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书范文

林语堂的书范文第1篇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 、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 “钓”之趣和钓鱼时 “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其具体方法就是将生活与人生审美化，以诗意来感悟人生。故闲适文人常常是一边享受现世的物质舒适，一边在文章中大谈精神之修养、人生之清雅，如王维等即是;但现世生活即使清贫窘迫，他们也能以生花妙笔将其“点化”得有声有色，诗情并茂，如陶渊明等。林语堂属于前者，事业的成功，物质条件的优裕，使他可以不必过于观照现实的苦难，而可以持更加开放的心灵、雍容的态度来抒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观照平凡人生的方方面面，以展示其从容达观的人生态度和自在舒坦的“闲适之乐”。这在其创作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领悟：

其一，将生活审美化，以诗意感悟人生。林语堂后期(主要指1927年以后)鼓吹悠闲生活、倡导悠闲哲学，就是想引导人们从超越的角度、以审美的心态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超拔出玄淡高远的人生境界。他较早出版的闲适散文专著《生活的艺术》就是一部教导人们怎样以诗意的眼光、闲淡的心境去发现和享受生活美妙的“百科全书”。林语堂此后的散文，虽也不乏讽喻世事与人生之作，但他更多的文章是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是怎样操持吃饭、读书、作文、品茶、吸烟、钓鱼、游名山、览胜水等闲散之事，他在行文中所表现出的闲淡平和的心境、高雅脱俗的情趣，使他所叙写的这些日常俗事都点染上他的个人风格，显现出他的个人情韵，从而在纷纭琐细、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酝酿和超拔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意境。如，在读书时，他可以体味到“一种探险”和“魂灵的壮游”;买鸟后，他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真纯朴和彼此亲和;品味秋天时，他可以体察到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的豪壮和人生之秋的古气磅薄;吸烟时，他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飞升;即使是躺在床上，他也可以体味到心灵清净，看见“人生变成了一幅更现实的图画”，等等。这样，经过林语堂诗意的眼光和艺术的心态的“点化”，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富于诗情与哲理，以至于在他的笔下，生活体验已升华成审美的玩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亦转化成一种知足自娱、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

其二，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林语堂是一个讲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人，对精神的逍遥自适与物质的丰厚齐全，他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态度，主张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因此，对于他十分崇敬的两个人，庄子和陶渊明，林语堂喜欢庄子的哲学，崇尚他的精神自由，但不喜欢他的生活，认为庄子过于愤世嫉俗，是个“避世主义者”和“弃世主义者”;而更喜爱和敬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不但具有庄子的超脱与自适，而且还热爱和享受了现世的人生，是个“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没有逃避人生的人，是个“最理想的哲学家” 。在具体创作中，他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舒适、享受的物质生活的肯定与沉迷。如在《言志篇》中，他宣称他“个人理想的愿望”是：随意舒适的生活、欢乐温馨的家庭，不拘成法的好友、可口的饭菜、合自己口味的藏书，以及周围有乔木、竹树、梅花的房宅。林语堂后来还以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概括了他的这种生活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兼具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既具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享乐的理想生活模式。 对林语堂这种兼顾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的享受态度，鲁迅先生曾措辞激烈地批评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一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金、巡捕捐单是这两项，每月就需银一百十四两，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近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当然，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现实中，鲁迅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 况且，林语堂这种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闲适之乐”以及他常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某种满足感和炫耀之辞，使他高雅的闲适之趣的内涵常显单调、肤浅，且含有庸俗的杂质，他似乎只注意了“闲”

的表象，而对发自心灵性情的深层次的“适”，探讨得还不够。

实质上，林语堂的“闲适之乐”就是在传统士人“闲适之趣”的基础上，加上一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而已 。因此，他的“闲适之乐”相对许多传统士人那种已超越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臻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的精神境界而言，要庸俗和肤浅得多，但也要平实和“贴近人生本相”得多。如今，人们在学术研究、生活态度及文化心理上对林语堂的“闲适之乐”的认同和肯定，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幽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译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深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怎样才能达到幽默呢?在林语堂看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

一、幽默对人生必须报一种从容达观态度，它是温厚的，超脱的。

所谓达观，即对人生的缺憾报以坦然，认可了人生的相对性因而避开了绝对痛苦，是对生命有限欢愉的一种退守，也是对利及义的超脱。然而仅有虽超脱，但不达观，是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幽默是温厚的，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温厚、超脱态度，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作者这样表白自己个人理想的愿望: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样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块小园地，不要有遮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

我要院中几探竹树，几探梅花。:护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这种闲适来自于对人生的达观。

