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论范文

逻辑哲学论范文（精选12篇）

逻辑哲学论 第1篇

一、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全书是一张哲学迷宫图,维特根斯坦用命题标注的方法画出路径,想要进入他的世界,首先要弄清他如何描述世界进,再分析他以怎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1.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全部集合,事实的发生是必然又相互独立的事件,但是发生不一定会被表达。2. 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实在= 存在(客观存在物)+ 不存在(人思想中的物),实存= 存在(客观存在物)2.063全部实在即是世界。——世界由存在与不存在组成,可推出公式:世界> 事实> 实在> 实存2.141图像是一种事实。——图像作为一座桥梁,通过逻辑形式被图示表达出来。3.03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的思想。4.001命题的总体即是语言。4.002命题显示其意义。——思想通过逻辑对实在进行描述,又借命题进行表达,语言是中介方式,意义在其中被显示出来。在这个关系中,实在与命题是对应关系,因为它们彼此可以找到图像。4.121命题显示实在逻辑形式。 4.1212能显示出来的东西,不能说出来。——命题可以表达实在,逻辑却不能被表达出来,因为逻辑形式是以显示(manifests itself)的方式出现在实在之中。5.6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6.41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7.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至此,维特根斯坦把世界逐层剥离,哲学研究的范围被缩小到语言的圈子中,逻辑图像论为思想的表达:语言划出了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的被区分开来。

二、界限的划定依据

可见意义的存在需要符合两个充分必要条件:1. 命题必须是事态的图像,两者符合映示关系;2. 命题必须符合语言的逻辑形式。事态包括存在跟不存在,所以命题可以是真命题或假命题,而逻辑形式是决定命题之所以成立的必要因素,符合逻辑与否决定语言成立与否,而对于不符合逻辑的语言界线,维特根斯坦引入了主体(subject)概念。

大卫 • 皮尔斯对主体或我的观点令唯我论问题不再困惑,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把唯我论强加于语言,是人为限制的失败尝试,他将它处理成一个自我中心的(egocentric) 界限。在此层面,主体非传统意义的主体而是世界的界限, 并且可被推论和延伸到我的、语言的和世界的界限。

5.62唯我论意谓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可说, 而只能自己显示出来。世界是我的世界,这在语言的界限意谓我世界的界限这一事实中显示出来。显然,维特根斯坦把唯我论的我看为一种界限,我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的本质在于描述实在且反映逻辑形式。但是,唯我论的正确性成立在主体意谓界限之上,界限可等于主体,主体的形式可以是语言、是逻辑、是我,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只能显现不能被表达。

三、不可说的秘密

首先,“逻辑形式”作为界限显示在世界之中,它是不可被语言所表达的。如“无穷后退”说法:一个命题记号不能包含于它自身之中,需要另一个命题,但另一个命题也不能说明自己的逻辑形式所以又要寻找再一个,为摆脱这类循环,“我们必须能够和命题一起置身于逻辑之外,也就是说置身于世界之外。”

其次,“伦理是不可说的”。他对无法言状的人生意义作出过思考,而他说的伦理不是传统概念上的伦理,是对生命意义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要求。“6.421显然,伦理学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达。伦理学是超验的(伦理学和美学史同一个东西)。”作为“较高的东西”“探讨生活的正确方式”的伦理, 它找不到映示的图像,不在自然科学范围所以不能被语言表述,于是它是“不可说的”。

逻辑哲学论精彩读书笔记 第2篇

中国古人说“道可道，非常道“，圣经说“道既是上帝”，从而人类获得了用语言描述上帝的权力，按照斯宾诺莎对上帝的定义，科学也既是分析上帝的学问，然而问题是，当科学创造了自己的语境，逐渐与自身产生的源头渐行渐远的时候，人类在自身理性的巨大成就面前却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感到了现代性的带来的虚无，承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从本质上说理性的道路所通向的无疑就是人类所向往的终极关怀，然而这种天才般的预言却无法改变人类孤独无助的现实，拉普拉斯所设想的那个神，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无比真实，而这个神则在人类陷入最疯狂的暴行漩涡时，却安之若素，无动于衷。

尼采说：“上帝死了”，从而创造了一个自以为超越善恶的“超人”，试图为芸芸众生发明新的上帝。然而物质的诱惑终究是不可抵御的，科学对物质财富创造所潜在的巨大推动能力，使现实中的人更愿意，将被称为科学的新的造物主作为自己礼拜的对象。在与科学的对抗中，“超人”失败了。

理性，就其有限性而言，并不像存在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其内部的缺陷，与此正相反，所谓“理性的有限性”是由人类运用理性的能力的有限性一种表象，人类将自己运用理性的能力的缺乏而产生的困境归罪于理性本身是不正确的。计算机的产生才是人类为了突破自我困境所进行的有意义的尝试之一，事实上，即使人类永远无法掌握足够强大的力量使自己能够使用理性的武器神化自我，即使我们永远需要一个作为他者的上帝，我能也不能因此而放弃接近上帝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是相当消极的。毕竟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就是“上帝”

革命哲学与宪政逻辑 第3篇

一

“文革”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毋宁说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造成的。我们一直总为革命“拍掌叫好”，赋予革命以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革命”的后果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呢？在“文革”中，革命、斗争的手段无一不用其极，革命的对象可谓无限宽广，而革命的“消极性”却暴露无遗。

革命意味着武斗。在“文革”中，红卫兵坚信雷锋的话，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更坚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革命要不得温良恭谦让，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暴烈还算什么革命？书中提到了对一个革命老干部的批斗情景。红卫兵“在乒乓球台子上架上一张桌子，桌子上又铺了一层煤渣，然后让这位书记跪在煤渣上……后来，这位书记被人一脚跺下桌子，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加上煤渣的作用，顿时血肉模糊……”由于认为这是代表革命的阶级对反动阶级的革命行动，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红卫兵“故能不皱眉头不眨眼睛地干出正常年月正常人不可想象的事情”。而群众组织一旦分为对立的派别，就会视自己为革命派，视对方为反革命，“必须搞垮、摧毁而后快，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由口诛笔伐变为拳脚相加，甚至枪炮交火。在“文革”的武斗中，成百上千的人失去了生命。虽然在今天这些都被否定了，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然而逝去的都已经逝去的了，无辜死去的人又能知道些什么、得到一个什么说法呢？

