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年表范文

林语堂年表范文第1篇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 、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 “钓”之趣和钓鱼时 “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其具体方法就是将生活与人生审美化，以诗意来感悟人生。故闲适文人常常是一边享受现世的物质舒适，一边在文章中大谈精神之修养、人生之清雅，如王维等即是;但现世生活即使清贫窘迫，他们也能以生花妙笔将其“点化”得有声有色，诗情并茂，如陶渊明等。林语堂属于前者，事业的成功，物质条件的优裕，使他可以不必过于观照现实的苦难，而可以持更加开放的心灵、雍容的态度来抒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观照平凡人生的方方面面，以展示其从容达观的人生态度和自在舒坦的“闲适之乐”。这在其创作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领悟：

其一，将生活审美化，以诗意感悟人生。林语堂后期(主要指1927年以后)鼓吹悠闲生活、倡导悠闲哲学，就是想引导人们从超越的角度、以审美的心态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超拔出玄淡高远的人生境界。他较早出版的闲适散文专著《生活的艺术》就是一部教导人们怎样以诗意的眼光、闲淡的心境去发现和享受生活美妙的“百科全书”。林语堂此后的散文，虽也不乏讽喻世事与人生之作，但他更多的文章是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是怎样操持吃饭、读书、作文、品茶、吸烟、钓鱼、游名山、览胜水等闲散之事，他在行文中所表现出的闲淡平和的心境、高雅脱俗的情趣，使他所叙写的这些日常俗事都点染上他的个人风格，显现出他的个人情韵，从而在纷纭琐细、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酝酿和超拔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意境。如，在读书时，他可以体味到“一种探险”和“魂灵的壮游”;买鸟后，他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真纯朴和彼此亲和;品味秋天时，他可以体察到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的豪壮和人生之秋的古气磅薄;吸烟时，他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飞升;即使是躺在床上，他也可以体味到心灵清净，看见“人生变成了一幅更现实的图画”，等等。这样，经过林语堂诗意的眼光和艺术的心态的“点化”，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富于诗情与哲理，以至于在他的笔下，生活体验已升华成审美的玩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亦转化成一种知足自娱、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

其二，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林语堂是一个讲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人，对精神的逍遥自适与物质的丰厚齐全，他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态度，主张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因此，对于他十分崇敬的两个人，庄子和陶渊明，林语堂喜欢庄子的哲学，崇尚他的精神自由，但不喜欢他的生活，认为庄子过于愤世嫉俗，是个“避世主义者”和“弃世主义者”;而更喜爱和敬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不但具有庄子的超脱与自适，而且还热爱和享受了现世的人生，是个“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没有逃避人生的人，是个“最理想的哲学家” 。在具体创作中，他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舒适、享受的物质生活的肯定与沉迷。如在《言志篇》中，他宣称他“个人理想的愿望”是：随意舒适的生活、欢乐温馨的家庭，不拘成法的好友、可口的饭菜、合自己口味的藏书，以及周围有乔木、竹树、梅花的房宅。林语堂后来还以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概括了他的这种生活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兼具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既具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享乐的理想生活模式。 对林语堂这种兼顾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的享受态度，鲁迅先生曾措辞激烈地批评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一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金、巡捕捐单是这两项，每月就需银一百十四两，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近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当然，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现实中，鲁迅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 况且，林语堂这种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闲适之乐”以及他常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某种满足感和炫耀之辞，使他高雅的闲适之趣的内涵常显单调、肤浅，且含有庸俗的杂质，他似乎只注意了“闲”

的表象，而对发自心灵性情的深层次的“适”，探讨得还不够。

实质上，林语堂的“闲适之乐”就是在传统士人“闲适之趣”的基础上，加上一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而已 。因此，他的“闲适之乐”相对许多传统士人那种已超越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臻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的精神境界而言，要庸俗和肤浅得多，但也要平实和“贴近人生本相”得多。如今，人们在学术研究、生活态度及文化心理上对林语堂的“闲适之乐”的认同和肯定，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幽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译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深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怎样才能达到幽默呢?在林语堂看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

一、幽默对人生必须报一种从容达观态度，它是温厚的，超脱的。

所谓达观，即对人生的缺憾报以坦然，认可了人生的相对性因而避开了绝对痛苦，是对生命有限欢愉的一种退守，也是对利及义的超脱。然而仅有虽超脱，但不达观，是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幽默是温厚的，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温厚、超脱态度，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作者这样表白自己个人理想的愿望: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样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块小园地，不要有遮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

