四,法律体系与非营利部门的发展 密切相关。一般认为作为案例法的普通法系有利于非营利部门的发展,这是因为,普通法系 并没有规定什么组织可以存在,只是在原则上赋予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民间组织从事公益 方面的工作不必经过任何人的许可,这给予民间组织活动以较大的空间,如美国和英国。而 作为成文法的大陆法系,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需要有关法律条文的确认,同时民间组织的 成立还需要经过公共权威机构的许可,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多年来,日本非营利法 的体系一直遭到批评,主要是因为登记受到过分阻碍,捐助者享受的减免税优惠待遇少之又 少。

宏观社会治理结构因素:宏观社会治理结构是指非营利部门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及其功能, 它与非营利部门发展密切相关。从非营利部门存在和发展相关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9]、志愿失灵理论[10]以及供给理论[11]理论来看,这些理论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非 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角度不同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 些理论都认为非营利组织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和市场存在,政府、营利、非营利部门三者 是相互依赖的。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社会治理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善治。从非 营利组织本身生存和发展来看,其所必须的资源、政策法律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环境,更需要 政府和营利部门的支持。它是从宏观上对非营利部门地位的确认,这个确认对非营利部门的 快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体现得非常明 显,9个中欧、东欧以及拉美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均处于平均数以下,其中8个国家的非 营利部门的规模处于22国的最后8位。莱斯特•M.萨拉蒙在分析上述现象时认为,“模糊的 部门”和“实现‘部门的概念”是中欧、东欧以及拉美国家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挑战。 [2]29-31这里部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由宏观 社会治理结构 构造而成。然而,宏观社会治理结构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政府和市场不断培育和构建。 西欧的大部分国家主要是市场培育和构建的结果,英国等主要是政府培育和构建的结果,而 澳大利亚等则是市场、政府共同培育和构建结果。培育和构建的过程使得非营利部门看上去 好像是政府或者市场的衍生物,而实际上是对宏观社会治理结构的构建。这就是说,无论是 市场构建,政府构建,还是两者共同构建,所形成的都是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宏观社会治 理结构,它是促进非营利部门快速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发现,历史文化是非营利部门自治性和自愿性形成的基础,同时,历史与 文化因素也促进了正式制度即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形成;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着非营利部门 的资源供给和社会需求,同时也影响着非营利部门的结构和功能,它是非营利部门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政治和法律是对非营利组织合法地位和宏观激励的保障;宏观社会治理结构的形 成是以上各种环境因素的综合体现,它是非营利部门快速发展的前提。同时,我们不难发现 ,历史与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法律、宏观社会治理结构的环境形成是一个相互促进 的过程。因而,可以说,各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不平衡是关键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结论与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复杂、动态和多元的环境之中,面对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依靠 民众、企业、非营利部门共同治理与共同管理。然而,与国际非营利组织发展相比,我国非 营利组织发展现状来看还很不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官本位的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官本位的文化造成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政 府也视其为异己;其次,中国几千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集权的体制使得非营利 组织难以自然发育,其发展也受到过多的干预和限制;第三,现行的法律和政策限制了非营 利组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双重管理体制、繁琐、严格的登记体系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第 四,非营利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没有确立,也就是三元宏观社会治理结构没有形成。这 有非营利部门自身的原因,但就我国而言,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更需要政府推动。

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努力培育一个真正适合非营利部门发展的环境。

(1)营造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信任机制的建立、自治意识的形成、家庭之外社 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及互助文化的塑造是非营利组织形成的基础。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信任机 制的建立,它包括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非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 的信任机制的建立。

(2)建立和完善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法律体系。非营利部门生存和发展需要法律保障,就我 国 目前非营利组织发展状况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草根组织是非营利部门的活 力所在,而我国法律属于成文法,大量的草根组织并没有其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双重管理 和繁琐、严格的登记体系,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此外,有关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的不 确定性同样阻碍了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因而,必须建立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法律体系。