革命不仅仅是革“人”的命，还意味着革“文化”、革“传统”的命。既然要搞文化革命，就要“破四旧、立四新”。而“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是指相应的新思想等等。“破四旧、立四新”目的是先解决自己思想和灵魂的问题，然后再重新安排社会秩序。且不说传统文化中有太多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首先就这一做法本身而言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其目的和相应的做法而言，也“全是中国传统中‘内圣外王’、‘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旧套路”，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为破“四旧”，有些做法现在看来甚至十分可笑，比如改名风波。很多人将名字改为“王革命”或“闵为民”之类，很多街道也更改为“反帝路”等一类的名字，可以说完全“符号”化了，不符合名字所表征的个性化色彩，显得十分单调乏味。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斗争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因在于矛盾斗争，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哲学，“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哲学，中庸之道和调和折衷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说，这种哲学没有一点宽容和妥协精神。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的发展却证明宽容和妥协的态度是必要的。正是因为不妥协才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使得人类历史上有些新政权固然建立了，却往往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代价不够沉重么？正是因为妥协，美国1787年宪法这一延续至今仍在适用的伟大宪法才得以达成。因为参与立宪的利益是多元的，“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1〕。同样，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个阶层和代表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我们应赋予“冲突”以合法性地位，并本着宽容的精神通过谈判、妥协等一系列政治技术来达成协议。如果视对方为阶级敌人，不置对方于死地誓不罢休，那么，国家机器就变成了斗争和压迫工具，人人都将自危，因为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失势呢？合理的做法应是在宪政框架下合法的争斗，它应该是和平的，而且当权派要保护反对派的利益。

传统和现代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社会总是发展的，文化总是不断变迁的。同样，在对文化的看法上亦应持同样的思维逻辑。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确实要革“传统”的命，因为我们要抛弃不合适宜的看法和观念。但现代必须基于传统的基础，它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点一点的改变，并且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来实现的。可以说，传统孕育于现代之中。然而，“文化大革命”却将传统与现代视为完全对立的关系，看不到两者的内在联系，妄图在完全空白的基础上重建文化。结果是，新的文化没有建立，我们倒把自己的传统丢了，产生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徐友渔先生既感叹在牛津求学时英国人处处对传统的重视和对历史的骄傲，又为传统在中国的丧失而伤心。他说：“不错，它存在于典籍中，但有多少人读典籍、懂典籍？确实，人们要游泰山，在曲阜搞祭孔典仪，但这些不过是旅游的一景而已。传统既不应是木乃伊，也不应是化妆舞会的面具，它应该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之中。”如果说我们想追求现代化的建设目标，那么就要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本质而言，尽管打着革命的口号，却是一场反现代化的运动。也恰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是否定传统，而是批判传统，不是死守传统，而是再造传统。”作为一场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于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2〕。

二

革命哲学既然要革“阶级敌人”的命，那么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的生命、财产、社会地位等当然就不一样。然而，阶级敌人的认定却有很大的随意性，“任何人，不论是1957年响应号召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还是跻身革命队伍几十年的老干部，都可能被定位‘阶级敌人’”。这种随意认定实际上使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使得今天还在揭露和批斗别人，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别人批斗的对象。然而，无论是批斗还是武斗都是对人权的莫大践踏。在革命的名义下，一般的伦理观念和做人准则荡然无存，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世间最美好的师生、同窗乃至父子亲情都被“文化革命”的烈火焚毁。“明明知道受自己尊崇的老师不是坏人，但施暴时不敢挺身而出，因为怕别人怀疑自己的立场。”甚至为表达革命立场，还要对自己的老师跺上几脚。虽然这些行为都有特定环境的逼迫，难道就不是一种自私和怯懦么？无数的人被批斗，损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的灵魂和尊严。

生命权是人的第一位权利，因为生命的存在是从事其他事业的基础。对生命的威胁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饥饿，二是他人的侵犯。正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才选择成立政府。因而一个良好的政府必须一方面努力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不得随意侵犯公民的生命权，且要保护一个人的生命权不受他人的侵犯。然而“文革”时期革命哲学压倒了权利哲学，人的生命得不到他人和政府的尊重，饥饿更是时时威胁着人们。此外，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来讲，财产权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因为，财产权属于“人的自然和不可超越的权利之一”，法国1787年《人权宣言》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财产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除非以合法形式建立的公共需要明确要求，且在公正补偿获得事先支付的前提下，任何财产皆不得受到征用。”然而，在“文革”中，“抄家”可谓再正常不过。基本的生活资料被剥夺，且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讲，大量的宝贵藏书、读书笔记和日记更是丧失殆尽。

在“文革”中，虽然红卫兵曾经非常猖狂，但也改变不了被打发的悲惨命运——即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据估算，这次运动涉及的青年学生人数达一千六百多万。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青年学生被某些当权者利用了。在当时，学校关门，工矿企业大多停产，升学和就业都没有什么希望，怎么办呢？就只好让他们接受“再教育”、“为接班而锻炼”吧！大好年华，本来应该在学校里学习、深造，现在却被派到“深山老林”去劳动、去接受“再教育”，然而在那里能学到什么呢？很多学生到了农村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因为，即使不再继续接受教育而去参加工作的话，也应该自己选择工作场所，而不应该被强制发往农村。何况，农村的体力劳动并不十分适合这些城市青年。有人认为，这种苦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文革”后很多知青不是经过努力走上了成功之路么？但我们要知道，第一，成功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成功有多大因素是因为这笔苦难呢？没有这苦难，他们是否可以更有作为呢？第二，即使受点磨难，但应该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么？青春短暂，有多少人在磨难中失去了锐气，而又对人生失去了希望？第三，这种苦难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何况，过平常的、正常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物质生活为什么该遭非议，世俗享受有什么不正当呢？那些对东方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毫不知情，说不出保守党和工党有什么区别，一门心思踢足球和弹吉他的少男少女们，不也挺可爱的么？难道我有权利因为他们不是思想家、斗士、殉道者而谴责他们，怜悯他们？”难道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阶段么？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做“天将降大任”的英雄。即使当英雄，也必须先找点“苦”来受么？何况，这是一个平凡的年代，未必需要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每个人只要遵纪守法，努力去实现个人的梦想就行了。

三

革命哲学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健康的公民教育。我们可以说，“文革”发生前后的教育是一种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式的革命化教育。

作为年轻人，确实要做一个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但理想的形成应该在“育化”（encultur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天然形成，而不应由外在强加。理想不为精英所独有，它伴随着每个人的成长。即使一个人的理想只是想过平常人的生活，那也无可厚非，因为理想是个体化的。然而，“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最高准则应该是尊重他人的意志和选择，而‘文革’中的理想是无视个人、抹杀个性的”。对于个体而言，只要自己的理想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不损害社会，那就不应受到任何干涉。即使危害他人和社会，也应该以规范的方式加以纠正。然而，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的理想偏离了正常的价值，成了“反理性”的心态，那么，以这种名义对少数个体或整体社会造成的损害又如何估算和纠正呢？“文革”发生前后的理想主义教育恰恰存在这个问题。它将“革命”作为核心内涵，不注重个体意识的培养，不尊重个体化的理想。教条主义的教育方式即使青年学生对之深恶痛绝，却又使学生养成了比较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形成了比较偏激的性格。

