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命运范文

历史命运范文（精选9篇）

历史命运 第1篇

这种努力揭示历史复杂性的艺术追求尤其表现在作品关于国共两党的斗争究竟给白鹿原带来了什么影响与变化的描绘中。在聚集了40多年的时间沉淀之后, 以一种长距离的大历史眼光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共两党斗争, 这当然不是说, 陈忠实要化解与稀释他的历史情感, 离开审美情感, 审美创造将是不可思议的, 而是说陈忠实力图摆脱狭隘的短暂的、片面的功利目的与功利态度, 尽可能从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中重新回顾与反思历史, 并努力避免将个人的情感好恶强加于这一段历史。

(一) 封建社会的解体

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又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衍化成了乡约村规家法民俗, 渗透到了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中, 渗透进了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里, 在这一方地域上形成了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悲剧艺术在小说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悲剧人物。白嘉轩和鹿子霖是两个悲剧内涵截然不同的人物。白嘉轩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文化悲剧, 鹿子霖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和人性的悲剧。他们的悲剧又都是时代的、社会的, 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物的悲剧性历史命运表现“生活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的演变过程”的。

《白鹿原》人物死亡的描写展示了白鹿原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是小说中的一束凄艳之花。众多的人物死亡描写既具有鲜明独特的特色, 又赋予小说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沉郁的风格, 体现作者炽热的生命情结。深刻解读《白鹿原》中的人物死亡描写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对《白鹿原》文化意蕴进行发掘研究。

(二) 历史反思

鲁迅曾指出, 革命充满了血腥。小说的深刻尤其在于生动揭示了给革命带来挫折的极左错误往往会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提供保护伞与“神圣”借口。白孝文, 这个封建家族制度的忠实维护者, 这个白鹿祠堂的预定的接班人, 因鹿子霖的拉下水而一度堕落为败家子;但是, 封建文化的强大却使得他浪子回头, 成为了滋水县保安团的营长。他不仅重振家业、家风, 而且在策划起义迎接解放的重大关头, 居然摇身一变, 投机革命, 成了解放初的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他枪杀保安团张团长, 就已经充分透露了他的险恶用心, 他终于借用“革命”的名义, 顺利地、快速地处决了这场起义的真正策划者他的族兄弟、同学、同僚鹿兆谦 (黑娃) 。朱先生在小说中, 被塑造为一位智者、圣者、预言家。这位儒学的最后一位传人, 死后曾留下一条蔑言:“折腾到何时为止。”他对漫延、扩散在白鹿原上的无休止的争斗、反正, 刘镇华围城, 反革命政变, 日军轰炸, 联保制度, 抓壮丁, 土匪出没, 乃至国共两党的斗争, 曾经形象地喻之为把白鹿原变成一个“鳌锅”。不能说, 朱先生的历史观就是作家陈忠实的历史观。作品人物的观点是人物在作品提供的既定环境下的性格发展的逻辑必然, 受制于人物的社会、思想文化和生活经历背景。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陈忠实是从社会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交换方式出发理解历史的。

二、《白鹿原》中不同人物的命运

(一) 历史使命传宗接代

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小说的开篇就写了“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这给读者设置了悬念, 使读者忍不住继续往下读, 就发挥了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和驱动情节发展的作用。白嘉轩是白鹿两姓的族长, 但是他的家境走向绝路, 这不仅仅是因为为了娶亲他已经损失了许多家产,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是儒家思想的潜滋暗长, 命运对白嘉轩甚为苛刻, 他是自家传宗接代唯一的指望, 在这件事情上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讲仁义、重人伦、遵礼法, “愿自种自耕而食, 自纺自织而衣, 不愿也不去做官”, 一生从不放弃劳动, 他淡泊自守, 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白嘉轩的悲剧性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 弄不懂社会是怎么变化的, 为什么一个时期一个样, 他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接受着不同的文化, 并且坚守着自己的思想。

(二) 悲剧性人物鹿子霖

站在白嘉轩对立面的是乡约鹿子霖, 主要体现封建宗法文化负面价值。这是一个阴冷的、淫乱的、脆弱的人, 他可为一己私利而抛却道义、亲情甚至一切。其所作所为与传统的仁义道德背道而驰, 却时刻不忘给自己披一件“仁义”的外衣, 值得注意的是他与白嘉轩所展开的延续三代人的争斗与较量, 既是两个家庭的世代纠葛, 又是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自身的内部矛盾与冲突的集中反映, 更是与晚清以来民族历史的政治风云紧紧纠缠在一起, 特别是与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密切联系。正是鹿子霖为了争夺在白鹿原的统治权, 为了击败白氏家族, 为了报复农协对他的游斗, 极其卑劣地占有了小娥并且设下美人计拉白孝文下水, 又千方百计地投靠国民党当局, 成为白鹿原的乡约, 自觉充当国民党统治白鹿原的忠实走卒。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设计, 应该说是寓有很深的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总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劣质、负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时代造就不同性格的人

田福贤、岳维山, 一个是白鹿原总乡约, 一个是滋水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以往将国民党代表人物脸谱化、漫画化的写作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陈忠实在无情揭露田福贤、岳维山的血腥镇压农民协会与农民运动, 残暴进行反攻倒算, 不顾人民死活地鱼肉乡里、贪污行贿、巧取豪夺、横征暴敛, 强拉壮丁、追捕拷打鹿兆鹏、黑娃等罪恶行径时, 并没有将这一切与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生硬联系起来。作家主要是从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反动性质这样一个总体把握出发塑造田福贤、岳维山。在政党斗争与个人品质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关系中塑造人物, 应该说是陈忠实对我们民族历史深层思考与对人物命运深层开掘的艺术表现。白孝文是《白鹿原》中的重要人物, 也是在性格刻画上最具有深度的人物。他从一个家族的接班人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 这个人物之所以有深度, 是因为作者抓住了他内在心理的演变, 而促使他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传统伦理和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这个人物虽然最终走向邪恶, 但他的人生经历对于我们反思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格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历史与文化的融合

