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关于瓷器的诗歌

欧洲关于瓷器的诗歌（精选5篇）

欧洲关于瓷器的诗歌 第1篇

探秘明代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

来源：网购瓷砖 http://

7头妖怪海德拉克拉克瓷碗 从早期开始，为什么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格外的珍视？中国瓷器输入对当地陶瓷生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应复旦大学文博系邀请，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资深研究员、中国陶瓷专家前不久在复旦大学作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系列讲座，介绍其中关于明代外销瓷器的内容，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

澳门圣保罗大学定烧青花瓷罐 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早期的中国青花瓷贸易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中。从土耳其托布卡比宫殿收藏的这幅画中可以看到运输青花瓷器的场景。展示了早期中国和土耳其以及伊朗之间的联系交流。明早期永乐宣德的瓷器在这一地区的收藏一般都会刻有主人的标记或者姓名，这类瓷器在Regina Krahl(康蕊君)编著的三大册《托布卡比宫收藏的中国瓷器》有详细研究。而15世纪早期模仿中东金银器造型的中国瓷器都没有运到欧洲，仅限出口中东地区，同时明初宫廷为了追求时髦要求陶瓷工匠模仿中东器物的造型。中国出口到中东地区的青花瓷器对当地的陶瓷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当地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器。欧洲最早记录的中国瓷器是一件著名的Fonthill元代青白瓷玉壶瓶，现收藏在爱尔兰国立博物馆。这件瓶子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送给匈牙利王路易的礼物，这位元朝皇帝曾于1338年派一个使团通过陆路出访阿维尼翁教皇。1381年这件瓷瓶被加装了金质的流、盖子和把手，在它的历任收藏者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流传到19世纪，上面的金饰都被去掉了，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此外早期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还有一件非常著名的龙泉碗，它最初的收藏者叫做Phillip of Katzenelnbogen，是他在去巴勒斯坦朝圣的途中所得，1435-1453年期间加装了繁复的金饰，现收藏在德国卡塞尔市博物馆。英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瓷器也是一件龙泉碗，这件瓷器生产出来不久就由坎特伯雷大主教William Warham(1450-1532)从印度购得，瓷器上的金饰是在1500-1530年间加上的，现收藏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元末到洪武、永乐的龙泉青瓷，都是从印度过来的。这其中有一些带有刻款，标明该件瓷器的重量，瓷器主人的姓名、职位。15-16世纪 15世纪，龙泉青瓷和其他中国瓷器被当做礼物进献给意大利的贵族。有记录表明，1487年，埃及苏丹曾送给佛罗伦萨的贵族Lorenzo de Medici20件中国瓷器。1461年，埃及苏丹也曾将中国瓷器作为礼物送给威尼斯的贵族。在一幅东方三王朝见基督的油画中，我们看到这件青花小杯子，里面装满了金币，以进献给耶稣基督，足以显示中国瓷器的贵重。这幅画绘制于1495-1505年之间。对于这件青花瓷杯，有人认为是明早期永乐的样式或者嘉靖的样式，但是我们从15世纪晚期沉船出水的一件青花瓷杯来看，油画中的这件瓷器应该跟这件油画绘制的年代相去不远。在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一件贝里尼于1514年绘制的《诸神之宴》油画作品中，也能看到中国青花瓷器。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改变了15世纪欧洲只能辗转通过印度或者中东获得中国瓷器的情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46厘米的青花大盘，在内壁开光内写有IHS，这是耶稣基督名字的缩写。这件盘子的生产年代在1500-1525年之间，可能是在1520年。它的图案设计来源很可能是当时的祈祷手册。同样的盘子在私人收藏手中还有一件，直径达到50.4厘米，内壁写有IHS字母，内底则是中国传统的狮子滚绣球图案。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批量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比如在一艘Lena沉船，出水很多青花瓷器——为什么青花瓷器在欧洲会如此受欢迎？此时欧洲只能生产铅釉、锡釉陶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16世纪英国出土的陶器，我们可以看到，质量很差，胎质疏松有很多杂质，釉面灰暗。在15世纪，西班牙生产的一些彩绘釉陶，其中也有釉下钴蓝彩绘，明显受到伊斯兰的影响，但是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相去甚远。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的时候，认为它是由一种神奇的材料制成的。普通的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会加上各种金属装饰，赋予神圣的用途。比如这件Lennard杯，是一件嘉靖时期的瓷器，外面有刻花装饰，下面有青花款。上面金属附件是一个叫做Samuel Lennard的英国人在1569-1570年加上去的。关于它的用途，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基本可以肯定是在基督教仪式上使用的，在现代基督教仪式中还能看到类似的器物。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中国瓷器，都被装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件矾红釉的小碗，装饰有银质的盖子，据说类似瓷器曾进献给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Walter Raleigh，在他1597年的遗嘱中，赠送一套金银装饰的瓷器给他的朋友Robert Cecill爵士，这其中的一件瓷器目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批明晚期的克拉克瓷器，通过加装金银附件改变它们的用途。比如一件克拉克瓷碗，碗身8开光，分别绘有8只牝鹿。这样的瓷器在晚明曾大量生产运往美洲、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各地。在英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国的沉船也有发现。其中有一艘沉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雷克海湾被发现，船上有类似的瓷器，这艘船可能属于英国的著名探险家Francis Drake。同样两只类似的碗在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上也有发现，此外还有1613年沉没的荷兰船“白狮”号。尽管此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它们还是受到格外的珍视，被当作是重要的私人财产。在早期英国，这样的中国瓷器都会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英国和西班牙海战期间，1588年在爱尔兰海域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舰上，发现有少量的中国瓷器，当然船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葡萄牙、西班牙制的陶器。尽管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受到珍视，这件在西班牙战舰上发现的青花瓷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民窑瓷器，外壁绘有飞马图案。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内青花，外铁红加金彩的嘉靖时期的瓷碗，流传到德国后被改成了一件高足杯。还有一件瓷碗和这件瓷器一起在1583年从土耳其带回欧洲，当时有不少瓷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到欧洲的。关于这些瓷器，还有一种传说，它们遇到毒药就会炸裂，在埃及也流传着这种关于中国瓷器神奇魔力的说法。这些传说刺激了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模仿，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生产的软质瓷，关于这种软质瓷生产的最早记录是在1575年。严格来说这种软质瓷还不是真正的瓷器，从图案设计来看，它们受到伊兹尼克陶器的影响要比中国瓷器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软质瓷的装饰也是釉下青花。目前流传下来的梅第奇软质瓷只有大约60件，当初生产的时候它们主要是用作实用器而非陈设用器。