四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权威的存在，这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现代民主国家尊崇法理型权威，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相信所制定的规则的合法性。“文革”不仅砸烂了“公检法”，不尊重任何既定的规则，而且由于造反和夺权，导致大多数人蔑视权威，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可以说处于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强大的专制政府固然不足取，因为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小，但是，无政府状态却更为可怕。西方学者迈斯纳认为，人们在“文革”中享受到空前的自由，因为人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利用大字报等手段表达了不满和希望〔3〕。但是这种自由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没有尊重他人的自由，并非自由的本义。自由并非为所欲为，它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4〕。自由只应在法治的状态下实现，不满和愿望可以通过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等法治权利的实现来表达，而非通过大字报、批斗等非正常方式来发泄。无序的自由等于没有自由，且也不符合宪政的精神。宪政的价值在于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建立有限政府是其目标。而有限政府并非无政府，更不是弱政府，而是说该管的一定要管好。

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它的本初含义是指建立在“一人一票”原则基础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决定规则〔5〕。它的价值在于决策的达成，而不是形成“多数的暴政”。但现实中，多数人的民主往往会滑向偏执的群众专政。如果他们受某种激进意识形态的支配，后果可能就更不堪设想。由此看来，在“文革”中，“民主”的负面作用可谓暴露无遗，民众的革命热情已完全失去了理智。

清末，清政府试图以宪政改革来阻挡革命的到来，但由于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它已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和时间来保证改革的成功，最后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百年以来，宪政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假如清政府能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在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就真诚地推动立宪改革，现代中国也许是另外一幅场景。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宪政文化阙失的国家，革命更有市场，也更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文革”后，中国的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并日益走上

宪政的轨道。从革命走向宪政，应该说是中国人民的又一次伟大选择。

（徐友渔著：《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7页。

〔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3页。

〔3〕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 Free Press, 1986,CH.20.

〔4〕《人权宣言》第四条。

试论《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理论 第4篇

关键词：对象,事态,先验思路

“对象”作为知识论术语更常见, 尤其是在近代主体哲学由笛卡尔确立之后:经验主义者要么直接认定经验对象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另一实在面, 要么以观念论的方式将对象限定在经验主体之内;唯理论者主要体现为坚持主体认识对象的先天性和秩序的必然性, 但却难以完成先天性和必然性的证明;折中主义者一般取观念论和先天认知, 怀疑主义则拒斥对象秩序的必然性。上述诸态度首先都假定, 对象的所指是确定的, 要么是实在个体, 要么是普遍概念或观念;对象在描述方式上可以通过实体、属性或者样态来确定其内容, 因而对象间也具有实体、属性或者样态等几种不同关系。其次, 与认知主体相对应的对象总体即是世界, 换言之, 世界是全部的物或对象的集合概念, 世界无非是一个总体对象;康德在谈及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时曾经说到:“世界被理解为一切现象的总和”, “世界这个词在先验的理解中意味着诸实存之物的总和的绝对总体性”。

但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讨论中, 维特根斯坦对“对象”这一术语的使用却别出心裁。维特根斯坦在上书一开始就谈论世界, 并引入了对象概念。“1.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2.发生的事情, 即事实, 就是诸事态的存在。”“2.01.事态是对象 (事物) 的结合。”维特根斯坦的世界概念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总体概念, 但对象却并非直接地被包含在内;相反, 对象的实际结合关系才是世界概念的内容。既然对象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的基本内容, 那么作为关系承载者的对象本身如何呢?“2.011.事物的本质在于能够成为事态的组成部分。”维特根斯坦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从逻辑意义上论证了对象或事物相对于事态的非独立性:逻辑处理可能性问题, 假如对象在逻辑上具有在某事态中的可能性, 也就可以在逻辑上必然推出其能够在该事态中出现;对象若独立于事态, 则其是否出现于事态中是偶然的, 也就是逻辑以外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无法合逻辑地思考对象;因此, 如果我们要合逻辑地思考对象, 对象就不能独立于事态。因此, 对象的独立性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其逻辑意义:对象所处的不同事态是彼此独立的。维特根斯坦在2.0122中以词与命题中的词来类比对象与事态中的对象间的关系:如果某词的含义独立于其处在命题中的含义 (也就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 , 那么我们对该词的使用看来就是不可能的;对象也是如此。

当然, 假如就《逻辑哲学论》命题一来看, 这里似乎已经预设了世界是可认识的。我们知道, 康德认为, 在认识的严格意义上, 作为对象总体的世界是不可认识之物。这涉及到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探讨:感性提供认识的质料, 知性提供认识的形式, 感性和知性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对象的经验;同时, 感性和知性作为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同时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在这个意义上, 世界不能成为经验的对象, 因为有限的感性无法形成对对象总体的直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世界作为无条件者仅仅是先验理念。这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却不存在, 因为世界并非作为独立对象意义上的有待直观的总体对象, 也不是不同对象的集合体, 而是事实或存在的事态的总体, 在这个意义上讲, 只要我们能对事态进行完全列举, 就能对世界进行完整描述;至于实际的认识情形如何, 这至少不能否证对世界进行完整描述的可能性。