《白鹿原》是用文化与人性重塑了历史、解构了历史。换言之, 他不是在写历史中的人, 而是在刻画人的历史。而人, 人的命运, 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 他们终于由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变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其实我们只要稍作思考, 就不会觉得奇怪, 作家摒弃了史学家们倡导的那种线性因果的历史发展模式, 解构了所谓历史的真相, 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史、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 他写的是人的历史, 因而也是文化的历史, 而正因文化的率真与驳杂, 使得白鹿原上裹挟着历史的全部必然与偶然, 定然与或然, 有序与无序的是是非非显得格外的厚重深沉。

在理性与感性的交融的世界里, 我们审视民族的历史步伐是怎样艰难地走向今天和未来, 审视作者笔下人物的历史存在、文化存在和生命存在, 塑造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艺术典型。生活在白鹿原的这种三方交织成的矛盾、你死我活的冲突中,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精神领袖, 这象征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和人格理想, 也有以鹿子霖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劣质、负质方面, 成为白鹿村难以撼动的宗族之长。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含义深刻的作品, 它体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文化回归的深切渴望, 又流露出作者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矛盾心态。小说中田小蛾等女性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体现, 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在伦理道德束缚之下的不幸命运, 另一方面通过以传统的道德伦理为准绳审视和评判她们, 使她们成为回归传统、重塑道德的理所当然的牺牲品等刻画历史。

参考文献

[1]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评《〈白鹿原〉评论集》, 小说评论, 2000年5月, 第一版.

[2]李秋梅, 杜敏, 宋丽华.《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04年02月, 第27卷, 第2期.

墨家功利主义及其历史命运 第2篇

墨家功利主义及其历史命运

墨家义利观与先秦诸子有所不同.儒家主张贵义轻利,法家主张唯利无义,墨家则贵义也重利.其所言之利又主要指天下之利,其合理意义不言而喻.但墨家功利主义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随着墨家的衰亡其功利主义思想也一并衰落下去.

作 者：宿光平倪桂灵 SU Guang-ping NI Gui-ling  作者单位：甘肃联合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刊 名：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SU EDUCATION COLLEGE(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8(2)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家   功利主义   历史命运  

从典藏历史到关注命运 第3篇

1955年，当荷兰的三位摄影家发起创立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World Press Photo Foundation），并于次年成功举办第一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简称“荷赛”，World·Press·Photo，英文缩写WPP），他们确立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并增强人们对新闻摄影的广泛兴趣，传播信息并加强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里，“荷赛”不仅目睹了世界风云的变幻和人类发展的进程，同时还成为专业摄影师学术交流、智慧较量的一个平台。五十多年来，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规模不断扩大，到现在，每年都有数十个国家近万幅作品参赛，比赛项目发展到10类，是世界上参与范围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如同一面镜子，它的价值规律和运作方式为视觉新闻传播与记录历史提供了一种参照。

在2009年2月13日揭晓的第52届“荷赛”获奖照片中，中国的摄影作品以3金2银1铜的成绩震撼阿姆斯特丹，成为参与“荷赛”以来中国摄影获得的最佳战绩。这无疑将把我们的视野拉至欧洲，给予其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掀起对“荷赛”、对新闻摄影和对中国题材的一次关注热潮。（部分获奖作品见中插）

从频临夭折到影响世界

每年一度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始于1955年荷兰的三位老摄影家：基斯·谢勒、本·范·米伦登克和布拉姆·威斯曼。他们将荷兰的全国性“银相机奖”摄影比赛扩展成为世界性的新闻摄影比赛，并在当年成立了世界新闻摄影荷兰基金会（WPPH）。为推广新闻摄影的影响力，基金会自1957年始，每年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一次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 of the Year Contest）和展览，由于该摄影比赛在荷兰举行，所以又称“荷赛”。

而“荷赛”奠基者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自1988年有了荷兰以外的美国的柯达公司和日本的佳能公司的赞助之后，将“荷兰”二字删掉）是一个独立的，非赢利的，并且没有政治依附性的文化组织。它受到荷兰皇家政府的支持并得到世界的承认。

初创时期的“荷赛”宛如襁褓中的婴孩，第一次举行比赛时仅有 11个国家的42位摄影者参赛，近200幅照片的规模。但是在荷航、柯达和佳能等大企业的赞助下，基金会拥有了雄厚的资金设立高额奖金。“荷赛”首奖奖金为15000荷盾，另有赴阿姆斯特丹参加授奖仪式的往返飞机票及在荷期间的食宿接待。此外还为获首奖的作者提供举办个人新闻影展的条件。各项一等奖奖金为2500荷盾，另有赴阿姆斯特丹参加授奖仪式的往返飞机票及在荷期间的食宿接待。为培养青少年对新闻摄影的兴趣和鉴赏能力，自1986年开始，“荷赛”增设了儿童评选团，由9名来自世界各国的11岁至13岁儿童组成的儿童评选团在成人评选团选出的优秀照片中评出世界新闻摄影儿童奖获奖作品。此奖的奖励与各项一等奖相同。

在此背景下，“荷赛”的规模在五十多年的实践中逐年扩大，1995年的第38届比赛中，就已有97个国家和地区的2997位摄影者参赛29885幅照片的规模。参赛照片的品种由初期的单一黑白片，发展到彩色片占63%以上，而且出现了彩色正片日渐增多的趋势。比赛项目由初期的几个单项，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定型为8类16项的模式，再到今天的10大摄影类别奖项。