波斯人物青花罐 17世纪 在17世纪荷兰的静物画中，大量出现中国的青花瓷器，有一些瓷器我们还能找到实物原型。葡萄牙是最早向中国定制特殊样式瓷器的国家，当然其中有些纹样景德镇的工匠可以理解，有些完全不能理解，导致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无论如何，这些瓷器到达欧洲，都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物品。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碗，主题纹饰是七头妖怪海德拉，这是欧洲传说中的怪物，两旁的飘带内用拉丁文写着“对智者而言，没有什么是新的”，此外所有的纹饰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在1638年的一幅荷兰静物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纹饰的瓷碗。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17世纪早期伊朗的青花陶器仿制品，其中的拉丁文格言被写错了。此外在葡萄牙里斯本著名的桑托斯宫天花板上镶嵌的中国瓷器中，有一件盘子，主题纹样也是这个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葡萄牙人定制的这种纹样的瓷器不仅出口到葡萄牙，还有一些到了荷兰和中东地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拥有自己的中国瓷器收藏。在这些收藏中，有几件青花瓶的主题图案设计来源于当时的西班牙银币，有人认为这几件青花瓶是菲利普二世本人定制的。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大宗瓷器是克拉克瓷，在1600年沉没于马尼拉海湾的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上打捞上来500余件克拉克瓷器，这些瓷器本来是要运往墨西哥的。葡萄牙船只在当时经常被劫持到欧洲其他地方，船货进行拍卖，获利极其丰厚，这就刺激了荷兰和英国加入对华贸易。这一阶段，普通的青花瓷器占据了船货的很大一部分。1602年荷兰人劫持了一艘葡萄牙商船，然后在米德堡进行了拍卖，船上装载了大量的克拉克瓷器，极大地刺激了荷兰人对中国瓷器的渴望。从1604-1657年，荷兰进口了300万件中国瓷器。在英国的地方史资料中，个人财产清单里经常会列有中国瓷器。早期的贸易瓷器定制瓷数量很少，尤其是纹章瓷，纹样设计大多来自于当时的绘画或者印刷品，从欧洲带到景德镇，交给中国陶瓷工匠生产。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葡萄牙海军主帅Almeida在1570年驻扎在澳门时定制的纹章瓷盘，同样的盘子还有几件。该图案设计来源可能是陶瓷器、玻璃器，甚至可能是皮革或者金属器。还有一件青花纹章瓷方瓶，器型是模仿欧洲的玻璃器，用来装酒，还有小一点，用来装油。在荷兰的绘画中可以看到这种青花方瓶，在荷兰也曾出土过类似的玻璃方瓶。我前面讲过的绘有IHS字母的瓷器，这里还有一件青花大罐，是为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圣保罗大学定烧的瓷器，上面除了绘有IHS字样还有圣保罗的名字缩写S和P。图案设计来源可能与16、17世纪欧洲的纺织品有关。此外还有源自中东的图案设计，在一件17世纪早期的青花盖罐上，开光内绘有波斯射手的形象，尽管主题纹样是波斯人，开光之外以及盖子上却是绘制的中国人形象。这样的图案在中东地区的纺织品和细密画上可以看到。英国玛丽女王二世也曾拥有过一件类似的罐子。作为威廉三世的王后，正是她把青花瓷器的风潮从荷兰带到了英国。她的瓷器收藏主要集中在伦敦近郊的汉普顿宫。有一对青花啤酒杯是1635年根据荷兰人送到中国的木质模型生产的，器型是荷兰的，但是纹饰完全是典型晚明时期中国的纹饰。这种杯子一般到了欧洲后还会加上金属盖子。早期西方还定制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一对盖罐的原型是葡萄牙的彩陶，柄做成耶稣受难的形象，17世纪的牙雕耶稣受难像与这个造型非常接近。同一时期，中国销往日本的瓷器似乎是专门为日本生产的，在欧洲、中东、东南亚都看不到这类瓷器。除了景德镇外，生产外销瓷的窑口还有福建平和漳州窑，产品有青花瓷和彩瓷，销往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日本、荷兰。漳州窑的瓷器一般胎质比较粗，画风随意。这两件漳州窑的盘子，中心绘有罗盘形象指引船只航向，内壁写有4个汉字“近悦远来”。到了明末，说到外销瓷会提到一艘著名的沉船——“哈彻”号。从这艘沉船上打捞出23000余件中国瓷器，风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转变期风格，另一类是克拉克瓷。这其中还有一些欧洲样式的瓷器，例如一些小芥末罐和猫型夜灯。明代瓷器大量输入欧洲，就引发了当地模仿中国瓷器的生产，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的德尔夫特生产的锡釉青花陶，装饰风格非常中国化。为了达到中国青花瓷器的这种效果，荷兰的陶工会先在陶胎上涂一层薄薄的釉料，先低温烧一次，然后再用钴料绘制图案，最后罩一层透明釉高温烧成。在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杂交的图案设计，荷兰生产的德尔夫特陶上绘有中国人的形象，而中国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边饰采用欧洲的花卉，人物则是波斯形象。不独是在荷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器。伊朗在17世纪仿制的产品，边线用黑色而不是蓝色，这是与中国青花瓷器的区别。德国在17世纪也有仿制。早期英国使用的粗制铅釉陶几乎是在100年之内，都转变成为这种锡釉青花陶。明代的外销瓷器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世纪前中国瓷器通过中东地区辗转到达欧洲，只有国王、王后以及高级别的贵族才能拥有。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在中国定制一些瓷器运回欧洲，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龙泉和景德镇的传统产品。之后则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运送了大量瓷器到欧洲。