正是这种达观态度，使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为最高境界。如他所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谈言论自由》一文本是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对于官的自由文中写道:“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夕。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接着作者又举一例: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作者轻松地玩笑式地对此事加以了评论:“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满腔愤怒之情，奇迹般地变成了温厚超脱之态。本可让读者引起强烈共鸣，却只让读者得淡然之味。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林语堂认为讽刺与幽默极近，但讽刺文章往往火气太盛，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腐，而达到冲谈心境，便成幽默。幽默与谩骂不同，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幽默是同情。一句话，幽默与讽刺，谩骂不同，关键在幽默是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

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普斯基大学生物教授摩尔君发现，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通过这个荒_诞事作者得出结论:“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后作者又把你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读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泪。然作者笔锋一转，把你带入他的荒诞梦想。

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现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纳票察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胃!

荒诞的梦想，幽默的结尾，又让读者领略到他泪中之笑了。《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示作者对现实的优愤。

另一方面，寓谐于庄的说“反话”，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如《上海颂》便是离谐于庄说“反话”的典范:“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歌烦这楼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这里的“歌颂”，“伟大”“神秘”等都是反语，读者从这些似乎是严肃的描写中激起的是一种轻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

幽默的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林语堂认为人生永远充满幽默，犹如人生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一样，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幽默是客观的，幽默出于自然。由此林语堂幽默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自然。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话或笑话引你发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谐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浓。《我怎样买牙刷》是一个虔信广告术的知识分子受骗经过的详细论述。作者记述他幼时很快乐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认识了一位医生，才失了天真的快乐。医生告诉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从此以后他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他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通过广告，开始他认定毛面呈向内弯形状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预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看见另一种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他两年来所相信的老牌相反。说明书告诉他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于是买了一把回来，一刷，发现不但齿眼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眼的外沿也一样刷得到。他才恍然大悟，又去买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而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作者“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丈明最卫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读后令人哑然失笑。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发笑，只觉得作者记叙的似乎是你所经历过的受骗上当之事，你与作者一样变得聪明了，于是发出会心的笑。

“自然”这一要素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还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夭，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读林语堂的散文，你仿佛觉得作者是

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谈天，轻松地，愉快地和你说笑。这一美感来自他幽默散文语言的自然、平实、生动。

鲁迅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考查一下中国文学史，极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剧中，也多是诙谐和机智，极少幽默。幽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存在，与主体精神、个性、人生态度、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要形成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中国的以氏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礼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严重地禁锢和压抑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无法谈论幽默意识的。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却在散文中浓厚起来。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现代幽默散文发展的原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一是中华民族要在苦中作一点乐，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二是政治形势不许你说正话，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气以舒畅，作长歌而当哭;三是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无论是寄沉痛于悠闲，还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无不是苦中作乐，正话反说，长歌而当哭的具体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林语堂，五四时期曾激进过，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此时他已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但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不甘寂寞，这一矛盾表现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认为“头颅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絮语是应该在花间柳下讲的，而且是侯门闺秀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遇着没有花间柳下可以坐谈，而且恰恰是坐在坟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个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毙。”⑦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他不得不走进“幽默”，作长歌而当哭。正如鲁迅所说:“社会讽刺家究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便属于这一类。

林语堂的书范文第2篇

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经典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文学特点

散文创作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林语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他的文字自然流畅，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不过有时轻松过度，少了一份厚重。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林语堂的文风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他的文章虽也讲要直面人生，不过并不缀以惨淡的笔墨;也讲改造国民性，但并不攻击任何对象，他以观者的姿态把世间纷繁视为一出戏，书写其滑稽可笑处，进而追求一种心灵的启悟，以达到冲淡的心境为最上乘。他最终也没能听取鲁迅关于不要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的规劝，坚持用散文的笔调本色为文，从而广达自喜、独抒性灵。

纵观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品，林语堂这种融汇了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虽缺乏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却也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维度，另辟蹊径，对当时、尤其是当下的读者意义重大。

小说创作

林语堂小说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体现出鲜明的承续与超越特征，这种特征展现在“艺术家”、“世界”、“读者”这种三元框架之中，透过“艺术家”把握林语堂的文化边缘特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格符号和人格滋养，透过“世界”把握林语堂的性灵与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世界观，透过“读者”把握林语堂的文学追求和文化传播策略，构成了“在场”地把握林语堂小说创作和艺术成就的基础。

翻译作品

林语堂的翻译特点是通畅易懂，少用“行语”，中等文化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也是他探索的结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艺术》，写到260页，他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于是文风一变，空灵动人。他避用哲学概念，弃用政治口号，引俗入雅，降雅为俗，将雅俗融合，写出了无学究气、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林语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林语堂抗战前寓居上海近九年，并被谑称为“幽默大师”。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编纂词典