其次, 相应于传统认识论中的对象, 我们来看《逻辑哲学论》中对象的逻辑地位。传统知识论的对象要么是诸观念的承载者, 要么是诸属性的实在具有者, 或者是逻辑上的单子, 它们都给出了对象的实际规定。从上面的考察中我们已经发现, 维特根斯坦倾向于从逻辑意义上来理解对象, 并将之理解为逻辑上不独立于事态, 但并没有从内容上加以规定。尽管维特根斯坦谈论空间、时间或颜色对象, 或者指出“对象是简单的”, “对象是无色的”等等, 但是, 这些规定只能在形式概念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 像“简单的”、“无色的”等等并不涉及到具体的内容规定;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甚至不能讨论对象的数量。这里出现了一个吊诡的事情:难道哲学家们不能在知识论中对物或者物的属性加以讨论?维特根斯坦会说:如果涉及到经验, 那是科学家的事情;哲学家谈论的是其逻辑形式。那么, 如何论证其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 康德是其可借鉴者。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先验对象与经验对象的区分:经验对象是可知、可规定的现象, 由感性和知性协同形成对外在客体的可能经验;先验对象是未知的X, 这个X尽管没有感性予以经验内容并因而不能成为经验的对象, 但却在逻辑上必须存在, 它一方面是经验对象实在性的保证, 另一方面则是先天范畴指向的逻辑对象——抽象掉经验内容的逻辑形式体或范畴自身的对象化。与之相应的则是:拥有内、外感官以接受刺激并形成表象的经验主体;作为诸先天范畴的逻辑承载者的先验主体。康德的经验对象指涉的正是自然科学的对象, 而先验对象是先验主体逻辑机能 (范畴) 空转时构造的一个形式对象——先验哲学需要处理的课题。康德的论证采取的是先验策略:要使经验对象成为可能, 则必须有先验对象且唯此不可;现在有经验对象;所以, 先验对象必须存在。我们上面曾经提到: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这里的经验并非私人体验 (如幻觉、梦) , 而是能够成为知识的材料, 如果知识与私人体验是可以区别开的, 那么, 这种经验必须具有相应的客观有效性。康德认为其客观有效性的来源不在对象那里, 而在主体的认知能力中。该知性能力体现在我们能够下判断上面, 康德进而通过知性在判断上的逻辑机能设计了认知必需的诸先天概念——范畴表。但作为范畴自身对象化的先验对象, 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经验内容上的具体规定, 只是提供了对象被规定的可能方面。相应于康德从判断出发进行的论证和结论, 维特根斯坦则以先验论证的方式分别从本体论和语义学上予以论证。本体论论证如下:要使世界有秩序则必须有对象, 现在世界有秩序, 所以有对象。至于世界为何必须有秩序, 这是逻辑上的要求, 正如上面对对象的非独立性的论证, 世界不能是偶然的。语义学从命题语言出发论证了对象必须存在:简单命题中的简单记号指谓对象;要使命题有意义, 则在该命题的完全分析的初始命题中的名称必须有指谓, 且舍此命题无意义;现在命题有意义;所以名称有指谓, 其所指即对象必须存在。当然, 维特根斯坦的论证似乎更为依赖先验思路, 比如, 在上一论证的第二环节, 命题为何必须获得完全分析, 这也是命题有意义的先验条件, 维特根斯坦对此也不能给出完全分析了的命题的例证。而在结论上与康德的先验对象相似的地方在于, 《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也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上的具体规定, 只是提供了认识可能的逻辑基础。

参考文献

[1]康德, 著.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 译.人民出版社, 2004.

[2]维特根斯坦, 著.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 译.商务印书馆, 1996.

论逻辑与哲学的初步分离 第5篇

论逻辑与哲学的初步分离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出现标志着逻辑与哲学一样有着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至此,逻辑学与哲学实现了初步分离,这在逻辑与哲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尽管他的逻辑还是和哲学密切联系着,其中有些内容哲学味儿还非常浓厚.

作 者：徐春根 作者单位：梅州嘉应学院,广东,梅州,514015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B81-09关键词：转折点 哲学 逻辑 分离

试述近代经验论哲学发展的逻辑 第6篇

【关键词】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怀疑主义

经验主义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其内部又可以划分为多个具体的发展阶段。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从培根、霍布斯到洛克再到贝克莱、休谟的过程，从它的发展阶段来看是包含着创立、发展到终结这三个发展过程的。

一、英国经验哲学的创立阶段

培根奠定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础，提出认识的来源是感觉经验的重要的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以及世界是物质的；霍布斯系统化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在经验主义的发展方向上由唯物论走向了唯心论与不可知论。其中主要是以贝克莱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与以休谟为代表的不可知论。最后，英国经验主义也走到了终结。

培根被誉为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的始祖，他反对古代权威和空洞无益的经院哲学，强调思想独立和知识的实用目的，倡导知识就是力量，表达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他提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觉和经验，而感觉和经验又是客观世界的物质之体作用于我们感官所形成的，并把此作为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他突出了有步骤有系统的观察与实验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要为经验和理性建立归纳法。霍布斯是继培根之后的英国又一著名唯物论者，他基于经验论原则之上丰富了还显得笼统和不细致的经验论理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霍布斯根据当时仅有的科学材料描述感觉的发生过程，因此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得经验论原则和机械论合流。

二、英国经验哲学的成熟阶段

在经验论哲学发展承袭关系上，霍布斯起到了培根和洛克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洛克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集大成者，在培根和霍布斯的基础上，他把经验论哲学发展到成熟程度。随着这个体系的成熟，它自身包含优点及局限性也就必然充分显露出来。

洛克对经验论哲学的推进首先表现在他对天赋观念进行了批判，他反对先验论，指出人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人的一切知识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经验的，这就是近代哲学史上著名的白板说。在这里，洛克明确表明了他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洛克对经验论原则的发挥还表现在他把经验区分为感觉和反省，他认为知识的对象是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来源于经验。感觉是观念的外部来源，通过外物对感觉的刺激，人的心灵产生可感物的观念。反省则是观念的内部来源，心灵通过感觉而对取得的观念进行反思，从而得到新观念。

三、英国经验哲学的终结

贝克莱是英国经验论由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的第一人。他从经验论的原则出发，否定了洛克的物质实体存在的可能性和嘉定它的必要性。贝克莱论证说即使你既不能说出你相信它存在的任何理由，又不能指出，假设它存在，它又有什么用处。我想，只要你的意见有一点点真实的可能性，我都可以认它是一个说明外物存在的论据。在他看来，物质的存在连这一点点真实的可能性也没有，物质只是虚无。

首先，贝克莱将实物观念化了，他继承了洛克的经验论，认为观念就是人类知识的对象。贝克莱指出观念只存在于这个东西之中，或者说，被这个东西所感知；因为一个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作为人的感知对象应该是可感的，而可感的事物则是由一系列的可感性质构成。由于这些可感性质是离不开感知它们的心灵，或者说是离不开联系到主观观念的人的感觉和经验，因此，断定事物的存在就是在断定观念的存在，断定观念的存在就是它们被心灵感知。从这一经验论的前提出发，贝克莱就合乎逻辑地得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

休谟与以往的经验论者一样，坚持经验论原则，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洛克把经验的对象统称为观念，休谟则把它们称为知觉。知觉氛围观念和印象，其中，印象又可分为感觉印象和反省印象。洛克没有从感觉经验到物质实体就独断了它的定在，而贝克莱以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逆反命题证明了物质实体是虚无，这看似站在经验论立场的观点，实则亦是独断了物质实体的不在。休谟的不可知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非宗教的哲学思想形式，怀疑上帝存在，批判了宗教神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主张建立“哲学的和理性的宗教”。因此，休谟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和不可知论哲学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的必然结局。