(3)加快政府改革力度,努力构建三元宏观社会治理结构,发挥非营利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 整体作用。近几年,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但很难发挥应有的、人们所希望的作用,这 方面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二:一是自身界定不清、种类繁多,很难形成“部门”的共同利 益和需求等方面的共识;二是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根深蒂固,使得人们更相信或更希望通 过政府解决所有问题。它需要我们在宏观层面上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而政府的改革、 非营利部门的合理定位、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是构建宏观社会治理结构的关键,也 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非营利部门整体作用的前提。

注释:

[1]丁元竹主编.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公共服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7

[2][美]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 视角.贾西津,魏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王绍光.促进中国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管理世界(月刊),2002(8)

[4]廖鸿.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民政

[5]斯蒂芬•P.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 ),玛丽•库尔特(Mary Coulter).管理 学(第七版).孙健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0-75

[6][美]保罗•C.纳特,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 册.陈振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1-41

[7]陈国权,徐露辉.论政府的公共性及其实现.浙江社会科学,2004(4)

[8]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b:184

[9]Weisbrod B.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 Economy // Phelps E, ed, Altruism and Economic Theory.New Yo rk:Russel Sage,1974

[10]Salamon L M.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 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 Power W W, ed.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 ch Handbook:110-113

[11]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37-41

影响艺术机构的关键因素 第5篇

2012年2月19日一场名为 “独立机构及个人对当代艺术发展的作用”的讨论会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中国现今比较活跃的有代表性的民营美术馆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其间很多关乎民营美术馆发展曾被反复讨论现在仍然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有所涉及，但是问题不深入，也未成体系，当然我们也从中获得很多积极的信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艺术基金的积极介入、建构独立的学术委员会的尝试。上述研讨的内容成为本文讨论的起点和个案分析的材料。

艺术机构独立性及良性发展的实现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其中艺术基金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私人作坊似的幕后老板的附庸风雅的一时兴起或唯利是图的文化商人的不计后果。虽然中国现今大部分的民营艺术机构和美术馆仍然都是这样的情况。第二点是专业化的管理团队的逐渐建构。美术馆的馆长及主要管理者首要的职能是一个行政管理者，他们必须具有独到的判断力但却应该是制度的建构者与模范遵守者，学术委员会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如同企业管理强调政企分开会激发企业活力一样，美术馆的学术和管理的权责明确会给学术独立发展和长久艺术影响力提供条件。

一、非营利：一个需要被重新讨论的概念

美术馆自身发展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从日常运营、人员雇佣、行政开支、硬件建设、媒体宣传、教育活动到项目支出。对于民营美术馆来说，每笔资金的来源都面临挑战。在热钱乱窜的金融危机之前，以房产大亨为代表的富商都慷慨的支持艺术，甚至出现自己出资兴建美术馆的热潮。当畸形的经济热潮在政府对房地产高压态势下逐渐退却之后，全国的很多民营美术馆又进入了寒冬。重新退回到出租场地的尴尬境地。以此，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个问题，看似繁荣的表象真的没有给中国艺术的长远发展留下可供借鉴和利用的遗产，反而在这种困难的时期才能让在跃进中匆忙赶路的人沉下心来做些有意义的事。谈到这个问题，肯定会有人质疑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因为我们自上而下的文化产业战略还在不断升温。在有限的范围内，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会刺激艺术的发展，但是对于民营艺术机构来说，能争取到政策的资助绝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民营艺术机构的展览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前卫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难被政府接受和鼓励的。何况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拿着这些资金大兴土木，新兴的地方豪华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是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在运营资金缺乏、项目无路的情况下，会出现文化集体烂尾楼现象。民营美术馆可以凭借项目的质量输出展览，这将是一种实用主义互补的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回顾非营利理想的现实遭遇，早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王南溟就对中国的艺术制度和美术馆进行过讨论，但是其中很多理想化的预想至今都毫无进展，用他自己的话说“变得更有问题”。在他的一篇早期讨论非营利空间的文章“与美术馆的互动：非营利空间的必要性”中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描述了非营利空间的尴尬境地、政策困境和发展问题。他的这些论文现今已经整理出版。此处他所讨论的非营利空间实际上很大部分是与我本文讨论的非营利艺术机构重合的。现在这些有影响的机构很多以美术馆命名。当这些有价值的终极追求遭遇冷遇的时候，从每个关键细节着手开展工作就应成为当下的工作重点，我们并不是以此否定这些长远追求的存在价值，这些导向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管理团队与理念更新：保证学术质量的积极因素