欧洲关于瓷器的诗歌 第2篇

关键词：古琉球,元青花瓷器

0引言

琉球群岛位于日本南部的九州岛与中国台湾之间, 历史上存在古琉球王国。在其中世、近世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元代青花瓷器。本文将分析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的主要特征,通过与中国和日本本土出土元青花情况的比较研究,考察元与古琉球可能存在的联系。

1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的主要特征

古琉球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主要是从今归仁城遗址、 胜连城遗址、具志川城遗址、大成城遗址等古城遗址中发掘。其中,古琉球王国的都城首里城遗址出土数量最多。根据新岛奈津子撰写的《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瓷の研究》记载,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瓷器从器型和出土城址分析,其主要特征如下:

1.1盘类器物与罐类器物的特点

古琉球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占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出土总数量的70%,比例高数量多。特别是首里城遗址出土的数量接近整体数量的一半。这其中大件的罐(兽耳罐、直口罐)和大盘所占比率约为60%。

1.1.1盘类器物的特点

在琉球群岛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盘类器物所占比率最高,为32%,远远超过其它器型。首里城遗址中出土的件数甚至高达24件。这些盘类器物,大多是口径约为40 cm、底径约为20 ~ 25 cm的大件盘类。

纹饰方面,有很多盘类的纹饰搭配与陈列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寺中的藏品类似,属于相同的纹饰结构。外绘宝相花唐草文或变形莲瓣纹, 内绘宝相花唐草文的盘类器物数量最多。另外,内部满绘蓝底白花牡丹纹或菊唐草纹的盘类数量亦比较多。盘心主纹饰图案丰富,亦出土了类似如意头纹的几何纹饰。

1.1.2罐类器物的特点

从形态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盘口、束颈、肩部贴兽耳的兽耳罐;另一类是直口沿广口罐(荷叶盖罐)。这两类罐类器物数量占出土器型总数量的四分之一。

兽耳罐在半数以上的元青花出土遗址中均有发现。 胜连城遗址和久米岛具志川遗址出土的“至正型”兽耳罐,其纹饰构成与绘画手法类似与安徽省蚌埠市东郊汤和墓葬中出土的唐草纹兽耳盖罐、伊朗阿德比尔寺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牡丹唐草纹双耳罐,主题纹饰中含有牡丹唐草纹,绘画手法相同。

广口罐(荷叶盖罐)瓷片出土自今归仁城遗址和大城城遗址。其中,今归仁城遗址中出土的青花刻花白龙纹罐,清晰勾绘出了白色的背鳍与龙体的连接部位,并画出龙鳞,用这种绘画手法描画的蓝地白花龙纹,与之相似的罐类很少见到。

1.2其他器型器物的特点

其他器型元青花瓷器的出土件数与上述盘、罐类相比,数量不多。其中,与“至正型”相似的青花瓷大壶出土自读谷村古墓。另外,梅瓶出土6件,占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瓷器整体数量的5%,其主题纹饰为龙纹,如首里城遗址中出土的青花如意云龙纹梅瓶。青花菱花口盘瓷片仅从首里城遗址中出土一件,推测瓷片复原后的口径、底径和高分别约为16.2 cm、12.6 cm、2.0 cm,折口沿,口沿部绘一圈卷草纹,浅腹、平底,盘心绘两束莲花。

碗类器物约占古琉球元青花瓷器出土总量的10%, 有敞口碗和直口碗两种。从纹饰和釉料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的特征是:施光润的青白釉或透明釉,用色泽鲜艳的青料在素胚上清晰地描绘出纹饰;第二类的特征是: 施灰青白色或灰白色釉料,胎土略显灰色并含较多黑色颗粒,分别使用浓淡两种青灰色泽的青料速笔描绘纹饰。

琉球群岛出土高足杯的出土数量则比较少,其中, 首里城遗址出土高足杯3件、宇江城遗址出土1件。其纹饰为龙纹和凤凰纹。

长颈瓶的出土数量仅占整体出土数量的10%,分别从今归仁城遗址、胜连城遗址、首里城遗址、具志川城遗址等各城遗址中发掘,共计10件。另外,速笔绘画简单纹样的元青花瓷器,在今归仁城遗址中,小罐器物仅发掘出1件,而出土数量众多的首里城遗址1件也未发掘出。

2关于古琉球出土元青花瓷器的几点思考

(1)古琉球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数量占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元青花瓷出土数量的比率高达70%,不仅数量最多, 而且多为精致的“至正型”或类似于“至正型”大件器物, 这一点与在日本列岛出土的瓷器以小件居多的情况迥异。 值得思考的是:在中国生产量很少的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为何大量集中出土自琉球群岛而不是日本列岛?