作为世界新闻摄影的最高奖项，“荷赛”比赛的规则却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在半个多世纪的竞赛实践中有过几次较大调整，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变动。如在奖项的设置上，1979年，为纪念莱卡照相机发明人奥斯卡·巴纳克诞生100周年，莱兹照相器材公司出资增设了特别奖“奥斯卡·巴纳克奖”。此奖授予最佳系列照片的作者10000荷盾及赴阿姆斯特丹的往返飞机票。匈牙利旅游局继1986年出资1000美元增设一项特别奖“弗朗兹·李斯特奖”之后，每年继续出资2500荷盾增设特别奖“布达佩斯奖”。可惜的是，随着东欧政治局势的变化，上述这两项特别奖均于1994年比赛时取消。而原来不设资金的每项比赛一等奖，于 1993年第36届比赛时开始增加各2500荷盾奖金及往返机票和食宿接待。这样，授予奖金的奖项变得大大拓宽。

除了奖项与奖金，“荷赛”在比赛项目上发生的最大变革出现在1982年。这一年的比赛项目比前一届翻了一番，并且确立下8类16项的分类模式。1986年，又将“科技与艺术”类分开，则成为9类18项。至1991年取消了“快乐事件”类，则又成了8类16项，而且将“新闻特写”类改称“一般新闻”类。直至今天，“荷赛”奖项确立为突发新闻（也称焦点新闻）、普通新闻、新闻人物、体育动作、体育专题、当代热点、日常生活、肖像、艺术与娱乐、自然共10类，每类还分单幅和组照两项，组照最多不超过12幅。每项各评出一、二、三等奖，大赛还要从所有参赛作品10类20项中评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一张。尽管内容和形式已经发生多次变化，但是“荷赛”的截稿日期始终不变，即每年的1月13日。

“荷赛”2009，“不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

2008年的世界和中国，足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驻的瞬间数不胜数。于是，我们通过《救援人员在抢救幸存者》（焦点新闻单幅一等奖，陈庆港摄）看到了中国“5·12”汶川地震后的齐心抗灾；通过《一名妇女企图阻止被驱赶》（普通新闻单幅一等奖，路易斯·瓦斯康塞洛斯摄）感受了巴西马瑙斯难民面临武装警察时的束手无助；通过《肯尼亚西部部落间的冲突》（新闻人物一等奖，Chiba Yasuyoshi拍摄）体验了2008年3月初发生在肯尼亚西部的Olmelil山谷，Kalenjin-tribe和Kisii-tribe两个部落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弓箭和绳兜的原始武器争斗……我们可以为海地选手安热·梅西耶·让·巴普蒂斯塔血溅奥运赛场（体育专题单幅一等奖，吴晓凌摄）而揪心，为《奥巴马的总统选举战》（新闻人物组照一等奖，考利·谢尔摄）而回首；也可以为《萨尔瓦多帮派暴力斗争中的遇害者》（日常新闻一等奖单幅，Lissette Lemus摄）而悲伤，不禁发问：是谁为人间带来这生命的威胁、无边的苦难？为《智利柴滕火山喷发》（自然类单幅一等奖，卡洛斯·F·古铁雷斯摄）而惊叹：大自然竟然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魅力！

然而，对于新闻摄影而言，这些照片除了记录历史，还意味着什么呢？

2009年“荷赛”最高奖“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颁给了美国记者安东尼·苏奥的一幅反映美国经济危机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摄于2008年3月26日的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处民房，图片说明为“美国经济陷入危机：2008年3月26日，驱逐令后，罗伯特·克莱在美国克利夫兰一户居民家中查看居民是否全部搬出”。什么是最能代表经济危机的场景？一百个摄影师无疑拥有一百种不同的眼光。而安东尼·苏奥的获奖作品中，无法偿还房屋抵押贷款的住户被迫迁出后，全副武装的警探罗伯特·克莱手持武器，神情紧张地检查房屋腾空情况。照片没有选择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者形象表达主题，而是以一种黑色讽刺的方式，运用强烈反差的手法表现了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民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安东尼·苏奥曾形容这种场景不亚于卡迪娜飓风席卷过后的灾难现场——当经济危机来临，看似充满危险与冲突的场景其实只是对查封住宅的例行检查。这张照片原属的《时代》专题故事同时也获得日常生活分类的二等奖。

这种曲折的新闻摄影表达方式提醒了我们：除了对新闻事件和画面意境上的直接体会，其实每一幅画面都应当有它所蕴涵的寓意。而对于新闻摄影师而言，就是利用作品的画面形式，来达到更高层次的传递情绪功效。

有意思的是，中国摄影记者陈庆港的获奖作品，据说也是因为陈隶属的《杭州日报》是地方报纸，很难挤进一线，陈只能在外围拍摄。于是，陈庆港爬到高处，向下俯拍，刚巧抓住了这张照片。也许这样说起来，你会觉得陈庆港还真是幸运。然而，无论从温情中得到感动，或是从感动中升华感情，能在千万张图片中被一张图片所感动，并一致推选出来，这其实隐喻了新闻摄影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记录历史问题。极近距离拍摄的战火纷飞、扭曲变形等图片每每不计其数的年代，为什么后者都没获得大奖？除开新闻照片中让人震撼或是让人感动的场景，用来打动读者的已经不再是场景，而是场景中难以挥去的情绪；而是在历史的眼光之上升华的情绪，这种感觉表现为外在就是一种大家认同的感动，一种跨越了记录历史眼光的思考。

“荷赛”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每年4月中下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当年比赛的授奖仪式之后，获奖作品及部分入选作品的展览便同时开幕了。之后，同一内容的展览还要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多个城市巡回展出。三十多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荷赛”影展的观众已达百余万人。与影展同步，每年出版一本获奖及入选作品的年鉴。印制精美的黑白与彩色照片，附有准确、详细的新闻照片说明和翔实的背景材料，所以每一本“荷赛”年鉴都可视为一部形象的世界编年史册。“荷赛”也成为中国的新闻摄影寻求认同、学习成长与走向世界的平台。

历史命运 第4篇

本节内容要清楚地表述两点:一是民族工业发展的曲折历程的史实;二是总结其中的规律,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就象近代中国的国家命运, 充满了艰辛坎坷。进一步的要求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今天我们怎样评价它?