民生美术馆是有金融背景的美术馆，外滩美术馆也有国际艺术基金的支持，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在由于管理者的变更也开始积极吸纳国际基金，2012年九月份将有一场由英国领事馆支持的大型雕塑展览，后面将要讨论的沪港交流计划主要出资方是香港艺术发展局。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可以促生更为专业的管理团队和学术委员会，因为出资方与民营美术馆的幕后老板在人才录用上可以实现权力制约，当然这种所谓的最好的状态也是不符合国际美术馆的运作规范的——管理者和出资方理想规范状态是委托制的，资金提供方不具备参与实际项目决策和运作的权利。管理者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同样可以为民营美术馆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Larys Frogier现任外滩美术馆的馆长，他来自法国，民生美术馆最近的一场展览是和卡蒂斯特艺术基金会合作的，喜玛拉雅美术馆的执行馆长王纯杰有香港艺术发展局视觉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背景。这些国际化的管理团队的介入不仅在管理专业性和学术把关上有更为专业的尊重艺术的视角，而且反过来提升美术馆的实际运营水准甚至直接带来资金支持。

在此我们会同样听到类似的质疑：民生美术馆曾经举办的粗制滥造的展览甚至搞不清现代艺术的范畴，所有这些美术馆展览把关现在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听从与出资方而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意见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始终是制约民营美术馆的瓶颈，因此在我个人看来，从每次项目入手——包括资金来源、学术把关、推广营销等各个方面——探索最为理想的模式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念，但这却是最好的选择。外滩美术馆的“艺术夜生活”项目和民生美术馆的当代影像展都是成功的案例。下面我会针对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具体案例展开分析。

三个个案：民营美术馆展览的运营模式分析

具体到展览，有些有效的运营模式可以在实践中为我们构建民营美术馆的理想状态提供借鉴，喜玛拉雅美术馆从2011年至今主办三个展览的不同背景提供了三个典型的模式案例。2011年“九月的艺术”系列活动是一次以抽象艺术和水墨为重点的展览，这次展览是在奥利瓦策划“大象无形”展览之后，抽象艺术的讨论较为活跃的背景下举办的纯粹学术性的展览。上个月香港艺术发展局与喜玛拉雅美术馆共同举办的一场艺术展览“从威尼斯到朱家角——鸿港浩搞笔鸦”在朱家角分馆开幕，随后艺术制度的研讨会在上海大学99创意中心举行。本次展览的资金大部分由香港艺术发展局提供。与此展览几乎同时开幕的“设计的设计原研哉中国展上海”是一次靠美术馆自身营销补足展览经费的展览。

一、纯粹学术性展览：九月的艺术

奥利瓦在策划“大象无形”展览之后，引起了中国艺术界对抽象艺术的广泛讨论，这次展览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与之互动的一个学术论坛和一个水墨展同时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分馆举行。这次展览的实际费用不到二十万，但是在我看来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特别是随后的学术讨论邀请到的专家对抽象艺术的讨论都涉及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个人认为，即将出版的由研讨会现场发言及个人研究文章汇编的论文集将是一本有价值的专业性学术专著。这次展览的费用全部由美术馆的项目资金支出，这种模式仍然是美术馆项目运营的最主要的模式。问题的关键是在最节省的状态下，尊重专家，最大程度的达到展览的效果和学术讨论的目的。不需要奢侈的开幕式和昂贵的宣传，专家的差旅费用都尽量节省，期间关注细节和问题实质的严肃的学术团队和高效的执行团队在这种模式中需起到关键作用。展览的学术推进作用和对没有市场的艺术创作者的支持都是极为积极的影响因素。

二、赞助合作型展览：沪港交流计划

美术馆的资金来源除了独立的基金会还包括一些国际国内的政府和民间组织。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于1995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它有着严格的民选程序，同时又致力于支持非牟利的民间和个人艺术创作。蛙王是在艺术发展局的支持下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自由艺术家。本次展览项目同样由展览和论坛组成。作为主要出资方的艺术发展局和承办方的美术馆成功的有效互补。除了提供了一场前卫艺术展之外也讨论了两地不同的艺术发展制度和经验。

