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派论文范文

翻译学派论文范文（精选7篇）

翻译学派论文 第1篇

1 对等理论

事实上, 奈达并非第一个提出“对等”概念的翻译理论家, 然而他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却是最广为人知的对等理论。1964年, 奈达在其著作《翻译的科学探索》一书中首次把对等分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因为奈达使人们从“直译”和“意译”的无休止辩论中解放出来, 转而关注读者的反应, 因此该理论从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以来, 一直受到中国翻译界的关注。

1.1 形式对等

形式对等强调要注意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 英文要尽可能保留原文的结构, 奈达指出这种翻译可称为“释译” (gloss translation) , 通常需要许多注释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 (尤金奈达, 1964) 。简单说来, 形式对等与“直译”或“字对字翻译”的概念十分相似。对于某些类型的翻译, 例如在严谨的法律翻译中, 译文如对原文的形式和结构作了调整, 译文的意思可能会和原文有所出入。因此, 法律翻译往往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 尽量保持原文的形式。

1.2 动态对等

动态对等理论则强调译文应当和原文有着最自然的对等关系 (尤金奈达, 1964) , 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改动原文的结构和形式。而判断译文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译文的读者能够和原文的读者有着相似反应。例如, 钱钟书先生对“吃一堑, 长一智”的英文翻译体现了翻译的动态对等, 钱先生把这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谚语翻译成“a fall in a pit, a gain in your wit”。虽然这个翻译对原文中“吃一堑”有较大的修改, 但是译文听起来朗朗上口, 充满了原文所包含的智慧, 即使是英文读者听起来也像是一句至理名言。

起初, 奈达并没有表现出对形式对等或功能对等的偏好, 纯粹只是向读者介绍这两种对等, 但是在1960年代末期开始, 奈达的观点逐渐倾向了动态对等, 对形式对等有时候甚至只字不提。因此, 很多人在讨论奈达的对等理论时, 重心往往放在其“动态对等”理论, 而本文也是如此, 把重点放在动态对等与目的论的比较。

2 目的论

功能翻译理论盛行于德国, 目的论 (Skopos Theory, Skopos在希腊语中为“目的”之意) 则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 在维米尔和赖斯合著的《通用翻译理论基础》一书中首次对目的论作了详细的阐述。目的论首先关注的是译文的目的, 而译者需要根据译文的目的去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目的论启发了译者对于翻译的本质、译者的角色以及译文质量的评估进行新的思考。

功能翻译理论家们对翻译的本质有全新的认识, 霍尔兹就曾指出:“翻译并不是简单地翻译词、句或是文本, 而是引导潜在的合作, 跨越文化障碍, 促进功能性的交际 (霍尔兹-曼塔利, 1984) ”而在目的论之下, 译者被赋予更多的自由, 但同时也有了更多的责任。译者不需要再完全遵循原文, 而是可以根据具体翻译任务的目的进行灵活翻译。与动态对等理论不同, 目的论并不认为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有相似的反应是评估译文的标准, 而是以译文达到了既定的翻译目的为标准。

3 功能对等vs.功能翻译理论

许多翻译理论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混淆了“功能对等”、“动态对等”和“功能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 功能对等理论实质就是奈达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 只是在后期奈达逐渐发现“功能对能”能够更好地概括其理论, 故把“动态对等”改名为“功能对等”。因此, 不应把“功能对等”看做是功能翻译理论的一部分。

4 动态对等与目的论的相似点总结

4.1 都认为功能在翻译中起到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提及, 奈达后来将其动态对等理论改名为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对等效应应该实现的是功能上的对等, 而非语言上的对等。而作为功能翻译理论核心的目的论, 则认为翻译应当实现其特定的功能。

4.2 都对关注读者的反应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和原文的读者有着相似反应。例如, 一则幽默的英语笑话被翻译成中文以后, 如果中国的读者看了以后也感到好笑, 那么译文就实现了奈达所说的动态的对等。而目的论同样十分关注读者的感受, 尤其是目标读者的感受。例如进口的草莓如果在香港销售, 那么其产品标签及说明书面对的目标的读者就是香港消费者, 译者应当要着重关注的就是香港消费者的感受。而香港消费者习惯把“strawberry”称为“士多啤梨”, 因此要使产品在香港地区销售得更好, 尽管“草莓”和“士多啤梨”都是可以接受的译法, 译者应当根据香港的文化习惯把strawberry”译为“士多啤梨”。

5 动态对等与目的论的不同点总结

5.1 应用范围不同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源自其多年对《圣经》翻译的研究, 最开始主要用于指导世界各地的译者翻译《圣经》, 以促进《圣经》的广泛传播, 今天则主要被应用于文学翻译中。

而目的论强调的不仅是译文是否忠实, 而且强调译文的“有用性”, 即译文应当实现其特定的作用。例如, 广告翻译就应该起到宣传产品、提高销量的作用。因此, 目的论往往不是运用在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翻译中, 而是广泛运用于非文学翻译中。

5.2 侧重点不同

上文中提及,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也称功能对等理论, 对翻译功能有所强调, 但是动态对等理论侧重点是实现“对等”, 使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在阅读时有相似的感受。而目的论不再强调“对等”, 主要侧重的是翻译功能。

例如, 在1970年代, 可口可乐在西方国家的广告是“It’s the real thing, COKE” (可口可乐是真家伙!) , 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巨大的成功, 因为1970年代美国嬉皮文化盛行, 当时的年轻人反叛、空虚和迷茫, “It’s the real thing, COKE”这句广告语契合当时欧美消费者的心态, 而且可口可乐在当时面临着百事可乐公司的冲击, 这句广告希望告诉消费者可口可乐才是最老牌的可乐, 才是“真家伙”。

然而可口可乐进入我国香港市场的时候, 对这句广告的翻译就不是直译了, 而是根据香港消费者的消费心态改成“認真好嘢! (真的好样的!) 可口可樂最好”。因为当时香港的文化和欧美文化千差万别, 香港没有嬉皮士, 有的一群人人争当第一的年轻人, 而且百事可乐公司当时在香港未成为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認真好嘢!可口可樂最好”这句广告语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大地促进可口可乐在香港的销售量。虽然译文和原文并未“对等”, 但是实现了广告翻译的最终目的, 即是成功的翻译案例。

5.3 译者的地位不同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比起其先前的理论已经给了译者更大的自由, 主张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译者可以适当的改变原文的形式, 以追求功能上的对等。然而, 相比之下, 目的论给了译者更多的自由, 译者不再是文字转化的工具, 而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使者。例如, 上文中提及的可口可乐广告语翻译, 译者被给予很大的自由和信任, 客户相信译者不仅可以进行语际转化, 而且可以运用其对不同文化的了解, 帮助客户实现其利益。

5.4 原文的地位不同

因为奈达的理论来自对《圣经》翻译的研究, 虽然奈达赞成在必要时对原文形式作调整, 他也在其作品中提及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等, 翻译家菲利普斯曾经把《圣经》中“holy kiss”翻译成为“hearty handshake” (奈达本人未对此翻译作个人评价) 的例子, 但是《圣经》作为宗教经典, 对原文是高度尊重的。奈达从来不主张原文可以被“改写”。