从洛克经过贝克莱到休谟，经验论发展到顶点，从而也宣告了经验论的破产，这是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休谟的不可知论，向当时的哲学提出了挑战，使以往哲学中的独断论弱点充分显露，如不能很好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哲学很难向前发展。因此，休谟是有功绩的，他的不可知论哲学同样是认识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促使康德开创哲学革命和建立“批判哲学”。所以，休谟的哲学对后来哲学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熊天长，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的逻辑走向[J]，理论新探，2005

[2]谭仲鹢，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哲学动态，1995

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 第7篇

关键词：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现代逻辑

20世纪, 西方哲学思潮纷繁复杂。这一时期, 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认识论角度去研究哲学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学、语言学的结合日渐紧密, 使得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渐变宽。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 使得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成为舞台的主角。

一、概念澄清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学者们普遍认为有三次重要的转向。其中第二次转向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这三者都是这次转向的产物。

1、分析哲学

对于分析哲学, 难以找出意见统一的定义。王路认为: 分析哲学至少是一种思潮【1】, 一种以语言分析为方法的思潮。 根据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使用形式不同, 分析哲学可以分为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自然语言分析学派。分析哲学总体来说有七大特征:重视分析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为首要或者唯一任务;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坚持逻辑分析, 注重推理;语言的转向;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 哲学问题的解决要从小问题着手, 零打碎敲。

2、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目前没有精确的定义。从起源上来说:国内以王路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 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分析哲学发展到后期被称之为语言哲学。从众位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 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无非是从语言的方向出发去澄清哲学问题, 或者是语言自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 再或者就是研究语言和哲学间的关系。这三种形式都从语言对人类的意义出发考察语言。【2】从研究范围来说: 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 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的哲学, 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

3、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 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 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 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 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 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 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 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 不管是分析哲学家, 还是语言哲学家, 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 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

其次, 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 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 克里普克等, 既是逻辑哲学家, 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

最后, 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 应用现代逻辑方法, 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 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 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 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 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 而是一种思潮, 一种流派。

其次, 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 在研究存在问题时, 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 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 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 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 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 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 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 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 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

再次, 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不同。分析哲学反对建立理论体系, 抛弃形而上学, 而且反心理学。逻辑哲学使逻辑哲学化, 不像分析哲学一样远离哲学, 似乎希望通过逻辑来回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的有些问题语言哲学是不研究的, 语言哲学的有些问题, 分析哲学至少是不重点研究的, 语言哲学不像分析哲学一样反心理学, 反而是与心理学相融合的。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 和其他学科的交叉逐渐扩大。

最后, 三者的发展前景有所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分析哲学消亡了, 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 事实上, 分析哲学的很多原则已经渗透到当今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语言哲学也因为其触角延伸到其他领域而导致出现语言哲学的泛化。逻辑哲学因为两个学科的结合使得逻辑泛哲学化, 逻辑的性质逐渐变弱, 哲学的性质逐渐增强。但是因为其对现代逻辑的要求较高, 使得一部分学者加强对现代技术的学习, 加之哲学家的研究, 逻辑哲学的形势一片大好。

事实上, 三者显然有很大的区别。在哲学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首先应该做到澄清概念。虽然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他们从概念上、研究重点和目的、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以及发展前景方面都体现出差别。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严格区分, 这是我们的学习态度。

参考文献

[1]王路.走进分析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3.

[2]王路.语言哲学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 1997 (6)

[3]王路.走进分析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68.

[4]陈波.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J].哲学动态, 1989 (6) .

管理的逻辑:管理=数学+哲学 第8篇

从某种意义上讲, 恰到好处的运用管理逻辑, 同样是企业的制胜法宝。

漂亮的数学运算

格兰仕做企业, 很好地运用了做数学题的逻辑思维。其中, 格兰仕微波炉的低成本战略, 就是将数学题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例子。

格兰仕微波炉的生产线是别人的不是它自己的, 所以它没有固定资产折旧。问题是, 为什么它能够把别人的生产线免费拿过来呢?原因是它跟外商合作, 谈判的逻辑仅是个简单的数学比较运算。就是外商的生产线放到欧美国家, 每生产一台微波炉成本是多少, 而放在中国大陆, 即使加上生产线的固定资产折旧, 生产一台微波炉的成本又是多少。将这个数学题目一算, 外商心动了。

当格兰仕把生产线移到中国大陆以后,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地皮, 把一部分的生产线留给外商贴牌, 一部分生产线则免费留给自己用于内销。这样它就做到了生产出来的微波炉没有固定资产折旧。

在外销加内销双重的推力下, 格兰仕微波炉的量上去了, 规模化的生产能力带来规模化的采购, 规模化的采购降低了采购的成本, 从而带来了低价格, 低价必然带来高额的市场增长。良性循环顺理成章地形成。

格兰仕的精髓

实际上, 企业的本质是对经济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不同企业经营水平之间的差距集中反映在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上, 而决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高低, 最为重要的, 是企业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能力与水平。

企业管理不但关系到企业资源的管理, 还涉及到企业组织活动的管理, 如企业文化、沟通与交流。格兰仕微波炉的成功不只是在做数学题那么简单, 格兰仕成功的真正精髓是变革、创新和速度。

格兰仕知道, 单做数学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数学永远是刚性的。当数学题做得太多以后, 带来的负面结果是, 过于刚性的管理会导致企业员工能动性减弱, 创新动力消失。所以说企业管理需要柔性, 即讲哲学, 柔性的东西要跟数学的刚性结合。

创维集团在创业的时候, 是你死我活、金钱万能的思想,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和气生财, 以人为本。和气生财就是合作, 沟通, 交流, 讲哲学。以人为本既要讲物质文明, 又讲精神文明, 就是一个企业对人的管理, 不能完全是物质的, 还要讲精神。精神的满足跟物质的满足是双重的。

但是, “哲学”的介入, 致使企业管理的问题变得难以琢磨了。其中, 最难搞定的就是企业所面临的各个层面的复杂的“关系”。不但在企业内部有上级与下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企业外部还有企业与上游供应商的关系, 甚至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等等。

搞好关系, 对于企业来说好处是潜在的。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一位企业的老总, 某天晚上与下属在茶馆喝茶消费100元, 喝茶以后产生的效果, 却是无法用这简单的100元来衡量的。

真正的企业管理

因此, 真正的企业管理, 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数学运算, 也即:管理=数学+哲学。相应的,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也应该是数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 既善于做哲学题目, 也很善于做数学题目。

那么, 如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实现“哲学+数学”管理的完美结合呢?