本节内容的表述理论性较强, 各方面的专业术语较多, 如“官僚资本”“民族资本”“股票”“革命性”“妥协性”等等。教材围绕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讲述, 结尾得出“民族资产阶级注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结论, 理解上有一定难度。为何不能成功?革命性和妥协性是怎么回事?谁占主导等等这些问题, 对于十五六岁的高一学生来说, 确实是一大难题。

我的思路是, 既然历史是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 属于过去时, 我们何不还原历史。怎样还原呢?创设情境, 让学生走进历史, 去感悟那个时代的人事、心理、行为、活动。历史研究强调的是论从史出, 那么再带领学生走出来, 顺理成章地推出结论。

教材中的材料, 选择一条什么主线来串联, 教材的内容该怎样取舍?我想到了在众多的民族资本家中, 荣氏家族的命运起伏跌宕, 可以贯穿中国近代、现代历史, 又是学生耳熟能详的人物。既能让历史简单化、具体化, 还能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所以, 我尝试用荣氏家族的命运作为一条主线, 创设荣家在不同时期的情境, 引导学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开头用荣家几代人的图片引入, 结尾用荣家今天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来预测民族工业未来的命运。首尾呼应, 预留空间, 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拓展。

二、教学过程

1. 图片导入

(简要介绍荣氏家族的背景和经历)

2. 课程讲解

选择漫画作品进行展示。 (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成长, 背负三座大山, 怎样才能生存呢?要斗争。在屏幕上打出标题:“在夹缝中求生存, 在斗争中求发展”。)

(1) 在夹缝中求生存

①夹缝是哪些方面造成的?

a.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的压迫

材料一:1891年, 上海伦章造纸厂由于原料昂贵, 无力和日本纸厂竞争, 业务难以改进, 濒于停产。20世纪30年代, 荣氏所经营的产业, 如面粉和棉纱, 受到外国倾销的严重挤压, 棉纱原料价格高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荣家失去东北市场。

结论:利用特权, 倾销商品, 控制原料, 抢占市场。

材料二:从1938年到1941年间, 荣氏在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的纱厂被毁被占。1937年7月,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中国民族工业遭到空前的洗劫和破坏。仅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 被摧毁的工厂约2000余家, 损失价值在8亿元之上。

结论:发动战争, 直接摧毁民族工业

b.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材料三:1901年3月, 荣氏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破土动工。无锡当地的一些守旧乡绅向县衙投诉, 说荣德生建厂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 破坏了风水, 县令便下令工厂停建, 迁往别处。直到1901年底, 才得以建成。荣德生后来感叹说:“天道变, 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 可是不投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

结论:没有获得政府支持, 听任封建势力摆布。

材料四:在苛捐杂税中, 为害最大的是厘金。同治以后, “卡若栉比一局多卡, 一卡多人。只鸡尺布, 并计起捐, 碎物零星, 任意扣罚”。 (解释“厘金”)

结论:各级政府用苛捐杂税进行勒索。

材料五:1946年4月, 荣德生被淞沪警备区绑架, 并被敲诈60万美元。宋子文趁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困难之际, 低价购买股票, 从而控制了这家中国最大的民营烟草公司。1927年后, 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加入掠夺行列。 (解释“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两个概念)

结论: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家用各种手段公开吞噬民族企业。

由此总结出, 在内外势力的夹攻下, 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处于夹缝中。 (探寻其根源)

②夹缝形成原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 (这是难点, 教师要进行解释)

由此可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是艰难、曲折的。在重重压迫下,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生存, 该怎么办?引出下一部分内容。

(2) 在斗争中求发展

①斗争的对象是哪些?

让学生在以下选项中选择:日本、北洋军阀、四大家族、国民政府、美国。答案是全选, 得出结论: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地参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②怎样斗争? (斗争的方式和表现)

反对帝国主义:济南惨案后拒绝买卖日货;九一八事变后要求团结御侮;一二八事变后捐款捐物、支持抗战;长城抗战后捐款购机运动。

③还要和谁斗争?

材料六:30年代年国民政府官员觊觎荣氏企业, 试图吞并。国民政府实业部对荣宗敬的申新系统纱厂作了一番调查 (时任实业部长为陈公博) , 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将申新定为“资负倒挂”, 也就是说申新实际上已经破产, 须由债权人接管。实业部开始对外放出“收回国有”的舆论。荣宗敬当下表示要抵死抗争:“实业部想拿300万元夺取我9000万元的基业, 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结论: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④斗争的结果:失败。

由此引出1949年民族企业崩溃的原因:

在半殖半封的社会里,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身受双重压迫, 具有革命性 (“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和妥协性 (资本、技术依赖外国, 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这就是他们的两面性, 也是由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决定的。在两面性中, 革命性居主导, 才有了他们前仆后继的抗争,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可用资产阶级领导参与戊戌、辛亥、二次、护国、护法、新文化、五四等历次运动的史实证明)

回顾历史, 民族资本主义曲折的发展历程和民族资产阶级坎坷的命运, 给我们留下什么?由此引出:

(3)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资本主义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革命性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妥协性使民族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启示:在半殖半封的旧中国, 不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4)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留下什么

近代的这些民族实业家特别令人敬佩, 他们是在风雨交加中守着那份坚持和执着, 努力创业。

(展示实业群英榜图片:荣宗敬、荣德生、张謇、周学熙、刘鸿生、吴蕴初、储辅成等;打出屏幕文字: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所进行的斗争, 精神长存!这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3. 思维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 荣氏家族的命运怎样呢? (引入适当图片, 说明新中国成立后, 荣家获得新生。)

1956年, 荣毅仁积极参加“公私合营”, 把荣氏企业交给了政府, 为新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政府对荣家的礼遇,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荣氏企业焕发生机;今天的荣氏集团。

4. 课后拓展

你能从荣家的未来预测一下中国民族企业将来的命运吗?