而目的论主张译文不应为原文所限制, 原文不再享有神圣的地位, 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改写原文, 可口可乐广告语便是很好的例子。在目的论中, 对原文的贬低, 甚至是如维米尔所说, 对原文的“罢黜” (dethrone) 是一种常识。

5.5 翻译原则不同

动态对等理论对翻译提出四项基本要求: (1) 言之成理; (2) 传达原文精神风格; (3) 表达自然流畅; (4) 产生共鸣 (munday, 2008)

虽然目的论对译文的“连贯性”和“忠实性”也作了要求, 但是其主要强调的是译文应当符合相应的翻译目的。

6 结束语

动态对等理论和目的论是翻译史上重要的两大理论, 为翻译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更多思路, 给译者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动态对等理论主要运用在文学翻译领域, 鼓励译者摆脱形式的束缚, 转而关注译文读者是否和原文读者取得共鸣, 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从译文读者角度出发。目的论则强调翻译是有目的的活动, 并不是机械的语际转换, 鼓励译者更多地和客户进行沟通, 产出有更有实际意义的翻译, 给予译者更多的自由和责任。译者可以从这两个理论中吸收精华, 使翻译工作更上一层楼。

摘要：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和功能翻译理论学派所提出的目的论是翻译理论史上的两次重大飞跃, 对世界译坛有着深远的影响。该文主要对这两个重要翻译理论进行比较, 并研究这两个理论如何指导翻译工作者更好的完成翻译任务。

关键词：动态对等,目的论,功能翻译理论,奈达,维米尔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Brill Archive, 1964.

[2]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Routledge, 2011.

[3]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4.

[4]杰拉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风, 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5]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争论 第2篇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论战。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针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流派提出了自身的主张和见解。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深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传统。然而,由于国家主义存在着束缚个人自由的弊端,所以,出现了一批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者,他们倡导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抗衡,人称奥地利学派。这一思想源头,后来发展为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奥地利学派,一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云集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米塞斯(Ludwig E.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引领着20世纪的的学术潮流。

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发展观上,是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在认识论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唯理的。以波普尔为例,他系统考察了历史决定论,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种建构理论的对立面,坚定地主张“零星社会工程”。这种社会观,同哈耶克主张的“自发秩序”具有很多相同点。对他们珍视的个人自由而言,因为社会工程是“零星”的和“自发”的,所以,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个人自由才不会被抹杀,人性才有自由伸张的空间。

而国家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则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发展观上主张建构论,在认识论上主张理性主义。国家主义者大多同黑格尔哲学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认为历史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个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波普尔语),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必然会抹杀个人的作用,极端一点,则必将扼杀个人自由。

管理学中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演化主义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管理学领域的继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者,主张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演化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有以下表现。

认识论方面,经验学派注重企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关注他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认为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者”。戴尔对管理者个人的关注,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其全貌,在此不再赘述。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坚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地推进知识的增长,以归纳法作为增进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具体说来,就是要学伽利略,而不是学牛顿。要通过像测量大小不同的铁球落地时间那样的琐事扩展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演绎出一个普遍原则后再把它推广到可观测的领域中。学牛顿的危险在于,有了一个宏大的体系,当现实与这个体系不符合时,就会强迫现实向理论屈服,一旦经验不足以满足理论假设,就会向先验靠拢。戴尔在推崇经验比较方法时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般结论”。

然而,这种强调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无情奚落,有人曾经尖刻地讽刺归纳方法说:“一只每天都被喂饱的猪,绝对不可能由此经验归纳出终有一天会被宰杀。”这个批评虽然不雅,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憾。

与经验主义者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发端于古典时期的泰罗和韦伯,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几乎是万能的,是“完全的”。在当代,继承泰罗衣钵的流派为数理学派,其成员多为运筹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管理、组织、计划或决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那么它就能用数学符号和关系来表示。”理性主义学派在管理学的逻辑建构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其中的数学学派尤其热衷于模型构建,将管理完全等同于数理逻辑,只要具备自变量和相应规则,那么因变量就是确定无疑的,管理者个人的直觉和个人的情感在管理中没有价值,进一步推论就是管理者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并且可以被计算机所替代。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学派修正了数理学派的绝对化偏差,针对古典管理者的“完全理性”观,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重视研究管理中的“非逻辑因素”。然而,西蒙仍然试图尽可能扩大理性的领地,并且“严重倾向于模型构造和数学”。这种理性扩大化的倾向,有可能会导致忽视管理者、组织成员个人的直觉和经验,过于关注决策程序和决策条件。

发展观方面,经验学派坚持演化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同样,戴尔主张,管理学理论也是来源于经理人的实际管理行为,即针对不规范、不成文、不正式的经验,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总结出在特定环境下成功者的共同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虽然可能不如建构主义者的原则符合逻辑,可能没有美感,但却更加切中实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中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得出的管理理论,虽然“不会立即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但也许可以建立起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在管理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管理过程学派,既不同于经验学派,又不同于数理学派。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采取的是明显的建构主义方法,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特别注重现实经验总结而反对纯粹数理分析。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创立的宏观管理学体系,立足于自己几十年的管理经验,而其构建理论的做法则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建构色彩日益浓厚,经验色彩逐渐变淡。由此,管理过程学派在体系日益完善和精微化的同时,也与经理人的管理实际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验学派否定普遍主义、否定建构主义的做法,貌似偏激,实属必要。在学术上,没有偏激则没有深刻。经验学派面对其他学派的不妥协态度,有力地校正着数理学派的“机械化”偏失,打挫着过程学派的普适化扩张,使这些学派不得不正视来自经验学派的挑战而收敛自己的理论阵地,使其更为切合实际。而数理学派和过程学派对经验学派的反驳,也在时时提醒着经验归纳的局限,促使经验学派发展出带有一定普适性的准则。

经验学派在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代表争论的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争论,会促进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戴尔同管理过程学派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过程学派的经验总结成分,他是服膺并且接受的。所以,戴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约尔以后的过程学派第二三代学者大加鞭挞,但对法约尔本人则很少批评,原因无他,概出于对经验总结的尊重。更有意思的是,戴尔对于管理有无普遍性问题可以和过程学派的厄威克在文章中针尖对麦芒,但不妨碍他们两个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管理经验中的密切合作。两人合写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反过来,经验学派对过程学派的批评,促使着过程学派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把宏观管理学体系视做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日益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所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演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双方并非不兼容,相反,双方的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的张力”,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管理学诞生于泰罗时期的科学管理运动,正因为泰罗把管理由经验变为了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者,大都是工程师出身,这其中包括泰罗、法约尔、皮埃尔·杜邦、斯隆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教育训练了他们的逻辑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满足了当时大型工商企业组织对管理进行系统化的现实需要。