1965年底，林语堂就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

林语堂的书范文第3篇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黄琳

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闲适，他会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并且在读他的散文后，可以看出他是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而正是他使用的文字幽默、轻松和自然流畅，使得他的散文独具一格，让人喜爱。

其中一篇《论解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豁达是幽默中蕴含着的一种重要品质。自我解嘲就是用言语或行动不失幽默地为自己掩盖或辩解被人嘲笑的事。，说白了就是当我们

1 在生活中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为了消除或减轻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有意丑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自己编造一些“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

其实我认为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与其固执己见，“钻牛角尖”，不如放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来点自我解嘲。

就如同那只拿不到葡萄的小狐狸，他已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高墙上那串葡萄，可是并没有如愿以偿。于是它便安慰自己：“那串葡萄一定是酸的!”在得不到甜葡萄的情况下，只得吃酸柠檬却硬说柠檬是甜的，有意美化得到的东西。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有点可笑“可笑”，但奇趣搞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卫方式。可帮助我们松动一下既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目标，使自己失望、不满的情绪得到平衡和缓解，让我们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2 凡事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看到希望，而不是整天悲悲戚戚，愁眉不展，其宝贵的思维模式是大不了就，”而不是斤斤计较，过分认真;多想自己的缺点和无能，经常自我嘲笑，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盲目逞能好胜。这就是豁达。

林语堂的书范文第4篇

林语堂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抑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的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霭里斯(Havelock　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压迫。在某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种象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逼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恰恰生活于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15951612)，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的不久以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堪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象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的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子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为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不绝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画舫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上，文人逐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尤以明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远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欢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政敌。正气凛然，虽然弱女子可不畏强权，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斯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年轻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浪的卖淫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算是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四千两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斯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然男子对于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斯”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者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罗曼斯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象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于她的妆闺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妇，象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西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为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唯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象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比五○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令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护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彩的首领，围绕于孙儿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

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的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肩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这样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同性斗争中会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吾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咯莱尔(Thomas　Carlyle)和亚诺德(Mathew　Arnold)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么?”

林语堂的书范文第5篇

静水微啊

今年寒假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于是每每于阳台晒晒太阳，信手翻阅《林语堂散文》，至《论读书》，不禁又有拍案、会心微笑、鼓掌大笑的冲动。大师果然就是大师呀!读后有点滴心得，赘述如下。

一、自由地读书，持怀疑态度地读

大师说：“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这些情态基本同样适用于今天哪?!指责国人以读书为名取利禄之实，但能撼得动教育体制的力量在哪儿?这令大师不齿的现实，同样在今天也遍地开花呵?是不是读书本来就分很多种，只有等自己的人生奋斗到一定高度时候，才有资格进入下阶段的读?果然，大师接下来说，“今日所谈，非指学堂中的读书”嘘^果然!大师提醒学子不要读死书，要透过文字看本质，持怀疑态度做学问。

大师说的读书是自由读书。大师说：“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人极容易钻牛角尖，但读了一点书，会开了一点窍，发现前面的路还很宽，何必每每自寻烦恼，换个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天塌地陷的危难，乐观的活才是正理。

二、读书须求气质相合

大师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若读得书是适合自己口味的书，那么此种读书必定是会影响人的谈吐及思维方式的，有兴致地读，必定有所收获;为卖弄而浅薄地强读，必定食古不化。这就是所谓的“读书须求气质相合。”大师

说：“读书必以气质相近，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三、读书要顺其自然

大师说：“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读书需顺其自然之势。世上无必读之书，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状态，当某人某日某种心境下，有了某种读得冲动，想应和心境地读，必能在彼时读出一时之味来。比如，少年时候读《红楼梦》，只是少年时期的春心萌动，好奇它与课本的不同，感受它直抒男女之情的奇妙。

三、四十岁，关注的是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性情，其中的人情世故。

林语堂的书范文第6篇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自题小像》是作者写于1903年，附在剪发小像后赠予友人的。"灵台"出自《庄子庚桑楚》中的"不可纳于灵台",后由郭象注解为"灵台者，心也。"在这首诗中鲁迅将"神矢"爱神之箭作为比喻民主主义思潮之工具。而"寒星"给人一种寒寂清冷之感，寄意于寒星的意思应是向人民传递民主进步思想，然而却不受重视。由此不难看出在晚清覆灭之际民众的思想和精神是何其麻木、呆滞!