三、课后反思和整改

教学目标基本达到。 (1) 设计新颖, 导入切口小, 主线清晰, 主题鲜明, 用荣氏家族的发展历史串联教材史实, 且贯穿始终, 首尾呼应; (2) 创设情境, 图片新颖直观, 让学生身临其境, 设问环环相扣, 学生的兴致较高, 师生互动较好; (3) 注重对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 复杂问题简单化, 从材料中获取信息, 强调论从史出; (4) 把教材的难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突破, 突出革命性居主导, 强调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最大作用是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这是与以往的历史观点不同的。突破了教材的限制, 体现了新课改的理念“用教材教, 不是教教材”“教材就是最大的材料”; (5) 情感教育突出, 整节课洋溢着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如果重新设计本节内容, 可从以下问题考虑: (1) 材料稍多, 可以适当精简; (2) 时间安排有点前松后紧, 设问语言可以再精炼些。 (3) 若能提升问题层面荣氏家族的命运就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就是近代中国的命运, 国家不独立, 无从谈发展。那么, 本节课会更具有震撼力, 爱国主义的情感色彩更浓烈, 本节课的魅力更凸显了。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第5篇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作 者：高建立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商丘,476000刊 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3“”(5)分类号：B244关键词：程朱理学 伪学 二程 朱熹

历史命运 第6篇

摘要:儒学和墨学作为先秦后期地位显赫的两大显学,在汉朝以后却拥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一个是唯我独尊,一个是被人遗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文章试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原因,找出答案,并给人以启示。

关键词:儒学;墨学;历史命运;原因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

1儒学、墨学不同的历史命运

先秦后期,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伦理思想方面,儒、墨、道、法等诸子各显其长,对各种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墨两家,时称“儒墨显学”。

儒学由孔子创立,孟子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它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反映封建等级关系的体现“爱有差等”的道德规范体系;“重义轻利”,在价值观上具有道义论的倾向;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方法;并探讨了人性善恶的问题。墨学由墨子创立,代表小生产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既贵义,又尚利,以“利人”、“利天下”为最高准则,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

儒、墨两大学说自兴起,很快都取得了显学的地位。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吕氏春秋·当染篇》称其盛况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矣。近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如此看来,在先秦后期,儒墨两家有着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而儒家却如日中天,由“显学”一变而成为“独尊之学”,以至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2儒学、墨学盛衰的原因

儒、墨两大显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我认为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大方面的原因。

2.1客观原因

①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自从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以后,人们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中国逐渐进入了农业社会。但是,这个社会自春秋时铁器开始被运用到农业生产领域,直到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前夕,其生产工具(主要是铁农具和牛)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工具造成的低下的生产力面前,人们只能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农业生产的丰歉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天气等自然因素。因此,“天”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道”和“天命”观念便成为与中国古代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观念。

②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结构分为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地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马克思说的最初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第二阶段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处于最初的自然经济社会。

这种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于是形成了“家本位”的经济观念。反映到政治上,便是形成了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观念。此外,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男主女从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又决定了男尊女卑的伦理等级关系和伦理观念。

这种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和宗法政治观念相互交融,遂形成了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宗法等级观念,由此建构起宗法等级制度。

2.2主观原因

墨子是先习儒而后非儒,墨子所创学派一开始就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儒学是继承了周代的文化,墨学则是继承了夏朝的文化。儒、墨思想的对立表现在多方面:

①儒学主张“仁爱”,墨学提倡“兼爱”。儒、墨都讲“爱人”,但孔子主张“仁爱”必须合乎反映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义”,故此“爱”是以“亲亲有术(杀),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为特征的。

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引墨者夷子语)的“兼爱”。他认为,爱人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别”,而应当根据“为彼犹为己”(《墨子·兼爱下》)的原则,爱人之父,犹爱己之父;爱人之家,犹爱己之家;爱人之君,犹爱己之君;爱人之国,犹爱已之国。总之,要“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

由此可见,与中国古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法等级制度,正是为儒学所竭力维护和提倡的;相反,墨学的“兼爱”思想实质上却是对宗法等级制度的否定。

②儒学信“命”、尚“谋道”,墨学“非命”、重“谋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大人。”(《论语·季氏》)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他的学生子夏更宣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墨子则“非命”,说:“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故“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非命下》)

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生产劳动,斥学种庄稼、菜蔬的樊迟为“小人哉”(见《论语·子路》)。

所以,提倡“谋道”和“尊天命”的儒学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天道”观念和“天命”观念,而墨学的“非命”和重“谋食”恰恰是与其背道而驰的。

③孔子重义轻利,墨子贵义尚利。《论语》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这是说,孔子很少谈功利,而赞成讲天命、讲仁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但孔子并没有把“义”“利”完全割裂开来,他的实际主张是“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见利思义”(《宪问》),反对唯“利”是图的“放于利而行”(《里仁》)。他是把“义”放在首位,使“利”从属于“义”。

墨子则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因此,他的“贵义”主张是从属于其“兴利除害”的目标的。他所谓“义”,其实就是“利”,即“天下之利”或“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看起来,孔、墨的义利观似乎无甚区别,其实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利观:孔子的义利观是以“天下归仁”为最终目标的,是一种人(仁)本主义的义利观,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以“皇权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伦理价值体系;墨子的义利观却是以“兴天下之利”为最终目标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义利观,不利于维护封建主义的“皇权”及其伦理价值体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墨家的很多思想是非常先进和正确的,虽然因其未能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而被历史遗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内在价值。在我们大力提倡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给墨家文化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不能仅仅想到儒学,而仍把墨学置于历史遗忘的角落。因为,中华民族己经走到了一个全面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的新时代。有理由相信,墨子的贫弱哲学、平民信仰、务实作风,必将抚去厚厚的历史尘埃,放射出真理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俞志慧.韩非子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2] 张双棣.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4]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历史命运 第7篇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生的女子曹七巧从健全人格到人性扭曲的变迁历程。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于1944年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文中傅雷先生评论张爱玲的《金锁记》,赞其为“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最完美之作”并将其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中国旅美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并称《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之后内地形成“张爱玲热”,大批国内学者纷纷展开对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本文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置于社会悲剧理论框架下进行剖析,从旧中国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下揭示《金锁记》中代表旧时代的人物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