工程师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有序化、合理化,使之符合“科学”的标准。既然管理是科学,那么就有自身的体系和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约尔构建了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法约尔对管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并不排斥经验,或者说,法约尔坚持的是经验建构主义,这就为后来该体系的完善预留了空间。同法约尔的经验建构主义不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显然是理性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由于坚持“工具理性”,而容易演变为日益封闭的系统。

在管理学诞生时期,建构主义发展观,有利于管理学体系的及时建立,从而建立该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时至今天,古典管理时期建构起来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无论是法约尔的体系还是韦伯的官僚制)尚未被完全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人所做的只是对法约尔、韦伯等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一开始就追求建立宏伟的管理学大厦,那么反建构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完善。反建构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重视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反对激烈的变革。

由于反建构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经验,反对盲目“推广”经验,所以,就有可能囿于经验而在知识领域难以迅速打开局面,创立新体系。与之相对应,建构主义由于往往片面相信人的理性,而将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传统和习俗丢弃,所以往往导致建立的理论成为“想象之知”,而不能成为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熟知之知”。因之,反建构主义的贡献不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反建构主义者本身就反对逻辑体系的构建。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建构主义的有力矫正。建构主义同反建构主义,恰好构成理论发展中相反相成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局面。正因为有了反建构主义(包括戴尔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批判,管理学才逐渐矫正了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同样,正因为有了建构主义(包括经验理性的建构主义和数理逻辑的建构主义),管理学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正如孔茨所言,管理学各学派犹如一个理论的“丛林”,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关注侧重点以至研究结论,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如果将认识论和发展观分别作为纵横坐标轴,那么就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的二维坐标系,各个主要学派在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大致如上图。

翻译学派论文 第3篇

释意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一个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该派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其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有着独特的启示。

二.释意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

1,三个翻译层次

一般翻译理论认为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翻译:词义层次、句子(即索绪尔概念的话语)层次及篇章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解释为:逐字翻译、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以及语言知识同认知知识相结合的篇章翻译。释意理论将逐字翻译和句子翻译称为语言对译,而将篇章层次的翻译称为篇章翻译或翻译。它认为:成功的翻译应在篇章的层次上进行,即对篇章进行释意;翻译所译的是意义,而不是语法,不是单个的字词句。原文和译文的等值表现为整体交际意义上的等值,即译文能在其读者或者听众那里产生与原文一致的效果。

2,翻译对象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和非语言的意思区分开来。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讲话人在其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

笔译与口译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交际行为,只是在笔译中,所译材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像在口译中那样密切而已。口译则不同:它被释意学派视作最为理想的交际情景,因为在使用口译的场合,所有对话人都在场,他们共同具有同一个时空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也共同具有与交际话题相关的知识。

基于上述认识,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本身。口译并非基于对原讲话人语言的记忆,而是基于译者对原讲话人所传递的交际意义的把握以及随后用目标语言对该交际意义进行的重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释意理论首先把语法同语义分开,指出翻译是释意;继而又把语言意义同非语言意思分开.指出译者要译的是意思。而意思就是交际意义。

3. 交际意义

意思或者说交际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交际参与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知识。译员听讲话的目的不在于进行语言分析,而在于让有声语言链,也就是有声音的一串话语,唤起储存在自己大脑中的认知知识,加上认知语境、讲话人、听众等因素,在头脑中产生交际意义。也就是说,交际意义的产生是语言知识同与其相伴随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结果。

在即席口译的场合,讲话人与听众的距离很近,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密。讲话人十分关心自己的话是否在对听者产生自己预期的效果,而听众为了便于理解讲话内容,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译员身上的。译员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用自己的口才、语调、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等协助传达出原讲话的感情色彩,使听众做出讲话人所预期的反应。

4. 翻译过程

释意学派的理论非常注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该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翻译的过程。释意理论认为,口译时,译员在把讲话人的话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话以前,实际上要经过三个阶段:

(1)听清作为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符号。通过分析和理解,搞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语言现象;弄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2)立即自觉地忘记这些语言符号的结构,以便只记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语言符号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

(3)用另一种语言的符号造出新的句子,并且使这些句子符合以下两点要求:一是要表达出原话语的全部内容,二是要易于听懂。此阶段是原语信息内容的重组(reformulation)阶段。

概括说来,释意理论不是把翻译看作一个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理解思想与?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用塞莱丝柯维奇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译员把法文译成英文的过程就好象是把一件法国式样的毛衣拆开,把毛线都洗净理好,然后再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织成一件新的毛衣(塞莱丝柯维奇,1979:48)。新织好的衣服当然还是一件毛衣,而不是别的什么衣服,但式样,或者说形式却可以同原来的那件毛衣大不相同。

参考文献

[1]赛莱丝科维奇.L'interpré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problème de langue et de communication.Minard,Paris: Lettres modernes.(1968).

[2]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转引自许钧、袁筱一,1998.

企业资源学派与企业能力学派的分歧 第4篇

一、企业能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企业能力理论其实又可归为企业成长理论中,追溯能力理论的起源可以从1925年经济学家A.Marshall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的企业内部成长论说起。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对于企业能力的讨论主要是来自于Penrose的《企业成长论》。在书中,她建构了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企业成长的内在动力。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由资源所产生的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演化成长。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为企业能力理论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另一位发展了企业能力理论的是George B.Richardson,他将其研究视角聚焦于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分工和企业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外部经济问题上,主要解决企业本身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能否使企业产生持久的超额利润或这些优势是否会因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而消失等问题,发展出一种“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理论”。之后,企业能力论的研究不断深入,Richard Nelson、Sidney Winter和Stephen Lippman、Rumelt等都对企业能力理论中的资本和核心能力的资源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一)企业资源学派。

1984年沃纳菲尔特发表了《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他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取并维持竞争占优势的重要意义,成为后来的企业战略资源基础理论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论文。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R.M.Gromt、Jay B Barney、Dan E.Schendel、Karel cool and Ingemar Dierickx、Harold Demsetz、Kathleen R.Conner、Margaret A.Peteraf、David.J.Collis、Cynthia A.Montgomery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新流派企业资源学派。

企业资源学派的主要观点为:企业建立强有力的内部资源优势远胜于拥有突出的市场位势,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它所具备的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效率。企业自身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内部开发过程产生的独特资源则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并提高企业收益。一个企业要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他的资源就必须具有其现有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异质性和不流动性。由于各个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状况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从而导致它们运作效率和盈利率的高低和差别。同时,不同学者开发了不同的战略分析工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Barney的VRIS框架和Collis、Montgomery的公司战略三角形。

(二)企业能力学派。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企业能力理论中演变出了另一个企业理论学派企业能力学派,以C.K.Prahalad和G.Hamel的《公司核心能力》为代表。他们认为,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企业内生的“核心能力”,并提出了“核心能力”的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竞争是分层次的全面竞争,核心能力通过组织学习来获得。之后,George Stalk、Philip Evans、Lawrence E.Shulman、David.J.Teece等人对企业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的研究确立了企业能力学派的主流地位。