我要院中几探竹树，几探梅花。:护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这种闲适来自于对人生的达观。

正是这种达观态度，使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为最高境界。如他所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谈言论自由》一文本是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对于官的自由文中写道:“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夕。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接着作者又举一例: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作者轻松地玩笑式地对此事加以了评论:“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满腔愤怒之情，奇迹般地变成了温厚超脱之态。本可让读者引起强烈共鸣，却只让读者得淡然之味。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林语堂认为讽刺与幽默极近，但讽刺文章往往火气太盛，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腐，而达到冲谈心境，便成幽默。幽默与谩骂不同，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幽默是同情。一句话，幽默与讽刺，谩骂不同，关键在幽默是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

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普斯基大学生物教授摩尔君发现，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通过这个荒_诞事作者得出结论:“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后作者又把你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读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泪。然作者笔锋一转，把你带入他的荒诞梦想。

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现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纳票察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胃!

荒诞的梦想，幽默的结尾，又让读者领略到他泪中之笑了。《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示作者对现实的优愤。

另一方面，寓谐于庄的说“反话”，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如《上海颂》便是离谐于庄说“反话”的典范:“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歌烦这楼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这里的“歌颂”，“伟大”“神秘”等都是反语，读者从这些似乎是严肃的描写中激起的是一种轻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

幽默的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林语堂认为人生永远充满幽默，犹如人生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一样，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幽默是客观的，幽默出于自然。由此林语堂幽默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自然。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话或笑话引你发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谐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浓。《我怎样买牙刷》是一个虔信广告术的知识分子受骗经过的详细论述。作者记述他幼时很快乐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认识了一位医生，才失了天真的快乐。医生告诉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从此以后他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他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通过广告，开始他认定毛面呈向内弯形状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预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看见另一种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他两年来所相信的老牌相反。说明书告诉他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于是买了一把回来，一刷，发现不但齿眼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眼的外沿也一样刷得到。他才恍然大悟，又去买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而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作者“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丈明最卫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读后令人哑然失笑。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发笑，只觉得作者记叙的似乎是你所经历过的受骗上当之事，你与作者一样变得聪明了，于是发出会心的笑。

“自然”这一要素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还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夭，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读林语堂的散文，你仿佛觉得作者是

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谈天，轻松地，愉快地和你说笑。这一美感来自他幽默散文语言的自然、平实、生动。

鲁迅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考查一下中国文学史，极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剧中，也多是诙谐和机智，极少幽默。幽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存在，与主体精神、个性、人生态度、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要形成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中国的以氏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礼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严重地禁锢和压抑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无法谈论幽默意识的。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却在散文中浓厚起来。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现代幽默散文发展的原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一是中华民族要在苦中作一点乐，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二是政治形势不许你说正话，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气以舒畅，作长歌而当哭;三是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无论是寄沉痛于悠闲，还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无不是苦中作乐，正话反说，长歌而当哭的具体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林语堂，五四时期曾激进过，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此时他已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但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不甘寂寞，这一矛盾表现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认为“头颅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絮语是应该在花间柳下讲的，而且是侯门闺秀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遇着没有花间柳下可以坐谈，而且恰恰是坐在坟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个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毙。”⑦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他不得不走进“幽默”，作长歌而当哭。正如鲁迅所说:“社会讽刺家究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便属于这一类。

林语堂年表范文第2篇

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经典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文学特点

散文创作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林语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他的文字自然流畅，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不过有时轻松过度，少了一份厚重。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林语堂的文风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他的文章虽也讲要直面人生，不过并不缀以惨淡的笔墨;也讲改造国民性，但并不攻击任何对象，他以观者的姿态把世间纷繁视为一出戏，书写其滑稽可笑处，进而追求一种心灵的启悟，以达到冲淡的心境为最上乘。他最终也没能听取鲁迅关于不要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的规劝，坚持用散文的笔调本色为文，从而广达自喜、独抒性灵。

纵观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品，林语堂这种融汇了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虽缺乏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却也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维度，另辟蹊径，对当时、尤其是当下的读者意义重大。

小说创作

林语堂小说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体现出鲜明的承续与超越特征，这种特征展现在“艺术家”、“世界”、“读者”这种三元框架之中，透过“艺术家”把握林语堂的文化边缘特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格符号和人格滋养，透过“世界”把握林语堂的性灵与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世界观，透过“读者”把握林语堂的文学追求和文化传播策略，构成了“在场”地把握林语堂小说创作和艺术成就的基础。