二、《金锁记》中人物的悲剧意蕴

1.女人群体的人性灭亡。《金锁记》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困居在封建伦理思想枷锁中的传统女性,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她们看似生活在金漆的屋子里,而古板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给这间“富丽”的屋子上了一把沉重的“金锁”。

曹七巧就是在腐败的社会现实下一步步从“金锁”里关着的受害人沦为手持“金锁”的施害人。一句“长兄若父”就无情的被兄嫂卖进姜公馆嫁给残疾无用的姜二少爷,一句“三从四德”就不得不压制正常的人性需求服侍瘫痪的丈夫。卑微的出身和尴尬的身份使得她在姜公馆受尽白眼和无视。这一切都是她人性扭曲的催化剂,而分家之后看清三少爷骗她钱财的嘴脸之后,曹七巧就彻底沦为“金锁”下的奴仆,跌进悲剧的深渊。

姜长安虽出身大户之家,但冰冷的姜公馆充斥的满是腐败的气息。她母亲扭曲畸形,父亲苟延残喘,哥哥懦弱无能。她最美好的年华被母亲黄金的枷劈杀,裹脚、退学、吸食鸦片使得她行将成为曹七巧变态人性的复制品,而曹七巧对她恋爱的干涉和破坏最终使得长安“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成为了“活死人”。

2.男人群体的雄性衰落。清政府闭关锁国使其在洋人的洋枪大炮下不堪一击,自此一段屈辱的近代史拉开帷幕。男性作为封建中国的一家之长仅仅维持着表面的贵族风度,实则内心腐化堕落。即使远洋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逃不过历史的必然的悲剧命运。

姜公馆的当家人是行将入土的姜老太太,她死后姜家就分崩离析。姜老爷早已离世,姜大公子未曾露脸,姜二爷患有骨痨是个活死人,姜三爷沉迷于赌场,风流成性。姜长白屈服于畸形的母系权威之下对母亲言听计从,陪同母亲整夜吸食鸦片,向母亲袒露和妻子的闺房之事,致使自己成为了背离伦理道德的傀儡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最后将自己的妻子一步步逼上死路。

童世舫作为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曾追求过新式爱情但无疾而终只得回归传统婚姻,这是他第一次屈服。他欣赏长安身上的古典韵致但却被曹七巧三两句预谋颇深的话就摧毁了,这是他第二次屈服。他在爱情上的失败意味着在旧中国腐败的历史现实下即使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也无法实现自我救赎,这是雄性衰落的必然命运。

3.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普遍适用性。他们第一次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角度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和本质,认为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从而奠定了悲剧观念的唯物主义基础。

曹七巧作为整部小说中的线索人物,既是旧制度枷锁下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然而她对自己的命运也是有过抗争的。比如兄嫂来访时的歇斯底里的怒吼,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移情小叔子,分夺家产时的泼辣等等。她迫切地想要要释放人性正常的情欲和钱欲,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现实下她只能屈服于旧制度的压制,最后步入自我毁灭的悲惨结局。

小说中唯一存有真情的便是姜长安和童世舫,然而在历史发展和现实实际的冲突下,注定了这段感情的悲剧的必然性。他们为了各自的爱情是有过反抗和争取,比如,童世舫心向往之的新式爱情,姜长安勇敢追逐的“自由恋爱”,可惜最终仍旧逃离不了旧社会的现实牢笼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开始便注定走向无光的所在的爱情使得人物命运更具悲剧色彩。

三、结语

社会悲剧理论中谈及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强调的是历史现实下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而 “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则是社会现实下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因而从社会悲剧理论视角去评析《金锁记》时就会发现该小说虽然从性爱血缘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也可以理解为对一个没落的专制旧社会的批判,小说中的人物在旧社会中自我沉沦和放纵便注定逃离不了悲剧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上海:万象,1944.

[2]陆贵山.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悲剧理论[J].武陵学刊,2011(02):100-106.

略论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历史命运 第8篇

《明史乐志》载:“明自太祖、世宗, 乐章屡易, 然钟律为制作之要, 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 职不与典乐, 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 候气终属渺茫, 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 莆人李教授文利, 著《律吕元声》, 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 御史范永銮上其书, 其说与古背, 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 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 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 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 不能行也。神宗时, 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 具表进献。崇祯六年, 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 以备稽考, 未及施行。” (1)

“王者功成作乐, 治定制礼。” (2) 更定乐章, 考订乐律在历代都是帝王功成之后的一件大事。明代虽然因朱元璋提倡节俭, 并自己身体力行, 于是声色之事比及他朝略显简陋。以明史所载来看, 也只有在嘉靖皇帝时有过修订雅乐的大型讨论, 其他皇帝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乐事。从记载来看, 除去朱载堉以新法密率的创新之外, 其他称为知乐之人多为托古言事, 所宗律法依旧为三分损益。

朱载堉以宗室身份所造新法密率为什么不能在明代获得重要的地位, 而在正史中只留下略略几笔呢?其实考察明代的文化特征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必然。