企业能力学派的主要观点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积累、保持和运用能力开拓市场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企业能力的差异使得不同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成本、产品特色、服务质量和利润的不同。在变动的环境中,企业不能局限于其现有的能力,必须持续评估并发展自身能力,才能对环境变革及时和迅速地做出反应,创造并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动态能力的模型主要是Helfat和Raubitschek建构的知识、能力和产品共同演进模型,以及Winter的关于能力学习的概念模型等。

二、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的分歧

(一)两者关于竞争优势的源泉的分歧。

企业资源学派认为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来源于公司拥有的资产与能力存量。企业的资产分为流量资源与存量资源,对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形成来说,存量资源的作用比流量资源的作用大得多。企业资源学派区分了资源、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这三个概念。资源可以是有形的,如资金、厂房、设备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人力资本、专利、品牌等。而能力则总是无形的,能力产生于各种媒体的相互作用。从经济学上说,资源是可交换的,而能力是不可交换的。企业能力学派强调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则是无形的知识和能力。C.K.Prahalad和G.Hamel将能力定义为:“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叶克林将企业能力学派的能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能力观,一类是整体能力观。除了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理论外,能力学派中的动态能力理论还集中探讨了企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把组织能力看成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

(二)两者关于研究层面的分歧。

关于研究层面的分歧,主要是企业能力学派是从企业层面入手,以企业内部能力分析为主;企业资源学派则不排斥环境影响的可能性,引入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资源要放在产业环境中进行分析,制定企业战略。企业资源学派对于资源依赖模式的假设中有“维持组织的运行需要的多种不同资源不可能由自己组织提供”,这种观点使得企业需要以自身资源为基础,从外部环境中增加资源流量形成自己资源的异质性,并依据稀缺性资源进行战略选择。相对于企业资源学派引入了产业组织分析方法,企业能力学派中的核心理论则完全从自身的能力出发提出了企业能力的学习、积累、再运用。企业能力学派中的动态能力理论则关注了外部环境的变化,Teece,Pisano和Shuen在《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这一动态能力理论里程碑式文献中,从“外部环境组织能力”的层面分析了动态环境下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动态能力分析框架,这是企业能力学派的巨大进步。

(三)两者关于分析方法的分歧。

企业资源学派的企业分析基于静态分析,而能力学派则基于动态分析。企业资源学派强调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来自特定的“企业资源”,包含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但是资源学派并没有说明资源从何而来、如何创造资源、如何利用资源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等问题。同时,企业资源学派将市场需求看成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给定的因素,忽略了市场的动态特征。企业能力学派基于动态性分析,认为“能力”是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对资源组合、配置与利用的特殊方式或技能,集中反应在资源相互作用中的知识和能力上。可以说,企业能力学派的分析方法强调企业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两个方面。但是,企业能力学派动态性的分析目前主要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与框架研究阶段,缺乏对动态能力系统的、可操作化的研究。

三、分歧的理论思考

针对两个学派中对于能力和资源的分歧,其实企业的能力是基于资源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力是企业配置资源、使用资源与开发资源的形式;资源是企业能力施展的内容。如此一来,企业能力和资源是不能分开来讨论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企业的资源与能力是统一的。

针对研究层面上的不同,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是一大进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企业理论研究过分强调市场结构对于企业的影响,忽视企业的能动性,忽视企业对内部决定因素的研究。而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中的动态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入手、从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角度寻找企业成长和持续竞争优势的成因,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变,弥补了理论上的缺陷,矫正了实践中的误导。

针对分析方法上的不一致,企业能力学派中的动态分析是对企业资源学派中的静态分析的一种补充和深化研究。两者研究的方法不一样,研究的重点也不一致,所以不能评说孰好孰坏。

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都是源于一个理论基础早期的企业能力理论,由于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两个学派,他们之间存在很多的共同点。首先,两者都认为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资源或者能力的不同决定了企业的差别,盈利的差别;其次,两者都认为资源或能力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难以模仿性使其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第三,公司的资源和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因此衍生了很多基于资源或能力的公司边界研究。

摘要：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个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企业战略理论学派,两种理论由企业成长的能力理论演化而来。他们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补充了产业结构分析和企业内部分析。本文从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的起源出发,对两者在理论上的分歧进行比较,并进行思考和评述。

关键词：企业成长,资源学派,能力学派

参考文献

[1]王国顺.企业理论:能力理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2.

[2]周三多,邹统钎.战略管理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1.

[3]李建民.资本运营:企业核心能力[M].法律出版社,1998.9.

[4]亨利.明茨伯格,布鲁斯.阿尔斯特兰德,约瑟夫.兰佩尔.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4.

[5]张锦高,谢凌玲.竞争战略理论评述[J].理论月刊,2003.2.

传播学批判学派与传统学派的分析 第5篇

批判学派是对欧、美等国持不同于美国实证分析、经验研究派别立场，坚持批判观和方法所作的研究的总称。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70年代开始兴盛，80年代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之一。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通常被称为欧洲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姆、阿多诺、哈贝马斯等。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吸取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社会批判的思想精髓，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媒介展开了深入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前，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学派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对整个西方社会思潮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派和社会文化学派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媒进行批判，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它许多有批判意识的学派一起构成了大众传播中的批判学派。

今天，批判学派在欧洲、北美和拉美等不同的地区都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失去了从前的活力和影响，但仍有几百名批判学者和几家批判的传播杂志。在北美有几个批判的学术中心，如伊力诺依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几百名批判学者组成了专门的学会，但没有专业的批判理论杂志。拉美的传播学领域是一个混合物，它强烈地具有欧洲批判学派和北美经验主义方法的色彩，其中许多传播学学者对批判理论都很有兴趣。

批判学派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对于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大众媒体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阶级关系决定了大众媒体的内容。媒体巩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并主要是反对革命和反对变革的。因此，大众媒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也就成了批判的传播学派的研究对象。经不断发展，批判学派主要有以下几个理论角度：

1、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这一观点主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并重点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思想理论的核心。 (1) 凯米勒曾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可见，“谁控制着传播”、“为谁的利益而控制”等问题是批判学派研究的中心问题。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受众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而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出现的大众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一本质，使受众很难发觉自己遭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即使偶尔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正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能 (2) “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和多义性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二、传播学传统学派

传统学派(又称经验学派)也是西方传播学的主流学派，它主要关注媒体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是一种微观的看法。这一学派在传播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传播媒体的操作和运营给予指导和启发。传统学派大多将传播学的研究重点放在研究如何发挥大众传媒的实用价值、如何最大程度地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上，对传播过程和传播的效果进行细致的分析，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传播模式(如：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研究方法上，经验学派主要采用数学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如：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但是，他们却很少思考传播与社会制度、传播与意识形态、传播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传播的外部条件，而不是传播的内在规律。他们研究的最大目的就是如何使受众最大程度地接受它们所传播的信息并影响和改变接收者的行为。