根据史料,在13世纪末即1274年和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属国高丽的协助下发动了两次对日战争,在日本史料中分别称作“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或“元寇来袭”[1]。第一次战役,始于1274年农历10月3日, 元军从高丽合浦(今大韩民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 三日后成功登陆对马岛,全歼岛上日方守军。11月19日, 元军在筑前国的博多港附近,进逼今津,次日发生了博多港之战。第二次战役,由于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下令在日本沿岸所有重要地区都建起了“元寇防垒”, 致使元军战舰在抵达日本近海时,找不到登陆的地点, 只得以泊于博多湾中的舰船为阵地停靠长达一个月。从以上史料可知,两次战役都是以北九州为主要战场。两次战争失利后,忽必烈于1283年准备第三次征日,但是, 此举引起江南人民抗议,同时,由于对越战争导致国力匮乏,只得作罢。因此,可以断定当时元与日的政治关系是剑拔弩张的,不和谐的政治环境势必会影响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其中必然包括陶瓷贸易或陶瓷交流。另外, 据史料记载,“博多港”是自唐宋以来日本的主要对外开放港口,东亚、东北亚的国家到日本列岛,都必须由此进出。9世纪左右至14世纪的中国陶瓷大多数是通过日本政府指定的正式渠道卸在“博多港”[2]。由于当时元与日经贸往来或民间交流的主要途径“博多港”陷于战火之中,经贸活动必然无法正常开展。再补充一点,对马岛位于九州北部,古琉球位于九州西南,两者地理位置接近,但是,战火却丝毫没有影响元青花瓷输入至古琉球,这是否暗示着元与古琉球、元与日本的关系是迥异的?是否说明位于琉球群岛的古琉球在当时是独立的王国,这就是为何大量精美珍贵的元青花瓷片能够集中出土在琉球群岛而不是日本列岛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根据以下史料记载再补充一点看法。明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朱元璋遣使琉球,察度王亦遣使中国。 从此,相互往来频繁。如洪武九年(1376年),据琉球国史记载:太祖遣刑部侍郎李浩,至国市马及硫磺。当时, 琉球市易不贵纨绔,惟瓷器铁釜是尚[3]。李浩归而言之, 次后市易,多用是物。上述记载中,值得关注是“琉球市易不贵纨绔,惟瓷器铁釜是尚”这句话。由此记载可以推断出早在明与琉球交好之前,古琉球人就已经知晓瓷器,并且崇尚瓷器,瓷器的使用在明与琉球的陶瓷贸易开展之前,就早已渗透到古琉球人的日常生活、审美情趣,交际往来之中。

(2)是否存在着一条运输路线将景德镇即浮梁瓷窑生产的元青花瓷运抵古琉球而不用经由“博多港”呢?

根据龟井明德撰写的《中国出土元青花瓷的研究》一文中记载:从中国至古硫球的路线有两条[4]。第一条线路是从景德镇瓷窑循昌江而下至饶州路,途经余干信江逆流而上至信州路(上饶),朝着武威山脉沿丰溪逆流而上,在上饶、浙江、福建三省交界的五显岭附近翻越山脉入南蒲溪,途经浦城,从建宁路(建阳)至闽江、福州路, 再经由福州路至古琉球。第二条线路是从信州路(上饶) 出发,沿石溪逆流而上,在焦岭关翻越武威山脉至建宁路, 最后抵达闽江。该线路从唐朝就开始使用,途中的陆路配备了称做步站的、负责山路搬运物品的挑山工,是去往福州最短的路线。

上述两条路线均经由福州,那么,从福州如何运抵古琉球呢?翻阅史料,笔者发现在《福州府志》之《岛夷·琉球》中有关于古琉球的记载,其文论曰:琉球一岛, 僻在海外,如黑子弹丸耳。在大海中正南偏东。古未详何国。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言语不辨,掠一人而还。唐宋未尝朝贡。 元遣使招谕之,不从,掠百十人归。另一段文曰:其风俗去髭,黥手,羽冠,毛衣,无礼节。好剽掠,杀人祭神, 聚骸为佳(王所居壁下,多骷髅以为佳。所居地曰波罗坛。 无赋敛,不知节朔(无文字,不节朔,视月盈亏以知时, 视草荣枯以知岁)。通过上述史料可见福建闽南地区的汉人是曾经抵达过古琉球的。

因此,是否可以推测景德镇产元青花瓷是经由福州运抵古琉球。瓷器属于易碎物品,如果运输过程中,日程过长,路途颠簸,则极易破损。只有在运输便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有大量精美的元青花瓷经由福州抵达古琉球。那么,福州至古琉球的运输条件如何呢?查阅《隋书·流求传》中关于古琉球地理方位的记载,其文曰: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这实际是对琉球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大陆的距离作了准确的记载。其中所说的“建安郡”,是中国隋唐时期的地方建制,其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隋唐时期对古琉球的地理位置记载如此准确、清晰,通过记载,我们亦可推断出将元青花瓷经由福州运抵古琉球不仅可行, 而且便利。

(3)为什么古琉球出土的元青花瓷以昂贵、精美的大件器物居多,小件器物或者速笔绘画简单纹样的元青花瓷器件数极少呢?这些精美的大件器物是出于何种用途或目的被大量运至古琉球?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可能性。

1)如果是当地居民自行购买并使用,那么对于以海产或农业为生的普通居民而言,购买大件器物显然是没有购买力并且没有任何必要的。崎原实先生曾经在论文中提到,江户时代通过琉球船只开展中国- 琉球- 日本的贸易事实[5]。那么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的古琉球是否也是作为转口贸易的基地,在此聚集了来自中国、日本、 朝鲜、泰国等地的海商。

2)翻阅中国历史,我们知道: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 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认为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是明王朝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而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和“厚往薄来”的外贸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数量众多的外交使节携带大明王朝贵重的礼物出访包括中西亚在内的、愿意与明朝或者明朝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携带的礼物中极有可能含有极其珍贵的大件精美的传世元青花瓷器。古琉球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居多,而且在器型特点上与伊朗阿德比尔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的元青花瓷器藏品有很多相似点,这一点恰好证实了明朝希望与古琉球延续自元朝以来的友好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保持与发展是极其重视的。而日本列岛仅仅出土了数量甚少的小件元青花,由此也可以推断出继元朝以来,明朝与日本列岛的关系仍然未见明显好转。

欧洲瓷器的“中国定制” 第3篇

1657年，一位叫托马斯·格拉威的英国人在伦敦开了第一家茶社，自此茶的香气便征服了整个欧洲。

而中国瓷器则征服了更加广阔的区域，从伊斯兰世界的萨非王朝到基督教的菲利普二世，这些剔透的花瓶、碟子成为了宫廷的重要藏品。

“在精致的瓷器那微妙的色调里，在颤动的中国丝绸那飞扬的光泽里，18世纪优雅的欧洲社会见到一种幸福生活的梦境，正和他们自己的乐观精神早已梦想过的那样”，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

1602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蘭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令荷兰人吃惊的是，此次拍卖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利五百万盾”。

用神奇材料制成的中国瓷器

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了它。而这家“中国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商船经过长途漂泊到达太平洋西岸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最好的贸易时机到来了。