翻译作品

林语堂的翻译特点是通畅易懂，少用“行语”，中等文化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也是他探索的结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艺术》，写到260页，他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于是文风一变，空灵动人。他避用哲学概念，弃用政治口号，引俗入雅，降雅为俗，将雅俗融合，写出了无学究气、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林语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林语堂抗战前寓居上海近九年，并被谑称为“幽默大师”。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编纂词典

1965年底，林语堂就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

林语堂年表范文第3篇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黄琳

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闲适，他会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并且在读他的散文后，可以看出他是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而正是他使用的文字幽默、轻松和自然流畅，使得他的散文独具一格，让人喜爱。

其中一篇《论解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豁达是幽默中蕴含着的一种重要品质。自我解嘲就是用言语或行动不失幽默地为自己掩盖或辩解被人嘲笑的事。，说白了就是当我们

1 在生活中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为了消除或减轻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有意丑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自己编造一些“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

其实我认为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与其固执己见，“钻牛角尖”，不如放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来点自我解嘲。

就如同那只拿不到葡萄的小狐狸，他已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高墙上那串葡萄，可是并没有如愿以偿。于是它便安慰自己：“那串葡萄一定是酸的!”在得不到甜葡萄的情况下，只得吃酸柠檬却硬说柠檬是甜的，有意美化得到的东西。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有点可笑“可笑”，但奇趣搞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卫方式。可帮助我们松动一下既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目标，使自己失望、不满的情绪得到平衡和缓解，让我们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2 凡事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看到希望，而不是整天悲悲戚戚，愁眉不展，其宝贵的思维模式是大不了就，”而不是斤斤计较，过分认真;多想自己的缺点和无能，经常自我嘲笑，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盲目逞能好胜。这就是豁达。

林语堂年表范文第4篇

林语堂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抑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的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霭里斯(Havelock　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压迫。在某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种象是真情的方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逼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恰恰生活于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15951612)，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的不久以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堪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象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的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子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为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不绝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画舫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上，文人逐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尤以明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远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欢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政敌。正气凛然，虽然弱女子可不畏强权，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斯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年轻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浪的卖淫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算是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四千两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斯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然男子对于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斯”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者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罗曼斯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象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于她的妆闺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妇，象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西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为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唯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象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比五○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令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护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彩的首领，围绕于孙儿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

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的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肩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这样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同性斗争中会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吾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咯莱尔(Thomas　Carlyle)和亚诺德(Mathew　Arnold)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么?”

林语堂年表范文第5篇

读林语堂《品味人生》有感

摘要：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人生研究”、“人生享受”、“人生归宿”，本书主要将林语堂对中外人性，人生及其人的理想追求、生存状态和悠闲生活的方式等等所作的议论和探讨的文章进行了编辑。

关键词：人生、研究、享受、归宿、文化

一 人生研究

林语堂在对人生进行研究时并不是泛泛地就这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看法，而是从人的德行、心灵着手，并就不同的国度对不同的人做了剖析，其中主要分析地便是中国人。