经验学派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取得了许多了理论成果，确立了其“传播学主流学派”的正统地位。但是，他们的量化研究方法和实用主义社会观遭到批判学派的抨击。传统学派偏向于研究传播中的小规律和具体操作环节与技巧。注重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忽视了传播现象产生的社会网络这一基础。传统学派注重维护传播现状，很少对传播现状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社会，不认为是由阶级支配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是为了改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理。

三、批判学派与传统学派比较分析

（一）研究方法上的比较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学派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定量研究，属于实证主义者。他们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社会科学也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他们常用的方法有个案研究、统计分析、问卷调查、控制试验等等。这些方法都是根据一项理论假设去寻找相关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证明或否定理论假设的。简单地说，就是假设命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批判学派虽然有时也采用一些实证性方法进行研究，但根本上他们对实证研究的哲学认识论持怀疑和批判，甚至是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孤立的、机械的，着眼于个人的，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能为统治者提供一些策略外，无法说明复杂的传播现象。

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批判学者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它主要关心的是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并因此区别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总的说来，传统学派注重研究传播活动的规律，以具体的传播实践为出发点和着眼点，与人们的传播实践经验密切相连。研究方法和成果都带有十分明显的经验色彩。特别是开展具体的传播活动效果明显。它的缺陷在于对现存社会及其传播体制持一种非批判的肯定态度，从而维护现存秩序。总之，它奉行的是同现存社会秩序相一致的“服从主义”。

（二）态度取向上的比较

传统学派的研究对现存社会制度和传播现状持一种维持和肯定的态度，从不怀疑所处的环境和体制。 (3) 这种“肯定”，并不一定是直接的赞扬，也可以是用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把现状视为理所当然、永恒不变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作为从事研究的前提。传统学派学者从没有应该否定或怀疑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合理的。传统学派屈从于现实且不判断现实，把自己置身于现实，成为这种现实的一部分。

与传统学派相反，批判学派对现存社会状态持一种批判的否定态度，这种否定和怀疑的态度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4) 批判学派所持的批判思想的本质是：“不能用现行的传播体制作为压抑和欺骗人们的工具。这与人的本质需要格格不入。”这一批判思想与批判学派人文主义的方法论是相符合的。长期以来，有些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选择或者设置议题等方式给广大的受众提供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给受众塑造了一个虚拟的现实，因此这些信息不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对于这种传播状态，批判学派的学者们认为应当坚决打破这种传播状态。批判学者们总是将自己置身于现存社会秩序“之外”，拒绝承认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并自觉地以批判现存秩序为己任。所以，批判学派主要考察传播现象的深层背景，研究传播现象和传播体制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传播自身规律的探讨，不顾实际经验和具体问题，脱离实际。对实际的传播活动指导性不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学派的区别源于对现存传播体制所持有的相反的立场和态度。肯定现存体制的传统学派更关注具体的、经验型的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媒介如何传播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不去关注实际上到底是谁控制着媒介。对传播体制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学派关注的是谁控制媒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将传播与社会文化相联系，所以在研究中融入了更多的思辨思想。

四、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批判学派和传统学派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随着传播学的发展，两个学派之间也在不断地渗透和融合。

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学派认为批判派学者的批判态度使他们很少能从根本上加强对有关政策的研究，他们所谓的研究只是空洞的理论，对传播实践活动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而批判学者则指责传统学派学者由于忙于收集数据而忽视了数据的含义，使他们的研究缺少理论深度。批判学派指出，一些传统学派学者由于对其研究的用途缺乏了解，从而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其实，无论是传统学派的学者还是批判传播学者，由于缺乏交流，他们对对方都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和认识。而两个学派的地缘差异使他们无法使用共同语言进行共同的研究。长期以来，两学派间的对立和抨击加深了双方的误解。从当今两个学派的实力来看，经验学派在人力与物力上都比批判学派显得雄厚，例如，几乎所有人都使用共同语言英语，同时还拥有指导他们大量工作的共同的科学范示等等。但是，由于两个学派研究的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同，彼此间又需要互相借鉴。

传统学派和经验学派的理论都曾对传播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都应该认识到传播可以导致冲突，也可以导致和谐。在许多重要方面，两个学派用来进行传播研究的批判方法和经验方法都有必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如果传统学派能有批判学派的深刻理论作指导，而批判学派也能多采用一些实证调查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相信两个学派都将在传播学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志兴:《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 《新闻学刊》1986-6

[2]、彭卫鸿:《论西方大众传播中的批判学派》, 《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 2003年第9期

[3]、郭庆光:《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 《新闻学论集》第11集, 第50页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切凯蒂学派在芭蕾学派中的独特魅力 第6篇

一、简述芭蕾

“芭蕾”一个令人陶醉的名词, 在人们的心目中, 她是优雅与高贵的象征。“芭蕾”是法语Ballet的音译, Ballet一词, 它起源于古意大利语Ballo, Ballo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跳, 蹦蹦跳跳, 代表的是一种天真、纯朴、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舞。后来由意大利的宫廷传入法国宫廷, 经过宫廷舞蹈家的提炼之后, 它上升为Ballet这个词。

二、简述芭蕾历史

(一) 芭蕾的蓬勃发展。

早期的芭蕾, 先后有三百年的历史。从1832年的芭蕾舞剧《仙女》在巴黎问世之后, 我们可以说芭蕾进入了浪漫时期, 芭蕾女演员在通常情况下, 都要掂起脚尖翩翩起舞。它的代表性作品就是《仙女》、《吉塞尔》, 喜剧代表作《葛蓓莉娅》、《海盗》, 有五部戏传承到今天, 还在舞台上演出。19世纪的中下半叶, 芭蕾的重心就移到了俄罗斯, 也就是俄国。这时的俄国进入了古典芭蕾时期, 并且创造出了经典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 在这之前还有三部, 叫做《唐吉·诃德》、《舞姬》、和《蕾蒙达》这六部戏一直传承到今天。到了1909年, 20世纪的开端, 就进入现代芭蕾, 当时在古典芭蕾大本营中, 有一批不安于现状的芭蕾精英, 他们在一个非常著名的芭蕾经纪人——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带领下, 带着他们全新创作的芭蕾舞剧《仙女们》, 杀回了巴黎。就是1909年, 我们称这个《仙女们》为现代芭蕾的处女作, 它是第一部没有情节的芭蕾舞。从1909年到20世纪的70年代, 这期间, 芭蕾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也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爆炸, 信息爆炸的一个世纪, 因此在芭蕾舞剧, 现代芭蕾这个时期中, 可以说是完全同步的。在这段时间里,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可以说是多得数不尽数。在这个过程中, 各有代表人物。他们集各自所长, 形成各自不同风格的芭蕾舞流派。