在不久之前，早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满清政权击败了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彻底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沿海的海盗武装也基本销声匿迹了。特别是在1673年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这条命令中说“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由此，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了。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在清代以前，中国的青花瓷贸易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中。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改变了15世纪欧洲只能辗转通过印度或者中东获得中国瓷器的情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46厘米的青花大盘，在内壁开光内写有IHS，这是耶稣基督名字的缩写。这件盘子的生产年代在1500-1525年代之间，可能是在1520年代。它的图案设计来源很可能是当时的祈祷手册。同样的盘子在私人收藏手中还有一件，直径达到50.4厘米，内壁写有IHS字母，内底则是中国传统的狮子滚绣球图案。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批量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被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在一艘Lena沉船中，出水了很多青花瓷器—为什么青花瓷器在欧洲会如此受欢迎？因为此时欧洲只能生产铅釉、锡釉陶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16世纪英国出土的陶器，其质量很差，胎质疏松且多杂质，釉面灰暗。在15世纪，西班牙生产的一些彩绘釉陶，其中也有釉下钴蓝彩绘，明显受到伊斯兰的影响，但是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相去甚远。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的时候，认为它是由一种神奇的材料制成的。

被视作重要私人财产的中国瓷器

早在16世纪，就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它们受到了格外的珍视，被当作是重要的私人财产。在早期英国，中国瓷器都会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英国和西班牙海战期间，1588年在爱尔兰海域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舰上，发现有少量的中国瓷器，当然船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葡萄牙、西班牙制的陶器。尽管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受到珍视，但这件西班牙战舰上发现的青花瓷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民窑瓷器，外壁绘有飞马图案。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内青花，外铁红加金彩的嘉靖时期的瓷碗，流传到德国后被改成了一件高足杯。还有一件瓷碗和这件瓷器一起在1583年代从土耳其带回欧洲，当时有不少瓷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到欧洲的。关于这些瓷器，还有一种传说，它们遇到毒药就会炸裂，在埃及也流传着这种关于中国瓷器神奇魔力的说法。

这些传说刺激了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模仿，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生产的软质瓷，关于这种软质瓷生产的最早记录是在1575年代。严格来说这种软质瓷还不是真正的瓷器，从图案设计来看，它们受到伊兹尼克陶器的影响要比中国瓷器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软质瓷的装饰也是釉下青花。目前流传下来的梅第奇软质瓷只有大约60件，当初生产的时候它们主要是用作实用器而非陈设用器。

普通的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会加上各种金属装饰，赋予神圣的用途。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中国瓷器，都被装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Walter Raleigh，在他1597年代的遗嘱中，赠送一套金银装饰的瓷器给他的朋友Robert Cecill爵士，这其中的一件瓷器目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批明晚期的克拉克瓷器，通过加装金银附件改变它们的用途。

欧洲关于瓷器的诗歌 第4篇

一、文献回顾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学界对欧盟未来十年一体化进程及实力发展的预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别:以张亚中、伍贻康、房乐宪为代表的多数学者承认当前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及其他阻碍因素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发展, 但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未来发展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以阎学通、张健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欧盟应对金融危机效果不佳、经济复苏乏力、结构及体制上所暴露的问题将长期制约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及未来的发展, 欧盟的发展很有可能走向解体。

对于欧盟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欧盟的GDP总量为15万亿美元, 总量基本与美国持平;社会发展平衡, 超过其他地区的文明及社会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对外援助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突出。学界主要争议的则是当前欧盟面临的问题及其程度, 因为程度的深浅关系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实力发展的走向。

张亚中等认为, 欧盟虽有市场经济规模与规范性权力, 但其全球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受到限制, 其原因在于:欧盟虽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政治体, 但仍带有民族国家色彩, 因而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欧盟缺少贯彻目标所需要的“硬权力”;欧盟各国近年自顾不暇, 作为“普世价值”榜样的条件逐渐减弱;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力。上述问题的存在固然会使得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遭受挫折、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下降、内部在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 但是这一系列问题不会动摇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根基:欧盟的“三个支柱”并未受损;欧盟经济还将保持增长;并无成员国退出欧盟, 欧洲一体化进程还将持续;欧元区及欧洲的经济权力还将存在。所以, 即便在当前一体化过程中遭受空前挫折, 欧洲一体化仍将持续, 欧盟也将保持发展势头。

阎学通等则认为, 在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 欧盟内部力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德国“再次崛起”, 成为欧盟内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 欧盟力量重心加快向北方国家倾斜, 南方国家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下降;欧元区相对于非欧元区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趋于上升;法国地位相对下降, 法、德摩擦不断增长;欧盟表决机制造成决策的低效率;经济长期疲软、复苏乏力。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及体制的固化将大大阻碍欧洲摆脱金融危机的改革, 各国不同的利益所影响的表决机制将使得欧盟无法就争议问题快速达成共识。两者使得欧盟应对金融危机层面反应不足, 而后者则有可能造成欧盟的分裂。如果欧元区解体 (如希腊退出欧元区) 或欧盟解体 (如英国退出欧盟) , 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而当前仍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 在经济明显向好、成员国达成明显共识之前, 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未来发展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2023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实力

笔者认为, 对于“欧洲一体化及未来发展较为积极”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欧洲一体化及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评估及预测有限。基于欧盟各国发展水平及差异、欧盟表决机制、发展结构性矛盾, 笔者认为, 欧盟在未来十年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一体化进程的倒退”以及“发展的停滞”。