明代经过朱元璋的农民起义, 推翻蒙古人在中原的政权时, 中原文化已经遭受了200多年的摧毁。众所周知, 元代是建立在血腥的武力统治上的, 蒙古人以强悍的刀箭使得孱弱的南宋王朝终致毁灭, 从此中原文明被游牧文化代替。种族的歧视更让汉族人对鞑子的仇恨不共戴天, 对炎黄文明的渴望便在这种时代下更加强烈, 于是在推翻元代以后, 明代就必然的走向了复古的轨道。然而, 随着自然科学的知识积累, 到明代的时候, 生产力的发展几乎达到了封建制度的顶峰时期, 在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有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认为明代的商品交易方式还是原始的经济模式, 不能构成资本主义方式。暂取传统说法。) 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复古就构成了明代特色。

明代儒士尊崇的程朱理学让南宋时期的这个学派在明代更加繁盛, 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学派无法形成强势的主流, 只能在个体中发展, 比如医药类的《本朝纲目》, 百科全书式的《天工开物》, 地理类的《徐霞客游记》等, 这些自然科学类的著作在其时却没有形成诸如西方的学科分类。

对传统的否定会大大刺伤维护传统者的神经, 对变革排斥的力量因基于广泛群体更显强大。传统的三分损益律因寄托在圣人强大的荫蔽下笼罩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生活中。虽则历经验证显明三分损益无法完成黄钟还原, 然而, 在可变通的方式下三分损益依然占据主流。朱載堉的新法密率若要施行, 所遇到的阻力首先就来自这些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们占据在朝野上下, 遍布寰宇海内, 哪里还有比他们更大的力量呢?这是新法密率不能付诸于实践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它要产生影响必然具备一定的条件, 比如合理性、需求性、潜力性。新法密率在理论要求上的确具备这些条件。它解决了黄钟还原的问题, 在计算上的合理性就获得了许可, 这种合理性也决定了其新法密率的潜在力量即潜力性的属性。但是合理性与需求性之间却存在着一道人类认知的鸿沟。后者的力量更大于前者, 甚至在需求性的力量下, 合理性往往要做出让步与妥协变为不合理性。所以分析其时对十二平均律的需求性程度, 是了解十二平均律的影响力度的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线型形态、单音旋律和五声、七音音乐逻辑, 这些被共识的音乐结构、体系、形态的特征中也对“十二平均律”的实践有着制约。“旋宫转调”的传统音乐理论虽然要求一个能在“八十四调”中“旋相为宫”的十二律均等的律制, 而作为实践, 这样的律制则不是非常必须的。“首先, 由于单音体系, 律制的使用具有自由性, 其次, 由于五声结构为主体, 在之调型同宫音系统中, 转调的应用无碍于律制组织, 即便是为调型同主音系统和七音结构, 也由于单音体系, 转调同样无碍于律制组织。” (3) 事实上也由于是单音体系的习惯, 缺少和声体系复调体系的架构, 即便没有十二平均律, 在音叠置即音组织的纵向关系上使得同调或转调后的音之间产生不谐和的音响。虽然支声复调的音乐, 在我国古代后期和近代的民族音乐中是存在但并不作为完整的体系存在。支声复调音乐不是两个或多个平行的、相等地位的旋律组合, 而是一为主, 余为辅、为次、为衬托的结构方式,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支声复调素有“衬腔”一说。其特点是表现为横向的、线型的, 因为不存在音对音的叠置, 而是音与音横向的音组合, 音之间谐和的纵向关系不是首要的, 因而, 也就不存在已有律制不适用于当时音乐实践的矛盾, 所以, 音体系和音结构本身对十二平均律的需要性, 是不突出、不迫切的。

音乐实践方面自然要涉及音乐的载体乐器。我国传统民族乐器, 历史上曾以制作材料归类。分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4) 八音, 现在又有以发音原理归类分为气鸣、弦鸣、膜鸣、体鸣四类。考察这些乐器的所用律制, 我们很快会发现, 乐器中所用的三分损益律与纯律占有主要类别。首先, 弦鸣乐器类中, 古琴早期为纯律, 而约十七世纪左右, 古琴则采用三分损益律, 筝瑟的律制, 还待于研究。但也不外乎三分损益律和纯律, 或两律相兼。拉弦乐器则根本无严格律制可言。音高只要取决与演奏者的听觉。其次, 气鸣乐器类, 其自然发音为纯律, 而我国古代制作笛管, 则多以三分损益律为原则, 在晋代荀勖的笛律中是最明显的体现。体鸣乐器类中用到律算的主要是古代编钟、编磬, 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可谓是先秦编钟集大成者, 经过黄翔鹏先生研究、检定, 推测它们是以三分损益律为主, 辅以纯律为原则铸造的。乐器中最有可能使用十二平均律的是弹拨类乐器是琵琶和阮。但没有明显文献记载在这些乐器使用平均律。杨荫浏先生认为在完整的具有十二品的琵琶上可以使用平均律, 但即便如此, 在非平均律培养下的听觉中, 乐工是否会用平均律的音高来演奏音乐呢?琵琶在演奏中的变通性是很灵活的, 无论独奏还是合奏, 琵琶演奏者都会以自然律的耳朵来调整音高, 使之符合横向旋律的音与音之间的自然动力。

其实, 在西方十二平均律的应用也是在自由转调的音乐思维, 复调、和声体系要求任何调性上的音对音关系的谐和性、统一性, 便构成的十二平均律的迫切需要性, 在音乐实践上十二平均律也是键盘乐器为主要载体, 键盘乐器中类似钢琴这类乐器的不以人的听觉意志和演奏手法为移易的固定音律, 为自十六世纪一直在探索的十二平均律理论, 在音乐实践中的发生、应用、生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换句话说, 十二平均律的应用除去在键盘类乐器的狭隘应用外, 几乎一无用处。据缪天瑞先生在《律学》中所言在现今的音乐活动中使用的是多律制并存的现象。