以美术馆的名义寻求赞助和合作是美术馆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但是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是作为企业集团下属的美术馆吸纳资金的身份尴尬和合法性，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捐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美术馆的真正独立。

三、带有商业运作的自我营销：原研哉中国展上海站

原研哉是日本优秀的设计师，作为无印良品的艺术总监，它将这一品牌的设计理念一直延续，简单而有品质的追求和作减法的设计理念在做加法的设计趋势中自成一格。不仅如此，他的《设计中的设计》、包括最新的《白》和《欲望的教育》都成为很有影响的专著。特别是《欲望的教育》从一种消费群体审美价值观培养的角度和类似接受美学的视野对设计工作重新定义。同时他在日本策划了很多年轻人的展览，这其中的很多作品属于跨媒介——物理、化学、新材料、装置艺术——艺术作品。一些突破单一视觉、将触觉、听觉等感官充分调动的艺术实验方法不仅对设计工作有所启发，也同时会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

这样一个有价值的展览，由于涉及到跨国运输、展场装修布置、国际差旅等费用预算达到了将近两百万。对于一个民营美术馆来说，这将占去一年预算的很大部分，影响余下的展览运作。民营美术馆的自我营销和造血机制需要被重新激活。当然，这种模式的开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展览，毕加索上海大展事实上是以营销失败告终的，因为中国的艺术消费群体事实上未成气候，自我陶醉的前期大笔投入并没有因为毕加索的名气而获益颇丰。原研哉的名气当然无法和毕加索相提并论。但是原研哉的作品和他曾经引领的品牌却有着更为忠实和可以被更易精确判断的接受群体——设计师及各大院校的设计类学生。门票收入成为重要的营销渠道。因此，以馆长、策展人、包括原研哉在内的全国巡讲团队进行了拉网式的全国高校巡讲，宣传效果在每天数以千计的参观量中得到了体现。这个时候，有人会质疑，包括美术馆内部的员工也会质疑，我们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偏离了美术馆的自身功能，我们由曾经的文化奉献者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我看来，这种质疑站不住脚，反而合理定价的门票收入和衍生品收入在国际美术馆的行销模式中已有惯例，而且作为民营美术馆的两百万的投入是不可能在这些营销中全部收回的。这两百万的前期投入和展览的营销收入实现独立核算，展览收回的费用可以保证美术馆的存活和后续项目的开展。在没有健全的财政税务政策优惠支持艺术赞助的情况下，独立核算方式和专业的管理团队是保证展览质量的关键。

衍生品(包括书籍、纪念品、借用作品形象的日常用品)和门票收入是民营艺术机构资金来源的途径之一。面向不同群体的营销模式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美术馆自身发展的资金来源，同时专业的艺术引导和参观引导可以作为美术馆公共教育项目的一部分。以原研哉展览为例，策展人朱锷提示在校学生，“尽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版式设计、材料选择等更为细微和具体化的方面，而不要只停留在抒情化的表达，甚至学生可以拿着尺子丈量行距参观展览。设计师和设计管理者则应关注原研哉是如何将品牌的风格一直延续，并成功沟通设计和管理团队的。”

截至3月25日，原研哉中国展上海站的参观人数已超过一万多人，高校巡讲和针对性的宣传方案初见成效。当然并非所有的展览都适用上述模式，大多数的展览不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反而会弄巧成拙、不伦不类，而且门票的定价、营销模式、宣传群体的策略也应在合理和互相监督制约的范围内。