由此，我不禁想起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的描写："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这喝彩的人们，何尝不是我国当年国民懦弱无知的真实写照?这国民性的缺陷是中国人喝了几千年墨汁后，精神里生长起的罂粟，这游惰因子散发着懦弱、无知，只会将无数仁人志士推向无谓牺牲的崖边!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振聋发聩的呐喊划破长空："我以我血荐轩辕!" 掷地有声，它发出的清脆响声足以触动任何一个爱国青年的心，更激励着一个热血、坚毅、倔强的青年鲁迅走进革命的队列中。

此时周家已零落不堪：父亲猝然离世、二弟尚幼，家境也日薄西山，自己只能外出求学因父亲离世而诱发的系列变故像一座大山压得鲁迅喘不过气，而作为长房长孙的他只能惨然应对。这使他过早成熟起来，也让我们可以在文章中捕捉到关于他凄凉童年的细枝末节。像《孔乙己》中那个还不如柜台高的小男孩，《父亲的病》里为请医问药而四处奔走的男孩，最后还要凄惨地喊叫濒死的父亲的名字这些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伤疤。

个人的发展方向是与家庭息息相关，且不断发展变化的 ,无论在他年轻还是年老。 通过这些便可了解鲁迅为何文笔犀利，性格倔强而难以相处，这与其缺少双亲关怀及兄弟意见相左的家庭内部矛盾相关，因此，先生能把冷峻的文笔保持一生。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先生一生的写照，《自题小像》中有鲁迅对民主革命的无限期待，也有因眼见现世愚昧而将热血寄意于自己、并以大无畏精神投身实践的勇毅。它不长，却写出了鲁迅的铮铮铁骨。

其二

1922年，北大在蔡元培校长的带领下，开始了对教育体制的系列改革。在蔡校长"兼容并包"的理念下，北大一改其往日旧官僚贪污纳垢的坏风气，学校开始焕然一新。然而，守旧势力仍不肯善罢甘休，常常公开挑衅，使校长左右为难，几近辞职。

在这新旧思想交替之际，冲突是难免的。然而，却有一批有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畏强权，在启迪民智的路上踽踽前行。其中最突出、最有斗争意识的，就是鲁迅先生。

这一年，恰逢废除科举制度十周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封建势力残存，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科举制这给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以美梦和渴望的制度，依旧残存于民间。

为"痛打落水狗",鲁迅先生拍案而起，撰文《白光》、《孔乙己》等文章，以饱含同情与愤懑的心，将利刃付诸笔端，辛辣地鞭笞着科举制之弊端，揭示了封建科举"吃人"之事实，在那些愚昧且抱着进京赶考’幻想的落后知识分子的头上猛浇几盆冷水，泼醒了他们的春秋大梦。

比如《白光》里的陈士成很好地启迪了民众：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地游走。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左弯右弯"他耸然了，傾耳听时，那声音却又提高地复述道："右弯!"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地闪起在他房里了。"也终于在这里!"陈士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伸手去摸锄头’

这可怜的读书人真是中了科举的毒了，然而除了科举，还有封建迷信毒蛇般盘在那里。

陈士成又受到白光指引，跑去"山里"了。他惨然奔去，眼见所念的大好前程就要到手，然而作者却给了个阴惨的结局：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并无人去看且认领这浮尸。

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篇目，刻画了许多小人物。而《白光》着重描写了一个想中举快要入魔了的疯癫读书人，因入仕执念未果而赴死。无疑，这迂腐的读书人与封建社会无数入仕者一样，还对科考制度怀揣一丝希望。可是这制度已经腐烂了，如果还食古不化，故步自封，就是堵塞了发展之路。注定要毁灭。

《呐喊》中常见这样故事性强、趣味横生又富有讽刺协和斗争性的小说。所以说，鲁迅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杂文家、批驳家和斗士，还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他智慧地将一个个新思想的萌芽洒落在小说这片通俗、广阔的沃土上，让广大民众以’娱乐’而非枯燥’的方式去接受它，传播开来。并且给民众以深刻印象。他的战线’在无形中被拉长了。

尽管鲁迅先生是旧官僚家庭出身，但由于聪敏善学，其思想的进步性是远高于其同一时期的某些安于闲逸的教授的。也得益于紧跟时代潮流的思维 ,思想认知也随之不断更新。他那敏锐的天性，犀利的笔触都是那样难能可贵，是那个思想变革时期的最强音!

辜鸿铭曾说过："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君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得啦。"如果说是民国政府剪掉了民众头上的那根辫子，那么旧思想的剪辫人非鲁迅先生莫属。《呐喊》等皆为鲁迅的名作，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及意义，至今读来，仍令人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

"好钢用在刀刃上。"鲁迅穷极一生，完成了作为钢’的使命。他用饱含深意的笔端铸就的民族魂，将永被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