(一) 成员国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滞, 欧盟发展的根本经济推动力将消失

未来十年欧盟各国经济增长的停滞状态将使得欧盟发展的经济推动力彻底丧失。欧盟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和“高福利国家”, 前者决定了欧盟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大, 后者决定了欧盟会将更多社会资源用于福利之中: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大多数国家在过去十年的GDP平均增长率未超过2%,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数字则降低为0.1%;欧盟国家建立了全世界最为复杂、消耗巨大的全民社保福利体系, 每年用于福利支出的费用高达数千亿欧元, 部分国家即使面临极大的财政压力仍然维持很高的福利水平。这表明欧盟经济不可能以“开源节流”的发展模式继续增长, 一方面欧盟国家有别于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 发展潜力殆尽;一方面福利体系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使得欧盟成员国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加。未来十年, 欧盟各成员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欧盟无法创造经济增长极, 高福利政策亦不可能取消。这一先天不足将使得未来十年内成员国承担更大的财政压力, 增长乏力的经济使得欧盟发展的经济推动力逐渐消失。到2023年, 欧盟成员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将很有可能小于1%。

(二) 欧元及其他束缚条件使得欧盟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难度较大

欧盟没有自主增发欧元的权力, 因此缺乏摆脱金融危机的能力。虽然在危机中中国和美国遭受了比欧盟更大的损失, 但是两国在摆脱金融危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大于欧盟, 最重要的原因是增发了大量货币。此外, 欧盟是一个国际组织, 实行的又是成员国一致原则, 因此它不能及时决策, 无法扮演“迅速应对危机的政府般的角色”。对货币权力的丧失及决策过程的缓慢使得欧盟国家在短时间内无法摆脱金融危机。

德国与其他国家在救助条件的设立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盟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希腊为例, 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后, 德国主张欧盟成员国提供直接金融援助要有严格的条件, 这种将紧缩模式强加给其他成员国的做法导致希腊危机蔓延到其他欧元区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与其他成员国对欧盟政治一体化的目标不同:德国支持欧盟政策要促进欧洲一体化, 特别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过渡, 因此德国坚持欧盟的经济求助方案要有助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而其他国家担心欧洲一体化削弱其经济主权, 更担心德国以此收缴其政治主权并将其让渡于欧盟。德国与其他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目标的矛盾将大大阻碍欧盟国家整体的经济复苏。

在欧盟国家经济潜力不足, 社会福利压力过大的不利局面下, 摆脱金融危机的迟缓将对欧盟经济产生长期持续负面的影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近期表示, 尽管欧洲已经花费了数千亿欧元资金来援救其银行业, 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耗费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他说, “欧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是人们对欧盟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如果年轻的一代失去了信心, 那么在我看来, 欧盟正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欧盟国家摆脱金融危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甚至到2023年, 欧盟国家能否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仍不能确定,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对此也深表怀疑, 对国家及欧洲未来经济发展并不看好。甚至有评论称欧盟也存在“如同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衰退”的可能性。

(三) 欧盟成员国经济实力的分化及发展的不平衡将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

未来十年, 欧盟国家的分歧将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这种矛盾体现在大国与小国的矛盾、穷国与富国的矛盾、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矛盾、东部国家与西部国家的矛盾。

东欧国家比西欧国家更担心主权的丢失, 担心他们的国家地位下降为地方政府。如2012年德国、法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向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公共文件要求将更多国家职权交付欧盟, 要求欧盟干预成员国预算, 给予欧盟有效的权利, 建立欧洲边防军。对于这一提案, 除了波兰之外, 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可以预测的未来, 欧元区内东欧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将依然存在, 而在西欧国家中, 也形成了以德国、芬兰、奥地利为代表的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和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经济下滑或是停滞不前的国家。可见不仅是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在欧洲一体化道路的选择分歧明显, 西欧国家内部经济上的差异也产生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使得欧盟成员国的利益难以协调一致, 而在未来十年内, 欧洲国家发展的不均衡将会继续存在, 甚至会更为明显。所以到2023年, 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更为对立,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四) 民众对欧洲一体化及未来发展前景的消极态度不利于一体化进程

更为重要的是, 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不积极。法国民意调差机构IFOP在2012年9月的调查中发现, 法国人希望减少一体化的人占到了60%。贝塔斯曼基金会在2012年的研究表明, 65%的德国人认为使用欧元十多年后国家变得更差了。2013年的民调显示, 有25%的德国人支持退出欧元区。2012年英国《观察家报》的民调现实, 有34%的英国人支持退出欧盟, 22%的人认为退出可作为一个选项考虑, 两者相加则高达56%。相比之下愿意继续留在欧盟的人数仅为11%, 还有19%的人认为可以考虑留在欧盟, 两者共计30%, 这也反映出了欧洲民众对欧洲未来的认可度不断下降。皮尤舆情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年5月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负面评价远远高于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 欧盟还将面临更为明显的分离主义的挑战。经济危机弱化了欧洲人对欧盟的认同, 重新恢复了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这推动了欧洲分离主义的发展。强调民族主义的法国国民阵线和希腊的金色黎明党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加泰罗尼亚将就从西班牙独立进行全民公投;苏格兰也计划在2014年进行有关独立的公投;意大利北方联盟主张将工业发达的北方和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分开, 成立“帕达尼亚共和国”;格陵兰岛在2008年11月进行脱离丹麦的全民公决, 其中75%的人投了赞成票;法国的科西嘉和布塔尼两个地区一直在寻求独立。此外, 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等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战, 而这些挑战也表明欧洲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歧比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分歧还大, 这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社会基础是走向分裂的。到2023年, 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不会有太大改观, 而到那时, 欧洲一体化的民众基础将会变得更为分裂。

(五) 缺乏改革使得未来十年内欧盟的世界影响力逐渐萎缩

历史经验表明, 欧盟的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与其能否进行改革直接相关。如果改革及时, 其影响力会上升;如果改革不及时, 其影响力则下降。平等原则是所有现代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 欧盟也不例外, 然而平等原则也导致决策效率不高。欧盟采取的是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制度, 基于所有成员国同样的否决权, 因此欧盟的重大改革决议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讨论协商才有可能达成, 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果而终。在经济发展较快、成员国不计较短期利益的情况下, 欧盟可以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然而, 在经济困难、短期利益与政权生存直接相关的情况下, 欧盟成员的利益分歧会严重阻碍欧盟的改革。未来十年, 欧盟将长期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而法、德的共同领导将趋于弱化, 德国自己又无力提供强有力的改革领导, 因此欧盟进行重大变革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是欧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另一方面是欧盟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必然变化, 而且会变化得较快, 因此欧盟现行政策与外部环境的不适应性将会进一步扩大, 从而使欧盟更缺乏生机。这种矛盾使得到2023年, 欧盟很难就某一国际问题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而在应对突发的国际问题上, 欧盟成员国内部也很难短时间内协调一致, 欧盟对世界的影响力将会萎缩, 这也会使得欧洲一体化的空间受到限制。伴随着这种无力的改革, “经济巨人, 政治矮子, 军事侏儒”的说法又将应验。