目前, 一些企业老总认为上了ERP软件后, 企业信息化已经全部搞完, 其实不然。ERP企业管理所涉及的内容, 简单讲就是一个企业资源规划, ERP软件是对企业的资源管理, 例如物料、设备、资金、劳力等, 仅仅属于“数学管理”的范畴。

因此, 刚性的ERP, 无法进行柔性的关系处理, 无法体现客户关系、员工关系等企业在哲学层面的管理。这时需要哲学层面的协同与沟通, 同时也要强调个性化的管理手段。

逻辑哲学论 第9篇

关键词：医学哲学,内在逻辑,精神助产术,教学方法

医学哲学教学的目的, 在于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 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它的旨趣在于激发医学生的理论兴趣, 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 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 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 教导学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医学, 按照医学哲学的本性来学习医学哲学。因之, 要从医学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 探索和实践医学哲学的“精神助产术”教学方法。

一、医学哲学的内在逻辑

哲学即反思。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哲学是思想之思想, 就是说, 哲学是以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 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故而医学哲学是以医学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 是“关于医学的”哲学。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经验、技艺和组织工程的知识体系, 人类的生命过程是医学最为本质的研究对象。因之, 人的生命存在是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1];医学哲学的本文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医学哲学基本问题的实在基础;医学与生命的关系问题是医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医学哲学围绕这一基本问题所展开的理论观点与学说思想都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矛盾的反映及解决方案的探索。

医学哲学观点的产生, 首先源于对人的生命的惊奇, 对人的生命的激情, 对人的生命的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唯此, 才有哲学对医学的不断追问, 才有医学哲学的思考。其次, 医学哲学源于对人类命运的深省关切, 这种深省关切使医学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唯此, 才使哲学对医学进行规约, 规约医学及医药实践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哲学对医学发展与进步的关注, 对人类命运的深思, 对人类未来的憧憬, 是医学哲学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再次, 医学哲学源于对自我的追问, 源于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 正因苏格拉底所说, “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医学哲学是一只“苏格拉底牛虻”, 随时随地紧叮着医学, 鼓励、说服、责备甚至批判医学, 它的旨趣就在于对人的生命的惊奇、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自我的追问, 它的旨归就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意义上, 医学哲学是医学观、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历史观, 更重要的, 医学哲学就是人生观。“人生, 是人的生命显示自己的尊严、力量和价值的过程。人生需要生命过程中的奋斗与光彩。”[2]医学哲学是以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 并使人崇高起来为己任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 “追求真理的勇气, 相信精神的力量, 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 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3]

医学哲学的内在逻辑的本性, 要求医学哲学教学的主要方法即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

二、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划时代的哲学家, 他实现了古代西方哲学的根本转向, 即从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事, 开创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他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即是著名的“精神助产术”。

“精神助产术”的核心内容是接生新的思想, 犹如助产婆接生新的生命一样。苏格拉底认为, 他自己是无知的, 但德尔斐神庙的祭司传下神谕说, 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听说神谕后, 觉得奇怪, 知道自己无知为什么是最具智慧的。为了揭开这一迷底, 苏格拉底向那些以智慧著名的人物, 请教各种问题, 然后从谈话对象愿意接受的命题和观点一路追问下去。他要求对方给出关于这些问题的概括性说明和总体性定义。当他得到这类定义时, 他会进一步追问更多的问题, 以显示对方定义的矛盾, 使对方在与他的对话中放弃开始给出的定义而给出一个新的定义, 但新的定义会受到苏格拉底的质询, 最后对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由此, 苏格拉底不仅证明了他人的无知, 也证明了自己除知道自己无知外, 其实也一无所知, 聪明之处就在于知道自己无知[4]。苏格拉底把这种方法与他的母亲的接生法相比称之为“精神助产术”, 即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 用对话的方式, 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 逐步深入, 层层追问, 最后走向确定的知识——事物的本质。

“精神助产术”的关键问题, 在于新的思想的产生, 不是教育者教给受教育者的, 而是受教育者的新思想是受教育者自己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 教育者是受教育者新思想产生的帮助者, 不是“灌输者”。“精神助产”的方法就是在对话中不断地追问, 甚至追问出关于事物的最一般的本质。

“精神助产术”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反讥阶段, 先承认对方的论断是正确的, 然后按照对方的逻辑从对方法的论断中推出矛盾, 从而否定了对方的命题和观点。二是归纳, 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 再从一般性的命题推出反例, 使对方承认自己的观点的错误。三是诱导, 提出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真理。四是定义, 对一般作出概要性的解释。

“精神助产术”揭示对方论断中的矛盾的旨趣在于, 诱导对方接受新的思想, 对方在不断地追问中, 不得不反思自己以前的思想, 从反思以前的思想中得出新的思想。这与医学哲学的内在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正是将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引入医学哲学教学的理论依据。

三、对话、追问与反思

“精神助产术”在医学哲学教学的应用, 就是设置对话情景, 在教师对学生的不断追问中, 促使学生反思医学与人的生命的关系, 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医学, 按照医学哲学的本性来学习医学哲学。

对话情景是“精神助产”的平台。医学哲学教学不是直接地具体地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医学哲学基本理论, 将现成的结论诉诸对方, 而是通过问答、交流和争辩的方法, 为学生探索医学与人的生命存在的关系问题提供一个平台, 使学生参与到医学哲学的研究中来。

追问与置疑是“精神助产”的主要手段。在对话情景中, 教师对学生的答问要不断地追问, 设置疑问, 促使学生学习与实践独立思考。苏格拉底认为, 智慧产生于困惑, 一个不困惑的人是与智慧无缘的。教师对学生追问的问题, 不是疑难问题, 而是那些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追问, 这是医学哲学教学区别于其它学科教学的特点。如:什么是疾病/健康?疾病/健康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不正常/正常状态;那么, 何为不正常/正常?WHO把健康定义为, 健康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全安宁状态;那么, 何为“完全安宁”?有何标准?一个人的疾病/健康, 是由医生来断定的吗?

独立思考能力与反思批判能力的培养是医学哲学教学的主要目标。哲学是上门反思的学问, 最重要的是要求认识主体进行独立思考, 要跟自己较劲, 要跟自己过不去, 只有在撞击理论思维的过程中, 在跟自己过不去的过程, 才能达到学生医学哲学的目的。在对话情景中, 教师要鼓励学生对已有的医学理论进行深入地思考, 对任何医学问题都要付诸进一步的分析, 而不是迷信权威, 或人云亦云;用困惑、惊讶和新的思想去撞击已有的医学知识, 引导学生对医学思想进行反思, 这种撞击是内在的, 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实践再认识再思考,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反思批判精神, 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 得出结论。

未来医生人性化是医学哲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医学哲学教学试图以一种对人更好的理解来装备学生的头脑, 以期培养出未来的医生——他不仅有效地医治疾病, 而且力图恢复人的完整性 (一个生物学意义的、精神意义上的、社会意义上的人) , 同时促进社会公正。医学哲学的教学活动, 是在历史和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 使医学生掌握正确的价值判断、人文精神和科学思维方法, 领略医学与哲学交叉的“触角”, 反思医学与人的生命的关系, 培养医学生逐步树立“以人为本”的临床实践理念, 自觉关注人生, 敬畏生命, 生成对人类、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意识, 成为博学的人道主义者。

参考文献

[1]王华生.关于医学哲学逻辑起点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2008, 29 (6) :18-20.