(二) 学派及学派代表人物、作品。

什么叫流派?怎么才能称为流派?大致上有几个标准。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训练体系。有了体系, 就会有一大批驰名国际的芭蕾巨星, 有大的表演家, 大的编导家, 还要有大批的驰名国际的芭蕾剧目和剧团, 这样才能构成所谓的芭蕾流派。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说是芭蕾大国, 但是很难说是芭蕾强国, 所以离流派还有一定的距离。同时, 国际上也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来认定一个芭蕾舞团。首先是代表着早期浪漫古典和新古典四种风格的芭蕾舞团——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 代表作品《蓝鸟》, 然后是法国的, 然后是俄罗斯的两个芭蕾舞团, 圣彼得堡基洛夫芭蕾舞团, 这个团1999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来到中国演出, 接着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接下来是美国的两个芭蕾舞团——纽约市芭蕾舞团、美国芭蕾舞剧院。第六个则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这六大芭蕾舞团主要跳古典和传统的芭蕾舞剧。现代风格的芭蕾舞团也有很多, 真正成为世界级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曾经来中国并在世纪剧院演出《生命之舞》的芭蕾舞团——贝雅洛桑芭蕾舞团。另一个是德国的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在当代芭蕾阶段中, 有四大芭蕾舞团, 是被大家公认为世界级的:第一叫荷兰舞蹈剧院;第二个是德国的法兰克福芭蕾舞团;第三个是德国的汉堡芭蕾舞团;第四个是西班牙国家舞蹈团, 这四个团都是当代风格的世界级的芭蕾舞团。

芭蕾舞近五百年的历史中, 出现了非常多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 这些代表性人物和作品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风格流派。首先是意大利流派, 然后是法兰西流派、俄罗斯流派、丹麦流派, 到了20世纪30年代, 美国和英国也有了自己独特的流派风格。时至今日, 被大家公认的四大学派则是意大利的切凯蒂学派、丹麦的布农维尔学派、法国学派、俄罗斯学派。

在众多的学派中, 为什么意大利的切凯蒂 (Enrico Cecchetti) 能以个人的形式形成一派?

三、切凯蒂学派

(一) 切凯蒂的简述。

切凯蒂, 全名Enrico Cecchetti, 1850年6月21日生于罗马, 1928年11月13日卒于米兰。在他第一次上台演出时还是一个五岁的孩童。他跟随得第一位导师是他的父亲, 随后的几位导师均出自布拉西斯 (CarloBlasis) 门下, 因此切凯蒂的教学方法也受布拉西斯自创的理论所影响。

(二) 切凯蒂的芭蕾人生。

在切凯蒂一生的舞蹈生涯中, 他获得了不少称许, 被誉为同时期最优秀的男舞蹈员。

在俄罗斯的演出中, 他凭着出色的击跃、令人叹为观止的跃跳以及连环轴转赢尽观众赞誉。此时的他被玛琳斯基芭蕾舞团聘为舞团导师, 同时又以首席舞蹈员身份演出, 他亦于皇家芭蕾舞学校 (Imperial Ballet School) 教授芭蕾舞 (1887-1902年) 。他凭着高深的舞蹈诣艺及天赋的默剧天份, 为佩蒂巴1890年首演的《睡美人》, 塑造了跳脱轻灵的蓝鸟及默剧角色卡拉波斯仙子。

切凯蒂于1887年至1902年间任教皇家芭蕾舞学校。1907年至1909年, 他则为帕芙洛娃 (Anna Pavlova) 担任私人导师, 直至玛琳斯基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请求他再为他们授课。普罗哥菲夫 (Diaghilev) 要率领他的舞团Ballets Russes出外巡回演出, 但遭舞蹈员拒绝, 因为他们不想错过切凯蒂的课。这充分的表现出了他个人在芭蕾领域的公深造诣, 切凯蒂的临在, 对Ballets Russes是十分重要。他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亦对现代和古典芭蕾舞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当切凯蒂厌倦了巡回演出的生涯时, 便决定定居于英国伦敦, 在英国伦敦开设了一所舞蹈学校, 舞蹈演员们都闻风而至, 在当时, 切凯蒂被誉为芭蕾舞界的北极星, 也有流传说:未受过切凯蒂的指导, 未算是真正的舞蹈员。1923年, 切凯蒂退休返回意大利定居, 获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邀请到斯卡拉歌剧院 (La Scala) 执教, 这也是他毕生的梦想。一天, 他上课中途突然晕倒, 被送返回家, 翌日, 即1928年11月13日, 他便与世长辞。

(三) 切凯蒂的芭蕾教学研究成果。

切凯蒂的教学法基于布拉西斯的理念发展而成, 因此备受尊崇。世界知名舞蹈史学家亦是切凯蒂的朋友博蒙特 (CyrilBeaumont) 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切凯蒂的教授内容, 每一个练习均是精心设计且清楚明确, 有效提升学生的技巧。他的训练体系是清晰可循, 并非随意契合而成。

博蒙特在伊济科夫斯基 (Idzikowski) 及切凯蒂本人协助下, 将切凯蒂的教学法记录下来并结集成书, 名为:《按照切凯第方法讲授古典戏剧舞蹈的理论与实践的教材》, 于1922年出版。今天仍可见该书出售, 由纽约Dover Publications出版, 书名改为《The Cecchetti Method Of lassical Ballet》

切凯蒂不仅本身舞蹈技艺高超, 其教学成就也是非常卓越不凡的。他的学生中有很多著名演员、编导和教师, 如巴甫洛娃、瓦加诺娃、福金、尼金斯基和德瓦卢瓦等。他在教学中非常重视训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以求训练出完美精湛的技术。他为古典芭蕾中脚的5个位置和7种动律 (见古典芭蕾基本技术) 的训练制定了严格的规格, 建立了一套细致完整的教学大纲。这套教材被人整理出版流传下来, 称为切凯蒂体系。英美等国还专门成立了切凯蒂学会。全世界都有切凯蒂体系研究中心, 通过此体系训练出的舞者, 四肢被支解, 线条修长, 腹股沟的肌肉刚柔相济, 在运用肢体语言时得心应手。

《古典芭蕾基本技术》, 古典芭蕾的基本技术有完整的、规范化的科学体系, 它按照宫廷舞会和舞台演出的需要加以整理、规范, 确定了古典舞蹈的5个基本位置, 作为一切古典舞蹈动作的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古典舞蹈常用的基本步法、基本舞姿和基本动作, 统一用法文术语命名, 从而奠定了古典芭蕾基本技术体系的基础, 至今仍在沿用。此后, 经过几代芭蕾演员、教师和编导不断充实和发展, 古典芭蕾基本技术更加丰富。意大利舞蹈家布拉西斯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古典芭蕾技术发展的成果, 于1820年在米兰出版了《舞蹈艺术理论与实践概论》一书。这本书成为意大利舞派的经典, 被公认为古典芭蕾理论和技术教学法最早的著作, 影响遍于全世界。同时他的学生切凯蒂出色地实践并发展了他的观点, 使古典芭蕾技术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也对世界各地的芭蕾教学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的古典芭蕾技术建立在外开、伸展、绷直的审美基础之上, 它包括:5种脚的基本位置、3种基本舞姿:如阿蒂丢德”阿拉贝斯克”和“埃卡泰”;腿部技巧;各种“巴特芒”──包括腿的伸展、射出、打开、屈伸、抬腿、踢腿等以及腿的划圆圈 (rond de jambo) ;各种幅度和各种舞姿的跳跃;各种旋转和转身;击腿技巧;各种舞步和连接动作;女子的脚尖舞技巧;双人舞的扶持和托举技巧;以及“波德布拉” (port de bras) 等。古典芭蕾的这些基本技术动作, 就象符号一样, 编导可以运用这些元素, 按照不同角色的身份、个性、情绪以及这个角色在剧情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把它们按特定的结构手法加以编排、组合, 组成形象化的舞蹈语汇, 以表达剧情, 创造出各类富有艺术魅力的舞蹈形象。切凯蒂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芭蕾教师, 是他把古典芭蕾的训练系统规范化, 形成一套体现古典芭蕾本质美的教学体系。