(六) 德国终将承担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使命, 但作用有限

未来十年, 德、法之间实力结构性矛盾将弱化两国对于欧盟的共同领导。经济上, 德国与法国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目前法国GDP相当于德国的77%, 到2023年则会降到70%;政治上, 德国对全球性事务的影响力正在超过法国, 如气候变暖、中欧关系、俄欧关系等, 人们更关心的是德国的意见而不是法国的立场。十年后, 德国将成为公认的欧洲领导国, 而法国则成为具有辅助领导力的国家。德、法实力差距的拉大意味着德国将承担更多的欧洲责任。与德国承担更多责任伴随而来的还有德、法两国的分歧。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德国成为了欧盟内部最大债权国, 在欧盟金融稳定机制中的资金比例占到了27%。德国在欧盟应对债务中成了决策者, 德国反对的措施在欧盟和欧元区就无法通过, 德国支持的措施其他国家就不得不接受。例如, 欧盟委员会、法国和南欧国家都建议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 欧盟所发布的绿皮书 (Green Paper) 也提出了相关三项建议, 但这一措施因德国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可见即便法国也无法阻止德国意志的实现。

虽然德国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其作用毕竟有限, 远远无法独立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德国虽然是欧洲第二大人口大国 (仅次于俄罗斯) , 但其人口也只占欧盟总人口的16%;其GDP虽然为欧洲第一, 但也只占欧盟总体的23%。德国单靠自己一国之力无法成为超级大国, 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级”, 这正是它需要借助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但是德国仍旧无力通过自己一国之力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德国的双重困境也是欧盟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欧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推进一体化进程, 另一方面欧洲不存在这一样一个领导者。这种困境在2023年也不会消失, 所以到2023年, 德国会成为欧洲发展和一体化的核心, 但是核心所发挥的作用仍旧有限。

三、结论

未来十年, 经济疲软及改革乏力的欧盟将丧失“世界中心”的风采, 欧盟也将失去当前区域化发展“样板”的地位。到2023年, 欧盟的GDP将小于东亚和北美地区, 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也会降低;欧盟仍旧是区域化合作水平最高的国际经济政治组织, 但其面临的内部问题将更加严重, 其政治一体化将无明显进展;内部分歧的加大使得欧盟在外交上很难用一个声音表达立场;在全球事务上, 欧盟的影响力将会逐渐局限于欧盟内部;人们探讨的更多的也将是应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吸取教训而非经验。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预测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分歧, 形成了乐观和悲观的两种预期。在分析两种观点的基础上, 文章从欧盟成员国未来经济发展预期、成员国经济实力差异及制约因素、国内民意及改革动力等多个维度分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 并以此预测了十年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实力。

迈森 瓷器的欧洲传说 第5篇

作为欧洲的瓷器中心，三百年来迈森瓷器一直以它的惊艳，

影响着西方的餐桌文化、饮食文化乃至艺术审美。

公牛与瓷器

13世纪，有个年轻人跟随着他的叔叔，跨过了寒冷彻骨的帕米尔高原，穿越了热浪灼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于1275年，来到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面见了一个统治万疆的大汗—忽必烈。这个年轻人就是马可·波罗。17年后，他回到意大利，在一次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做了俘虏，在监狱里，他心游万仞，回想起了他在那最富有的东方国度的所见所闻，靠着狱友鲁斯蒂谦的记录，写出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东方中国极尽富饶奢靡，物产丰美而文明鼎盛。此游记大大刺激了尚是野蛮人的欧洲人。为了追寻那传说中的黄金海岸，他们逐渐迈入了大航海时代，并把东方列入了他们的最终航向，把中国列为了他们所觊觎的猎物。他们从此开始追逐，并且在19世纪，以坚船利炮，带着他们的土特产鸦片，来到了中土。用什么样的比喻来形容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呢？—“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对，公牛，莽撞的公牛，它们必将把那些精美而脆弱的瓷器踩碎，也必将把这个国家的山河踏碎。瓷器—china，对，这个古老帝国出产的一种“杯具”，极为精美又极为脆弱，一如它们的背后的文明。坚硬而粗糙的西方人，爱的就是这种精美，一如他们羡慕的就是这种脆弱的文明。他们要掠夺的就是这种精美的器皿、精美的文明，如果拿不走，那么他们宁愿打碎它、践踏它，所幸，打碎它不需要费什么手脚，因为它实在很脆弱。

瓷器，代表着一个东方国家的文明高度，让西方人寤寐思之，他们用抢的方式，来得到这一东西，来接近这一文明。他们希望用它们来改善自己的餐桌文化，把喝茶的工具改为用来盛咖啡。但是抢并非每次都可以得手，还是得靠自己，如此他们想到了模仿，并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对于瓷器也是这样。

发明“白金”

2010年初春，我去德国萨克森州的小镇迈森(Mei ssen)，那里正要举行欧洲瓷器诞生300周年纪念展览。正是在300年前，当时属于萨克森公国的迈森，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从而改变了欧洲的餐桌文化乃至饮食文明，改变了他们不靠贸易交换就可以获得美轮美奂的器物的历史。

坐落于离德累斯顿不远的迈森，是一个人口不过3万的小城镇。我们在它简易的火车站下车，驱车大约二十来分钟，就来到了入住的“WELCOME”酒店，WELCOME是德国一家著名的连锁酒店，以前我也曾住过，它有时在闹市里，有时在风景绝佳的所在。这一次，它在流经迈森的易北河边，河正对岸，就是耸立于山崖之上的阿尔布雷希特斯堡。而阿尔布雷希特斯堡就是迈森瓷器的起点。