[2]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8.

[3]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36.

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 第10篇

一、经济学与经济哲学概述

1.经济学概述

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规律, 资本主义不发达时期, 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人们在谈论经济时往往将其与政治联系起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经济有了深入认识, 发现经济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了剩余价值的含义, 为人们展示了社会经济的本质。现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其一是宏观角度, 主要分析各国经济形势以及产生这种形势的原因, 对市场中的货币体系进行定量分析;其二是微观角度, 主要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以及该行为带来的后果。对经济进行量化和理性的分析, 说明人们对经济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或者说社会经济理论开始趋于成熟。

2.经济哲学概述

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哲学, 人们在思考自身生存原因和发展规律时, 产生了哲学这门学科, 而经济又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哲学的视野中必然有经济学这项内容, 并且是重点内容, 但是, 哲学的研究路径却与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别, 其研究核心并不是经济规律, 而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经济有怎样的关系。因此, 我们可以将经济哲学理解为对经济和人的辩证思考,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首先, 经济不是抽象的, 因为它属于人类的基本行为, 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其次, 经济也不是独立的, 因为它会受到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最后, 经济发展处在变化之中, 并且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 没有永恒的经济现象, 也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1]。

二、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

1.经济学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互补性

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存在互补性,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反复对话的原因。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描述, 它所反映的东西是抽象和独立的, 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 而经济哲学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需要使用经济学中总结出来的规律, 弥补了自己思考中遗漏的问题, 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将经济学描述的规律放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思考, 因此说二者之间是互补的[2]。

2.资本与经济哲学之间的联系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和人进行辩证思考, 其目标就是认清资本的本质, 深入理解人类的发展与资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说, 资本是生产要素中的一种, 就是简单的物, 但是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 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者是简单的物, 它代表了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种关系, 商品与货币都不是市场经济的起点, 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才是。可以说, 市场发展和竞争的主体就是资本, 所有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也是资本, 经济哲学就是要对资本的运作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它侧重的不是物质过程, 而是人和人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分析资本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关系[3]。

经济哲学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融合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核心理论, 虽然自身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 但是只要认识到资本的本质, 就抓住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哲学将经济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 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条件联系起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独立的, 人的存在也不是独立的, 人民、资本和国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人不完全是经济人, 社会也不完全是市民社会, 人的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因此, 如何满足人的全面需求是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国家一方面要有效利用资本, 实现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要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国家可以克服资本的局限, 帮助人民实现幸福,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总结

离开了哲学的经济学, 思考问题就会变得片面, 有形而上学的发展趋势, 混淆经济原则社会原则的概念, 成为服务资本主义的工具, 离开了经济学的哲学, 对社会的思考就会缺乏理性, 不能理解经济活动的意义, 也就认识不到社会的本质, 经济哲学的出现突破了二者的界限, 对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对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 2013.

[2]杨金洲, 张繇曦.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困境及出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0 (12) :60-65.

逻辑哲学论 第11篇

考前辅导是帮助学生提高成绩的关键。高中政治中的哲学题分值比重大。必须抓住课程的规律和复习规律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一、严谨推理，以逻辑想象的方法贯穿始终

逻辑想象，是指以逻辑的方式在头脑中对知识的层次进行编制、绘制，从而使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形成一种严密、系统的知识体系，一旦在头脑中具备这样一张网状的结构图，在答题时会更加得心应手，才能提纲挈领地将政治课上所学的知识完整地体现在答案中。

高中政治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在教材编纂和课程设计中有清晰、严格的结构安排。我试着以逻辑想象的方法来谈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这一模块的复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和人生观，这三个板块对应着三个问题，世界是怎样的？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怎样过好我们的生活？根据问题，哲学又分为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三大块。

所谓的世界观，在马克思看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唯物论和辩证法，讲到这里，逻辑层次开始显现。所谓唯物论，首先我们会想到，它是跟唯心论对立的，而唯心论分为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它们的总体特征则是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从而是精神的产物。而马克思的唯物论则恰恰在本体论这一最重要的层面驳斥了唯心论，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意识只不过是物质的产物而已。这个层次也这就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因此，对哲学部分进行复习时需注意，这门学科的逻辑层次性非常清楚，一定要从大线索一直贯穿到小线索，直到在大问题的背景之下层层挖掘出小问题，再将它与大问题联系起来看时，就会发现这些知识点根本不是散乱的，都是为了在具体的层面上对世界观这个最大的问题的回答。

物质世界如何能够具有如此活力呢？其内在原因又是什么呢？马克思用世界观的第二个逻辑层次，即辩证法中的矛盾、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解答。即任何物质事物都是普遍存在矛盾的，正是矛盾的这种对立和斗争产生了物质世界运动和发展的动力，从而展现出它们丰富性的一面。而这种丰富性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规律的。但人在自然面前也并非无所事事，而是能对这种规律进行认识，进而对其加以利用，最终改变物质世界。这里回答的则是“为什么”的问题。

依照上文的逻辑层次的分析，用三句话来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做出概括，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变化发展的。如果还想再加一句，即“运动是矛盾导致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的体系，其命题都是一层接一层的层层逻辑递进，从逻辑的出发点开始，将整个知识结构层层展开，按照每个线索感知到具体的知识细节，同时，在对每个知识点有了理解性的把握之后，再去从哲学的逻辑进程中来把握这些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目的主导，用政治的立场反思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还有着清晰、强烈的目的导向，即这门课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理解和把握，从而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思考和解决问题。

考生在答题中时刻要有这种目的性的高度自觉。在目的性的明确指引之下，再以逻辑想象的方法将各个知识点由大到小，由笼统到具体的层次性在答卷中体现出来，这是重要方法。

例如，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并逐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如何评析这类考题呢？经验来看，多数考生恐怕会选择从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这种分析固然没错，但如上文所述，却忽视了解答这道题的目的引导性。指出现象并不是答题的终点，关键要对问题做出深刻的认识和解答。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是有其客观规律的，人的任何决策都要正视这一规律，并在这一规律的引导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和答题目的。所以，整个政治课上所学的知识，比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学科都可以在哲学这一目的性、价值性的指引下系统而有序地呈现在答卷之中，从而不但体现出哲学知识学习的目的，更能从广义上体现出整个政治课的教育目的。