切凯蒂的个人舞蹈修为在其精彩的舞蹈人生中已经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经典, 综观现今各国, 虽然芭蕾国学流派众多, 但几乎都是应用切凯蒂学派的基础, 切凯蒂在芭蕾中虽不谓芭蕾鼻祖, 却在古典芭蕾和浪漫主义芭蕾及芭蕾的教学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对芭蕾的卓越贡献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他独特的芭蕾魅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芭蕾人。

从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至今, 芭蕾经历了古典的宫廷芭蕾、浪漫主义时期芭蕾、到现在的现代芭蕾, 如果说1581年法国《皇后喜剧芭蕾》的上演, 一直被视为芭蕾舞剧最初始雏形的话, 芭蕾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几乎晚了3个多世纪。对于中国的芭蕾, 不仅要有世界的, 也要发展自身民族的, 这就需要我们更好更多的去学习别国芭蕾的优点, 希望通过对切凯蒂学派的学习与了解, 能增进我们对芭蕾的进一步认识, 促进我国芭蕾的发展, 早日形成中国芭蕾学派。做为一名舞蹈教师,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大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融会贯通, 学以至用, 也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工作者。

参考文献

[1]约翰·马丁.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J].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朱立人.西方芭蕾史纲[M].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翻译学派论文 第7篇

一、古典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及缺陷

古典学派的主要观点是: (1) 认为货币的功能只是媒介。 (2) 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水平, 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产量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可视为常数。 (3) 认为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化, 随货币数量的变动而变动。也就是说,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引起物价的同比例上涨, 达到通货膨胀的境地。 (4) 认为货币政策应是控制货币量的增长、物价和币值。传统的货币数量说有两种主要流派, 其一是费雪方程式, 其二是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方程式。

(一) 费雪方程式

20世纪初,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 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这一方程式为:

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

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

根据这一方程式, P的值取决M, V, T, 3个变量。费雪分析, 在这3个经济变量中, M是一个由模型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外生变量;V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 而制度因素变化缓慢, 因而可视为常数;T与产出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 也是大体稳定的。因此P的值特别是取决于M数量的变化。

(二) 费雪方程式的缺陷

1. 这个交易方程式片面地强调了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 而忽视了货币充当价值尺度的职能。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斯密把流通手段看作货币的主要职能, 把价值尺度看作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派生职能的痕迹。

2. 在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劳务生产交易量固定时, 一般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关系, 还不能算是一个恒等式, 而且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体现不出来, 无论货币数量还是一般物价水平都可以作为自变量, 同时也都可以作内因变量。

3. 货币数量论一向被西方经济学认为是货币的价值论, 费雪方程式并未说明货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它只表示了一般物价水平与货币流通总量间的关系, 最多也只是个货币价格理论, 即使作为价格理论, 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三) 剑桥方程式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剑桥学派, 重视微观主体的行为。他们认为, 处于经济体系中的个人对货币的需求, 实质是选择以怎样的方式保持自己资产的问题。决定人们持有货币的多少, 有个人的财富水平、利率变动以及持有货币可能拥有的便利等诸多因素。但是,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每个人来说, 名义货币需求与名义货币水平之间总是保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对整个经济体系来说, 也是如此。因此有:

式中, Y为总收入;P为价格水平;k为以货币形态保有的财富占名义总收入的比例;Md为名义货币需求。这就是著名的剑桥方程式。从形式上看, 剑桥方程式中k等于费雪方程式中的1/V, 但两者的意义不一样, 表示社会持有的货币数量占其一年内交易总量的比例。这两个方程式中, 交易总量由外生变量决定, 具有短期不变的特点, 从而两者中的实际因素与货币因素截然分开, 一般物价水平只受货币总量的左右, 而实际产量的增减则与货币供求无关, 这就是价值论与货币论的两分法。剑桥方程式与交易方程式的主要区别:交易方程式重视货币的交易手段功能、货币流通速度以及经济社会等制度因素, 强调货币的支出;剑桥方程式重视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功能, 重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 强调货币的持有。交易方程式所指的货币数量是某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量;而剑桥方程式所指的货币数量是某一时点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存量。

二、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

凯恩斯认为, 由于货币具有完全的流动性, 而人们在心理上具有对流动性的偏好, 即人们总是偏好将一定量的货币保持在手中, 以应付日常的、临时的和投机的需要。因此, 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由三个动机所决定的: (1) 交易动机, 即由于收入与支出的时间不一致, 故必须持有一部分货币在手中, 以满足日常交易活动的需要; (2) 预防动机, 即为应付意外的、临时的或紧急需要的支出而持有的货币; (3) 投机动机, 即由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 人们便会根据其对利率变化的预期, 为了在有利的时机购买债券进行投机而持有货币。货币的投机需求主要由利率决定, 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认为人们出于这三种动机, 愿意持有流动性更强的货币, 并称之为“流动性偏好”。

根据凯恩斯的分析, 交易需求和谨慎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 是货币收入的增函数。将这两种货币需求用L1表示, 则L1=L1 (Y)

投机需求由市场利率决定, 是利率的减函数。将这种需求用L2表示, 则L2=L2 (R)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写成:L=L1+L2=L1 (Y) +L2 (R)

(一)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特点

1. 将货币的资产需求列入货币需求的范围之内。

即将L2 (R) 列入货币需求公式。凯恩斯认为, 人们之所以有货币的资产需求, 在于货币有价值贮藏功能。例如, 当利率下降, 金融证券价格上升, 收益下降时, 持有货币则是较安全的保值方式。否则, 就要放弃货币, 将其转为其他金融资产, 则能获利。因此, 不仅商品交易的规模和价格总额影响货币需求, 而且利率变动也影响货币需求。

2. 更加注意对货币资产需求的分析, 更确切地说注意对利率变动如何影响货币需求的研究。

这种论点, 更加强调了利率在制约货币总需求中的作用。将货币需求看作一种函数关系并特别强调利率在制约中的作用。这对于古典货币数量学派将货币需求看作是由制度和技术决定的常数, 货币供给的变动只能简单地影响物价的观点, 无疑是一个进步。