(一)中国人的人性

谈人就离不开一个集体。书的开始从中国的国民性谈起。中国人大多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自豪，然而，林语堂却在书中指出，中国太老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这就像中国人一直以来强调的敬老一样。老人有什么可敬的呢?这话听起来似乎放荡不羁。我们都说老人经历的事多，经验多，对一些事情能有较为准确的判断，但是老辈的襟怀却不如少年人。回到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强盛大半还是少年撑起来的。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那么中国人说的敬老岂不是仅敬他的寿考?国家也是如此，五千年里多少天灾人祸，中国至今仍然存在，那我们是否该赞叹一下她的伟大? 我想，中国人是很乐意承认中国的伟大的。哪个国民会不乐见自己的国家伟大呢?你要是正儿八经问一句，哪里伟大了?保管他会回你，中国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了啊，这么悠久的历史!然后你想不懂，为什么越老就越伟大，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不明白就越伟大。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即使得不到精华也算是注入了新鲜血液。大家都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因为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文化碰撞融合，变得复杂多样。南北文化更是大相径庭。南方人细腻，北方人粗犷。虽有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民性。林语堂在书中提出了国民性中最为明显的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漫性以及老猾性。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忍耐的名言：小不忍则乱大谋;有理让三分，冤家也成亲。而这种忍耐在林语堂眼里却成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之一。忍耐性来自世家大族，散漫性则在文人身上体现的尤多，而老猾性则被林语堂称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这些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作品中林语堂提及了幽默、知足、和平、圆熟等德行，而关于人的心灵，林语堂给出的评价则是智慧但缺乏科学精神。我们没办法因为林语堂在上世纪就这么精准地说出了现在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就感到沮丧，因为上下五千年过来了，我们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成熟。幽默，那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林语堂说，人生如剧，一大趣剧，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的确，真正能按自己所想的方式活下去的人，在这世间能有多少?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牵连所羁绊，但是却又没办法亲手斩断。归根到底只有三个字，舍不得。这就又牵扯到舍与得。但是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欲望还是比较小的，他们更倾向于知足。中国有句谚语叫知足常乐，由此可见一斑。但是知足这俩字儿跟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到了林语堂嘴里就又变了味儿。什么叫知足?中国为什么会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存在?是国人自己明哲保身的意识，还是只求温饱别无所求的自我满足?人民对朝政事不关己，朝廷对人民下令禁议朝政，散漫之风由此而成。若想改变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须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让人有话敢讲，才能化这种散漫为团结。

(二) 中国文化下的人生观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为中外奉为圭臬。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也给中国文化中注入了很多人文思想，这就使中国历来讲求“仁”。中国的人文主义包括了三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这就使中国的人生理想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顽固的特性。生命也许是愁惨的，但是他们会从中寻找到快乐。不管作为什么样的角色而存在，生活中繁琐的小事纷乱不绝，他们会将生活继续下去。

也就是因为骨子里对于生活的固执和容易满足，中国人并没有很明显的宗教信仰。在这一点上和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人终究是要信奉些什么的，否则他们就对生活毫无畏惧。所以部分中国人选择了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以至于改变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宋代理学的出现就是在佛教的直接影响之下。

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书中，林语堂给他们一些人定了位。庄子能够发现自己，孟子以“智、情、勇”为他的“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老子最邪恶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宽容、简朴和知足的最高理想。这种教训包括愚者的智慧，隐者的利益，柔弱者的力量和真正熟识世故者的简朴。

人类往往忘记自己是多么渺小，在自然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是另一方面，当人类把自己和自然界伟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他就会变得真正的伟大。一个能认识到自身渺小的人本来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去证明自己的伟大。当他有了这种涵养，就会去谈论自己的梦想并努力去实现它。

有的时候，做人与写文章是对立的。林语堂的观点是，做人可，做文亦可，做文人不可。文章写不好没关系，但是做人不能不做好。与其说林语堂是在劝人们不要做文人，倒不如说他在用一种反讽的手法批评人们对在世文人的不公。大家几乎都认定文人应穷，历史上似乎也的确如此。文人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是他们舍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放逐了文人?

(三)中外的人性研究

每个国家都有他文化之特性，而此特质是常与国民性有关，文化和国民性则是互相影响。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勇敢有为之精神不足，而动心人性之功夫甚深。中国人的美德的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有些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做的很不够。虽然自称礼仪之邦，但是在国际上日益下降的声誉已经让我们越来越愧对这四个字。

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新生国家，她的历史只有短短二百多年，却在这二百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日本虽然历史较美国要长，但是她借鉴了很多国家的文化精髓并把它们融为一体成为自己独特的文化领域;英国人的精神与中国较为相似，她们同是现实主义和常识的崇拜者。国家的性情是人民对于理想追求产生的后果，当整个民族都在向往着同一个目标时，国家也就被同化了。此外还有基督徒和希腊人。

可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国家或者民族，我们都一样生活在这个世上，尘世才是人类唯一的天堂。中国人更在乎的不是注重真理的知识，而是怎样生活的知识。他们享受生活，却也能够清楚认识到死亡，这就给人们一种危机感，能够让人们好好地珍惜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怎样地生活?”正因为领略到我们的生命总有一天会灭绝，那些热爱生命的人才会有一种悲哀的诗意情调。基士爵士说：“如果人们的信念跟我的一样，认尘世是唯一的天堂，那他们必将更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从这一点来看，人生其实并不那么复杂，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带着些儒家思想，它含着浓厚的尘世气息。