政治课，尤其是哲学部分的教学本身就是目的性极强的，也就是说，政治课教师要把目的引导时刻贯穿到教学活动当中去。作为政治课教师，要在课堂上分析、讲授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就业难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从供求关系来看，主要是人口增长、经济疲软等原因导致了就业难，但仅仅指出这些原因还不够，因为这个现象也反映出人们的哲学观念，以及在思想上如何应对这一现象。这个问题还可以补充以下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经济规律乃是物质世界在经济社会中的反映，其本身也是具有客观性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规律，同时，作为高校毕业生，也应该充分发挥自我的能动性，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从而在尊重规律的过程中增强竞争力，实现就业。

逻辑哲学论 第12篇

CHILD[1]的《中国管理情境、比较观点与研究方法论》是较早对情境进行分类的文献,CHILD认为,管理情境包括物质体系、理念体系和制度产出三个方面。蓝海林[2]认为,情境不仅包括物质体系与理念体系自身,还包括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情境不仅包括了通常称之为“环境”的客观因素,还包括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新因素。徐淑英[3]强调,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例如个体理解周围世界的总体倾向、判断和决策的逻辑、思维过程和个人特点等。

本文认为,个体对于外部环境的认知及其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管理者的管理经验。THOMPSON和ROSCH[4]在《具身认知:认知科学的人类经验》一书中对经验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我们的认知既体现既是一种生理结构也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结构,简言之,既作为外在的,也作为内在的;既作为生理学的,也作为现象学的,这种双重性不是对立的……相反,我们不断地在两者之间穿梭往复:它既包含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包含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

二、管理的中国哲学、文化深层结构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贾良定等[5]认为儒家学说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典型的如关系、五伦、人情等学说,并认为以上概念可作为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中介或调节变量。实际上,不只是儒家学说对管理经验有着深远影响,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哲学都对当代中国的管理有着深远影响,例如关于“易”、“阴阳”和“道”的思想。中国哲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石,它通过文化直接影响管理者的世界观、方法论[6],形成管理的中国经验。

“文化深层结构说”最初由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7]提出, “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基本稳定的层次,它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在表面层次上,文化经常会有变动,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往往是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中将深层结构与一般环境区别开来,其理论框架的说服力可能更强,影响力可能更为持久,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石则是中国哲学。

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下,中国管理者可能在管理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根本层次上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明显的差别,而管理研究的任务就是解释中国管理哲学如何影响管理经验的过程,即管理的中国经验背后的逻辑机制。根据WHETTEN[8]对于两种情境化的划分,上述研究属于“情境理论化”研究———即针对中国独特的“情境与经验”进行理论解释,它区别于仅仅对西方理论进行调整与修正的“理论情境化”。

三、独特性、普适性与全球价值——比较视角下“管理的中国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当前华人学术界要求建立所谓“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呼声甚高。BARNEY等[9]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专注于给出只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处方和社会处方,他们不大会介意其成果在中国情境以外是否具有通用性,而更关注能否以独特的中国套路来解释中国现象。在本文看来,这种将“独特性” 与“普适性”完全割裂的观点十分有害:没有一种理论是完全独特的,企图建立完全独特的“管理的中国理论”是不可能的。任何理论都同时具有普适性与独特性,理论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是独特的———因而有价值;它是普适的——因而能被人们所理解”。

主流管理学一直强调管理学的“科学普适性”,因而排斥独特性,他们认为,西方主流管理理论能够解释一切管理现象,但BARNEY等所提出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则将理论的普适性进行了完全逆转。在本文看来这两种方式都存在问题:只有通过“比较”的方法,既承认其独特性,又承认其普适性,才能更好地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发展本土管理理论。

与管理学同处于同一门类下的很多社会科学,例如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等,都存在一个发展得较好的“比较教育学”、“比较法学”、“比较经济学”的分支领域。管理学虽有学者提出“比较管理学”的概念[10],但该领域极为边缘化,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管理学术界没有认识到“普适性”与“独特性”往往同时存在,理论的价值正在它既“普适”又“独特”。

实际上,管理的中国经验也同时具有“独特”与“普适”二重性。对于“经验”,人类学中早就成为定论:“经验”中的“文化的普同性”与“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存在。但该命题在管理领域中却长期得不到理解,并不时引起争论。例如,对于“关系”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关系这一概念除了在中国,在其他各国也普遍存在,因此“关系”不是一个本土元素。在本文看来,由于独特性与普适性的辩证关系,“关系”是不是“中国独有”本身就是伪命题,正如争论某一个理论究竟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中国的管理理论”没有意义一样,真正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的好理论,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一个独特的理论。

四、比较管理哲学作为本土管理研究、比较管理研究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共同基础

比较管理有三种经典范式,其中只有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比较的层次深入到管理哲学的范畴。结合本文前述对情境、环境与经验等概念的分析,本文赞同将比较管理分析的层次推进到管理哲学的深度,即从“管理的中国哲学”视角来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

与本文“基于中国管理哲学的情境理论化”类似,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行为的差异归结为管理哲学的差异,因此很自然的,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学的差异就成为本土管理理论建构中的重要问题。不仅如此,根据上文所述之“独特性”和“普适性”的辩证关系,差异固然重要,相同之处也非常重要。简言之,就是仍然要使用“比较”的方法厘清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学的异同,上述研究可以称之为 “比较管理哲学”研究。

比较管理哲学能为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一种普适逻辑,否则,“本土管理理论”就只能局限于“本土”。例如,“家长式领导”虽作为一种成功的本土理论,但至今还未摆脱学术界对其“威权与仁慈同时存在”的质疑,在本文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家长式领导”未就“威权与仁慈为何同时存在”做出一个比较管理哲学的解释,因此,虽然存在大量经验证据,家长式领导的这两个维度仍不能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全面理解和赞同。

比较管理哲学当然也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行为的差异归结为管理哲学的差异。因此,为了解释差异的根源,找到差异背后的普适逻辑,自然要进行比较管理哲学的研究。比较管理哲学还是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跨文化管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找到了不少区分中西方文化的维度,例如:集体主义 / 个体主义、长期导向 / 短期导向等,但上述维度的划分由于缺少比较管理哲学的支持,也受到不少质疑。总之,只有从比较管理哲学的视角找到中西方差异的根源,才能筑牢本土管理、比较管理或跨文化管理的基石。

摘要：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下,中国管理者可能在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根本层次上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明显的差别。本土管理研究的任务是解释中国管理哲学如何影响管理经验的过程,即管理的中国经验背后的普适逻辑。比较管理哲学是本土管理研究、比较管理研究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