(二) 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缺陷

1. 凯恩斯认为利率取决于由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和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 把利息视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纯粹货币现象。

2. 在分析货币需求时, 凯恩斯把货币的需求归结为受流动性偏好决定, 完全从人们的主观动机出发, 研究人们的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并根据人们的心理状态去把握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这显然是错误的。

3. 凯恩斯在分析货币需求时, 将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 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只决定于收入而与利率无关, 而投机性货币需求则决定于利率。这实际上是认为人们对自己未来利率变化的预期是确信不疑的, 因而人们根据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决定是持有债券还是货币, 在债券和货币两者之间只能择其一。事实上, 人们不能肯定自己对未来利率变化的预期是否准确, 因而总是既持有货币又持有债券, 以分散风险。

4. 凯恩斯的分析是短期、均衡静态分析, 所使用的都是各种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显然, 这种分析是不够的, 它不可能揭示各种经济活动或经济变量的实际运动过程及在运动过程中的调节。

三、现代货币主义货币理论

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深受凯恩斯流动偏好分析方法的影响而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数量论基本上仍然是有效的。主要观点是: (1) 认为货币不但具有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 更强调货币的资产功能即价值贮藏手段职能。 (2) 扩大了对货币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 并划分名义货币需求和真实货币需求。 (3) 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微不足道。 (4) 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从长期来看虽是一变量, 但短期内可视作一常量。 (5) 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动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可见, 弗里德曼对货币的流通速度和货币数量与物价关系的看法与古典学派有点相同。

货币需求函数:Md=f (p, rm, re, rb, 1/p, dp/dt, y, w, u)

其中, Md为货币需求, p为函数关系是物价水平, rm是货币预期收益率, rb是固定收益的证券利率, re是非固定收益的证券利率, 1/p是物价变动率, y是永恒所得, 表示收入的平均水平, w是非人类资本对人类资本的比率, 非人类资本指物质财富, 人类资本指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 u是反映主观偏好与风尚以及客观技术与制度因素的综合变数。

弗里德曼将财富分为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两类。他认为, 对大多数财富持有者来说, 他的主要资产是个人的能力。但人力财富很不容易转化成货币, 比如失业时人力财富就无法取得收入。所以, 在总财富中人力财富所占的比例越大, 出于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也就越大;而非人力财富所占的比例越大, 则货币需求相对越小。这样, 非人力财富占个人总财富的比率与货币需求为负相关关系。

四、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的比较

(一) 现代货币主义货币理论与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主要的区别

1. k不再被视为由制度决定的常数。

代之, 流通速度被认为是有限数目的可以观察的量的一个稳定函数。这些量在长期内是稳定的, 但在短期内则会发生变动。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既假定k或为常数, 又假定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是充分就业下的常量, 于是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二者必然直接形成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动关系。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量的变动先是直接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 通过后者的变动在短期内既可以体现在价格水平上也可以体现在产量上, 只有在长期才完全体现在价格水平上。

2. y在旧方程中代表当前交易水平, 而在新方程中代表当前财富。

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中的收入是现期的真实收入, 而弗里德曼的收入是恒久性收入, 即人们在很长时期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平均数, 并且是比较稳定的。

(二) 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主要的区别

1. 货币供给。

在货币供给方面,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所讨论的货币供给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强调货币与信用的区别, 强调银行体系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区别, 强调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货币供给只是通常的M2, 而不涉及其它流动性资产, 这就加强了货币的“可控制性”。这说明, 既然货币供给决定于货币体制, 从而是稳定的, 那么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需求就是各自独立决定的, 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并不影响实际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这样, 名义货币需求就可以随时适应货币供给的变动作充分调整。这进一步加强了弗里德曼关于短期内货币影响名义产出水平, 而长期内货币只影响物价水平的观点。

2. 货币传递机制。

弗里德曼认为, 货币冲击直接引起资产细账的调整, 此后逐步转向其它经济变量。同凯恩斯主义的分析一样, 货币政策的冲击通过对利率的影响将最初资产细账的均衡变为不均衡。但在货币学派分析中, 他们是假定家庭和企业在对它们的资产数量进行调整以恢复资产细账的均衡时, 直接影响到支出水平。这一点和凯恩斯主义分析的主要区别是消费品支出和资本品支出同时直接受到推动, 而不是间接受到投资支出乘数效应的诱发。简单地说, 其货币传递机制可表示为:MEP/rIY。其中, E表示支出, I表示投资。当货币供给增加时, 它通过公众支出的增加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利率的下跌, 从而刺激生产扩大和收入增加;相反, 当货币供给减少时, 同样的传递机制会导致收入减少。

对上述传递机制, 弗里德曼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利率的最初和最后冲击效应是反方向的。货币供给的增加最初往往降低利率, 但随着它所引起的支出增加, 价格上涨, 就会使贷款需求增加从而提高利率。这样, 尽管存在货币扩充, 名义利率将会变化, 但实际利率不一定会变化。由此, 货币主义认为, 利率不是好的政策工具和指示器, 而货币供给量是关键的政策变量。

3. 货币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主张强化对货币的集中管理, 主张以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主义强调通货膨胀的货币原因。即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了其需求量的结果, 所以, 从长期看要控制通货膨胀, 稳定物价, 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控制货币数量的增长, 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弗里德曼认为由于“时滞”的原因往往会造成财政、货币政策的信用膨胀或信用收缩措施做“过了头”, 从而造成经济的长期周期性波动。要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 从长期看, 唯有“稳定货币的供给”才是关键, 而不要过多注重具有短期效应的财政、货币政策。

(三) 三者共同比较

1. 货币需求必须考虑货币的资产功能。

古典经济学派主要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 从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角度来研究货币的需求, 因此, 对货币的需求只是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则从货币交易媒介功能和资产的功能来研究对货币的需求, 即货币的需求包括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和满足资产需要的需求, 而资产的需求就是凯恩斯所讲的适合当时情况的货币必要量公式:M=P/V, 这个公式指的是满足商品流通需要的货币需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经济中还没有证券交易出现, 动用这一公式来研究货币需求还勉强可以, 那么, 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 如果再不考虑对证券交易的货币需求的话, 则不可能对货币的流通状况做出正确的判断。

2. 关注利率的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凯恩斯分析了利率变动对投机货币需求的影响, 而他的学生们则发展了这一理论, 认为不但投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 而且交易的货币需求也受利率变动的影响, 但弗里德曼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大, 但是既然把货币作为资产看, 那就应该考虑利率这一机会成本。

3. 重视对微观货币需求的研究。

古典经济学派一般是从宏观的角度即从整个商品流通的角度来研究货币需求, 而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就已经转向从微观的角度即从经济主体的行为来研究货币的需求。

摘要：西方货币需求理论是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实际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文章主要是先通过阐述三个学派的货币理论, 再分别分析三种货币理论, 最后将三者进行综合比较, 分析各自的侧重点、适用条件及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