二 人生享受

(一) 精神享受

精神享受在这里可以分为生活享受和生命享受。说生活享受有点儿矛盾，毕竟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然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精神本身就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每天的每天，都在做着不一样的事;平淡无奇的，没有什么创意，为了生活，人们都在不停的忙碌着。清晨起来，看见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贪婪的吮吸着淡淡的花香，这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但有时失意的时候，享受着这些，却又觉得无谓，因为这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每天都在为未来而拼搏着，从不曾停下过脚步，就是为了得到理想中的那些富裕的私有财产，所以，就忽略了身边的这些美好，其实，每一天都有着不停的意义，不同的价值，就看你如何去使用，如何去理会它的真正含义，之所以感到迷茫，困惑，乏味......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去利用它应有的价值，有多少人，在和病魔作斗争，只为了在这世上多留一秒，可又有多少人，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放弃生命。轻生，不是他们放弃了生命，放弃了世界;而是生命和世界放弃了它。

(二)自然享受

人的一生也许是一种旅行，在大自然里的旅行。所以生活要学会与大自然共处，在大自然中享受，在旅行中享受。在路上心里才会有偶尔这种活在当下的体验，佛教我们要忘记时间，忘记过去，不想未来，说日日是好日，可真的很难做到，我还未见过雪山，但见过戈壁，数百万年的时光沧海变桑田，那时忘记父母忘记责任忘记所有人事忘记自己，只是感动生命。这个时代，一切太快，我们都像是被不知名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然后会迷失困惑，最后失去自己，我已经失去自我了。能够停下来，按照自己的速度，这是很大的进步，其实随大流可以轻松却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学会慢下来，慢慢地欣赏自然，享受旅行的快乐。可是林语堂本人却说：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须是一个流浪者，经历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

我想，林语堂想强调的还是心灵吧，让心灵得到历练，旅行本身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人生中如果没有一两次在大自然中的旅行，生命会变得枯燥无味。歌德讲，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对我来说，旅行时让自己身上的各种荷尔蒙尽情释放的过程，是带着心灵和身体一起安于途中。

(三)文化享受

要想享受文化，首先得有知识上的鉴别力，以艺术为游戏和个性，读书，写作，陶冶自己的情操。文化不是一个人对所游览的事物有多么丰富的知识，文化是这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一种对生活的共鸣和感动。让我们设想一种情景：在某个藏区的寺庙门口，夕阳洒在金色的寺庙屋顶，秋风吹过，远处传来喇嘛诵经的浑厚之音。可以说，这是在体验一种文化的感动。那么，让我们感动的是寺庙?夕阳?还是秋风?我认为都不是，而是那诵经声。最接近人心灵的，是人本身，这才是文化。而这种文化带给我们的享受是什么都比不上的随着时间的流驶，历史的洗涤，在浩瀚的文化长河，留下了光辉。怀着崇敬之心，虔诚之情，我们同样应洗尽铅华，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闭上双目，聆听心灵的召唤，旅行一次，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

在夕阳的余晖中，听着远方横笛的吹奏，来几碟黄酒小菜，兰亭临帖，感受着墨香;

或是在天青烟雨中，看看瓶身描绘的牡丹，瓶底仿前朝的飘逸的汉隶，素胚上用笔锋勾勒出的青花，渲染仕女图韵味的釉色;

或是在某个雪夜，等待着相知的朋友，依偎着红泥小火炉，平淡闲适，细醅绿蚁新酒;

抑或是更简单的，泡一杯香茗，打开一本唐诗或宋词，静静地徜徉于古典文化之中，做一次无声的文化旅行

三 人生归宿

每个人回顾他一生，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已然成功，也许以为还不够好。在老年到来之时，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权休息，可以安闲度日，可以与儿孙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享受人中之至善的果实了。因为我们有这么个会死的身体，以至于遇到下面一些不可逃避的后果：第一，我们都不免一死;第二，我们有强壮的肌肉;第三，我们都有一颗喜新厌旧的心。这些事实各有它根本的特质，所以对于人类文明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种现象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反而不会想起它。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后果看清楚，便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明。

生命本生没有什么意义，活着就是我们的价值，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人生因荣誉、家庭而让人向往，又因嫉妒、狡猾而让人厌倦，可生活因它们而多姿多彩。一切有形的物体最终会破碎，一切有生灵的生物总将死亡。正如培根所说：“与其视死亡为恐怖，倒不如采取一种宗教性的虔诚，从而冷静地看待死亡将其视为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以及对尘世罪孽的赎还。”我敬佩那些不惧怕自然死亡的人，却对自杀者却看不起。也许自杀者可以找出无数个活着“不好”的理由，但他们却自认为“死”是他们最佳的选择。那自杀者自己死了，自我解脱了，但他们却很少想过自己的行为将留给亲人是何种感受。