天上有太阳，却下着雪花，沿易北河走向迈森古城区， 一路上听导游讲迈森瓷器的发展历史，他反反复复地提到“高岭”这个词，这个发音与汉语一模一样的词，这种烧制瓷器必须用到的泥土，证明了迈森瓷器与古老中国的联系。据说，曾有一个叫博特格的炼金士叫博特格的，曾向萨克森公国的选帝侯吹嘘说自己能够炼金，他在迈森炼了两年，结果一无所获。不过，他却在1708年1月15日的寒夜，用迈森的高岭土炼出了一种白色的金子，它的成色与中国的瓷器无异：他没有找到炼就黄金的方法，却无意中找到了炼就瓷器的诀窍，这是一种比黄金更贵的白金。于是这一天，后来也被视为是欧洲瓷器的诞生日。博特格的发明让热爱东方奇珍的强力王奥古斯特大帝欣喜不已。他曾在早年用一队骑兵与波斯商人交换过48件中国瓷器花瓶，但那显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渴望。如今，博特格的发明，让他得到了欧洲那些王者、贵族们都在朝思暮想的东西。为了显示自己的独享地位，奥古斯特大帝于1710年1月23日，用拉丁文、德文、法文等多种语言，发布最高敕令，宣布他们掌握了怎样炼制瓷器的专利，并成立迈森皇家瓷器厂。而为了防止瓷器的配方外泄，阿尔布雷希特斯堡变成了一个被层层保护的瓷器作坊，不仅有专人守卫，而且进入其中的工人都佩戴宝剑，以便与那些偷窃秘方的人展开搏斗。饶有趣味的是，我在迈森看到的迈森瓷器商标，也是两把相交的剑，它印在每一件迈森出产的瓷器上面。这一商标图案本是萨克森公国的族徽，它象征着迈森瓷器的高贵，也似乎对应着那段以利剑护佑炼瓷秘方的的历史。

初春黄昏的迈森静谧而安详。漫步在市集广场上，行人稀少，店铺已经开始慢慢打烊，而它们的橱窗却吸引着游人的目光。那里卖的大多是一些瓷器。在市集广场上，你可以听到圣母教堂敲响的清脆的钟声，只是那钟声是由教堂钟塔上的7个瓷器小钟奏响的。那不是黄钟大吕，而是一种悠扬和婉转，一如瓷器相对于其他贵金属的品格。

伴着这样的钟声，我们沿倾斜的街道拾阶而上，去往阿尔布雷希特斯堡。阿尔布雷希特斯堡正在大装修，准备迎接300周年展览的盛大开幕，里面的瓷器大多暂时移到了他处，但作为当年工作间的顶层，还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制瓷工具。因为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只能用手电筒照明，在黑暗中，可以想见长达150年间，那些制瓷工人们在这里忙碌的景象，想见他们在黑暗中如何用白色的金子把欧洲人的生活照亮，想见他们用寒冷的双剑击杀那些偷盗者。

制瓷的孤独艺术

第二日，我们又花了一整天去参观迈森的瓷器博物馆和位于柴比茨谷河谷的新瓷器厂（1865年从阿尔布雷希特斯堡迁到现址，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老厂了）。迈森瓷器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瓷器展览馆，1916年开馆。在这里，不仅可以现场看到由专业人士演绎的从倒模、绘制图案、上色、烧制等整个制瓷过程，而且可以看到三千余件瓷器中的珍品。这些瓷器，展示了三百年间迈森瓷器的发展历程。那些图案的变异，从模仿中国的花鸟虫鱼，模仿中国人的生活图景，变为开始呈现西方人自己的志趣，迈森的制瓷大师们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追求。据介绍，三百年来，迈森制瓷的近80万件模具都一一保存，3000多个图案也一个不少，1万多种色彩配方都一一留存，且都处于严格的秘密保护状态。在迈森瓷器最初被发明出来的博特格时代，那时为了垄断“白金”的制造与生产，其原料配方分别由博特格、奥古斯特大帝的私人医生以及宫廷内阁成员三人分别掌握，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的看重。如今，他们依然以无比的谨慎和小心，来垄断和传承他们这一份独步欧洲的手艺活儿—在德国的奢侈品中，保时捷位列品牌第一，第二的就是迈森瓷器。

因为德国国家旅游局的特殊安排，我们还得以进入博物馆旁边的新瓷器厂观看真正的制瓷工作场景。那些忙碌的艺术家们（他们实在配得上这项荣誉，而不能轻巧地以制瓷工人来称呼他们），总是停下手中的活，来与我们解释、攀谈。他们中有年迈的老者，也有十几岁的小姑娘。有桌上摆着孩子照片的中年妈妈，也有正在教学徒如何画好一幅田园画的画师。那是一个沉静的工厂，被分割成很多的房间，据说，要培养一个制瓷环节上的优秀人士，往往要三五年乃至上十年。他们很多都是终其一生在这些小屋子里寂寞地从事这一行当。也是据说，迈森瓷厂从诞生开始，就没有一天停止过生产， 即便是在“二战”中—“二战”期间，垂涎迈森瓷器的苏联人，曾把迈森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运往俄罗斯，后来系数交还。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种强取豪夺后就绝不会归还有些不同，“二战”终究建立了一些公共的国际伦理，建立了不再轻易践踏他国的准则，不再视闯入别家的瓷器店为当然的逻辑。

我在迈森的两日，白天四处游荡，晚上躺在酒店的床上，遥想景德镇，遥想那个瓷器曾被一次又一次打碎的古老国家，以及那些在拍卖会上以惊人高价不停转手的青瓷，感叹这些仅存者，它们真是经历了劫难，每一件都凝聚了多少的沧桑故事，如一个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随着时间会老，但美丽的瓷器不会。（鸣谢：德国国家旅游局、德国工商会、德国汉莎航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