无法对接：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误区

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个初衷是希望可以讨论曾经火热，现今被就业市场冷落，但仍有炒作空间的艺术管理类教育与艺术机构需求的对接。现在很多艺术管理类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仍然十分荒唐。事实上，艺术管理类学科是独立于其它领域有着自身特点的，其中有两个不同角度的主张：一是建构艺术制度的希望和艺术合法化为代表的宪政权利希望，这一研究方向尤为重要，一方面这是作为学术研究自足存在的，有着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不可或缺性，但是问题是不管是从自身研究难度和外部制约条件来看，这项工作都是困难重重。二是极为具体化的运营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美术馆技术性管理和细微的学术性话题的研究。例如美术馆学术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团队的建构，美术馆展览部的策划工作，美术馆的公共项目，比如教育部门在面向不同的年龄层的教育及推广工作的方法。在我看来上述这些层面的问题现今成为可以取得实际进展的努力方向，此项工作的每步成功都将为第一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更为丰富的实际支撑材料和方向指引。

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分析 第6篇

作者/ 李静波

摘 要：学生学习效果受很多方面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些因素对学习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可不知、不可忽视。就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系统地阐释了这些因素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为广大教师的教学设计提供参考，为广大家长指导教育孩子提供帮助，为广大学生提高成绩提供指南。

关键词：学习动机；学习效果；关键因素

当前，“有效教学”是教育界讨论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专家、教师对“如何上好一节课”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不是教师，而是学生；评价一节课效果的着眼点不是看教师教得怎么样，而是要看学生学得怎么样，也就是看学生的学习效果怎么样。因此有效教学的核心是有效学习。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些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关键因素。下面分门别类地对这些因素及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

一、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外部因素分析

相对于学生而言，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外部因素指的是学生自身以外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国家与教育有关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其中对学生学习效果影响比较直接的是升学考试制度。高考、中考制度、策略、政策导向等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导向、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复习策略，进而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家庭因素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一个完备的教育体系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其中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家庭因素对孩子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学校的影响。

学校因素既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学校文化等教育环境因

素，又包括课程、课时、考试及教师、同学等因素。其中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教育观、价值观在教育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决定着学校教育的方向，决定着学生培养的目标和导向。

总之，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分别起着不同的影响作用，社会因素影响着教育的大环境，家庭因素影响着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学校因素则直接影响着学习的内容、进度、评价、反馈，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内部因素分析

相对于学生而言，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内部因素指的是学生自身的与学习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部分。其中客观因素是指学生自身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包括生理身体状况、知识基础等，主观因素包括学习动机、学习心态、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学习策略、学习方法、学习习惯、自我管理等。

客观因素中对学习效果影响最大的是知识基础，知识基础指的是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它是一切学习活动的开始，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任何学习活动都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建构新知识的过程，就像树的生长，都是在树根的`基础上生长出树干，并以树干为基础生长出树枝、再生长出分支和树叶。知识学习的建构也一样，也是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不断建构、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其次是身体的状况，健康的大脑和健康的体质无疑是有效学习的基本保证。

主观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是指学习活动的内在驱动力量，它决定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学习动机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其中内部动机是指人们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动机，内部动机的满足在活动之内，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是学习的最持久的一种驱动力，并且保持持久。外部动机是指学生对学习本身不感兴趣，需要外界的诱因甚至是在惩罚的情况下来产生学习行为。外部动机则依赖于外部刺激，一旦外部刺激消失，学习动力就不存在了，所以外部动机是短暂的。

学习心态不仅影响着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状态，更影响着学生的考试状态，进而影响着学习效果。一个学习心态好的学生在遇到困难、压力或挫折的时候能够以积极平稳的心态、靠着耐心和细心逐步解决面临的问题，进而取得学习上的突破。

学习方式包括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两个层面。要想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必须制订恰当的学习目标，学习策略就是围绕学习目标的实现，明确应该学什么的问题。现在很多学生的学习很盲目、很混乱是因为没有目标、没有策略造成的。清楚该学什么以后，还要知道怎么学，学习方法是解决怎么学的问题。同样的任务，学习方法的差异将决定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的不同，好方法事半功倍，差方法事倍功半。

学习习惯是一个人在学习行为中自然地重复固定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的不同直接导致学习效果的不同，进而决定了学习成绩的不同。

自我管理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管理，通过对自己的思想、观点、行为等层面的管理来实现生活、工作、学习以及人生成就最大化的过程。

总之，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很多，既包括外部因素，也包括内部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只有牢牢抓住这些因素，有效解决这些因素，调整它们达到最优状态，学生的学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实现学习绩效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