林语堂年表范文第6篇

翻译的分类论述的内容杂而多，包括口译和笔译，口译又包括交替口译、同声传译、耳语传译等等。

翻译按方式来分，有汉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成汉语两种。翻译按翻译客体性质或文体分，可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强调文学作品文本的艺术审美与文学欣赏，风格、价值观和思想，再显的是原文作者的精神活动和语言艺术美，这些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故事、叙事文学、散文等;非文学翻译涉及的内容和学科知识十分广泛，强调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知识、事实、事件和信息，再显的是实用性事实、信息的交际性和功能功利。 翻译按翻译工具形式来分，可分为：口译和听译、手语翻译、视译和笔译;口译是一种促成分属不同语言的人们有声言语交际活动，口译与笔译相对，按传送方式分为同声传译、交替传译、耳语传译;按场合和内容可分为外交口译、技术口译、学术口译、工程谈判口译、会议口译、陪同口译、法庭口译、媒体口译、商务口译 、社区口译;按就工作性质而

言，口译可以划分为外事翻译、军事翻译、商贸翻译、医学翻译、联络翻译、会议翻译、法庭翻译、技术翻译、展览翻译、导游翻译、生活翻译等;听译主要针对在听力理解的基础上，利用短时记忆和简要的笔录进行即时翻译;手语翻译可分为手译、口译和手语手译三种类型。手译是把健听人的口语翻译成聋人手语传达给听力障碍的人。手译一般用在谈话、开会、讲课、新闻联播等场合。口译是把聋人的手语翻译成健听人的口语和书面语。口译一般用在聋人作报告、聋人企业家的业务洽谈、座谈会等场合。手语手译在使用两种不同手语的聋人之间把一种翻译成另一种，如将中国手语翻译成美国手语等;视译是指同传译员拿着讲话人的发言稿，边听发言、边看原稿、边进行同声传译。需要注意的是口译、听译、手语翻译和视译均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 翻译按翻译主体来分，可分为：人工翻译 、机器翻译 、机器辅助翻译 、人机交互翻译 ，以及网络辅助翻译 等;人工翻译主要是指译者借助工具书，利用一定的翻译知识和技巧完成翻译的整个过程;机器翻译，又称自动翻译，就是利用机械(主要是计算机)按一定程序自动进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它主要是建立在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数学等多门学科基础上，可以分为：语料库辅助翻译 、读者型机器翻译 、作者型机器翻译;机器辅助翻译，或称计算机辅助翻译，是指“译者运用计算机程序部分参与翻译过程度一种翻译策略” 它利用计算机软件和翻译记忆技术来实现翻译过程，计算机辅助翻译根据辅助工具还可以分为：电子词典翻译和软件辅助翻译等;网络辅助翻译，也称在线翻译 ，主要是指

利用互联网资源、在线词典和编程、协议完成翻译的一个实时查询、浏览、翻译系统;等等，还有很多分类。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翻译也越来越重要，但是翻译的目的是什么?翻译不仅仅依靠语言学，因为第一翻译不单单是甚至并不主要是语言的过程，第二，语言还没有提出真正针对翻译困难的问题，因此，翻译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者应该按照目的的指引，考虑一切与翻译有关的因素，从而选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中西方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翻译者本人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这对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就词汇翻译、短语翻译、句子翻译等方面分析了文化知识对其的影响，旨在说明英语翻译与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进一步强调翻译者的文化常识在翻译工作中的重要性。

翻译的过程绝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文字直接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它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首先要反复研读原文内容，弄清原文题材、文体、作者写作态度和作品主旨，并借助词典弄清楚那些不太熟悉的诸如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名称。科技术语的翻译方式等。不能一拿到原文就下笔翻译，因为准确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不研读原文便下笔翻译必将会产生以偏概全、译文不自然、欠通顺、前后不统一的错误。接着根据原文作者的思想，揣摩译文中

将要采用的句型，选定译文与原文句子类型相近的句子结构，确定句子基本框架后，初步完成译文，还要运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增删词汇、转换成分等技巧和手段，并使其与原文的韵味基本相同，最后检查译文是否有错误。