反观十二平均律本身在音乐活动中也有很大的缺陷, 比如在理论上的音程协和性的不明确, 在和弦结合中与自然律的相悖性等等。十二平均律在音乐史的出现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 然而它的重要性是否应有今天这种地位的确值得人们思考, 当然, 一切尽在历史中。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未能施行, 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憾事。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我们不必为此过分的惋惜。必然事件所需要的条件我们无法以人力来弥补, 更不消说在人类文明中的需求是如此的具有随意性呢?虽然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未能付诸于实践, 但这不损害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在理论上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十二平均律的确立是人对音响自然的领悟、征服, 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对数规律的认识、把握, 进入了更自觉和自由的境界, 对音的物理谐和美由朦胧的经验上升到了精确的理性, 对平均律的追求, 由理想、观念变为了现实、存在。这项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率先确立、完成的理论, 是中国音乐史、律学史上杰出的硕果, 也是中国科技史、数学史上珍贵的财富, 它是华夏文化的宝贵遗产,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人类智慧的结晶。

摘要：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确立，解决了传统“三分损益律”使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 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然而与此价值不匹配的是十二平均律“宣付史馆, 以备稽考, 未及施行”的命运。十二平均律创建后的300多年里, 它只在极少数乐律学家的论述中提及, 而在实际的音乐实践中十二平均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虽然与政治因素有关但更重要是因为中国音乐的单音体系、音乐织体、审美情趣、乐器等因素所造成的。通过对律制的属性, 中国音乐的特征因素, 以及朱载堉所在的历史环境分析，简略的讨论了十二平均律未及施行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横向旋律,线形结构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朱载堉.《律律精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3]缪天端.《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4]吕自强.《琵琶旧七品和中立音》, 《中国音乐》, 1985年第1期

[5]洛秦.《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命运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1期

历史命运 第9篇

【关键词】《金锁记》 悲剧命运 必然性

一、引言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生的女子曹七巧从健全人格到人性扭曲的变迁历程。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于1944年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文中傅雷先生评论张爱玲的《金锁记》，赞其为“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最完美之作”并将其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中国旅美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并称《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之后内地形成“张爱玲热”，大批国内学者纷纷展开对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本文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置于社会悲剧理论框架下进行剖析，从旧中国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下揭示《金锁记》中代表旧时代的人物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

二、《金锁记》中人物的悲剧意蕴

1.女人群体的人性灭亡。《金锁记》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困居在封建伦理思想枷锁中的传统女性，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她们看似生活在金漆的屋子里，而古板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给这间“富丽”的屋子上了一把沉重的“金锁”。

曹七巧就是在腐败的社会现实下一步步从“金锁”里关着的受害人沦为手持“金锁”的施害人。一句“长兄若父”就无情的被兄嫂卖进姜公馆嫁给残疾无用的姜二少爷，一句“三从四德”就不得不压制正常的人性需求服侍瘫痪的丈夫。卑微的出身和尴尬的身份使得她在姜公馆受尽白眼和无视。这一切都是她人性扭曲的催化剂，而分家之后看清三少爷骗她钱财的嘴脸之后，曹七巧就彻底沦为“金锁”下的奴仆，跌进悲剧的深渊。

姜长安虽出身大户之家，但冰冷的姜公馆充斥的满是腐败的气息。她母亲扭曲畸形，父亲苟延残喘，哥哥懦弱无能。她最美好的年华被母亲黄金的枷劈杀，裹脚、退学、吸食鸦片使得她行将成为曹七巧变态人性的复制品，而曹七巧对她恋爱的干涉和破坏最终使得长安“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成为了“活死人”。

2.男人群体的雄性衰落。清政府闭关锁国使其在洋人的洋枪大炮下不堪一击，自此一段屈辱的近代史拉开帷幕。男性作为封建中国的一家之长仅仅维持着表面的贵族风度，实则内心腐化堕落。即使远洋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逃不过历史的必然的悲剧命运。

姜公馆的当家人是行将入土的姜老太太，她死后姜家就分崩离析。姜老爷早已离世，姜大公子未曾露脸，姜二爷患有骨痨是个活死人，姜三爷沉迷于赌场，风流成性。姜长白屈服于畸形的母系权威之下对母亲言听计从，陪同母亲整夜吸食鸦片，向母亲袒露和妻子的闺房之事，致使自己成为了背离伦理道德的傀儡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最后将自己的妻子一步步逼上死路。

童世舫作为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曾追求过新式爱情但无疾而终只得回归传统婚姻，这是他第一次屈服。他欣赏长安身上的古典韵致但却被曹七巧三两句预谋颇深的话就摧毁了，这是他第二次屈服。他在爱情上的失败意味着在旧中国腐败的历史现实下即使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也无法实现自我救赎，这是雄性衰落的必然命运。

3.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普遍适用性。他们第一次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角度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和本质，认为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从而奠定了悲剧观念的唯物主义基础。

曹七巧作为整部小说中的线索人物，既是旧制度枷锁下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然而她对自己的命运也是有过抗争的。比如兄嫂来访时的歇斯底里的怒吼，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移情小叔子，分夺家产时的泼辣等等。她迫切地想要要释放人性正常的情欲和钱欲，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现实下她只能屈服于旧制度的压制，最后步入自我毁灭的悲惨结局。

小说中唯一存有真情的便是姜长安和童世舫，然而在历史发展和现实实际的冲突下，注定了这段感情的悲剧的必然性。他们为了各自的爱情是有过反抗和争取，比如，童世舫心向往之的新式爱情，姜长安勇敢追逐的“自由恋爱”，可惜最终仍旧逃离不了旧社会的现实牢笼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开始便注定走向无光的所在的爱情使得人物命运更具悲剧色彩。

三、结语

社会悲剧理论中谈及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强调的是历史现实下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而 “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则是社会现实下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因而从社会悲剧理论视角去评析《金锁记》时就会发现该小说虽然从性爱血缘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也可以理解为对一个没落的专制旧社会的批判，小说中的人物在旧社会中自我沉沦和放纵便注定逃离不了悲剧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上海：万象，1944.

[2]陆贵山.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悲剧理论[J].武陵学刊，2011 （02）：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